Ⅱ[161]
了解革命
“此后，就像佩林·丹丁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仍在愿望的推动下做出判断，我需要继续下去。”[162]托克维尔对诉讼人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与整个时代的法官大致相同，那些参加了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的法官，他们不得不致力于为社会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正如奥尔特加所说，对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代人而言，解决政治问题高于解决所有突出的个人问题。[163]过激派与自由派、1789年和1793年、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等、君主制和共和制，存在如此多的需要做出选择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置于何处？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164]知识的交流完善了他的思想并使他的修辞手法更加细致入微；但那并不能揭去1835年的作品在他身上贴上的标签。尽管托克维尔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被依次称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伯克式保守主义者、开明的贵族阶级人士、奇怪的自由主义者——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带来的混淆仍在持续。
而它在另一方面是困难的。《论美国的民主》，也被称作是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最令人着迷的诠释之一，其的确尝试着使用美国这面“镜子”[165]，来创造一种能够解释（并产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哲学。[166]
“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一些我们在河岸上看见的碎片上，而急流将我们卷走并把我们推进了深渊。”[167]面对这种危险的革命动荡，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一种路径或一块基石；正是这一点迫使作者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前面的篇章中寻找一种对革命做出的解释。[168]即使我们必须等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伟大的历史巨变做出更全面、更详细的解释，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的革命理论的主线早已呈现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中。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大致总结为：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既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不是一次法国的革命。
此次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是因为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精神、观念、信仰、心灵习性的层面上，这所有的一切再次使用了道德观念一词的含义[169]，而他选定的却是习俗一词。[170]
根据托克维尔的想法，每个历史变化必然始于思想层面。于是，思想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并因其产生一定的改变。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状态。[171]
政治社会不是由他们的法律构成，而是事先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情绪、信仰、思想、心灵习性和精神构成，而本性和教育塑造了那些人。如果我的作品的所有部分没有呈现出这一真理，如果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法让读者们不断地审视自我，如果它没有在每时每刻向他们指明这一点，且没有公然表明教导他们的主张，仅仅是情绪、思想、道德观念能够带来繁荣和公众自由，与之相反的恶习和错误必然会把繁荣和公众自由推开，我将无法达到我所期待的主要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172]
社会状态进而塑造了政治状态。[173]（在今天，我们会谈论社会和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国和美国[174]，人们是独立自主的，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法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也已经学会将他们看作平等的个体。[175]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既改变了想法和情绪，也被想法和情绪改变；一旦社会状态发生改变，法律机构与政治机构也会渐渐地适应这些变化。“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不会不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现和象征。”人民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公众舆论的一部分。[176]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都发生在1789年之前，其在本质上因所有欧洲人的改变而加速改变[177]，其以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因培根和笛卡儿而继续，随后为启蒙运动提供普遍观点，其可应用于所有时期和世界各地。
“［革命］仅仅是一个激烈而短暂的过程，通过它，政治状态适应于社会状态，行为适应于思想，法律适应于道德观念。”[178]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复述。这只不过是现实到理想的突然的适应性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抽象哲学形成于未经完善的理论，因而产生了质疑，或者被政治实践所证实。
旧政权想通过防止政治变化慢慢适应于社会变化来无视社会变化，而这为其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革命者远离了能够让他们根据法国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分析及调整他们的理论的政治实践，试图让法律和政治世界遵从远离社会现状的抽象原则及普遍原则。
然而，一个争议肯定会出现。如果革命实际上将其之前的文化运动作为出发点，只要法国人与法律机构和社会机构的社会观念与政治观念之间存在差异，那么改革的到来所引发的巨大改变就无法实现。[179]这提出了下列问题：革命可以结束吗？法国和欧洲是否注定要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无尽循环中？你怎样才能阻止一场不断展开的革命？
托克维尔在1850年再次评论：
在经过这样的暴力危机之后，我们的国家比我们认为的更平静、更繁荣。但其仍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尽管60年的革命使这种不稳定的感觉给社会发展带来较少损害，给法国人带来较少痛苦，它仍然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完全符合一名水手在大海中或者一名士兵在战场上的心理状态。它尽可能少地完成每一天的任务，不为明天担心。但这样的国家是不稳定和危险的。而且，它不是我们所特有的。在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大陆上，你会发现新世界即将诞生，旧世界最终变成废墟。你要相信，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旧势力的恢复仅仅是暂时性事件，它无法阻止紧随其后的伟大的戏剧性事件。这种戏剧性事件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类结构和什么样的思想形式能够取代它。[180]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托克维尔计划创作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理论，其能够成功地解释过去和未来、旧政体与新政体，或者托克维尔所说的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181]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在第一卷的简介中读到，“我所谈论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在那里大概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它以一种单一而简单的方式在那里出现，或者可以这样说，尽管这个国家本身没有发生革命，但它知道民主革命会在我们之中发生。”[182]
托克维尔打算判断美国社会是否是世界上唯一的特例——在这种特别的形势中，思想能够轻易改变现实，社会状态与政治状态相一致，整个世界是“一种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和塑造的具有延展性的材料”[183]。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大陆上，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梦想似乎不需要发动革命就能够实现[184]，“而且在那里，他们那些抽象的、推理的、理论上的原则是真实的、具体的和吸引人的。
但是，如果仅是美国那独特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就能够阐明其在民主政治上取得的成功，那么欧洲国家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不断的革命成为民主主义国家。
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证实了美国的存在不需要革命。可以这么说，美国边境那一路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荒野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并以一种明晰的方式转变成现实”[185]随着旅程的继续，托克维尔会将他的理论完善化和复杂化，但这名《论美国的民主》的开拓者特别声明其在本书第二卷中详细地描写了民主主义者。
“在［西部的］这种环境中，美国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你会觉得它就像大部分儿童读物那样，”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对他的母亲说道，“那里的一切都是刺激而夸张的。一切尚未处于明确的位置。［……］在西部，没有人能够让自己成名或是有时间建立自己的信誉。因此，在没有最后的屏障的基础上，民主主义显露出了它的所有特点——它的变化无常、它那令人羡慕的激情、它的不稳定性和它那不安分的特性。”[186]
开拓者必然忙于寻找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他远离世界的其他部分，独自生活在小木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产量。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生存的必需品，为了保护他的小世界。他对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的陌生人表现出来的慷慨无非是一种算计；这种行为并非发自内心，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投资。[187]沉迷于物质生活、个人主义和利益是很容易理解和定义的，其显然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但是生活在边境，它们可能会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永久现象。
因此，如果北美不需要发动革命，那是因为适应过程和哲学、社会状态、政治条件之间的斗争不再存在。理想与现实相吻合，其原因被暂时掩盖。为了自由和快乐，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188]不需要斗争或者冲突，不需要复杂的思维渗透，必然减缓想法与生活习性和法律的变化；在那里，没有什么地方是废墟，没有什么地方是过去，没有什么地方有过去的印记。“这个联邦……利用欧洲各个传统民族的经验，避免像它们那样受到束缚，从而充分利用过去，将过去的经验运用到现在；它没有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父辈流传下来的巨大遗产、荣耀与痛苦的混合物、国家友谊和国家仇恨。”[189]
因此，美国有这种特权——能够享受欧洲人的思想成果而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美国，”托克维尔记录，“社会似乎是在一天天的实践中形成的，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190]
托克维尔评论了新大陆的罕见形势，其在永恒的当下是它赖以支撑的基础：“≠对美国来说，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未来：它并不存在。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阻碍人类取得成就的自然极限；对他来说，没有得到的就是尚未尝试的。≠”[191]
开拓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开始于欧洲终止于美国荒野（他目前无限制地栖息的地方）的历史链的最后一个环节。[192]在美国西部，社会的主要特征仍未出现：“西部各州已有新居民，但社会特性仍不存在。[193]”托克维尔写道。在西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仅有的共同理念和唯一的联系存在于信件和报纸创造的薄弱的知识网络之中。[194]
民主人士的命运是否是定居在一个缺乏社会交流的世界中，在死亡和幻灭的无尽循环中（例如美国的森林或海洋）[195]，在限制性的当下？你可以这样认为。开拓者在森林中整理出一个出口，砍倒树木并将那些没有费力铲除的树干留在他的领土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木屋，他周围的树林标志着一段微妙的历史轨迹。一旦他消失，自然会收回它的领土。除了“一些渐渐腐败的残余物在不久后将不复存在”，他的消逝不会留下其他东西。[196]
这是否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没有革命的世界中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问题是用这些术语提出来的。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设想和发展的新的政治科学把人类回归社会、回归历史作为其首要目标。[197]
历史的理论家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历史问题吸引了很多注意力，要找到比其吸引更多注意力的时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对未来的不确定，迫使人们回顾过去：为了理解革命，你不得不尝试着将它放置在历史中，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这样做，跟保守主义者一样追求着克利俄。[198]政治家们创造历史并记录它，自称为历史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发挥想象力，并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切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由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构成的罕见例子。
虽然，根据伯克和保守主义者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偏差，它远离历史，打乱节奏，但是自由主义者致力于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起初看来，托克维尔属于后者，因为他似乎遵循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基佐的历史解释。
除了宿命论者，没有任何限定性术语与历史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有更密切的关联。某些批评者谈到了命定论[199]或者反对天命论，其他人则探究他持这种“一切必然朝着平等状态推进”的观点的原因与本质。[200]作为一个不喜欢所有形式的宿命论的人，托克维尔声称他发表作品的目标是清晰地展示这一点——“无论社会状态的倾向是怎么样的，人们总是能够调整它们，从而避免坏的倾向遵循好的倾向”[201]，他怎么能够将自由说成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同一个托克维尔怎么能够同时谈论民主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并称其为“上天注定的事实”？
既简单又复杂，他的答案包含了这种说法——其仅涉及社会平等的到来的必然性。对他和其他一些人来说，该事实被称为民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来看，社会平等孕育了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托克维尔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命定论，而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知识平等得到宣告（每个人具备同等的获得真理的能力），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上帝的旨意。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但这种几乎与历史一样合乎逻辑的命定论，与关于自由的激情辩护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对托克维尔来说，向平等靠拢的运动独立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后者是真正引发历史变化的人为因素。换言之，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形势为适应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但其不能决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平等实际上既是专制的盟友又是自由主义的盟友。
因此，实现平等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的可能性让传统的政体象征论变得毫无意义。不管它是通过公众舆论形式还是通过它自身，人民主权使两种政体成为可能：共和政体（或自由主义政体）或者专制政体、自由或者专制。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人类做出了选择，而不是命运决定一切。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让托克维尔更靠近博须埃，而不是基佐。[202]就像莫城的主教那样，托克维尔相信所有历史事件遵从一个神圣的计划，我们无法得知计划的含义，但主教们能够预知它并发现它的总体趋势。[203]
托克维尔说，人类的行动总是发生在狭小的圈子里。如果它发生于这个空间之外，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即使人类无法想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无法阅读上帝的计划，他也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识别出历史和智慧发展的法则。
平等的最后阶段，结束了历史的循环。在历史的开端，孤立而野蛮的人类与他的同伴是大致相当的。他不需要政府。
很少有民族能够像这样不需要政府的介入。除了两种极端的文明之外，这样一种物质状态很难继续存在。只需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野蛮人，仅依靠其自身。文明人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必定已经到达了特定的社会状态，他的启蒙让他能够清楚地分辨什么对他有用，他的激情不会阻止他采取行动。[204]
因此，政府的缺席和平等仅存在于两种极端的文明之中：“野蛮人与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软弱和无知。高度文明的人全都能变得平等，是因为他们全都能够通过相似的手段获得舒适和幸福。”[205]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历史不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进步的、理性的，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必要发展过程；历史也不像基佐所想的那样是中产阶级的无法控制的发展。《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每个时期、每个国家的自由形式。[206]因此，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自由可以像斯塔尔夫人所说的那样是古老的，也可以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描述的那样是现代的。因此，革命后获得的自由不是也不可能是旧政权之下的自由。[207]同样的，存在一种与每个时期相对应的专制形式。
托克维尔的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主张，为了达到历史的最后阶段——平等和自由在这一阶段才真正相互一致，贵族主义阶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208]，那么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走过奴役的道路。
这是第一种让旧制度与民主面对面的方式——让贵族主义阶段成为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时刻，随后超越它。在野蛮的状态下，只要人类是平等的，他们就不可能变得文明[209]；而贵族主义通过创造一个致力于创作精神作品的阶级，能够创造出导致其自身灭亡和引发民主主义出现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观念（其被理解为平等的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当人们开始旅行、开始彼此交流、开始相互模仿，人们已经朝着平等迈出了第一步。每个民族渐渐地对其特定的规则和其自身的组织机构失去信心，人人享有共同规则的想法出现在人们心中。法国是这些思想、道德和政治改革的领头军，即使这些改变给欧洲人带来的冲击要大于法国人。
如果说历史的进程遵循心态的改变，而心态的改变是社会状态的效果和原因[210]，如果说社会状态渐渐转变政治状态，也就是说，社会状态转变法律和制度，那么托克维尔致力于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前面的篇幅里描写民主哲学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行动的哲学
也许当哲学一词被应用到托克维尔的理论上时，是不完全准确的。托克维尔曾说过他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感，他写道：“事实上，哲学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活动的思想活动。”[211]
托克维尔的根本原则是亲自描绘一切。他完成了一名研究者的工作，他没有忽视论文册、报告、法律合集。但他在创作《论美国的民主》时参阅的作品清单中不包括哲学书籍。[212]
托克维尔不喜欢哲学。他将哲学称为“所有胡言乱语的精髓”[213]，以及一种“人类给［参看下文的注解246］［……］其自身造成的自我折磨”[214]。
当他开始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简介的时候，这一事实就已经明确。“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在草稿中读到，“想写一本关于政治的书，而不是关于哲学的书”[215]。
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和《回忆录》的作者，法国历史赋予的职责禁止他忽视政治理论的实践方面。思想与行动相分离的是哲学。对托克维尔而言，沉思加上实践构成了他所说的“政治科学”的本质。[216]然而，这无法防止他掉入帕斯卡尔的至理名言的陷阱中：“嘲笑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思考。[217]”
托克维尔思想的哲学方面以反实证主义的形式得到展现。[218]“≠在所有人类活动中，”他写道，“有很大一部分被舍弃的机会和次要原因彻底被预测和计算遗漏。≠”[219]
托克维尔对一个坚不可摧的神圣计划的坚信，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跟随那个时期的感官哲学和实证主义。[220]他承认绝对观念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特性。[221]“第一个结论产生：仅仅是这一个原因，每个体系、每个人声称发现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你只能提出假设。
在世界上，没有人曾经发现它，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在未来发现它的主要结束点；我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上帝统一管理的普遍真理的所有分支，甚至包括了特殊真理的所有分支。人类掌握了真理的碎片，但从未掌握真理本身。这一点带来的结果将是，每个提供了完整的、绝对的系统的人，仅凭“他的系统是完整的和绝对的”这个唯一的事实，几乎可以肯定他处于一种错误的或者虚假的状态，而每一个想通过武力将这样一个系统强加于他的同伴的人必定是根据事实本身，且从未初步审查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人将被看作暴君和人类的敌人。[222]
如果绝对真理存在，那么历史原动力的元素之间持续的、复杂的彼此联系将会终止。托克维尔在所有知识研究中思考人类的特征，特别是在哲学的角度上，这些研究的暂时性推论是令人怀疑的。[223]
在这一点上，他以这种方式对查尔斯·斯托菲尔斯总结了他的思想。
当我开始思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已经论证的真理；为了发现它们，我只需进行仔细的观察。但是，当我专心致志地思考事情的时候，除了解不开的疑问，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我最终说服自己，寻找绝对的、可论证的真理就像是寻找完美的幸福，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尝试。那并不是说这种值得人们完全信服的真理不存在，而是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为数甚少。我们必须了解绝大多数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的观点，而我们仅仅拥有可能性、近似值，对此感到绝望等同于对生而为人感到绝望，因为那是我们的天性中最不灵活的法则之一。[224]
托克维尔也认为，一个想法的创造者总是比他的门徒们更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他知道它的缺陷，他知道哪些元素能够使它的存在无效。但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人会为了寻找伟大的知识真理而奉献一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使用普遍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225]为了避免那些迫使每个人忙于计划、思考、感知的绝对的和过度的普遍思想，它遵循了最佳的方式，此外：“当他［人类］厌倦于寻找是什么让他的同伴行动，他至少尝试着理清是什么推动自己前行，但他仍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带着疑惑穿越了整个世界。他最终重新审视自己，当他想更加了解自己的时候，一切似乎变得更不明晰。”[226]
由于托克维尔越来越坚信不存在绝对的、可论证的真理，他似乎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加强了自身的逻辑性：“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已确定的意图而提笔，比如遵循一个体系而胡乱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指出，“我让自己专注于我的想法的自然运动，允许自己被善意领导，从而得出一个又一个推论。其结果是，只要这个作品没有完成，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将走向哪儿，以及我是否能够走到终点。”[227]事实上，本书的节奏变得越来越不连贯，《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的简短篇幅变成了［ricordi，意大利语中的“回忆录”；作者提及了马基雅弗利的回忆录。］想法，几乎像一个没有解决方案的理论介绍，需要使用简短而零碎的写作方式。
因此，托克维尔的哲学理想是人类能够摸索着前进，能够判断自己是不完整的并且能够质疑自己的自然状态；而民主理想是人类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他对理智和哲学方法有一种盲目的信仰。
关于他自己，作者将会注意到，例如：
我不需要通过穿越天地来找到一个奇妙的主题——它充满对比：伟大的事物与极其琐碎的事物、深奥晦涩的事物与突出明了的事物，它能够在同一时间使人产生虔诚、钦佩、蔑视、恐惧。我只考虑我自己。人类本源于无物，随着时间的消逝，最终永远消失在上帝的怀抱中。你只能在那一刻看见他——当他徘徊于那两个让他迷失的深渊的边缘。[228]
然而，托克维尔不赞成反理性主义的保守理论。在民主中，令他感到害怕的不是理性，而是反理性主义。他后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指责启蒙运动者：“确切地说，某些启蒙运动者对人类理性的喜爱少于对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喜爱。比起那些人，从来没有人对共同智慧表现出信心不足。”[229]
与基佐恰好相反的是，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级的崛起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理性个人主义的结果，理性个人主义的缺乏最终等同于理性的缺乏。启蒙运动者理解的仅仅是个人理性的呼声。至于民主主义人士，当他只是盲目地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时，他冒着相信他在遵循自己的理性的风险。
就普遍思想而论，为了避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行为过度分离，最好的方法是迫使人们进入实践。这是真正的民主的优势。它迫使每个公民和政府一起投身于一种务实的方法，调整发展趋势，从而在政治上创造普遍思想，促使平等产生；这种方法也引发不稳定性。
实际上，托克维尔害怕历史会从占据绝对优势的行动（其仅知道政治实践的野蛮民族的特征）过渡到理论的胜利（其脱离各种形式的实践）。[230]
但对哲学的批评不仅仅是与方法论有关的事情，它不仅仅指责哲学缺乏与实践的关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草稿中，其具体地展现了普遍思想的诞生。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族国家为了在政治领域中寻找普遍思想而进行的尝试产生于一种对笛卡儿和培根的方法的毫无根据的应用，那些方法本不该应用于此类事件；这种尝试产生于一种合理性、预见性推测的延伸，并再现于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事件之中。
就平等来说，那是特别危险的。缺乏关于平等性原则（自从它被归结为身份原则，它就成为终极原则）的辩论，最终导致利用一个缺乏真理和斗争的结构模式。更严重的是，个人思想扼杀了真理和其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和政治对抗。
个人理性的增强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联，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的不动性，最后导致历史终结。出于这个原因，在进入第二卷后，只要托克维尔对民主思想的批评的基础已被解释清楚，他就可以声明在民族国家中最让他害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冷漠。[231]
当创建脱离实践的哲学系统成为主要趋势，理论就会有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事实的危险；它会变得更加远离具体行动、更具备空想主义特点，并将最终取代政治现实；而人类厌倦于面对行动的种种困难，将在理论中寻求安慰。[232]
假如这样，政治理论会渐渐类似于一个宗教、一种可适用于所有个体和所有国家的学说，因为它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思考人类，并研究了人类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的普遍性政治权利和政治职责。[233]理性之梦存在于时间之外，当它恰逢在自由之上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平等，它最终会将人类困在其内心的荒僻之地：[234]“因此，每个人严密地退缩到自我之中，并声称他能够在那里判断全世界……由于他们［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难，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超越了智力的极限。”[235]
民主主义人士完全沉浸在实践性任务之中，因为民主让他远离理论并将他的活动局限于经济领域；除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不再相信任何东西。这种倾向，加上对物质生活的寻求，使他远离政治活动并容易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托克维尔指出：
当公民变得更平等、更相似，每个公民盲目地相信某个特定的人或者某个特定阶级的趋势会下降，相信大众的倾向会上升，大众的意见越来越能够指引全世界。……在平等的时期，由于人类的相似性，他们不相信彼此，但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他们对公众的判断几乎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心；而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些不大可能，由于所有人具有类似的启蒙，真理往往没有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当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将他自己与周围的人做比较，他会自豪地感觉到自己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他设想着将自己放置于全体同胞的巨大团体旁边，他立即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而被淹没。同样的平等，既能让他特别独立于每一个同胞，也能让他因大众的行动而感到孤立和无助。[236]
托克维尔也指出，由于特殊的环境、英国的知识影响和宗教的力量，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免了这些问题。
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
英国的知识影响确保了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托克维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人不具备文学阶层和知识阶层，也不具备民主所特有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这个例子具备与民主相反的特性，那么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被称为理性的？因为美国人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想法和书籍，就像他们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哲学和宗教那样。他们在新大陆将这一切付诸实践。因此，你也能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找到美国的知识阶层。美国人不过是致力于征服美国的部分英国人[237]：“我把美国人民看作是负责开发新大陆上的森林的部分英国人民，而该民族的其余部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因物质生活感到烦恼，能够致力于思考，能够在各方面致力于发展人类思维。”[238]
因此，美国是由一个欧洲民族的非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一个仅包含中产阶级代表的社会。贵族阶级仍在欧洲海岸上。这样，托克维尔联系理论和实践，同时避免让美国人成为对民主政治产生有害影响的例子，就像他的书中所写的那样。[239]托克维尔写道，美国肯定没有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创新，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美国属于民主社会，其原因是他们完全投身于商业贸易之中[240]，或者说，他们仅对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过错感兴趣。
然而，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只要放手允许其自由发展，人类思想会在一方面倾向于有限的、物质的、商业的、有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倾向于无限的、非物质的、伟大的、完美的事物。”[241]
在美国的构造中，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的阶级将脱颖而出，一个拥有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的阶级能够致力于知识工作，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242]
宗教是美国民主形势所特有的最后一个元素，它防止美国人犯这样的错误——尝试将理性主义哲学原则应用到不适合这类原则的事件上。[243]对托克维尔来说，哲学是自由的，每个人所发现的一切都得益于他自己的尝试；而宗教是束缚的，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既成事实。[244]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
即使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宗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是人类能够投身于实践工作的必要条件。[245]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声明，“我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同时接受彻底的宗教独立和充分的政治自由；我不得不这么认为，即使他没有信仰，他也必须服务，即使他是自由的，他也必须相信。”[246]因此，即使宗教信仰把人类置于相对的束缚中，它们也把他围绕在一个能够进行推理的范围中；通过将思想活动限制在必定发挥作用的实践范围内，通过减少他对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的依赖程度，它们迫使他付诸实施并解放他的思维。[247]
宗教是一种力量，它的运动是被预先设定好的，它只在已知的范围内移动，而许多人相信它在这个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一个教条式宗教与一个理性宗教相比，能够更好地设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多数派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词语］力量，它以一种随意的方式移动，并能够接连传递给一切事物。宗教是定律，多数派的无限力量是专断。[248]
在这些理念的背景下，托克维尔问自己，天主教是否是适合民主时代的宗教。他相信天主教能够被18世纪的哲学方法证明。[249]但他需要让读者确信宗教的增加将不会减少宗教思想的重要性和宗教思想与自由的关系。否则，宗教不可能发挥托克维尔所赋予的限制性作用。然而，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难点：宗教被理性地接纳，是作为哲学而不是宗教；这不是信仰行为的结果。只有这个相当不合理的想法——仅有“二流头脑”会将笛卡儿的哲学原则应用到宗教上（这首先将被应用到新教的情况中[250]），似乎让托克维尔避免在解释说明过程中产生明显的误解。[251]
你可以认为学术混乱状态是笛卡儿方法的日常使用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个时期的革命比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更具特色。[252]理性，在定义上是多数派，最终在某一方面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特性和见解。
此时，托克维尔似乎在民主中找到了一个乐观的理由，根据他的预估，它往往不符合贵族主义的愿景。为了达到学术混乱状态，他相信革命者将消失，公民中的多数派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思辨。但作者本人意识到引导大众的力量通常会对贵族阶级产生影响，就像他多次提到的那样，因为所有人不可能总是有时间和必要的空闲致力于精神作品的研究。
这种观察方法使托克维尔避开了库辛[253]的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产阶级政府引入的哲学。托克维尔的观点没有与这种中庸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但是，即使托克维尔的贵族主义本质迫使他反对哲学折衷主义，也不能阻止他创造一种他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哲学。他将这个“中产阶级生存”原则放置在两种过度思辨之间，在他看来，后者分别以黑利阿加巴卢斯和圣杰罗姆为代表。[254]
在这里，它是一个关于人类修复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现在，它将是一个关于他修复理性的问题。
绝对理性的盛行
在民主国家中，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255]平等的思想、平等的身份和平等的人民主权是它的三个构成元素。但是绝对理性的盛行——公共舆论的专制性、对物质的追求与政治冷漠相结合，意味着民主政权似乎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其仍然令托克维尔感到害怕。
那是因为那里形成的是一个没有社会的世界，一个缺乏个性的个体，一个将公民相互隔离、缺乏共同思想和情感的全权政府。[256]换而言之，尽管这种新形式的专制仍然差一个名字，但是它具备一个新的自然状态的所有特性。[257]。
在新的专制政治中，社会消失并失去了它作为“变化制造器”和“政府行为的防护过滤器”的权力。个体，作为社会状态的表达，发现他在面对政治权力的行动时变得孤立无援，他的统治者和他的守护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政治权力通过摧毁每一个支撑点，最终与社会重合并取代社会的位置[258]，直到我们仅仅面对孤立的个体或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个体：“在民主中，你只能看见你自己和所有一切。”[259]
这种专制不像孟德斯鸠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政府自成的体系。对托克维尔来说，它是对所有政治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否定。在这里，作者意识到他对卢梭的怀疑[260]和其通过质疑历史线性而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背道而驰。这种自然状态既出现在历史的最后阶段，也出现于史前的某个时刻，它既属于先社会化又是后社会化。
但是这种被我们用来与自然状态做比较的新环境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仅仅掌握个人理性能力，人类会陷入个人主义的理性论；但同时，他对共同意见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对教条主义的需求驱使着他，而这种教条主义是他固有的：[261]“对共同意见的信心就是对民主国家的信心。多数派是预言者，你毫无理由地相信它。你不置一词地、确信地跟随它。它对个体思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62]
民主主义者的常识在狭窄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领域中，他具备某些知识并能够把这些知识付诸实践。但是，在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中，他们接受那些他们从未思考过的普遍性观点；这样，除了围绕在每个人周围的狭窄领域，世界“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紧贴在最直观的物体上，他们最终因为恐惧而趴在地面上，反之，他们可能会错过地面”。[263]
因此，民主专制是个体和社会的提升。它是一种双重的自然状态——在其中，人类几乎仅仅凭借利益的多重力量和权力的最忠实的表达（即金钱），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关系；在这种双重的自然状态中，社会用一种前所未闻的力量将它的观点强加于它的社会成员身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性逻辑渗入人类心中，消除了他的大部分愤怒并缓和了他的某些情绪，比如，将他的利己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264]，将他的慷慨转变为对利益的充分理解。对国家来说，通过充分利用第一条理性原则，即一致性原则——关于一致性原则的表达包含了平等观念——和集权化原则，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力对它的形式和观念产生了影响。
因此，民主专制仅仅通过引导人们追求物质生活而使他们远离政治实践，这往往将他们分隔得越来越远。[265]最后，“除了通过利益而非通过想法，人们不再被束缚在一起”。[266]
通过将人与他的伙伴相分离，这种新形式的专制完全地中断了那些滋养社会和历史的想法与观点的流动。由于“文明的想法循环就像是人体内部的血液循环”[267]，而专制，通过中断这种运动，创造了一个除了具备单一的社会分子之外不再包含其他任何事物的社会。
“在野蛮人的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回忆说，“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第一需要和人生中最粗鄙的兴趣所占据，思想发展的想法很难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268]
旧专制是现实的。事实是它的基础，它充分利用了它们。身体受到它的压迫，但灵魂逃脱了它的残暴控制。新专制具有一种背信弃义的原则——在赋予身体自由的同时压迫灵魂。[269]虽然多数派的法律与政治专制是现代版旧专制，但是新专制是多数派的精神和社会专制，其对社会状态、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因此，舆论专制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这种新型的专制触及历史和社会远动的起源，也触及最适合于个体的物质。
最后，人类除了属于一个由彼此平等的野蛮人构成的准社会之外，不属于其他任何东西；因此，一个永久性的专制政权终止了历史循环。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部分中描述的多数派的专制、选民呼声的专制，是个人主义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是说，是没有个性和人格的人类获得的胜利。[270]选举的那一刻迫使个体放弃为其所特有的东西，迫使他在那一刻成为一个“部件”，或者是一种你能想象出的抽象概念（一个人=一种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新形式的专制与选举完全不相矛盾。人们走出束缚选举他们的专制君主，随后又重回束缚之中。[271]
在1840年，托克维尔结合了多数派的实践和法律专制与所有意见的精神和思想压迫——其最终会形成永远静止和统一的局面。如果，正如他所言，“仅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情绪和观念被更新，人的心胸变得更宽广，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272]，那么在民主国家中，共同行动和生动性将消失：
难道你没有发现意见分裂的速度比财产分割还要快，每个人将自己封闭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就像农场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一样？……相较于他们在不平等的环境中的情况，情感渐渐变得更加个人化，很快，人类与他们的信念分隔得更远。[273]
就像一个新国家的每个居民那样，美国人必须迅速养成控制其自身的习惯[274]，但必须防止这种习惯超过它的自然界限，进而转化成奴役形式：
我敢说它在围绕着我的废墟之中，对于未来的世世代代，我最担心的不是革命。
如果公民继续将自己封闭在越来越狭窄的小型的本国利益循环中，并不断被鼓动而没有得到喘息之机，你会担心他们最终会变得对这些主要的、强大的公众情绪无动于衷——虽然这些公众情绪会激怒他们，但也能够开发和更新他们的思想。当我看到所有权变得如此机动，对所有权变得如此渴望和热爱，我无法阻止自己担心人类会走到这一步——将每个新理论视为一个威胁，将每个创新视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麻烦，将每次社会进步视为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将会因为恐惧而彻底拒绝前进，他们将被牵着鼻子走。我承认，我担心他们最终会允许自己沉溺于对眼前的享乐的怯懦的热爱，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以及子孙的未来所拥有的兴趣将会消失，他们会更愿意无力地跟随他们的命运，而不是在必要的时候积极地努力改变它。
你相信新的社会每天都在改头换面，而对于我，我担心它们最终会被一成不变地固定于同样的机构、同样的偏见、同样的道德观念，以至于人类停止前进的步伐并受到限制，以至于思维不断倒退并不能产生新想法，人类会因为孤独和枯燥乏味的运动而筋疲力尽；甚至于，即使人类在不断运动，也再无法取得进步。[275]
革命扰乱了社会活动；它们突然爆发，并轻易让社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它们最终摧毁个人财富。因此，似乎只有一无所有的穷人支持革命。民主国家所寻求的与之相反，因为它们需要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这样它们的成员能够全神贯注于所有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活动。[276]
托克维尔提到，在民主国家中，因为人类不再因为社会等级、阶级、团体、家族的关联而联系彼此，他们只是过于倾向于关注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总是太容易只考虑自己并退缩到狭隘的个人主义中——这种个人主义遏制了所有公共美德。专制完全没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专制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因为专制让公民们失去所有的共同爱好、所有的本能需求、所有的合作需要、所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场合。也就是说，它将他们束缚在私人生活之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分散彼此；它隔离了他们；他们彼此之间变得冷淡；它让他们变成了寒冰。[277]
因此，民主专制最终在社会中产生极度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宣布了死亡的静止。
身份平等，让个人思考完整的独立，其必定带领人们走向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并给人类的思想带来持续不断的变革。
这是它为自己呈现的第一个想法，一个常见的想法，乍看之下最可能产生的想法。
通过更严密地审视一切，我发现民主国家中的个体的独立性具有一定限制，这是我最初没有发现的，它让我相信信仰必须比我们最初判断得更普遍、更稳定。
那已经在引导读者的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想致力于进一步的研究，甚至于猜想民主的最终结果将是使人类的思想过于静止、使人类的观点过于稳定。
这些观点是如此特别、如此远离读者的想法，我必须让他看见它——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并作为一种假说。[278]
托克维尔显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激进本质，并在草稿中指出：
这个想法（即民主社会状态是反革命的）与读者已经接受的观点产生了冲撞，以至于我必须一点点地说服读者，出于这个原因，我首先必须要说的是社会状态比想象的更不具备革命性。从那里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有必要担心它不具备足够的革命性。这是真实的想法，尽管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279]
伴随着这个最终转折，托克维尔的思想就其自身而言完成了自己的革命。
辩证思想
如果说民主冷漠比革命骚乱更糟糕，那么政治问题突然地转变了方向。因此有必要将它重新引入社会变化、想法沟通、思想运动中，而这些并不意味着革命。事实上，尝试避免革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在托克维尔眼中，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也胜过永久的秩序。[280]
作者辨别了立法的不稳定性，其涉及次级法律和影响宪法基础的不稳定性。后者引发革命并导致社会破裂[281]；另外，前者是思想的活力的象征。那么，怎样才能在创造第一种不稳定性的同时避免第二种不稳定性？我们如何能够在同一时间实现思想和情感的循环以及思想和情感的讨论与共享？
鼓励人们沟通、相互了解、交换意见，是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在民主国家中，立法者的伟大目标必定是创造迫使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共同事务……如果不是为了思想和心灵的联系与沟通，那么社会对于理性生物而言有何作用？”[282]
对立原则之间的斗争引发热评和思想运动。它有时会产生障碍，但它确保了能够滋养社会的思想和情感的传播。
托克维尔给凯尔戈莱写道：
我将这个世界中的人与一名旅行者作比较，后者不断朝着一个越来越严寒的区域走去，并且他随着不断前进而被迫移动更多。灵魂最大的弊病是冷漠。为了对抗这个可怕的恶魔，他不仅必须通过工作保持思维的活跃，而且必须保持他与他的同伴的联系和保持与世界的往来。在这个时刻，继续依靠已经获得的物质生存对我们而言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尝试获取，而不是依靠那些会很快蒙蔽我们的想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接触，不断地观察我们已采纳的想法和没有采纳的想法之间的斗争，不断地观察我们在青年时期的想法、社会状态所促成的想法和随着时代的到来而形成的舆论之间的斗争。[283]
这种思想的运动和冲突可能有淹没于冷漠、个人主义、对幸福的痴迷之中的危险，这是民主最初的产物。
占据《论美国的民主》大量篇幅的“民主怪物”是仅进行到一半的革命，其将自由原则遗忘，其完全被抽象平等原则的理性特质所迷惑。[284]这种“民主怪物”产生了一种政治哲学，它完全基于社会、物质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致力于促进和确保这样一种哲学的存在，但它无法提供否定这样一种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政治实践探询这种可能性。
因此托克维尔向往以某种方式终结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不能遗忘友爱是自由和平等的果实，也是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恒定张力的果实，就像1789年的大革命那样。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及：
毫无疑问，1789年是缺乏经验的，但它也是慷慨、积极、刚强和伟大的，它是不朽的回忆；在此期间，如果人们领会它，他们的前途将转变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而我们自己也早已消失。随后，法国人将因为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平等自由的而十分自豪。因此，在各处的民主机构中，他们设置了自由制度。[285]
对于以1789年为代表的特别时刻——自由与平等在瞬间的伟大联合，托克维尔想展示并且似乎已经用他的一生展示了一种准宗教式尊重、一种从未被否定的信仰。在这方面，圣伯夫与博蒙分享了以下轶事。
我总是很难谈论托克维尔，你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我没有把他放置于相隔很远和很高的位置，而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完整地完成他的朋友们允许他使用并提供给他的整个构思。然后，在最开始和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很久以前，在我和他之间存在某种核心差异；他具有一种宗教本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中，他也有一个特定的宗教，一种特定的信仰。有一天，在瑞卡梅夫人的晚宴上，我发现他因为一个关于1789年的玩笑而不高兴。我察觉到了这一点。我承认这种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仅仅是吸引我，尽管我们之间有友好往来，但我与他（的关系）总是立足于相互尊重而不是立足于友谊。[286]
对托克维尔来说，历史可以被定义为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斗争，即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因此，政治科学的目标是维持这两种现行原则的恒定张力，只有这样平等高于自由的垄断才不会存在——这种垄断将导致专制，而平等也不会因为过度的自由而存在陷入无政府状态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它是1789年大革命衍生的问题。
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是一种激情[287]，它是不断变化且无法定义的。[288]它属于心灵的指示。而根据帕斯卡尔的划分，平等属于头脑的指示。
当托克维尔在写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中提到，“我喜欢体验自由，喜欢凭直觉和理性感受平等”，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的主要元素。对平等的体验通常是一种理性的、内心的本能。相反，自由是一种激情、一种情绪。[289]
自由是一种独特的感情，它是无法传达的；它代表了人类，因为在下注、挑战、犯错误和重新开始的过程中，它是难以说明的、不完整的，它总是在进行中、总是被不断定义。就像你过你的日子那样，自由必须永远不停止创造。真正的民主是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定义自由的平等权利，这种定义往往是复杂的、无秩序的和冒险的。上帝确定了通向平等的道路，而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由人类开拓的并且其往往因为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平等是抽象的、理性的，总是与它本身一致；平等是推论的，而自由是归纳的；平等是触手可及和明确的，而自由是复杂而短暂的。
专制的民主政权创造了一种头脑高于心灵、平等高于自由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限制的主导地位。随后，面对什么可以被定义和什么是明确的，面对平等，自由消失了；平等原则具有独占优势。这就是哲学不惜一切代价所必须避免的。这也构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目标，正如托克维尔在初稿中指出：“毫无异议地允许采纳单一社会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是社会的专制趋势。这就是我想在本书中呈现的总体概念。”[290]
如果在历史计划中，自由原则必须被介绍为平等原则的平衡量，那么，严格地说[291]，在政治世界中，思想斗争存在于两个伟大的普遍性原则之中，对托克维尔而言，它们被称为民主主义和贵族主义[292]；其中一个旨在集中公共权力，而另一个旨在分散它。[293]一旦自由的情感消失或是处于即将消失的严重威胁中，托克维尔被迫构想那些能够为自由的存在创造必要条件的机构；他希望的是它们能够引起那些存在消失危险的感情。对他来说，自由在未来将是政治艺术的产物。因此，如果社会状态让人们彼此之间渐行渐远，那么社会状态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294]；如果社会破坏了激情并且趋于不再促进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么政治状态必须致力于保持激情[295]，远离经济利益。[296]
与国家力量相对立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相对立的社会也必须存在。正如我们所知，对托克维尔来说，达到这种形势的理想媒介是具有贵族主义特色的协会、[297]机构——其反对民主主义多数派特有的无限权。
然而，托克维尔的理想政体不是混合政体。因为人们总是会尝试根据同一原则调整社会和状态，所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将永远存在。[298]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专制和无限权，换而言之，为了避免进入最终的平等（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的暴政，对立原则也必须始终存在。
自由主义的传统结构，如三权分立、权利的观念、出版自由和联邦制，为托克维尔所用，直到他能够利用它们达到那个目的。
《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想让民主政治利用一种长期当选（或者是永久性地落到实位，就像君主政体那样）的政权对抗一种强大的立法权，这让人想起了孟德斯鸠提出的平衡机制和平衡量。但是托克维尔要求，在每种政权内，集中度通过分散性行为得到平衡。如果第一个议会是由普选制选举产生的，那么第二个议会必须由间接的选举方式产生。如果政治权力必须集中，那么行政职责必须被分散到同等程度。陪审团在人们的教育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但它必须受到法官的控制。多数派的过激行为——民主政体中始终存在的威胁，是贵族协会的产物所反对的。同样地，存在反对贵族协会所有者的工人协会，反对国家、社会等等。
相反的例子在本书全文不断增加，并且从纯粹的政治领域延伸到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最有利的时刻，”托克维尔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是民主主义开始闯入贵族主义社会。在那时，你必须在秩序中运动。在那时，人性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但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它没有打破阶级和纪律也没有损失丝毫热忱。”[299]
《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在孟德斯鸠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个观点[300]；反对三权分立的观点最终相当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对立，其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指的是民主主义与贵族主义的对峙。[301]但是，孟德斯鸠的问题是，他提出的内容就像他之前所有的政治哲学那样是纯粹的政治专制，而托克维尔首次指出了一种全新的没有名称的专制，但它从政治权力延伸到道德观念、从习惯延伸到思想，它渗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302]
没有诀窍或者最终解决办法，没有公式使我们能够超越这种对立体系。这些关系是持续紧张的、多变的和有活力的。托克维尔通过采纳每种情况中的最佳方法、通过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通过在疑问和不确定性之间前进，并且在马尔泽尔布或罗耶-科拉尔的才能的帮助下[303]，以这种方式推进了这两种深不可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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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目标是在公民之间产生那种能够摧毁或者拯救社会的情感，产生抽象与具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性与感性的辩证思想，从而产生小型的、持续不断的革命。[304]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自由不能通过服从法律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被定义，而法律是两种稳定且同样强大的政党之间的妥协与斗争的产物。而《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两大政权之一可以彻底消失，最好的法律能够与类似于自然状态的社会条件共存，法律自由能够与政治专制及思想专制相伴而行。
对托克维尔来说，人类是历史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中的一部分，他自己必须坚持每一天的工作。虽然一艘船的领航者不能决定风向或波浪，但是他能够升高或者降低船帆，他指引着他的船舶。他是一个着眼于过去和未来的人，但他不能从历史中学到太多东西。过去没有给现在提供指导或者解决规则；它提供了观点，但没有提供原因；它创造了情感和信念，但没有创造法律；它发展趋势，它要求审慎，但它无法提供判断。
种族的历史也无法为现在提供解决方案，就像《论美国的民主》无法声称其能够为法国或者欧洲人民提供一种民主理论。托克维尔说，它实质上不是模仿美国的问题，它是了解美国的问题。至于其他方面，人类的命运仍然永远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爱德华多·诺拉 圣巴勃罗大学 马德里
注释
[1]于1832年1月20日在华盛顿写给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信。这封信属于耶鲁大学手稿全集（耶鲁大学托克维尔全集——后文引用为YTC——分类为BIa2）。读者可在前言中找到关于这一版本所使用的缩写和符号的完整列表。
[2]摘自与凯尔戈莱的通信［1835年］（OC，XIII，第一卷，第374页），但也有可能是写给其他人的。
[3]托克维尔家族的庄园和城堡距离瑟堡15千米。托克维尔家族的起源可参阅G-A. 西蒙撰写的《克拉雷尔征服英格兰的时代和他们的后代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家族》（卡昂：下诺曼底印刷公司，1936年）、《克勒雷尔、朗潘庄园主、托克维尔、克洛伊、利涅罗勒的家谱史》（卡昂：奥赞印刷公司，1954年）。
我想在这里介绍托克维尔在创作《论美国的民主》之前的生平经历的主要特点。相关详细信息，参考自R-皮埃尔·马塞尔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文章》（巴黎：费力克斯·阿尔坎出版社，1910年）；安东尼·勒迪耶撰写的《正如托克维尔先生所说》（巴黎：佩兰出版社，1925年）；J-P. 迈耶撰写的《大众时代的先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研究》（伦敦：J. M. 邓特父子出版公司，1939年）；安德烈·雅尔丹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阿谢特出版社，1984年）；休·布罗耿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一生》（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热月”相当于7月19日至8月17日。1794年7月27日即为“热月九日”。
[5]德·罗桑博先生在1794年4月20日被送上断头台；马尔泽尔布、德·罗桑博夫人、杰-巴普蒂斯特·德·夏布多里昂和他的妻子（罗桑博家族最大的女儿）都在翌日被斩首。
[6]爱德华·德·托克维尔于1861年1月在《当代基督教经济学杂志》上以“恐怖的经历”为标题发布了其父亲的部分回忆录，描述了马尔泽尔布的囚禁与处决，其在1901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
[7]托克维尔在找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他在信中阐明：
我的小儿子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想成为一名法官。他刚刚完成了他的法律学位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我恳求阁下支持他开拓这一事业。他的家族先辈会迫使他满怀热忱地履行这一职责。作为德·罗桑博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的重孙，如果他在天赋上不及他们，他至少会尝试在道德品质方面向他们靠近，尝试具备一名优秀法官所需要的品质。若能在你的支持下开始这一事业，他必定欣喜若狂。
上述内容摘自一封写于1827年1月15日的无指定收件人的信。感谢凡尔赛宫图书馆允许我查阅相关文档。
[8]托克维尔以一种不会使马尔泽尔布蒙羞的姿态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路易斯-拿破仑·波拿巴政变时期，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被捕，他在温森斯的监狱中收到了释放命令。他立即写信给当地长官：“我刚刚收到了释放命令。我从未乞求重获自由，我也从未授权任何人替我乞求重获自由；因为释放命令不包括我的所有同事，而我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被拘留并以同样的方式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中，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它本是不属于我的。无论如何，我不能从中受益，因为我只想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离开这里。”1851年12月3日，写于温森斯。感谢巴黎历史图书馆允许我查阅相关文档。
[9]据安德烈·雅尔丹所说，埃尔韦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是阿图瓦伯爵的秘密代表（《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16页）。此书中还有一章介绍了他作为地方长官的经历（第18页至第39页）。
[10]亚历克西的父亲似乎满怀热忱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但他并非没有表现出对皇室命令的抵触情绪。比如说，他在1814年组织了大量即将应召入伍的年轻男子结婚，他对此毫不避讳，很难有人会忽略这一行为。安托万·勒迪耶：《正如托克维尔先生所说》，第34页。
[11]长子希波吕忒出生于1797年10月1日，并于1815年7月1日开始了军事生涯。他曾以上尉军衔参加西班牙远征队，并在1830年10月15日离开军队。在与埃米莉·埃夫拉尔·德·贝莱尔结婚之后，他花了大部分时间发展其位于孔唐坦纳克维尔的资产。
爱德华生于1800年，在1816年进入军队，但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在1822年离开军队。在1829年，他与亚历山德琳·奥利维耶结婚——其在瓦兹博日拥有大量资产。托克维尔对他的儿子雷内和休伯特有特别的感情。（安德烈·雅尔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46页至第50页）
亚历克西生于1805年。
[12]在勒叙厄尔于1822年9月13日写给爱德华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关于秘密协会的内容：
现在是时候对付他们了。整个欧洲都被这该死的种族“感染”了。摧毁这种病菌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手段阻止其蔓延。这场灾祸的领导必须被关押在位于西伯利亚的隔离医院中；在那里，他们将被强行隔离数年，而不是数天。我相信没有人能够离开那儿。他们会毒害彼此、杀戮彼此、毁灭彼此。（YTC，AIV）
[13]托克维尔城堡图书馆的目录创建于1818年，其中有名望的人士包括：蒙田、拉布吕耶尔、洛克、培根、丰特内勒、教皇、莫雷利、孟德斯鸠、托马斯·莫尔、布丰、科奈、拉辛、莫里哀、伏尔泰、普鲁塔克、格劳秀斯、休姆和波舒哀。（YTC，AIe）
[14]在1822年的一次家庭庆祝活动中，勒叙厄尔神父用下列诗句向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描述她的儿子：
您的小儿子就像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那样睿智，他将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为了证明他的成功，伟大的亚历克西的名字将被刻入［学院的］历史。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当然是最明智的决定；让我们恢复精神，等待明年到来。
在明年，君主政体将重建根基，自由派将消失；而宝座之上的我们的国王，最终会成为王国的主人，将会治愈我们的所有伤痛。
当公牛排成两排前进，耕作会进展得更加顺利……（节选自勒叙厄尔在1822年8月25日写给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信件，YTC，AIV）
[15]在“七月革命”之后的几周中，托克维尔曾后悔没有因为最初的冲动展开军事生涯：“我越来越后悔没有按照我年轻时的想法进入军队”——他在1830年8月3日向他的朋友查尔斯·斯托菲尔斯坦白道。
军队中的人也会蒙羞，但他们有很多重新站起来的机会，而我们没有。如果外国人想第三次入侵法国，那么只有拿起军刀为法国而战的想法能够将我唤醒，能够让我远离围绕在我周围的厌恶感。对国家独立的热爱，对国家崇高地位的热爱，是唯一仍然能够让我的灵魂深处产生共鸣的情绪（YTC，AVII）。
[16]勒叙厄尔神父在1822年9月14日写给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信（YTC，AIV）。同样的观点出现在一封日期为9月16日的信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被闷死在头盔里将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17]这些信件被归纳在《全集》第13卷的两大本书中。
[18]在1829年，埃尔韦·德·托克维尔发表了关于本国法的建议的小册子，并将其命名为《省级章程》。关于这一点，儿子的想法并非父亲的那些想法，但它们的某些部分是相互呼应的。埃尔韦·德·托克维尔在1847年发表了《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哲学史》（一、二册），在1850年发表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研究》。这两部作品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仍有一定关系。
[19]他在学校完成的两篇作文被保留下来：《狄摩西尼的颂歌》和《口才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他撰写的《希腊的语言艺术进步》产生了一定影响。在1822年，埃尔韦送了一本关于贺拉斯的作品（《贺拉斯的歌剧艺术》，一、二卷）给他的儿子，并在书中致辞：“送给我的儿子亚历克西，于1822年9月5日。他在这一天获得了修辞学荣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拉丁语翻译奖、第二个法语作品奖、第四张奖状。德·托克维尔伯爵，于1822年9月5日写于梅斯。”《伯纳德·沃维奇》，目录第1069项，1986年12月。感谢耶鲁大学的图书管理员马乔里·G. 怀恩，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获得了该信息。
[20]他在发表了《利用时效的收购行为》《撤销或者无效的行为》这两篇文章之后得到了他的学位。节选自安德烈·雅尔丹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70页。
[21]乔治·W. 皮尔森在《托克维尔和博蒙的美国之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一书中指出博蒙的影响的重要性，其甚至比《法美评论1》（1936—1937年）第307至316页的《自由主义者古斯塔夫·德·博蒙》更早指出这一点。最近，西摩·德雷舍在《托克维尔与博蒙的社会改革》（纽约：哈珀出版社，1968年）一书的附录中坚称博蒙的作品对于认识理解托克维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第201至217页的《托克维尔与博蒙：集体研究的理由》。在爱德华多·诺拉编辑版本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自由，平等，专制》（马德里：戈塔出版社，2007年）一书的第73至99页，克里斯汀·邓恩·亨德森在《博蒙与托克维尔》中同样提到了这一点。
[22]罗斯·普里亚·德·拉博拉迪尔被当地居民称为博蒙拉特尔的“上帝”。她的坟墓上刻着：“她在生前是穷人的母亲。”
[23]一个没有工资且职责定义模糊的职位。
[24]于1827年7月23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OC，XIII，第一卷，第108页）。
[25]摘自托克维尔写给博蒙的批评他的演说风格的便条（YTC，CIVa）。
[26]“我们必须公平地评论德·托克维尔先生，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能量；他是一个思维至上的人，他缺乏热情，在他那冷冰冰的外表下，他始终遵循着自己的逻辑观点；因此他的演讲有一种寒冷的光辉，就像冰雕一样。但是德·托克维尔先生在情感上所缺乏的正是他的朋友德·博蒙先生大量拥有的；而这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一起观察了他们的旅途上的、他们的出版物之中的、下议院里的每一个角落，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相辅相成。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而另一个是圆滑的人，他们走在一起就像是一瓶醋和一瓶油。”海因里希·海涅：《德国与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维出版社，1881年），第313至314页。
另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古斯塔夫·德·博蒙是一个活跃而亲切的人；他有着坚实的品质和充沛的精力，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恩惠和愉快。相反的，托克维尔是一个冷淡而沉默寡言的人，他对自己的控制甚至达到了预测自己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地步。”路易斯·帕西：《布洛斯维尔侯爵》（埃尔勒：查尔斯·赫里斯出版社，1898年），第107页。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但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正文之前），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博蒙在他的朋友的作品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27]节选自1828年10月5日的信函，《与博蒙的通信》（OC，VIII，第一卷第71页）。一年后，托克维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现在是紧密相连的，这是生命上的关联”（同上，第89页）；以及在不久之后：
历史上有一些很好的作品仍然可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政治家的潜力。正因为它是人类的历史，特别是那些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于我们的人的历史，我们必须研究它。（节选自1829年10月25日的信函，同上，第93页）
[28]我们有托克维尔对1829年4月29日和1830年5月29日的讲座备注的注解，其主要谈论了查尔曼大帝和封建社会。托克维尔也知道其他讲座的内容。
[29]节选自1837年3月22日写给里夫的信。（OC，VI，第一卷第37至38页）
[30]博蒙用几乎相同的词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当我出生的时候，一个有1 500年历史的社会秩序终于瓦解了。［……］从未有如此巨大的毁灭出现在人们眼前。从未有如此巨大的复兴刺激人类的天赋。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旧世界的碎片之上；灵魂躁动不安，情感剧烈燃烧，思想不断运作；整个欧洲发生了改变。［……］舆论、道德观念、法律被急速的旋涡席卷而过，以至于新体系几乎无法与那些已不再存在的体系区别开来。［……］主权起源已被取代；政府原则已经改变；一种新的战争艺术被创造，新的科学得以创建；种种新形势使得人本身变得不那么强有力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让年轻人担任领导者，而老人则被逐出公共事务领域。［……］没有经验的士兵击败了身经百战的战争队伍；刚刚走出校园的将军们推翻了强大的帝国。［……］人民的规则被庄严宣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强大、这么显赫的个体。每个人都冲上了舞台，命运之门似乎已向所有人打开〔节选自《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巴黎：查尔斯·戈瑟兰出版社，1835年），第一卷第39至40页〕。
[31]节选自博蒙未公开发表的关于七月革命的回忆录（YTC，AV）。博蒙总结了自己关于革命的思想，如下所示。
中产阶级是执行革命的人；但共和党，一个招募各阶层人士的政党，领导它并决定了它的结果。我将对此做出解释：
企业家、商人、公司负责人、小私有者等被内阁和国王领导的政府激怒，他们知道自己不想要这样的政府，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来取代它。他们大吼宪章万岁是因为宪章被亵渎。他们想要的是政府所不想要的。
他们对工人们说：“你将失去工作，言下之意是，如果这种不合法的国家状态持续下去，你将无法继续生存。”
他们没再说什么。而那实际上是在说：推翻它；由于单靠武力能够摧毁它，那也是在说：甚至使用武力。但是，为了带领工人们发动攻击而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前方不符合爱好和平的商人与安宁的企业家的习惯。
当该政府走到尽头时，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人用十年时间创建的一个新政府。在这个天助自助者的社会中，他们的力量突然爆发在报纸上、在选举中、在对政府官员的袭击中，其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大胆。其大都由开明的、有进取心的人士组成，他们的原则不易发生改变，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神圣事业献出生命，他们成为民众的领导人；而当这些人带领民众获得胜利，他们就是民众的主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股力量的主人。这就是一个君主共和国如何在一个抵抗君主立宪制政体的阶级的领导下获得多次胜利并开始运转的过程。
[32]路易斯·帕西，《布洛斯维尔侯爵》，第130页。
[33]这是博蒙在未公开发布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见解。托克维尔在写给他的哥哥爱德华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安德烈·雅尔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83至84页）。
[34]托克维尔用这种方式描述他的感受：“因为一些共同的原则和千年以来的家族纽带与保皇派联系在一起，我发现自己以某种方式与这一方存在关联，尽管他们的行为对我而言似乎通常不是很光荣的，并且几乎总是奢侈的。我不得不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深受其苦，并始终用我所有的力量谴责他们。”节选自1831年10月18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
[35]埃尔韦似乎担心新政府因怀疑他曾效忠于波旁家族而打开他的信件。在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期间，他请求他的嫂子亚历山德琳确保他的父亲能够准时而完好地收到他的信件。于1831年10月18日写给爱德华·德·托克维尔夫人的信（YTC，BIa2）。
[36]节选自1830年8月26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AVII）。托克维尔在1830年8月16日第一次宣誓。
博蒙的行为证明了他想远离这一刻的争论。因此，他反对不针对那些在7月27日、28日、29日掠夺巴黎的人适用大赦原则的政策，他决定不参加审讯，在他看来，那些审讯是因大赦所涵盖的事实而引发的。他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于1830年9月14日在国王的面前为其辩护（YTC，AV）。
[37]节选自1830年10月17日写给亨里翁的一封信的草稿。（YTC，AVII）
[38]参阅OCB，V，第15至16页。年轻的托克维尔也许跟夏多布里昂谈论过他的美国计划。在1830年8月26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一封信中（YTC，AVII），他是这样评论它们的：“如果我被迫放弃我的事业，如果没有什么让我必须留在法国，我决定逃离闲散的私生活，再次花几年的时间做一名繁忙的旅行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览北美。我会去那里看看什么是伟大的共和国。我唯一担心的是，在此期间，法国将成立一个共和国。”监狱系统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托辞，其让我们显得尤为有利于政府的利益，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其让我们相信它的善意能为我们带来回报”。于1831年10月11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AVII）。
[39]参阅注解：监狱系统与内政部长先生赋予的使命MM。《古斯塔夫·德·博蒙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H. 福尼尔出版社，1831年）。
[40]于1830年12月4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AVII）。但是，在大概可以追溯到1835年的一封信中（OC，XIII，第一册第374页），托克维尔证实了正好相反的观点：“在我去美国之前，我没有萌生写书的想法，但当我到达那里，我想我应该写一本书。”
托克维尔的信件必定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作者非常清楚地考虑了收件人的具体情况。因此，他有时会给通信者们写一些他们所期望的内容，对他最亲密的朋友隐瞒某些信息，与熟人分享某些信息，等等。
[41]古斯塔夫·德·博蒙：《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I，第2至3页。
[42]路易斯·安德烈：《神秘的德·弗歇尔男爵夫人》（巴黎：佩兰出版社，1925年），第261至262页。关于弗歇尔事件，我们也可以查阅马乔里·鲍恩的《索菲·道斯丑闻》（纽约：阿普尔顿出版社，1935年）；以及埃米尔·勒叙厄尔的《最后的康德》（巴黎：阿尔坎出版社，1937年）。
[43]博蒙写给他的上级的关于德·弗歇尔男爵夫人事件的部分信件，由拜内克图书馆保存，所属分类为CIf。
[44]YTC，BIf 2.9中保存的几页笔记。
[45]这不是重新详细地设定美国行程的地方。此外，它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乔治·W. 皮尔森的《托克维尔和博蒙的美国之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加以改良。我提到这部作品是为了向皮尔森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谢，感谢他在那时专心致志地回答我的问题，感谢他在我的工作期间不断慷慨地给予鼓励。
[46]“处理一切事情的报纸确实已经报道了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在各处得到积极的协助。结果是，所有的大门都为我们打开，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托克维尔在1831年4月29日至5月19日写给他的母亲的信。（YTC，BIa2）
[47]写于1831年10月30日的信。（YTC，BIa2）
[48]在1831年5月18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托克维尔请求他把同样的问题拿给伊利·德·博蒙。他也让沙布罗尔把基佐的关于罗马社会和中世纪的演讲稿寄给他。
[49]（YTC，BIa2）段落中提到的是夏多布里昂。在1825年，托克维尔曾写过几页文章批评夏多布里昂发表在10月24日的《辩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后者在文章中向法国推荐美国民主模式。“真正值得称赞的作品将能够向我们展示美国社会与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托克维尔写道，“而不是用错误的相似物折磨我们。”安托万·勒迪耶引述，《正如托克维尔先生所说》，第93页。
[50]节选自写于1831年6月9日的信（YTC，BIa2）。托克维尔把这一段内容抄写到了他的照字母次序排列的A号笔记本中。这封信包含了本书的几个核心理念。日期为1831年11月26日的信也是写给沙布罗尔的，其中包含了关于美国司法系统的非常明确的信息。（YTC，BIa2）
[51]托克维尔在同一封信中补充道：“这个民族似乎是一大群商人为了商业而聚集在一起；当你越进一步探究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你越能发现他们寻求的一切价值只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它能够赚多少钱？”于1831年6月9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
[52]参阅托克维尔于1831年7月26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詹姆斯·T. 施莱费尔，《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创作之路》（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5页、第52至53页；乔治·W. 皮尔森，《托克维尔和博蒙的美国之行》，第126页。
[53]参阅后文。
[54]“这里没有公共权力，准确地说，这里不需要公共权力。”于1831年6月9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在1831年6月16日写给沙布罗尔的另一封信中，托克维尔写道：“至于政府，我们仍在寻找它。它并非真正存在。”（YTC，BIa2）
[55]于1831年6月9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
[56]于1831年6月20日写给爱德华的信。（YTC，BIa2）
[57]于1831年10月26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该信中包含了很长一段由美国宗教引发的反思。
[58]因此，他们对于南部联邦的了解非常有限。托克维尔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中认识到这一点：“在明智而愉悦地花掉我的时间之后，我准备离开美国。我对南部联邦仅有非常肤浅的认识，但是，如果要像了解北部一样了解南部，我们必须再在这里停留六个月。在一般情况下，要准确而完整地描绘出美国需要两年的时间。不管怎样，我希望我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写于1832年1月20日的信（YTC，BIa2）。
[59]于1837年7月4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OC，XIII，第460页）。
[60]现存的有六份问题清单：1. 关于刑事审判的42个问题的清单。2. 关于教育的7个问题的清单。3. 6个政治问题。4. 关于城镇权利的12个问题。5. 关于道路的3个问题。6. 其他与城镇有关的问题。（YTC，BIIb）
[61]我们有托克维尔的旅行笔记，但几乎所有的博蒙的笔记都丢失了。一些仅存的罕见的笔记表明博蒙的观察力比托克维尔更广泛、更细致，但其在实质上缺乏理论性。它们对于再现这对朋友的知识之旅有很大的作用。
[62]美国之旅的笔记被发表在《西西里岛和美国的游记》一书中。（OC，V，第一册）
[63]比如在1831年6月29日写给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一封信中。（OC，XIII，第一册第225至236页）
[64]如果我要做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那么将是在法国，根据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文件，我将会尝试做一些事情。当我能够理解那些我以前从未学过的文件，我会离开美国，这是此次旅行最明确的结果。此外，在这个国家，我做的笔记都是没有顺序或连贯性的：只有我能理解的独立构思、能够让我想起许多其他事实的独立事实。我带回来的最有价值的是两个小笔记本，我在里面逐字记录了我与美国最著名的人士的交谈内容。这些文件对我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只有我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和答案的价值。直到现在，我所表达的这些与美国有关的绝无仅有的、笼统的观点已经出现在我写给法国的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即使是这样，这些信都写得非常匆忙，通常在轮船上或者某个洞穴中——我只能把自己的膝盖当作桌子。我会发表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文章吗？事实上，我不知道。在我看来，我有一些好想法；但我仍不知道用什么框架表达它们，并且公众的关注令我感到害怕。（托克维尔在1831年10月24日写给他的母亲的信，YTC，BIa2）
将其与节选自托克维尔于同年6月20日写给爱德华的一封信中的段落相比较：
在法国，没有人会怀疑美国是什么，而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绝佳地理位置让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说明。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研究能够让我们的头脑意识到很多观点，或是追寻到关于很多观念的线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这样才能不断产生思想冲突。［……］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既不缺乏热情也不缺乏勇气，如果有一些障碍并不能阻止我们，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够发表我们已经思考了整整一年的作品。（YTC，BIa2）
[65]在发表于《与凯尔戈莱的通信》中的一封信里，但其也许是写给尤金·斯托菲尔斯的，由于安德烈·雅尔丹指出这一点，托克维尔承认道：“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现在该如何向你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前往美国只是为了启发自己。监狱系统是一个借口，我把它当作一个能够让我深入美国各地的通行证。”（《与凯尔戈莱的通信》，OC，XIII，第一册，第374页）
也可参阅于1830年4月21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其被转载在本书第二卷的附录五中，信中内容已预先告知历史理论即为现在的《论美国的民主》。
[66]写于1831年4月26日至5月19日的信（YTC，BIa2）。该备注随后也出现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件中。因此，在1831年6月29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件中（“保存这封信。它以后对我还有用处。”）（OC，XIII，第一册，第236页）；在1831年7月16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件中（“不要忘记保存我的信件。”）。（YTC，BIa2）
[67]古斯塔夫·德·博蒙：《美国信件》，第28页、第45页、第48页、第66页和第92页。
[68]古斯塔夫·德·博蒙：《美国信件》，第159页；在10月26日的信中提到“我的作品”；在11月8日的信中提到“这个伟大的作品将使我名垂千古”。
[69]在1831年8月1日写给他的父亲的信中，以及在8月2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另一封信中，博蒙已经表明他对印第安人的命运很有兴趣。同上，第105页和第110页。
[70]在1831年11月写于费城的一封信件的草稿（YTC，BIa2）。他也对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隐瞒了他的计划（写于1832年1月24日的信件，YTC，BIa2）。
[71]勒·佩莱蒂尔·德奥奈写于1831年8月16日的信。（YTC，BId）
[72]节选自托克维尔于1833年2月6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信，感谢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许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信，1833年2月6日。爱德华·埃弗雷特的文件）
[73]于1832年1月24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
[74]于1832年4月4日写给博蒙的信。（OC，VIII，第一册，第111至112页）
[75]你知道博蒙的出版物有哪些，但你也许不知道一个细节。德·博蒙先生和我共同发表的第一个关于美国监狱的作品，其实德·博蒙先生才是唯一的作者。我仅仅提供了我的观察结果和一些笔记。虽然我们两个的名字都被添加到那本书上，但是我现在能够更轻易地称赞它是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我从未向我的朋友们隐瞒——德·博蒙先生才称得上是那本书的唯一作者。（写于1841年6月26日的信，为了支持博蒙成为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院士的候选人，其很有可能是写给米涅的，YTC，DIIa）
[76]他的辩护词在OC，XIII，第一册，第321至327页。
[77]流亡于美国的想法也出现在他们的大脑中。参阅本书第二卷第1 302页的注解j。
[78]在他于1831年6月20日写给爱德华的信中，托克维尔告诫他的哥哥要有最大的耐心（YTC，BIa2）。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其于1831年6月21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件中。（OC，XIII，第一册，第235至236页）
[79]于1831年12月4日写给希波吕忒的信（YTC，BIa2）。与此相反，在写于1831年8月的一封信件的粗略副本中，其也许是写给戴马西的，托克维尔指出：“我想我们无法远离内战。”
[80]参阅托克维尔和博蒙就这个问题在通信中交换的意见。（OC，VIII，第一册，第119至130页）
[81]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许可（普通手稿收藏［杂项］，手稿科，善本特藏部），其被转载于OC，III，第二册，第35至39页。同样的观点再次出现在写给玛丽·莫特利的一封信中：
正如我先前预见到的和你在几天前宣布的那样，西部的内战已经拉开帷幕。保皇主义者也许将会取得短暂性胜利，但我可以再次预言，他们将被粉碎。有多少忠诚而可敬的血液将会流淌！我在报纸中读到了一名我认识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名字。他刚刚被残忍地杀害了。因此，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光荣和无能似乎总是相伴而行。谁能比你的雅各宾派更英勇、更忠诚，更笨拙、更不幸？我们的法国保皇主义者完全是在跟随他们的步伐。（1832年6月3日，YTC，CIb）
[82]在写于1832年4月18日的一封信中。（YTC，CIf）
[83]在1832年5月21日。（YTC，CIc）
[84]1833年英国之旅的游记发表于《英国、爱尔兰、瑞士及阿尔及利亚的旅行》之中。（OC，V，第二册，第11页至43页）
[85]于1833年7月5日写给德·皮斯尤克斯伯爵夫人的一封信（YTC，CIf）。
[86]OC，V，第二册，第36页。
[87]OC，V，第二册，第29页至30页。
[88]于1833年8月13日写给博蒙的信。（OC，VIII，第一册，第124页）
[89]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创作》之中，詹姆斯·T. 施莱费尔详细地再现了《论美国的民主》中最重要的章节的创作过程。
[90]托克维尔写给其妻子的信，其中唯一的引语是“星期天的早上”。（YTC，CIb）
[91]“手稿的原始资料。一些值得探讨的有趣的主题。”（YTC，CIIc）这份清单或多或少包含了与本书第一个计划相同的问题。
[92]YTC，CVh，第一册，第23页。
[93]YTC，CVh，第一册，第23至25页。
[94]YTC，CVh，第一册，第26页。
[95]YTC，CVh，第一册，第26至27页。
[96]在编号为“3号”的一叠草稿（被转载在CVh第一册中）上端标有以下注意事项：
各种各样的注解和重要的注解。（不能辨认的词语）一定在这里。有两章或三章新内容，我不知道该放在哪个位置。
1. 美国的伟人，特别是华盛顿的伟人。
2.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3. 美国社会中的非物质联系。
4. 公务人员。
5. 了解共和政权的不同方法。
6. 绝对的善法（并不总是必须经过裁判）通过选民的投票赞成而赢得尊重。
7. （不能辨认的词语）对民主自由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YTC，CVh，第一册，第1页）
[97]托克维尔在1856年9月1日写给迪韦吉耶·德·奥哈纳的信。OCB，VI，第332至333页）
[98]他有可能在希瓦利埃的几封来信中了解到它，这几封信被发表在《两个世界》杂志中。参阅本版本第二卷第898页和OC，VIII，第一册，第176页，第202至203页。此外，在横渡期间，托克维尔阅读了巴兹尔·霍尔的作品。他似乎没有查阅哈里特·马蒂诺撰写的《美国社会》。
[99]请记住，1835年版《论美国的民主》是上下卷一起发表的。
[100]托克维尔与博蒙的小说的合作很可能从该小说进展的第一刻就开始了。在《玛丽》一书的手稿中，在与小说计划有关的记录中有托克维尔的笔迹。
计划。/
它涉及一个人的塑造，比如：他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他的渴求总是超过他的能力（但是不能带有任何嘲笑，也就是说，你想要塑造的这个人实际上拥有伟大的灵魂、卓越的精神，他的目标高于同一时期的人类）；这个人，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幸福，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和分辨幸福生活真实存在的程度，已经不能得到它且已经不适应这个社会。他随后艰难而冷静地审视自己；他开始确信，他将无法达到自己所渴求的第一个目标，不再能够感觉到自己达到另一个目标的愉悦感，他毫无热情、毫无绝望地回到荒野之中，他有强大而宁静的灵魂，能够判断它的不幸与屈服的伟大之处。
也许在这里，你需要使用快速的和雄辩的摘要重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实和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他观察到实际中的一切，但他能够在他的想象、他的发现中更好地认识它们并屈服……
你不能让他在欧洲尝试爱情。他将在美国重获爱情，就像溺水之人得到一根救命稻草，但他仍旧失去了它……（YTC，CIX，以及OC，VIII，第一册，第131页）
[101]在《玛丽》的手稿的边缘里，托克维尔用铅笔写下评论。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其不幸与阿达拉存在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与阿达拉有很大的相似性，你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玛丽》的第二卷第151页）；“在这里再次出现，你必须注意奥布里神父。也许是我错了。好好想想吧”（《玛丽》第二卷第152页）；“再一次，注意这里的阿达拉”（《玛丽》第二卷第156页）。
[102]因此，在小说手稿中有博蒙写给托克维尔的附注。
给托克维尔的注意事项。
这里有两个段落会让人联想到夏多布里昂，尽管我已经尽量避免此类情况出现。它们分别在第6页和第20页。我在这里提供了夏多布里昂的段落，这样你就可以看看我是否有必要删除我的段落。
“旅行者的幻想是一种心灵的圆满与精神的空旷，其让你享受你所处的平和状态。它让我们通过思考打扰上帝赋予我们的幸福；灵魂是平静的，而精神是不平静的。”（参阅《航行》，t. 6，第112页）
“我随意地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左边走到右边，我告诉自己：这里没有需要遵循的道路，没有城市，没有狭窄的房屋，没有总统、共和国、国王。”（参阅《关于革命的历史文章》，t. 2，第417页；YTC，CIX；和OC，VIII，第一册，第145页）
[103]参阅第84页的注解a。
[104]塞奇威克在美国代表团驻巴黎办事处遇到了托克维尔，并向他介绍了几本对他有用的书。他在1833年11月和12月、1834年1月和2月的日志中提到他连续几次与托克维尔见面（第28页、第29页、第32页、第79页、第85页、第98页）。参阅塞奇威克·西奥多三世：《巴黎日志》第三卷，1833年11月至1834年7月，第80至81页、第85页。塞奇威克家族文件，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
比如，在1834年1月20日，塞奇威克指出托克维尔发现“俄国和美国［……］是仅有的拥有未来的强国。这两个国家在不断增强势力——其他国家没有变化或不断缩减”（第80至81页）。
你会在第85页中发现（1835年1月24日，星期五）：“今天和昨天都与托克维尔一同前往公使馆，并在那里向他展示［原文如此］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书籍。”在第98页（1834年2月8日）：“托克维尔找我谈论了关于美国的十多份资料。”感谢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许可。
托克维尔也依赖于另外两名身处巴黎的美国人的协助：爱德华·利文斯顿，美国驻巴黎代表团长官；纳撒尼尔·奈尔斯，代表团秘书。
[105]参阅OC，VIII，第一卷第141页；以及安瑟洛夫人的《1824年至1864年的巴黎沙龙》（巴黎：当蒂出版社，1866年），第79页。博蒙的一个名叫盖里的朋友是否阅读过部分手稿呢？在包含了关于临别的章节以及包含了关于社会国家的章节的封面套纸上标有此评论：“副本被寄给了盖里。”
[106]在1833年8月30日写给斯帕克斯的信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标题。（YTC，CId）
[107]《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交谈》（伦敦：H. S. 金公司，1832年），第一册，第2页。在《玛丽》一书的序言中（第8页），博蒙沿用了合作作品的原标题并表示：“德·托克维尔先生描述了体系，我尝试描绘道德观念。”
[108]“戈瑟兰问我作品的标题是什么。我此前甚少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感到非常尴尬。然而，我回答道，按我的想法会将该书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统治》。自那以后，我回想过它，而我发现这个标题很好。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本书的总体思路。我还能对它评价些什么呢？”（OC，VIII，第一册，第141页）
[109]1834年10月18日的信件，其被转载在CVh，第二册，第55至56页：“我们没有你的作品的标题，而我昨天忘记了问你。我们无法在没有标题的情况下设置页面。”
[110]利昂·福彻，《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由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先生撰写》（未出版），《法语速递》，358，1834年12月24日。
[111]根据不同的来源，分别在1月23日、27日、31日出版面世。
[112]这是贾里德·斯帕克斯在1837年6月6日写给托克维尔的信中提到的观点（YTC，CId）。斯帕克斯为了美国版《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和注解与波士顿的一名出版人取得联系。当他得知另一个版本即将出现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113]拉赛西·阿西尔·撒凡迪，《论美国的民主》，《辩论杂志》，1835年3月23日和5月2日。
[114]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时光》，1835年4月7日。圣伯夫是第一个对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感到诧异的人，托克维尔在次日写信给他：
先生，请允许我更重视你对美国民主发表的评论之外的其他事情，那就是发现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会继续发展并变得更为频繁。我没法不相信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一种智力和道德的亲密感在不久之后会在我们之间形成（信中唯一的引语是“星期三早上”［1835年4月8日］，感谢法兰西学会的许可，圣伯格·德·洛万濡收藏）。
[115]在3月的最后一天，戈瑟兰向作者断言：“但在现在看来，你似乎已经创造了一部杰作。”（于1835年4月1日写给博蒙的信，OC，VIII，第一册，第151页）第二版在6月出版，第三版在年底出版。第四版和第五版在1836年出版。第六版在1837年出版，而第七版在1839年出版。
[116]《时光》，1835年4月7日。
[117]《辩论杂志》，1835年3月23日。
[118]发布者解释道：“要么我们是非常错误的，要么德·托克维尔先生在研究美国之前钻研了孟德斯鸠的作品。”〔4，第9号（1835年3月4日）：第65至68页，第65页〕
所有法国媒体评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1835年6月7日，《1834年的全国报告》是这样描述该作品的：“任何思考过欧洲社会现状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这部作品的高水准，它所描述的内容将在未来得到验证。”
[119]《法国公报》，1835年2月3日和2月13日。此处引用的段落节选自2月3日发行的内容。
[120]比如《美国评论季刊》中的评论，1839年3月19日，第124至166页。
[121]参阅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37，第230号（1835年）：第758至766页。艺术协会的评论尤为重要：“有时是理性的，有时甚至是沉闷的［……］不喜欢它那野心勃勃的风格——它把一切都降低到理论层面——以及它意图将孟德斯鸠的长句与德·赛居尔伯爵的华丽辞藻结合在一起的自负态度”（394，1835年5月16日，第375页）。在1837年6月6日的一封信中（YTC，CId），杰瑞德·斯帕克斯告诉托克维尔那些反对托克维尔作品之中的民主论的英国评论被转载到美国刊物中，在他看来，这一事实可能会降低人们推出《论美国的民主》的翻译版本的欲望。
[122]在英国的一片批评声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显然与其划清了界限。托克维尔写信给他，“你是［……］唯一完全了解我的人”（写于1835年12月7日的信，OC，VI，第一册，第302页）。穆勒的评论被发表在《伦敦书评》中，第2号，1835年，第85至129页。
[123]《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巴黎：查尔斯·戈瑟兰出版社，1835年，一、二册。
[124]博蒙的小说于1835年在布鲁塞尔面世。它在1840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并于1849年再版，并且它在1847年被翻译为葡萄牙语。删减版于1836年在德国出版。法国发布的第二版在1835年发行，第三版在次年，第四版在1840年，第五版和第六版都在1842年发行。
[125]《评论季刊》53，第106号，1835年，第289页。
[126]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美国的奴隶制度》，《两个世界》，第四系列，6，1836年。第227至246页。
[127]《辩论日报》，1835年12月6日。
[128]《玛丽》，I，第3页。
[129]博蒙写给托克维尔的信（1837年7月15日？）。（OC，VIII，第一册，第209页）
[130]《法国回声报》，1835年2月11日。
[131]“关于贫困的文章”，《瑟堡学术学会的回忆录》，1835年，第293至294页。无法指出撰写这一作品的具体原因，它的灵感来自维尔纳夫-巴吉蒙特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其将会在其他地方被再次提到。托克维尔曾答应撰写第二部分，但他从未写过。
[132]《爱尔兰》的注解和草稿让我们得知博蒙和托克维尔在1835年进行的英国与爱尔兰之旅的准确路线。托克维尔和博蒙在4月21日离开巴黎，在22日抵达加来，并在24日到达伦敦，他们临时住宿在船舶酒店中。他们第二天去歌剧院观看了《安娜·波莱娜》。他们开始参观英国首都，并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从7月7日到8月9日，他们游览了爱尔兰。随后，博蒙离开爱尔兰前往苏格兰，而托克维尔前往南安普敦。后者在18日穿越海峡。在8月23日，他再次来到瑟堡。
[133]《英国、爱尔兰、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旅程》（OC，V，第二册，第49页）。还有与夏普进行的未公开的长谈（YTC，CXIb，第一册）。博蒙的笔记中还包括了其他未公开的谈话内容。
[134]《英国、爱尔兰、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旅程》OC，V，第二册，第49页，第52至54页。
[135]YTC，CX。
托克维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民主原则在英国获得的成功。
总体概念。
托克维尔的不同看法［这份笔记在博蒙手中］：
英国社会中的两个元素。
撒克逊原则和诺曼原则。
撒克逊原则——民主。
英国社会中关于民主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教区和郡县的组织管理——数百个——社区利益的代表性……诺曼人的到来，在这种民主基础上分散了专制权力。
英国社会中的这两种元素的结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诺曼原则盛行，其并没有破坏撒克逊原则，后者只是隐藏和屈服了。
现在，这一原则的觉醒意味着它战胜了诺曼原则，当议会通过了改革法案，其显然证明了它优于它的对手。
[136]YTC，CX.Cf。OC，V，第二册，第47页。
[137]《英国之旅》。（OC，V，第二册，第47页）
米尔以这种方式解释了同一个观点：
贵族的道德观。/
贵族的思想。/
平等思想，贵族的思想。
［在空白处：攻击贵族的辉格党给自己冠上了富人的头衔。］
在这里，你通常能够同时发现两个最初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观点，即对贵族阶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敌意和一种极大的敬意。贵族的特权受到攻击，但你无法猜想当他们作为个人的时候有什么考虑，因此你会看见最激烈的民主主义者极其夸张地咆哮着反对少数寡头政治主义人士——但他们在某个伯爵或侯爵面前卑躬屈膝，仅仅因为他是一名伯爵或侯爵。在这里，我们努力废除特权，但我们尊重那些拥有特权的人；我们发现他们都非常聪明，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想法而责备他们——他们不是凭借道义获得现在的地位，而是凭借他们的特权身份。对于英国的上流社会，一切都是特权（J. h. 米尔，5月19日，伦敦）。（博蒙的记录。YTC，CX）
[138]在托克维尔和博蒙的旅程中，他们游览了英国的几个较大的城市，他们观察到工业化带来的可怕影响；他们在美国旅行期间已经做了部分研究。在这个主题上，他们听说过J. B. 塞伊的书和维尔纳夫·巴吉蒙特的论文。关于曼切斯特的著名描述是《英国之旅》中的内容。（OC，V，第二册，第79至82页）
[139]YTC，CX。
[140]托克维尔在1835年5月5日的信中跟他的父亲解释了这一点。安德烈·雅尔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229页。
[141]第二版和第三版在1839年诞生；第七版和最后一个版本在1863年面世。英文版本出现于1839年。英国翻译人员删除了几个批评英国的段落，他概述并改变了博蒙的一些论据。
[142]博蒙指出托克维尔的这种想法：
布列塔尼。爱尔兰。
法国布列塔尼大教区与爱尔兰之间的显著相似性。
——相同的起源。——凯尔特居民。
——道德观念和社会状态上的相似性。
——这两个国家中的小农场。小型农场。
——缺乏奢侈品和不了解物质生活；不会努力争取得到它。在简陋的小屋中，发出呼噜声的家猪与人同桌。
——异乎寻常的宗教人口、信徒——但不开明。
——布列塔尼与诺曼底仅一河之隔，但后者相当偏爱物质生活。在法国，诺曼底是英国的缩影，布列塔尼是爱尔兰的缩影。
——有相似性。
但是有不同之处——爱尔兰人是快乐的和善变的——布列塔尼人是忧郁而倔强的。
（由托克维尔提出）
12月22日（YTC，CX）。
[143]J. S. 米尔在1839年10月18日写给博蒙的信。（YTC，CIe）
[144]关于玛丽·莫特利，人们所知甚少。参阅安托万·勒迪耶的《正如托克维尔先生所说》，第122至128页，以及安德烈·雅尔丹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50至56页。
[145]YTC，CVa，第6页。
[146]YTC，CVa，第6页。
[147]YTC，CVa，第28至30页。
[148]在他们前往英国期间，米尔请求这两名法国旅行者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关于法国和美国的文章。在1836年，托克维尔给米尔寄了第一篇也是唯一的关于大革命前后时期的法国的社会与政治形势的文章，其介绍了一系列关于法国的出版物。“法国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25，1836年，第137至169页（其被转载于OC中，II，第一册，第33至66页）。该篇文章的前几个段落与关于美国哲学方法的章节之间的相似性是清楚而富有启发性的。
[149]由于托克维尔在鲍吉的长时间逗留，我们无法判断爱德华对他产生的影响。
[150]在1836年11月22日写给博蒙的信中（OC，VIII，第一册，第174页）。同一个月，托克维尔在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中提到了类似的词语：“我感觉到第二部作品的重要性，它有可能遭到他人的批评，并无法给公众带来惊喜。因此，我要尽我所能。可以这么说，我没有一天不感觉到你的缺席。［……］我的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三个人——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我想第四个人就是你。”写于1836年11月10日的信。OC，XIII，第一册，第418页）
[151]他有时间考虑继续撰写关于贫困的作品，他让博蒙把所有关于储蓄银行和英国典当行的有用信息带给他。托克维尔给博蒙提供了一份问题清单，其在YTC，CXIb. 13. Cf. OC，VIII，第一册，第185页、191页、193页、196页和200页。他没时间应《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要求为《论美国的民主》选择一些未出版的摘录内容。（OC，VIII，第一册，第187页）
托克维尔也致力于两个目标：一个是在11月进入下议院，另一个是使他自己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这两个尝试都失败了。进入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一个安慰奖，这将使他更难以进入法兰西学院。他将在1841年12月24日进入那里。此外，他在《塞纳—瓦兹新闻报》上发表了两封分别写于1837年6月23日和1837年8月22日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信件。
[152]“因为，毕竟我相信你是我的师父，这可不是我在恭维你。”于1837年9月4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OC，XIII，第一册，第472页）。凯尔戈莱写于9月30日的回信，同上，第477页。随后，亚历克西创作了关于良好的道德观念的章节。在9月，他基本上为描写美国习俗的章节打下了基础。
[153]OC，VIII，第一册，第321页。
[154]《观察家》，1840年5月17日。
[155]《亨特商业杂志》，1840年7月3日，第443页。
[156]《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48，第298号（1840年）：第463至478页，第463页。
[157]《爱丁堡评论》145（1840年）：第1至25页。
[158]《都柏林大学杂志》16，第95号（1840年）：第544至563页，第563页。
[159]《纽约评论》7，第13号（1840年）：第234页。
[160]在1838年11月20日写给罗耶·科勒德的信（OC，XI，第74页）。与其相对照的是：在1838年6月25日写给科尔塞勒的信。（OC，XV，第一册，第100至101页）
[161]我在这里提供的解释必然是有限的。
[162]托克维尔在1833年7月5日写给皮斯尤克斯伯爵夫人的信。（YTC，Clf）
[163]《托克维尔与他的时代》，《欧洲的沉思》，马德里。（《西方评论》，1966年，第135至141页）
[164]有几十本致力于研究托克维尔的思想的作品，但我在这里只列举几本：让-路易斯·贝努瓦，《伦理学家托克维尔》（巴黎：霍诺尔·钱皮恩出版社，2004年）；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马德里：阿莉安萨编辑出版社，1989年）；让-克洛德·宁柏迪，《托克维尔与两个民主国家》（巴黎：PUF出版社，1983年）；皮埃尔·莫内，《托克维尔与民主的本质》（巴黎：朱利亚尔出版社，1982年）；尼古拉·马陶西，《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博洛尼亚：穆利诺二世出版社，1990年）；达尔马修·尼格内对删节版《论美国的民主》的简要介绍（马德里：阿奎勒出版社，1971年）；以及谢尔登·S. 沃林，《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65]“我不想塑造一座雕像，而想呈现一面镜子。”托克维尔对安培承认道。让·雅克·安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通信者》，47，1859年，第322页）。
[166]“将我们的父辈所生活的贵族社会捣得粉碎的革命是这个时期的大事件。它已经彻底改变了一切。”（II，第690页，注解c）
在撰写第二卷前，托克维尔选择这个事实作为基础来单独发表关于革命的章节并非偶然。关于改革的章节无疑构成了整本书的主线；参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新兴社会的改革》。（《两个世界》，XXII，1840年，第322至334页）
[167]I，第514页，注解o。以及：I，第12页，注解r。
[168]该版本未公布的内容倾向于删除《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一定数量的差异。托克维尔是一个探讨有限主题的作者，他会反复思考和研究他的每一个作品，同时确保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那样。因此他在1835年至1859年期间扩充了《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某些内容。
[169]一个民族的整体想法和观念形成它的天性，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提到了孟德斯鸠：
≠当然，在一个民族的想法与喜好的倾向中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其在与反革命、反时代的力量作斗争时具备一定优势。这种民族的思想相学被称作他们的天性，其存在于他们那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存在于社会状态、信仰和法律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变化之中。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在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特质中，你会发现它是最不容易察觉和最难以定义的。除了天性，他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而天性只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I，第344页，注解y）
[170]“因此，通过这个词我理解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状态和思想状态”（I，第466页）。
事实上，孟德斯鸠说过：“一个民族的奴隶制风俗是其自身束缚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自由风俗是其自身自由的一部分。”《论法的精神》，XIX（册），XXVII（章），《全集》（巴黎：普雷亚德出版社，1951年），II，第382页。对托克维尔而言，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几乎奠定了它全部的自由。
[171]托克维尔不相信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思想是否是社会状态的结果或者原因。“社会状态是思想的结果还是思想是社会状态的结果？”（II，第748页，注解f）或者说，思想既是结果又是原因。
[172]于1853年9月17日写给科尔塞勒的信（OC，XV，第二册，第81页）。的确如此，法律的变化（比如说，废除奴隶制）是无用的，如果它没有伴随理智世界的变化而变化（黑人自此以后与白人有同等地位的想法），它甚至是消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托克维尔可以说，如果他有权力，他不会立即决定废除奴隶制。他相信，如果不能彻底改变以前的道德观念，自由的黑人所面对的情况可能比奴隶面对的情况还要糟糕。
[173]这个术语会时常出现。（II，第1 262页，注解b）
有了这个假设，托克维尔置身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如果他的作品吸引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和政治科学家，那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政治哲学的经典元素开始分离，并形成了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同样的，如果《论美国的民主》（尤其是第二部分）不是十分吸引政治科学研究人员的注意，这无疑是因为它要求后者为了成为一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去超越历史学家的思想。
[174]在美国，人民主权的教义不是一个既不属于习惯又不属于主导思想系综的独立学说；相反的，你可以将它想象为围绕着所有英美国家的一系列见解的最后一个环节。上帝眷顾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对他而言必要的理性程度是能够指导他做最令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正是存在于美国公民和政治社会中的伟大的普遍真理：其被应用到父亲与他的孩子之间、主人和他的仆人之间、城镇和它的管理者之间、教区与城镇之间、国家与教区之间、联盟与国家之间。当它扩散到整个国家，它就成为人民主权的教义。
≠因此，人民主权的共和原则不仅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且是一个公民原则。（I，第633页）
[175]II，第1 033页，注解1。托克维尔是否参与博蒙的计划——为了1830年的蒙蒂翁竞赛发表一篇关于法律对道德观念的影响以及道德观念对法律的影响的论文？参阅YTC，CXIb6。
[176]如果不是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教义的模糊概念，那么英国人在上个世纪不断声明的、你必须服从的公众舆论的主权原则究竟是什么？（II，第1 033页，注解e）
[177]“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欧洲事件；在同一时期发生在欧洲的所有事情，尤其是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那样吸引着我。”于1856年10月5日写给查尔斯·蒙拉德的信。感谢洛桑大学图书馆的许可。
[178]《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66页）
[179]托克维尔指出，拿破仑不想给法国提供民主政治法律，尽管他曾极不情愿地同意提供比美国法律更民主的社会法律体系，这进一步加快了民主的到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托克维尔宣称：“我相信，一个有较多政治权利和较少民事权利的政府更能确保自由主义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有较少政治权利和较多民事权利的政府。”（II，第1 230页，注解p）
[180]于1850年2月15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信，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1848年版本的《论美国的民主》（IV，第1 373页）的序言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
“只有一个［革命］，一个总是穿插着不同的命运和情感的革命，我们的父辈看见了它的开始，而我们很可能看不到它的结束。”（《回忆》，OC，XII，第30页）
[181]因此，托克维尔的两部作品实现了他的愿望，首先是新政体和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随后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182]I，第27页。例如，同样的观点出现在第二卷开始处。“美国人有一个民主的社会状态和一部民主的宪法，但他们缺乏一个民主的革命。几乎在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就已经到达了他们占有的土地。那是非常重要的。”（II，第708页）
[183]于1831年6月9日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YTC，BIa2）
[184]美国人似乎只是将我们的作者们所想象的一切呈现了出来；他们为我们忙于梦想的一切提供了现实物质基础。”《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199页）
[185]开拓者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理他的财产，砍掉树木，拓宽他的视野。文明的第一个象征是树木的消失。
[186]写于1831年12月6日的信。（YTC，BIa1，第54至56页，以及OCB，VII，第90页）
[187]II，第1 289页。
[188]I，第276页。
[189]I，第369页。
“对他［美国］而言，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改变就是改善；他不断在他眼前展现无比完美的景象，这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了特别的躁动和对现状的嫌恶感。”（II，第935页，注解b）
[190]I，第331页。
[191]I，第643页，注解n。
美国人居住在一片神奇的大陆上，他周围的一切在不断地运转，每个动作似乎都是一种进步。因此在他的脑海中，新的想法总是与更好的想法紧密相连。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自然阻碍人类获得成就的界限；在他眼中，没有得到的就是尚未尝试的。（I，第643页）
托克维尔详细解释了边境一词：
无论你看向哪个方向，你的眼睛无法寻找到哥特式教堂塔楼的尖顶、指引道路的木制十字架，或者是神父的宅邸前长满苔藓的门廊。这些与古老的基督教文明有关的庄严遗迹并不存在于这片荒野之中；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人回想起过去或联想到未来。你甚至无法找到那些无法继续奉献于此的人的长眠之所。死者没有时间开垦或划定其领域。（II，第1 346页）
[192]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处于非常类似的形势。博蒙写到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必需品、对未来的恐惧、过去和与过去有关的回忆上，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力量（《玛丽》，II，第297页）”。通过援引克拉克和卡斯的话，托克维尔复述了同样的观点：“他［印第安人］很容易忘记过去，并对未来不感兴趣。”I，第527页，注解7。可以说黑种人面对着同样的状况，其在另外一个大陆上留下了他的历史。
[193]I，第86页。
[194]“美国仅有的历史遗迹是报纸。如果一份期刊恰好丢失了，那么时间链仿佛就被打断：现在和过去不再彼此衔接。”（I，第331页）
[195]《荒野里的十四天》。（II，第1 339页）
以及“河流……是没有足迹的道路”。（II，第1 353页）
[196]《奥内达湖泊之旅》。（IV，第1 301页）
有时候人类迁徙得如此之快，以致荒地出现在他身后。森林只能屈服于他的足下；在他离开之后，它再次复苏。当穿越美国西部各州时，在树林中间遇到废弃的住宅并不是不寻常的事情；你通常能够在最深远的荒僻之地找到废旧的小木屋，当穿过粗糙的空地时你会惊叹不已，其同时证明了人类的力量和不定性。在这些废弃的区域中，在这些初生的废墟上，古老的森林会不断萌发新芽；动物们重获它们的领域；自然会用绿色的枝条和花朵愉快地掩盖人类的痕迹，迅速使人类留下的短暂痕迹消失。（I，第461页）
[197]安培提到了很多关于《论美国的民主》的至理名言：“简而言之，整本书的核心引发了时代问题。”（《安培的往来信件》，OC，XI，第16页）
[198]克利俄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是掌管历史和史诗的女神。——英译者注
[199]让-克洛德·宁柏迪，《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看法》（巴黎：PUF出版社，1970年）。
[200]马文·泽特伯恩，《托克维尔和民主问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7页，以及：I，第10至12页，注解q。
[201]II，第694页，注解m。
[202]基佐的亲英派观点令托克维尔感到困扰，后者无法接受将英国的革命模式应用到法国。这些意见分歧没有被忽略。在1840年版的《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之后，基佐给他的前学生写信：“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同样的想法？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罗兰-皮埃尔·马塞尔，《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文章》（巴黎：菲力克斯·阿尔坎出版社，1910年，第319页）。也可参阅奥勒利安·克鲁特鲁的《围困下的自由主义》（马里兰州，拉纳姆：列克星敦书籍出版社，2003年）。
[203]参阅博须埃的《论世界历史》，第三部分第二节，标题为《帝国的革命是贵族必须学习的原因》。
[204]《旅程》，第89至90页。
[205]《贫困的记忆》，转载于《评论》中，30，1985年，第633页。
[206]“如果在所有地方，自由必须具备相同的特性，那么我认为这对人类而言是个巨大的不幸。”（I，第513页）
[207]然而，基佐划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自由：1. 以自己的意愿为准则的独立个体的自由。这是早期国家具有的野蛮的、反社会的自由，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由。2. 独立于任何违背真理的意志的自由。道德自由或者是法律上的自由。社会的生存要求所有个体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其不允许本能的自由随意发展。《关于法学、历史学、纯文学的公众刊物》（巴黎：报社，1821年至1822年）（I，第248至252页，23讲）
[208]“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在贵族或者王族的压迫下，这些半野蛮的人已经搜集了各种概念，他们以后会让自己生活在文明、平等和自由的环境中。”（II，第879页，注解f）
[209]“如果各个民族一开始就拥有民主主义政府，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变得文明。”（I，第332页）
甚至是工业也遵循了发展的这种一般规律。制造业大亨等同于土地贵族。（II，第980页，注解b）
[210]经济条件是社会状态的一部分，而托克维尔将它们判断为次要利益。
[211]第739页，注解c。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不具备哲学特质，尽管我反复对你说教。”（OCB，VI，第370页）
[212]参阅第六卷，第1 377至1 395页。
[213]于1831年11月8日写给佩莱蒂耶·德奥奈的信件的草稿。（YTC，BIa2）
[214]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OCB，VII，第83至84页）参阅OCB，VI，第370页。
[215]YTC，CVk，第一册，第73页。
[216]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托马斯·莫尔没有改变英国政府，他就不能撰写出《乌托邦》一书。他也认为德国人进行哲学研究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政治上概括自己的想法。（II，第737页，注解b）
[217]思想513（拉菲马编辑整理）。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引用，《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第42页。
[218]托克维尔对柏拉图的偏爱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他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但这位哲学家总是带给我一种无人能及的感觉，他的目的是将道德观念尽可能多地引入政治中，这是令人赞赏的。”《与凯尔戈莱的通信》（OC，XIII，第一册，第41页）以及《与博蒙的通信》（OC，VIII，第一册，第292页）。
[219]I，第574页，注解b。
[220]“没有什么比领会一个事实真相更困难。”（I，第343页）
“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是一本完全无法开启的书。”（I，第383页，注解m。也可以参阅I，第574页）
[221]在所有的生物之中，人类绝对是最著名的；然而，他的繁荣或者苦难都是一种未知法则的产物，仅有几个单独的、不完整的碎片进入我们的视线之中。绝对真理是隐秘的，也许它会永远保持隐秘的状态。”（I，第263页）
我们在帕斯卡尔的作品中再次发现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心态：“理性的最后一步是认识无数超越它的事物。如果不这样做，它是脆弱的、是远远不够的。”拉菲马编辑整理。
[222]“伟大的牛顿像是一名低能者，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多于他知道的那些令他与众不同的事情。”（II，第715页，注解f）
[223]“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我们的天性中最大的痛苦之一，我将其放置在疾病和死亡之后。但是，正因为我对它有这样的观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无故且徒劳地将其强加于自己身上。那就是为什么我将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的纯粹哲学和所有纯理论科学视为人类强加于自身的一种自我折磨。”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以及OCB，VII，第83至84页）
[224]“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我们的天性中最大的痛苦之一，我将其放置在疾病和死亡之后。但是，正因为我对它有这样的观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无故且徒劳地将其强加于自己身上。那就是为什么我将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的纯粹哲学和所有纯理论科学视为人类强加于自身的一种自我折磨。”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以及OCB，VII，第82至83页）。
[225]“因此，普遍思想仅仅是帮助人们靠近真理的手段，但不能找到它。你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们会渐渐远离真理。”（II，第728页，注解c）
[226]II，第840页，注解v。
“在世界上，我最不了解的生物就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我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有非常冷静的头脑，理性的甚至称得上是精明的内心；与之比邻的是能够完全控制我的思想感情的激烈情感，它没有说服我、控制我的意志，而是放任我的理智自由发展。”于1831年10月18日写给尤金·斯托菲尔斯的信。（OCB，V，第422页）
[227]于1836年11月19日写给米尔的信。（OC，VI，第一册，第314页）
[228]II，第840页。
[229]《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306页）。我们可以这么说，托克维尔害怕民主主义人士转变成小启蒙运动者。
[230]而且，中间期的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哲学特性是想要用一个原则解释一切，而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民主主义历史学家的宿命论理论原则和行政集权之中。
简单的政治方法是人性弱点的产物。托克维尔希望人类能够结合大量方法达到最终目的。对他而言，美不在于方法的简单性，而在于其复杂性，这无非是在模仿上帝——他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因子和环境，“伟大而完美的想法不在于凭借单一的方法完成大量事情，而在于创造各种不同的有助于完美地完成一件事情的方法”。（II，第740页，注解d）
“中央集权化并不是高度文明的标志。它既不处于文明的起点也不处于文明的终点，而是大体位于文明的中间。”（II，第799页，注解e）统一的观点适合于中间状态。帕斯卡尔和多样性统一的呼应是非常明确的。
[231]II，第1 150页，注解x。
[232]此观点在针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期间的重要地位做出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已经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参阅II，第727页，注解b）
[233]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容易传播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托克维尔指出“在所有独特的民族之上，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分子国家，所有国家的人都能够成为它的公民”。《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87页）。他还声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因为它像宗教那样开创了一个可以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民族的主体学说，因为它像所有宗教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类以及人类的一般政治权利及义务。（同上，第88页）
[234]“因此，民主不仅使每个人忘记他的祖先，它也使他隐藏于后代的视线之外并使他与同时代人相分离；它不断指引他回到独自一人，并最终可能将他完全困在其内心的荒僻之地。”（II，第884页）
[235]II，第701页。
[236]II，第718页。
[237]因此，美国社会取决于英国的知识水平。其在形成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不具备以下必要的社会变革成分：新思想的产物。
[238]II，第768页。特别是中产阶级：“≠美国就像是英国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II，第767页，注解f。也可参阅II，第805页，注解j。
[239]因此，在美国的例子中，贵族阶级和民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出现在普遍原则的层面上——一个我们将恢复的机制。托克维尔需要借用英国来解释美国模式如何将民主原则与贵族原则结合起来。
[240]II，第786至787页，注解p。
[241]II，第769页，注解g。我们在这里也注意到，帕斯卡尔并不遥远。
[242]II，第772页。
[243]在思想的世界中，宗教和哲学（权威/自由）之间的竞争是与贵族/民主相对立的变体。（参阅II，第711页，注解b）
[244]II，第724页，注解s。
[245]“人类需要武断地相信一大堆事物，只有这样他才有时间讨论其他一些事情。这种权威在贵族主义时期主要被称为宗教。它在民主主义时期可能被命名为多数派，或者是共同意见。”（III，第720页，注解p）
[246]III，第745页。
[247]“在几个世纪的热情中，人类有时会抛弃他们的宗教，但是他们挣脱它的枷锁只是为了屈服于另一个宗教的枷锁。信仰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信仰本身没有消亡。”（I，第48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托克维尔害怕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朝一日将会变成一种崇拜。
[248]II，第721页，注解r。
宗教是一种位于人性之前［无法辨认的词语］的权威，但它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向其他所有人类证明的，后者服从于它。共同意见是一种不位于人性之前的权威，其由一般人类个体行使。
这两种权威的来源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效果如出一辙。共同意见，就像宗教那样，提供现成的信念并使人们摆脱难以承受的义务，从而能够自行决定一切。这些信念原本被讨论过，但它们不再被讨论，它们通过一种压力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中。（II，第720页，注解p）
[249]所有美国教派都有一个核心的共同观点。（I，第473页）
[250]“你知道，我一直相信，君主立宪制将会转变为共和政体；我也相信新教最终必然会成为自然宗教。”于1831年10月26日写给欧内斯特·德·夏布洛尔的信。（YTC，BIa2）
[251]托克维尔谈及一种惯例——以宗教的标准审视创新思想。这个想法是个人反思的产物，但在第二卷开篇之处，他提到：“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里盛行的宗教不像启示教义，而像共同意见。”（II，第720页）因此，在作者提到宗教一词时，宗教的基础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基础，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基础。
“多数派的道德统治也许会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宗教或是永远取代某些宗教——假如它保护了它们。但另一方面，宗教会更像共同意见，而非真正的宗教。它会借用更多的力量。”（同上，注解p）
[252]II，第708页，注解t。
[253]库辛是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译者注
[254]参阅II，第960页，注解k，以及第1 281页，注解e。
[255]当托克维尔谈及存在于美国的平等时，他指出的这种情绪是不劣于任何人的，而不是财富或权力的平均分配。在他的第五本旅行笔记中，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关于美国平等的风趣评论，他在评论中解释了这种差异：“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我们这里，人类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范畴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常见的习惯、教育，尤其是财富决定了这些等级分类；但这些规则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灵活的，更不是永久性的。严格来说，它们产生的差异是短暂性的，而且不会形成不同的阶级；它们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优势，甚至是见解。”〔YTC，BIIa以及《旅程》（OC，V，第一册）第280页〕
在这一点上，博蒙在《玛丽》（I，第383至390页）中的一个注解中对平等进行的解释似乎是同样明确的。但某些历史学家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关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的模型。具体参阅爱德华·培森的《杰克逊政府的美国：社会，人性与政治》（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9年）；“平等主义迷思和美国的社会现实：‘平民时代’的财富、流动性与平等”，《美国历史评论》76，第4号（1971年）：第894至1 034页；以及“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误解，美国对托克维尔的误解”，《托克维尔评论》4，第1号（1982年）：第5至22页；欧文·M. 蔡特林，《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眼中的自由、平等和革命》（波士顿：李特＆布朗出版公司，1971年），第57至62页。
[256]“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下，情感和想法得到更新，心胸变得更加宽广，人类思维得到发展。”（II，第900页）
[257]提及霍布斯的观点，托克维尔惊叹：“仅凭暴力手段将理性人与智慧人束缚在一起的集合是什么？”（I，第389页）
[258]“专制不仅会摧毁这些人的自由，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摧毁社会。”（II，第889页，注解f）
[259]II，第718页，注解m。在此处，我们发现卢梭的拥护者在他与社会之间产生分歧。
[260]这种专制是不平等的最终结果和终点，它结束了循环并使我们重新回到起点。在这里，所有个体再次恢复平等，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在这里，由于国民除了统治者的意志之外没有其他规则，而统治者除了自己的情绪之外没有其他规则，善的概念和公平的原则再次消失了。这里的一切仅遵循“强者为王”的法则，因此必然导致一个全新的自然状态的产生，其与我们最初的自然状态是有所不同的；最初的自然状态是纯粹的，而后者是过度腐败的产物。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细微，政府的契约也被专制所瓦解了，只要专制君主是最强大的，他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一旦专制君主被驱逐，他没理由会反对暴力。暴动的最终结果是绞死或者废黜一个君主，这一行为就像他在此前处置他的国民的生命和财产那样是法律许可的。只有武力能够维持他，只有武力能够推翻他。
J-J.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全集》（巴黎：普雷亚德出版社，1964年），III，第191页。参阅下文。（I，第231页，注解z）
[261]如果人类被迫向他自己证明他日常运用的所有真理，那么他将永远无法完成这件事；仅是初步论证就会让他感到过度疲劳；因为他既没有时间（由于他的生命短暂）也没有能力（由于他的头脑存在局限性）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不得不掌握大量特定的事实和观点——他既没有空闲也没有能力来为自己测试和验证它们，但那些更聪明的人发现或采用了它们。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自己的思想结构。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让他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不变法则迫使他这么做。（II，第714页）
[262]II，第720页，注解p。
[263]II，第1 370页。
[264]“利己主义，是内心的恶习。个人主义，是头脑的恶习。”（II，第882页，注解d）
[265]托克维尔在基佐的作品中得知第四世纪的野蛮人以同样的方法行事：“第四世纪的野蛮人设法摧毁那个时期的文明，但其没有通过消灭那个时期的文明人来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这么说，他们之间有足够的距离将他们分隔开，让他们像陌生人那样。”（II，第896页，注解c）
“只有当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大量对象，当人们在大量的主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最后，当同样的事实让人们产生了相同的感觉和相同的思想，社会才会存在。”（I，第598页。同样可参阅本页注解y）
[266]“难道你没有看见，在各个方面，信念让步于推理、情绪和算计？”（I，第391页）
然而，《论美国的民主》的先后两部分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改变。如果说托克维尔在1835年声称，“在那里，对权力所拥有的野心被对幸福的热爱、一种更加普通但危险性较小的情绪所取代（I，第943页）”，他将在1840年发表的那部分内容中揭示它的恶意。
[267]II，第886页，注解c。
[268]II，第878页，注解g。
[269]新专制与旧专制也有相同点，比如古代的奴隶制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美国南部具有精神化的专制和暴力。”（I，第579页）古代奴隶制束缚身体，允许思想自由；现代奴隶制防止奴隶接受教育并控制他们的思想。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参阅I，第290至294页，以及II，第908页）
[270]托克维尔也复述了麦迪逊的话——多数派的专制就相当于自然状态。
[27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读者能够在托克维尔的评论中找到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以及大众社会。读者对托克维尔的作品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的事实——民主专制比政治专制更具有社会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形式的独立。然而，社会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差异是有争议的、不明确的。即便如此，我们不能责怪托克维尔在涉及二分法的地方缺乏明晰性，毕竟我们目前也不能表达得比他更清楚。
[272]II，第900页。
[273]II，第1 272页，注解t。
[274]II，第650页，注解l。
[275]II，第1 151页。
[276]“大革命对民主主义民族而言并不比其他民族更常见，我甚至认为大革命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常见。但在这些国家之中盛行一种小的令人不安的运动，一种无尽的循环——其烦扰和分散人类的思维，而不是刺激或者提升它。”（II，第780页）
[277]《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74页）
[278]IV，第1 144页，注解q。
[279]IV，第1 144页，注解q。
[280]参阅IV，第1 191页，注解b。
[281]II，第424至426页。
“从公众自由不断赋予的小骚动到最稳定的社会，其让人时刻联想到逆转的可能性，并时刻确保公众的谨慎、清醒。”《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197页）。因此，小革命防止了大革命的爆发。
[282]III，第891页，注解k。
[283]在1857年2月3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件。（OC，XIII，第二册，第325页）
在托克维尔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当他致力于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他写道：“我越来越热爱我的土地和我的大田野，我尤其热爱我的海洋还有它那庄严的海岸，我觉得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够快乐地生活。但是，即便在那里快乐地生活，一些伟大的活动仍会将活力赋予我的思想，可以这么说，只有通过这些想法，我才能够看见围绕在我周围的自然美景。”于1856年10月8日写给弗雷隆［？］的信。（YTC，DIIIa）
[284]参阅IV，第1 209页。参阅M. C. M. 辛普森编辑整理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在1834年至1859年之间的通信和交谈》（伦敦：H. S. 金出版社，1872年）。（II，第92至94页）
[285]《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247页）
“民主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罗兰-皮埃尔·马塞尔，《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论文》，第168页）
[286]于1865年11月26日写给博蒙的信件。感谢学院图书馆、施佩尔伯格·德·罗文朱诺的许可。
[287]“只有自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强大的支撑着灵魂的普遍情绪；它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一致性和道德观念垄断中增加多样性；它能够将我们的思想分散至小想法并提高我们的需求目标。”《法兰西学院》里的《获奖演说》。（OCB，IX，第20页）
[288]“不要让我分析这种崇高的体会；它必须被亲身体验。”《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217页）
[289]于1835年6月写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英文通信》，OC，VI，第293页）。也可参阅《英国、爱尔兰、瑞士及阿尔及利亚的旅行》。（OC，V，第二册，第91页）
[290]III，第749页，注解d。
“不管一个社会原则看上去多么不错，也不要单独采用它。不要单独使用一种政府形式。远离一致性。”（IV，第1 266页，注解j）
同样地，托克维尔声称，由于自由党的胜利和反对党的消失，这些在法国议会辩论中表达的观点变得不那么崇高。（II，第284页，注解c）
[291]如果说男性创造法律，女性则创造道德观念。因此，作为卢梭的一名优秀读者，托克维尔声称在美国女性优于男性（因为道德观念创造法律）。参阅第48页，注解u。女性代表了模糊的、自由、情感，而男性代表了平等、清晰的、理性的。
[292]在1830年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中，作者提到了民主社会状态和贵族社会状态的非常明确的特征。具体内容参阅附录V。
[293]II，第286页。
我发现，你凭借罕见的睿智，已经指明在何种条件下纪律严明的党派能够存在于自由国家之中。就像你说的，它们中的每一方必须代表永远划分人类社会的两大原则之一，简而言之，它们可以被命名为贵族阶级和民主阶级（II，第281页，注解a）。
[294]“社会状态将人们分离，政治状态必须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社会状态让他们体味幸福（V：使他们倾向于接近自然），政治状态必须通过给他们提供伟大的思想和情感来提升他们。”（IV，第1 262页，注解b）
[295]在1839年10月19日写给科尔塞勒的一封信中（OC，XI，第一册，第139页），托克维尔问道：“那么，我们是否再也无法看见真正的政治情感之风复苏，我亲爱的科尔塞勒，这些情感是激烈的、强硬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但它们也是伟大的、公平的和富有成效的；这些情感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党派的灵魂，我感觉我为了它会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时间、我的财富和我的生活。”同样可参阅关于工作权的谈话内容。（OCB，IX，第542页）
[296]有很多反对的例子。我们已经说过，政治自由意味着宗教信仰：
因此，在道德世界中，一切是预先被划分等级、协调一致、可预见的、可决定的。在政治世界中，一切是动摇的、有争议的、不确定的；在一种情况下，虽然被动但是可以自愿服从；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虽然独立但是蔑视经验、妒忌所有的权威。这两种倾向显然是对立的，但它们完全没有互相伤害，而是和谐共进并似乎相互支撑的。（I，第70页。也可参阅本页的注解）
托克维尔想在贵族主义社会中发展科学并在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道德科学，不管哪种情况，他想要逆转社会装填的发展倾向（III，第962页，注解n），而且他希望能够推动唯心论并遏制民主主义唯物论：
如果我出生在中世纪，我将会是迷信的敌人并将社会运动带到那里。
但在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容忍唯心论导致的一切荒唐事。
最大的敌人是唯物主义，不仅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可恶的教义，而且因为它不幸地符合社会趋势。（III，第956页，注解d）
[297]“仅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情感和观念被更新，心胸变得更宽广，人类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已经证明这种相互作用在民主主义国家中几乎不存在。因此，在那里，它必须被人为地创建。而这一点仅靠协会就能够做到。”（III，第900页）
[298]有四种政体（可以是专制也可以是自由的）存在：1. 民主社会状态（社会平等）和民主政治状态（政治平等）：民主政体。2. 民主社会状态结合贵族政治状态。这种政体倾向于达到民主政体，因为政治状态最终会反映社会状态。3. 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平等（这种政体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种妄想）。4. 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贵族政体。
[299]III，第810页，注解q。
17世纪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令人自豪的、自由的思想，但形成这些思想的种族在18世纪中彻底失去了戏剧性辉煌。你肯定也已注意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的作家相较于第二阶段的作家具有一定优势。前者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形成的——封建独立性暂时与现代艺术和品位相结合；一部分提供了宏伟的构造，其余的完成了细节和整体的和谐〔YTC，CIb（玛丽·莫特利收集的想法）〕。参阅IV，第1 146页，注解l，再次提到了相同的观点。
[300]就像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正是从基佐的口中得知了这个观点（《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第285至286页，第315页，第377至379页）。但与基佐不同的是，托克维尔不相信社会力量与个人力量之间的斗争取决于中产阶级思想。
[301]《法律精神》第十一册第六章。也可参阅第一册第二章。
[302]这使他与卢梭有所不同。参阅I，第406页，注解g，第407页和第413页。
[303]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第158至159页，以及OCB，VI，第445页。
[30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对情感几乎算得上是尊敬。当它们是好的，我热爱它们；当它们是坏的，我甚至无法确信自己厌恶它们。它们是力量，不管这种力量在哪里被发现，它在最好的情况下，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普遍弱点之中。”于1841年8月10日写给安培的信。（OC，XI，第152页。另请参阅OCB，VI，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