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
“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是因为他不能察觉且无法预见同伴的反复无常；最终，他将自己囚禁起来，将自己永远束缚在脆弱的环境中。”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关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谈论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我相信如果我回国之后有时间，我能够针对美国写点东西。覆盖美国的所有内容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无法以普遍的准确性为目标，我还没有观察到那样多的内容，但是我认为我了解到的内容远比我们在法国所学到的关于它的内容多得多，并且某些观点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能够令人产生兴趣的。”[1]
《论美国的民主》的两部分先后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已经再版150多次，并被翻译成15种语言，它自从面世以来已激起人们产生极大的兴趣。由于很少有19世纪的作品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托克维尔的作品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并且有可能作为这一学科最后的伟大作品，不断吸引读者、研究人员、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目光。
关于《论美国的民主》，它的时事性是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时事性”一词暗指这一杰出作品仍应当被理解和研究，是完全恰当的。
鉴于洞察力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特点，因此他设想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可能做出的反应：“有人会认为我根本不喜欢民主，我在苛责民主；有人会认为我支持民主的发展是一种轻率而鲁莽的行为。如果没有人读这本书，我会更快乐，也许这种幸福即将到来。”[2]
读者不断增加，但正如作者的预测，他们的确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解释与托克维尔的思想及思想的发展不谋而合，否则不会如此。
Ⅰ
遗产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来自一个古老的诺曼底家族——克勒雷尔，其在1661年沿用了教父的名字德·托克维尔。[3]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家族效仿他们的祖先威廉·克拉雷尔（曾参加黑斯廷斯之战），偶尔离开他们的土地为教会或皇室效力。
大革命令这个牢牢占据科唐坦半岛的家族感到震惊，他们与奴仆们关系良好，并为其领主职责感到自豪。当革命浪潮抵达诺曼底，它只带走了城堡中的鸽舍。它从托克维尔家族中带走的仅仅是养鸽子的特权。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以赞同的态度迎接革命的到来。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后，对流亡者生活的厌倦——他的儿子对落魄贵族的堕落的描写直接反映了这位父亲的观点——让他回到法国，并加入国民警卫队。在1792年8月10日，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是来自圣维克多近郊的国民警卫队的一员，并为保卫杜伊勒里宫作好准备。在一路上遇到的公民的召唤下，该地区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决定朝着宫殿进军；面对突如其来的观念转变，埃尔韦偷偷地离开了国民警卫队。
在庇卡底停留了几个月后，埃尔韦于1793年1月回到巴黎。他在1月底前往马勒塞布，并于3月12日与路易斯·勒·佩莱蒂耶·德·罗桑博（著名的马尔泽尔布的孙女）结婚。马勒塞布的避难所保护他们到秋天结束。
路易十六的拥护者强烈要求他离开法国，但他固执地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他打算成为女王的拥护者。在12月17日和19日，革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逮捕了城堡中的所有居住者。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他的妻子、佩莱蒂耶·德奥奈家族和年轻的路易斯·德·罗桑博因为“热月九日”[4]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否则他们将见到马尔泽尔布、德·罗桑博夫人、杰-巴普蒂斯特·德·夏多布里昂和他的亡妻。[5]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未出版的回忆录显示，他和马尔泽尔布，以及其他囚犯在自由港（皇家港口）度过的时光是令人悲伤的。[6]在审判以及在马尔泽尔布被判处死刑的前几个月，埃尔韦已对这名高贵的老人有着无限的钦佩，马尔泽尔布跟随着女儿和孙女，高贵地走上了断头台。
类似事件在这个家族中肯定被谈论过多次，因此亚历克西总是将他的曾祖父、马尔泽尔布，视为无人能及的楷模。[7]他一度想撰写一本关于他的祖先的书。虽然这一想法没有实现，但马尔泽尔布的身影萦绕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许多地方。[8]一座税务法庭主席的半身像被放置在托克维尔的工作台上，静静地注视着许多著作的完成。
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托克维尔家族在冬天居住在巴黎，在夏天则居住在维尔纳伊——在这里，埃尔韦[9]接受了象征性的市长职位。[10]子女的教育问题被委托给勒叙厄尔神父，他是托克维尔的私人教师，他毫不掩饰对托克维尔的偏爱。[11]有几份文件证明勒叙厄尔具有反自由主义倾向，他还是一名强硬的天主教君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他似乎更能与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达成一致，而非与她那持和解态度的具有聪明才智的丈夫。[12]
《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在被勒叙厄尔神父教导的日子中，阅读了家族谈话记录，进行写作练习，并拜访了亲戚和朋友。[13]勒叙厄尔相信他的学生会拥有光明的未来。[14]就像他的兄长和他的知己路易斯·德·凯尔戈莱那样[15]，年轻的亚历克西考虑参军。
我们也许可以断定亚历克西是在勒叙厄尔神父的坚持下放弃了参军计划。“我亲爱的爱德华，”神父在1822年写道，“你必须劝他不要成为一名军人。你比我更了解参军的弊端，我相信他更加信任他的兄长，而非父亲。路易斯·德·凯尔戈莱那个家伙让他萌生了这个想法。他们会再次见面，当然，我的计划是让那‘小流氓’别来打扰我们，别多管闲事。”[16]
作为与托克维尔有着极其相似的家庭背景的远房表亲，凯尔戈莱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大量信件中传递了这种友谊，信件内容涉及托克维尔的工作和作品、议会意见以及凯尔戈莱的结婚计划；其中还包括了凯尔戈莱对托克维尔的作品发表的很多评论和建议。凯尔戈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烙下的印记是非常明显的，其很容易被发现。[17]
随着复辟的推进，埃尔韦作为一名地方长官的漂泊生涯在1814年开始于曼恩—卢瓦尔省。随后，埃尔韦在瓦兹和第戎履行了同样的职责（1816年）。在1817年，他接手梅斯管区，并在那里逗留到1823年。他随后搬到了亚眠，并最终在1826年回到凡尔赛。他在1827年11月4日被封为法国贵族，由于职责的不相容性，这一身份迫使他在1828年1月离开了他的职位。“七月革命”将消除他的贵族爵位，并让他永远远离政治生活。[18]
路易斯·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似乎从未从数月的拘留中恢复过来，她跟随她的丈夫辗转于不同岗位，但在1817年她最终决定定居巴黎。家族通信内容显示她已筋疲力尽，需要身边的人给予不断的关注。直到1820年，亚历克西和她住在一起。
在1820年4月，当亚历克西的两个哥哥开始军事生涯时，为了继续完成他在梅斯皇家学院的学业，他与父亲在摩泽尔重聚，最终于1823年完成学业。[19]随后，他回到巴黎开始学习法律。[20]
在1826年底，托克维尔在完成法律学习之后，在哥哥爱德华的陪伴下开始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旅程。1827年4月5日，他被任命为凡尔赛的稽查法官，这促使他重返巴黎。
法律机器
托克维尔在他父亲任职的地方度过了最初几个月。在父亲辞职之后，他与一位新朋友合租一间公寓，这个人是古斯塔夫·德·博蒙。[21]
保林·德·拉保林德瑞家族起源于法国都兰。该家族的成员已散布至邻近省份，并已在那时获得了“德·博蒙”这一名字。在19世纪初，朱尔斯·德·博蒙伯爵、他的夫人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居住在位于萨尔特博蒙的加勒朗城堡中。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朱尔斯·德·博蒙是那里的市长。在这个与维尔纳伊略有不同的环境中，古斯塔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22]
虽然博蒙家族属于二流的地方贵族，不能把他们的祖先拉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列入其中，但是这个家族就像托克维尔家族那样，凭借卓著的战功赢得了尊敬，并与拉法叶家族有亲戚关系。
在1826年2月，古斯塔夫·德·博蒙在凡尔赛被任命为代理检察官。在托克维尔在1827年6月被任命为稽查法官[23]之后，他与博蒙成为朋友。
《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对于是否选择法律职业仍有些犹豫。他害怕变成一个“法律机器”[24]。在他成为法官的最初几周中，他认识到他在法律准备上存在的不足，他发现在公共场合发言会给他带来一些让他后悔终身的麻烦。他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归因于这些麻烦。
托克维尔受到了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保护。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托克维尔说“他生来老成”[25]。从海涅的角度来看，这对朋友就像是油和醋。[26]现存的他们之间的第一封信可以追溯到1828年10月。其致力于反思约翰·林加德所写的《一段英国历史：从罗马入侵到威廉三世王朝的开始》，托克维尔与他的“亲爱的未来合作者”[27]研究了这一课题。这对朋友分享阅读，并一起参加了基佐的关于欧洲文明史的课程。[28]
在1829年9月，博蒙被任命为塞纳河部门的代理检察官。他与他的朋友之间的距离没有中断他们的友谊。博蒙一有时间就去凡尔赛。托克维尔现在和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一起租住公寓，后者接替了博蒙在凡尔赛初审庭中的位置。
不久之后，七月革命爆发。它将为这两位年轻官员的生活带来巨大转变。
七月危机
虽然他们的出身背景与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敌对的，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对这一事件与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的想法虽然称不上与他们的亲属完全相反，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七月革命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幻灭和悲伤，而非仇恨。
在给亨利·里夫的一封信中[29]，托克维尔承认：
的确有人想让我成为一名政党党员，而我没有；我被赋予激情，我有唯一的主张，确切地说，我唯一的激情之源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在我看来，所有的政府形式或多或少都是以神圣的、合法的形式满足人类欲望的完美手段。我依次被赋予了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世纪或另一个国家，我也许会持有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但我出生的时机让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为自己辩护。在一次漫长的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旧国家被摧毁之后，没有任何持久的新事物得到创建。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几乎已经消亡，而民主尚未存在；因此我的本能带领我盲目地徘徊于它们之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在40年来什么都尝试了一点儿，却没有明确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不容易受到政治幻想的影响。作为我的国家的旧贵族阶级的一员，我对于贵族没有敌意或是本能的忌妒心理；然后，由于这一贵族阶级已经被摧毁了，我对贵族也没有任何本能的热爱，而我们始终热爱的只有“活着是什么”。我曾离它很近，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我也曾离它很远，能够不带情绪地判断它。我将尽可能多地谈论民主元素。没有家族回忆，没有个人利益让我对民主产生本能的、必要的认识倾向。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因为它而受到伤害；除了那些我提供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让我喜爱它或是憎恨它。总而言之，我身处于这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良好平衡之中，我不会自然地、本能地被贵族阶级或者民主所吸引，对我而言，我不用花大力气就能够从容地观察两者。[30]
如果托克维尔夸大了他在面对这两个对立选项时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私，那么他的这一想法是真实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历史可以轻易让他成为一名过激论者。
博蒙发现自己处于非常类似的处境。在1830年7月30日的巴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在他们的纽孔上扎着三色缎带，或是在他们的帽子上佩戴帽章。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对我说任何话。但是，当有人靠近我并用苛刻的语调大吼‘宪章万岁’的时候，我也发出同样的叫喊，这样做并不会让我觉得良心不安。”[31]次日，托克维尔回到凡尔赛市政厅，他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于前一天在那里收到了步枪和子弹，他向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宣布：“没有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了，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刚刚在圣克卢的门口看见君主国的车队经过，马车中的国王、法兰西之子和大臣们都被保镖们围住。还有！你得相信，皇家车队的铭牌被隐藏在污泥之下。”[32]
自从在1829年8月8日受到波利尼亚克政府的委任以来[33]，托克维尔和博蒙预计会发生此类事件。作为波旁王朝的支持者，托克维尔对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忠实度，但是已完成的朝代更替让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对法兰西拥有更大的忠诚度。[34]在1830年，托克维尔和博蒙尚未具备自由主义者所必备的资质。虽然如此，把法兰西的荣誉和宪章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置于波旁王朝之前的事实已经让他们比他们（尤其是托克维尔）所相信的更加接近自由派立场。
然而，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波旁王朝使他们被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孤立。由于推翻君主制的可能性似乎显得更不真实，特别是在8月之后，当所有的官员被要求宣誓效忠于路易斯·菲利普，朋友和亲戚们纷纷离开了公共生活领域。就在那时，希波吕忒·德·托克维尔和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离开了军队，而埃尔韦失去了他的法国贵族头衔。[35]
对托克维尔和博蒙而言，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对着新王国宣誓或是放弃他们的司法事业。托克维尔选择宣誓，并在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中为他的决定辩解：
我对新政府宣誓。我相信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我能够严格履行一名法国人肩负的责任。在我们现在的国家中，如果路易斯-菲利普被推翻，其肯定不会有利于亨利五世，而是有利于共和国和无政府状态。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必定会因此而公开凝聚正在不断产生的新力量，因为这股力量现在能够独自拯救整个法国。我鄙视新国王；我认为他的王权应当受到怀疑，但我会更加坚定地支持他，因为我认为那些为他铺平了道路的人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他的或他的敌人们的主人。[36]
当亨里翁，一个贵族出身的朋友，批评托克维尔的决定，后者做出的回应证明他对自己的立场毫无疑虑。
自我在组合法庭前宣布条例的那个早上起，此后的抵抗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合法的，我会在狭窄的领域中反抗。当运动已经到了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地步，我没向任何人隐瞒我反对这一措施。我说过如果内战爆发我会加入战争。一旦它成为既成事实，我会继续相信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最严格的责任不仅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而且针对一个国家。在我们所在之处，法国的拯救对我而言似乎就是维护新的国王。因此我承诺支持他，而我从未隐藏的事实是我并没有为他做过这些。我声明我不打算将自己与国家利益之外的任何理由永远束缚在一起，而我从未隐瞒这一事实：当新王朝与国家利益不能并存，我会密谋反对它。[37]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萌生了去美国旅行的想法。[38]这个计划和计划的实现没有花费太多时间。1830年10月31日，在托克维尔第二次宣誓后的第六天，在他被提名为预审法官一职之后，这两名地方法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使命计划，其目的是研究美国的刑事机构。[39]
它涉及描述和理解美国所使用的两个系统的优点与缺点。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系统提供日夜单独监禁以及每个人在他的牢房中个别作业的监禁方式。纽约州的奥本系统提供单独监禁和共同工作（在严厉的法规控制之下安静地工作）的监禁方式。
关于托克维尔的美国计划，他向他的朋友斯托菲尔斯吐露了下列论点：
至少在我看来，我在法国的处境在各方面都糟透了；要么政府将巩固其自身地位，而这是不太可能的，要么政府会被摧毁。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的处境不是特别令人愉快并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不想晋升，因为那样会将我与那些我怀疑有所图谋的人束缚在一起。因此我在这里，担任一名不起眼的预审法官，即便是在狭窄的领域中也无法让自己变得声名远播；如果我成为反动派的一分子，作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员，我甚至不能有幸被免职；为了让我保持安静，他们会防止我继续在法院工作。如果我支持那些人，我将做一些既不符合自己的原则又不符合自己立场的事情。因此我必定会成为一个中立角色，而这也是最可怜的角色，尤其是当你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等级的时候。对于这所有一切，加上直到现在依然模糊不清的未来，要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希望哪个政党取得决定性胜利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假设政府被推翻；在随之而来的分裂期间，我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出名，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我仍然没有做任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情。我尽力做到最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这场革命会让我发现自己太年轻或太不引人注目。我肯定会拥护对我而言最公正的党派，但我仍将在最低的阶层任职，而这是不适合我的。
这就是我在法国的未来，我毫不夸张地勾勒出它。现在，假如我不再是一名地方法官但仍然保留了我的任职权力，我前往美国；15个月之后，法国的党派变得明确，你能够清楚地判断哪个政党是与国家的庄严和安宁不相符的；随后，你带着明确且坚决的主张重返祖国，不会受到世界上任何人的影响。这个旅程本身能够让你更了解最常见的阶级；你已经获得的知识让你成为一个声誉卓著的人，并最终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你知道什么是一个巨大的共和国，为什么它在这里可行却在那里不可行！公共管理的所有要点都已先后受到审视。回到法国之后，你一定会感觉到一种你在离开时没有感觉到的力量。如果时机合适，一些出版物可以提醒公众注意你的存在，并将各党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至少你的旅程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因为你在美国就像你在法国那样默默无名，回到祖国之后你能够完全适应一切发展，就好像你一直在那里从未离开一样。我认为这个计划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荒谬的。[40]
我们因此明白这本关于美国的书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手段：一种为它的作者开启政治生涯之门的手段。但托克维尔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提到的作品仍然没有名字和内容。此外，托克维尔和博蒙最初打算共同发表一篇关于北美人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文章。因此，我们现在距离《论美国的民主》和《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的诞生还很遥远。
博蒙在一段时间内离开法国的原因与托克维尔没有太大不同。在《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一书中，他借主角之口描述了下列浪漫版本。
在1831年，一个法国人决定前往美国，并打算在那里定居。这个计划受到了各种原因的启发。最近一场革命使他的国家恢复了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曾被认为已经灭绝。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信念让他走向其中一个政党，而他的家族关系让他选择另一个政党。因此，他经常感觉到在他的原则和情感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他跟着感觉走，他将不得不抑制理性的呼声；如果他仍然忠于他的信仰，他将伤害他最心爱的感情。[41]
也有可能是因为博蒙拒绝消除两份关于审讯德·费歇尔男爵夫人的有失体面的文件，有证据显示政府为了让他远离此事件而把他遣送到了美国。[42]我们记得，德·费歇尔男爵夫人是一名英国出身的女冒险家。她被指控谋杀了她的情人：德·康德老公爵。毫无疑问的是，从德·康德的死亡中获利最多的人应该是路易斯-菲利普，因为他的儿子是最后的康德最大一部分财产的直接继承人。虽然法国政府并没有为了把博蒙从审讯中去除而将他送去美国，但是其下定决心在一个国王可能受到牵连的审讯中安排一名有贵族血统的法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这种方式进行诉讼，政府能够让其自身免受世袭王位主义者的怀疑，如果审判牵涉国王的行为[43]，它总是会对没有有利于新政权声誉的律师采取敌对态度。
美国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1831年4月2日出发前往美国。他们的行李包括了几十封介绍信和几本关于美国的作品：沃尔尼和库珀的作品，一本美国历史书和巴兹尔·霍尔的作品。他们不是十分需要这些书。他们所好奇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就地取材。似乎对他们而言，他们打算在回国后撰写的书必须尽可能地关注美国的民主，他们急于了解与美国民主有关的知识。
在横渡大西洋期间，他们翻译了巴兹尔·霍尔作品的一部分[44]，为他们的监狱系统研究作准备；他们学习了美国历史并讨论了让-巴普蒂斯特·塞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
5月9日下午，他们抵达了纽波特。次日，他们到达纽约。他们会在美国逗留到1832年2月20日。[45]
当托克维尔和博蒙到达之后，他们发现美国媒体已经得知他们的正式访问，在公开场合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46]因此对监狱系统进行的官方研究和对这种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新政府形式进行的非官方研究看上去似乎前景广阔。
关于民主政治，最大的困难并不在美国，而是在法国。
一旦第一印象消失之后，这对朋友意识到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美国社会，但这必须基于真正的与法国社会有关的知识，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的旅行目的变得更加明确。它将是一个双重的、同步的知识之旅，它的主题既是法国也是美国。“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向你承认，阻碍我认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最大障碍，”托克维尔在信中对他的朋友布洛斯维尔说道，“正是完全忽略了法国存在的一切。”[47]这一点曾在他的信件中出现过多次。
随后，为了通过了解法国来进一步认识美国，与同事、朋友和亲戚联系并获得必要的信息成为亟待完成的任务。
在一点上，托克维尔开始询问他的父亲、沙布罗尔和布洛斯维尔与法国政府有关的信息：
你一定要［……］帮博蒙和我另外一个忙——他写信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也许你会笑，这件事是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法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自从我们离开法国之后，不管是在我们乘坐的船舶上还是在抵达美国之后，我们都与美国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只要没有突然的转变，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的新秩序。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民族偏见。然而，如果我们想修改它们，甚至是如果我们特别想在这里研究什么有利于启发性思想，你能感觉到了解国内流行的舆论见解对我们而言是多么有必要。
随后附加了20个问题，涉及法国人对美国政治机构的想法、对民族天性的想法、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想法、对商业形势的想法、对国家的未来和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立场的想法等等。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国家繁荣兴旺？是政治机构的原因还是材料及工业原因？［……］你认为美国有政党吗？你认为这里的平等主义精神被推广到什么程度？它属于道德观念还是法律？你认为它属于什么形式？[48]
为了不影响被调查者，托克维尔决定不与他们分享他对美国的印象，除偶然之外。他给他的家族写的第一封信包含了一段很长的关于旅程和抵达美国的描述，但对美国社会的反思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在他于5月28日写给爱德华的信中：
在这里，我们真正身处另一个世界；政治激情不仅仅存在于表面；那种只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深厚的激情，日常生活中的激情，是获得财富的方法，在不扰乱国家的基础上得到这种激情的方法有一千种。在我看来，要比较这个国家和欧洲，要将适用于一个国家的东西应用到另一个国家，你必须是盲目的；在我离开法国之前我就相信这一点；当我身处这个国家之中，我越是进一步研究这个社会就越相信这一点；他们是一群商人，在工作之余，他们会投身于公共事务。我希望在我们回到法国之后，我们能够谈论关于这一主题的好的方面；也许没有人能够比我们能更好地研究一个民族。[49]
几天后，在写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中，他提到了同样的观点：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英国、法国、德国……每个人有不同的语言、信念、见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常见的偏见、情绪、观念的社会，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其会比我们的社会快乐一百倍。更有道德？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就是出发点。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什么能够使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民族？利益。这就是秘密。在每一个瞬间涌现而出的特殊利益，以及公开形成的利益被称为社会理论。[50]
似乎只有美国特殊的物质条件可以验证共和国的存在以及允许利益的自由运动：“就目前而言，美国发现其自身处于一个如此良好的客观环境中，特殊利益从不相悖于一般利益，而这当然与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51]
正如我们所见，在一开始，托克维尔首先回忆了博丁和孟德斯鸠[52]。为了看见其在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提出的气候理论，我们必须等待，直到旅程快要结束。然而，《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版本的手稿仍然强调了客观环境对美国民主的决定性意义。[53]
托克维尔也认为正是美国的特殊物质条件让美国人能够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干涉下融洽相处。[54]如果一种公共职业接近于野心，那么会有一千种其他公共职业对美国人开放。在美国，“整个世界似乎是［……］一种可塑性材料，人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来扭转或塑造它”[55]。
对金钱的无限欲望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一旦出现，有一种元素显然会阻碍其发展，它就是宗教。在6月底，托克维尔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宗教对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有这么大的影响；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忽略这股力量在鼓励和规范人类活动方面的必要性。”[56]
在众多的教派和教义之前，作者对唯一适合民主政治的宗教深信不疑：
你知道，我一直相信君主立宪制会转变为共和政体；我也深信新教教义最终必然会成为自然宗教。我跟你说的这一切正是这里的许多宗教人士的深切感受；当他们看见他们的教条的后果时，当他们看见加入天主教（其信条非常值得怀疑）的反作用时，他们感到反感，但至少在这里一切都被联系在一起。[57]
特殊的物质条件、私有利益、宗教，共同削弱了对物质财富的过度需求——从美国之旅的第一周开始，这三个元素就已经深深地烙在托克维尔的论据中。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严格地说，自然条件不再包括物理环境，但其依然包括美国的出发点和起源；利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利己主义、单调性、对物质享乐的热爱、贵族的制造、艺术和生活的工业化；宗教也可以被称为爱国主义、荣誉和一般观念。但是，当最初的三个元素——特殊的物质条件、私有利益、宗教——被添加到特定的历史理论之中，其将继续构成《论美国的民主》的系统框架。
按照行程，托克维尔和博蒙离开纽约前往奥尔巴尼和布法罗；在庞蒂亚克和萨吉诺，他们短暂地看到了底特律另一边的大荒野；为了重新回到新英格兰和纽约，他们经过了北美洲五大湖和加拿大。从那开始，这两名旅行者去了西部和南部。他们看见了费城和巴尔的摩；为了看到接下来的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他们再一次经过了费城。[58]他们经由蒙哥马利、诺福克、华盛顿回到北部，最终回到纽约。
这一切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休闲时间。就像托克维尔在给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能够定义一名旅行者的是他的问题和他的研究，而不是他使用本国语言表达自我的熟练程度。”[59]这两名法官变成了不知疲倦的发问者，他们询问他人、做记录、阅读并观察记录的内容[60]。托克维尔做了粗略的笔记，他在这些笔记中注意到了他的研究结果。博蒙对他们的每一次访谈都做了仔细记载。[61]
托克维尔的笔记不是真正的旅行笔记，它们包含的内容不仅限于那些促使他的理论形成的资料。[62]阅读它们也无法获得与他的主要思路有关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作者的理论前提，这些笔记往往是无趣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谈话的片段、各种评论和访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表明他们不仅像最初那样对美国进行反思，而且已经把美国之旅上升到了知识之旅的层次。
整本书的产生绝非偶然或是基于一些奇特的心理技巧，作者在谈及对美国的第一印象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它。[63]虽然他在写给某些通信者的信件中提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64]在美国时，托克维尔尽可能多地观察能够辅助他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事实，以便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特定构想（他在开始美国之旅前就已有这种构想）提供主体和内容。[65]
在寄往法国的信件中，该理论开始一点一滴地形成。“我请求你保存这封信，”托克维尔在信中对他的母亲说，“它包含了我没时间记录的细节问题，我非常乐意能在以后再次得到它。”[66]类似的请求出现在他的所有旅行信件中。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托克维尔不是单独在旅行。如果这对朋友最终都向公众提供了自己的版本的民主政治，确定无疑的一点是，在他们回到法国之后，关于美国民主的伟大作品的概念是在托克维尔曾几次提到的“头脑的决斗”中由他们一同精心打造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想法是由谁提出的，或是一个引用源自谁。最终的结果将永远抹掉这两位旅行者的日常辩论内容。
就像有人曾说过的那样，博蒙对托克维尔的影响更像是一种催化剂。他使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撰写和修订上花费了精力。为了给他朋友的作品提供补充说明，他最终完成了一本令人钦佩的社会小说。博蒙的笔记也提到了其与托克维尔的知识辩论。在笔记的空白处，有博蒙对《论美国的民主》的手稿发表的评论、他自己的作品的草稿，以及对他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明显能够提升理解力，它们只是相较于托克维尔的作品稍有逊色）的阅读。
我们很难确定这一写作计划是在什么时候不再共同分享。在博蒙从美国寄回的第一个消息中，他提到“我们的伟大作品”[67]。在他于10月7日写给他的母亲的一封信中，他首次提到“我的计划”[68]，在后来的信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表达。在5月至10月期间，就像乔治·W. 皮尔森指出的那样，博蒙发现并更加密切地了解了美国印第安人，也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计划突然发生改变。[69]
虽然家族通信中的内容表明这两名旅行者对他们与美国有关的作品的辉煌前景充满热情，但是，与同僚的通信内容表明他们仍然非常茫然：
考虑到你与托克维尔素不相识，你跟我说说我可以写什么关于美国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发表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哪怕是很小的作品；英美总体局面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放弃了全部构想，我不再清楚我应该特别注意什么细节。因此，直到现在，我只能要求自己收集大量不同的文件和部分言论。我喜欢这个工作，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但它在以后对我来说有用吗？我只能说，我走得越远，就越怀疑它。
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终会有关于这个国家的令人兴奋的新见解出现。在巴黎，除了跟你一样的十来个人之外，人们不被当代的政治所吸引，美国对他们而言就像日本一样陌生；或者说，人们谈论它就像孟德斯鸠谈论日本一样。为了向真正的原则致敬，美国人的论点理由是不得不谈论的内容，它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这些可怜的家伙是很无辜的，我发誓。[70]
托克维尔显然不打算告诉他的上司，美国最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官方宣布的计划，而是撰写关于美国共和政体的作品。似乎只有勒·佩莱蒂尔·德奥奈知道这个秘密：“我期待你能完成一部杰出的作品，”在1831年8月，德奥奈在给托克维尔的信中写道，“你对该领域发表的言论让我清楚这一点。从沃尔尼出发，你能够超越其他所有旅行者，向我们展示一个更真实的美国。我相信凭你的聪明才智和观察力，你不会错过任何内容。在你回到法国之后，你只需向政府提交先前承诺的报告。但你赢得的是，你的声誉、你的荣耀、完整的美国之旅。”[71]
博蒙和托克维尔对美国有不同的兴趣，但他们打算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作为同一本书的两个部分。在1831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仅在后来才变得截然不同。第一个版本的《监狱系统》也公布了古斯塔夫·德·博蒙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共同完成的名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在《监狱系统》出版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在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封信中仍提到了该合作作品：“为了完成更全面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德·博蒙先生和我现在很忙。”[72]
1832年2月20日，托克维尔和博蒙离开纽约，重返法国。
托克维尔几乎不想再履行他在凡尔赛的职责。他私底下向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透露，他已考虑其他计划：“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彻底离开，”他承认，“我常常想这样做，或是尝试晋升；至少我现在清楚的是，我将不会再穿上预审法官的长袍。我将不会出现在凡尔赛，或者将有其他头衔。这一点是确定的（但仅在我们之间）。”[73]
监狱系统
在3月底回到法国之后，博蒙前往萨尔特与家人团聚，而托克维尔留在了巴黎。
博蒙开始写关于监狱系统的报告，为了确保托克维尔的协作，他在4月中旬与托克维尔在巴黎见面。几周过去了。当博蒙继续准备关于监狱的报告时，托克维尔陷入了极大的沮丧之中，他不想为工作投入任何头脑上的努力。[74]在北美地区度过了兴奋而激动的一年之后，他似乎无法适应闲散的生活。他参观了土伦监狱，随后分别在5月和6月参观了日内瓦监狱和洛桑监狱，但撰写报告的绝大部分任务落在了博蒙的肩上。[75]
在这些旅程之前，托克维尔帮助了他的朋友路易斯·德·凯尔戈莱，他因德·贝利公爵夫人的冒险活动而受到牵连。在3月9日，托克维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律师。他为凯尔戈莱辩护，凯尔戈莱被宣告无罪，并很快重获自由。[76]
为卡洛·阿尔贝托的一名囚犯辩护不能说明托克维尔已经改变他的立场支持推翻七月王朝的破坏性成就。即使他喜欢波旁王朝，即使他与凯尔戈莱的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仍然十分明确地反对在位君主的暴力驱逐行为。美国的通信已经揭示了他害怕这种情况——由于君主政体被颠覆而突然回到法国[77]，害怕看见“急性子”希波吕忒参与了这样的颠覆活动。[78]
至于托克维尔对过激论者的看法，其在一封信中表达得非常明确，他感觉到他的哥哥想采取一些过激决定对抗七月王朝，他用下列词语表达了他的观点：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找到了自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40年来，我们在理解自由的思想上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在人们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之前，他们需要接受教育。我不怀疑我们的民族在进步。虽然大城市中存在骚乱，但仍有大多数人能够冷静地遵守法律；但政府没有发挥其作用。你认为40年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我们正在收获15年复辟期的自由所带来的成果。当你看见极左分子声明其只想在法律措施的指导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当你听到保皇主义者宣称他们必须吸引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能够给予君主力量，你难道不感到震惊？它难道没有战胜之前的一切？身处当下所有的苦难和七月革命带来的热潮之中，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理由希望我们最终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是否自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比40年前自由很多。如果复辟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拯救；合法性习惯和合乎宪法的社会标准已经完全进入我们的道德观念之中。但现在，一切是否会恢复原状？会有第二次复辟吗？我看见了许多障碍。毫无疑问，最大的障碍是保皇主义党派的人士获得胜利。你永远无法使保皇主义党派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认识到妥协并不存在，持久的正统君主政体必须是民族的、必须与自由的思想结盟，否则会被它们打败。如果波旁家族重获王位，他们会利用武力，这样他们会再次失败。也许在法国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因军事荣耀而强大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仅仅因为正义而强大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是强大的，正义的确有助于它的维系，但无法保护它不受其自身的不足的损害。
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保皇主义者的行为都是经过精心构思的。我很高兴看见他们站在合法性的层面上，看见他们通过工作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不是凭借武力让少数人获得胜利。这一事实是个好兆头。如果他们一直这样，他们将让自己和法国免遭巨大的不幸。此外，如果他们仍是控制者，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自由的思想而言是合理的），他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对这种思想表示尊重的心照不宣的承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自己的话说服，不再抱有期待。他们得养成结交他人、吸引公众舆论的习惯，养成所有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自由主义习惯和合乎宪法的习惯。这种景象让我重拾对未来的信心。我希望在经过这么多冲突之后，我们能够成功摆脱无政府状态和专制。[79]
托克维尔和博蒙曾经计划创作一本评论记录[80]，以便分享布洛斯维尔、沙布罗尔、蒙塔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对未来的编辑者的政治信念发表的见解：
他们［编辑者的评论］不觉得这些偏见有利于七月革命创造的政府，他们不想破坏它。他们既不反对它也不加入它，而是与它比邻，他们想在不带热情、没有弱点的状态下尝试判断它的行为。如果国民的自由表达使波旁皇族的旧分支重夺王位，如果复辟发生的同时能够确保国家应有的权利，那么这些评论的编辑者会愉悦地看待这一事件；他们将把它看作是推动未来社会进步的有利措施。但是他们仅想要符合这些条件的复辟，如果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生并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他们会将反对它视为自己的职责。[81]
这个计划很快就被舍弃了，大概是在1833年夏末。
当博蒙还未完成他的报告且不能全心全意考虑创作一本评论记录的时候，他再次面对了关于德·费歇尔男爵夫人的阴暗事件。这一次，它涉及男爵夫人诽谤波旁家族、德·康德公爵的后裔的审讯。博蒙拒绝负责此次审讯并解释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个问题，他还在写他的报告，他被授权的为期18个月的假期还没有结束。[82]他在不久之后得到回复。1832年5月16日，他被开除了。
托克维尔早已对他的职业颇为不满，他不确定以他的能力能否正确行使职权，当他发现博蒙被解雇之后，他找到了体面地放弃法律职业生涯的借口。当他在土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递交了他的辞呈。[83]
在起草关于监狱系统的报告的工作完成之后，托克维尔检查了博蒙所写的正文，积极与其合作完成了序言，并写了部分注解。这两名法官在10月10日递交了他们的报告。《美国监狱系统与其在法国的应用》在1833年1月面世。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版
关于监狱系统的作品受到了普遍好评。评论显示读者对于其充分考虑的问题以及对美国所使用的两种系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公正介绍感到很满意。如果说作者倾向于宾夕法尼亚州所使用的系统，他们似乎没有忘记此类型监狱的建筑成本高或者将囚犯日日夜夜地隔离在单人牢房中所存在的危险性。8月，道德和政治科学研究院为《监狱系统》颁发了蒙蒂翁奖。
托克维尔和博蒙计划通过出访英国来完成他们的美国之旅。在他们去美国之前，他们就已经认为英国作为一个介于贵族主义法国和民主主义美国之间的社会，能够展现美国的大致轮廓。他们也认为英国已经迎来了民主革命的曙光。1831年底爆发的霍乱疫情让他们突然返回法国。在监狱报告出版之后，托克维尔在1833年8月3日至9月7日出发前往英国。[84]
“通过前往英国，我想［……］从我们的国家在这一刻呈现出的平淡景象中逃离一段时间。我想在我们的邻国中缓解一下我的无聊。而且！有人声称他们肯定会开始一场革命，我们必须赶紧看看他们实际上发展得如何。因此我匆忙前往英国观看一场好戏的最后一场演出。”[85]
在海峡另一端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托克维尔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英国没有处于革命的前夕。与法国贵族不同的是，英国贵族是开放的，它继续履行着祖先的职责，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贵族地位。[86]
“英国贵族，”托克维尔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因它的激情和偏见而与世界上的贵族阶级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并非始于出身，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得到它；当其他所有贵族屈服于人民或者国王的时候，这个唯一的区别使它能够反抗。”[87]
在他抵达伦敦一周后，他写信给博蒙：“简而言之，我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与美国相似的东西。”[88]根据这些观察，即使英国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美国和法国局势的参照点，它也仍然是认识美国的关键要素之一。它促成《论美国的民主》的产生。
在返回巴黎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创作他的作品[89]。为了完成它，他居住在位于维尔纳伊路他父母房子的阁楼中。与此同时，博蒙在米迪完成了短暂的旅行，他在那里开始创作一个既是小说又是社会评论的双重形式的作品。
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描述了他撰写这一作品的最初几个月，具体如下。
当我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优势（特别是受他差遣的图书管理员），但我有青春、热情、信心和希望，它们让我能够在没有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的协助下工作。居维叶在阁楼之中创作了令人钦佩的作品，它为他赢得一幢漂亮的房子，为了学习每一个令他感兴趣的科目，他在房子里打造了一系列漂亮而独特的房间。在这一系列房间里，似乎每一个房间都被赋予了建造者想表达的特定想法。从他在那些令人欣慰的作品的辅助之下起，他并没有什么可观的成就；也许他有时有些怀念原来的小阁楼。虽然他知道它又旧又冷。我的阁楼是位于维尔纳伊路的一个小房间，我曾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创作，希望作品能够让我走出默默无闻的境地。那段回忆应当被镌刻在我的脑海中，而你是那段记忆的一部分。我的工作占据了白昼，而几乎每一个黑夜，我都在你身边。[90]
他的装备包括：他记录的关于美国的笔记、从美国带回来的出版物、与美国人和法国人交流的大量信件、他自己的信件、一张关于笔记主题的清单。[91]托克维尔拟定了他的作品的最初计划。
第一个大纲包括三个种类：“政治社会（联邦政府和个别政府之间的关联以及联邦公民和每个州的公民之间的关联），公民社会（公民彼此之间的关联），宗教社会（上帝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以及宗教派别彼此之间的关联）。”[92]
托克维尔继续详细指明每个种类中的内容。
政治社会。
在政治社会中，有两个原则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第一，人民主权，民主政治，其原则既有区别又相互交融；第二，联邦，其原则是统一和维护。
他随后在两栏中记录了符合每个原则的观点：
人民主权。
民主政治，不平衡。大多数人的压治性统治——无特权阶级；一名贵族在美国面对的困难。农夫绅士们。
大多数人的政府；公众舆论；一旦形成固执的大多数人——构造和政党的运作。
公职（行政官员具体执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法律——司法官员更倾向于具体执行个人之间的法律；前者属于政治社会，后者属于公民社会）。公职是比较小的物质。——为什么？市政管理部门——美国总统职位——军队——财政部门。
选举——获得统治权力。
镇民大会。
公约。
媒体自由——方式和影响。
公共教育。
法律——它们的机动性。
民兵部队（也许应该被转移到另一栏）。
服从法律。誓言。
（之前的一切只不过是大多数人用来表达和维系自我的手段，而那些被少数人利用的手段则是用来攻击他人或防护自我的。）
在联邦一词下面，我们看到了以下内容。
联邦。
所有联邦政府的弱点的起因——尤其是美国——联盟的未来——不同的利益——增加——中央集权化——联邦政府和国家自身的区别——几乎不存在——已经感觉到缺乏中央集权——其危险系数仍然较低。起因会让它变得更危险。
联邦政府税——关税。
运河。
道路。
美国的银行。
土地销售。
印第安人。
海上商业、自由贸易。
专利。
展示自杰斐逊总统开始，不同总统如何先后剥夺联邦政府的权力——为民主让步——也就是说，其与该原则恰恰相反。[93]
关于主题社会的章节依次包括了以下内容。
公民社会。
进入权。法官的任命是政治权力者的工作，但由于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了规范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属于公民社会。
管辖权。
普通法。
民法：奴隶制，平等——黑人。
婚姻状况——遗产——父权。
刑法：决斗——赌博——酗酒——通奸——等等。
陪审团——检察官办公室——律师。
商法：破产。
利息。
道德观念：美国人的性格。
协会——商业——工业。
赚钱。
华盛顿——文化团体的盛装。[94]
最后是宗教社会。
宗教社会。
各教派的命名——从天主教到与其差别最大的教派。
教友派信徒，卫理公会派教徒——指出在教友派信徒、唯一神教派信徒的教义中，什么是反社会的。
各个教派之间的关联。
宗教自由——容忍：从法律的角度；从道德观念的角度。
天主教。
宗教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程度。[95]
第一版中描述的某些观点将不再出现在最终版本中。运河、道路、赌博等很多元素将会在写作过程中被舍弃。[96]其他的将被添加到第二部分，如军队、父权、天主教、赚钱的欲望。
整本书的基本理念，托克维尔建立整个理论的基石，理解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分裂原则和统一原则之间的斗争的想法，都已经非常明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描绘出作品的整体轮廓，托克维尔才着手撰写该作品。对于这一点，他遵循了一个奇特的系统，他是这样向迪韦吉耶·德·奥哈纳描述它的：
我认为对我而言最好的选择是遵循我在创作刚面世的《旧制度》时，甚至是创作《论美国的民主》时采用的方法。我要把它告诉你，即便花这么长的时间谈论自己会令人感到不愉快；因为在了解它之后，你也许能够为我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当我有什么想要探讨的主题时，阅读任何描写同一问题的书籍对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接触他人的想法会让我感到焦虑和不安，甚至让阅读这些作品变成一次痛苦的经历。因此，我尽可能克制自己不去了解它们的作者如何解释这些让我在意的事实、他们对这些事实做出了怎样的判断、这些事实让他们产生了哪些不同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在我不知道它已经被提过的情况下，其有时可能让我处于复述状态）。相反，为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当代文档中发现事实，我需要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通常按照这种方式投入大量劳动，我获得的是按照另一条路径能够轻易发现的成果。一旦成果收集得如此辛苦，我会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就像进入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在全面回顾中，我极其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由我自己获取的概念；我比较它们、联系它们，随后我通常会阐明这些在经过漫长的工作之后自然而然浮现在我眼前的观点，而不用考虑这些人或那些人在看到它们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并不是说我对不同读者的意见不是十分敏感；但经验告诉我，只要我想写一个已有先入之见的观点来支持一个论点，我绝对会丧失所有真正的才能，而且我不能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假如我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想要表明在我的印象和我的观点中什么是最真实的。[97]假如博蒙用简易的方法将美国出现的作品告诉托克维尔，作者独自前进并没有查阅任何关于美国的书籍，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希瓦利埃的作品。[98]
作品进展速度非常快。在1833年11月，托克维尔认为他将在1834年1月1日之前完成专门描写美国政治体制的那部分内容（即在本版本书中构成了第一卷第一部分的内容），并一度产生了在发表第二卷之前率先发表第一卷的想法。[99]
这个计划被放弃了，托克维尔立即全力以赴地撰写第二部分，其内容渐渐增加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作者的预见。此外，致力于描写美国政治体制的那部分内容被检查和修改了多次，在被完成之前，其需要获得几名合作者的帮助。
即使托克维尔在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著作，他仍然帮助博蒙撰写其作品。[100]他们的合作在巴黎和萨尔特两地继续进行到随后整整一年。托克维尔对《玛丽》一书产生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博蒙的手稿遵循托克维尔发表的对话和评论的轨迹，但少数可利用的手稿并不足以令我们评估其真正的影响程度。[101]博蒙就其作品的某些章节请教了他的朋友，甚至在最后一刻仍然征求托克维尔的意见——某些片段是否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多布里昂。[102]在1834年初，托克维尔雇用了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科皮特[103]，帮助他编译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文件。在托克维尔父母的房子中，其位于圣热尔曼近郊，科皮特编译了书籍、小册子、剪报和各种各样的文档。
当托克维尔仍需要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会与另一个名叫西奥多·赛奇威克的美国人联系，他没有雇用这个美国人，但这个人似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的日记记录了其与托克维尔进行的几次访谈，有迹象表明他对《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几个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04]
一旦完成作品主体部分的写作（只差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托克维尔复制了他的手稿并将其传阅。就这样，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德·博蒙和路易斯·德·凯尔戈莱几乎阅读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书中有几个段落在安瑟洛夫人的晚会上被大声朗读。[105]当爱德华在6月15日写信给他的弟弟发表他的批评意见的时候，为了完成整个作品，仅剩下第二部分的修订工作仍有待完成。在7月，托克维尔致力于修订工作，他剔除了大量内容，他在某些地方只保留了初稿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同样在7月，他联系了出版者查尔斯·戈瑟兰，后者承诺在11月发布该文本。他计划印刷500册。
在1834年8月14日，托克维尔离开巴黎前往位于萨尔特的加勒朗城堡，并在那里与博蒙见面。这两个朋友花时间狩猎并对他们的作品做最后更正。
在作品完成之后，它需要一个标题。
在1833年，托克维尔和博蒙的作品被公布的标题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106]。当博蒙的作品开始区别于托克维尔的作品时，托克维尔于1834年3月对西尼尔宣布该书以“美国的体系”为标题出版。[107]博蒙沿用了“美国的道德观念”这一术语。在7月，在托克维尔与他的出版人做出妥善安排的时候，关于美国体系的论文被更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统治”[108]；也许在后来发布的出版注解以及在草稿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民主统治”，但在第一个版本的同一声明中提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统治”。10月中旬，在校对作品的时候，出版人写信问托克维尔这本书的标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托克维尔选择了《论美国的民主》。[109]
在1834年12月24日的《法语速递》中，[110]利昂·福彻宣布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复制了书中的几个段落。该书以该标题在1835年1月面世。[111]
《论美国的民主》的反响
如果印刷所的工人真的对托克维尔的作品表现得特别关注和感兴趣，那么《论美国的民主》的巨大成功就不一定会让它的作者感到惊讶。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最近的政治紧张局势会增加人们对美国大陆的兴趣和好奇心，因此能够为《论美国的民主》的成功创造有利的形势。但是读者们似乎立即被它的某种特质吸引了，其远远超越了好时机带来的单一效应。此外，虽然赔偿事件——美国自拿破仑时期向法国索取的损害赔偿——让托克维尔在法国有利可图，但是在美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被推迟至1838年。[112]
《论美国的民主》赢得了一致的称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基佐和罗耶·科勒德不厌其烦地赞美它。只有极少数出版物在面世的时候遭到冷遇。仅凭萨凡迪[113]和圣伯夫[114]发表的评论就足以让作者受到人们的关注。[115]
“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个章节，”圣伯夫写道，“未能证明一种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思想，这是一种最适合于政治观察的思想；在无与伦比的孟德斯鸠之后，我们很少在这个领域发现如此引人注目的、如此值得信赖的作品。”[116]这位伟大的法律学家的名字也出现在萨凡迪笔下，他在《辩论杂志》[117]中发表了一篇推荐《论美国的民主》的名为“美国法律精神”的文章。[118]
下文引述了不悦耳的声音。
作者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是他对一个共和国的赞美，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偏爱；在这个共和国里有三个不同肤色的人种，一种肤色是另外两种肤色的主人；在这个有三种肤色的国家中，身为自然主人的红色人种被身为掠夺者的白色人种消灭；而黑色人种在公共广场中和动物混在一起出售。它是一个令人触动的关于平等的例子，提供了关于独立的可信证据，我们应该在欧洲采取这种时下流行的模式，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可完善性标准！[119]
对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在意作者对美国社会发表的某些批评性言论[120]，而是承认该作品的公正性，特别是它与英国旅行者的评论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优势。
外国刊物也不吝惜赞美。英国刊物称托克维尔引发了大量反对美国共和政体的辩论[121]，并在评论中回顾了这一尝试的不稳定因素。[122]1836年1月14日的《伦敦与巴黎速递》在其内容中断言：“的确，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很多人士已经写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作品。但德·托克维尔先生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定义我们的政治组织。”
在12月，《贸易通报》提到“人人都知道这本优秀的书，并对它评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似乎并不夸张，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向其颁发的蒙蒂翁奖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该奖项授予作者12 000法郎的奖金。
就其本身而言，《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123]的出版获得的成功绝不亚于《论美国的民主》。[124]在1835年至1842年期间，古斯塔夫·德·博蒙创作的小说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此后，它的销量下降，且非常错误地被人们遗忘。它的反响普遍显得温和而慎重，但《评论季刊》毫不犹豫地称其为“由欧洲大陆本土居民创作的关于美国社会及风俗的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125]。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为《两个世界》写了一篇评论。[126]
这本书的主要失败之处很快显露出来。《玛丽》同时具备小说和社会评论的特性。因此，它不能成功满足那些热爱理论作品的人的需求——他们到目前为止更喜欢《论美国的民主》；也不能满足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的需求。《辩论日报》[127]的一名评论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这个作品其实是两本书的结合体。也许这就是它的失败之处。大众需要的是消遣，其总是害怕接受教育。公众很少认为教育恐惧是让人感兴趣和让人感动的。德·博蒙先生的读者事实上被暴露在这种双重危险中。他教授的是最琐碎的东西。他吸引了读者，令其陶醉于此，触动了最无情的和最冷淡的人。这个作品活灵活现地展现了美国社会，因此我不敢将其称为小说；而这个作品中穿插着最丰富的、最浓烈的想象力，因此我不能称其为论文。
在《玛丽》出版后不久，博蒙放弃了写第二部分的计划（在简介中宣布）。[128]两年后，当他撰写《爱尔兰》的时候，他似乎有点儿在意他的小说，他写信给托克维尔：“我的作品是我最大的、唯一的喜好，甚至超过了你的作品对你的意义；我不是在写第二本书，它是第一本；我害怕无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充满了热忱。”[129]
英国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
为了让自己成名并展开政治生涯，无论情况可能多么无助，托克维尔仍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的书。他的朋友布洛斯维尔甚至在对《论美国的民主》发表评论时断言，“这样的书为他进入议会论坛提供了机会”[130]。
但在1835年3月，当托克维尔得益于其刚面世的作品给他带来的非凡声望时，他不再这么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虽然《论美国的民主》没有为他敲开下议院的大门，但是它使他结交了几位杰出人士，而这些人在他撰写此书第二部分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让-雅克·安培、罗耶-科勒德，托克维尔将通过他们与科尔塞勒建立意义深远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
博蒙、凯尔戈莱和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手稿的主要评论人员。在正文中，到处都有安培和科尔塞勒的印记。
在1835年初，托克维尔致力于撰写一个关于贫困的报告[131]并计划在英国开始新的旅程。当托克维尔和博蒙正要做出重要的个人决策和职业选择的时候，这对朋友穿越了海峡。[132]
在过去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改变？英国贵族能否抵抗民主的推进？这正是托克维尔和博蒙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最初观察到的结果具有非常强烈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一点很重要，托克维尔意识到他有必要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谈论它。[13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明托勋爵和亨利·里夫证实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感，[134]但最重要的是拿索·W. 西尼尔，他在两次长谈中为托克维尔提供了关于中央集权化的最详细的论据。
西尼尔告诉我：“济贫法”的改革法案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法案，而是高于一切的政治法案。它不仅解决了让英国人头疼的贫困问题，而且给贵族造成其能够承受的最致命的打击。［……］该法律将“济贫法”的管理集中化，并以这一原则为武器，执行法律的政府已经委任一定数量的委员或者中央代理，其针对这个问题在英国所有教区享有充分的权力。这些委员在领土上四处游历，以便扼杀本该集中化的地方影响，将10个或15个或20个教区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被他们称为“联盟”的行政区域。［……］这些联盟按照这种方式被建立在三分之二的英国领土上，而且在不久以后它们将被建立在各个地方。［……］正如你所见，该法案将“济贫法”的管理从贵族阶级转移到中产阶级。然后，你瞧，整个王国建立起中央行政机关，由公民构成的中央行政机关开始运转，其不受当地贵族的控制，但的确受到中央权力的控制——这一庄严的举措不仅向中央权力机构和被称为“联盟”的市政管理机构赋予治理英国的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中组织起一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权力，治安法官、贵族阶级的原则和基本元素不再是它的代理人。［……］我注意到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先，贵族阶级被剥夺了中央权力为其带来的利益，由代理人构成的穷人的监护人是真正由中产阶级选择的代理人，但即便是按照这样的选择方式，他们在本质上仍是政府行政长官的下属并且他们的行动要符合上级的意向。[135]
虽然如此，但是中央集权运动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大革命和贵族阶级的毁灭。正如托克维尔在1833年的旅程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英国离大革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米尔开启新的旅程时，他证实了托克维尔的判断。
革命。/
（在空白处：为什么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我怀疑在我们之间是否会发生一次急剧的暴力革命。所有的阶级都非常沉着，他们相当清楚该如何保护自己。他们也非常开明，他们习惯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反抗和屈服的决定。此外，在这里，全面创新和改革冲动之前还有一个障碍。改革从未一次性解决很多问题。由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事情都是零零碎碎的，你每次只能改变一件事情，而每一个变化只能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只能激发少数人的热情。按照整体改革路径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英国，你只能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少数事物上（J. S. 米尔）。[136]
从托克维尔第一次前往英国起，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国家，穷人渴望占领富人的地位，且有时能取得成功。“法国人的思想是不想有上级。英国人的思想是想要下级。”[137]
在《法国的社会形势与政治形势》中，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只有英国贵族才是真正的贵族，即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具有类似于血统、智慧、金钱、文化等“特质”的人。另外，在法国，贵族阶级的唯一特质是家世，这使得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它。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这个想法迫使托克维尔充分关注行政集权的过程，因为它是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最初的、最强大的效应，它甚至能够让英国贵族感受到它的效应。[138]
对博蒙而言，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发现。他如此大力辩护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和黑人被爱尔兰的形势所触动。他指出关于他们的内容：
道德——历史。
我不相信国家实施的谋杀行为比个人实施的谋杀行为更合法。
我声明，在人类历史之中，当我看见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我非常佩服胜利者，他们在我眼前彰显了他们的价值；但我也非常同情被征服的国家。只要存在受支配的民族，只要它没有在征服之下彻底消失，我为它许愿，我怀有希望，我相信这个民族的本能；在我的梦中，我看见它挣脱了奴役的枷锁，摆脱了暴君的暴政统治。如果有一天，我得知这个民族在荣耀中消失，我仍然忠实于它，我会在它的坟墓上哭泣。至于赦免犯罪，它是一种可恶的、卑劣的行为。它是一种常见的卑劣行为。
（1836年1月30日）。[139]
这两个朋友划分了主题。对托克维尔而言，主题是美国；对博蒙而言，主题是英国。[140]而博蒙打算专心写一本关于爱尔兰起义的书。在1837年，他第二次前往英国，为了完成他的实地调研，他还游览了爱尔兰。《爱尔兰的社会、政治与宗教》将在1839年出版。[141]
博蒙的作品的手稿中有托克维尔标注的评论。博蒙认为在作品出版之前托克维尔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合作仍在继续，其中包含了不计其数的交换意见。[142]
媒体对《爱尔兰》持保留意见，但这本书得到了英国知识分子的认可。在1839年10月，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给博蒙写信：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作品的尊重程度，就像一个清醒的人喜欢使用慎重的措辞发表深思熟虑的评论一样——但我可以说，我可以参与其中而非不得要领——这本书不仅显示了完整的、易于掌握的所有在爱尔兰运作的社会元素和机构，所有的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文明；它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关于英国社会的更为复杂和晦涩的现象的清晰理解和准确知识，这些内容是我认识的任何外国人士都从未接触过的，只有极少数英国人接触过它们。[143]
就像《玛丽》那样，《爱尔兰》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这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博蒙曾经在托克维尔的推荐下对奥地利感兴趣，但在他的一个儿子死亡之后，他停止了所有重要的脑力劳动。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
在1835年10月26日，托克维尔与玛丽·莫特利结婚，这段正式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博蒙和凯尔戈莱是他们的见证人。
在1828年或1829年，托克维尔在凡尔赛遇见了这名与她的姑姑贝雷夫人住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出身的英国女人。[144]托克维尔与其妻子的通信几乎完全中断。现存的文件证实了这个家族和几个朋友对这段让人失望的婚姻关系带有一定的不安情绪。
在11月15日，这对夫妻前往贡比涅附近的鲍吉，在爱德华·德·托克维尔住所的附近。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开始创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他最初的计划是将第三卷分成两部分。
两个主要的部分：
1. 民主对观念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情绪造成的影响。[145]
随后，作品轮廓变得更复杂。
也许会写到的部分：
1. 民主对思想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心灵造成的影响。
3. 民主对习惯造成的影响。[146]
渐渐地，这本书形成了最终的构架。
第二卷的计划。
社交性、同情心、变得更温和的道德观念、感受性、P. ［空白］和尊严。这些内容很可能紧跟在利己主义之后，用于证明除利己主义之外，民主社会中还存在不同类型的关系。
公民、爱国主义、主人与仆人、主人与农民、主人与工人。这些内容很可能再次被放置在序言之后，因为它主要是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的个人主义。
父亲、儿子、妻子、女人、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些想法是为进入家庭之前的内容准备的。此外，个人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风气、习俗、谈话、生活的单调无味、严肃、虚荣心。与家庭有关的篇章中内容很可能侧重于描写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小细节。
荣誉、野心、革命、军队精神、征服、军队，也许还有一个总结性章节。也许我没有把这些章节放置在相邻的位置，但它们能够提高读者的思想修养并提升本书的水准。
还有三个章节，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置在什么位置：隶属于所有条件的尊敬、缺乏感受性、尊严情绪。
然而，我相信它们来自社交性。/
把平等——奴隶制放置在什么地方？[147]
个人主义开启了这本书，其最终被放置在第三卷第二部分的开始处。再次谈论奴隶制度的想法仅仅是一个计划，但整本书的其他主要想法都已被呈现出来。这部作品的创作，在几次中断后[148]，花费了四年时间（从1835年11月到1839年11月）。
1836年1月，在托克维尔的母亲去世后的家庭财产分割中，亚历克西得到了德·托克维尔城堡以及随之而来的伯爵头衔，但他总是拒绝使用这一头衔。他在开始的时候几乎不出现在这座寒冷而潮湿的城堡中。在托克维尔决定长期住在那里之前，他的妻子所完成的各种装修工程是有必要的。《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的很多篇幅都描写了那里的时光，其有时候也出现在科尔塞勒、博蒙、凯尔戈莱或者安培的评论中，这些人都是城堡的常客。
该书第一部分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在7月时就已经完成了，在古斯塔夫·德·博蒙与克莱芒蒂娜·德·拉斐特结婚之后，托克维尔和他的妻子离开这里前往瑞士巴登。他们在11月回到了鲍吉。[149]在那里，托克维尔每天早上从6点钟工作到10点钟。写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对作者而言，只缺少一件事：“一种良好的沟通工具，我需要你［博蒙］或路易斯。”[15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仔细记录了所有对他的作品有用的信息和谈话内容。他就中央集权问题访问了梯也尔，就军队问题访问了凯尔戈莱，就文学问题访问了查尔斯·斯托菲尔斯。他还见了一个名叫罗宾逊的美国人以及其他很多人。[151]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科尔塞勒与托克维尔待在一起。7月底，博蒙夫妇加入了这个小集体。在托克维尔组建的智囊团中，只有一个成员没有到来——路易斯·德·凯尔戈莱，托克维尔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师父。[152]
1838年1月，在鲍吉，托克维尔再次检查了关于荣誉的章节。在3月和4月，他致力于解决关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问题，并开始筹备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在5月15日，科尔塞勒和安培阅读了关于革命的那个章节。在7月、8月和9月，最后几章终于成形。关于中央集权和平等观念的最后两个章节在长度和效果上都有所增加。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修改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章节和关于总体观念的章节。
1838年10月19日，托克维尔给博蒙写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写下了我的作品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153]
整本书的修订工作占据了随后整整一年。凯尔戈莱在托克维尔［庄园］待了大半个秋天，来帮助作者修改他的作品的第一部分。托克维尔烧掉了他不满意的内容。
1839年1月，托克维尔给夏多布里昂朗读了他的部分手稿，但他对博蒙承认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在3月之前完成整本书的修订。修订工作持续到11月中旬，直到托克维尔带着他的手稿的复制件回到巴黎——为了让博蒙和凯尔戈莱最后一次阅读并认可它。
托克维尔曾跟他的通信者谈论过一本关于“美国风俗”的书。吸引托克维尔的标题是：“平等对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出现于1840年4月，然而，其与1835年那本书同名。
第二部分并不像第一卷面世时那样伴随着一致的赞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弱的叙述性，公众还没准备好阅读这样一部这么长这么雄心勃勃的哲学著作。在《观察家》中，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反映了此观点。[154]
《亨特商业杂志》指出：“根据我们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在已经出现的关于我们的共和国的作品中，它是最具有独创性、最全面、最深刻的专著。”[155]著名的《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认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不值得前者给予无条件的认可，并补充道：“它是一个理论化上层建筑，没有任何基础支撑它。”[156]
虽然有很多好评——特别是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评价必须被指出[157]——但是同样的意见在英国报刊中几乎无处不在：“这么重要的性情很难被理论化”[158]，或者是：“也许这种概括事实的方法有时扯得太远了”。[159]这一判断似乎是明确的。托克维尔的同代人似乎倾向于接受《民主理念》，他们能够理解其作者提供的内容。《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出现得到了将近70份评述，而第二卷得到的数量几乎只有前者的一半。
在出版后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甚少写作，可以说他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当他在1839年3月2日当选为议员之后，他打算更关心他的新职责。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接受作者的条件更不符合我的喜好，”他在1839年给罗耶·科勒德写信解释：
那与我的方法大相径庭——我的方法是观察在这样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可取的。因此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无论它的命运如何，我坚决希望我能够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了公众而写作，除非它自己在非常重要和非常自然的时刻呈现出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我下这样的决心不仅是为了把自己与其他作者区分开，而且因为某种骄傲使我相信自己无法再找到如此重大的主题，因此，重新提笔会令我鄙视自己。[160]
这样的时机在1852年之前没有出现。1852年，在托克维尔极力反对的一个人上台之后，他被迫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为了让法国人回想起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事件，托克维尔决定再次提笔。那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创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