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中有着发展，并且在它的若干邻国中也在同时发展时，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一样，那生活在这些不同国家中的人民，尽管他们的语言、习惯和法律不同，但是他们却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很惧怕战争，都很热爱和平。[2]就算统治者们有着野心和怒意也没用，因为人们对战争的冷漠和人民的仁慈之心会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平静下来，丢掉手中的剑。战争便变得少了。

随着平等在数个国家中同时发展，并将这些国家的公民同时地推向了工商业，不仅他们的喜好变得相似，他们的利益也交织在一起，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伤害，那伤害会反弹到它自己身上，这样所有人都会认识到战争对于获胜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造成的苦难会是相等的。

因此，从一方面来说，在民主时代很难将各个国家带入战争之中；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两个国家开战而想不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的观念和需求是如此的相似，以至当一个国家受到波及时，其他国家不可能还保持平静。所以战争虽然变得更少了，但战争一旦发生，它的范围将会变得更大。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相邻的民主国家之间变得相似的并不只是一点两点，他们最终几乎所有方面都会变得相似。[3]

这种国家之间的相似对于战争来说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当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十五世纪的瑞士联邦可以让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颤抖，而如今它的力量却是和人数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变得和周围国家的人非常相似，而周围国家的人变得和瑞士人非常相似了。像这样，由于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人数的不同，那如果开战的话胜利必然是属于人数较多的那方了。因此在欧洲所发生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们在每场战役中都很注重兵力数目的优势，迫使所有的小国纳入大国之中，或者至少政治被大国控制。[4]

由于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人数，这就使得每个国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战场上。

要是人们能征召组建起来像16世纪的瑞士步兵或者法国骑兵那样的比其他所有部队都优秀的精锐之师的话，那就不需要考虑征召大量的士兵了。但在这种士兵们都是相互平等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带来新需求的原因也同样提供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办法。正如我所说的，由于所有人都是相似的，那他们都是一样弱的。而民主国家的社会力量天生就是比其他国家强。所以当这些国家想要将男性公民征召入伍时，他们也确实有这种能力做这样的事，这就是说在平等的时代里，军事精神虽然弱化了，但军队规模却在扩大。[5]

在同样的时代里，战争的方式也因同样的原因发生了改变。

马基雅维利[6]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一个由君主和各巨头作为领导者的国家要比征服一个由君主和奴隶领导的国家难得多。”为了不冒犯到任何人，让我们用公职人员来代替奴隶这个词，我们将得到一条可以适用于我们这种情况的真理。

一个大的贵族制国家想要征服它的邻国或者被其邻国打败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击败不了这些邻国，是因为它永远不可能集结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长时间地维持在一起。然而它也不会被其邻国打败，因为它的敌人们在各处都会遇到小型的防御工事，阻碍他们的前进。在贵族制国家中作战就像在一个全是山地的国家中作战一样，战败的一方随时可以找到新的据点，重整军风，并固守这个新的阵地。

而在民主国家中的情况就截然相反了。

民主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所拥有的兵力全部投到战场上，并且当国富丁旺时，它就很容易成为获胜的一方。但是一旦它被打败，领土被占领，那它的赢面就所剩无几了，并且要是它的首都被占领，那整个国家就灭亡了。这一点很容易解释，由于每个公民个体都是孤立且很弱小的，所以没有谁在战争中可以自保或者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是强大的，一旦国家的军事力量因军队的战败而被摧毁，政府的力量因首都被占领而瘫痪，那剩下的就只有一群没有秩序，也没有力量同入侵势力做斗争的乌合之众了。我知道人们可以通过赋予地方自由，组建地方实权来减少危险，但是这种措施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

人民不仅没有能力再继续战斗下去，恐怕他们连战斗的欲望都提不起来了。

根据各个文明国家共同采纳的国际法律，战争是不能以占有个人财物为目的的，目的只能是取得政治权力。而只有在为了达到第二目标时，才能偶尔破坏私人财物。

当贵族制国家的军队被击败，国土被入侵时，贵族阶层尽管十分富裕，但是他们宁愿继续独自抵抗，也不愿投降。因为一旦入侵者掌握了国家政权，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就会被剥夺，而贵族阶层的人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是投降，因为被征服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并且他们还可以很轻易地将人民集合起来，因为人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跟随他们、服从于他们的习惯，而且他们在战争中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相反的，在身份的平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7]，每个公民只有很少一点政治权力，很多时候甚至一点都没有。从另一个方面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可能会失去的财产，因此他们比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更害怕战争，而不那么害怕失败。当战火蔓延到了民主国家的领土上时，都很难使其人民拿起武器。[8]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赋予这些人权利和政治思想，给他们一定的利益，就如同可以激励贵族制国家中的贵族阶层的利益的原因。

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和领导人必须记住：只有对自由的激情和自由带来的习惯才能有效地战胜享乐带来的习惯和激情。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不享有自由的民主国家在战败后更容易被征服了。

在以前，人们在战争一开始只是以很少的兵力参战，进行小规模战役或者长时间的攻城战。而现在人们则是进行大规模战役，并且一旦能顺利挺进，就想着能直插首都，毕其功于一役。

据说是拿破仑创立了这种新的战争体系。但是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创造出这种战斗体系。拿破仑的这种作战方式，是受到了他所处的社会状况的启示的，并且他能取得成功，是因为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因为他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方式的人。拿破仑是第一个领着军队打到别的国家的首都的人。但实际上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灭亡为他打开了这条道路。[9]我相信，如果这位传奇人物早三百年出生，可能他用他的这种方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了，又或者他会创造另一种作战方式吧。

对于内战我就只补充几句，因为我怕读者们会不耐烦了。

我对于对外战争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放到内战上来说也是适用的，并且有更充分的理由。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并没有天生的军事精神，只有在他们被拖上战场时才可能会有，还不是出于自愿的。然而自发地共同走上战场，自愿地将自己置于战争，尤其是内战带来的苦难之中却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绝不会做出的选择。只有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才会同意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危险之中，而广大的民众则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即便广大的民众愿意行动，也不一定能成功地行动起来。因为大家已经找不到他们愿意服从的那种古老的，已经确立已久的势力了，没有为大家所熟知的领袖来将意见不同的民众集中起来，规范训练并领导他们，也没有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帮助其进行有效地抵抗了。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大众的精神力量是很强大的，其物质力量与那些起初想要联合起来与它对抗的力量相比，也强大得不成比例。而代表大多数人的党派，也能以大多数人的名义，靠着大多数人的力量，顷刻间毫不费力地击败那些少数派的抵抗。这些党派甚至让这些少数派的抵抗连出现的机会都没有，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在民主国家中，这些想开展武装革命的人，除了出其不意地占领正在运作的政府机关以外别无他法，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只能使用突袭，而不能使用战争，因为一旦发动公开的战争，获胜的一方基本上只会是代表国家的政党。

只有当军队分成了两方，一方举起了反叛的旗帜，而另一方仍保持效忠时，才可能发生内战。一支军队就像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小而强壮的社会，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自给自足。战争可能很残酷，但却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不论叛军在露出狰狞时还是在第一场战役中将政府成功地控制住，那战争都会很快结束，抑或他们之间将打响战争，然后没有受到国家组织的力量支持的这一方军队则很快就会自行消失或者被消灭掉。

因此，人们可以将在平等的时代，内战将会非常稀少，持续时间也会非常短暂这一条视作普遍存在的真理。[10]

注释

[1]所有民主国家都热爱和平。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平等的引导下发展商业，而商业将他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以至他们不能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伤害周围的人。因此战争是罕见的。但这些战争是巨大的，因为这两种人不可能着手发动小规模的战争。

由于人们彼此相似，只有数量能够决定大军队的义务。因此，军队似乎随着军队精神的消失而增长。

发动战争的方式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容易征服或被征服（无法辨认的词语）。为什么你总是朝着资本前进。为什么发动内战变得非常困难。

在本章的封面上：“也许这些内容将被删除。

“本章完成得有点太过匆忙，再次对其进行严密审视。”

托克维尔在1828年写给博蒙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地方分权阻碍了迅速的反应力，但提升了抵抗能力。这封信对约翰·林家德所写的《英格兰历史》进行了详细点评。（摘自《与博蒙的往来信件》）

[2]欧洲各国对战争所表现出的恐惧心理并不仅仅源于平等在它们之间取得的发展；我想我没有必要向读者指明这一点。除了这个固有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非常强大的偶然因素。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大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所导致的极端萎靡。

[3]这不仅仅因为各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社会状况，而且因为这种相同的社会状况是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互模仿和彼此融合。

当公民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阶级时，他们不仅互不相同，而且不想或不愿变得相似；反之，每个人都越来越倾向于维护自己的观点和习惯、维护自身。个性精神非常强健。

当一个国家拥有民主的社会状态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之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那里的所有公民在文化和财产上大都处于平等水平，人类精神会朝着反方向发展。人们彼此相似，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因为不相似而感到痛苦。他们不想保留那些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为了与普罗大众相融，他们只会丢弃这些异常的东西。普罗大众在他们眼中意味着权力和力量。个性精神几乎已经被摧毁。

在贵族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相似的人也想在彼此之间建立想象中的差异。在民主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不同的人也想要彼此变得相似并相互模仿，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精神总是跟随全人类的前进方向。

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两个国家可以拥有相同的贵族社会状态；它们能够保持明显而巨大的差异，因为贵族制度的精神在于变得更有特性。但是两个相邻的国家不可能在拥有相同的民主社会状态的前提下不随即拥有相似的观念和习俗，因为民主的精神在于使人们趋向于同化。（b.）

b. 在手稿中，这个注解是正文的一部分，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趋向于同化。在不平等的时代中，每个国家非常谨慎地使自己与他国分隔开来并保持独特性，而在平等的时代中，所有国家更加靠近彼此，相互模仿并相互帮助。

民主的社会状态，同时在几个国家之间得到建立，其使所有公民大致相似，而同样的社会状态使他们全都相对软弱。<在同一时期>两个原因极大地促进了大帝国的诞生和巩固。一旦后一种国家联合在一起，第一个原因使它们自然倾向于共同生存，第二原因迫使它们如此［v：防止它们相互分离］。因此，你通常可以说，随着人们的社会状态变得更加民主，小国家逐渐消失，而大国家得到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战争变得更罕见。

[4]巴登，1836年8月5日。

我今天在想为什么欧洲的一些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家，曾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如今它们的权力却与它们的人数和实力成正比，为什么十五世纪的瑞士联盟能够使最强大的欧陆列强颤抖，而今天任何拥有四五百万居民的欧洲国家都能够长期压迫仅拥有两百万居民的瑞士。

原因在于瑞士人在各个方面与他们周围各国的居民变得大致相似，像这样，由于数量成为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故而最大的阵营必定获得胜利。

伟大的民主革命所带来的一大后果既存在于国家之中又存在于个人之间，因此，其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到处都以兵力数目取胜，而小国家没有希望摆脱大国家的压迫统治［v：它们被迫归于大国的羽翼之下或者在政治上受大国干涉］。

[5]在页边空白处：“安逸并没有使军队停止战斗，但它使中产阶级不再参与战争。”

[6]当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中提到在所有王国之中，那些由君主和奴隶领导的国家明显区别于那些由君主和巨头领导的国家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观点。

他指出，前者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你无法在它们之中找到有助于征服的足够强大的国民，因为统治他们的君主能够轻易汇聚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反对你。

在完成征服之后，相同的原因使你能够轻易地守护它。

后者是容易侵入的，因为战胜一个王国的几个大人物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征服者想要继续下去呢？他会经历种种困难。对他来说，消灭国家的君主是不够的；一群强大的领主将永远存在，他们将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由于征服者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并且不能消灭那些强大的领主，他很快就会被驱逐。

这样，马基雅维利解释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能够轻易攻下大流士的王座，却在征服法国的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

马基雅维利终究只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人，他聪明地发现了次要原因，却漏掉了主要原因；他偶然触及真相，却没有发现它显然是民主政治状态或贵族政治状态引发的一种巨大的政治后果。

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自我保卫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但一旦其被击败和被征服，它拥有的补救措施则比贵族国家少。

这个原因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民主国家中发动长期内战是困难的。

随着民主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你能够预见的是那里的内战会变得更罕见、更短暂。这种解释适用于关于宗教的战争的长度，但不适用于拥有强大的地区的民主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披着内战的外衣的对外战争。

[7]手稿中写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

[8]“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拿起武器的困难度。

“那一点在所有民主国家中都是真实的，但在缺少自由制度的民主国家中更加突出。”

[9]手稿中写的是：“但身份的平等的发展为他打开了这条道路。”

[10]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单一制民主国家，而不是联邦制民主国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联邦中，尽管法律做出了规定，但主要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而不是在联邦政府手中，所以内战仅仅是经过伪装的对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