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用实干成为大清改革“第一人”

从事实上说，老袁的这张改革成绩单是很了不起的，他开创了一项项的改革纪录，以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不得不出现很多个“创始人”“创办人”“鼻祖”“第一”之类的称号。而这些纪录实在是太长了，本人在这里尽量做一下精简，希望能够从五个方面来展示一下这张成绩单，它们是：法治建设、军队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说到法治，离不开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公检法。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三大领域的近代化改革，竟然都与老袁有关。

先来说“公”。我们知道，在过去，军警是不分家的，上前线浴血杀敌的是士兵，到菜市场追着小偷到处跑的也是士兵，中华大地上一直没有“警察”这个分工明确的职业，是老袁第一次让它来到了大清，但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天津之前被八国联军占据，根据《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山海关至京城铁路沿线要地由洋人驻军。洋人保留了这条从海上抵达京城的快速通道，在交还天津时，又规定朝廷不得在天津以及环天津20里内驻军。老袁觉得这很不是滋味，由于外贸的发展，自李鸿章时代起，天津就已经成为了直隶的新省城，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老袁要去天津办公，还不能驻军，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京城的门户，山海关经天津至京城战略要地都被占，洋人很快又能兵临北京城下，国防安全形同虚设，怎么办？

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等国的情况后，老袁终于对“警察”产生了兴趣，于是想出了一个“化兵为警”的办法，让一批新军集体转业为警察学员，接收天津时这批警察队伍就入驻了。洋人有意见了：不是说好不让驻军的吗？袁大人大方地告诉他们：我带来的不是军，是警，这还是从贵国学来的！请各位仔细想一想，在各地驻警是不是国际惯例？

洋人一想也是，这确实是国际惯例。在强大的国际惯例面前，洋人也就没脾气了。老袁在天津驻警成功，还派驻到北塘、山海关等地，以“警察”的名义保护天津和周围国防要地。

后来，国防无大事，老袁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发展警察事业了，毕竟最初那支队伍只是拿来应急的，所谓“化兵为警”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老袁才不会把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都拿去当警察。他当时派人也在民间招募了一批警察学员，其中竟然包括之前在大闹的义和团。老袁派人半动员半强迫地让这些义和团员穿上警服，拿起警棍，从之前干打砸抢烧工作转变为维护秩序的警察。这就是说，老袁创立的我国第一支警察队伍里，不仅有军人，竟然还有曾经造成社会动乱的流氓和杀人犯！这自然是良莠不齐的，随着组建工作的深入，天津的巡警进行了专业的升级改造，发展出马巡（骑警）、河巡（水警）、暗巡（便衣）和消防队，和之前的“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到了1905年，趁着京城里发生出使五大臣被革命党人吴樾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袁世凯上奏慈禧成立了大清巡警部，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安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打击犯罪的中央部委，和以前的兵部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了，不出意外，巡警部既然是老袁发起成立的，这个部委里就被老袁安插了很多亲信，他们表面上负责大清公共安全，暗地里可能还有人替老袁收集朝廷的情报和通风报信，看来老袁创立我国史上第一个巡警部，比他创立的史上第一支警察队伍纯洁不了多少，因为里面还潜伏进了特务。

好吧，虽然队伍不怎么纯洁，但多个第一，老袁已经无愧于我国警察界的“鼻祖”这一光荣称号。

接下来就要说到“检”和“法”了。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情况和大清类似，洋人在日本犯案只能由洋人审理，享有治外法权，明治政府意识到，只有日本的司法体系先做出改革，与西方宪政国家接轨，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司法改革，比如废除刑讯逼供，建立四级三审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等等，并于1899年彻底废除所有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在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后，1907年，老袁治下的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方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再加上朝廷的大理院（全国最高法院），已经在大清建立了完备的四级三审制，同时还在天津设立了检事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不过，机构是学来了，但相关的原则在大清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比如刑讯逼供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司法也没有真正独立，审案子的虽然有了专门的人员，不再是知县老爷，但知县老爷仍然有门道去干预审案的结果。不得不说，老袁的手里虽然诞生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方司法、检察系统，但他也没有斗得过传统。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老袁的老本行——军队改革。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所以整个大清的军队改革实际上都是他负责的，他也兼任了朝廷练兵处会办大臣。老袁参照德、日等国的做法，把大清的军队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个序列，规定常备军服3年兵役后退为续备兵，又三年为后备兵，再三年退伍为民，但遇有战事，这些人又可以征调入伍。这是我国军队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科学的梯队化设置，但更加科学的是具体到每一支军队的改革。

大清之前的军队都是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每营为500人左右，若干个营再组成规模再大一点的军队，编为前路军、后路军、左路军、右路军、中路军之类，而且在兵种上基本都为步兵。这在拿着长矛大刀对砍的时代还可以，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以步枪大炮为武器的大规模战争需求了。于是，袁世凯负责编练的新军开始把基本建制扩充为——“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师），人激增到12500人左右，镇下面依次设有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每镇以步兵为主，同时设置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很显然，在扩大基本建制的同时还考虑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到1905年，袁世凯练成新军6镇，这已经是大清最重要的一支国防力量。当然，不出意外，老袁又在这些军队里培养了大批嫡系军官，他们就是后来的“北洋军阀”。

在教育领域，没有中过举的袁大人最重要的改革，自然是在1905年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废除科举了，不过袁大人并不是仇视高等教育，他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总督直隶期间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简直数不胜数，比如南开学校，这是今天南开大学（著名校友周恩来）的前身；陆军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类大学；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著名校友蒋介石）；北洋法政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著名校友李大钊）。更加难得的是，老袁还热心女子教育，比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著名校友邓颖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子医学校，等等。

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是老袁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规定，直隶新官员上任之前一律先去日本学习考察3个月，回来后通过考核才能上任。这确实很有效果。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考察学习回来后办起来的，其他著名的工厂还有造纸公司、煤矿公司、洋灰（水泥）公司、玻璃厂等等。实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学习日本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1902年袁世凯命人在天津开办北洋银元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机械化大规模造币，便于流通的银币替代了银两之后，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

在多种改革举措并举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大清涌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个新的改革中心和窗口，它就是天津。史料有载：

1901年，天津有了自来水，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怀疑有毒而不敢使用；

1902年，天津有了电灯，又领先于北京；

1906年，天津城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并通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轨道公共交通的城市，领先于京沪。

所有这些“西洋景”，不仅给天津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更培育了天津的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讲究公共卫生等初步的公民意识。正是在得大清改革风气之先的基础上，老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大动作——地方自治试验。

所谓地方自治，不是不要中央，而是用法律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更重要的是，自治是指“民治”而非传统的“官治”。公共事务由人民通过并监督当地官府去治理，而不是依赖官府，这就难免要搞搞选举、参政议政之类的事情。总之，地方自治可以看作实现宪政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对这个破天荒的事情，老袁十分重视，在1906年正式启动之后，他先是派人专程到日本学习取经，等他们学习回来后，再派到各个县乡村落，把选举的好处和办法编成白话文，在村头张贴小广告，还要编成顺口溜和戏文在庙会上唱大戏，挨家挨户宣讲，告诉百姓们选举于国于民于己有什么好处，动员他们参与选举。老袁还特意交代这些宣传人员：你们要向老乡们讲清楚搞选举原本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是朝廷又一次摊派下来的某个任务。看来老袁也很清楚，大清的老百姓们实在是被摊派怕了。

一年之后的1907年，天津首先开始选举。40多万人的天津府先推举了2500多名议员候选人，再正式选出30名议员，包括正副议长各1名，组成“民选”的天津议会。这个从民间选举出来的机构，和天津府是平级的，根据规章，它可以监督天津府行使权力的状况，与天津府共同管理天津的地方事务。也就是说，老袁的选举已经搞到了府这一级，袁世凯专门派人祝贺：“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国前途贺！”

应该说老袁的这次地方自治试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事先不断造势，但老百姓看热闹的很多，真正参与的较少。很多场次的选举最后还是沦为多被士绅和富商操控，这并不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但乡村的势力一直由士绅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当村长，否则他们一定会让选举变味，老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们还是要为他的这次尝试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依据老袁的模式和经验，把选举推广到乡一级，成立了乡议会等基层民主选举机构。

尽管很有瑕疵，但老袁并不知道，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改革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城里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凯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他应该是千百年以来，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意识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带给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山野农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别于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在乡村推广选举之前，袁世凯已经联名上奏朝廷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然后搞选举，这引领专制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也给了那些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乡野子弟一个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凯并没有辜负慈禧当初的期望，他已经成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们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已经把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样板地区”，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官员慕名前来学习取经（“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以先改的带动后改的，达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老袁大部分的舞台，还是在直隶，就在天津进行选举之前，他曾经在朝廷推动和主导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改革，然而，这一次的改革不仅让袁世凯焦头烂额，也将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

袁世凯推动五大臣出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这是一种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终极秘诀。发现这一点之后，老梁办起了《新民丛报》，由于从报纸的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梁启超一个人，是老梁自己的媒体，所以也可以称作他的“自媒体”。梁启超的见识和文笔还是不错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扬和普及君主立宪知识，这些文章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大清国内，大家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宪国家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无论是沙俄还是大清，它们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却还要携手一起，与世界潮流为敌，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却在安慰中更加落伍于世界，直至都在国内满目疮痍。面对革命运动的暗流，看来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变，进行一场真正适应世界潮流的根本性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发展成了“立宪派”，他们呼吁朝廷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君主立宪，这些人包括国内外的留学生、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士绅以及个别朝廷官员等等，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维新派”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以前只知道要“变法”，到底如何变，那是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经常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一天一个想法，而现在终于发现了打开大清改革之门的那把总钥匙——宪政。这是很不容易的，它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失败，经历了失败后的流血，经历了流亡海外，此时的康梁也许才发现，对于一件从没干过的事情来说，第一步也许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炼出一个明确和具体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之乱，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机进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凯成为改革的带头人，成绩令人瞩目。1904年6月，民间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大实业家张謇给老袁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动立宪，张謇很清楚，虽然立宪的思潮和舆论已经很热，但如果没有朝廷实权人物的推进，那也只是思潮和舆论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尚须缓以俟时）。

袁世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对于朝野来说“救亡”危机最严重、民间舆论也最强大的时机，这就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此时日俄已经开战，俄国和大清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日本却是学习的目标，如果日本取胜，立宪国战胜了专制国，说明君主立宪确实要比君主专制“强”，这对于一直饱受洋人欺负的朝廷来说，将是不小的震撼，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学习。

一年之后，1905年6月底，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实权大臣没有一个不谈立宪。地方上，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代表，他奏请派考察团去国外考察学习。朝廷里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代表，这位平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清流派大臣，竟然更猛，奏请慈禧派他亲自出国去考察学习，其他如御史赵炳麟等人也纷纷奏请立宪。这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袁世凯才出手了，他奏请慈禧先派皇室亲贵出洋去“考求政治”，等考察回来之后，太后可以根据考察报告再做决定。

袁世凯不愧为老谋深算，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去，慈禧才会放心，而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日本，而是认为应该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才有“大国风范”。慈禧批准了，老袁当即让直隶总督衙门出了十万两白银，在地方督抚中带头解决了出洋考察的经费问题，要知道朝廷是没钱的，老袁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实干的作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推动立宪，老袁虽然动作比较慢，但他比任何人都具有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来自于他的自信：在朝廷，只有他才能把立宪推进到底，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这项改革事关太多人的利益，台前幕后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白天黑夜都有无数个脑袋在算计，必定比在直隶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更加艰难和复杂。就他自己的官场风险来说，除了没有那个围园杀后的阴谋之外，他已经变成了当年的康有为，所以他才不能学康有为，他必须“手段灵活”，偶尔玩玩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把戏，低调做人，不疾而速，如此才有可能换来一个理想的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立宪改革真不是那么简单。

9月24日，以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等五位大臣为领队，大清的两路考察团分别去往日本和欧美考察学习，史称“五大臣出洋”。这是几千年以来未有的事情，也是迈向立宪的重大一步。报纸上推出了专题报道，“立宪派”更是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在人们的欢送中，载泽一行人来到京城正阳门火车站，上了为他们准备的专用车厢。人多眼杂，谁也没注意，一位不速之客也混上了车厢，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枚炸弹，估计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安检措施，这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就被带上了火车。

这个人准备把炸弹扔到五大臣怀里的，不过他终归是混上来的，没办法过分接近载泽等人，炸弹引爆了，此人当场身亡，五大臣相距较远，伤得并不十分严重，但着实吓得不轻。据说当时载泽大人摸着自己的头问：“我的头呢？”别人望了他一眼，赶紧回话：“大人，您的头还在呢！”

这个人是革命党人吴樾，这起“人体炸弹”袭击事件也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精心策划的。革命党人并不希望朝廷推动立宪，朝廷一旦立宪，就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把一部分人心再度吸引过去，革命就会失去市场。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立宪最受伤害的其实就是他们这帮人，不惜以暗杀来破坏，当然，他们也并不相信朝廷会真心进行立宪改革。

炸弹一响，朝廷里有人的态度就变了，他们纷纷上奏攻击立宪，要求立即叫停。形势一片风声鹤唳，仿佛又回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在天津的老袁同志大概是鼻子比较灵，他嗅出了朝廷异常的政治气息，也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开始跟在这些人身后附和“不可立宪”。袁世凯的表态传到了载泽等人的耳朵里，他们很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强力推进立宪的不也是你老袁吗？又出钱又出力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他们以为老袁的立场又变了，成了反对立宪的人，以至于后来跟人谈到朝中有谁阻挠立宪，载泽悲愤而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

其实皇室子弟载泽哪里了解老袁的这一套，他当年可是在慈禧面前说哭就哭的，改两句口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无须按套路出牌，袁世凯最终是会让这位镇国公认识他的“真面目”的。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慈禧的态度了。朝中那些转换风向的人认为立宪带来了自杀性炸弹袭击，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万不能立宪，但他们万没有想到，慈禧并不这么看，慈禧同志一直把革命党人当作最大的心腹之患，其实立宪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革命党人。现在，既然革命党人不惜以自杀性袭击来阻止立宪，说明他们很害怕朝廷立宪，所谓敌人担心的就要加强，敌人拥护的就要毁灭，看来朝廷只有强力推动立宪，才是对革命党人致命的打击！

慈禧同时更加欣喜地看到，自从炸弹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破天荒地几乎都站在了朝廷这一边，报纸对这种以“暴徒”式的政治暗杀来阻止大清进步的行为，表示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社会团体纷纷向五大臣发来慰问电。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慈禧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向朝廷表达善意的，不习惯啊。

吴樾大概没有想到，他舍命破坏立宪，却反而让慈禧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出洋考察终于走上不可逆的轨道。1905年12月，在调整了其中两位大臣之后，新的“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再次从北京出发，还是以载泽为首，分率两路去往日本和欧美，对于重点考察对象——日本的这一路由载泽亲自率领。

袁世凯的立宪思想

五大臣终于顺利出洋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袁自然不会忘记为立宪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在天津成立“宪政研究院”，网罗了一大批改革领域的人才作为他的幕僚团队，组织他们埋头编写普及宪政的书籍：《立宪纲要》。大家知道，一旦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仁兄开始去编书，那是有故事的。当年为了获得小站领兵的统领权，这位老兄也光荣地当过一次责任编辑，编了一本兵书献给国家——具体接收方是荣禄。

现在老袁又开始编书了。很显然，随着五大臣出洋考察学习已经成为事实，立宪的大环境已经变好，他是想执立宪改革的牛耳，成为立宪改革的权威。好吧，为了不让袁大人的工作白做，我们就以这本书以及“宪政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成果为基础，替老袁为大清的人们上一堂与立宪相关的政治课。当然，为老袁编书的那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并不像老袁那样喜欢用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大白话。为让课堂更符合老袁的风格，我们将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大白话处理。

首先，宪政是源自西方的，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民主、自由、共和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人”而产生的，而人有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备之所以能做一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权。

让我们来假设某个地方生活着1000个人，有一天大家发现其中的某一位十分富有，家里怎么说也有百八十两金子，还不肯老实交出来分给大家，于是大家认为可以把他给砍了然后把金子分给大家。这位仁兄很有意见：我的金子也是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积攒下来的啊，凭什么要把我给砍了呢？大家告诉他：因为我们这是投票啊，包括你在内，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决策。

于是这位老兄被砍头了，金子分给大家。

这就是“民主”，虽然以上讲的只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也并不能完全说他不对，这就是说，民主就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它是从积极和“善”的角度理解人的，它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需要去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正是因为如此，公共决策的时候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正是要遵循这个原则，民主的精髓实际上强调的是你这个“个人”对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的义务，你在实现平等和人权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渡了平等和人权——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你在实现所有人的“民主”的同时，很可能会造成对你自己的“不民主”，但兄弟你也别有意见，因为它并不是特定地针对某一个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因此，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可能比较少见，但恰恰又不能排除民主的极端其实就是“专制”，有可能由“君主”的个人专制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要问了，民主和王朝历史上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是一回事儿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一回事儿。首先，民贵君轻或者官轻，在专制王朝是没有制度来保障实施的，因而它是一种王朝的伪善，而民主是必须有制度保障来落地的，否则谈民主就没有意义。其次，君或者官也是“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为什么就要轻呢？民主强调的是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官还是民，只衡量“人”在平等和人权方面的相同性而不在乎身份的差异性，而专制王朝的“民本”骨子里其实还是种官本位思想（不然就不会特意强调“民贵”），它区分出“官”与“民”，也就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不仅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还给百姓们认为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比如他原本就是爱民敬民的，却被认为是作秀，你说他冤不冤。所以，“民主”并不是要故意区分“君主”和“官主”，造成官民对立，它在本质上对每一位官员也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接下来要说“自由”了。现在，我们假设那1000个人有一个共识，“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在成年后结个婚生个娃”，大部分的人都拍拍屁股去结婚生娃了，这个时候兄弟你红着脸站起来表示：虽然我也认可这个观念，但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我信奉的是独身主义，相信你们也不会把我去浸猪笼吧，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啊。

这就是自由。如果说民主是代表我们的某些权利要让渡，那么自由就意味着我们的某些权利不可让渡，在公共事务中就是：保障少数。不仅要保障少数有服从多数的权利，更要保障少数有不服从多数的权利，因而自由往往只能通过自由地表达思想（言论、出版）而获得。

因为要保障少数，所以自由的精髓就是：对自我的肯定。我相信我的选择总是最好的，这并不因为这种选择本身是不是最好，只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选择”，赢的人有自由，输的人同样有自由，自由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它本身就是最高目的，不需要为它再设定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生存、幸福、强大等等。自由的含义不是告诉我们“今天没有自由，是为了让明天获得更好的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可以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更多成功机会而放弃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这些往往是获得自由之后的副产品，若放弃自由，很可能连这些都会失去。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那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至于“共和”的概念就比较简单了，从表面上看，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没有皇帝，如果深入一点理解，那就是：必须保障统治阶层只能从被统治阶层中而来。所以，任何天然拥有特权的个人、阶层、族群都是在共和中被排斥的，皇帝大人既是终身制，又是世袭制，自然要被共和排斥。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自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造就无政府主义的暴民，至少你在强调你有半夜练习美声的自由之时，隔壁邻居也有犁了一天地只想睡个觉的自由。民主意味着某些权利可以让渡，自由又意味着某些权利不可以让渡，这已经比较乱了，此时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又都是在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君主制国家，是有自己的皇帝、大汗、国王的，要走向共和必然会带来共和革命的暴动，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些君主制国家，如何才能从本质上避免暴政、暴民和暴动这“三暴”？所以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君主立宪就这样出现了。

看来，了解君主立宪必须首先了解宪政，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任何权力进行限制。宪政是从“恶”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是对人价值的一种否定，是对人的不信任，因此也是对民主、自由和共和的不信任，但这种“不信任”绝不是有你无我的排除，而是在高度兼容和互为支撑之后的保障和规范。正是因为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无法出现，单纯的共和也会有各种问题，宪政这才在实践中应运而生，宪政限定了哪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不可以，哪些是共守的民主，哪些是个人的自由。因此宪政限制的不是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只是因为没有这种限制，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将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就无法很好地“落地”。既然大家都不想乱，不如一早就做出规范，比如只要加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那么前面所说的通过投票来“砍头分金子”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宪政之前，统治阶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往往只是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其说是在治理国家，不如说是把治理的对象当作一个比赛对手来对付。宪政从根本上规避这一点，从而能在根本上实现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对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持久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以必要的最小代价避免陷入革命的恶性循环，这是宪政的实用功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宪政的精髓并不是它的实用功能，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制度背后坚不可摧的“价值观”，才决定了制度的鲜活有力和不拘泥僵化，它无法预料个人会变得有多好，但能限制个人会变得有多坏。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从本质上来说，民主、自由、共和都不是专制、特权的天然对立面，只有在它们兼容了宪政之后才是天然对立面。因此，宪政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一股世界潮流，在君主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君主立宪制（英、德），在共和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共和立宪制（法、美）。而和民主、自由、共和一样，宪政同样来自于实践，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正是因为它的价值观不可违背，因此需要有一套十分复杂的制度来保障实施，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他们这套制度的内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三权分立。

现在，我们继续拿那1000个人举例。某一天这伙人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为了给大家营造一种有秩序和有效率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先把自己的某些权力赋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作“政府”，大家对政府的定义是：政府是必要之恶。

这句话的首要含义是：政府是必要的。政府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运作规律，无论你是否“欢迎和喜欢”它，作为个人都无法替代它，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暴民乱政。其次，政府不是“恶”，是“必要之恶”，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某部分权力赋予政府，因此当你已经把你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代表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就应该享受到政府对你该尽的义务，也就是享受你的权利，甚至不需要天然地热爱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就是说，人们会天然地热爱祖国，但其实不一定天然地热爱政府，政府因为掌控权力，往往会令人“疑虑和警惕”，但当政府尽到它该尽的义务时，必然会获得热爱和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权力该赋予政府？如何保障政府只在被赋予的权力里运作但又能充分尽到义务？很显然，这需要有“法”，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了便于运作，这1000个人里会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来立法——西方人称作议员，议员不得在政府中任职成为官员，同样，官员如果想成为议员，也只有先辞去公职。议员的独立性显示了这1000个人里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经过充分的博弈和角力，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意志”。

在西方国家，议员就组成了议会（或称国会），是对这1000人（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代表所有人行使立法权；政府依照这些法律来办事，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也就是行政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行政权；在这种设计中，由于政府是向议会负责的，议会是向选民负责的，人们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已经完成了对政府的权力赋予和限制，另外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机构对违反法律的任何个人和单位（包括政府）进行居中裁定和审判处理，平等地对待有关各方——行使司法权。这三个方面不仅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在人员上也相互排斥（成为议员、官员或者法官，只能选其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构建三种组织、达到三种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而是把这三种目的整合成一种良性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

很显然，在这种三权分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的：议员是大家选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但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从源头上放心，还必须以民主的程序制定和通过今后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的“母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宪法。宪法的出台过程是极其独立的，在政党比较多的国家，尤其不能受到党派的干扰与控制，不能受某一政党的控制，它由议会或者专门选举出的“制宪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甚至有的国家还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虽然宪法是宪政的标志之一，但有宪法也未必一定有宪政，还必须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就是对任何颁布的法律、个人和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裁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对任何权力都保持警惕，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的宪政价值观，也才能让大家最后放心。

好吧，在老袁编书的同时，大清两路考察团也在国外加紧考察学习，他们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载泽亲率的这一路是主要考察日本、英国和法国，抵达东京之后，睦仁派出了日本“国宝”级人物、刚刚成为日俄战争最大功臣的东乡平八郎前往车站迎接，另一位“国宝”伊藤博文亲自负责传授明治维新的经验。到了农历大年三十这天，睦仁亲自在皇宫接见了考察团成员，估计双方还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到了英国，英国女王也是亲自出来接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授予载泽荣誉博士学位；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总统带着自己的老婆，陪着载泽等人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累得气喘吁吁。

在另一路，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在大年三十这天接见了考察团成员，甚至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德国，德国皇帝带着皇太子亲自请考察团吃家宴，至于比利时、丹麦、瑞士、荷兰这些原本不在考察计划之内的小国，当他们听说大清考察团来到之后，争先恐后地邀请考察团前往，诸位大人啊，你们即使不来考察，来转转也行啊，风车看过了吗？

对于洋大人们的热情，载泽等人自然是清楚原因的，谁也不会放过成为大清改革老师的机会，以便将来在大清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市场开发权。但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世界首次集体对大清友好，载泽等人感觉十分受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而随着考察学习的深入，载泽等人慢慢变得不爽了。英国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及大清一个省，因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立宪国家，就成了“日不落帝国”，日本这样的小国还战胜了强大的俄国，朝廷真的不需要改变吗？说到底，西方国家虽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但骨子里正是因为没有把大清当成同等级别的国家，他们的集体客气，正是集体认为大清还不是处于世界潮流体系里的国家，才会对考察团如此破格礼遇，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此花费心思的，只会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来办。

大清确实需要强大啊，确实需要去加紧融入世界潮流，坚定地推进立宪改革！

这是载泽和所有考察团成员最后的认识，虽然和大清大部分的人一样，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宪政的“价值观”上，也是从大清需要“救亡”的国情出发，在意的恰恰是宪政能够带来的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那些副产品，但这毕竟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认识了。鸦片战争轰开了大清国门，也将大清拖入世界，从此“救亡”和“改革”一直是大清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但救亡一直是压倒改革的，改革只是手段，救亡才是目的。正是因为救亡这口气一直在所有人心里憋着，改革才可以在起落反复之后一直推定下去。载泽已经决定，回国之后，他将从“救亡”“保大清”的角度想尽一切办法使慈禧下定决心推动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