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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二人的针锋相对，让身边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得到那种凛冽。而作为一个病人，高宗李治同样也能嗅到与死亡有关的不祥气息。

高宗皇帝已经预感到，武则天要对太子李贤动手了。自己如果再不出手，等到武则天把该干的活都干完，该办的事都办妥，那么留给他这个皇帝和整个帝国的将会是一地鸡毛，而他将有可能成为大唐帝国的千古罪人。

这件事很难办，都是自己的心头肉。一边是皇后，一边是太子，他夹在中间又能怎么办？只要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帝国的命运，高宗就会头疼欲裂。

高宗皇帝知道，自己不会在这时候倒下去，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还要继续撑下去，为太子李贤保驾护航。于是，高宗李治下诏让太子监国。长久以来喝药服丹的高宗皇帝已经搞不清楚，时下到底流行什么？

高宗李治真应该好好问问他的那些大臣们，也许他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时代不同了，这是世风豪放、人心浩荡的大唐盛世，男女的身份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女人开始当家，男人只好俯首称臣。

其实长久以来，高宗皇帝也在身体力行——放权，放给皇后更大的权力。高宗皇帝虽然头痛，痛起来恨不得一头撞死，但是他的内心并不糊涂，还跟明镜似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高宗拖着病体专门跑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史料对田游岩的记载不多，田游岩是个有文才的人。那时候的文人只要能够写得一手好诗，画得一手好画，在功名进取遇阻的时候，往往都喜欢跑到深山老林里隐居。皇帝与隐士见面，互致问候，相见恨晚，谈得很是投机。

高宗李治就问田游岩：“先生隐居在此山中潜心修道，想必生活过得还不错吧？”

田游岩也是一个实在之人，答曰：“托皇上洪福，微臣在这里过得挺好，山好，水好，身体好。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才让我这个修道之人，如此逍遥快活。”

深陷权力牢笼的高宗皇帝，真想握住田游岩的手跟他一起走。可他不能，他是堂堂一国之君，面对眼前的烂摊子，他不能说关门就关门。

他长吁短叹，说出自己的此行目的——请田游岩想办法保住太子李贤的位子。

田游岩很爽快地就答应出山去帮助太子李贤，结果武则天没被斗倒，自己先倒下去了。事实证明，在权力世界里，靠人不如靠己。由此也间接地反映了高宗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权。

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四月，几位老宰相先后去世，朝廷又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就有黄门侍郎裴炎。虽为宰相，但他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职高用。

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太子李贤和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满城风雨。太子李贤动了真感情，将东宫许多金帛都赠予赵道生。太子敢送，赵道生就敢收，二人情比金坚。

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武则天的耳中，御史台的官吏奉诏前来东宫带走了太子李贤的户奴赵道生，太子李贤竟然还与赵道生上演了一场执手相送的戏码。

太子李贤在赵道生耳边喃喃低语，以示安慰：“他们若是逐你出宫，不出五天我就会把你重新接回身边。”

或许是太子李贤当时已经忘记了明崇俨命案的风险犹在，也许是太子李贤对赵道生的信赖和爱怜注定是一出作茧自缚的悲剧。李贤后来每每想起他送赵道生出宫时那份眷恋之情，那种无所防备的麻木和懈怠，都会追悔莫及，他知道那是他一生的大错。

据说御史们把赵道生送入刑房前轮番奚落了他在东宫的断袖之宠，而赵道生对此毫不讳言反而扬扬自得，扬言他有家传的床笫之术专门用来取悦太子，言辞之间充满了挑衅和炫耀的意味。

御史们对这个来自太子封户的农家少年恼怒厌恶之极，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放荡的贱奴，竟然在朝堂之上肆无忌惮地口出秽言，由此看来武则天的授意确实是明察是非、去除祸害的圣旨了。当刑吏把赵道生架到第一道刑具面前，他已经瘫倒在地。

可怜的赵道生没有扛住专案组的酷刑，很快就供出了太子李贤，还向御史们泄露了东宫马厩的秘密。马厩里藏了盔甲刀枪，是他奉太子之意偷运进宫的。

武则天派人从太子府的马厩里果然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

这边刚取得物证，那边就敲开了人证的嘴。办案的三个宰相让所有人大感意外，他们的收获也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私藏兵器，除掉天皇、天后的宠臣。这两项罪名叠加，后果难以想象。

在唐朝，像铠甲此类的军队装备运入京师，需要经办手续，以防军火流入民间。

东宫是未来储君居住的地方，有着严密的护卫措施。保障太子安全的军事系统是十率府，东宫十率府是唐府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唐制，东宫设立十率府，仿国家军事十六卫建制，为太子直属的亲兵，由其直接调度。

这次在太子李贤的宫中搜出数百副铠甲，且于马坊中查处，确实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东宫拥有一定量的甲胄器仗实属正常，但兵器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绝不是放在马厩里储藏的。兵器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登记造册，再由下面的武库署保管。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再由武器署按照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用过以后再由武器署交给武库署保管。

太子李贤将这些兵器藏于此处，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小耳闻目睹宫中许多政治斗争引发的血腥事件，深知母后做事之果决，手段之狠辣。李贤被召回洛阳东宫后，一直处于武则天的严密监控之下，高度惶恐不安的状态让李贤体会到生存之艰难。

太子李贤这时和武则天的关系已经很紧张，面对势力强大、威严无比的母后，处于被动局面的李贤内心的惶恐越来越强。或许是为防不测之用，他才做了如此愚蠢之事，私藏数百件甲胄、刀枪于东宫马厩中。

根据大唐律法，任何人不得私藏甲、弩等兵器，违者将被处以极刑。李贤面对从东宫马厩搜出的这些实证，只能无以言对。

当太子洗马刘讷言看见禁军们从马厩里拖出了许多涂了油脂的盔甲刀枪，他也错愕万分。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太子私藏兵器的秘密。因为数量不多，不足以造反。更何况身为太子，地位显赫，离登基皇位已经不远，没有必要犯险谋反。

此时此刻，太子李贤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平日里那个口口声声要追随自己一生一世的男人赵道生出卖了自己，试问这世上还有什么忠义恩情可以让人信任？他观望着马厩的动静，长时间地沉溺于悲伤之中。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到了该谢幕的时刻。

太子李贤那张英俊的面庞在火把光亮的映照之下苍白似雪，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突然仰天发出一声短促而悲怆的笑声，转身对太子洗马刘讷言说：“母后果然下手了，事已至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刘讷言轻轻地摇了摇头，望着窗外的秋日天空，泪水顺着脸庞悄然滑落。

2

在不应有武器的地方搜出了武器，一定有造反的嫌疑，不容争辩。要坐实太子谋反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几个主审宰相互相串通起来做一场局，就算是高宗李治也只能徒唤无奈。武则天要拿下太子，首先要拿下参与主审的宰相们。案发前宰相班子里实际有八个人，他们分别是：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武则天考虑的是，到底挑选谁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个案子办成无法翻供的铁案，能够堵住芸芸众生之口。武则天在心里来了一次排除法。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是朝中最为执着的反武派人士，大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架势。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不用说是太子李贤的人，曾经和太子李贤一起编注《后汉书》，警示武则天。

崔知温是官场老油条，通常情况下，这种人做事的原则是两边不得罪，要从他身上轻易打开缺口，又谈何容易？

王德真在案后便被罢免相职，武则天在当时很难拿他当自己人看待。

经过一番挑选，武则天最后将宝押在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身上，让他们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的高智周来共同主审。

高智周是薛元超推荐并提拔上来的，在他们三个人中间，他的级别是最低的，也是干活最不卖力的甩手派。高宗皇帝将其换了个岗位，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是铁了心不愿意再给别人当枪使，也不愿意再做官。高宗虽然极力挽留，但怎奈对方去意已决。

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一事，只好用辞职以示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李治的褒扬，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现实。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再来说说薛元超，他应该算初唐时期著名的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曾经引荐推崇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此人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薛元超曾经与李义府和上官仪有过交往，受二人牵连，遭到两次流贬，他的身上似乎有依附权威的个性。他曾经对外宣称，自己这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憾没有高学阶，不是进士出身；二憾没有家族背景，不得娶五姓女；三憾不得修国史，人品不行。

尤其是第二条更让人怀疑其人品有问题。第二条的意思是，自己是庶人，想要娶一个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都没有这个资格。骨子里的犬儒心态昭然若揭，也可见在门阀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夜，仍有相当多的官场文人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天帝、天后的宫中传出的消息让太子李贤难以心安，有人看到他的父皇和母后因他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高宗下诏时的犹豫和武后大义灭亲时的慷慨陈词，让人大惑不解。

高宗对自己最爱的皇子的罪责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豁免手法，而武则天则是怀着忧虑的心情向高宗回忆了当年先帝含泪废黜太子李承乾的往事。前车之鉴，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武则天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让高宗皇帝一时之间也束手无措。他希望作为母亲的武则天能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亲情体验，不管怎么说，李贤都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

武则天坚决反对高宗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她的理由很简单。作为人子最起码应该懂得孝顺父母，可李贤身为太子，不但没有体谅父母当国的艰辛，反而想着如何除掉自己的父皇和母后，这是天地不容的事。

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下诏组建三司庭审判决的是高宗，确定太子李贤有罪且下令执行刑罚的也是高宗李治。但是到底是谁遣人告发太子？是谁让这样一次行为失检的案件变成谋逆大案？是谁又坚持给太子李贤扣上谋逆之罪？

可怜的高宗李治，先前已经无法保护他的叔父、姑姑、前妻、爱妾、兄弟和庶子女们，如今连他与武则天的亲生之子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虽然身为一国之君，高宗李治一路走来，也常常感到普通人才有的有心无力的挫败感。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几位宰相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就看武则天如何收场。

母以子为贵，李贤是武则天的儿子，且处于东宫之位，如果武则天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她还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作为母亲的她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护太子，为其开脱，更不会力谏高宗李治废掉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之位。

高宗不想让事态扩大化，可武则天却寸步不让。

武则天说：“先帝曾有言，法非天子一人之法，乃天下人之法。因一己之私利违国家大法，并非明君之举。作为一国之尊，更应该心存公心，大义灭亲，对逆谋造反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将何以示诫后来者，又何以坐稳江山。”

武则天再言：“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身为人子，而且又是太子，竟然阴谋造反，这种事不可原谅。难道皇上忘了，当年李承乾有谋反企图，先帝诸般不舍，但还是流泪废太子，将其贬为庶人。怜子之情人皆有之，贤儿堕落到这个地步，我作为母后更为伤心。但现在朝臣的眼睛都在盯着圣上，若一味顾念亲情，恐怕会造成文武众卿离心离德，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武则天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很是激动。高宗李治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武则天的话听上去句句中肯，字字千钧，无一处不合天地之正理，无一语不符国家之大法。

武则天言必称先帝，让李治无法反驳，也无力反驳。

高宗李治只好沉默无语，无奈地将处置权交由武则天。最后他只能无奈地在武则天拟好的废太子李贤为庶人的诏书上盖上了印。

如果太子不倒下，那么倒下去的就将是几位宰相和武则天。

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李贤的谋逆罪名正式成立，皇后与太子之争，也就此分出胜负。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里里外外，掀了个底朝天。

案子审到这个地步，还不算完结。在抄检东宫的过程中，居然还抄出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一本低级趣味的书，从各处收集而来的笑话段子。

这本书交到高宗的手里，他差点没气得当场昏厥。他将书狠狠地掷于地上，愤怒道：“刘讷言害了我儿，作为老师，就是一天到晚手捧着《六经》来教育学生，还担心教不好。他倒好，居然能够弄出这么一本低俗不堪的书，这哪里是教人学好，分明是要毁我大唐啊！”

高宗虽然想要保护太子李贤，但还是有心无力。经过竭力争取，也只是让太子免于一死，可终究难以逃脱被废黜幽禁的命运。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

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要处死。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太子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净犯罪事实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罪名，藏盔甲并不等于谋逆，但如果将其定性为谋逆，也是不容辩解的。也就是说，武则天以此为罪，将太子李贤贬为庶人，也合乎法理。

谋逆从来就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何况是太子谋逆。护犊心切的高宗将心中的这份痛苦转化为愤怒，并迁怒于太子身边之人。

太子被废，每个人都在极力与这件事撇清关系。每个人都争着向皇帝和皇后表态，自己与太子谋逆没有任何瓜葛。可撇来撇去，还是有人撇不清，武则天掀起的这场风暴，让人避无可避。

刘讷言被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当时的不毛之地。左庶子兼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宰相的张大安因太子之事受到牵连，左迁为普州刺史。

刘讷言和张大安都是协助太子李贤完成《后汉书注》的学者。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这时候，武则天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她不惜废黜自己的儿子。

无论从个人才智韬略，还是从手段的高明程度，太子李贤都远不能和他的母后武则天相比。武则天狠心废掉太子李贤已经思虑很久了，并非此次获得李贤的“反具”后而情非得已做出的痛苦抉择。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太子李贤谋逆之事与前太子李弘之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太子李弘是“幸好”及时病死，母子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东宫僚属宰相大多没有被弃用；而这次是太子李贤被控谋逆，属于政治性大案，必须有人负责，谋逆毕竟是重罪。

太子李贤谋逆案在一审再审中，很快就将与东宫来往密切的几个皇室宗亲也裹挟其中。到了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和沂州刺史蒋王李炜被指为东宫谋反的同党，李明被贬为零陵郡王，幽禁于著名的流放之地黔州。李炜则干脆被解除官职流放至道州。

朝中大臣们对曹王和蒋王受到牵连不以为怪。曹王和蒋王做了太子李贤谋逆案的陪绑者固然值得同情，但每个人都清楚，哪一次宫廷事件不要牺牲几个皇亲国戚作为收场呢？不然何以震慑人心？

皇城里的现实犹如寒冬里的三尺坚冰，冰下的水流暗自汹涌，而踩过冰面的人只是小心翼翼地留下着脚下，他们无心去深究曹王、蒋王与太子李贤结党谋反的动机和罪证，没有人愿意去为曹王和蒋王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就像那些执法的官吏们所言，他们也只是奉旨办事，连皇上也做不了主的事，他们又能如何？

第二年，反对过武则天摄政的郝处俊被罢，出局！

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彻底出局！

最后是最让人可笑的出局者登场，他就是高政。按辈分，他是前宰相长孙无忌的表侄子，废太子李贤的好友。长孙无忌被平反昭雪后，被同案牵连的其他家族也有了慢慢回暖的迹象，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

高士廉的孙子高政当时任太子典膳丞，在太子谋逆一案中，他也是稀里糊涂就被牵连其中。

高宗本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让他父亲右卫将军高真行领回家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可以了。可问题是高宗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高家自从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杯弓蛇影，高真行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的忠诚度。你们高家，是高政一个人造反，还是全家总动员。

为了能够保住这个家，高真行只能对不住高政了。

高政刚进家门，就被亲生父亲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璇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可怜高政,没有死于为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却惨死于自己亲人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高宗皇帝震惊之余，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件事令高宗不得不深思，他随后下令宽大处理李贤的旧属，不能再发生类似高家的惨剧，这种做法毫无人性可言。

高真行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而是为了满足皇后的欲望般，株连一大批王侯将相。起码兼领宫官的宰相，尤其是那些反对过武则天的宰相，应该多少也会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吧。

高家是长孙无忌的舅族，曾经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受到牵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才会惊恐到要手刃家门子弟。

令朝臣们感到不解的是，太子谋逆案是大案，为何没有像先前几个类似的大案？

在这场由太子李贤谋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中，有人出局，就有人从中捞到政治资本。

对大多数官僚而言，武则天采取的是收买人心的“媚众”手法。她知道，在这时候，残酷打压并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审来审去的结果是堵住了所有的口，人证、物证俱在，获罪者又是堂堂太子，岂能随便定罪。况且，此事事关身家性命，一个人如果不是活腻了，谁也不会站出来自找麻烦。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朝中的舆论保持了一致：官员们纷纷指责太子李贤辜负圣望，图谋不轨，盛赞“二圣”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灭亲，为古往今来圣君典范。

那些在此案子中立功之人，则从此交上了好运。在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涕泪交加地在皇帝面前自我检讨，而薛元超则手舞足蹈地谢罪，动作与表情极为夸张。两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能够得到豁免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才会在得知结果时喜不自禁。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同事不同命，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这次办案中扮演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角色。

武则天和高宗李治之所以没有再次对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经历过永徽政治改革洗礼之后的朝堂，需要保持一个有经验的宰相班子。如果将那些与太子有交集的宰相全部清除出去，恐怕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有宰相之才的人来共谋治国和辅佐新太子。

深谙权术之道的武则天，也能够体会到高宗内心的顾虑，所以并没有采用激烈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将相大臣，而是采用了较为缓和的区隔处理，以免引起高层震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裴炎、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团。

尤其是裴炎，他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与武则天的崛起息息相关。主审这个案子，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步棋。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攀附权贵也不为过。人在局中，又怎能独善其身，破局重生？

北门学士裴炎由武则天私人的笔杆子，变成了高级政府官员。

3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

废李贤的第二天，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即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对武则天来说，她的内心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生存的历练，虽然让她比其他女人看上去显得坚硬，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那些与她为敌的皇子都是她的亲生骨肉。

宫女们从来没有觉得武则天有衰老的迹象，五十多岁的妇人，表面上看，也只有四十岁上下。但今天在新太子继位大典之前，她们在为皇后化妆的时候，觉得她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很多。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废太子李贤之事搅得武则天心情烦躁不安，郁怒、愤恨与哀伤交煎。

年月对人，总是平等的。虽然武则天颐养得如此好，但是情绪总是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可是等到她立于紫宸殿前，那个明艳照人、精神奕奕的天后又重新回来了。

武则天是一个具有无比精神力量的女人，任何打击，都不会使她跌倒。她表情坦然，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曾掀起内心的任何波澜。她对于下决心要去做的事从来不曾有过迟疑，也绝不后悔。

虽然武则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失去了一个亲生儿子，但是却消除了一个威胁自己的隐患，扫荡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相比之下，失之甚少而得之甚多，放在政治的天平上考量还是划得来的。

新太子是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哲，原名显。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

第二年，幽禁了很长时间的废太子李贤被打发到巴州。太子也只是一张旧船票，过期作废。作为皇帝和皇后的亲骨肉，李贤连留京的指标都被取消了。

确定一切无法挽回，李贤只好独自上路。风中的李贤衣衫不整，身形单薄。想象昨日鲜衣怒马，少年狂歌；今日鹑衣百结，半生飘零。

李贤就这样上路了，等待着他的，是武则天补上的最后的一刀，还是长安传出的一纸赦令？

送李贤上路的还有一个人，新太子李哲。高宗与武则天共有四子，长子李弘从小就被立为太子，接受太子教育，学习东宫规范；次子李贤被封为沛王，三子李哲被封为周王，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玩乐；四子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

李哲六岁时与诸王斗鸡，二哥李贤命名士王勃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来戏弄他，疼爱他们的高宗李治看见该文后生气地说：“此乃交构之渐！”也就是说，这么做会导致兄弟失和，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

从兄弟俩一起玩乐成长的生活历程来看，李哲对二哥李贤的感情还是非常真挚的。李哲坚持为哥哥送行，兄弟二人见面，唏嘘感叹是免不了的。

李哲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事后他又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生活待遇，不能将前太子混同于一般流放之人，为哥哥争一条活路，或许也是为自己争一个明天。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的初冬之际，距离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以它的瘦山枯水迎来了一位落魄的贵客，这个人就是被废黜的前东宫太子李贤。

李贤从长安的大明宫来，从远乡异壤的百姓闻所未闻的宫廷噩梦中走来。当李贤瘦削而峻拔的身影出现在巴州街头时，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

身份上的一落千丈，并没有改变李贤身上与生俱来的儒雅之风和贵族特质。

三个幼子紧紧地偎依在父亲的膝前身后，用未经世俗洗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或许是因为太小的缘故，天生烂漫的年纪让他们对父亲这次戴罪放逐并没有多少深刻的体会。

他们无从知晓，父亲眼里的巴州天空有着怎样的色彩。对庶人李贤来说，那不是肉眼能够看清楚的天空，那里隐匿着一张巨大的灾难的黑网，它曾经罩在哥哥李弘的身上，而现在的他也成为网中待捕之物，无处逃遁。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到达巴州的第一个夜晚，李贤一家人是如何在风声猿啸中彻夜难眠。庶人李贤与妻子房氏在清冷的烛光下长吁短叹，他们设想了从今往后生活的诸般不幸与磨难。

李贤已经顾不上一己的生死荣辱。他对房氏说：“如今我身临巴州，心如枯木残草，死不足惜矣。”此后三月，李贤每日面壁而思卧床读书，拒绝与任何人交谈。他整日无语，像是一个被剥夺了语言功能的哑巴，唯有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散发着孤傲与清冷的光。

在囚禁于巴州的枯索岁月中，李贤写过一首哀婉凄凉的黄台歌词：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

四摘抱蔓归。

这首词是庶人李贤发自内心的声音，它倾吐了自己的痛苦，饱含了难以抑制的怨愤与无奈。这首著名的歌词后来传到千里之外的东都，陪伴着高宗皇帝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作为君王，高宗的内心痛苦无人了解，看着自己的至亲之人一个个离去，落花流水无情。

公元684年的春天注定不属于庶人李贤，远在东都洛阳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在这一年里又一次三易年号，嗣圣元年、文明元年、光宅元年。

当金左吾将军丘神勣突然来到巴州，庶人李贤知道，飘悬于自己头顶上方的那张黑网终于要落下。虽然他早已有所准备，可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的心也随之收紧。

被废的太子李贤自缢身死的消息于光宅元年三月传回洛阳宫中，武则天为次子李贤的死讯哀恸不已。贞观殿上，武则天含泪斥责丘神勣错领圣旨酿成恶果，在场的朝臣们在一边却噤若寒蝉，无人敢站出来轻言丘神勣巴州之行的利弊得失。

几天后在宫城南侧的显福门进行了李贤的举哀仪式，文武百官排列于显福门左右两侧，以三声低泣和三声大哭抚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朝臣们遥想已故太子李贤英武的仪态和他在阳光下翘起唇角的温暖笑容，不禁感慨万千。

母子情，君臣意，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都化作廉价的泪水。生于皇家，不知是一个人的幸事，还是不幸。

举哀仪式只是生者为了烘托自己而营造的一个舞台，死者不在洛阳宫城，早已被草草葬埋于巴州荒凉的黄土之下，与追悼者本来就各处一界了。

武则天有意将怜子之情在李贤死后昭示于世人，庶人李贤被追封为雍王，其妻室儿女接回洛阳宫中。庶人李贤虽然是罪囚，可他毕竟是流着皇族血液的前太子，是皇帝与皇后的亲生子。武则天将庶人李贤之死归罪于丘神勣，说他违背圣命，故意将庶人李贤杀死。并以此为由，将丘神勣调离京师，贬黜到遥远的垒州当刺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