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和太平公主下嫁的同一个月，在西北边境的裴行俭大破突厥。但若驻扎于边境，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好撤军凯旋长安。         

同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发生风灾，米价暴涨，整个关中陷入饥荒状态。

九月里，又出现了尾巴长达五尺的彗星；十月更发生了可怕的凶兆——日食。

连续发生不祥事件，天下人心也随之摇摆不定。高宗忧心如焚，身体更加衰弱，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全国上下都处于不安之中，唯有武则天对这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保持一种冷静超然的态度。这对朝中官员来说，无疑是一贴失去药力的镇静剂。

高宗因病情转剧，加上神经紧张，不愿意待在因饥荒而人心惶惶的长安。

李治想搬到东都，就留下太子李哲在长安为监国，命太子少傅刘仁轨、侍中裴炎、左庶子兼中书令薛元超等辅佐太子。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

在高宗与他的不死丹药较劲的同时，唐朝的西部边境依然闹腾不休。突厥，一头不死的战狼，隔三岔五地撕咬着大唐的肌体。扯不下多少肉，也要让你流几滴血。

可当战狼遇上头狼，也只有低眉顺眼的份了。这只头狼不是别人，正是裴行俭。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次入侵，刚回朝廷任礼部尚书的裴行俭，即刻受命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不料出发之前突然病倒，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为幽州都督。

文武双全的裴行俭，也深具识人之明，任长安令之前，还是吏部的时候，一手栽培起来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的苏味道、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等人。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裴伯凤，北周时期任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他的父亲是瓦岗军谋士裴仁基，哥哥是瓦岗军猛将裴行俨（隋唐演义里瓦岗英雄裴元庆的原型）。

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一等一的猛人，尤其哥哥裴行俨更被演绎成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他们原来都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猛人张须陀在大海寺着了李密的道，悲壮战死，父子二人就投降瓦岗军。

李密战败，这两父子又跟着王世充混了一段时间，一个被封为礼部尚书，一个任左辅大将军。

由于两父子能力突出，在军队号召力日益增强，当兵的可以不知道王世充，但没有人不知道裴家两父子。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王世充很不高兴。

王世充的高兴，裴仁基父子内心也深感不安。琢磨来琢磨去，两父子当时准备联合几个人干掉王世充，重新拥立被王世充废掉的皇泰主杨侗为君。结果事情败露，裴家被“夷三族”，也就是诛灭三族。

有人会在这里产生两点疑问：其一，其父兄被王世充所害时，既然“夷三族”，那么裴行俭是怎么活下来的？有几种可能：一是死里逃生；二是他们并非亲生父子；三是母子二人并未随军，直接潜逃了。

其二，其父兄被害的时间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裴行俭恰恰也出生在这一年，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遗腹子。即便他出生在父亲死前，那么他的出生地也只能是在山西老家，不然难逃灭门之祸。从这一点来推断，第一个疑问中的第三个答案比较令人信服，至于两地分居的夫妻是如何孕育出小儿子的——也许是母亲常去洛阳（当时是王世充的根据地）省亲，抑或是他父亲常回家看看。

总之裴行俭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自己的父兄更为精彩。

裴行俭很小就进入弘文馆学习，贞观年间以明经科（明经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和考进士相辅而行的。当时，以诗书取才的叫进士，以经义入仕的就叫作明经）入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

也就在这时，裴行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代名将苏定方。苏定方是后贞观时代的用兵奇才。一个偶然的机会，苏定方无意中发现了裴行俭在军事方面异于常人，有成为巨星的潜力，就有意栽培他。

他拍着裴行俭肩膀说：“放眼天下，能让我看上眼的没几个。现如今在战场上像你这么有热情、有激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好你，我愿意把我压箱底的那点用兵攻略倾囊相授。”也就是说，苏定方认定裴行俭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2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高宗皇帝已经下决心立武昭仪为皇后。

时任长安县令的裴行俭听到消息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私下议论此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脑们走得很近，经常出国访问，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和平共处。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裴行俭还是很有诚信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

说到两人在吏部工作，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科举制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皇帝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后者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度以来，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这一时期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带着希望而去，败兴而回。

大部分官员能够混进官场，主要还是靠祖辈或者父辈积攒的功德。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约有一千四百名基层办事人员参加了大唐公务员入编考试，结果只有二十二人通过了进士考试。事实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就像裴行俭）；二是被当地的州保送推荐上去的。后一条路是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然而能够中举的人却没几个。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主持选官的黄门待郞刘祥道认为，如今吏部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竟然有一千四百多人（很多人都是混进去的），还有其他未经考试就进入九品官的则没有经过铨选；现在朝廷内外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约需要三十年政府才能用完这么多人。建议每年限制只准五百人进入九品以内，这样便足以补充所需要的人数。

高宗皇帝觉得在理，就让官员们拿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可组织部门担心阻力太大，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这些人祖上都行走于官场，让谁考，不让谁考，牵一发而动全局，谁也得罪不起。

从刘祥道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当时选官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出身。而裴行俭制定的官员考核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考虑资历、衡量政绩而分别授任官职。也就是说，考核干部的依据就是你曾经干过什么？干得到底怎么样？干得好，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那就请你靠边站。

具体的考试程序是，先集中考试，看谁字写得漂亮（书法好坏），功课学得如何（文理优劣）。这也就是所谓笔试。通过笔试才能进入下一轮，笔试都没过的，就被淘汰。

入选后进入面试。看你长得如何，身体可有残疾，口才如何。

入选的可以注授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对那些达到录取分数线，准备注授官职的人，人事部门张贴布告，公开透明。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门下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郞核查，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类似于今天公务员招考中的政审环节。

审定后再上报皇帝。一千多人，密密麻麻地排列出来，皇帝也分不清谁是谁爹，谁是谁儿子，顶多对前几名有个大致印象。

组织部门（吏部）再按皇帝旨意授官，这些人才算真正进入朝廷的人才库，称为“告身”。

兵部选拔武官的程序和上面差不多，考试的内容为骑马射箭、举重、负重行走。

因某种规定所限，不能参加上述铨选的，能够通过三篇文章考试的，称为“宏词”，通过三条判文考试的，称为“拔萃”，入选者可以破格授官。

黔中、岭南、闽中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州县官，吏部不组织统一考试，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补授。可以说裴行俭等人在总章年间的动作是大唐开国以来人事制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刚刚调回京城的裴行俭敢于对那些几十年来形成的官场老“规矩”说“不”！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他捏一把汗，毕竟他曾有过被贬的教训，毕竟他还只是个初到组织部门（吏部）的无名小卒，毕竟他自己也是士族子弟。

裴行俭这么做是在变相地打自己的脸，等于是自绝于同类。

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再没有人像裴行俭这样大刀阔斧地实施人事制度改革。

“总章选制”可以称得上是高宗时期比较突出的一项政绩，就凭这一点，裴行俭也可以算是唐朝将相之才中的佼佼者。因为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裴行俭当上了银青光禄大夫。

裴行俭不仅工作能力强，还是一个书法名家，擅长写草书和隶书。他曾撰写《草字杂体》数万言。高宗皇帝也非常喜欢他的字，曾经让他用百卷素绢抄写了一部《昭明文选》，闲暇之余，经常拿出来欣赏。

裴行俭曾经狂妄地说：“禇遂良如果没有好笔好墨根本就不会动笔；天下不择笔墨书写的人，也就是我和虞世南两个人吧。”

裴行俭在典选、书法等方面的才华都得到了发挥和认可。人有一技不为大才，难得的是裴行俭的军事才华也同样精彩。一个人有才到这种地步，真是让其他人没活路。

3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得到吐蕃支持的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部族首领李遮匐进犯安西。当年西突厥遇上大唐猛将苏定方和薛仁贵，而这次他们遇上的是裴行俭。

在这次出征前，裴行俭与高宗之间有一段对话。裴行俭说：“现在吐蕃强盛，西突厥已表示与我朝修好，我们不便公开两面用兵。现在波斯王去世，他儿子还在我们这边当人质，不如遣使把泥涅斯送回国去继位。途经西突厥时趁机行事，或许可以不战而降西突厥。”

裴行俭接受了送波斯王子回波斯的任务，一路上都是风沙大漠，好一派苍凉悲壮之美。结果绕来绕去一帮人就在沙漠里迷路了，一行人三四天水米没有打牙，走得极为艰苦。

裴行俭随后召集了附近所有的酋长、武林豪杰以及富贵乡绅，对他们说：“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常在梦里我又回到了这里。现在，我要重温旧时光，找一些人陪我一起去打猎，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此言一出，队伍很快达到了一万多人。裴行俭就带着这一万多人开进了茫茫大漠。不久之后，裴行俭就秘密地向叛军的方向开去。

等走到离都支十几里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然后派人去问候都支。正在大吃烧烤的都支还以为裴行俭秋天才会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只好束手投降。

裴行俭暗度陈仓，不但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叛乱，而且还带回几万人的军队。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东突厥又有余众反唐，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结果斩获三万余人，完美收场。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不久，薛仁贵就患病死去，终年七十岁。

西境战争连绵，东境本来也一直不安宁，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其中让高宗愤怒的是新罗，这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小国。过去经常被百济和高丽两个流氓大哥欺负，每次都是唐朝出手相助，现在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教训了一顿。新罗一看问题闹大了，赶紧派使者到长安来谢罪。西境突厥、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东边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

这时候的唐朝边境就是一张晴雨表。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西边日出东边雨，要不就是东西两边下不停。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廷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默认新罗独占半岛，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都希望上战场立军功取功名。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不用国家给补助，自己倒贴也要去参军。唐诗有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随着战线拉长，仗也打得没完没了，民众的厌战情绪逐渐抬头，兵源也进入了枯水期。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

武则天考虑的这个“息兵”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唐朝的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好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还是作战特点上，都不会对唐朝本土构成太大的威胁。

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跑到唐朝的本土来攻城略地。因此，东边并不是唐军的防御重点。

威胁最大的还是来自于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

一个拎着马刀要复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大唐的西部领土是他们窥伺已久的，因此必须全力拿下。所以这时候唐朝的防御压力，都集中于西部地区。

这一时期，高宗皇帝与武则天联合执政，其实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当年征讨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亲自率军队奔赴前线。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朝中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武则天单独执政时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她并不是一个喜欢穷兵黩武之人。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播欧亚。这一时期大唐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单于：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今内蒙、阴山与河套；

安西：治所先在西州（吐鲁番），后移至龟兹（库车），再移至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辖远至咸海；

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即原来的交州都督府。史载“统海南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辖今越南北部、中部。

再加上后来武则天在政时的大周又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

这就是著名的唐“六大都护府”。裴行俭兵不血刃就平定了叛唐的二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从而使唐朝与吐蕃之间再次形成了一种战略平衡。

武则天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仍然在不断地洗牌，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她这时候洗牌是为了“篡位”，那是毫无根据的。她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够立得住，站得稳，并且要始终和她一条心。一条心，在一个不靠谱的世界里，比黄金还要宝贵。

此时朝廷的宰相班子，早已被整得七零八落。

刘仁轨老了，一个半夜起床端不起夜壶的老人，就是再给他一方舞台，他也只能徒留一声叹息了。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反武第一人，终于被武则天逮着机会罢相。

对武则天来说，她需要的是上下一心，母子同心。但同时她更需要的是像裴行俭这样的实权派，站过来给自己撑一撑门面。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所有的忠诚都是以换取自身利益为代价的。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西域再度火起。西北的突厥大搞复国运动，没有一天安宁，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十八万之多。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正月二十三日，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再次出征讨伐突厥，领兵十八万，节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合兵三十万，和突厥军队来一场正面抗争。

裴行俭在西北战场还没动手，西南战场就传来了捷报。五月，唐军在黑齿常之（百济归顺到唐朝的将领）的率领下，取得大胜。从此扭转战局，吐蕃败绩连连，总算给连受打击的唐高宗带来些许安慰。在西南稳定之后，唐高宗放心多了。

裴行俭继续挥师北进，大败突厥于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又名呼延谷）。

裴行俭安顿了突厥降众，班师回朝。可唐军前脚刚撤离，一个叫阿史那伏念的部落头领就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结盟，再犯唐朝边境。

4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初，突厥兵锋直指唐朝原、庆等州。高宗再命突厥克星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前往讨伐。

七月，裴行俭率军抵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的陉口（即雁门关陉岭关口），按兵不动。裴行俭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在战场之上，他的冷静让敌人胆寒。

他先派人与阿史那伏念取得联系，要和对方订盟约，联手对付阿史德温傅，并承诺如果胜利了，地盘和部落牧民都归对方。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阿史德温傅，让他提防阿史那伏念的进攻。

裴行俭在其中和稀泥，让双方晕头转向，搞不清状况。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暗中与裴行俭联合，要吃掉自己。

在双方一头雾水的时候，裴行俭已经开始行动。他派遣轻骑抄了阿史那伏念的后路牙山，不仅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财物，还俘虏了阿史那伏念的妻儿。然后双方讲和，裴行俭让阿史那伏念抓来阿史德温傅献给自己。

在限期内，阿史那伏念果然把阿史德温傅作为礼物献给了裴行俭。裴行俭再度得胜，把阿史二人押往京师。

裴行俭此时已经手握重权，加上门生众多，势力盘根错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他必将打破武则天苦心经营的权力垄断。

武则天对裴行俭这个人可以用又爱又恨来形容，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人才。人才不能为己所用，就是最可怕的对手。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又兵不血刃拿下西突厥王。武则天特地设宴款待。在宴席之上，她对裴行俭说：“裴爱卿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全能型人才，今天我要封你一个要职。”

武则天没有食言，果然封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这两个官位是宰相兼大将军。两个岗位兼具文武极品，却同时赋予一人之身。

这种恩宠集于一身的做法，在官场上并不多见。这时候的武则天太需要和自己同心同德的人。对她来说，裴行俭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接不接都是一个大问题。

在对待裴行俭这个问题上，武则天始终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裴炎站出来上表高宗：“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他哪有那么大本事。”

裴炎早就看穿了武则天的心思，他必须这么去做。武则天想用裴行俭，但又不希望他在帝国权力场上独大。

由于病体拖累，高宗此时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经裴炎这么一说，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

裴炎还不算完，他继续在高宗面前鼓吹，说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是为形势所迫。

武则天对裴炎的提法表示赞同，二人就这么一唱一和。

高宗同意了，下诏把投降的五十四名突厥贵族全部斩首。高宗亮出自己的铁血手段，让裴行俭和满朝文武大为震动。杀降是有损大国威仪的举动，也开了大唐帝国不杀降将的先例。

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经答应担保他们可以不死。

现在看来，自己的承诺不值一文。阿史那伏念为原东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当年唐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的侄子。

唐廷的言而无信让突厥人非常不满，这也埋下了日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

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后来成为大唐帝国的头号劲敌。

算天算地却难以算透人心，裴行俭对此心灰意冷，他不由叹息道：“与部将争功，我裴行俭不愿做为古今所耻之人。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归降朝廷了。”

从此以后，裴行俭就请长期病假不上朝了，这也正中武则天等人的下怀。如果裴行俭一直执掌军权，对武则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度卷土重来，高宗又想到了裴行俭。可还没等到军队开拔，裴行俭就病逝于家中。

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却在即将奔赴战场之际离开世界，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以幽州大都督官衔，谥曰“献”。“献”的意思是奉献。

裴行俭当年虽然得罪武则天，但是武则天并没怎么为难于他，反而让他出将入相，为大唐帝国屡立奇功，奉献一切，包括生命。

认识裴行俭的人，无论身份高低，都痛惜他的突然离世，很多人认为立下大功的将军只追赠幽州都督，未免太不公平。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帝国的另一权臣裴炎所为。

当年反对武则天立后遭到左迁的重臣高官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落得悲惨的结局。而裴行俭贬到西域之后，反而焕发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二春，在与西域诸夷作战中，博得极高的声望。他的病故，对于唐朝边境的战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