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辉煌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约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胜衣。他们的服装都很讲究，除了衣服是绸缎做的外，还佩戴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1

1298年，作为战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由作家鲁思梯谦写出了传世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这是其中的三段。

这是一本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书，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约翰逊和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都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才纷纷东来寻访中国的。传说中富庶的国度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

大约三百年后，又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他就是利玛窦2。他在其《中国札记》中仍这样记载：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

这里，我们还发现了桔子和柑桔类水果以及各种刺丛上生长的水果，种类繁多，并具有比别的国家同类水果更好的香味。

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

中国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得多，尽管在这个国家两者都很充裕。

在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城市是建筑在河流湖泊之中的，就像威尼斯在海上那样，有宫殿般的船舶在其间往返。

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3

三十年后，又一个葡萄牙籍传教士谢务禄4来到中国，后在其著作《大中国志》中仍这样介绍大明王朝的繁华：

我曾在流向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八天，等待数量惊人的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沙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为旅客提供便利，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

他们的住房不如我们的华丽和耐用，不过因设计良好而便于居住，整洁舒适。他们使用大量的优良涂料漆刷房屋，而且刷得精细。

他们房里的器皿和家具奇特而奢华。

他们的镀金家具和装饰、及妇女的珠宝，因需求和新奇，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但这些物品并不从一个港口输出，而是经由许多港口输出，经常有大宗交易。

若有足够的空地，他们也种大树，堆积假山，并为此从远方运来许多巨石。他们养鸟，如鹤、天鹅，及别的美禽；也养动物，如鹿，另一种白斑、毛色淡黄的鹿；他们挖了许多鱼塘，塘里的彩色金鱼上下遨游，清晰可见；还有其他类似的奇异好玩的东西。

夜莺比我们的大，歌唱的姿态和声音都一样。有的鸟我们没有，很受珍视，外表漂亮，也是美味食品。5

抄此三人的东西，那种感觉是无法描述的。明显不是客观地写实，而是一种带有情绪化的表述。通过这些描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更有一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产生的仰视心理。

古代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位置？概而言之，“天朝上国”。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别国的仰视里，这不仅仅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6，而是一种存在两千年的客观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国家与世界的概念区别。《诗·小雅·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他们那里“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

春秋战国时中国主要处于内部竞争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外观念，所以齐国孙武可以跑到吴国去当将军，苏秦也可以身背六国相印。

当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原有中央王朝和诸邦并列的格局被统一国家取代，中国结束了内部的斗争，眼界开始调向外部世界。从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之外无国，只有族，即蛮夷。《后汉书·鲁恭传》说：“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人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季布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7”贾谊8言，“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崇汉抑夷的民族思想奠定了中国后来“天朝上国”地位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大汉王朝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

汉的强大，迫使周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向中国进贡：公元前124年，“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9；西汉昭帝、宣帝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10；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内附”11；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12。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绩彪悍的朝代，不仅统一了分裂三百余年的乱世中国，而且远征突厥，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灭吐谷浑、琉球等国，收其地为州县，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开战。伴随强大武力的是天朝体系的重建，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对中国称天朝宗主国，从此，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就没有动摇过。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13为“不征之国”。由此确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明朝时期，无论是朝贡国的数量、地域分布，还是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相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

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图

天朝上国，是中国任何一代皇帝都想要追求的一种自尊与自大，也能使中国人找到国家荣誉感。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14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15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才立国不久，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来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161416年（永乐十四年），在柯枝国17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18

其实，天朝制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作为中国处理邻邦国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它强调的是天朝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保护义务，藩属国要向中国“称藩纳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称藩纳贡”本来应该是一种让朝贡国感觉到负担而让中国得到实惠的制度要求，但是有趣的是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这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不但不是朝贡国的负担，反而成为中国的负担。因此，在现实中，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得不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有鉴于此，有人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是“图虚名而招实祸”，中国为了实现自己天朝上国的虚名不得不担负保护藩属国的义务，这使得本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单方强制义务关系，所以即使是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还得出兵援助朝鲜、越南。

源自华夏先民的群体优越感，在不断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王道思想、中庸之道、和为贵等中国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天朝观念，在每一个统治者甚至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固定认识。虽然天朝体制是一个让中国单方面承受压力与负担的不对等关系，但是每一朝代，每一君主都热衷于获得周边各国对自己“上国”地位的承认，即使是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在尽力寻求“天朝尊严”。

但是，有的统治者却忘记了天朝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强大的军事实力，缺此基础，天朝不再。

最后的余威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官员一以贯之地早起去紫禁城上他的早朝，中国农民一以贯之地用着两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农具去耕地、除草，但是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了，掌权了，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取代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在国内棉纺织业生产过剩的压力下，英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更加迫切。但是在英国人眼中，中国的公行制度19、限关政策和关税定额等方面大大限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他们打算向中国派遣使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

1792年9月，马戛尔尼带着他的诚意出访中国，“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20

为了打开中国商业的大门，马戛尔尼带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将近七百人。并且精挑细选了大量“显示与英国通商会给中国带来莫大好处”的礼物：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球仪、分枝吊灯、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弗雷泽天文仪、军舰模型、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卡宾枪、连发枪、步枪……还有一个“放了气的热气球”21。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九个月之后，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一艘有六十门炮的“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准备前往觐见中国皇帝——乾隆。

马戛尔尼此来中国主要是为扩展贸易，商讨多口通商，要求：可到宁波、珠山（今舟山）、天津、广东等地方贸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等等。

但是1793年当马戛尔尼来到天津后，却被中国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旗帜，在进献乾隆的礼品清单上，“礼物”也改成了“贡物”。

有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足以显示天朝的龙威，乾隆很高兴。

阴历八月十三，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单腿下跪”行礼22。

觐见完毕，吃饭看戏。乾隆“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了马戛尔尼一行，还“亲手”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后来又托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一箱珠宝”和“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23，以示友谊，但是绝不面谈“通商”“谈判”之事。

马戛尔尼觐见图

1793年10月3日一早，官员通知马戛尔尼赶至紫禁城，等候皇帝的答复。在等了几个小时后，被人领上大殿。乾隆没见到，只看到龙椅上一封信（上谕），马戛尔尼单膝下跪，捧回上谕。那封给乔治国王的“信”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24

乾隆的信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我是天朝上国，你是外夷小邦，不是同一级别的25；第二，我地大物博，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东西，更不需要和你们贸易。

通商之事，一无所成，未完成使命的马戛尔尼不屈不挠地努力着，然而一开始头就叩得不好的马戛尔尼终于让乾隆“朕心深为不惬”，他给浙江和广东的上谕说：“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26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监督之下，阴历九月初三离京，1794年1月8日，离开广州，终于在1794年9月6日到达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旅。

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据说走之前还给乾隆写了一封感谢信27。

此次马戛尔尼来华，是中英外交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28的一次努力，然而此行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然而真实的感受却不能在汇报时表现出来，在官方场合，马戛尔尼还是给了这次出使很有外交词汇的概括：“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

由于积极的心态的驱使，二十四年后，英国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努力。

1816年1月20日，英政府委任阿美士德为驻华全权公使，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敦请清朝废除公行制，多开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

1816年2月，阿美士德使团从英国南部斯皮特黑德出发，7月初抵达广州。8月13日抵达天津，并得到工部尚书苏楞额的欢迎。不过双方还是就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出现分歧，清朝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被拒入京，只能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经多次交涉，最终决定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8月27日，嘉庆皇帝在得到理藩院尚书关于阿美士德“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的上奏后，决定在8月29日于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

为了赶上嘉庆皇帝的接见，阿美士德使团连夜赶路，终于在29日凌晨时分抵达北京。

人到了，但是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却未到，另外，紧张的夜路也使得阿美士德疲惫不堪，因此他要求“稍事休息”。

让皇帝等使臣，这是大不敬的事，一番争吵后，阿美士德仍坚持歇息。负责带领觐见的官员没办法，只有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如此目无圣驾，终于让嘉庆帝大为光火，取消接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次日，嘉庆帝得知实情后，怒气稍息，酌收52件贡品，又赏赐一些珍玩珠宝，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沿途礼待。阿美士德一行经广州至澳门，最后于1817年1月28日登船返国。

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境，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

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29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都无功而返，有一个原因很有意思——叩头，双方一直纠缠于三跪九叩和鞠躬的区别上。中国为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做足了工作，而英国使节为了英国的尊严做了坚决的抗争。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丢了面子，千方百计阻止英法使者进入北京，最终也没有阻止得了，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从正门东华门走，他们倒也走了，这让清朝舒服了一点。

为什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捧着一颗心来，没带半根草去”，为什么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如马戛尔尼和乾隆的交流一样：“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30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这样记叙托马斯·斯当东31后来的感受：“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32

然而，除此之外，是否更多地有遮羞的意思呢？

虽然马戛尔尼的来访，受到清政府最好的接待33，也感受到了中国上层的奢华，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利玛窦和谢务禄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并不是那样的富足与美好。

他笔下的中国妇女是这样的，“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34

有洋人路过，被人围观是免不了的，他描写围观的人群时是这样的，“观者拥挤异常，不特水边以至岸上极高之处，多有人众驻足，即水中亦有多人，搴衣赤足，行至吾船近处，向船内细观。且每见钦使由船头行过，前列之观者，即立将头上所戴草笠脱去，俾后列者亦得一见钦使颜色。炎炎旭日，逼炙其脑，不顾也。”35

他写拉船的纤夫是这样的，“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36

路过镇江时，他写道：“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37

路过常州时，他写道：“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38

当马戛尔尼听说自己一行路上每天的接待费为每天5000两白银，在北京的接待费为每天1500两白银时，他有这样的感慨：“此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财神）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39

虽然沿途总见军队操演，但是还是让马戛尔尼看到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停滞的帝国》一书为我们记叙了他们这次来华的感受：

“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40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41

马戛尔尼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42

“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43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44

然而又是24年之后，这一暴力的“消除”活动终于开始了，赞成：271票，反战：262票，英国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