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因为得罪了知识分子吗？是，但这绝对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其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太平天国盛衰过程就如一个一不小心而获得百万财富的暴发户，承受不住这种成功而带来的负面诱惑，而最终迅速走向没落。

太平天国起义者是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遇到“天花板困局”，发展受挫，在体制内实现不了他们的个人追求，愤而起身领导了一场推翻这一体制的革命运动。

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另一部分人，也就是其主体，“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劫盗、光棍、狱囚、盐泉、穷凶乞丐、无赖博徒”，“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

人们为什么要革命？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2

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因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产生革命思想的。所以他们革命的目的都是现实的，而不是精神的，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虽然洪秀全在其《斩邪留正诗》中提出了“斩邪留正解民悬”，但是最后还是结束于“威风快乐万千年”。所以他们的革命目的就是“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领导人如此，那些“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则更不可能有“斩邪留正解民悬”的理想抱负。所以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所做的战前动员是：“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163东王杨秀清也对部下说：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

单从世界观这一角度看，太平天国这一革命运动，其实与抢劫为生的土匪并无二样。1850年起义，1853年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的上层就开始按捺不住地享受现实生活了。

一、大兴土木，广建王府。

1853年3月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将南京改为天京，把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盾鼻随闻录》这样记载：“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16411月，“因火灾烧毁”，1854年2月再次破土动工，原址重建，分为太阳城和金龙城两部分，有“宫垣九重”，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这样描述，“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

杨秀清的东王府虽逊于天王府，但也是“土木冠绝天京”，“尽毁附近民居，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

苏州李秀成忠王府分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从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开始，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且未竣。”忠王府最后部的花园，也就是拙政园，占地4.2公顷，是中国四大古典名园之一。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165上海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富礼赐在他的《天京游记》中也说：“忠王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

二、锦衣玉食，生活奢侈。

洪秀全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只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对洪秀全有这样的记叙，“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另有一次他记录了洪秀全进餐的情景：“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始停。圣门半开，好些衰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我们虽不能身进宫内，但从宫外诸人所述也可略知其宫内之光荣。”166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禅治文在他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记实》中记叙了东王杨秀清的生活，“充塞其王府以天下的奇珍异宝，穷奢极欲；那里有最佳的酒，西洋乐器。总之，他心有所欲，如在太平天国境内，即无不如愿以偿。”167

富礼赐在他的《天京游记》中又写了在忠王府的见闻：

有一日早晨，我得接攻克苏州的忠王（李秀成）之弟来函请我及我友到他们王府宴会，我甚欣喜。彼派马匹及随从来接我们。约过两小时，我们便来到忠王府，即有一般衣服丽郁的少年迎接我们入内。……于此他（李秀成弟弟）与我们共吃一顿很好的中国饭。盛肴僎的盘子是瓷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朵玫瑰花形。他说，上天开恩，令他的哥哥在苏州得获这一套膳具：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

既探过此人二次之后，我一有暇时即去拜访他，与他谈话。他把忠王所藏许多怪异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小禽一，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李秀成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放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却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的李秀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26岁加入了拜上帝教，36岁晋封忠王，享受没有几年就被俘了，向曾国藩乞降也没用，还是被杀掉了。

三、穷奢极欲，妻妾盈室。

女人永远是腐败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现代民主社会，对女人的占有量成为犯罪的标志之一，但是在太平天国，女人的占有量却是是否享受天国特权的标准之一。

太平天国初期，取消婚姻与家庭，设立男女分营（分馆）制度，把男女一切正常非正常性需要与性行为都统称为“奸淫”，规定“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因取消婚姻与家庭引发较多的不满，三军将士激烈反对男女分营，这项制度不得不在推行二年后废除，实行一夫一妻制，对结婚者实行婚姻登记，发给“合挥”。168

但是太平天国的一夫一妻制规定，却并不适用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

1851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有“美妃15人”，1852年广西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60人”，进入南京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妻妾？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169入主天京后的洪秀全“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如何处理内宫矛盾成为洪秀全的重要工作之一。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中所收选的500首诗文中，其主要内容是天王洪秀全指导和约束宫中后妃的教条。其水平显然不如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可以使用MBA的理论对后宫进行管理。

四、严格等级，家长管理。

等级与特权是相伴相生的，与特权相对应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的初期，强调的是“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平等思想越来越成为历史，代之以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家长式管理。

在“公车配备”上，太平天国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有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层次性：最基层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随官级升高，层层提升其品质，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而洪秀全虽不出宫，但是宫外常备的却是64人抬的龙凤黄舆，而在宫内只使用美女牵的“金车”。

等级是社会存在的正常状态，历史上不存在没有等级的社会。因财富、名望等个人品德和能力而产生的等级不会令人们产生强烈的反感，但是因外部制度规定而产生的等级却是所有下层等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靠制度与规定塑造出来的等级也必须要通过制度的硬性规定和法律的惩罚去实现，在曾国藩搜集整理的“应斩罪多款”中，就有以下几种：

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

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於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

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

凡朝会敬天父时，如有官员兵士喧嚣者，斩首不留。

凡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

天王洪秀全为了维持自己崇高的形象，不仅要在民众中树立一种等级制，更需要在身边人中树立一种等级制，为此他为自己的后妃制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现抄录《天父诗》中三段170：

诗17、诗18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诗197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

诗237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可能有宗教精神的洪秀全并不以世俗眼光来看等级制问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世俗的人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等级制问题：权力与享受是正相关的。因此，太平天国内部争权夺利现象自始而终。

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也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权力。随着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洪、杨之间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终于爆发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因担心大权再次旁落，洪秀全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并且有谋害之意。石达开不想做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远征不归。两次分裂之后，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大肆封王以分其权，太平天国后期竟封王上千个，而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所以有“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的民谣流传。

大量产生的政府官员以及大量衍生的腐败现象，花掉的是大量的金钱。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张继庚，南京江宁本地人，本是南京守卫人员，南京失守后，“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后来成为清朝的潜伏间谍。1853年9月在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171

弥补资金的短缺，必须是加大财政收入的力度，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平军，随着“缴获”的大量减少，“打先锋”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贡”和“大捐”的方法逐渐强硬，份额不断增加。定都天京的第二年，洪秀全从“充军储而裕国课”的角度出发，“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开始加大征收田赋、工商业税、关税、卡税等各种税收，此后各种“附捐”项目日益增多，如田捐、火药捐、柴捐、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等各种捐费二三十种，导致“富户不堪其求，率皆规避”，而一般老百姓和农民大众，更是“被累不堪”，“无一不困矣”，由此而“激致民间不满”可想而知。

当然，太平天国也会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作出各种合理的解释。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有这样两段：

而其（萧朝贵）妻洪宣娇与伪东王杨秀清通，尝共卧起，为众所见，乃传天父令曰：“秀清、宣娇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令宣娇与秀清卧者，为天下兄弟姊妹赎病也。”

贼之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每遇讲道理之时，必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则讲道理；行军、出令则讲道理，选女色为妃嫔，则讲道理；驱蠢夫壮丁为极苦至难之事，则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惰，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如谓孔子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将其责打手心等语。

虽然“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172但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