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邓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落”：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指派到七里村的一座山上挖山开荒，“接受党的新的考验”。“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663一日中午，遇到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偷偷托她“告诉蔡大姐664，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在蔡畅的“帮助”和危秀英的掩护下，“肚子好饿”的邓小平从后门溜进厨房，吃了顿饱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挨饿的影响，与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邓小平总是通过实现物去改变人，而毛泽东思维的方式则是通过改变人去实现物，这是我们在观察两位政治家政治生涯中最明显的感受。

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不仅要管打仗，更要搞好经济工作。1943年7月2日，他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明确提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665

广大劳苦大众之所以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正所谓，“屯里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有了粮食，其他一切追求才有了基础。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楚的认识。

然而，认识问题是一个方面，而解决问题又是另一个方面。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了，吃饱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安徽，在凤阳，在安徽凤阳的农村。

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以讨饭出名。文革期间，限制虽严，但是外出乞讨仍屡禁不止。1978年夏秋之际，凤阳大旱，“凤阳叫花子在全国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666所以在秋种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什么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模糊界定，其边界可伸可缩，其范围可大可小，因此，它必然导致“所有土地”的借与不借的问题。

政策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进一步尝试的冲动，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667走出了第一步。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家，全队20户中在家的18位户主668签订了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连夜抓阄分牲畜、分农具、丈量土地，到早晨，全部搞定。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队反映给公社，公社调查，要求“包干到组”669，遇到抵制，僵持不下，反映到县委书记陈庭元那里。陈庭元到小岗了解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670

正在小岗村农民以及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分田到户承担着巨大风险和压力的时候，1978年12月13日，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做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71，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要解放，他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672

“不少同志”是谁？谁的思想是僵化的？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农民吗？大家都知道，观念如衣服，它是套在现实利益的躯体之上的，人们的观念总是随着现实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政治家都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673百姓更是这样，他们向来是尊奉实用主义经济学的，无所谓僵化与否。所谓僵化是指社会管理者的思想是否随着百姓的现实利益要求而变化而言的。一直以来，百姓的现实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百姓的现实利益需要并不是随着管理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而是自主地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必须像向日葵那样朝着百姓的现实利益需求方向转动，如果百姓的利益需求发生变化了，而向日葵却不转，那就说明向日葵僵化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劳动、学习了二十年的农民，仍然认为只有为自己而非别人创造财富才是自己拼命劳动的动力，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自主权，需要自由的空间。（农民不是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着急也没用。）而解放思想的陈庭元就给了小岗村民自由的空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被解放了的农民，又一次爆发出无限的生命力。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留储备糖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674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1979年秋，凤阳县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暗学小岗，向包干到“户”方向“滑”。树大招风，梨园公社领导怕“惹祸”，要求小岗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农民群起反对，捅到县里，县委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县委报到地委，地委报到省委，万里看了，大加赞赏。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当即表示，“我支持你们”，并对随行人员说，“不能再念紧箍咒了。”675

然而万里仅只能代表省里的声音，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意见。1980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情况，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676

上层的暧昧态度，给了下层广阔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这是考验党性和眼光的时候。

中共凤阳县委选择了站在凤阳农民一边，依然以“不公开”的方式支持包干到户的推行。“思想解放”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处对公社书记们说：“木已成舟了，包干到户已无法阻挡，即使不准他们干，社员还要搞‘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现在春耕生产季节已到，再折腾下去，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暗户就暗户，就叫他们干，他不承认自己是单干，你也不承认他们是单干，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了。”677

1980年4月中旬，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开始对凤阳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678

大包干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包干前的1978年，整个凤阳县粮食总产为29000万斤，1983年提高到81000万斤，是1978年的2.79倍。679

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长到397.6元680。

1985年，总计52781个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84340个乡镇政府。

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手里有钱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增加，盖房、买“四大件”681、买日用百货，买农副产品，个体工商业发展起来。

中国首先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类是返城的下乡知识青年。由于政策的不断放开，个体工商户迅猛增加。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再到1999年的3160万户。682

个体工商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随着营业额的增加，规模的增大，个体工商户必然需要完成向私营企业的转变。

1984年4月13日，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1990年达9.81万户，1995年发展到63.10万户，到1998年达到104.67万户。683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84

蛇口标语

就像人有性的需要一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也是天然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说，这巨大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正是因为解除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外在束缚，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财富。正是因为管得越来越少，所以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浙江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政府，是官员，是一切能束缚人们自由的体制。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685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顺应了这种人性的需要，不断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放松对社会的管制。

譬如，商品定价问题。物价是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也是通过资源完成对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政府定价的，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定价范围不断缩小，到1992年还有141种（类），到2001年则只剩下13类了。1992年，在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还是5.6%、10.3%、19.8%，但是到了2001年，就变成了2.7%、2.7%和9.5%。686现在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定价，政府仅对极少数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商品与劳务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还得开听证会。

譬如，政府审批范围问题。大家知道，行政审批制度是保证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所以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县一级政府以及各行政部门都分别拥有层次不同的设定和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自2001年到2005年10月，国务院68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实现了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涉及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中央带头，各省跟上，也削减了一批自行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31个省（区、市）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22000多项，占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687

再譬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问题。所谓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投资的企业，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政府的指令下进行的，所以那时候的企业也不叫企业，叫工厂，经理也不叫经理，叫厂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让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建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抓大放小，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完全脱离政府的控制，成为市场上自生自灭的组织，用当时的流行用语叫“断奶”。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包揽越多，市场发育越慢，微观主体越难成熟；政府包揽越多，需要的机构和人员越多，政府费用越庞大，税赋越重，微观投资和微观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走向下放权力、减少层次、调整结构、精减人员，由原来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企业和人则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性恶观念基础之上的，所以政府是个坏东西，需要制约。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府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实现人民富裕的过程中，政府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客，绝不仅仅只是个食税者，也绝不仅仅是个政策制定者，它必然会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还是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邓小平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88

这是一段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表述，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重心，也成为后三十年来政府工作的指挥棒。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党和政府做了种种努力，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就是政府主导招商引资。

1840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使中国处于被掠夺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对外开放的，但那是一边倒的，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达的苏联给了中国无私689的援助；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中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边，为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中国又给了他们无私的援助。

文化大革命当中，虽有“四三方案”690等设备引进项目，虽然陈云等也提出“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91，但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路线”等观念的阻碍下，对外开放终究难成气候，所以邓小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92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汇报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学习。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三大企业，对微波炉、新干线、电动汽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他无论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还是当初在法国都没有见到过的。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终于“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并不是“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69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

但是这一次的开放与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我们需要它们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因此，我们开放的重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也不忘记“第三世界的市场潜力”。

开不开放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如何开放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0年4月18日，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

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

1992年之后，经济技术开发区遍地开花。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不断增加，1983年为22.6亿美元，1985年为47.6亿美元，1990年为102.9亿美元，1995年达481.3亿美元，2000年到593.6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783.4亿美元。695

第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政府自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人调动起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闲杂人员调动起来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起来呢？

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家都会忽略的，那就是军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力量，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力量，它适合参与经济建设吗？这是否会对他的主要职能产生影响呢？这种担心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反过来想一下，这种担心必须要建立在另一个判定基础之上，那就是战争存在的可能性。军队是因战争而存在的，没有战争，军队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这就如牧羊犬之于草原狼。说到底，军队之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战争还会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那个时代我们一直在积极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696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却发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697“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98世界不打仗了，还要不要养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世界不打仗了，军队还要不要“提心吊胆”地训练？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699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除保家卫国这一基本能职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军队如何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减少军费开支。大家知道，军队是一个消耗国家财富的部门，无论是训练、演习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然而大家又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最缺的就是资金。如何让钱能更好地为发展生产服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对于军队来讲，就是“要忍耐”、“要过苦日子”，因此对于军队训练和生活，我们强调两条：（一）“精打细算”，（二）“艰苦奋斗”。除此之外，还要大幅度地“裁员”：1982年9月，第七次大裁军，51万余人的铁道兵和1978年1月才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1985年，第八次大裁军，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全军裁减了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共5900多个。700

第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是一个人员更替比较频繁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军人最终都是要回归地方的，而部队的训练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与社会脱节的，所以，“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怎么办？邓小平说，“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鼓励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7011984年11月1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又强调：“培养军队和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702解放军报的一篇报导说：“短短五年间，全国培养的203万农村籍退伍军地两用人才中，有40多万人走上乡、村领导岗位，50多万人进入了乡镇企业，2700人荣获‘乡镇企业家’称号。”703

第三，直接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样是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704。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705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军队大规模地卷入商品经济活动中，野战军、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等无一不在经商。

改革开放十年，中国为发展经济几乎调动了一切积极的力量，伴随着这种力量调动的当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83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75元提高到288元，1984年达到320左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7.3%，远远超过1953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的速度。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3元，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27亿美元，国内财政收入达到2243.6亿元。706

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没有既定而准确的评价标准，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着顾虑、担忧和争议，并使改革有所反复；第二个特点就是“弱势群体”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这里所讲的弱势群体包括两类人群：一是农民，由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在农村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1984年以前，农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制度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讲提高得还是不快的；第二类人群就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无业人员，这群人因为本身就生活在体制之外，所以约束少，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度大，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如众所周知的温州“八大王”。

也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叫“脑体倒挂”。大量的个体户、小商贩趁着中国流通体系不健全，物资相对匮乏，抓准机会，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万元户、十万元户层出不穷。也有部分人凭借价格双轨制，依靠某种裙带关系，倒买倒卖，也掘取了一定量的财富。工人阶级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因为企业改革“放权让利”也在收入上有了较大的改善，而在这个社会上，改革受益最少的就属知识分子群体，这群人是体制内的只能领取固定的工资，而且又没有干部那样的权力去产生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生活改善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工资最多不过400元。因此，在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前，“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的现象屡见不鲜，“脑体倒挂”也就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特有的新名词。

然而这种现象在1992年之后却快速地消失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五十年，英国用一百年走过的历程，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2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的帮助，东欧一大批国家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甚至说“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707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社会主义苏联强势扩张，而美国因为越战708、1973年的石油危机709等原因则处于战略守势，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苏联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负担，导致苏联在美苏争霸中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最终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1989年到1991年间，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思潮跌入低谷。

而正在这种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的1989年夏天，37岁的弗朗西斯·福山710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自由与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恰逢其时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亡。冷战结束，社会主义终结了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吗？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711“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下去？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在这里纠结了三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还是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人们在反思、怀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或批判或坚持。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12“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71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14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是一颗定心丸，而且是一剂强心针，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们群众，他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1992年之后，“‘下海’成了千百万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政府官员、现役军警、学者作家、在校学生……争先恐后跳入商海。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商’，……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全国城市大街小巷。‘第二职业’、‘小时工’成了新兴的时髦词汇。”“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赚钱，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可以合法牟利。”715

1992年，74岁的蒋学模下海，创办“复兰德经济顾问行”。

1993年，58岁的张贤亮下海，在宁夏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每个单位和个人似乎都在尽力寻找新的赚钱方法。1993年，甚至连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也象征性地拆掉了校园边上的一道围墙，盖起了一排由学校经营的商店。”716“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的有12万人，不辞官同时涉足经商的人超过1000万。”717

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有2007年的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才受到了一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