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识分子来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能在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发现他们，可记者所做的报道常常只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放入记者自行营造的语境中后，不免有曲解之嫌；作家在相关传记或报告文学中所创作的典型，又往往过于拔高，仿佛他们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相比而言，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访谈，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恐怕是保存其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

自2000年以来，为收集中国当代科技史的素材，我有意识的对科技知识分子开展了访谈工作。十多年下来，经我访谈过的科学家、教授或科研管理干部不下百位，整理成文的访谈稿，也有几十篇之多。承东方出版社陈卓先生青睐，现从中挑选十余篇史学价值较大、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出来，集结成册。

本书主要介绍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在前面几篇中，按所述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别介绍几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或他们留学归来后筚路蓝缕开展科研工作的艰难历程。

郑哲敏院士回忆了他通过层层测试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方面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作为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傅君诏教授回国后相继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重要高校担任实职领导，并直接向周恩来、康生等人汇报过工作，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留学人员。关于科学家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披露了惊人的史料。

施履吉院士思维敏锐，动手能力极强，留学美国时，被同学、老师公认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可惜的是，花了几年时间、克服众多障碍回到祖国后，他却因与搞瞎指挥的行政人员发生冲突、受到一些老科学家的嫉恨、缺乏基本的科研条件、遭遇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略微发挥才能。虽然他仍能凭短期内取得的一些成果而当选为学部委员，可毕竟此时的他已经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还介绍了他对当年的“明星科学家”牛满江的批评。

饱经迫害的沈善炯院士对政治运动耿耿于怀。他介绍了在王仲良等领导的保护下，他间不容发地幸运通过“胡适批判”、“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以及王仲良调走后，他沦为“四清”运动打击对象的经历。蛮横批判所带来的精神刺激是如此的强烈，他的右眼一度基本失去视力。

邹承鲁院士回忆了他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驱赶到西南，在轰炸中求学，一度从军远征印度、缅甸，然后退伍，考取英庚款出国留学，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的经历。他还对影响个人成才，尤其是影响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重点介绍了为维护科学尊严，他与政界、商界、科学界一些不端人员多次论战的经过。

接下来是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

范岱年教授亲历了中国科学院早期的不少大事。在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许良英等“老浙大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于20世纪5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先在“整党”运动中参与“淘汰”丁瓒等地下党员，然后自己在“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也遭到“淘汰”的经过。

作为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的重要成员，何祚庥院士接触过很多高层人物，了解不少内部信息，他对范岱年访谈的内容有重要补充，并顺便为自己在批判梁思成运动中的角色作了辩护。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那些人和事的回忆，是中国科技体制历史研究的有趣史料。

巴延年书记、桂世茂秘书长介绍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学习苏联、“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和“神仙会”、“八字方针”等调整政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具体操作过程。他们的回忆不但可与沈善炯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展示出在铺天盖地的运动背景下，他们这些不乏疑虑但无力回天的科研管理干部的辛酸与无奈。

罗登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担任管理干部，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朱洗，他和王仲良等在反右派运动中成功保护朱洗等人，以及随后自身遭到批判的经过。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一些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遭到“逆向淘汰”的过程。

谈庆明教授和李毓昌教授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元老，谈的都是该所的人和事，因他们当年地位有别——谈为研究人员，李为管理干部——正好相互补充。谈先生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年）到扩张（1958年），从调整（1961）到“文革”早期的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李先生重点回顾了力学所海外归国人员的经历，其中惊心动魄之处甚多，而他对钱学森入党自传、钱学森和党委领导冲突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

有“活字典”之誉的薛攀皋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管理工作，从生物学部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后，他更是致力于深入研究他所亲历过的那些历史。本书收录了对他的四次访谈。第一、二篇分别介绍他亲历的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均有独到视角，是研究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宝贵史料。第三、四篇分别介绍他所了解的心理学科在中国、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坎坷历程，许多戏剧化的场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宋振能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了近40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1965—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尤其是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回忆，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

曾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胡亚东研究员回忆了1977—1982年间他陪同钱三强、卢嘉锡、周培源等中国科学界的领导，到欧洲和美国多次访问、开会，和来自台湾地区和国际科学社团的代表磋商，克服政治阻碍，使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得以共同加入国际科技社团、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访谈涉及海峡两岸的不少学界名流，其中，卢嘉锡院士的那些轶事尤其有趣。

最后一篇访谈的受访人是曾主持《科技导报》十余年的蔡德诚先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主张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他重点介绍了1990—1995年间钱学森四次向《科技导报》施压，或者说他四次顶住钱学森压力的经过。

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门槛虽低，但做好并不容易。不少人看不起口述历史工作，认为它不过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记而已；记录者即使不是可有可无，那也可以随意替换。但实际发生的访谈，比这要复杂得多，访谈整理人往往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很多事情会想不起来，且人都有私心，对外人难免会有戒心，所以，不但回忆录中会有错误或谎言，访谈稿中也可能出现误导，且容易流于肤浅。所以，一次成功的访谈，必然是良好合作的产物。不但需要记忆力、表达能力均强的亲历者作为受访人，还需要受过良好训练、有平等对谈能力的访谈整理人：他/她需要设计整个口述历史研究计划，选择和联络合适的历史当事人进行访谈，并在访谈前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准备众多细致的问题，在访谈中随机应变利用受访人的只言片语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在访谈后通过加注的方式进行大量的补充、印证、甄别、文字加工工作，将访谈稿整理到既真又美（至少不丑）、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水平。以上每一个步骤都有难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还在访谈稿之后，附录了一篇介绍口述历史研究心得的文章。

鉴于留存前人骨灰的意义较小，作家王力雄曾提出建立“灵魂纪念馆”，专门保存人们口述的人生经历的设想。我很赞同这个建议，很愿意和同志者一道，继续为这类为国民存信史的功德无量的事业添砖加瓦。

最后，请允许我向帮助过我的人致谢。我要感谢我的受访人。接受访谈时，他们年轻的也有七十余岁，年长的已有九十余岁。为了准确地留住历史，多数人不辞劳苦地多次订正访谈稿。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其中，王作跃教授、王丽娜副教授和张志会副研究员在不同时间参与了部分访谈，李欣欣、樊玉娟、王丽娟帮我誊录了部分录音。我还要感谢樊洪业研究员、王扬宗教授和张藜教授，他们不但用自己管理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中国科学院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和研究”等项目资助了我，还在课题组日常的讨论中给我提供了不少启发。刘晓副教授、章梅芳副教授、王勇忠博士等同事或同行，在拍照、讨论、核对人名等方面给我提供过帮助。刘钝教授、王扬宗教授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对全书结构和一些篇章提供了重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