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傅君诏教授

访谈人：熊卫民、王作跃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3年7月1日

访谈地点：北京科技大学傅教授家

傅君诏教授（2013年7月1日熊卫民摄于傅教授家）

中国的现代科学是从西方传来的，1950年前后归国的那代学人对此有极大贡献。他们是怎么求学、如何归国并得到任用的？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在动员海外学者回国的问题上起了哪些作用？2013年7月1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傅君诏先生。当时傅先生已92岁高龄，但依然记忆清晰、声若洪钟。在他无保留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我们还意外地发现，关于科学家在影响巨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作用，傅先生还亲历、亲见过一些惊人的历史场景。

傅君诏，冶金学家。1921年生于云南曲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赴美国留学，专业金属学，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53年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工作，历任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等职，直至1992年离休。

党组织决定我赴美留学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傅先生，我们正在研究1950年前后到美国留学的华人科学家。这批人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留在了美国，然后各有各的人生际遇，并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就。听说您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留美科协”）的骨干之一，我们很想听您谈谈留美科协，尤其是归国前后您亲历的一些事情。

傅君诏（以下简称傅）：好的。那就从我的经历谈起吧。我于1921年生于云南曲靖，从小就喜欢学习，成绩一向都好。上完初中后，求学出现困难。那时候曲靖落后，没有更高级的学校，想继续读高中，必须去昆明，而我家供应不起。后来，得到一个消息，昆明新开了一家光学仪器厂，正在招考艺工，我就去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这个厂子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的下属企业，完全是由德国援建的。生产什么呢？光学仪器，且主要是军用光学仪器，比如说简单的军用望远镜、大炮瞄准仪等。厂里面的设备、原料等全都来自德国。厂长叫周自新，是留德归来的。有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名字我忘了。还有一位中国工程师，叫龚祖同。这个人后来和王大珩一起工作，对中国的光学玻璃制造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厂之后，我们这些艺工分为两组：军工组和光学组。我在光学组。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磨透镜。当时，生产机器没到，厂房还没建立起来，我们做了很多苦工。详情我就不谈了。总之，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继续念书的人，并在业余时间读了一些思想左倾的书籍，譬如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等。我想走高尔基的路，因为高尔基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学校，靠自学成了文豪。

因为喜欢念书，我还跟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些学生认识了，并参加了一个叫作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组织。这是个秘密组织，其前身是从北方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因为民先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很红，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到昆明后它改名为社研。看我喜欢读书，我在昆明的娘娘（我母亲的妹妹）决定给我提供资助。我就脱离光学仪器厂，考入了云南省立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昆工）。它位于昆明，类似于现在的中专。进校不久，1939年9月18日，我在社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两个西南联大的学生：王江清和李柏提。王江清是假名，此人的真名大概是王志强。他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住在校外。跟他接上头后，我有时就住在他那儿。皖南事变前，党组织还是有不少活动的，皖南事变后就转为单线联系了。

从昆工毕业之后，我准备报考西南联大。就在这时，云南开始招考留美预备生。云南省政府委托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教授组织一班西南联大教授出考题，欲招收一批云南籍的高中毕业生。为了给报考西南联大做准备，我参加了这个考试。不久之后，我又参加了西南联大的招生考试。结果，西南联大先发榜。西南联大是很难考的，全国五个考区，一共才取五六百人。看榜时我不敢从头开始，而是从后向前看，结果过了好久都不见我的名字，正当越来越失望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前头，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奇怪的是，我的名字上打了一个星标。我就去问是什么意思。学校解释说，他们见我国文考得很好，建议转入文法学院。

熊：您报考的是什么专业呢？

傅：化工。我中学时理工科学得不错，但也就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并非因为对其有特别的兴趣。之所以选择化工，理由很简单，那时候毕业即失业，我就想，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还可以自己做点肥皂什么的来维持生活。我没有接受学校的建议，依然选择了化工专业。在西南联大念了一段时间之后，留美预备考试发榜，我也名列其中。

熊：抗战期间还举行了留美考试？

傅：这是云南省的地方行为。当时云南省在美国有一笔存款，据说有几亿美元，因为打仗，钱取不出来，只能在美国用。省主席龙云感觉云南人才很少，就接受缪云台等人的提议，决定派一些人到美国去学习。因云南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就把招考范围扩大到高中毕业即可，重点是要云南籍的。

熊：云南省政府真的有那么多钱存在美国吗？

傅：云南的人虽然比较穷，但那里有矿，其锡矿和铜矿是有名的。从1927年起，龙云就在云南省当主席，他经营云南多年，省政府在美国确实有很多存款。具体数目我们不清楚，只听说上了亿。缪云台后来告诉我，留美考试由西南联大教授出题，录取工作也全部交给西南联大，按分数进行，所以当时没有走后门的。我们被录取之后，却因为是高中毕业生，不符合国民政府提出的出国要求，又被集中起来，学习了一年半。这次学习也是由西南联大组织的，教我们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譬如教国文的是朱自清、教化学的是杨石先。然后，重庆政府的高教司司长从重庆过来，出题目考我们这班人，刷掉了七八个人，最后只剩四十人。重庆认为我们有资格了。其实考进留美预备班的学生，虽然名义上是高中毕业生，其实大多数都已进入大学，我在一年级，算是最低的，而最高的已念到大学三年级了。

熊：被重庆刷掉一批后，你们算不算是国家派遣留学了？

傅：是的。蒋介石还要求把我们这批有了出国资格的人全部送往重庆，到中央训练团训练三个月。然后不管愿不愿意，让我们统统加入国民党。龙云不干，不让我们去重庆。因这个缘故，我们又拖了六七个月，直到1945年5月底才出国。尽管我们没有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也没有集体加入国民党，可后来仍有好多人因此在“文革”中挨整。

熊：去美国之前，您有没有征得组织上的同意？

傅：我是留在西南联大，还是赴美留学？这是组织决定的。组织上很清楚地告诉我，到留美预备班去。那个时候已有好几片很大的解放区，需要建设人才，而共产党员这方面的人很少（罗沛霖算一个，我在美国结识了他）。由于我是在请示了组织之后做的抉择，而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也有证人，且我从美国回来后很快恢复了党籍，所以，我没有一点历史问题。

熊：组织上派您去美国学习，有没有给您安排别的任务？

傅：就是学习，没有别的任务。我的上级叫侯方岳，他时常跟我联系。直到我出国前的那个晚上，他还去找我谈话。

熊：您为什么会选择学冶金呢，这是组织安排的吗？

傅：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化工。进入留美预备班后，由于同学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念化工的，所以就让我学冶金。冶金和化工关系很近，以前没有独立建系时，曾是化工的一部分。为什么去卡耐基大学学冶金呢？这也是缪云台及其手下决定的。缪云台那时候是云南企业公司主任，管全云南的实业。他手下有个叫金龙章的，毕业于麻省理工电气系，时任云南电力公司总经理，具体管留美预备班的行政事务。他们决定哪些学生去哪里学习什么。我那时候对美国一无所知，当然也就听他们安排。

熊：金龙章并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傅：他不是。他建议我到卡耐基大学学冶金，我就去了那里。他的建议是对的。卡耐基大学在我们国内似乎知名度不太高，但实际上它的冶金专业很强。我们北京科技大学有个叫章守华的教授也是从那儿毕业的。到卡耐基之前，他先到麻省理工去看过，比较之后他觉得卡耐基的冶金专业比麻省理工的要好，所以他选择上卡耐基。他比我大四岁，去卡耐基比我早。茅以升也是卡耐基毕业的，是该校最早的中国毕业生。卡耐基大学在匹兹堡，我到那里一个多礼拜后日本才投降。

学成后艰难归国

熊：到美国后，您从本科开始念起？

傅：有些课程给我免掉了，譬如普通化学和大部分的数学。战时的美国，一个学年分三个学期，我是暑期到的，一个多礼拜后就放假了。我感谢我的导师。他照顾一年级学生，让我协助他在实验室做一点工作。后来他又带我去找教数学的老教授。老教授拿了些微积分的题目给我。美国的大学数学起点比较低，而我在高中已经学过一部分微分，在西南联大学得更多。他见我懂那些知识，就免了我大部分的数学。所以我在卡耐基只念了三年就算大学毕业了。

熊：三年大学毕业后，您又念了一年硕士？

傅：我在卡耐基念书的时候，具体说是1948年，云南的经费出了问题。所以我后来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他们给了我一个助教的头衔。这个助教是不讲课的，就在实验室帮忙做些工作。

熊：您到那里念的硕士？

傅：对，在那里念硕士研究生，一直念到1950年。当时我没想回来，而想在念完MD（Master's Degree）之后，到美国的工厂干一段时间，以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对冶金工业增加一些认识。大概在1950年的六月二十几号，我们到纽约送刘叔仪回国。他宾夕法尼亚跟我们一起干留美科协的工作，跟我很熟。他找到一艘波兰的商船，从纽约到天津。从纽约的唐人街吃饭回来，在街上遇到卖号外的——朝鲜战争爆发了！

熊：6月25号？

傅：对。金日成方面开始非常顺利。可我读了报纸之后，就有一个预感，觉得这场战争最终恐怕会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冲突。我担心到那个时候就回不了国了。于是，一回校我就跟我的导师商量，说我要回国，不想继续往下做了。能不能把我研究的那套东西先组织起来，再做一些初步的实验，然后让我拿一个Master's Degree？当时我要经过一个资格考试，才能做PHD。后来，导师同意了，但要求我把整个研究的内容写出来。就这样，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我就去办回国手续。这时候，美国政府变得不想让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学理、工、农、医的人回来。为什么如此？他们不想让我们回去帮助共产党搞建设。它是怎么控制的呢？经过国务院。那个时候美国开通了直到中国航线的，只有总统轮船公司（虽然也有到中国的飞机航班，但很少有人坐得起）。美国是个商业国家，政府没有权力干预公司做生意。美国国务院就把总统轮船公司所有到香港的票都买断。也就是说，轮船公司发票，需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为了回国，我跑了两次华盛顿。我还记得国务院负责接待我的人叫Thomas Fisher。他们找了种种理由不让中国留学生归国，同时给留学生提供帮助——如果你要念书而没钱了，美国国务院出钱让你继续念书；如果你要工作，你先自己去找，找不着他们再帮你找。我要回国，所以去找美国国务院。没有它的同意，总统轮船公司不卖票给我。第一次去没成功。他们的理由是你回去不安全。我说我的安全我自己负责。可他们还是不依。我只好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然后，我们留美中国科协发动美国的民间组织帮助我们呼吁。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意见：中国人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无权干涉。

然后，美国政府同意开放部分地区。我听说后，赶紧又跑了一趟。第二次接待我的，还是Thomas Fisher。他说：你不行，你家在云南，到云南的路走不通。我说：我不回云南，我回上海，我在上海有亲戚。其实我当时是扯谎，我在上海并没有亲戚。我爱人是上海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卖票给我。我赶紧从华盛顿直接到纽约的总统轮船公司。轮船公司的人说，最近这个班次的船票都卖完了，只能等下一次。我非常失望。他又说，只要旧金山或纽约有退票的，我把你放在候选的第一位。我想这种可能性肯定很小。结果，我回来仅三天，他就来了电话，说有一张退票，问我能不能在三四天后赶到旧金山。所以，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回来了。

路上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同船的有一百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倾向于新中国，在船上跳的是秧歌舞，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船到日本横滨后，停在港口中间不靠岸。本来船是要在那里停一天的，许多人都已经买了票，打算在停船时到东京转一天，可它就是不靠岸。我们都感觉很奇怪。然后又有很多美国宪兵坐小船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是一个印度人告诉我的。他说，你们之中，有三个人被美国人带走了，连底下船舱里的行李都提上去了。后来一查，被带走的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于是大家很气愤，决定向美国、中国发电报。可船上拒绝给我们发。后来，船开出，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又不靠岸，又上来好多的菲律宾警察，各处站岗，码头上也有人。原来，还漏掉了一个人——鲍文奎。他和赵忠尧等三人一样，也是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跟钱学森有联系。鲍文奎下去后，大家都没有睡觉，许多人跟美国宪兵讲理，质问他们凭什么逮捕人。凌晨一两点时，鲍文奎上船了。他没有被扣，但行李和笔记被没收了。我们那时候坐三等舱，有两个美国人一路跟着，他们说了一口特别漂亮的北京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特务。

熊：你们可给他们讲了什么事情？

傅：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平常大家在一起讲的话。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倾向新中国的——我们没有跳美国舞，而扭秧歌舞；我们也没唱美国歌，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也做一些学术活动，学相同科目的，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有一次，那个印度人跟我们说，美国人说你们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罪犯，但我看你们不像，你们的文化程度似乎挺高，我听你们谈起很多科学名词——我们交流时，通常是用英文。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那个印度人也是搞科学的吗？

傅：我不了解。船到香港后，也不靠码头，只放国际旅行社的人上来帮我们运行李。还有一批乘客是香港人，他们在美国办了在香港上岸的手续，因而能上岸。所以，我们就托他们把给北京的电报，给美国人的电报，给美国学校的电报都给发了。

熊：请人发的？

傅：对，请人发的。余国琮是我在匹兹堡认识的朋友，他也是西南联大的，他们上岸后，就把我们的电报给发了。

熊：我看到过你们给北京发的电报，后来它在《人民日报》刊登了。

傅：跟我们一道的还有一位复姓司徒的画家（司徒乔），以及三位很早以前去美国修铁路、后来去了夏威夷的华工——大概是夏威夷的慈善机构给他们旅费搭乘这艘船回来。司徒先生很会画画，他把那三个华工画了出来，登载在香港的报纸上。

轮船没有靠岸，香港方面用水上警察的船到大船接我们，把我们直接送往九龙码头。哎呀，那一天的情景是很惨的。很多香港的朋友来看我们。我们在铁丝网这边走，他们在铁丝网那边走，一边走一边谈谈，不能在一起。过了罗湖海关后，深圳这边是五星红旗招展，敲锣打鼓欢迎，情况截然不同，感动得让人流泪。据说那时候很乱，闲杂人等都被赶走，由解放军战士来帮我们提行李，广东省教育厅还派了一个领导特地去欢迎我们。他在那里讲了一席话，然后送我们到广州。

恢复组织关系

傅：我们到广州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得很厉害，但中国还没有派志愿军过去抗美援朝。广州招待了我们三天，一方面是游览参观，另一方面还开了很多座谈会，有时候还请我们对群众讲话。我们谈的都是美国比较黑暗的那一面。然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分成两拨，一拨到上海，另一拨经汉口到北京。我是从汉口到北京的。

这里要谈到颜鸣皋。他在耶鲁大学念书，和我在留美科协共过事。他念完博士学位以后，本来也想早点回来，可这时候接到了纽约大学的邀请，让他负责钛合金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相关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觉得丢掉了太可惜，所以就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比我晚回来几个月。他托我到汉口去看看他家里人，尤其是他的未婚妻。这样，我就去了汉口。

我在美国时，没把组织关系转过去。侯方岳在我临出国时说：“你回来后如果找到了我，组织关系就不成问题。万一发生什么变化，找不到我，你就读读报纸，看周恩来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找周恩来，然后通过周恩来找到邓颖超。我跟邓颖超有组织关系，很熟，只要把我的名字告诉邓颖超，你就可以接上组织关系。此外，只要遇到了新华社或新华日报的人，你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也可以找到关系”。到汉口后，李先念请我们吃饭。同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老头，我一看，他的名字叫潘梓年，我就知道他和新华社有关系——潘梓年以前在新华日报写过文章，我有这个印象。我就向他问起侯方岳。他说：“方岳正在北京开政协会议，你可以到北京找他。”我说：“我没有去过北京，恐怕未必能找到他。”潘梓年又说：“你去外交部找乔冠华，他会告诉你的。”所以，到北京后，我就径直去外交部找乔冠华。没有见到，他们说乔冠华不在北京，到外地出差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他。在外交部的会客室里等着的时候，徐明出来了。他和我在美国见过面。他一见我就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他问我因何事来外交部。我说：“我要向乔冠华询问一个人，以找到我的组织关系。”他说：“你是不是一定要见乔冠华？”我说：“不一定要见。”后来，他问了乔冠华。乔冠华说这个人回昆明去了，在云南省委任秘书长。然后我就直接写信，找到了他。

侯方岳给我回信说，他估计我那个时候会回来，曾经打电报给广东省委，说假如碰到，就设法把我送到昆明去。大概是错过了。他告诉我，现在回云南很困难，因陆路上只有不定期的汽车，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吧。他还说，他已将我在云南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交给了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叫我去找安子文。

我第一次去中央组织部时，安子文不在。不久后我又去了一次。出来一个姓蒋的，他问我：“你是不是一定要见安子文？”我说：“不一定，我只是来找我的党组织关系。”他说：“那我可以跟你谈。”他跟我谈了两三次。他问的范围很广，很仔细，连美国的政策，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问到了。谈完后，他说：“你把你谈的内容写个书面材料。”我无所谓，我对党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就连我在美国的私生活都写了。最后我去找他。他说：“你的事情中央组织部已经给你弄好了。”经过教育部的黄新民（他那个时候负责接待留学生），我和丁儆被介绍去华北大学工学院。这个学校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当时华北大学一分两半，人文社科那一半叫中国人民大学，理工那一半叫华北大学工学院，后者后来又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也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熊：您是不是在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

傅：对，9月27号到北京。10月1号就请我们全体观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国庆节。我们这些留学归来的人穿得五颜六色的，他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去买一套人民的服装。吃完早饭后，我们穿着中山装到天安门观礼。当时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是没有这种检阅场面的。美国也有游行，但不像中国的这么庄严这么整齐。复活节美国有游行，也有彩车这些东西。但是，只有主要由女中学生构成的军乐队很整齐，其他的人都是随便乱走，并没有排成方队什么的。

留美科协能够号召这么多留学生归国，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努力。我们的主观努力也有，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定要发展。因为毛泽东发表过文章，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曾回答路透社记者的问题。当时这个回答以英文在美国的报纸上报道了出来，我们中国人创办的一个杂志还登出了中文版，影响很大，我记得很鲜明。他说，中国不但要实行民主，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还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哪四大自由？就是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人民富裕起来的自由、保证个人不受迫害的自由，同时还要建立林肯所讲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些言论很有号召力。大家都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难，中国终于解放了，一定是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国家，一定需要建设，一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教育。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包括相当一批已在美国工作，生活得很不错的，把好条件丢掉了回国。后来，这些人中，有好多人被划成右派。真是想也想不通，到现在我都一直想不通。

熊：回国之后，您何时感到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傅：很快我就感觉不适应。在美国，我曾获得机会两次接触美国的大人物。第一个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本是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罗死在任上，他就变成了总统。1948年时，他竞选下一届的总统。当时，民主党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体育馆里面召开大会，以决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时候我正好在那上学。放假了，我提着书包上街，我发现街上与平时不同，隔着十多二十米就有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岗，两边都如此。我感觉奇怪。忽然间，我看见杜鲁门穿一身白色的西装，坐着敞篷汽车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杜鲁门向街道两边的行人打招呼。我看见有的人比较热情地回叫一声，“Oh, Mr. President”。但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理他。我在街道旁走着，没有人说不准我们走。我们走我们的，杜鲁门走他的。我接触的另一个大人物是罗斯福的另一个副总统斯塔森（Harold Edward Stassen），他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时的校长。有一天，我在食堂买了一份饭，坐下来吃。忽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拿了饭过来，很客气地问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吗？”我说：“当然。”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后来有朋友对我说：“好家伙，你知道刚才跟你谈话的人是谁吗？那是校长，前副总统。”我这才知道。

在美国，我曾两次去国务院。那里的安保也很简单，仅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我告诉他，我来找什么人。他说：“很简单，这里有一块牌子，你找到他的名字按一按。”我就这样找到了Thomas Fisher，他在第八层，我一按，那里回答，然后我就坐着电梯上去了。第一次找他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次我没有办成事，很快就被打发走了。我不想从华盛顿空手而归，就打算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那里收藏很多，包括“新华日报”等很多国内的报纸、杂志。结果，我走错了路，找到美国参议院去了。远处有个警察盯着我，但他并没有来干涉。我发现走错了地方，就主动对他说：“警察先生，我要找国会图书馆。”他说你走错了，然后就告诉我怎么走。那些警察都很热情，并没有来盘问、搜查、干涉我。

我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之后不久，东北人民政府邀请我、颜鸣皋，还有几个人去东北参观。那是个冬天，我们在前门车站等车，大概是在贵宾室。车还没到，就来了一些人把我们赶了出来，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只是讲不能待在里面。当时我们没有多少衣服，都只穿了件棉大衣。我们提着行李站在外面，迎着凛冽的寒风，感觉很冷。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毛泽东来了（路过）。我感觉有点别扭——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不赶我们，而在自己的国家我却被赶了出来。这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次感觉不适应。国外把领袖看成常人，而我发现国内却把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傅：1951年初，我刚回来不久。

熊：回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参加政治运动？

傅：首先是批评电影《武训传》。给我一张票，让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太庙去听报告。我记得徐特立讲，劳动人民站起来了，而这部电影又要叫人们跪下去，很大力地批判它。后来又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等。我觉得胡风以前是左联的作家，跟鲁迅这些人挺有关系，为什么要把他搞成敌人呢？而且牵扯到很多人，有些想不通。但我也没有多少心思花到这个问题上，因我不是搞文艺的。再后来是“反右”斗争，我被牵涉进去。那时候我已到（北京）钢铁学院了。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任教

王：您哪一年到的钢铁学院？

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机械系主任。我们被找去代替一批白俄。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然后，该校开始请苏联专家过来（它是国内首先请苏联专家的院校）。白俄太多当然不行，就找我们去代替那些人。

王：感觉白俄不行？

傅：白俄是反对革命、逃出苏联的人。要请苏联专家来，又怎么好让白俄跟他们一起工作呢？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人，因此俄文基础很好，我去的时候，每个五年级学生都讲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哈尔滨工大机械系原本是冶金和机械混在一起的，后来冶金部分分到东北工学院去了。但是机械系有个金相热处理专业是我的本行，还有铸工专业，大部分也属于冶金，所以我到了机械系。

王：您第一次和苏联专家接触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

傅：就在哈尔滨工大。

王：您哪一年到的哈尔滨工大？

傅：1951年就去了。我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就待了一年。我在那起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给他们招兵买马。招来了颜鸣皋、胡为柏、刘叔仪、陈静等人。颜鸣皋从美国一回来，就被我请了过去。刘叔仪、胡为柏和陈静已经去了天津大学，我到天津大学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第二件是把现代的冶金教育建立了起来。华北大学工学院在解放区时就已经招了学生，1950年就得上专业课，所以我一到校马上就教课。以前大学冶金系的学生，采矿、冶炼、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都念，念得都不深。我到了之后，和同事分头开设这些课程。应当承认，现代材料科学教育体系，就是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学苏联是后来的事。

王：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还没有来苏联专家？

傅：没有。我在华北大学工学院教了一门课，建了一个实验室。完了之后，军代表、副院长晋曾毅（院长老不到学校，晋曾毅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找我，让我去哈尔滨工大。为什么叫我去呢？这跟吴玉章有点关系。我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管理系兼过课。该系也要上一点冶金（主要是炼铁）方面的课程，据说以前是一位老教授在教，因为他年纪太大，教书实在有困难，晋曾毅就让我过去兼课。虽然我是学冶金的，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学过冶炼方面的课程。我那个时候既要编讲义，又要讲课，还要搞实验室，非常忙碌，本不想去，可后来听说人民大学工业管理系的课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一个钟头。我想，凭我以前学的东西，应当可以去讲讲，于是我就去了。后来晋曾毅跟我说，吴玉章听过我讲课。我一回忆，课程初期确实有一个老头子进来听了一会。晋曾毅非常鼓励我，说吴老去听你的课，觉得你的课讲得不错，能够深入浅出。后来，晋曾毅又叫我去哈尔滨工大。他说，华北大学工学院将来也要办成一个军工学校，也要请苏联专家。他给我的任务是，去了解苏联的教学方法，考虑怎么让苏联专家跟中国教授结合起来办学。他明确告诉我，不是让我去跟苏联专家学哪一门课程。我去了之后，发现确实没时间学课程。机械系挺大，哈尔滨工大一共来了13位苏联专家，其中机械系就有七八个。系里专业多、学生也多，我还担任哈尔滨工大教师支部的组织委员，实在太忙，没时间去修课。

熊：与普通留学海外的人士不同，您是地下党出身，一直都受信任、得重用。

傅：后来院系调整，钢铁学院去调我，具体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间把爱人凋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为放走你，李昌批评了我们一顿。”

熊：您回北京后，钢铁学院让您做什么职位？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教务长魏寿昆现在还在世，已100多岁了，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系主任。老先生任教务长，我任副教务长。我在哈尔滨工大工作了两年多，总的来说是很愉悦的。哈尔滨工大的教师队伍主要有两个构成：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一批哈尔滨工大本身的教师，从外校扣下来的教师。没有老教授，大家都是青年人。我跟他们处得很好，而且我认为这些青年人的教学质量很好。

苏联专家和苏联教育模式

王：那些苏联专家的水平呢？

傅：苏联专家我接触得很多，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苏联专家的水平有高有低。

熊：跟您自己比呢？

傅：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我从来不宣扬自己。于是苏联专家拼命打听我的身份。有一次，在苏联的国庆节，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每逢重要节日，不管是我们的还是苏联的，我们都会请苏联专家吃饭）。有位苏联专家就坐在我旁边，那个时候我的俄文水平有所提高，大体能听懂他们的话。他问我：“听说你是在美国留学的？”我说：“是的，我是。”他又问：“你在美国接触过哪些教授？”我就把教过我的教授讲了讲。我很惊异，他对其中一个教授评价很高，而我觉得那个教授虽然不错但未必是特别厉害。他提议：“我们两个干一杯。”我这个人是不喝酒的，一辈子不喝。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不得不干。他说：“假如你不愿意跟我干杯，那就是瞧不起我。”我只好干了那杯。然后我醉了两天——我喝半瓶啤酒都醉。

说起苏联专家的水平，不同人不一样。在哈尔滨工大的那些专家，我认为水平最高的是潘际銮的导师。他在苏联是博士、正教授。其他的苏联专家都是副教授，跟我的水平大概差不多。我尽量支持这些苏联专家。

哈尔滨工大的经历让我对苏联专家有一个一般的认识：第一，苏联专家的生产实际知识比较丰富，但理论水平不见得高。而美国刚好相反。拿我就读过的两所学校来看，其生产实践不是很多。美国有一个制度，冶金系的毕业生到企业之后，先做student engineer（学生工程师）——给你一到两年的时间，到各个部门都试着工作一下。然后，再根据你的表现和专长，把你定到某个具体的部门。所以，当时美国的冶金科学，从制度到理论根底、生产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冶金科学最早出现在英国和德国，它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譬如碱性转炉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冶金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其生产率最高。再后来又转移到了日本。我跟日本冶金界也熟。东京大学的教授说，他们每隔两年就要去访问美国一次。我说：“现在日本的冶炼生产技术已经相当高，而美国在这方面不是很突出。”他说美国的科学基础很深，所以他们还是要去美国进修。

在哈尔滨工大我还有一个印象：苏联的专业比较窄，但实际的东西很多。因此我觉得，苏联这套教育在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那个时候工厂很多，哈尔滨工大的毕业生到工厂熟悉一两个礼拜，就可以把一个车间甚至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作拿下来。这是苏式教育的长处。但是反过来，他们的专业太窄，适应性就差。学生对某一点体会很深，对一些横向的相关学科的了解相对就会差一点。这个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苏联的专门院校，譬如莫斯科钢铁学院是不做研究的。学生做的都是毕业设计，教师也不做研究。当时我问过苏联专家，他们说在苏联做研究的都集中在科学院，跟中国一样。

熊：是不是中国学它的？

傅：是的。我到钢铁学院后，主张专业按照苏联的范畴，同时提倡搞科研。我觉得光做设计没有什么意思。钢铁学院请过一位苏联专家，我去听过他的课。他就讲如何设计车间，任务有多大，该有几个什么炉子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主张教师要做科学研究。学生毕业，有的做设计，有的搞科研。

在北京钢铁学院主持科研部

熊：您这个观点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傅：我一到钢铁学院就吹这个。我提议在教务处增设一个科学研究科。1956年，高芸生到钢铁学院任院长兼书记。他非常依靠我，我提的建议他都接受。高芸生这个人学历不高，只是中学。

熊：他是延安来的老干部？

傅：是的，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以前在武钢。钢铁学院原来的头是魏景昌。这个人本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二年级还没有念完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他和高芸生都在钢铁公司里面，相互有些不太对头，那个时候有七个经理八条心的说法。高芸生来了之后，魏景昌还没有走，改任副院长。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太保守，看不到旧大学的弊病。

王：旧大学是指国民党时期办的大学？

傅：是的。魏景昌对于教学改革不大积极，所以大家对他有意见，而对高芸生的到来很欢迎。高芸生跟魏景昌有点隔阂，而我是个党员，对教师很熟，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对学校别的工作也熟。所以，高芸生对我非常信任。我谈的一些东西也挺对他的胃口。那个时候抄苏联，教学计划中专业课占了很多学时，冶金专业尤其如此，而基础课安排的时间则紧得很。我当副教务长主要管基础课的教学，大家纷纷向我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基础课的重要性，我在念书时就早有认识。冶金这个行当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学科，它建筑在基础课，尤其是化学、物理的基础之上。我不但主张基础课是科学底子，还主张搞科学研究，于是，我就向高芸生提出一个建议。我说：“专业课中炼钢、炼铁等操作部分，以及对设备，如热风炉等的介绍，不要在课堂上讲。学生不是有实习嘛，届时到现场讲讲就可以了。应该把相应的课时挖出来补贴基础课。”这一点很对高芸生的口味。他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不懂得什么冶金，在武钢的时候，苏联专家领着我们到工厂里面去，一边看操作一边讲，我们很快就懂了。”所以他支持我的提议。在他的支持下，钢铁学院于1957年成立科学研究部，我就去了那里，不再管教学了。

熊：1958年就大炼钢铁了……

傅：钢铁学院的大炼钢铁是比较出名的，引起了康生和周总理的重视。根据原初的设计，我们钢铁学院有一个与冶金专业相配合的冶金厂。冶金厂有一个试验性的电炉，原来的容量是半吨，1958年不是要大炼钢铁嘛，就把它扩充成一吨。那个时候接受国家任务，三班倒炼钢，所得产品列入1070万吨的国家计划。康生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吧？

熊：他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傅：康生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请了北京市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十几个人座谈，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58年的早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康生这个名字。他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设备能不能搞生产？”我告诉他：钢铁学院已经搞生产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生产打火石，挺赚钱的，一生产出来就卖空了。康生听了之后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对钢铁学院很重视。

熊：他那个时候要领导“教育革命”，主张学校办工厂。

傅：我们当时是三班倒炼钢。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后，具体说是8月中旬，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来钢铁学院参观。那一天，周总理很满意，晚上就通过高等教育部让我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国务院。那个材料是我写的。高教部有一个副部长叫刘恺风，他后来告诉我说写得不错，只因为文字较长而由他们略做了些修改。

我提倡搞科学研究，所以，当时钢铁学校的科学研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还算站得住脚。我们学校是由好几个学校的钢铁系并过来的。教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教授，当中相当大一批虽然也留过学，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他们学的东西早已过时，而新东西他们教不了，所以有些老教授来钢铁学院后从来没有开过课。第二类是解放前后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总共有九个，其中四五个人是博士，学位最低的像我也是硕士。这批人把现代的冶金科学带回来了。第三类是从各个学校分来的年轻教师。他们解放前就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念书，清华毕业的有六七个，北大的也有，还有四川大学的，底子很不错。到钢铁学院之后，他们或者跟苏联专家学习，或者跟我们学习，提高得很快。在苏联体制下，他们要带学生实习，需要到工厂里面去，所以这批年轻人对冶金工厂的生产情况也很熟悉。当时咱们的冶金工厂技术水平通常较低，这批有很好理论基础的年轻助教到工厂去之后，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带的学生，有很多的创新。

王：他们是苏联专家和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联合培养起来的？

傅：对。他们在工厂里搞了很多技术改进甚至发明创造。

“马粪渣”与土高炉

熊：我比较关心大炼钢铁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土法炼钢部分。能不能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傅：高芸生这个人看来有点滑头，他不亲自抓大炼钢铁，而让其他人去抓。作为科研部的负责人，我也管一些相关工作。刚开始是正规工厂生产，后来来不及了，就发动群众，搞所谓的“炒钢”——这是群众发明的。分配到钢铁学院的是什么铁？锅铁！把锅砸烂后得到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北京市委的人告诉我，是他们从山东调过来的。后来来不及炼了，就“炒钢”。怎么个炒法？拿一个大桶，里面弄一层耐火材料，再放入焦炭，通入氧气，最后把铁和耐火材料炒成一团拿出来。就是这样干的。你问我什么态度？我心安理得。因为“1070”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拼命完成。这是政治任务，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即使把好铁炼成了“马粪渣”，我们也心安理得。我不敢说“马粪渣”，我们以前的副院长也是共产党员，他说了——“这哪是什么钢，是马粪渣”，结果他被批得一塌糊涂，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苏联派了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过来。高等教育部指定我陪同。他们先去东北转了转，然后参观我们钢铁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是我们钢铁学院学习的榜样，其院长不是老干部，是教授、专家。那天，我们学校用土法炼出来一堆东西，还没有搬完。他向那边一走，我就紧张了，这家伙一定是……结果他拣了一块问我：“傅同志，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

王：您怎么回答的？

傅：我这个人反应不是很快，不过那天忽然聪明了一下。我说：“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物嘛。”它确实是群众发明的。

王：不置可否？

傅：对。

熊：土高炉可不是一般群众能发明出来的。它是谁提出来的？

傅：土高炉是我们钢铁学院的教师发明的，这个人叫杨永宜，早就死了，很可惜。我们的冶金厂只有一个正式的炼钢工人，叫金长学，另有两个他带的徒工。三班倒炼钢上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早就如此。土高炉是杨永宜教授设计的，当时叫简易高炉，很简单，但有上料、鼓风这一套东西。这个高炉没有工人，就是杨永宜教授带着一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建起来的。

熊：他们能用这个简易高炉炼出钢来吗？

傅：他们炼出铁来了。那个高炉就设在我们学校的北边。我们是三班倒日夜炼。很多人来参观，既有北京的，也有河北的。彭真、刘仁等北京市的领导也来了。我没参与接待，他们俩是晚上来的。

熊：然后土高炉就推广到全国？

傅：是啊。周总理来的那天，我参与了陪同。他们参观了实验室、炼钢厂、小高炉，还有轧钢车间这几个地方。我们的金相热处理实验室，当时被作为实验室生产的一个例子。里面主要做两个事情，大一点的部门搞生产，生产铡草机的刀片，它们比较锋利，使用寿命长。另一个小点的部门在做金属陶瓷的切削工具，是一个研究项目，就由一个教授带着几个学生在做。

王：您提倡研究，后来，比如在“反右派”、批白专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因此而挨批？

傅：没有。

王：院长比较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傅：他支持。“科研部”不是我提的，是他提的。原来教务处、总务处都叫处，他说你们就叫科研部。从教务处出来后，我先做科研部的副主任，一年后升为主任。我管三项工作：研究生、科学研究和校内生产。我没有因此而挨批。北京市的一些相关领导都比较熟悉我。市科委主任白介夫经常来我们学校，和我最熟悉了。北京市大学科学工作部最早由蒋南翔负责，后来是吴子牧。从蒋南翔开始，一直由宋硕做副主任，他是北大的地下党员，一个化学专业的老讲师。他经常找北大、清华和我们钢铁学院商量教学改革的事。我们一起介绍情况，研究工作。然后，他再把我们的研究所得拿到市委的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当时我们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并不比北大、清华的差，而且工厂的生意也很好。

熊：傅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过今天您讲了两个小时，实在不能让您再累下去了。以后再找机会向您请教。

本文初发于《当代史资料》2016年第3期，第13—24页。

（此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傅君诏教授审阅）

1. 留美预备班学生于1945年6月2日由昆明启程赴美留学。据刘豪《民国时期云南留美教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78页。​​​​​​​​

2. 这是有名的“赵忠尧事件”，详情可参考熊卫民《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85页。​​​​​​​​

3. 《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 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 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4. 斯塔森（1907—2001），1948—1953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他曾九次（1944、1948、1952、1964、1968、1980、1984、1988、1992年）谋求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均未成功。他未曾担任过美国副总统。据维基百科的Harold Edward Stassen词条，https://en.m.wikipedia.org/wiki/Harold_Stassen。​​​​​​​​

5. 晋曾毅（1908—1959），河北蠡县人。1929年起留学比利时、法国，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1947年起任北方大学党总支书记、工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工业学院副院长。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1954年起任高教部教学指导司司长，1956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1958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8月因积劳成疾病逝。据张振、万绚《晋曾毅与中国科技大学》，《档案天地》2006年第2期，第15—16页。​​​​​​​​

6. 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1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7. 据1958年时担任人民报天津记者站工业记者的舒倜介绍，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器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消息传开，包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许多单位或地方都派人前去参观学习。”据舒倜《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文史精华》1998年第6期，第49—55页。​​​​​​​​

8. 杨永宜（1923—1987），钢铁冶金专家。1947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50—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953年转至东北工业学院完成由苏联教授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学习，主修炼铁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从1958年起任炼铁教研室主任。1958年9月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