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受访人：巴延年、桂世茂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4月3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丁香花园
桂世茂、巴延年、熊卫民（2004年4月3日摄于上海市丁香园）
治当代中国史，不能不提政治运动，因为它们是所有中国国民人生戏剧的总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无数的雄壮、猥琐，崇高、堕落，聪明、愚蠢都让后人难以理解。本篇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切入，重点回顾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从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的历史。不但展示了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在上海分院的具体操作过程，还展示了在铺天盖地的运动背景下，聪明有余但无力回天的渺小个人的辛酸与无奈。
巴延年，1928年生，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历任组织科科员、副科长、科长，组织部部长，分院党委常委、监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生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书记，原子核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离休。
桂世茂，1928年生，1960年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历任宣传处副处长，分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上海市科技党委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常委等职，1993年离休。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王芷涯先生介绍，多年以来，您二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而且你们和另外一些老同志花了多年的时间，于新近完成了一本《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你们一定对分院的历史非常熟悉。能否请你们谈一谈这段历史，尤其是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对分院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具体影响？
巴延年（以下简称巴）：好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李亚农同志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沪办事处和各研究机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相关机构很快即移交给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3月，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成立，中科院党组成员李亚农同志任主任。1953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建立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党委，李亚农同志任党委书记。李亚农同志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在大革命时代就参加了革命。
1949—1952年，可以说是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初创时期。中国科学院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上海的科研机构和行政办事机构后，对它们进行了整顿：调整一些研究机构，任命各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建立党团组织，教育原来的职员，调整研究工作的方向、计划，恢复科研工作……1950年时，这儿的工作就已逐步恢复正常。那个时候还从大学和社会上引进了一些科研人员。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人很少啦，在上海就200多人，所以又吸收了一些科研骨干，包括少量海外留学人员进来。
这个阶段的政治运动主要是：“三反”“五反”、忠诚老实、思想改造、学习苏联和抗美援朝。
以学习为主的“三反”“五反”
巴：中科院上海各单位的“三反”“五反”运动由市文教大队领导，刚开始时和社会上别的行业的搞法一致，文教大队派了十位同志——他们都是电影界的人——组成工作队过来。很快就有一对研究人员夫妇自杀。夫妇俩自杀，在当时影响很大。鉴于科技工作者对祖国建设的重要性，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决定停止对科技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于是分院系统的“三反”“五反”运动就停止了。“三反”“五反”运动在整个上海市搞得轰轰烈烈，尤其是“五反”运动，因为上海资本家多。但分院的“三反”“五反”运动没进行多久。
熊：科研人员也参加这两个运动吗？
巴：参加，主要是学习。
思想改造是重头戏
巴：分院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5月开始。“三反”运动针对的主要是党政机关，“五反”运动针对的主要是工商界，而思想改造运动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1953年前，在分院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思想改造是重头戏，它持续了三个多月。
对科研人员来讲，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是：（1）批判崇美思想，要求人人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当时的老科学家有很多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也就是要求他们批判自己崇拜美帝、崇拜西方的思想。（2）批判宗派主义和科研工作上的理论脱离实际现象。
有一些科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了伤害，比如说庄长恭先生和朱洗先生，当时批评他们的研究脱离实际。朱洗原来做的是蟾蜍的单性生殖研究，被批理论脱离实际后，他就不做了，把实验材料都倒掉了，改在家里画国画。事后党组织纠正了对朱先生的批判，于是他又继续先前的研究。后来朱先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还特意拍了一部宣传片——叫“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对他的科研成果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宣传、介绍。还有一些科学家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三青团挂过名，或者担任过职务的——而受到了伤害。以前，国民党、三青团为了撑门面，也曾要求一些著名科学家挂过名，可实际上那些科学家并未参与他们的党团活动。
熊：思想改造运动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巴：请领导来做报告，然后分组学习，然后做自我检查。那时候有小组，也有联组。自我检查在小组进行，重点批判在联组进行。有些人一直都没有通过。
熊：检查没通过怎么办？
巴：也没怎么办，就是记了一笔账，说他是思想改造没通过的。
熊：古人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思想改造运动采取釜底抽薪之计，从人们的灵魂深处着手，使人们不但不能有非分的行为，非分的言论，甚至连非分的想法也不能有了。它受到的关注虽然不及反右派运动多，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巴：思想改造运动是从世界观、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等方面来改造。
学习苏联
巴：1953—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可以说是分院的创业、发展时期。
1953年时，王仲良同志来了。他原来是第三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当时李亚农同志向陈毅同志要求增派干部来科学院加强领导，陈毅同志即找王仲良同志征求意见，随即决定让王仲良同志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担任副主任。亚农同志身体不好，仲良同志来了之后，便主持日常工作。他和李亚农都认为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研究所应当主要搞科学研究，搞学术活动。李亚农同志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我们各个研究所整天在那里敲锣打鼓，那么肯定要完蛋。”他所说的敲锣打鼓就是搞政治运动啦。他们采取措施，力图使各研究所应当转入到正常的科研活动中去，使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研。
那个时候，办事处还强调要改善科研条件，要团结、尊重、支持科学家，要为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搞好服务。那时办事处已经陆续来了一些部队的转业干部，我就是1953年从防空部队转业过来的。有的同志用部队的管理方法来对待科研工作，有时候简单了一点，不了解科研工作的实际；或者对有些事情看不惯，动不动就进行批评。李亚农同志和王仲良同志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李亚农同志提出，批评副研究员以上的人，要经过他同意——那时候副研以上的科研人员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李亚农同志还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1953年、1954年时，特别强调学习苏联，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要学习米丘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巴甫洛夫等人的学说。
桂世茂（以下简称桂）：还批判摩尔根学派，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的”、“反动的”。这么一来，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基本上停止了。
熊：当时有没有建立专门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研究机构？
巴：没有建立研究所级的机构。但有的研究所根据学习苏联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课题。学习巴甫洛夫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热烈响应。冯德培先生——他是我国生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之——就很重视巴甫洛夫。他认为巴甫洛夫在学术上是很成功的，他的工作学术价值很高，但是，也不能说巴甫洛夫的学说能囊括所有生理学科的问题。冯德培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搞巴甫洛夫学说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这方面研究的是从苏联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归来的梅镇彤同志，她后来当过生理所的所长。但生理所其他研究室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想体系、原来的方向、任务走，并没有全部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中心。
熊：学习勒柏辛斯卡娅呢？
巴：有的科学家相信她的观点，而实验生物所的一些科学家根本就不信。所以，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习并没有真正的搞起来。其实，虽然行政领导希望根据上面学习苏联的要求来规划和开展工作，但他们也并不要求每个研究所都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办。而在科学家当中，对要求学习的内容的争议就更大了。
熊：是啊，米丘林、勒柏辛斯卡娅等人的那些理论后来都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且，因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应当学，所以在科学方面也向苏联一边倒是缺乏道理的。
桂：那个时候，学习苏联也并没有太具体化。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课题，自己的想法，党政干部并没那个本事去改变他。虽然可以组织思想学习，但人家具体怎么想、怎么做不是党政干部能完全控制的。
巴：当时苏联派了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其中柯夫达是驻中科院的首席代表，他在上海作报告时也说：你们学习苏联有偏差，不能片面地强调学苏联，应根据科学发展的前沿来规划自己的科研发展工作。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熊：这段时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政治运动？
巴：1953—1957年“反右派”之前，主要是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和以前一样，刚开始是学习，学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学习刚刚开始，还没分小组到交代历史问题、追查的阶段，实验生物所就出现了自杀事件。因为有人自杀，运动马上停止了。
熊：他们为什么自杀？
巴：有些科学家比较脆弱啊。
桂：不像我们搞行政的都是“运动员”。
熊：当时，“胡风集团”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是吗？
巴：还在进一步深挖“胡风分子”。
熊：那几个自杀的人与“胡风集团”有一定的关系？
巴：他们和“胡风集团”没有联系，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主要集中在文艺界。我们这儿的沈善炯先生也差点被打成“胡风分子”。复旦大学一位叫贾植芳的老教授与胡风关系密切，反胡风运动刚开始时，他托沈善炯给胡风带一点东西，其中夹杂了一封信，信还没带出去，贾植芳就被抓起来了，他交代了带信之事，于是公安局来查沈善炯。这时王仲良出来了，他说沈善炯是科学家，他和贾植芳以及“胡风集团”没有政治上的关系。他还说我们的沈善炯是坚定的爱国者，回国时被扣在日本，人家要他去台湾，他坚决反抗。回国之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忠诚的、爱国的、在学术上有造诣的科学家，与胡风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不要审查他。这样公安局才退了出去。
熊：反胡风运动和“肃反”是连在一起的？
巴：是的。反胡风接着就是深入“肃反”。我们学习了一阵“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然后有人自杀，整个分院的肃反运动就停止了。市委让停止的，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
熊：运动停下来与分院领导有没有关系？
巴：有啊。在出了上面提到过的这些事情后，分院领导向市委汇报，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自然科学家，虽然他们过去可能有过一些历史问题，比如说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中的某些人有来往，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忠诚老实、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交代过，已经做出结论了。我们这里没有严重敌情。他们一反映，这个运动就停了下来。后来只留了少数人搞内部调查，调查过去审干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查出了几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都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些工人和初级技术人员。
熊：内部调查……科学家知道此事吗？
巴：科学家不知道。当时我们归市委高教科学部领导。高教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门召集高级科研人员开了一个会，出安民告示，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了。不搞运动，也不学习了。大家也就安定了下来。
从1953年到1957年“反右”前，可以说是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政治运动少，环境也安定，领导强调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考察指标主要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巴：然后是1957年到1960年，这是个大起大落大折腾的阶段。反右派、“大跃进”、“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这几年群众运动频繁，完全冲破了原有的正常的科研秩序。不仅仅科学院是如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运动气氛都十分热烈，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
王仲良同志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竭力避免使科学院受到运动的比较大的冲击。但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力不从心，很难完全做到。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反右斗争当中，保护科学家，尽量缩小右派的范围。他一再向市委汇报，说自然科学家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可能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们不是反党的，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样，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海分院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有一些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位老专家在高校中演讲……
熊：您是说黄鸣龙先生？
巴：对。他先后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南京药学院演讲，说要“教授治校”、“专家治院”，反对“以长为贵”。那个时候不是开宣传工作会议嘛，中央开，地方也开，开会鼓动大家鸣放，鼓动大家向党提意见。就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黄鸣龙先生把这套观点又讲了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跟党争夺领导权啊！稍后，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又把相关材料转过来，主张划他的右派，还专门派人到中科院来……还有邹承鲁先生。他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说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这也是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啊。邹承鲁先生很善于演讲，说话很生动，有理有据，提问题很尖锐的。也有好多人主张划他为右派。而王仲良认为他们顶多只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坚决不同意划。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海市委开扩大会议，也即开整风补课会议时。那时候按各个系统编组，我们分院是其中一个小组。在小组会上，大家还在争论科学家中有没有右派、划不划右派的问题。王仲良、胡永畅意见一致，主张不划，而分院另一些领导干部则主张划。
熊：当时王仲良他们是少数派？
巴：是的。王仲良企图说服其他人，但有些人坚持己见，于是一直争论，最后他到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面前去汇报。这位柯老左得出奇，就在这种情况下，王仲良依然敢冒风险，竭力陈述理由。他摆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科学家中没有右派。柯庆施说：“你说来说去，争来争去，就是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是不是这样？”王仲良说：“是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右派。”柯庆施说：“那么你就是右倾！你应该认识到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右派，但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可以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不给他们划右派。”就这样，最后，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这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反右”开始时，张劲夫同志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要求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毛主席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个报告，柯庆施知道，而我们，包括王仲良同志在内，大家都不知道。
熊：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很怀念王仲良啊，我就已经遇到过不少。他们也很怀念张劲夫和杜润生。为什么还有整风补课？
巴：先是竭力鼓动大家帮助党整风；然后不整风了，反右；然后又整风，实际上是继续抓右派，继续反右。
熊：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巴：第一步是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学习，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先是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然后各单位开会，各民主党派也开会——当时也要求各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科学院也有“民盟”、“九三”等民主党派的组织，于是这个系统也要求科学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自己嘛，也一再动员、一再表态，要大家帮助党整风。于是大家就提意见。此时党内有布置，所有“反党言论”都要记录下来。
熊：当时大家用什么方式提意见？
巴：开会。小组会，大会。大部分是小组会。还有贴大字报的。
熊：提的意见都被记录在案……
巴：是的。然后分类、排队，够得上右派言论的就要划成右派。我们这里副研究员以上的没有划右派，但在中级、初级研究人员里头，连同行政干部、工人，包括社会科学的那几个研究所在内，一共划了51个右派。
熊：我认识一个，李文杰。
巴：李文杰同志是邹承鲁先生的学生。他认同邹承鲁的观点，转述了邹承鲁的话，结果被划成了右派。硅酸盐所有两位中级研究人员的右派帽子是整风补课时补出来的。民盟的林吉强先生刚开始很活跃，鼓动大家鸣放，自己先带头，结果也被划成了右派。
熊：李文杰觉得自己很冤。
巴：当然啦。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很聪明，很有才气，科研做得不错，若不划右派，在科研上原本是很有前途的。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巴：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内外上下的压力，极力为科学家说话，这是王仲良保护科学家所采取的一个防守措施。另一个主动出击的措施是在“大跃进”过程中采取的。
1958年“大跃进”开始，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狠批保守思想。当时还要“拔白旗”：你是个专家或者领导干部，如果你对“大跃进”不满，有不同看法，那么你就是“白旗”，就要被拔掉——所谓拔掉，就是斗争批判，不让你担任学术或行政领导人了。我们为了贯彻执行上面指示下来的“大跃进”精神，同时又不使科学家成为“白旗”被拔，就发动科学家搞红专倡议。王仲良让王应睐先生出面活动，搞了一个“红专规划”，其中心是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找科学家签名。分院那些知名的科学家都在上面签了名。签名之后，媒体很重视，《解放日报》全文报道，发表社论。然后《人民日报》也看到了，一方面转载，另一方面也发表社论。然后，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都掀起了订“红专规划”的热潮。而签了名的这些科学家自己也解放了，既然他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么就不会作为“白旗”、保守势力被拔掉了。
熊：您的意思是说，你们采取这个措施，最初主要是为了保护科学家……
巴：是的，让他们自保。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分院的这个举动，还影响到了全市，波及了全国。
熊：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材料时就觉得奇怪，这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为什么会主动发出这样的倡议呢？原来是你们组织的。
巴：是的，党委跟他们做工作，指导他们如何对待“大跃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正面引导的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是组织科学家到江苏、浙江参观，参观工农业大跃进，感受“大跃进”的氛围，了解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熊：考察了多长时间？
巴：一个多星期。都是领导人带队去的。王仲良带大家去江苏，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带人去浙江，事先和江苏、浙江省委联系。江苏、浙江省委听说科学家组团来参观，非常重视，隆重接待，安排大家到农业合作社和工厂去参观。
熊：那个时候已经搞人民公社了吧。
巴：那个时候还没有，稍后一点才发展起来的。实地参观工农业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科学家感触颇深，在思想上受到了教育，也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关在实验室里做我们原有的课题，也要考虑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我们有义务出来承担。在带老科学家出去参观的同时，党委还在家里面发动青年科技人员大破大立，考虑我们科学院该如何按照“大跃进”的要求来发展科学技术。老科学家听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的经验介绍回来之后，又听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对实验室以往工作方式的批评——说有些工作是低水平的重复；有些工作是学院式的，严重脱离实际；我们要接受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任务，要从事前沿科技研究，要改变或调整原有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在否定一切，但也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的这些意见是对的。以后就把青年人和老专家组织在一起，共同讨论该如何调整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联系实际的课题。有些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改变比较大，比如说冶金所、硅酸盐所和有机所。还有一些研究所提出了国际前沿课题，比如说生化所就提出要让人工合成的第一个有活力的蛋白质在我们中国诞生。后来这个课题还搞大兵团作战，张劲夫、杜润生都来了，组织分院生物方面的研究所一起来会战。然后发现大轰大嗡不行，又组织了一个有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三个单位参加的精干队伍来进行工作。
熊：1960年5月4日发动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兵团作战时，张劲夫也来了吗？我没能查到相关资料。当时出的简报只说杜润生来了。
巴：张劲夫来了，我有印象。他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只是在分院召开了一个会议表示支持。而杜润生是中科院秘书长，他深入到了生化所的动员现场。
熊：有机所当时做了很多联系实际的工作，是吗？
巴：是的，它的方向改变比较大，做了很多国防方面的工作。比如说黄耀曾先生，他原来是做金霉素、搞基础研究的，后来改变了研究方向，转行搞火箭推进剂、高能炸药。他后来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我的方向、任务的调整，比我死一个儿子还难过。但他还是服从大局、服从需要，改变方向，而且做出了贡献。
熊：“大跃进”时有没有科学家因为“落后”而挨批判？
巴：有。当时有两个老科学家受到了批判，一个是罗宗洛，植物生理所的所长，另一个是赵承嘏，药物所的所长。植物生理所的所长为什么受批判呢？那时候要植物生理所下基层去总结丰产经验：你不是植物生理所吗？现在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你得去总结丰产经验。而罗宗洛先生则说，植物生理所不是农科院，不是农业技术研究所，也不是大学，它是搞植物生理基础研究的。他反对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于是就受到批判。王仲良竭力保护他，但后来实在保不住，他还是被拉到所里大会上被批判了一次。赵承嘏呢，这位老先生被批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药物所本来在武康路，他的家也在那儿，后来要把药物所迁到岳阳路去，他说：“药物研究所的牌子不能动，得跟着我，药物研究所的章也不能动。”这大概是一句气话，但在那个气氛下，这样的态度，那还得了！群众非得要批判他，大小会批判。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基本上是家里全部关门，过去实验室的工作全部停止，都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
这个阶段，分院除建立科技大学、科技中专实验工厂外，还和上海市联合筹建了原子核所、电子学所、力学所、计算技术所、技术物理所等16个新的研究所。这批新研究所后来对于发展新技术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失有得。得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确定了一批对国防、国民经济以及科学前沿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后来这些研究后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说“两弹一星”方面，冶金所吴自良领导的研究室搞出了甲种分离膜，有机所搞出了氟油和耐强腐蚀的材料，硅酸盐所搞出了温控涂层。
熊：失的方面您也能总结一下吗？
巴：失是很明确的。就是不断折腾，乱提口号，大轰大嗡，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有些专家受到批判。从政治上讲，虽然保护了科学家，没有在科学家中划右派，但在那个总的政治气氛中，科学家是受到压抑的，这从以后神仙会的鸣放中可以看出来。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民主、自由讨论。决策时更没有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经常是党政干部瞎指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搞什么管道化、自动化、超声波，把实验室中原有的设备都打乱，对于这些做法，专家都是有意见的。
熊：王仲良当时是不是头脑也有点发热。
巴：他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气氛。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熊：请您先介绍一下神仙会的情况。
巴：这段请老桂讲吧，他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桂：1960年以后，科学家的意见很大。因为要大跃进，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原来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改了，结果做不出什么东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怨气比较大。王仲良经常在科学家那里转来转去，他了解不少情况。1960年底党内又搞整风，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经过与分院其他领导交换意见，决定用“神仙会”的方式，先让科技人员向党提意见，揭露矛盾之后，再转入党内整风。
巴：这个做法也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认同。在分院党内基本统一认识之后，王仲良向当时上海主管科学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同志汇报。刘述周同志赞成这个做法。他还下来对科学家做过动员。
熊：“神仙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先小组开会……
桂：主要是小组开会。高级研究人员的小组和中级以下研究人员的小组分开，重点主要集中在高级研究人员的意见上。
熊：先在小组里提，然后汇集到大会里？
桂：不，直接汇集到我们这儿来。记录也没有的。就靠党员干部用脑子记，然后汇报上来。
熊：为什么不做记录？
桂：有顾虑啊，一记录他们就不说话了。没记录，说话才自由。
熊：后来不是编成了六大本汇报材料么，不记录，那些材料是怎么出来的？
桂：那是根据汇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巴：所里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党员副所长或者普通党员听了大家发言，用脑子记下来，每天汇报，汇报时是有记录的。
桂：汇报时有详细的记录，哪个人说了什么话，他拍没拍桌子，是否站起来了，这些都有很具体的记录。那些汇报的人多半是党员，脑子很好，记忆力很好。
熊：科学家知不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汇报？
桂：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知道了。
熊：“文化大革命”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把以前的“反动言论”以及相关文字材料都给捅出来了？
桂、巴：对，对！
熊：提意见前，是不是科学家提了这样要求：我发言是可以的，但不能做记录？
桂：没有。我们动员的时候就说：不做记录，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熊：但你们后来还是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嘛！
桂：那是汇报记录，开会时并没有现场记录。中科院的汪志华、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看了那六大本汇报记录之后，将其反映到院部，后来院部和国家科委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熊：大家提的主要是什么意见？
桂：主要是针对“大跃进”的意见，“大跃进”以前的，比如说思想改造时的老账就不算了。意见是慢慢提出来的。提意见也得有个场合，有个气氛。炉子是慢慢生起来的，提意见的气氛也是慢慢形成的，他谈了，你谈了，我也谈。
熊：有特别尖锐的意见吗？
桂：当然有。比如冯德培就说：“在实验室我就是皇帝，你十个党委也没用。”这是他的名言。
熊：这句话如果是在1957年说出来……
巴：（笑）那肯定是典型的右派，居然敢向党争权！
熊：这样的意见还是很少的吧？
巴：主要是批评“大跃进”中的瞎指挥、浮夸风、违背科学规律，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等等。这方面的意见很集中，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大家居然还敢向党提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在你们这儿做成，恐怕跟王仲良在科学家中的声望以及你们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科学家信任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情大概就很难做成功了。
桂：“神仙会”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它先从民主党派开始。
熊：岂止从民主党派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不也是说开“神仙会”，可以随便发言吗？可后来呢？不但搞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出来，还在全国发起了“反右倾”运动。你们能于1960年使科学家开口大提意见，说明你们有诚信度，还拥有科学家的信任。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巴：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段时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科学十四条》，科学院出现了新的生机、新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些研究所做了调整，上海的电子学所撤销了，力学所撤销了，一些工厂也退回去了，学校也交出去了，还动员了一些员工回到农村——主要是在“大跃进”中转业到科学院来的原籍农村的复员军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要精简城市人口，科学院也要精简队伍。连同精简的和动员回家的，分院6000多人中一共走了2000多人，减员约1/3。
熊：让城里人重新做乡下人，这种工作恐怕不容易做通吧？
巴：是啊。我当时是精简办公室主任，和王仲良同志一起去北京开会。张劲夫同志在会上说：我现在要动员下面的人回乡。你们看我是怎么说的，回去之后，也按照我这个口径讲。然后他说，现在国家困难，请大家为国家承担困难，回乡。国家经济好转了，科学院必然要发展，科学院发展了，必将首批把你们吸收回来。我们回去后照着他的话讲，可我们食言了。后来科学院大发展了，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吸收回来。
熊：是不是这些人确实也不太适合在中科院工作？
桂：不，是因为中央的政策规定要这么做。
巴：他们转成了农村户口后，就不能随便进城市了。
桂：他们到农村后非常困难，那时候实行公社化，也没有什么自留地，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以后每年都得去慰问。后来遗留了很多问题。
巴：这个阶段还召开了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你们参加了吗？
巴：我们俩没有参加，王仲良同志也没有参加，我们只是听了传达。但分院有不少科学家参加了。周总理、陈毅、聂荣臻都参加了会议，陈毅代表中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令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但没过多久，这些话又不算数了。“脱帽加冕”……实际上，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就已经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周总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没过多久，那些话又得不到承认了。
但不管怎么样，1961年到1966年这一段还是比较安定的，比1953年到1957年那一段还好，因为科研物质条件改善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科学十四条》。当时邓小平说《科学十四条》是科学宪法，这句话正式传达下来了。
王仲良调离，分院被撤销
熊：可1963年、1964年时，又开始“四清”运动了。
巴：分院主要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光机所、药物所搞“四清”，冶金所曾经作为试点，但很快撤销了，其他所都没搞。
熊：别的研究所也参加了吧？
巴：我的意思是说，有工作队进驻这三个研究所搞“四清”运动。而其他各个研究所只是抽调了一批研究人员和党政干部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
熊：这三个研究所的“四清”运动持续了多久。
巴：1964、1965、1966年，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
熊：为什么？
巴：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王仲良走后，上面派了另一位同志担任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他根据市委的部署带着市委“四清”工作队到植物生理所。植物生理所的“四清”工作搞完之后接着搞光机所、药物所。“四清”指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但说来说去是围绕政治思想而清。这几个所都没有清出严重的贪污、盗窃之类的经济问题出来，主要是清政治思想。植物生理所清思想的面搞得尤其宽广，这个思想反动啊，那个有小集团啊，伤害了不少同志，尤其是冲击了一些老科学家，最后……
巴：“四清”未完就“文化大革命”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分院和各所都是重灾区，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受到了迫害。后来分院也撤销了，研究所的建制也改变了，除了刚才说的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原子核所、光机所和生化所是由科学院和地方双层领导之外，其他所统统下放。而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光机所很快又归国防科工委管，又拥有军队的番号，变成军队的了；原子核所则归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管。最后，除了生化所因为合成了个胰岛素被科学院抓住紧紧不放之外，其他所都给地方或军队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收回来。
本文初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4月（上半月期），第84—99页。
后来又改称上海办事处、上海分院、华东分院等，反反复复改过很多次。为方便起见，本篇主要使用“上海分院”一词。
另据1951年回国的当事人邹承鲁院士介绍，当时不仅仅要停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参加各种会议，以学习相关精神，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被抽调到其他单位清查账目。
庄长恭（1894—196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50—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朱洗（1900—1962），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冯德培（1907—1995），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1950—1984年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生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梅镇彤，1928年生，生理学家，1955年从苏联科学院巴甫洛夫生理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回国，1984—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柯夫达，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当年10月来到中国，1955年6月离开中国，后因健康原因未再来华。
据笔者对邹先生的访谈，邹先生当时“讲了这么三条：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招研究生应该允许学生、老师互选；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
胡永畅在1955—1958年间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副书记。
一共有17位知名科学家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除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外，还有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冶金陶瓷所所长周仁、植物生理所所长罗宗洛、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殷宏章、有机化学所副所长汪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黄鸣龙等。上述7人都是1955年被选聘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恐怕科学家的这种表态只是表面现象，并不一定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据笔者对当事人邹承鲁院士的访谈，参观的时候，不管是土高炉所代表的工业大跃进成就，还是粮食亩产万斤所代表的农业大跃进成就，他们都不大相信，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摆出来给人看看的”。但是，刚刚经过反右派运动的教训，他们也不敢再往枪口上撞。于是，虽然“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当然，“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
黄耀曾（1912—200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赵承嘏（1885—1966），植物化学家，药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罗宗洛受批判的首要原因是“他怀疑报纸和电台所报道的产量缺乏可靠性”。因为怀疑，所以他一方面表示“应该下农村考察实际农作过程”，另一方面又找了种种理由拒绝将植物生理所的研究方向、任务改为“下乡总结农民增产经验”。
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当时，“一些激进的群众给罗宗洛贴了100多张大字报，大小批判会持续不断。狂风骤雨，风雨如磐。罗宗洛没有被压服，领导者只好动员罗宗洛的挚友、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特向罗宗洛提出警告。朱洗说，这是党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劝告罗宗洛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无法坚持下去，只好决定不再声辩，沉默了。”
即上海科技大学。
比如上海冶金矽酸盐学校、上海化学药物学校、上海电子学校、上海无线电学校、上海技术物理学校、上海计算技术学校。
比如东风生化试剂厂。
吴自良（1917—2008），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为什么开“神仙会”？别的当事人还提过不同的理由。比如杜雨苍研究员曾对笔者谈及：“后来，看到大家因为吃不饱饭而身体浮肿、生病，工作根本没法做，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决定照顾大家，开了两个月的‘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大鸣大放、发发牢骚、出出闷气、安定安定情绪、过过神仙生活。”见熊卫民《回顾胰岛素的合成——杜雨苍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第323—334页。
1958—1964年间，刘述周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据邹承鲁先生介绍，“四清”运动开始后，光生化所就被抽调出了几十个人长年累月去农村查账。那些人中有相当多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回到研究所。邹先生说：“那时候研究基本上停工了，一搞‘四清’就停工了。你说做什么研究？动不动就停工。”
比如沈善炯先生，在“四清”运动中，他先是被诬“反党叛国”，然后又被加上“搞个人名利”、“腐蚀青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等128条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