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宋振能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1月8日、11日、18日、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中关村小区宋先生家

宋振能先生（199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别的机构类似，中国科学院也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大多没有记入档案。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

宋振能，1929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0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一局副局长、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在那里工作了近四十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1965—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可补该时段文献之所缺。其中，关于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百家争鸣”座谈会、胡耀邦等整顿科学院的部分，史料价值尤其高。

科学院的三线建设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上次谈到您去安徽参加农业劳动和“四清”，1965年初回来，参与科学院的三线建设工作。

宋振能（以下简称宋）：三线建设是当时的大事，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搞了，我参与得并不多。

熊：您参没参与生物学研究所迁移方案的制订工作？

宋：我没参与，近来听人说，生物学部的三线迁移方案是老薛（薛攀皋）拍脑袋写出来的。老薛写的迁移计划我有没有看过，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按我的看法，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对贯彻三线迁移的工作并不太积极。据我后来了解，只有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在四川某地搞了很少的一些基本建设工作，去了少量科技人员；遗传研究所在山西运城搞了一个很小的点，有少数人在做准备工作，打算万一有什么情况才搬过去；植物所、动物所也曾在昆明选址，但都还没真正搞起来。然后就都停了。

熊：为什么停下来？

宋：“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去的人就都回来了。

熊：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

宋：当时我在农村，具体原因我不了解。不过据我推测，可能跟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那时候，我们跟前苏联、美国的关系都很不好。记得在我去农村之前，老过（过兴先）有一次去听传达（或是参观一个什么展览会），回来传达说，美国无人驾驶的U2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检查发现其中的各项设备都很先进，尤其是照相机，能把北京地区的细微之处都照得很清楚。后来又听传达说，毛泽东提出要搞备战。他改了明朝朱元璋的一句话，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知道这是不是三线建设的由头。

对于把研究机构向西部山沟里迁移，研究人员，尤其是科学家，多数是不赞成的。因为搞一次大搬家，对科研工作影响太大。但那时候党指挥一切，下了命令，就只能勉强服从。

熊：贯彻时需要你们去说服吗？

宋：没有。只听到传达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还要求抓紧行动。

熊：您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

宋：我没有参加，这些都是听说的。我从农村回来时，就感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点异常，类似以前要搞政治运动的局面，各单位大抓“政治挂帅”，学解放军、学大庆，改党委制，设政治部。

科学院机构改制

熊：请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机构改制工作，比如党组改党委。

宋：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大多数是原党组的人，除了换名称，工作没什么实质的变化。当时主要就是搞政治挂帅，经常政治学习，业务工作没搞多少。

熊：院党委和院党组的行政级别有变化没有？

宋：好像没有，都是部级。

熊：作为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您当时具体抓什么工作？当时的研究所是不是一方面搞“四清”，一方面进行业务工作？这些工作你们都领导吗？

宋：“四清”对绝大多数研究所的工作影响并不大。科学院本身并不是每个所都搞“四清”。我听说在京区只搞两个试点，一个是化学所，一个是力学所。我上次说过，就北京地区而言，下到农村去搞“四清”的，似乎没有高级研究人员，大多数都是助理研究员以下的。那时候生物学部有两个副主任，一位副主任叫姜纪五，从植物所调来的，全面负责，党的工作由他抓；另一位就是老过，主要管业务工作。我回来后不久，老过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从裴丽生管生物学部之后，北京地区生物的研究所搞个生物口或叫生物片。党组掌握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党的系统。由主管学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召集北京各所的党核心小组组长开会讨论，决定问题。业务方面的工作，还是通过我们学部的人员去做。

熊：分院的权力是不是也比较大？

宋：不同的分院情况不一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建院开始就设有办事处，后来又成立分院，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海各个所的威信比较高。他们也经常开党的会议，讨论决定上海各研究所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过，大的权力，比如经费的分配、仪器设备的购置、重要人员的安排，还是掌握在科学院院部。研究所一级的干部似乎一般都是由院里跟上海市委商量确定的。别的分院嘛，对所属的研究所，有的抓得多一些，有的抓得少一些，各不相同。

熊：上海分院是对科学院党组负责，还是对上海市委负责？

宋：双重领导。除院党组、院长、副院长管它外，上海市科委也管，至少它要受上海市委的指导。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或运动，市委管得更多。

“文革”后砸烂学部

熊：好，关于“四清”运动先说到这里吧，请继续谈以后的情况。

宋：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前夕，批判很多，学习很多，如传达彭、罗、陆、杨事件，批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等等，不少部都被批得一塌糊涂。“文革”正式发动后，开始往下派工作组，然后有“应地所事件”，化冶所当时也闹得很凶。陈伯达开始时是主张压制王锡鹏的……我们学部的专职副主任姜纪五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运动，由他负责召集生物片北京各所党委书记开会，向他们了解所里的情况，随时传达党组的指示。那时候会很多，有时一天要开两三次会，晚上也开。我当时帮助他工作，开会由我打电话通知，做会议记录。

熊：您当时在党内是什么职务？

宋：我只是生物学部党支部内的一般党员。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尤其紧张，经常连夜开会。

熊：应地所不归生物学部管啊。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是联合开的吗？

宋：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党的负责人会议从一开始就是分别开的。应地所确实不属于生物学口。不过运动是全国性的，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很密切、很迅速，某个所发生稍微重要的事件，各个所和院部都很快就知道了。应地所是头一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所，所以一下就轰动了全院。我印象里上面似乎有指示，说“应地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锡鹏要抓。

熊：你们要向各有关研究所传达上级的指示。

宋：对。“文革”时生物学片开会，一方面是传达上级指示，一方面是听各所汇报各自的运动情况和动向。当时院里派到研究所工作组的有些成员本身也有造反的。然后，又开始反工作组，造反派翻身，接着就砸烂学部、夺权。对生物学部而言，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开会时生物学部的两个副主任站在前面，我们三个办公室正、副主任站在后边。他们俩把学部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被打倒；我们三个呢，由正主任把学部办公室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靠边站。

学部被砸烂后，业务不干了，我们没有别的事，就整天学习。学习由学部的造反派领导来组织。在我看来，生物学部的造反派还比较温和，比较讲究政策，没有让我们游街、戴高帽、坐“飞机”等。

熊：靠边站的也挨批？

宋：是的，也批判我们，在学部内部批判，当时学部人少，就十多人。那时中关村大操场牵了很多绳子，各个所的造反派在那儿贴大字报。我们学部的办公地点在动物所，就在大操场旁边，没事干我就去看大字报，看揭发中央领导人和院党组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等人的大字报。有段时间，院里的人员分为两大派，一大派是“造反派”，另一派被称为“保皇派”，这两大派之间也贴大字报相互揭发批判。总之，大字报把整个大操场贴得满满的，看都看不完。

熊：你们自己也得写吧。

宋：我们也写，写得很少——当时指定要写，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指标，“大跃进”时写大字报是有指标的，好像是每人每天至少要写五到十张（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熊：当时生物学部的人是不是分为两种，被批判的和造反派？

宋：也有少量处于中间状态、不怎么讲话的。他们并不逍遥，每天都得上班。比较激烈的有一两个，很少。

熊：当时成立了一些联络站吧？

宋：联络站多了，批“十四条”的，批“七十二条”的，批学部的，很多。“保皇派”好像也设联络站，但联络站很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1967年春天全国夺权。上海先夺，然后发表社论，要求全国夺权。我们院当时成立了“院联夺”，7月30日时又成立革命委员会。过些时间，毛泽东讲话，说革委会要老中青结合，适当地“解放”干部。在我们学部，我是被最早“解放”的，这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的事。我先被批判了几次，但我从后来的一些批判中听出，他们要“解放”我，前提是我先检讨。我们正、副主任三人干的是同类事情，我体会，先“解放”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当时很讲究这个。我是个“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历史。家庭出身是手工工人，也没什么问题。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原来还可以，但在我高中毕业时，我父亲因癌症而去世，从此我家一落千丈，成了城市贫民，靠母亲在外揽些针线活来维持生计。所以我上大学时经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所用的钱都是亲戚朋友凑的，或者变卖家产而得。

“解放”之后，我被结合进生物学部的造反派领导组织中去。之后没几个月，大约1967年底或1968年初，我又被调到院业务组，组长是康子文，原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

熊：业务组人多吗？

宋：不多。那时候没有学部了，业务组把以前各学部负责的工作都管了起来，但因各所的科研工作都相继停止了，所以实际上并没做多少事。不过我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

熊：业务组内是不是有个叫佟凤勤的？

宋：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遗传所，到遗传所后或之前好像还被分配到某地的农场和工厂去劳动锻炼过，后来被调到业务组，是那儿的一般干部。我到业务组之后，并没被分配任何工作，没过多久（约1968年1月），又被调到黄淮海办公室。我去的时候，办公室的班子刚开始组建，办公室的头是原保卫局的一个（副）处长，叫张泽光。但他对科研业务不懂。我记得乔林当时召开过一次会，组织一些人讨论黄淮海应怎么搞。大概因为我原先在生物学部工作，对黄淮海工作有些了解，所以把我调了过去。

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

熊：您到黄淮海办公室之后是什么职务？

宋：没有职务，就是一般的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办公室也就三四个人，除张泽光和我外，大概还有沙志发、李松华。

熊：具体怎么做？

宋：由各个所自己报项目，可所里响应的人很少。最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是要组织一万人去搞黄淮海，但很难贯彻，好多所反对，包括植物所、动物所、微生物所等都反对，认为专业不对口，使不上劲，结果去的人很少。

熊：“最高指示”也不好好响应？

宋：按我的看法，毛泽东讲的话如果是就全国范围而说的，那么要研究如何全面改造、治理黄淮海那么大的地区，用上万人也不算多。而如果只是针对科学院而言，要抽出那么多的人去搞，是绝对不现实的。科学院只搞其中的一个点，也就没那么多人。事实上，当时科学院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到一起，也不到一万人。黄淮海的治理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不少时间。“文革”之前，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设了一个点，稍后，国家科委也在山东禹城设了一个点，搞的花样跟科学院的差不多，也调了科学院的人参加。“文革”开始时，科学院在封丘的点已经撤了，农具、房子什么的都交给县里。国家科委设在山东禹城的点也基本上撤了，但还有当地留守的人在那里，设备也还有一点点。1968年时，科学院又重新在原来科委搞的山东禹城设点，我调到黄淮海办公室不久，张泽光就派我去山东禹城蹲点。

熊：你们这个点有多少人？

宋：总共不到十个人。所里不派人，院里也没办法。其中，大约地质所三人；遗传所两人；土壤所开始去了两人，不久就撤回去了。东北林业土壤所，当时已经不属科学院管了，倒是有两个人自动前来蹲点。他们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北林业土壤所在“文革”时大概搞得很左，把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有的人有抵触情绪，不肯去。这是我估计的。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倒是带了组织介绍信。

熊：讲到专业不对口，难道他们留下来搞政治运动就是专业对口？如果响应指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岂不是可以避免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

宋：我推测，能被派下去的人，都是不会被冲击的，而受批判的对象是不会被派下去的。跟自己的专业不对口，下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因此许多人不愿意去。植物所造反派管业务的头头就公开反对，说：“搞黄淮海跟我们植物所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去干什么？”所以植物所就没有派人。

熊：除了科学院，别的机构派的人多吗？比如，农业科学院派了多少人？

宋：他们“文革”后做，“文革”前也做，但“文革”中有段时间他们好像没做，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熊：要求一万人，实际去的不到十人，“最高指示”怎么也这么不管用？

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检查。整个抓业务的系统都瘫痪了，研究工作也停顿了，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农民因为要吃饭还上工，工厂嘛，有不少根本不开工。

熊：黄淮海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宋：治理风沙、盐碱。

熊：您到基点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宋：我去了两三次，一次去两三个月，回来待两三天之后又去。我不做具体的科研，去那儿主要是了解他们搞研究工作的情况。比如地质所去的人是搞水文地质的，他们在基点住处附近搞井灌井排，有时我给他们打打下手。遗传所的人在那搞育种，到点上去的胡含当时就住在农民家里，我曾去那儿看他。他当时也就做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如称作物种子的干粒重等。

熊：这段时间取得了什么具体成果吗？

宋：似乎没有。我看研究人员基本是应付态度，大家的心思都没在研究上。粉碎“四人帮”后，黄淮海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当地的农作物产量有显著的提高。“文革”前的1964年到1965年间也还是出了成果的，井灌井排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措施对于治理盐碱地有效果。

“五七办公室”

熊：您在黄淮海办公室工作了多长时间？

宋：时间不长。黄淮海工作搞得不景气，办公室后来被撤销了。

接下去我就被调到新成立的“五七办公室”。刚到“五七办公室”时，听说院里已组织了一批人到宁夏陶乐县去办干校，但这批人到那儿之后，发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适合搞干校，没几天又撤回来。后来不知道由谁去考察后决定去湖北潜江的一个原劳改农场办干校。

熊：“五七办公室”有多少人？

宋：领导是两个军代表。成立后不久直接管我们的是一位姓邢的军代表，他在部队时大概是个连级干部。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军代表，叫吴海祥。吴是军宣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可能分工管“五七办公室”（“文革”后他还留在院行政管理局当过副局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开科学院）。后来姓邢的军代表调走了，又改派了一位更年轻的姓邓的军代表来接替。军代表不做具体工作，只是看看，不过我起草的公文或有关文件都得经过军代表签字后才能发出去。另外如有什么事情要人去干，也是由军代表指派具体的人选。

在“五七办公室”做具体工作的开始时有六个人：北京天文台的艾国祥、动物所的杜继武（他们俩在“五七办”待了没多久就先后离开了），还有行政管理局的贾连行、郑仲维、门振华和我。

熊：您在“五七办公室”做什么工作？

宋：刚去时我记不得是谁告诉我说，你就待在办公室，有关文字的工作由你办。这样，所有来往公文、文件的处理，接电话，接待来人的事都由我来做。不过事情实际上并不多，只是不能离开办公室太长时间。其他人都经常跑进跑出，很少有人在办公室待很长时间的。他们各自分工干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大都是在做外勤工作。比如某个五七学校需要拖拉机、其他农机具或者要在北京买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去办的。这些事有时候人手不够，我也去帮忙。记得有一次要在五道口火车站托运拖拉机等东西去干校，他们也叫我去帮忙。

熊：干校的选址您参加了吗？

宋：没有。是院革委会或军宣队另外派人选定的。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地址是科委自己选定的。我在“五七办公室”干了约两年，其中还有半年左右时间被派到院直机关办的学习班去学习。

在“五七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1970年7月，国家决定“三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合并。那时“五七办公室”是在中关村的福利楼办公，“三科”合并后，就跟院革委会的其他机构一起，搬到三里河的院部去上班。在中关村时，听说工、军宣队的头头和刘西尧都住在中关村小区14楼，并在那儿办公。

熊：“五七办公室”对谁负责，吴海祥向谁汇报工作？

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也没人谈过。吴海祥很可能是向当时军宣队的主要领导石煌、崔星或刘西尧汇报。工、军宣队是同时进驻科学院的，但工宣队在科学院待的时间较短，军代表一直待到“文革”结束前后才陆续离开。

熊：您刚才说曾被调到院直学习班去学习，学习什么？

宋：学习中央的文件，没有文件时就念报纸。那时候原来院机关的工作人员全体都集中在西颐宾馆（原来院部在城里文津街办公，“文革”前不久搬到这里）学习。张劲夫等也被关在西颐宾馆监督劳动。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的人被编成一个班在一起学习。老过从牛棚被放出来后，也跟我们在一起学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学校。张劲夫等不少院、局级干部也被关在这里监督劳动、学习。好像每天还搞“早请示、晚汇报”。

熊：五七干校的校长由你们任命吗？

宋：不。我推测都是由刘西尧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的。

熊：当时院革委会与工、军宣队是什么关系？

宋：名义上是什么关系不知道，看样子院革委会是受工、军宣队领导的。

熊：1967年7月成立院革委会，一度由它负责全院工作；然后，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它们又管革委会？

宋：对。凡是有派工、军宣队进驻的研究所也都如此。

熊：工宣队和军宣队又是什么关系？

宋：他们似乎没分谁高谁低。科学院总的工作归刘西尧抓，他是总理派的联络员，是第一把手。

熊：他不归工、军宣队管？

宋：他管工、军宣队。大概通过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之类的组织来管。不过我对当时是什么领导体制并不清楚。

熊：“五七办公室”除了管干校，还管别的吗？比如说，那时候各所都要搬出科学院的“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这方面的事情你们管不管？

宋：我们只联系干校。搬到三里河后，办公室人员精简，领导“五七办公室”的人是院革委会委员周信，下面只剩三个人，一人联系一个干校。一个是我，分工联系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学校；另一个是孙国杰（原国家科委的），负责联系在河南罗山的五七学校；还一个是王喜（他是从国家计量局调来的，计量局当时由国家科委代管），分工联系在河南确山的五七学校。

熊：既然是“三科”合并，那么，中国科协的五七干校归谁管呢？

宋：中国科协原来由国家科委管。他们下放的人肯定不在湖北潜江，是不是科委的干部主要下放在罗山干校，科协的干部主要下放确山干校，还是这两个五七学校都有科委、科协的人，我就不清楚了。

熊：您联系湖北潜江的干校，具体做什么工作？

宋：没做太多的事。就是各所下放人员时，由各所报名单，我们组织买火车票，送他们上火车；处理五七学校的来往公文；有些人下放时，要带家属去，得由“五七办公室”来批，我们就给五七学校写介绍信。

熊：干校的运动你们管不管？

宋：干校的运动由干校的领导班子管，我们不管。

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熊：离开“五七办公室”后您去了哪里？

宋：大约在1971年夏天，我被调到业务一组。当时业务一组有一位负责人叫黄正夏（原国家科委的，全国科技会议时被安排到科学院计划局当局长），我在他底下工作，他还带我到某研究所去参观访问过一次。我在那里只待了三四天，不知是谁（可能就是黄正夏）通知我，让我去参加全国科技会议的筹备工作。业务一组有不少人参与筹备工作。

熊：业务一组管全国的科研，由它来筹备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是名正言顺的。业务一组当时大概有多少人？

宋：我不清楚。业务一组下面还分几个组，我被分配在放射性同位素组，该组由黄正夏兼管，包括我在内，组里一共只有三个人。他们通知我去参加筹备工作，刚开始时事情并不太多。

熊：什么时候开始筹备？

宋：好像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中后期。开始时“九一三事件”似乎还没发生。我记得在一个晚上开筹备会，武衡召集的，有白介夫、甘子玉、老应（应幼梅）和我六七人参加。筹备组内白介夫是我的顶头上司。武衡在会上宣布说，上面已批准开这个会，要抓紧筹备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武衡念支部委员的名单，支部书记好像就是武衡，支部委员中有我。

然后就派一些人分别到一部分省、市去调查。为了互相通报情况，成立了简报组。简报组由白介夫领导，组内有三个人，老应、孙鸿烈（他原来是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刚从五七干校上来）和我，由我负责。他们调查的结果由我们编入简报。筹备期间出了几期简报记不得了。当时我们对会议的目的、开法等都不清楚，因此有一期简报专门提出一些我们模糊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为“到底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些简报是打印的，发行的范围不大，因筹备会议的人并不多。不知科学院是否保存了这些简报，国家科委（后来改名为科技部）肯定有，全部会议资料都在那里。

除简报组外，还有个典型材料组，负责去全国各地收集情况，了解先进典型，由科委的一位同志负责。还有纪要组，由甘子玉负责，“文革”后他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去了。整个筹备工作由刘西尧总抓。

当时去外地调查的人回来汇报，相当多的城市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对科研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课题停了、人员下放、仪器设备弄没了，等等）。这些情况在简报中大概都有所反映。在我们出了那期提问题的简报之后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刘西尧的批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到底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个问题旁写了“形左实右”。我对此很不理解——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我估计，刘西尧很可能把那期简报所提的问题或简报本身向更高层的领导汇报过，在得到指示之后，他再写了那些批示。

一直筹备到1972年夏天（8月），会议正式开始，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举行。大约有几百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除科技局的行政负责人参加外，都还有几位别的代表。开会就按省、市、自治区分组，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些人当联络员，负责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反映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各组写的简报也由联络员转交给我们简报组。

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是三个人——刘西尧、迟群、武衡。筹备组的原班人马改为从事会议的组织工作，仍分为简报组、纪要组、典型材料组等几个组，此外还有一个会议办公室（或秘书组），负责管代表们的衣食住行等。我仍分工负责简报组，老应当副组长，组员有孙鸿烈，还新增加了徐锦舫（原国家科委的）、刘晓桂（原综考会的）等。纪要组的负责人是原国家科委的甘子玉，江天水参加这个组。典型材料组还是由筹备期间的那位同志负责。

简报组在筹备期间是由白介夫领导的，在正式开会前，突然通知说白介夫要调到北京市科委，并且要率领一个科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简报组改由武衡直接领导，出的简报由他批了就可以付印。接着又通知我，简报组由吴良珂（原国家科委的）领导，要出的简报经吴看后再送武衡最后审批。

当时吴良珂对我说：“送简报不用每天都直接去找我，你把简报弄好了，从我住房的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他大概起得早，这样第二天一早他就能及时看到。他看完后给武衡，武衡一批，我们就印（由刘晓桂专门负责跑印刷厂），然后拿回来在会议上散发。

会议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展大批判（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科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第二阶段进行专题讨论（讨论“文革”前的科技路线等问题）。开会时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都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的。于是，由我们的联络员送来的第一份简报就是批极左的，然后，其他各组陆续送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上海这一组（上海受“四人帮”控制）例外，没有批极左，大家当时都觉得上海别出一格，对他们不满。

简报应如实反映会议的情况，于是，我们出的几乎每一份简报，都在批林彪极左。在筹备会议时，刘西尧就曾定下林彪路线是形左实右的调子。他对简报不满意，在开领导的会议（我也被吸收进去）时，不点名地批评了简报组。被他批了几次后，我们为了应付他，只好出了两三期批形左实右的简报。刘西尧此后就没再批评我们。

我们最初计划只出一种简报，可后来搞出了三种简报——“黑简”、“红简”、“钢简”。

熊：何谓“黑简”？

宋：就是我们最初出的那种，黑字铅印（报头也是黑的），发给会议代表。它们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在各组送来的材料基础上编成。我记得由联络员自己写的材料很少，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局局长带的笔杆子写得较多。这种简报几乎每天都有，有时隔一两天出一期，有时一天出两三期。

熊：“红简”呢？

宋：就是我们按刘西尧定的调子写的简报，总共只出了两三期。因为这几期简报的报头是套红的，所以老应给它起名叫“红简”。我记得一份是请孙鸿烈起草的，另一份是我起草的。是否还有一份，是谁写的？我都记不清楚了。

熊：代表们确实那样讨论了吗？

宋：那几期简报是为了应付刘西尧而由我们编造的，会议代表并没有表达那样的意见。另外，老应还用钢笔写了一种简报，记载他从会上听到的对“文革”不满的尖锐言论——照当时的标准，如果传出去，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他用钢笔写了几份（也可能只写一份给领导传阅），只送给武衡、刘西尧等几个人看。

熊：您看过这些简报吗？

宋：我看过，老应写完就给我看，我看了后就交还给他，似乎还告诉他千万要保密。因为是用钢笔写的，份数极少（据说刘西尧看了这样的简报极不满意，因此老应只写了很少几期就停了），也没有拿去铅印，所以称它为“钢简”。简报的情况大概就这样，出了三种。当时按省、市、自治区分组，有的组，如河南组很紧张，他们科技局的局长想不出简报——别的组纷纷批极左，他不敢批——但下面的人说，不表态也不行，后来他勉强让底下的人按其他省的调子编了一份。会议总的调子是批极左，但上海例外，也有少数省市犹豫不决，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会议原计划开一个月的样子就结束，“批林”阶段大概只计划了一周左右，但实际上大批判就搞了很长时间——一天出一期简报，就算一个省（市）只出一期，也得出上一个多月。

接着讨论什么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个阶段是介绍一些地方的典型经验，介绍都在大会上进行，我记不清是否有分组讨论，我当时没怎么去会场，主要是看材料。在会议期间，刘西尧还传达了周总理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指示（北大周培源写信给他，他写了批复），还传达了一两次周总理接见国外科学家时的讲话等。

开了两三个月后，会议仍然得不出结论。我估计这期间刘西尧已经知道这次会议不符合“四人帮”的意图（因为迟群是会议的领导人之一，他会把会议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四人帮”汇报），上面认为它有问题，而且他可能把这种情况向甘子玉做了传达，这样纪要就迟迟拿不出来。因为会议代表大多是批林彪路线极左，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是“红线”为主等等，如果按会议的真实情况写成“纪要”送上去，肯定会挨批；而如果按“四人帮”的意图写“纪要”，在会议代表那也肯定通不过。这样会议就开不下去了，然后就提出休会，等候上级领导来讲话。

会议停下来之后，就把一部分人遣散回来，我们简报组是头一批回来的。

熊：您没听到中央领导的讲话？

宋：我没有听到。召开科技会议之前，老过已从五七学校回到北京，也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在会议期间，他跟我透露，武衡的意思是以后让我去二局，他也去二局。我说我没有意见。我从科技会议回来后，先是在二局工作。不久二局又被分为一局和二局，一局负责生物学，二局负责地学，我在一局。当时院里已开始批科技会议的错误，接着要组织一些人到五七学校去轮换。一局的负责人宋政被派到确山五七学校当校长，估计他可能知道我会挨批判，为了保护我，他对我说：“老宋，你跟我去干校吧。”于是，我在一局没待多长时间，就去了确山五七学校，在那待了约一年，只在1973年过年时回来过一次。

熊：您在干校中是什么职位？

宋：我只是普通一兵，分在菜班种蔬菜。不久，干校出了大字报，从那可以看出，当时已对科技会议批极左展开了大批判运动。

熊：您当时紧张吗？

宋：我不紧张，我在世外桃源嘛。我回来才知道，休会后，代表们在北京等了两三个月，然后纪登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去讲了话，大批了会议一通，说林彪的路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若我还留在北京，肯定会挨批。有一次，刘西尧在院小礼堂召开会议，大概有上百人参加，他批了我们简报组。还有人写信揭发我们简报组，说它对会议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很坏的作用。

筹备期间和会议期间领导人开会时，我大都被吸收参加，对会议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在下干校之前，我把全部记录给了老应。后来老应把刘西尧的有关讲话全部摘录出来，写篇大字报公布——他贴大字报批判刘西尧！为此，老应曾给我写信，说未经过我的同意，把我所做的记录写入了大字报。

刘西尧批我们简报组，矛头也指向武衡，武衡对此很不满意。“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他还曾通过老应找我，希望我们就全国科技会议的情况合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那时我在一局当负责人（一局主要负责人老过当时有病在家休息），事情比较多，没有答应。后来，武衡自己在《院史资料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回忆文章，其中就有批刘西尧的内容。

业务一组、二局、一局

熊：为什么1971年夏天把您从“五七办公室”调到业务一组？

宋：那个时候开始逐步恢复业务了，而我以前一直是搞科技组织管理和服务的，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调去。当时两个业务组，业务一组、业务二组，前者管全国的科研，后者管科学院的科研。

熊：业务一组有多少人？为什么对同位素工作那么重视，专为此而建立一个小组？

宋：我在业务一组待的时间很短，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建那样一个小组。开科技会议时，院里的领导开始酝酿成立院里的机构，老过被任命为二局的负责人。全国科技会议休会后，因为老过事先给我打过招呼，我就到了那里。

熊：过老被任命为二局局长？您过去后居于什么职位？

宋：当时没有设局长、副局长，老过是二局负责人之一，还有董效舒也是二局的负责人，他和老过好像没有明确谁正谁副。二局被指定负责生物和地学方面的工作。董效舒原来是地理所的造反派、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大概由他全面负责，并分工管地学方面的工作，老过分管生物方面的工作。我当时没有什么头衔，只是普通的办事人员，在老过的领导下工作。

熊：二局还有哪些人？

宋：二局的人不多，可以算出来的。一般工作人员，生物学方面，除我之外，还有李佩珊（她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阎王店”被砸烂后在那儿参加运动，成立二局时才到科学院来）、翁延年和佟凤勤。就我们四个。联系地学的大概只有三人，其中杨森联系地质、地理类研究所，胡寿永联系古生物类所，韩修文联系海洋类所。除我们这两组人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一两个人，其中一个原来是天文台的造反派，管收发等日常的后勤杂事。

熊：你们四个管生物的是怎么分工的？

宋：李佩珊、翁延年联系动物、生理生化方面的工作；我仍联系植物方面的工作；佟凤勤联系遗传、土壤方面的工作。情况大致如此。

熊：局内分没分处？

宋：曾经酝酿过，可没有分成。董效舒一度想分处，曾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说：“这种事情由领导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

不久之后，大概因为业务工作不断增多，二局又被分为两个局——一局负责生物，二局负责地学，由老过和董效舒分别执掌。记不清是刚开始分两个局还是过了些时间，一局又添了宋政为负责人。我和李佩珊等四人去了一局。

熊：成立一局后，管生物的工作人员有无变化？

宋：开始时还是我们四个。因为大部分研究所被划给地方或国防部门，那个时候科学院直接管辖的研究所非常少，在我的印象里，生物口似乎只剩了上海生化所直属科学院领导。拿北京地区来说，科学院原有的七八个生物方面的研究所，都被划归北京市、科学院双层领导，以地方为主。北京天文台、古脊椎动物所当时也归科学院。为什么科学院还留这几个所呢？大概是因为总理批示要重视基本理论后，科学院组织一些人讨论，认为生命起源、基本粒子等三大基本理论应该着重抓一抓。

因为科学院只剩了几个研究所，我们当时工作是比较轻松的。除生化所外，其他所也有人到局里来找我们，讲他们希望回归科学院的心愿，并要求对它们科研工作的方向等提供意见。我当时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所也没有分工归我联系，如果知道，就提一点参考意见。

“三志”会议、植被会议、环保会议

宋：1973年到1975年春，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两个会议。

第一个为1973年春天（2月19日—3月7日）的“三志”（中国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编撰会议。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羊城宾馆举行。会议的目的是恢复、推动“三志”的编写工作。记得成立了一个由老过和一些单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老过当时身体不好，不但让我编会议简报，还让我拟会议纪要。简报我记得出得不多，只三四期，我一个人难以干下，就一个志找一个人帮忙。我记得从植物所、动物所请人帮忙还比较顺利，从微生物所请郑儒永时，她不愿意干，我跟她商量了几次才勉强接受。

第二个为植被会议（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方面的会议），（1973年10月29日—11月10日）在昆明的翠湖宾馆开的，也带有全国性，因为科学院当时没有几个直属的研究所了。我记不清为什么开这个会了，大概还是为了恢复这方面的业务，同时也明确一下相关工作的方向、任务。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写纪要。院档案处应该存有这两个会议的材料。

熊：是不是与环境问题有关？

宋：我们当时还未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但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周总理发现环境保护问题很重要，大概也是在1973年的时候，召集各个部门负责人，开了一个部署治理“三废”（废水、废渣、废气）的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科学院当时由老过抓这项工作。他集中精力开了这个会议，组织属于科学院的和原来属于科学院的有关的研究所（植物所、地质所等）开会。会后各个所就分别进行工作，好像还选择了北京附近的一条河流组织几个所联合进行调查——主要调查水污染的情况，还有造成河水污染的周围的工厂等。这次会议是我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开端。

整顿科学院

宋：1975年5月左右，突然有人通知我，让我去帮新领导工作。当时催得很急，两天之后我就把原工作移交了。当时和我一道被调去的人还有韦方安（张劲夫以前的秘书，“文革”后曾当院办公厅副主任）和人事局一位姓杨的同志（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过了没多久，李昌和王光伟就到科学院上班了。来后一两天，李昌召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开会，告诉我们，中央派了他们和胡耀邦来科学院工作，看看科学院怎么搞。他还讲了一些意见，可我都记不得了。

几天后，李昌交给我一个任务——写科学院院部的概况。我搞了一段时间，写个材料交给了他。然后又过了几天，郁文陪胡耀邦来看望我们几个。郁文把我们分别介绍给胡，他很简单地问了我们个人的一些情况就走了。来科学院之前，胡耀邦已找张劲夫、胡乔木等领导人了解过科学院的一些情况。

胡耀邦头一次召集会议，就提出要搞一个科学院向中央或国务院汇报的提纲——后来被批判为三棵“大毒草”之一。有一天早上，郁文突然叫我，说要开会，让我做记录。他把我带到胡耀邦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开会，出席会议的有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王建中、胡克实、郁文六人。胡耀邦说，华（国锋）副总理交代了一个任务，要在一个月内，交一个科学院的工作汇报，要拿出有主见性的东西。这个会的详细内容我就不说了，我已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给《院史资料与研究》，印出来后，可从中查到。胡耀邦谈了几大问题，因为汇报要得很急，决定每个与会者各负责一部分。后来不知怎么又突然改变了，郁文告诉我，此事改由吴明瑜、罗伟他们来起草。我就把那次会议的记录向他们做了传达。他们还拉我写一个问题，但我从未写过大文件，勉强写出来也不能用。以后老吴、老罗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征求意见，怎么修改我就再也没有参加了。只是有一次我偶然听说胡乔木对汇报提纲提出意见，说毛主席语录用得太少、语言太旧等，再后来就改由胡乔木来抓这个事，由他组织人修改定稿。

我记得，我有两次被叫到胡耀邦家里去。第一次是汇报提纲基本完成后，大概胡耀邦对它比较满意，就把郁文、吴明瑜、罗伟和我四个人叫到他家里，还买了西瓜招待我们。在闲谈中，胡耀邦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们——鲁迅曾经在某个问题上讲过一句什么话。吴明瑜很快答出，那句话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胡耀邦很欣赏吴明瑜，有一次还在开会时表扬他。胡耀邦并不是明的跟“四人帮”对着干，但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与“四人帮”不同的倾向性，比如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他更多的是肯定成绩，从未说是“黑线”。

另一次，又是郁文叫我去的，比较急。去了以后，胡耀邦提出，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几个领导干部要大体分一下工。他说：“我这个人喜欢超脱，不太管具体事，只能从大的方面看一看。”他交代说，科学院的事是否分几条线，由几个人分头管一管。科学院和各研究所的经常事务由李昌管，业务一组（面向全国）由王光伟管，办公厅（后勤这一摊子）由刘华清管。这个安排在当时是相当机密的，胡耀邦让我把这些话记下来，交给郁文，再让郁文交给李昌。据我观察，胡耀邦似乎是想让郁文当秘书长的角色。

不久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批林批孔”发展到“批周公”、“批邓”。以前毛主席曾讲了一段批水浒的话（胡耀邦知道后就念给我们听，说毛主席有个指示，传达一下），然后“四人帮”抬头，对那些话加以发挥，形势又变得比较紧张。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我不在北京。此时我已回一局工作。当时拟恢复黄淮海工作，因我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宋政让我跟他一起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时跟县里、省里打一下招呼。我记得是河南省科委主任接待的我们。我们先到封丘，然后绕道郑州回北京，共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我们在途中听到广播，宋政判断说，形势不对。

熊：宋政当时在什么部门工作？

宋：宋政当时是一局负责人，“文革”前他是新技术局的副局长之一。

熊：当时过老是不是被免职了？

宋：没有。调宋政过来，让他做一局的主要负责人，只是以加强领导的名义。他不太熟悉生物学口的业务工作，那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由老过抓。在一局改为生物学部时宋政还在那里，后来他跟学部主任冯德培不太合得来，就离开了，改去当院机关党委书记。

熊：宋政此次叫你去河南，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您？

宋：可能不是。因为在我们出差前国内形势还比较平稳，主要是在学习儒法之争、批“孔老二”等，我们是在出差河南途中听到广播，才了解到要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参与汇报提纲起草工作的人当时可能受到一些压力。我从河南回来后，罗伟告诉我，老吴和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因为我出差了，所以没有给我看。当时我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说反正咱们大家都知道，我看不看无所谓。老罗听了好像有点迷惑。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一点我们几个人彼此都清楚，所以我看不看无所谓。

“百家争鸣”座谈会

宋：在编写讨论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就是华国锋通知科学院，他准备召开一个“百家争鸣”座谈会，想邀请一些有见解的科学家参加，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借以了解科技界的有关情况。这个座谈会第一次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召开的，郁文通知我去做记录。参加头一次会议的科学家，我记得的有张文裕（高能物理学家）、柳大纲（化学家）、秦元勋（数学家）等少数人，还有谁参加已记不得了。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开始时他讲了开场白，但他讲话的口音很重，好些话我都听不懂，当时又没有录音，整理简报时我只好对他的话做简略处理，幸好他讲的要点我还是听清楚了。这期简报整理出来后，听郁文说，胡耀邦看后感到总的情况不错，不过他认为秦元勋的发言不好，因为他在发言时讲了不少他的私人纠纷。

熊：会议作出什么决定没有？

宋：这是“百家争鸣”的会议，并未作什么决定。开第一次会时华国锋曾说这样的会还要多开几次。但不久就听郁文说，华国锋负责的工作太多，通知座谈会由科学院主持继续召开，院里决定由钱老（钱三强）来抓这个事。后来钱老就主持陆续再开了五六次座谈会。每次会议都由我记录，简报也全都是我整理的。我整理完后交给钱老看，他同意了，不知是否还让胡耀邦他们看，然后就印发出来。散发的范围我不清楚，可能发到研究所一级。我记得有一次，钱老邀请了邹承鲁等人来座谈。邹承鲁讲话历来是比较尖锐的。他根据本人的遭遇，对所里的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我整理简报，把那些话收了进去。后来，生物物理所的业务处处长韩兆桂（复员军人、造反派）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吵，说邹讲的并不是事实，你未经调查就刊登不对。我说我写简报只是反映会议发言的情况，人家讲什么我就收什么，领导并未让我去核实情况，或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就这样把他顶回去了。

我是在参加完“百家争鸣”座谈会之间回一局工作的。会议共出了七期简报，我这儿存有一套，现在被罗伟借去了，若有兴趣，你可以再找他去借。

本文初发于《院史资料与研究》2009年第6期，第13—48页。

1. 我的谈话都只是凭记忆说的，因时隔多年，这些记忆可能跟当年的事实有所出入，甚至还有错误。谈话中还有一些是我的估计或者推测，主观的成分更大。因此，访谈录中我的谈话仅供参考。——宋振能注​​​​​​​​

2. 是不是这句话我不敢肯定。如果想了解，可问吴明瑜或罗伟。——宋振能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