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近年来，随着便宜、方便的录音录像工具的普及，史学观念的转变，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一个重要表现是，口述历史实践越来越广泛，“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我的抗战”、“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等大型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即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关于口述历史的理论探讨，虽然“异常薄弱、严重滞后”，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为访谈过不少科学界的精英、在口述历史领域耕耘了十几年的从业者，笔者对如何加大访谈的深度、如何提高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思考，愿意不揣浅陋分享出来，供同行批评和指正。
一 不可或缺的访谈
访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活动，从新闻采访、社会调查、人类学研究，到心理治疗、化解仇怨、企业文化建设，许许多多的工作，都需要用到访谈。除提供资料外，访谈还有诸如和谐社区关系、加强代际沟通、克服独生子女的个人中心主义等多种功能。医生谢文维还发现，访谈或者说“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可能是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最好方法。所以，口述历史，尤其是作为其关键的沟通技巧、访谈方法，对我们非常有价值。对近现代历史研究而言，它主要有如下四类功能。
（一）一类重要的资料来源
不论研究什么历史题材，我们都应当详细地掌握史料，尽可能贴切地去把握历史的走向，而不应该根据某一教条或有限的几个历史证据，将历史描绘成简单的直线或折线。
近现代史研究，有三类资料来源：文献（尤其是档案）、口述（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讲述自己的见闻）和实物（含实地调查）。文献和口述尤其重要，如果说前者是死的资料，那么后者是活的资料。如果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还活在世上，还可以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提供记忆证据，而我们没有去访谈他们，那么，这对资料的获取而言，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缺失——缺了活的资料这样一个门类。在核心档案锁在深宫之中、很难接近的国度，口述史料甚至可能成为当下某些研究的唯一资料来源。
（二）入手研究的一条捷径
与古代史研究不一样的是，可供近现代史研究使用的文献资料往往浩如烟海。如何从真中有假、众说纷纭、错综复杂、断点众多的资料中快速分清主次、去粗取精，拎出一条比较正确的事件发展脉络？寻访关键的当事人，听他们讲一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现代史上，还有很多几乎无人研究过的人物或领域。也就是说，我们难以根据前人文章的参考文献向前追溯，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在这种不知道文献散布于何处的情况下，寻访当事人和见证人，从他们的记忆和收藏中获取史料和脉络，是上手研究的最佳办法。
（三）甄别史料，去伪存真的必由之路
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我们经常能在文献，譬如报纸、杂志、书本中查到相关的介绍，有时候这种介绍还相当详细。但这种介绍未必可信。比如说，翻阅1959—1961年的报纸，我们能看到大量丰产经验和“人民公社好”的介绍，而那几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时候。即便它们确实没有说假话，它们的选材方式也可能很成问题——在彰显某些枝叶的同时，遮蔽掉了其他枝干乃至主干，以至于对人们判断事件的总体构成误导。事实上，如果报纸、杂志、回忆录等百分之百真实可靠，那就不大需要历史学家这种职业了。
如何去伪存真呢？只能靠其他资料，尤其是其他类型资料的甄别和印证。最重要的其他资料，对古代史而言，是考古发现；对近代中国史而言，是同期西方的相关报道、分析、文件、著作等；对现代史而言，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口述。高明的骗子确实可以在某一时候欺骗很多的人，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通常还是会有知情人在。访问那些知情人，钩沉出他们头脑中的活史料，就可能接近真相。研究现代史就像法官断案一样，我们不能只看原告的书面材料，还得找到当事人，让被告、原告和证人、律师等当庭论辩。当然，原告、被告的话，当事人、见证人留下的口述历史，也未必是完全可靠的。往往需要经过多轮答辩，澄清一个个疑点之后，才能越来越逼近真相。在核心档案大多难以读到的情况下，口述历史在印证、甄别文献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巨大。
（四）汲取智慧，洗涤灵魂
好的观念常由交谈、思想交锋所触发。在访谈那些才智高超、去日无多、其言也善的老人时，常让人感觉是在享受思想的盛宴；听他们含泪倾诉、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访谈者自己的灵魂也会受到洗礼。读一本好书，是超越时空与一些优秀人士交谈。而口述史研究，尤其是口述传记研究所做的，则是先与那些优秀人物交谈，然后再去制作一本好书。
对受访人，尤其那些年老的受访人而言，接受这样的访谈其实也是有好处的。老人喜欢回顾往事，尤其是那些相对辉煌的往事，可是，与他同龄的那些朋友可能大多已经死亡或者难得一见，而子女孙辈可能觉得他“唠叨”。结果是没人可以跟他深入交谈，没人愿意听他倾诉既往，这让他倍感寂寞，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他人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去和他交谈，倾听他的故事，他会非常欢迎，会觉得衰朽的生命变得重新有价值起来。
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通常是普通国民，他们与有较强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并常被报道的科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不一样，往往既没被他人报道过，自己也缺乏写作能力。给他们做访谈，用录音或文字的方式把他们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还可以令他们少一点遗憾——这辈子没白活。要知道，大量的普通人，仅仅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辈去世，其故事和事迹，追求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就已随其名字一道湮没了。
二 可疑的口述史料
虽然访谈很重要，但将其作为史料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时，却需要慎重。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存疑。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口述史的可信度。所谓可信度（credibility），也即人或事物可以信赖的程度。对口述历史而言，其可信度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在描述历史时真实、细致和准确的程度，也即它本身的精准度；第二，它被受众信任、接受的程度。前者具备客观性，而后者则是受众对口述内容的主观感受。笔者更多的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谈论可信度这个词。一般说来，口述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吻合程度越高，越精准，越可以被我们所信赖，其可信度越高。但那些声名狼藉、诚信度不高的口述者，即使某次讲的百分之百是真话，也可能被受众所警惕和怀疑。
（一）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存疑
口述的内容经常不太稳定。上次是一个说法，这次可能是另一个说法；这人是一个说法，那人可能是另一个说法。不同说法之间，也许能够相互补充，但相互冲突的情况也不罕见。近年来的一些报道突出的彰显了后一类情况。譬如，在傅光明的系列访谈《谁为老舍收尸》中，有三位受访人均宣称是自己在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起老舍的尸体。再如，关于1977年谁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就有多位当事人出来争功，向媒体发布了一些相互冲突、并明显与当时记录不符的说法。
于是，受众很容易产生一个感觉——口述历史不太可靠。事实上，正是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口述历史的学科地位才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要知道，在古代，口述历史是有重要地位的。作为古代东方、西方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均包含有很多口述的成分。而作为西方文学和历史之源头的《荷马史诗》，更是在相关故事口口相传了几百年后才成书。只是在进入近代之后，历史学家才变得越来越重视当时当地白纸黑字的记录，而忽视日后难免会基于个人利害而进行的口头重构。直到20世纪40年代磁带录音机发明并得到较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声音难以保存、空口无凭的问题后，口述历史才得以复兴。遗憾的是，即使面对录音机，人们还是可能有意无意地讲出一些相互冲突的说法。
（二）别的史料也可疑
但是，可信度成问题的，又何止口述史料呢？市场上见到的“古物”、“历史遗物”大多是后来伪造的。而文献，伪造的、记错的、误导性的，更是数不胜数。拿古代典籍来说，《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是晋人之伪作。《黄帝内经》声称记载的是黄帝的话，而实成于汉代。唐朝李党人士托名牛僧儒写淫秽自传《周秦行纪》，清朝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时大肆删改原书，更是广为人知。
（三）怎么办？
面对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是甄别史料，采信部分史料？史学家选的是第二条路子。他们发现，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可靠性。拿文献来说，在可信度方面，就有“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之说。这种说法基本可靠，只是简单化了一点。应当说，档案（当时或事发不久形成的记录，主要由内部人士用于备忘和工作参考）、日记（当时形成的材料，供作者整理思绪和工作参考用，通常独此一份）、内部出版物（面向高层，以掌握实情为目的，印数很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面向大众，经历过审查，不少以宣传为目的，印数较多），各有其长、短。譬如，手写，尤其是速记的档案未必好认，而公开出版物的编辑错误会少一些。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善用各类史料之长，而审慎识别其所短。
既然我们并不因为文献、实物并不绝对可靠就弃用它们，既然所有的资料都需要经过甄别，我们为何要独对口述资料因噎废食呢？重要的是，甄别口述史料，在制造口述史料时就努力提升其可信度。
三 我们接触到的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
在讨论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方法之前，我们需要先行分析我们接触到的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在笔者看来，它分为以下九个阶段。
0 客观的历史：为当事者（亲见者、亲闻者）所经历，一去不复返。是的，我们可以通过摄像把影像和声音留下来，但我们没法拍摄大脑的活动，而复原当事人思考和决策的过程正是历史研究之关键。
1 脑中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在大脑中留下的痕迹，也即当事者所认识和把握到的历史。而当事人的观察和认识渗透有期待和理论。我们在观察周围的世界时，往往是处于浏览状态，只有那种合乎预期或者特别奇怪的信息才能吸引人的注意，在大脑中留下印痕，对其他信息则视而不见迅速过滤掉了。
2 当事者记忆中的历史：只有极少数脑中的历史或信息会在事发当时被以或简或繁、或误或正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头脑中相对较为繁杂的历史迅速隐藏到黑暗的区域或潜意识中，只有一小部分在显意识中时隐时现，而这就是当事者记忆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显意识中关于某时段的历史点越来越少，最终可能全部湮没。
3 当事者讲述的“历史”：因为种种原因，当事者会将记忆中的历史讲出来，甚至写下来，而这个过程必然包含取舍或剪裁——从记忆中挖掘出一些点，将其穿成一条比较有条理的线。取舍或剪裁必然涉及当事人的愿望，并合乎他所认可的理论或假设。
4 在传播中迅速变形的“历史”：如果当事者讲述的“历史”不同寻常、足够有趣，它会不胫而走。而传播者往往会添油加醋，或者以讹传讹，不管是哪种情况，其结果都是迅速变形，而原本有价值的史料，就变成了传说、故事、小道消息，或者流言蜚语。
5 学者主动访谈当事者所得到的口述历史：听到一些传言后，学者带着问题主动去访谈相关人士。然后，把有价值的访谈从声音变成文字，有访谈当时形成的，有回去后誊录、整理出来的，有经受访人签字认可的，其完整性、准确程度各不相同。而这个过程，必然包含对历史记忆的采掘、剪裁和重塑。
九类历史（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6 为历史学家（含口述史家）所采信和记载的历史：历史学家多方收集各类史料，既包括当事人事发当时的记录、一两天后的追记、天长日久后的回忆录，又包括对当事人、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访谈稿。在收集、考证、消化这些史料之后，历史学家运用或明或暗的理论框架，将所采信部分史料连缀成某个有条理的叙事发表出来。这里面既包括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也包括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而历史解释和科学解释是迥然有别的。科学解释意味着用自然规律和初始条件来演绎出某个结果，初始条件和结果之间是因果关系，这种前后关系是可重复、可检验的。由于人类活动并无多少牢不可破的定则遵循——就连“食色性也”、趋利避害这种倾向也有例外——历史解释只能靠以己度人来揣测当事人的心理，对当事人的选择做一种相关性的解释，很难重复，很难验证，具有无限的开放性。
7 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历史：历史学家发表史学成果后，教科书作者、大众传媒会对其进行加工、传播和再创造，又会产生一些新的文本。
不少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具有意识形态性，带着统治阶层的意图。它们对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往往会拖延较长的时间。而大众传媒，尤其是视听媒体中的历史，不但有意识形态性，还有娱乐性、商业性，戏说味道很浓。
8 在人群中传播的大众历史：接触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历史文本后，人群再对其进行再次、三次……n次传播。跟4类似，文本也会在传播中迅速变形，虽然这种变形可能因有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文本可供查证而较易得到纠正。
每个人都在亲历自己的历史。但关于自己之外的事情，人们接触到的，通常是第8、7、6类历史文本。口述历史工作者要做的，主要是找到亲历者或见证人，做第5类工作。官方意识形态对第3—8类历史均有压力，并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四 影响口述史可信度的因素
了解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后，我们可以进而分析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尤其是口述资料精准度的因素。左玉河教授曾针对这个问题做过精彩的理论探讨。笔者将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此做一些补充。从口述史料产生过程来看，影响其精准度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一）历史真相的多元性（认识论因素）
在前述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中，从“历史0”至“历史1”的飞跃是最容易出错的。坊间常见的“唯一历史真相”并不准确，历史真相实际是多元或多层次、多方位的。进而，在当事人大脑中的历史也是多样的。首先，谁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于某段历史，尤其是由众多不同等级人士共同创造的历史而言，每一个当事人，可能都只是“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盲人——他们能从自己的角度观察、体会到一部分历史真相，但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其次，观察渗透理论，不同的知识储备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当事人看到、体会到、把握到不同的历史真相。正如读书、听课一样，面对同一本书或同一堂课，相关知识储备多、社会阅历丰富、智力高超、目光敏锐的人，可能感觉兴致盎然、醍醐灌顶，学到很多东西，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感觉索然无味、昏昏欲睡，全然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
人们基于事实而产生判断，但对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当事人通常有不同的看法。这在家庭纠纷中，体现得尤其多。对于同一件事，男人和女人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也许是某人过于感性、善于误解，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清官也难断这种家务案。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处在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当事人，也会产生类似的相互矛盾的看法。譬如，晚清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教案，主要是因为传教士和义和团式乡民对教堂、医院、育婴堂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自己办的是慈善机构，而后者则把其看成是洋鬼子奸淫华人妇女、盗取小儿心肝的场所。
（二）记忆的选择性和准确性（生理因素）
在反映不全、未必准确的同时，人的记忆（“历史2”）还会迅速衰减。首先，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对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通常只能记下某些场景，而那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就像长焦相机一样，聚焦到了某个地方，该地方清晰，而其他地方的影像就虚化了。其次，人的记忆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据说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蚂蚁只有几十秒的记忆，我们人类的记忆要长久一些，但通常也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只有极少数内容，在经过不断温习、强化之后方能长久记住。
那些被记住了的事情，也并不时常浮现到脑海之中，它们往往需要某些东西触发和勾起，方能被记起。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绝大部分书都隐藏于一排排的书架后面，只有我们提供了索书号之后，才有少量书被挑拣到前台。
这些可能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先民处于危险之中，需对环境十分警惕，有限的脑内存首先要用于应对现实，对于既往，记住少数突出的点，用它们来勾勒出某个简略的历史图案即可。而新记忆的涌入，会压缩原本存于脑内存的信息，将旧有的历史点渐次驱入硬盘之中。
（三）口述的选择性和准确性（心理因素）
人之差别，不仅体现在理解能力、记忆能力上，还体现在表达能力上。有不少人表达能力差，词不达意，想的是东，说出来的却是西。他们说错了，或者说得模棱两可，当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理解。
那些表达能力强，能够以我口说我心的人，在说什么方面也有选择性。如果说出真相就意味着自己会失去一些奖励和头衔，甚至因此而遭到打击或惩罚，他们很可能会选择闭嘴或者说谎。趋利避害，谈正确而不谈错误，回避自己在错误中的责任，夸大自己的成绩中的分量，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我在请受访人修订访谈稿时，时常见他们收缩一些说法，因为在口述或闲聊时可以稍微吹吹牛，加工加工，让故事更有戏剧性、更好玩一点，而白纸黑字见真章，需要面对其他当事人、知情人时，他们会变得严谨很多。
据笔者的经验，在口述往事时，当事人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偏差。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情况：
（1）遗忘与想当然：十分的事情当时就只知道三分，接受访谈时只记得两分，却不肯承认，还逞能说自己无所不知，最后用大量的想当然来跨越证据的鸿沟。
（2）记错与颠倒因果：记错名字、弄混地点、混淆时间是访谈中很常见的事。最后一类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严重，因为时间混淆可能会导致因果颠倒。
（3）隐瞒与误导：记忆有选择性，叙说更有选择性，人们往往喜欢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而不愿讲自己如何败走麦城，有时还故意误导，让访谈人和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
（4）求美与涂抹：人是故事动物，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说故事，并有加工故事、让故事变得更加精彩的倾向。回顾往事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对故事进行加工，使其变得更精彩，更漂亮，更有戏剧性。
（5）避讳与变形：谈论往事时，人们还难免会带有情感，难免会为自己和尊长辩护，难免会夸大己方贡献、缩小己方错误，也即多少有些文过饰非。
（6）随风而逝与不负责任：即使有录音笔在前面，受访人说了一阵后也可能会忘记。觉得说的话会随风而逝时，有的不严谨的人会不负责任，胡说八道。
（四）记载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在记录和整理访谈稿时，整理者也会犯错误，也会有所选择：
（1）誊录时可能因为自己没听清、缺乏背景知识或理解能力不够等原因，把受访人或访谈人的意思写错。
（2）如果稿件是用于发表的，在整理时通常还需要对誊录稿进行删节，以削去枝蔓，突出主体，变信马由缰的漫谈为主题明确的文章。而抽掉或变更话语的环境后，话语可能会产生歧义。
总之，如果整理稿没经受访人、访谈人仔细审阅和斟酌，就可能曲解他们的意思。
（五）影响历史见证人口述精准度的因素
前面本节（二）、（三）讲的还只是访谈历史当事人的情形，如果受访人并非历史当事人，那么，影响其口述精准度的还有一些因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信息的传播规律：
（1）在传播过程中，尤其在口口相传时，信息会变形、失真。传播环节越多，相关叙述的可靠性越低。一般说来，在可靠性方面，亲历强于亲见，亲见强于亲闻，亲闻强于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强于想当然。
（2）信息的精准度与传播者距现场的远近关系复杂。多数时候，口述者离开历史现场的空间距离越近，也即越是趋近中心地带，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越真切，越精准。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也要离开历史现场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全貌。多数情况下，口述时间与历史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近，口述者越能记住细节，所讲内容越可靠。但隔上一段时间，排除一些疑点和传闻之后，也可能看得更为透彻。通常，口述者与历史事件利害关系越大，他对该事件越关心，因而越知情。但有时候，越是没有利害关系，越能表现得公正和可靠。
五 如何针对性地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读了前面所讲的众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后，读者可能会认为：访谈工作遍地都是陷阱，口述历史太不可信了，也不值得去做。
这是因噎废食。历史真相确实难求，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止步的理由；口述历史确实可疑，但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努力提升它的可信度。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转瞬即逝、难以把握的，而大脑中的历史是肤浅片面、流动变化的，两种历史的真实都不可获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去挖掘记忆的真实、口述的真实。而对研究受访者本人，或者某时代、某地域的群体记忆而言，记忆即使出了错，即使在反映真实的历史时有明显歪曲，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记忆的真实和口述的真实是可以把握的，只要受访人和访谈人之间建立有信任关系。如果对方信任你，就会跟你说实话，至少不会存心骗你。如果对方存心骗你，其诚信度很成问题，那么，你可能根本就不会采信他的言辞，整理他的录音，他的言说根本就不会被作为口述历史资料保存或使用。
了解影响因素后，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一）找多人谈，找聪明人谈
既然历史真相是多层、多元的，那么，为了更为充分、全面、系统地了解某段历史，我们需要找处于不同位置的多位当事人来访谈。研究事件时，既找处于中心位置的，也找处于边缘位置的；既找起决策领导作用的，也找上传下达、处在枢纽地位的，还要找在基层具体执行的。研究人物时，既访谈传主，传主之亲属、朋友、秘书、学生、下属，又访谈其批评者、对手甚至敌人……
既然对历史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储备之多少，那么，为了更为准确地了解某段历史，我们应尽量找聪明、睿智、理解能力强、表达能力较强的当事人访谈。那些有幻听、幻视现象，精神不正常的人不宜作为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当然，如果研究的是某个事件、某项政策对常人的影响，或者某位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的民间形象，我们还是得多访谈普通人，哪怕其中有些人文化不高、误解能力不弱、看事情并不精准。
（二）找记忆力强的人谈，通过平等对话钩沉出其幽深的记忆
既然人的记忆力有强有弱，且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衰退，那么，我们应当尽量找记忆力强的人，且在其记忆力尚佳的年龄段来访谈。有些口述史项目主要访谈90岁以上的人，这肯定不是最优选择。对衰老到记忆紊乱、记忆丧失的当事人进行访谈，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毕竟，历史并不是活得最久的当事人的胡说八道。访谈需趁早。据笔者的经验，访谈身体还比较健康、头脑还比较敏锐、记忆力还相当好的70岁左右的老人，所得收获通常比访谈八九十岁的人要大得多。
既然人的许多记忆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触发和提醒才能想起，那么，我们应努力做好这种触发工作。好的口述历史必然是对谈，而不是局外人所想象的一人（受访人）说一人（访谈人）记。在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应当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所谈的事情、人物、机构及其背景有较多的了解，对所谈议题有精到的见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具备与受访人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从他们那里获得史料和史识的同时，也能够给受访人提供新史料（来自于档案文献或其他当事人、以前不为受访人所知道的史料）、新视角（受访人没用过的视角）、新观点（受访人没想到过的观点）等，从而令这种访谈，变成史料汇集、视角碰撞、观点交锋的场所，以及更新的观点、更高的智慧的产生地。如果我们的准备时间不够，或者学识尚远不及受访人，还不能靠知识和智慧吸引人，那么，我们至少要靠热忱和理想主义情怀感染人。一旦受访人对访谈人建立了信任关系，谈兴被激发了起来，访谈就会变得愉悦，甚至成为难得的高峰体验。而受访人心灵深处的记忆也会因此而得以激活，并一吐为快。
（三）录音，并加问一些问题、一些人
遗忘、记错、避讳、隐瞒、涂抹等都出自人性之弱点，甚至人之本能，因而是难以避免的。怎么应对呢？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一定要录音，且让对方知情。这是口述历史工作的基本规范。没有录音，也没有现场笔录的，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加问一些问题。譬如“您当时在现场吗”、“您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之类问题，分辨出讲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到底是亲历、亲见、亲闻，还是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只是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真相对讲述者的切身利益有不良影响，研究者和读者就可只采取“姑且听之”的态度。
（3）多访问一些历史当事人。让这些人的言论相互甄别，相互印证。相合的可信度提升，相互矛盾的则存疑。
（四）分四步整理访谈
既然誊录时容易出现理解错误，我们就不能轻信速记员的誊录稿，对于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重听录音。既然整理时也难免会有理解错误，我们一定要将整理稿发给受访人、访谈人，请其审阅、改定，并以签字的方式表示认可。这也是改正口述时那些吹牛言论的机会。如果因种种原因整理稿未经受访人、访谈人审定，那么，其可信度会打折扣。
对于访谈整理工作，笔者的认识是，人的精力很有限，作为训练有素的历史研究者，我们得把很有限的精力用到较有价值的工作上去，而大部分的访谈并没有将录音全文整理出来的价值（也许两小时的谈话，较有价值的只是其中的两分钟，将那两分钟整理出来即可）。即使是那些价值略高、可以整理出全文的访谈，也未必达到了发表所要求的水准，值得报纸、刊物花费宝贵的版面去刊登。一般说来，好的访谈是充分准备、机缘巧合、辛苦耕耘的产物，甚为难得。
依笔者的经验，全文整理价值较高的访谈，有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将语音变成文字，所得为誊录稿。可请速录人员做前期工作，但他们难免会出大量错误。
第二步，初步整理誊录稿，将其变成较有可读性的文字，所得为访谈初稿。
第三步，将访谈初稿送交受访人审阅，经受访人、访谈人、整理人商谈、修改多次，并经受访人签字确认，得到访谈定稿。此稿通常篇幅较长，所谈内容繁杂，可存诸档案馆，或发布于口述历史网站。
若访谈稿对某个重要问题有较系统的介绍，则可进入第四步，进一步修订确认稿，将其整理成整理人、访谈人、受访人合写的比较严格的论文；通常需要添加导言以凝练主题；删掉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密切的枝蔓；以添加注释的方式修正受访人的“错误”、补充整理人的研究所得（包括文献研究所得和访谈其他当事人、见证人所得）；增补参考文献等。此稿可能包含对访谈人的商榷意见，如果不涉及对正文中受访人所谈内容的修订，不一定需要再次经受访人过目确认。
值得给报纸、期刊投递的是走完了第四步，经过了多轮修订、完善，凝练、提升了价值的访谈稿，而不是“我说你记”、很少互动、缺乏深度的口授稿或者散漫的闲谈稿。投递后面那两类稿件，必然会让人质疑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而走完前述四个步骤、完成前一类稿件，所耗心力，未必少于访谈人或整理人独自写一篇论文。
近现代研究离不开对重要当事人的访谈，而因为生理、心理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口述资料的精准度会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就像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所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克服的一样。
通过具体分析影响口述精准度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方案以提升口述历史文本的可信度。
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文章不是简单地从某位历史当事人脑海中钩沉某个既有的清晰的历史画面，而是访谈、整理人从多位历史当事人的记忆和实物、文献中建构、创造出一种前所未见的历史图景。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合作，创造出洞若观火、充满真知灼见的历史作品，是口述历史工作的最大魅力之所在。
本文初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第10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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