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科考案

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三日，在李纯驾崩的一个多月后，皇太子李恒即位于太极殿，第二年改元长庆。历史评价李恒是个平庸之主，但不能否认在即位伊始，为了改变元和末年法度废弛、经济衰退的局面，李恒也做了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尽管这些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照旧在礼部举行，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担任。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奔走于钱徽门下，保举自己的亲信。结果榜单一出，裴度之子裴撰、郑覃之子郑朗、杨汝士之季弟杨殷士、李宗闵之子婿苏巢等十四人中榜，而段、李二人极力推荐的杨浑之、周汉宾则落选。

段文昌一气之下，在皇帝李恒面前状告钱徽徇私舞弊、取士不实。李恒以其事询问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等人，二人的回答均和段文昌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李恒便诏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在子亭主持复试。没过多久，复试结果一出来，除孔温业、赵存业、窦洵三人勉强过关，其余十一人全部落选。

这个事件就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丑闻——长庆元年复试案。

本来考试作弊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考生为了榜上有名请客送礼，甚至托关系拜到权臣门下。这次由于宰相段文昌推荐的人落选，这才公开发难，但却骤然演变成轰动朝野的考试舞弊要案。

段文昌，史书记载“倜傥有义气”，曾经与韦皋、李吉甫交往密切。李吉甫当上宰相后，段文昌升迁为监察御史、左补阙，李恒做太子时担任随身侍读，等到李恒即位拜为宰相。

本来段文昌与杨浑之没有多少往来，但段文昌有收藏图书字画的嗜好。杨浑之是长庆元年的应试举子，其父是已故的刑部侍郎杨凭，家中藏有不少古书字画，杨浑之得知段文昌的喜好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投其所好，将父亲生前收藏的古书字画全部送给了段文昌。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段文昌想不办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找到钱徽保荐杨浑之。

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将与自己亲近的举人周汉宾托付给钱徽，但让段文昌和李绅全都没想到的是，榜单一出来，杨浑之和周汉宾皆落选，于是段文昌和李绅告状到皇帝李恒那里，钱徽也就随之当了被告。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钱徽与段文昌、李绅并无怨恨与瓜葛，而且段文昌与李绅也不是多么亲密的同党。这次之所以并肩战斗完全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一个充当原告，一个充当证明人，不将钱徽整倒誓不甘休。

坦白地讲，段文昌和李绅本身也存在请托走后门的违纪问题，而且钱徽当时还保留着段、李二人写给自己的保荐书信，把柄在手自然无所顾忌。如果李恒仔细追查，段、李二人也难逃惩处，与李宗闵、杨汝士等人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一个成功、一个未遂。

当时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李二人写给他的保荐信进献皇帝李恒，这样皇帝陛下必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钱徽却是个耿直之人，他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能将私人书信当作呈堂证供（“安可以私书相证耶？”），然后命手下人将信件焚毁。

老谋深算的段文昌十分了解钱徽的为人，所以在状告钱徽之前，段文昌与李绅、元稹共同谋划过如何整倒钱徽。之所以会找到元稹，是因为李恒刚即位时，段文昌在李恒面前举荐过元稹担任知制诰，可以说段文昌对元稹有知遇之恩，而且李绅是元稹的岳父韦夏卿的幕僚，所以段、李、元三人结成同盟是必然的事情。

后人们了解元稹大多是因为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全诗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绮丽清新的意境，但事实上官场上的元稹丝毫未能免俗，也是参与明争暗斗。

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种史料记载来看，关于这场科举考试案，皇帝李恒从未曾召见过钱徽、李宗闵等人。也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来自段文昌和李绅，所以主考官钱徽遭到惩处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为钱徽鸣不平，而且他自己也宣称问心无愧。但纵观整个事件来看，钱徽很难落得一身清白，白居易当时在《论重试进士事宜状》里也宣称今年进士及第的人大多是官二代，这其中大有问题，这其实就是变相在说主考官钱徽在录取人员时做了手脚。

钱徽最终因为这桩科考案而身败名裂，被贬为江州刺史。

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告方除了钱徽被贬之外，李宗闵被贬剑州、杨汝士被贬开江；原告段文昌、李绅等人虽然取得一时胜利，可是由于他们在报复钱徽的同时，也涉及考生及其亲属，打击面过大，因此不久就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裴度之子虽然在落第后重新被赐及第，但已经丢了大面子。所以半年后裴度三次上疏，公开弹劾元稹与宦官结党营私，其实矛头是指向段文昌和李绅。结果元稹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等人也受到皇帝李恒的冷落。

从长庆元年科考案最终的结果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皇帝李恒虽然没有真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草率处理，但客观结果却是对当时科举考试风气的一次净化。不过从段文昌等人与钱徽等人的较量过程来看，双方明显带有党争的味道，而且裴度弹劾元稹勾结宦官、结党营私，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是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帝国的三大祸根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外，第三个便是朋党之争，而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正是拉开晚唐朋党之争的序幕，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朋党之争居然会持续长达50年之久。

牛李党争

关于晚唐朋党之争会成为帝国灭亡的祸根原因，千百年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朋党之争，正是与科举考试有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国之栋梁都是由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科举考试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败，不仅在考场中屡屡出现舞弊现象，考试前也兴起了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座主的关系，而且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和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为隶属于同一个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相争的局面。

纵观大唐帝国的后期历史，影响国运至深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两个人的矛盾源于元和三年（808年）。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个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当时三个人面对朝廷出的相关命题，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是“直言极谏”，所以三个人将矛头直指当时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辞颇为激烈，形容宰相还算是客气，但形容宦官简直就是在谩骂，不仅说宦官丢失了本来的职责，而且说宦官是“裨险之徒”，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么可以掌握军队，并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呢？

鉴于牛僧孺、李宗闵与皇甫湜都被列为上策，相信牛、李两个人的策文言辞也应该是颇为激烈的。

当时榜单出来后，宦官刘光琦向皇帝李纯哭诉，说牛、李、皇甫三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宰相李吉甫也劝李纯不要重用三个人。最终李纯下令贬黜主考官，同时使得三个人很久没有得到升迁，于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而李德裕正是宰相李吉甫之子。

后来随着李吉甫的去世，一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牛、李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但随着李恒的即位，以及李德裕的发迹，牛、李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而加剧的起因正是前边提到的长庆元年（821年）科举复试案。

因为这场科考案李宗闵等人被贬黜，所以李宗闵十分痛恨段文昌和李绅。而据《旧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当时跟着李绅、元稹一起向皇帝李恒告状（“衡言于上前”），说钱徽受人请托，因此这次考试是不公平的，最终导致重新复试。

事实上，当时李德裕和段文昌、李绅比起来，还是个小角色。虽然时任翰林学士之职，但由于皇帝李恒对藩镇采取招抚政策，而李德裕则主张对藩镇用兵，所以他并不受皇帝的待见，最多是个不得不跟着领导走的打酱油角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段文昌和李绅。但李宗闵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和段文昌、李绅站在一起的都是其同党，所以李宗闵对李德裕也没什么好印象。

而牛僧孺和李宗闵是同年，所以理所当然十分憎恨李德裕，再加上与其父的矛盾渊源，所以双方矛盾开始加深。

不过此时牛、李双方虽然怨恨加深，但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局面，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是长庆二年（822年）发生的“于方事件”。

当时成德镇王武俊的养子王廷凑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田兴，深州节度使牛元翼忠于朝廷不肯依附王廷凑，结果王廷凑带领大军将深州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元稹的好友于方献计称可让成德大将王昭等人使反间计解深州之围。时任兵部侍郎的李逢吉得到消息后，暗中下令让亲信李赏告诉裴度说元稹想暗杀他，并且让其子李仲言将这件事告到皇帝李恒那里，将于方下狱。皇帝认为元稹和裴度二人有失宰臣威严，罢免二人的宰相之位，让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后，还缺少一名副手，论资历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对李德裕并不感冒，所以将他调任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刚离开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调任后，一连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在他看来这是李逢吉从中搞鬼。而事实上，在牛、李入相的问题上，李德裕是着实冤枉了李逢吉，或许李逢吉确实推荐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对藩镇的态度与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驰，皇帝是不喜欢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对牛僧孺的印象颇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荐之外，原因还在于李恒曾经看过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宅簿。当初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韩公武以家财贿赂过很多当朝权贵。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过世，李恒知道其孙尚且年幼，担心其家财被盗，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里查阅宅簿，而簿上记录了这些年朝廷受贿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后边写着“不受”两个字，李恒知道后十分欣慰，所以这次挑选宰相班子成员，牛僧孺被李恒钦点。

关于李德裕、牛僧孺的斗争，截至长庆二年（822年），由于彼此间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调和，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党争局面。而且从牛僧孺进入宰相班子以后来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不能说李逢吉是牛党成员。当时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还没有形成党派，只能算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真正一党独大的是新进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据史书记载，李逢吉担任宰相期间，虽然并无政治建树，但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可是十分活跃。当时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进而结交王守澄而得以权倾朝野，并组成了一个时称“八关十六子”的庞大朋党体系。当时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全都依附于李逢吉，韩愈和李绅由于与李逢吉政见不同而遭到贬黜，致使长庆年间再无名臣。

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后来，李德裕总结长庆党争的内在根源就说，李恒其实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别欣赏元稹的诗文，就纵容元稹和宦官结党，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后时期，因为其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更加助长朋党的势力的扩大。

而作为大唐帝国后期祸患之一的“牛李党争”，在长庆年间不过是刚刚形成雏形，此时可还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个人以及少数几人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贬，标志着牛僧孺一派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长庆销兵

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起用宰相裴度等人，对反叛中央朝廷的地方藩镇实行用兵策略，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淮西、平卢等诸多藩镇，实现帝国的中兴之治。但即位者李恒才能平庸，胸无远志，采纳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之术”，史称“长庆销兵”。这次销兵最终导致卢龙镇朱克融、成德镇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由此失去河朔，《新唐书》《资治通鉴》认为这两次叛乱皆由“销兵”而起。

销兵的正式提出是在李恒即位初期，《旧唐书•萧俛传》记载：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萧俛和段文昌提出的建议，客观公正地说是长庆初年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从萧、段二人的初衷来看，和当初宪宗李纯对藩镇用兵的策略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藩镇的割据势力。

自李纯即位以来，接连对藩镇用兵，最终使得反叛的藩镇得以平定，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连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也表示归顺，此时再对藩镇用兵已失去意义。但是地方藩镇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军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朝廷的可能。在萧、段二人看来，采取“销兵之术”会让藩镇的兵力逐渐减少，可以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且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李纯的连年讨伐已经耗资无数，致使“府藏空虚”“财力不赡”。李恒通过“销兵之术”也是缓解财政危机，减少军费开支，在他看来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事实上，在段文昌和萧俛之前，白居易在科举考试中曾经写过一篇《策林序》，已经提出了“销兵之术”的雏形，那就是逐渐减少藩镇手中的兵力，最终达到削弱其实力的目的。

白居易当时没有提出“销兵”的具体操作方法，而且这只是他科举考试的命题论文，不代表官方意志，但却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甚至是代表一种舆论。李恒即位时，白居易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职务，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他对“长庆销兵”的态度，但相信他一定是支持的。

按说提出“销兵”策略的初衷是好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操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以至于不仅没有削弱藩镇的势力，反而引发了藩镇的叛乱。

还是《旧唐书•萧俛传》中的记载，说李恒当时已经十分放纵自己，对处理朝政已经不感兴趣，在没有详细审阅“销兵”具体方案的情况下便诏令施行，结果导致那些被遣散的藩镇士兵聚啸山林，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这让朱克融、王廷凑找到了机会，他们重新整合那些被遣散的士卒，和朝廷对抗。而朝廷当时应对不及，临时招募士兵，但因为时间仓促，结果被叛军打败，丢失了河朔地区很多地盘。

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知道“长庆销兵”的失策在于没有安置好那些遣散的藩镇士兵，以至于这些人成为强盗。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朝廷已经允许他们脱离军队，按说这些人应该回乡务农，从此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才对，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超越“销兵之术”的范围，从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寻找答案。

唐朝从建立伊始，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度，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民在均田制下授田已经明显不足。可是他们却仍要承担交纳法定租调的义务，还要承担各种徭役、兵役等，农民在种种压力面前，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只得四处逃亡。

而逃亡的农民就成为了流民，这成为大唐帝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为了生计，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依附土地所有者的权贵们，成为他们的庄客和佃户；二是聚啸山林成为强盗；三是应募参加军队，成为职业军人。

三种方式中当兵是很好的出路，但是，当朝廷实营销兵之策却没有很好地安置他们时，这些手中没有土地的人们只得反抗。

早在本次销兵之前，在德宗李适时期，时任黜陟氏洪经纶到河北想要减除魏博镇四万兵马，使其全部归农。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表面听命，但在背后他却告诉那些被裁减的士兵，说他们当兵已经很久了，本身已经没有土地，现在虽然名为回乡务农，但土地从哪里来，如何养家糊口？

田悦的这番话虽然带有煽动性，但不能否认他的确说出了这些士兵的身份和当兵的缘由。《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二月，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这里所谓的远图只是泛泛地说萧俛等没有远大的眼光和长久的打算，可是没有说出“远图”指的是什么。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做出超越时代的事情。

此外，将朝廷丢失河朔地区完全归结为“销兵”，并不是十分公正的，“销兵”之策固然是其导火索，但河朔地区再次发生叛乱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只是一种表面的统一。当时河北各节度使仍手握重兵，他们只是暂时屈服于朝廷的压力，若朝廷在政策上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藩镇还是会起来反叛。所以，只要藩镇割据的基础存在，这种对抗就不会消除。至于“销兵”在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被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

总的来看，对于当时的大唐帝国而言，长庆销兵是一个失败的策略，更是一个历史悲剧。因为它不仅使宪宗李纯先前辛苦平定藩镇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更掀起了天下大反叛的浪潮。自此之后一直到大唐帝国灭亡为止，藩镇一直没有消停。作为帝国高级决策者的皇帝李恒以及萧俛、段文昌等人无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

“长庆销兵”是个失败的策略，而且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个策略的出台与当时的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宪宗李纯时主张用兵的士大夫，大多属于后来所谓的李党成员，而反对用兵的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的政敌，即后来所谓的牛党成员。因此，元和一朝主张用兵的一派始终掌握朝政，所以用兵策略得以实施。等到李恒即位，牛党成员开始得势，于是开始有了“销兵之议”，也就是用兵和“销兵”是李党和牛党成员在对待藩镇态度上斗争的焦点所在。

关于“销兵”之策与对藩镇的态度，无论是对李恒还是段文昌和萧俛来讲，“销兵”不过是削弱藩镇的一种手段，从主观意识上他们从没有对藩镇进行姑息，所以说“销兵”也是对用兵策略的一种变通之术。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朱克融、王廷凑发动叛乱，再次拉开了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序幕。在这场较量中，皇帝李恒积极平叛，下诏从两税留州留使部分钱中每贯割二百文，并出内库钱五万贯以助军用。而主张“销兵”的萧俛和段文昌，在看到战事已不可避免时，积极主张平叛。从二人的所属派系来看，很难划分究竟是哪个党的成员，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长庆销兵”是对元和用兵之策的全盘否定。

藩镇叛乱

“长庆销兵”的直接后果就是卢龙镇的朱克融和承德镇的王廷凑相继反叛。

卢龙节度使刘济在李纯征讨成德时可谓是用力不少，不过刘济外出作战，以长子刘绲全权处理卢龙政务，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儿子刘总的不满，结果刘总趁刘济病重时，发动兵变杀死父亲和兄长，然后自领军政。后来看到李纯先后讨平实力强大的吴元济和李师道后，刘总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上表请求归顺，被朝廷晋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结束了对抗的局面。

不过刘总是个阴险小人，本来归顺朝廷后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弑父杀兄的阴影总是萦绕着他，甚至每当夜深人静时，刘总经常梦见父兄来索他的命，这种恐惧缠绕着他直到晚年。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刘总上奏朝廷请求放弃官爵皈依佛门。不久，皇帝李恒正式允许他出家。他在出家前对卢龙的后事作了安排，将卢龙一分为三，即幽州、涿州和营州为一道，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四道、州为一道，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二州为一道，任命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此外，刘总又选出部将中有功劳，但又难以节制的将领报请朝廷予以晋升，使卢龙的将士都能产生到朝廷做官的兴趣，例如朱克融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当时的皇帝李恒沉湎于酒色，所任用的两位宰相崔植和杜元颖没有什么政治眼光，除了卢士玫之外，刘总推荐的其他人一概不重用。而作为前任卢龙节度使朱滔之孙的朱克融在到达京城长安后，本以为会得到晋升，可是等来等去也没有消息，甚至连吃饭穿衣也要向别人借钱，像乞丐一样。为此他每天找借口到中书省，要求朝廷委任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可是朱克融的请求犹如石沉大海，于是朱克融开始怀恨在心。

张弘靖到达幽州上任后，看到朱克融在京城窘迫至极，下令让他返回幽州听候调遣。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朝廷而言，放走朱克融无异于放虎归山，而对于张弘靖而言则是厄运的开始。

张弘靖管理辖区一改刘总先前亲民爱兵的做法，总是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有时一连十几天才出来处理政务，平时将士们很少知道他的行踪。由于张弘靖不熟悉相关情况，所以将政事委任给幕僚韦雍，但韦雍恰恰是个年少轻薄之人，不仅克扣朝廷拨给士兵的军饷，而且经常鄙视将士，认为如今天下太平，耍得一手好剑不如多识几个字，为此遭到将士们的怨恨。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的一天，韦雍外出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在街上骑马奔跑，不小心撞到了韦雍护卫队。韦雍当时大怒，下令将那个军官从马背上拖下来，准备当街实施杖刑。但河朔地区的人不习惯接受杖刑，于是表示不服。韦雍将此事上报给了张弘靖，结果这件事被分配给军虞候审讯惩处。

当天夜晚，兵营中纷纷传开此事，士兵们群情激奋，随着情绪的不断恶化加上对韦雍的怨恨，士兵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叛乱，大家纷纷冲出兵营，冲进节度使府衙，将张弘靖的府衙洗劫一空，并将张弘靖囚禁起来，随后又杀死韦雍以及其幕僚张宗元、崔仲卿等人。

可是第二天那些发动叛乱的士兵恢复了理智，在极度恐惧中他们释放了张弘靖并请求原谅。可是无论众人怎么请求，或许是受到惊吓的缘故，张弘靖始终默不作声、不表态。众人不知道张弘靖是何意图，于是准备推举朱滔之子朱洄为统帅，可是当时朱洄已经病入膏肓无法行动，于是向众人推举儿子朱克融为首领。

兵变刚刚发生的时候，由于叛乱的士兵将通往幽州的要道全部切断，所以朝廷没能及时得到兵变的消息。一直到七月二十日，卢龙监军趁叛乱的士兵疏忽之际，才将幽州兵变的消息上报给朝廷。七月二十三日李恒以张弘靖治理幽州不力的罪名，将其贬为太子宾客，不久又贬为吉州刺史。

七月二十六日，李恒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担任卢龙节度使，准备派兵讨伐朱克融，可是刘悟认为朱克融已成势力不敢到任，上疏李恒请求从长计议。不久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中勾结朱克融进城，将军政长官卢士玫拘捕并押往幽州，可以说卢龙镇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就在李恒准备讨伐卢龙的同一时间，成德镇的王廷凑亦发生叛乱，与朱克融是被众人推举而走上反叛道路不同的是，王廷凑的叛乱是蓄谋已久。

早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后，其祖母冯夫人一声令下，让王承宗之弟王承元接任节度使之位，王承元接任后上表朝廷表示效忠。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李恒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地方节度使的控制，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担任成德节度使；调王承元担任义成节度使；以义成节度使刘悟担任昭义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愬担任魏博节度使；左金吾将军田布担任河阳节度使。

李恒这种节度使互相调换的策略，对削弱藩镇的势力是极为有效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选择田弘正担任成德节度使的问题上，考虑还是十分欠缺。原因在于，田弘正担任魏博节度使期间曾与成德发生过多次战事，屠杀成德镇士兵无数，成德将士对其颇为怨恨。当时左金吾将军杨元卿就上疏表示反对，但没有引起皇帝李恒以及宰相们的重视。

十一月九日，王承元离开成德镇前往义成镇上任，不久，田弘正接替王承元开始担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到任后，深知自己长期以来和成德镇的积怨已经颇深，为了自身安全，他带领两千名魏博镇士兵护送自己到任，而且想将这两千人留下担任自己的护卫，他当时请求户部为这两千名士兵拨发粮食供应。可是，主管这件事的户部侍郎崔俊性格刚直，认为魏博镇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镇，成德镇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士兵保护主帅，不需要魏博镇的士兵过去，所以驳回了田弘正的请求。

田弘正到任成德节度使后，其家族十分奢侈，兄弟子侄在长安和洛阳竞相挥霍浪费，平均每天开支二十万钱。为此，田弘正只得拼命地搜刮魏博、成德两镇的财物来供应自己的亲属，当时供应财物的车辆来往不绝，这引起了两镇将士极大的反感。恰在此时，皇帝李恒命度支拨给成德镇的百万贯劳军钱迟迟没有到位，这就为野心家王廷凑提供了发动叛乱的机会。

王廷凑，本为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属安东都护府。曾祖父五哥之曾在李宝臣手下效力，以骁勇善战著称。后来王武俊收王廷凑为养子，所以跟了“王”姓。史书记载，王廷凑强悍阴险、沉默少言，喜欢研读《鬼谷》及各类兵书。王承宗担任节度使时，任命其为兵马使，等到田弘正到了成德后，王廷凑心中始终颇为不服，一直暗中策划发动叛乱。他常常在军中煽动士兵的不满情绪，现在王廷凑看到士兵们对田弘正家族的奢侈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开始实施自己的叛乱计划。

七月二十八日，王廷凑在节度使府衙召集士兵发动叛乱。士兵们在他的带领下冲进府衙内署杀死田弘正及其幕僚、家属等共计三百余人，并强迫朝廷监军宋惟澄上疏朝廷请封王廷凑担任节度使。

当时魏博节度使李愬得知田弘正被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身穿丧服召集本镇将士准备讨伐成德，并派人将家传的宝剑转交忠于朝廷的深州刺史牛元翼，希望他能配合自己讨伐王廷凑。

可是，当李愬正准备联合牛元翼以及其他藩镇时，这个久经战阵的将军忽然病倒。朝廷只得在八月二十八日急召田弘正之子田布担任魏博节度使。田布到任后变卖家产赏赐给将士，以表示为父报仇的决心。

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恒诏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等藩镇军队进驻成德边境，准备大举讨伐王廷凑，加上先前的朱克融叛乱，这样一来，标志着自元和十二年（817年）以来，朝廷与藩镇和平相处的局面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又一波大规模的战争。

八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恒任用曾经主持平定淮西叛乱的名臣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全面负责征讨幽州、卢龙的事宜。不过，在裴度还没正式上任时，王廷凑和朱克融相互勾结，于八月三十日包围深翼节度使牛元翼所在的治所深州（今河北深县）。朱克融为了配合王廷凑作战，亲自带领叛军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涞水（今河北涞水）、遂城（今河北徐水）、满城（今河北满城）等地，从侧翼支持成德，两支叛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朝廷虽然派兵进行征讨，但效果并不显著。在征讨刚刚开始进行一个多月的时候，李恒就更换了前线统帅，改任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由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接替裴度担任统帅。之所以会有此变动，并不是因为杜叔良多么能干，而是因为杜叔良向宦官行贿，事实上，他是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主儿。

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结果朱克融和王廷凑得到朝廷换帅的消息后，利用官军军心不稳的机会，接连攻占蔚州（今河北蔚县）和贝州（今河北清县），马上给官军来个下马威。

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底，官军和叛军互有交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局势却对官军颇为不利。长庆二年（822年）初，朱克融领兵攻陷弓高（今河北东光县东北），弓高是朝廷供给前线的重要粮道，这等于朱克融切断了官军的供给线。

本来弓高的防守十分严密，有一次，朝廷派宦官到弓高，半夜抵达后，守城将领拒不夜间开门，钦差宦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次日进城后破口大骂，搞得守城将领很是尴尬。这个事件当时被卢龙镇的间谍传到朱克融那里，于是，某天夜晚，他假扮宦官叫开弓高城门，守城将士不敢怠慢，只好出城迎接，于是朱克融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弓高。

弓高之败让朝廷颜面尽失，很多朝官将矛头直指宦官，认为宦官已经多次扮演坏事的角色，希望皇帝李恒能够整治宦官。但中书舍人白居易显然具有更为清醒的头脑，他上疏李恒指出，朝廷动用几道藩镇十几万大军的力量征讨朱克融和王廷凑，但半年的时间居然毫无效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诸道人心不齐，没有统一协调指挥好，各自互相观望，因此，统帅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还认为，朝廷赏罚没有原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才能的闲置起来，没有才能的却拜官，最终只能是人心不服。事实上，白居易已经在变相批评皇帝李恒用人不当。不过，在批评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白居易建议应该立即让久经战阵的李光颜带领人马从东部极速进兵，强攻弓高重新夺回供给线，与牛元翼合兵一处。同时命裴度带领全军从西面进攻，形成对幽州、卢龙的夹攻之势。白居易还建议，让李光颜挑选精锐士兵出阵，将老弱病残留在本镇，以节省军费开支。废除宦官监军制度，命令魏博镇的田布退出征讨大军之列，回到本镇，以减少不安定因素。

可是奏疏递上去，皇帝李恒却拒绝采纳。

朝廷就这样错失了平定叛乱的绝好机会。王廷凑带兵迅速合围深州，官军虽然努力援救，但都因为供应不到位而功亏一篑。李光颜的军队只得自顾坚守，将士们只得自采粮草，每天的供应只有一勺陈米。

王廷凑围攻深州，致使形势更加危急，皇帝李恒无奈之下只得妥协，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朱克融、王廷凑为检校工部尚书，军中将士皆官复原职，并派兵部侍郎韩愈前往成德镇宣慰。

所有人都认为韩愈这次前往成德恐怕是凶多吉少，就连李恒都指示韩愈到了成德边境不要擅自进入，要观察清形势再行进入，一旦发现危险可以不用请示马上回来。但韩愈却表示，既然皇帝陛下如此信任自己，自己绝不能辜负期望，此去成德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死在那里。

就这样，韩愈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前往成德。到达成德后王廷凑带着人马弓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地前来迎接韩愈，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故意的挑衅行为。

但韩愈却面无惧色，神态自若地进入城内。到了驿馆后士兵们纷纷挤在驿馆外边，久久不离去，韩愈问王廷凑是什么原因，王廷凑的回答是人心所向，自己不能左右。

“天子觉得尚书有将帅之才，所以命我来赐节钺，但实在不知道尚书原来不能命令自己的手下。”韩愈听完王廷凑的回答后，立即反唇相讥。

此时王廷凑正要开口继续争辩时，他身边的护卫闪身走到韩愈面前，然后质问韩愈说道：

“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打败朱滔，征战的血衣尚在，本镇什么时候辜负过朝廷，为什么偏偏总拿我们当乱臣贼子看待？”

韩愈丝毫不退缩，立即反击道：“既然还记得先太师那是再好不过，说明你们还没有丢掉良心，相信你们也都知道祸福顺逆的道理。自安史之乱以来，你们看看反叛者吴元济、李师道的子孙现在还有为官的吗？反观田令公（田弘正）归顺朝廷，其子孙虽然年少却都身居官位。王承元归顺朝廷，年龄不大朝廷却让他做了节度使，而且刘悟、李佑现在也都是节度使，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韩愈的声调越说越高，说到最后，已经带有训斥的味道。

“退下去！”王廷凑担心军心有所动摇，他下令让护卫退出门外，然后收敛起骄横之色，态度温和地问韩愈道：“侍郎此次前来除了代表陛下赐节钺之外，想让廷凑做些什么呢？”

“解除对深州的包围，放牛元翼出城。”

“好！就照侍郎所说的办。”

……

不久，王廷凑让包围深州的军队闪出一个缺口，放牛元翼出城，结果深州守将臧平献城投降。王廷凑虽然兑现了先前在韩愈面前许下的诺言，但却怪罪臧平守城太久，最终斩杀臧平等一百八十余人。

韩愈终于回到了京城，虽然他此次前往成德，并没有丢掉朝廷的权威。但谁都知道以目前朝廷的实力，仅仅依靠韩愈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韩愈在一片险境中，还能迫使王廷凑放出牛元翼已经实属不易。

长庆二年（822年）五月，朱克融忽然向朝廷进贡一万头马匹、十万头羊，但要求朝廷按照牛羊的市价拨钱物给卢龙镇，进而作为犒赏士卒之用。谁都明白如果朝廷不答应朱克融所说的，接下来他肯定会领兵攻占某一个地方，事实上这就是变向勒索。

李恒无奈地接受了朱克融的条件，朝廷屈辱地接受藩镇提出的无理条件，这在元和时期以后尚属首次。可以说，当时的朝廷已经将唐宪宗李纯辛苦创下的中兴之治局面逐渐破坏，随着当年裴度返回京城，讨伐成德、卢龙最终以朝廷草草收兵而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一直到大唐帝国灭亡为止，成德、卢龙二镇再也没能归顺朝廷。

荒淫生活

随着朱克融和王廷凑的叛乱兴起，在平卢、魏博、昭义、武宁、宣武、浙西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兵变与叛乱，元和中兴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大唐帝国再掀战乱。可是皇帝李恒却没有他的父亲唐宪宗李纯那样的雄心壮志，面对混乱的国家形势，虽然在即位初期他也做过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如处理科考案，但总的来看，李恒是一个昏庸皇帝，在位的六年里完全可以用荒淫生活来形容。

李恒即位时年方26岁，按照常理来说，这是人生中经历最为旺盛、大有所为的时期。但舒适的皇室生活，以及缺少历练的他养成了娇生惯养、挥霍无度的作风，加上即位后无上的权力以及富甲天下的财富更为他奢靡荒淫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纵观李恒在位时期的生活，可以看出他有三大爱好。

第一个便是肆意狩猎。

李唐皇室的祖先们大都喜欢骑马射猎，有着游牧民族的风格习惯。到了唐朝建国后，皇室的成员虽然不能像祖先那样每日骑马挥鞭、纵横驰骋，但狩猎的爱好依然流传下来，其中李恒就是酷爱狩猎的典型代表。

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李恒刚刚把先帝李纯的丧事安排完毕，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城外去打猎。当时他的这种做法是有违礼法的，但这个年轻的皇帝似乎毫不在乎，虽然谏官上疏请他自重，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长安附近的骊山去狩猎，早出晚归，乐此不疲。

等到十一月的时候，吐蕃与大唐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可是李恒不顾军国大事，只要起了打猎的兴致，便丢下一班朝臣去打猎。为此宰相和大臣们数次上表劝谏，但全都石沉大海。谏官们见状甚至想出了集体跪在朝门外阻挡皇帝陛下去路，进而挡住李恒外出打猎的方法，但让所有谏官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天不亮，李恒趁大臣们还没上朝之机，便带领护卫径直去华清宫狩猎。

当时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实在看不过去，于是五人集体进谏李恒，说陛下娱乐活动太多、嬉游无度，现在吐蕃很有可能进犯边境，如果一旦边境有急报传来，需要陛下急速做出决策但却找不到陛下的话，那会让国家陷入极端危机之中。而且听说陛下又私养倡优，赏赐过于丰厚，这样会使为国家拼杀的将士产生怨恨，希望陛下自省。

郑覃本以为李恒即使不听劝告，也会找个理由将他们搪塞过去，但让这五个人大跌眼镜的是，李恒听他们说完，居然问了站在旁边的宰相一句话，让郑覃等五人差点没背过气去。

李恒的问话是：“此辈何人？”

自己说得义正词严，但皇帝陛下却不认识自己。当时郑覃等五人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宰相介绍完他们五人的身份后，李恒倒是十分随和，让人赏赐郑覃等进谏的五人，并表示会很认真地考虑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时过不久，这个好动的皇帝便将郑覃等人的话抛在脑后，又带着随从继续开始自己的狩猎之旅。

除了狩猎之外，李恒的第二个爱好是欣赏百戏和赛龙舟。

前边我们说了，李恒在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刚刚处理完父皇的丧事便急着去打猎。实际上，早在二月，朝廷上下正在忙于宪宗李纯的丧事时，李恒早已经沉浸在坐殿登基的兴奋中，带领几个宦官随从悄悄溜出宫前往丹凤门，兴致勃勃地观看百戏，而且看完回到宫中后，还眉飞色舞地讲给宫人们听，说得兴起时还亲自表演以哗众取宠。

这件事情比五月份他肆意狩猎性质更为严重，因为老爹刚刚咽气，他这边已经开始娱乐活动，这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是荒唐至极。

当时诸多朝臣们联名上疏进谏，对新即位的李恒提出严肃的批评，要他身体力行，讲究人伦孝道，为天下人做出表率。李恒听后连连点头，可是没过几天，他又跑到左神策军营中观看角抵和百戏。据《史记》记载，角抵起源于远古的黄帝大战蚩尤，蚩尤为了提高士兵们的战斗力，命士兵头戴双角搏击，所以又名“蚩尤戏”。汉唐时期角抵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李恒对于这种运动是超级喜欢，俗话说得好：上之所好，下必效之。一时之间，京城表演角抵的人越来越多，当时这种职业因为皇帝的喜好而备受人们尊重，甚至有的角抵者敢于殴打官兵。

例如，长庆二年（822年），云阳县角抵张颧向羽林官骑康宪借了些钱，过了段时间康宪前去索要，张颧竟假借酒醉将康宪险些殴打致死。

百戏和角抵不仅得到李恒的欣赏，李恒还将观看它们定为一项制度。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李恒驾临宸晖、九仙等门，观看角抵和百戏，并规定从此之后每三日观看一次，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将娱乐活动形成规章制度尚属首次。

除了角抵之外，赛龙舟也是李恒很喜欢的一项运动，并且经常举办龙舟竞渡。所谓竞渡就是命宦官、护卫人员分乘几条船在人工湖内参加比赛，李恒一声令下，选手们拼命划船奔向终点，谁先到达谁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

宪宗李纯在位时，由于多年忙于征讨藩镇之事而疏于娱乐活动，致使原来宫内鱼藻池淤泥增多，船只不易划行。李恒即位不久，便征调两千神策军疏浚鱼藻池，历时数月方才完工。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鱼藻池刚刚蓄水，李恒便带着嫔妃宫女来这里观看竞渡比赛。

当时对于李恒的过度嬉戏游乐，监察御史杨虞卿倍感忧虑，为此他上疏李恒，强烈指出国家尚未平静，百姓依然艰苦，作为皇帝不能高枕无忧。他特别强调天下帝王居危思安之心全都一样，但居安思危则不尽相同，这也是不能全部成为明君的原因。

杨虞卿的话已经很尖刻，但李恒丝毫不予理睬。

狩猎、角抵、百戏、赛龙舟，李恒的爱好不可谓不广泛，但和击鞠这项运动比起来，上述几项爱好便黯然失色。除了李恒的兴趣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击鞠这项运动对李恒的影响可谓至深，李恒的身体健康正是因为过度玩击鞠游戏，才突然之间垮掉。

自开元、天宝以来，击鞠之风甚浓。击鞠又名打波罗球，是一种健康的体育活动，起源于波斯，东汉时通过丝绸之路传中原。打球时人骑在马上，手持一根月牙杖击球，球大小如拳头，球场呈方形，两边各立一门，将球击入对方门获胜。唐代有许多皇帝是击鞠的高手，如唐玄宗李隆基、后来的唐僖宗，而李恒也是如此。

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李恒带着宫内宦官和禁军士兵在禁中击鞠，当时李恒和部分宦官为一队，另外一些禁军士兵为一队，双方各催坐骑，驰骋在球场之上，双方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半场下来双方队员已经是汗流浃背。下半场开赛后，场面更为激烈，宦官为博取皇帝李恒的欢心拼命争球，无奈体力欠佳渐渐落后。

忽然间，有一名年少的宦官因过度疲劳昏倒于马下，犹如被重物击中一般。当时李恒跟在他身后，心中一惊也差点栽于马下。其他宦官见状立即跑过去将他扶住，于是只得停止比赛回到宫内休息。

《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当时李恒是“邃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太医诊治的结果是患了中风，自此之后，李恒再也没能下床走路。

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在经历两年中风病痛的折磨后，李恒病逝于寝殿之内，时年三十岁。当时国舅郭钊受李恒的遗诏准备立只有16岁的太子李湛即位。可是就在即位大典正要举行时，人们忽然发现太子李湛不见了，于是郭钊命人急去寻找，找来找去最后在偏殿找到了李湛，当时这位仁兄正和几个小太监踢球玩耍。

“殿下！殿下！”寻找李湛的宦官连唤数声，李湛玩得兴起，一时间充耳不闻。

“殿下！皇上驾崩了，国太舅让奴才们来找殿下，准备回去登基做皇帝！”宦官提高嗓门说道。

“哎呀！好好好！我这就回去，就玩这么一会儿，真是扫兴！”李湛一边不耐烦地答道，一边停止游戏，跟着宦官们回到宫内。

就这样，李湛在不耐烦之中被郭钊和一班朝臣簇拥着在太极殿继承皇位，他便是大唐帝国历史上的第十四任皇帝唐敬宗。

宫禁失序

16岁的李湛即位后完全没有个皇帝的模样，他的老爸李恒虽然也是昏庸无为，但至少在即位之初还做过两件有益于国家的事儿。反观李湛却是个只知道嬉戏、玩乐、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纨绔子弟。而且李湛不仅不理朝政，甚至还居无定所，行动极其隐蔽，这种习性不仅宫中之人知晓，甚至其“名声”传到了市井坊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宫廷秘事的外泄，却引发了一幕张韶登基作乱的闹剧。

当时，京城长安有个算命先生名叫苏玄明，年约50岁，看上去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此人头脑十分敏捷，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尤其擅长察言观色，加上平时对经史、周易等研究颇深，所以为人算起卦来口若悬河，时间久了形成了一大批粉丝，在长安城内颇有名气，人称“苏半仙”。

苏玄明为了招徕生意，对人极为热情，来者不论求卦与否，均一视同仁。渐渐地人们闲来无事时，总愿意去苏玄明的卦摊谈天说地、评古论今，而话题中自然少不了谈论新即位的皇帝。苏玄明对皇帝李湛耽于淫乐、荒废政事有所耳闻，因此在这位“半仙”的脑海中经常萦绕着一个“美妙的遐想”，经过反复掐算和周密计划，他终于决定付诸行动。

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在李湛即位的四个月后，苏玄明选了个黄道吉日，来到好友张韶的家中。张韶是长安城中染坊的一个普通工匠，曾找过苏玄明算卦，经过交谈很是投机，于是结为朋友，经常往来。他见苏玄明到来，便备了几样小菜，二人对饮起来。席间张韶请苏玄明为他算上一卦，看看今后运气如何，苏玄明一听正中下怀，便欣然同意，他装作很认真地将算卦用的铜钱反复摇了六次，然后念念有词地嘟囔半天，忽然离座向张韶作揖道：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苏玄明当时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将张韶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向苏玄明问道：

“何事可喜可贺？贤兄快跟我说说。”

“今日之内你可以升坐御殿，南面称孤，我亦能与你共同富贵，这可真是意外洪福啊！”苏玄明一本正经地说道。

张韶听罢不禁哈哈大笑，对苏玄明说道：

“你是算命先生，我是个普通的染匠，怎么能走进皇宫，更不可能成为皇帝，贤兄你不会是再在说醉话吧，真是太可笑了！哈哈哈！”

“贤弟你也知道我的卦很灵的，你没听说过姜子牙曾垂钓渭水，汉朝刘邦曾经也不过是个亭长，后来斩杀白蛇起义，最终成为一朝开国皇帝，难道我们天生就注定不如古人吗？”苏玄明正色说道。

“老兄别开玩笑了！”张韶听完后依旧大笑不止。

苏玄明往张韶近前凑了凑，低声说道：“我并非拿你寻开心，可眼下确实是咱们发迹、出人头地的绝好机会。你想想当今皇上昼夜嬉戏无度，经常不在宫中，若不乘此时图谋大事更待何时啊？”

张韶听苏玄明这么一说，不自觉地收敛起笑容，他顿时觉得苏玄明确实不是在开玩笑，但这是掉脑袋的事情，绝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他向苏玄明提出了现实问题：

“宫禁森严，难道我们能插上翅膀飞进去吗？”

“这个我自有妙计，包你能当上皇帝，你若不信那就算了。只是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放弃了，实在可惜。”

“别呀！一切全听仁兄安排！”

……

当夜，苏玄明让张韶将染坊里的百余名染匠集合起来，然后弄来几辆装满柴草的大车，将那些染匠和兵器藏匿在柴草车内，由张韶和苏玄明假扮车夫，以为皇宫送柴草为名混入了银台门。

张韶见如此顺利地闯过第一关，心中不禁窃喜。但就在此时守门的士兵走上前来，喝令停车盘查，原因在于卫兵们看出大车负载过重，一时间起了疑心。

如果当时张韶稳住情绪，或许事情就会应付过去。但这位仁兄显然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方寸，他见事情即将败露，索性抽出腰刀，将正在低头查看的士兵砍死，然后命令染匠们下车，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宫廷内侍服装，一路呼喊着向大殿冲去。

此时，皇帝李湛正由内侍宦官陪同着在清思殿内玩击球游戏，忽听殿外人声嘈杂喧闹异常，便让一个小宦官出去查看。小宦官刚刚走到殿外，便看到张韶一伙人从远处挥刀冲杀过来，吓得他立即返身入殿，关上殿门，飞跑进内殿报告李湛。李湛一听惊恐异常，便想带着内侍们逃往右神策军营。

“陛下！右神策军营比左神策军营要远，恐怕中途会遇到贼兵，不如去左神策军营较近。”一个小宦官提醒李湛。

李湛当时之所以舍近求远想逃往右神策军营，是因为他十分宠信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在左、右神策军举行击球、角力等比赛时，李湛常常偏向右神策军营。因此，他觉得此时右神策军营更可靠些，但经过宦官的提醒后，他也担心路上遇到贼兵，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带着内侍们从侧门逃出，径直奔向左神策军营。

当时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听说李湛驾到，慌忙跑出去迎接，当看到皇帝陛下狼狈不堪，因避难来到自己军营时，不免觉得十分伤感，立即亲自背着李湛进入军营中保护起来，然后传令让大将康艺全带领骑兵入宫平叛。

当时李湛十分担心祖母太皇太后郭氏和生母太后王氏的安全，因两地相隔遥远，马存亮立即派兵马使尚国忠带领五百骑兵将两宫接到军中，然后又命令尚国忠领兵协助康艺全平叛。

事实证明，马存亮或许过于谨慎，他派出去的两路人马对于苏玄明和张韶来讲，完全是大炮打蚊子。

当时张韶和苏玄明已经占据清思殿。张韶坐在御榻之上，与苏玄明相对着品尝宫廷美食，张韶边吃边说道：

“果然如贤兄所说，我真的坐上了御座，现在我已经做过了皇帝，你也做过了宰相，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啊？”

“回去？难道你想到此为止吗？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好不容易闯了进来，怎么能轻易就出去呢？”苏玄明惊问道。

张韶离开御榻说：“这宝座岂可长坐？倘若禁兵到来，就凭你我如何应对？”

张韶的话还没落音，康艺全已领兵杀了进来。张韶、苏玄明急忙出来抵挡，但张韶和苏玄明这伙人毕竟是乌合之众，哪里经得起皇家禁军的围攻。此时，张韶和苏玄明二人所带之人见形势危急，也不管张韶和苏玄明的死活，各自想夺路而逃。他们拼力冲杀试图打开包围圈，但却被越来越多的禁军士兵团团围住，转眼间百余人死伤大半。张韶和苏玄明好不容易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可又被奉命赶来协助平叛的尚国忠挡住去路，最终张韶和苏玄明被禁军乱刀砍死，其党徒绝大部分被杀，至此，乱了一天一夜的皇宫才算安定下来。

事发当夜，各处宫门均已关闭，皇帝李湛留在左神策军营中过夜。当时宫中之人不知李湛的下落，所有人都十分惊慌，消息传到殿外，朝臣们也是十分担忧，直到第二天，李湛在左神策中尉马存亮的保护下回到宫中，人心才安定下来。

李湛回宫之后立即调查这次叛乱事件，当即命人查问守门宦官失职一事。经过详细调查，张韶、苏玄明等所经宫门，共计涉及守门宦官35人，依照大唐律令应悉数斩首。但李湛十分偏袒宦官，只下令杖责这些宦官了事。

张韶、苏玄明这场突发的叛乱，虽然属于跳梁小丑的行为，但这伙人居然能成功穿越守卫森严的宫门，这完全说明李湛治下的宫禁已经严重失序。更要命的是，这起事件并未让李湛提高警惕，他依然四处嬉游，纵情淫乐。纵观李湛即位后的朝廷局势，不仅宫禁失序，就算是朝堂之上那些文质彬彬的朝臣也好不到哪里去。

党争不已

李湛在位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却是唐朝中后期朋党之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发端于宪宗李纯时期的“牛李党争”，在穆宗李恒时期开始形成雏形，李湛即位后由于整天想着四处嬉戏，以至于御臣无术，最终导致党争愈演愈烈。

当时牛党的主要首领李逢吉担任兵部侍郎，他援引同党，排斥异己，将首要目标锁定了李党成员李绅，穆宗李恒在位时对李绅是比较宠信的，因而遭到李逢吉的憎恨。“于方事件”使李德裕遭到外贬，李绅被排挤出宰相班子，降为御史中丞。但李逢吉总觉得李绅在朝一日便是威胁，于是为了除掉李绅这块“心病”，以达到威权独揽的目的，他想方设法结交专权于内廷的宦官王守澄，想通过他说服穆宗李恒，将李绅排挤出京城。可是一直到穆宗李恒去世为止，李逢吉也没能抓到李绅什么把柄。

长庆四年（824年）正月，新皇帝李湛即位，李逢吉认为李湛年少，容易被人左右，于是他向王守澄说明排挤李绅的想法，王守澄答应助他一臂之力。

在李湛即位的四天后，王守澄便来到李湛面前，向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陛下您想知道当年您是怎样被立为太子的吗？”

年仅16岁的李湛听到王守澄的问话后，觉得其中有什么缘故，便好奇地催促王守澄赶快告诉他。

“当年您被立为太子，还颇有一场风波呢！”

王守澄说完后，看了看李湛，他明白一定要将李湛的好奇心调到极致，才能达到自己事先的计划。

“别啰唆，快跟朕说说！”

“当年穆宗皇帝因击球时受到惊吓而患中风，下肢瘫痪，接连几天不能上朝，而当时先帝虽然已经即位两年有余，但尚未册立中宫和太子。大臣们见先帝病情严重，且国家尚无储君，全都心急如焚。裴度、李绅等人接连上疏，请求先帝早立太子以安定天下人心。李逢吉当时也上疏主张立嫡立长，就是想立陛下为太子，但裴度、李绅极力反对，认为陛下年少，主张立深王李悰（穆宗李恒之弟），先帝因此曾经动心过。”

王守澄说到这儿故意停下，两眼看着李湛，想从他面部表情窥视其内心反应。

“那么父皇怎么又改变主意，立朕为太子呢？”

“唉！还不是李逢吉据理力争，极力主张立嫡立长的原则不可废，才使得先帝下定决心立陛下为太子。如若不然，陛下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王爷而已，怎么可能继承大统呢？不过李逢吉也因此得罪了裴度、李绅，屡遭他们的排挤。”

王守澄说完本以为眼前这位少年天子会大发雷霆，立刻下令贬黜李绅等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李湛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句“朕知道了”，便不再言语。

王守澄见状只得收敛，准备未来寻找机会再行其事，但不久后度支员外郎李续之在奏章上也提到这件事，而且李逢吉也上疏暗指李绅做过不利于李湛的事情。于是，李湛终于动怒，于长庆元年（821年）二月，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同时加封李逢吉为凉国公兼尚书右仆射，食邑千户。

李逢吉升任宰相，朝中百官纷纷到中书省向李逢吉表示祝贺，唯独右拾遗内供奉吴思没去祝贺。李逢吉大怒，立即将吴思贬为吐蕃告哀使，不久又贬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党成员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

当时庞严的好友，时任给事中的于敖见到庞严被贬的诏书后，利用自己职务所拥有的权力，将诏书封还给朝廷。所有人都对于敖的行为高度赞赏，认为他不畏强权，竟能跟宰相叫板，实在是难得的大忠臣。

就在大家担心李逢吉会迁怒于敖的时候，朝廷将于敖的奏章批转下来，交由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这才知道，原来于敖为了巴结李逢吉，特别上疏皇帝，认为仅仅是外贬庞、蒋二人，处罚得实在过轻，应当予以重罚。

于敖的卖友求荣，引起了朝廷中正直大臣们的极大愤慨。但于敖却无丝毫羞愧之感，他因出卖李绅而成为了牛党成员，从此之后平步青云。

朝中大臣虽然多为李绅叫冤，但当时都不敢站出来公开得罪李逢吉。唯独翰林学士韦处厚拍案而起，他不顾会遭到报复的危险，仗义上疏李湛，指出李逢吉结党谗害李绅，致使朝廷上下人心骇惧。李绅作为先帝的宠臣，即使他真的有罪，也应该加以宽容，更何况他本身就没做过什么错事。

李湛本来就是个没有立场的昏庸皇帝，经韦处厚这么一说，他又立即转舵，想要召回李绅。李逢吉当时察觉出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于是，立即采取措施，每天组团上疏诋毁、弹劾李绅，搞得李湛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李湛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击球游戏结束后，路过皇家档案馆时，出于一种好奇心他走了进去。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那里找到了一沓父皇穆宗所封的文书。当时李湛很可能想到了王守澄曾经对他说过的当年议立太子的事儿，于是他想从文书中找到答案。他亲手将这些文书拆开翻阅，终于他发现其中一封文书上有当年裴度、李绅等人请求立自己为太子的记载，他看完大为惊讶，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记载是否属实，但此刻他第一次开始怀疑李逢吉和王守澄是不是在说谎。

回到宫中后，李湛将李逢吉等人弹劾李绅的奏章全部烧毁。虽然他并未立即召回李绅，但因为偶然发现父皇文书这件事，还是让他不经意间改变了对李逢吉和王守澄的印象，至少他不再轻易相信李逢吉和王守澄诬陷李绅的话语。

李湛即位的一年后改元宝历，准备大赦天下，其中就包括赦免被贬的官员。李逢吉担心李绅被赦，故意在拟定赦文时加了一个限定，那就是被贬的官员经过一次内迁的，可以继续内迁，但这里不包括未经内迁的被贬官员。这就意味着刚刚被贬不久的李绅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对于这个细节，当时李湛并未在意，李逢吉起草的赦文他连看都没看，就批复下发。翰林学士韦处厚知道后，立即上疏李湛提出反对意见，这才引起李湛的警觉，于是又下令追回赦文加以更改，李绅由此也由端州司马内迁为江州长史。

李逢吉想利用皇帝大赦天下的机会再次排挤李绅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在他看来，这完全是韦处厚在坏事，当时他并不知道皇帝李湛对他的态度已经悄然改变。事实上，李逢吉这次计划受挫，有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个人就是牛党魁首牛僧孺。

作为和李逢吉的同党成员，牛僧孺和李逢吉的关系十分要好。这次皇帝陛下居然改变李逢吉起草的赦文诏书内容，这不仅让牛僧孺的脑海中产生诸多问号，敏感的牛僧孺还意识到李逢吉有可能前途不妙，所以他上疏请求外调，以避免激烈的党派纷争。因为他和李逢吉是同党的原因，李湛对他的印象极为不错，所以特意为他增设武昌军，以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任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

牛僧孺终于远离了朝廷这块是非之地，但李逢吉却在朝廷中依旧风生水起。事实上，正像牛僧孺所预料的那样，没过多久李逢吉便遇到生命中的克星而最终被罢相。

这个人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登场亮相的裴度。

裴度是宪宗李纯的绝对宠臣，督军平定淮西立下大功。可是穆宗李恒时期受到李逢吉的排挤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对于中央朝廷来讲，裴度算是被处之闲地不用。

早在长庆四年（824年）六月的时候，成德节度使王廷凑趁山南东道节度使病死襄阳之机，竟将其留在深州的家人全部杀死。皇帝李湛闻此噩耗感伤很久，认为这都是自己没任命好宰相的结果，才致使王廷凑如此残暴。翰林学士韦处厚趁机向李湛上疏，请求召回裴度加以重用。

韦处厚在上疏的时候，担心李湛会认为因自己是裴度的同党，而对李逢吉不满所以加以推荐，特意在奏疏上说明自己曾经遭到过裴度的贬黜，之所以推荐裴度，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朝廷着想。

李湛看完韦处厚的奏疏后，内心有意召回裴度，恰在此时裴度得知李湛即位后整日嬉戏无度后，特意从山南西道自己的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传回奏疏请求入京觐见。李湛一直以为裴度始终带有“同平章事”的头衔，可是他在裴度奏疏的落款上没有看到“同平章事”的字样，觉得很奇怪，便找来韦处厚询问原因。

当李湛从韦处厚的口中得知裴度早在李恒在位时，便因为李逢吉的排挤而被罢免同平章事，外贬山南西道的时候，李湛从内心生起一股无名之火。

“又是这个李逢吉在作怪！他怎么能这样呢？传朕诏令，重新加封裴度为同平章事！”

虽然李湛重新加封裴度有和李逢吉作对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欣赏裴度的才华，但不论怎样，对于裴度来讲，终于再次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

李逢吉听说裴度请求觐见，又见李湛似乎对裴度十分嘉许，心中开始有些害怕，为了阻止裴度入京，他和党羽们日夜谋划。而恰在此时，有人告发袁王李绅（顺宗李诵之子）的长史武昭意欲行刺李逢吉。

当李逢吉得知这个消息后，他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因为他知道这个武昭有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裴度的老部下。

作为裴度亲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武昭曾经跟随裴度征讨淮西、平卢立下大功，裴度多次上表推荐，所以武昭被任命为石州刺史。可是刚刚上任没多久，裴度就被李逢吉排挤出朝廷，武昭也因此而被罢官，无奈之下只好客居京城，后来被袁王李绅聘为长史。

武昭被罢官又久久得不到职位，心中对李逢吉十分不满。当时武昭和水部郎中李仍书是好友，二人常在一起喝酒。李仍书是先前不久的宰相班子成员李程的族人，李程此前不久也遭到李逢吉的排挤，因此李仍书对其也是恨之入骨。

事实上，当时传出武昭想要行刺李逢吉的消息是源于武昭和李仍书的一次席间对话。两个人喝酒聊天本是常事，但在席间提到李逢吉时，两个人越说越激动，尤其是武昭当即决定诛杀李逢吉，然后愤然离去。当时李仍书的头脑还算是清醒，他担心武昭真的做出出格的事情，连忙去拉武昭想要阻止他离开，可是武昭力气实在太大，最终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武昭离去。

武昭行至途中，遇到金吾兵曹茅汇，茅汇素来与李程关系亲密，于是武昭便将想要诛杀李逢吉的想法告诉了茅汇。当时武昭浑身酒气，茅汇见状，担心被旁人听到，立即捂住武昭的嘴，将其扶回家中。

可是让武昭和茅汇两个人全都想不到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还是被人听到，这个人是时任卫尉卿刘遵古的随从安再荣。他知道刘遵古一直想找机会巴结李逢吉，于是就将自己听到的全部告诉了刘遵古。刘遵古大喜过望，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逢吉。

在李逢吉看来，这是阻止裴度入朝一个很好的机会。

李逢吉当即命令安再荣向朝廷告发此事。于是法司将武昭和茅汇下狱，李逢吉指使侄子李仲言威胁茅汇，告诉他只要供出武昭和李程合谋行刺李逢吉便能活命，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李逢吉显然低估了茅汇的意志，当时茅汇面对李仲言的威胁，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在法司提审他时，将李仲言威胁自己的事情全部抖出。虽然最终武昭因为意欲行刺当朝宰相被乱棍打死，而茅汇也落得被流放道州的下场，却也将李仲言拉下了水，被流放至象州。

李逢吉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裴度入朝，而且这件事使得他在皇帝李湛那里的印象再次打了折扣。宝历元年（825年）十二月，李湛下诏让裴度立即进京，重新恢复他的宰相之位。

宝历二年（826年）正月，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裴度终于到达京城长安。李湛下令进封他为司空兼同平章事，随着裴度的重新登场亮相，李逢吉逐渐受到皇帝李湛的冷落。

看到裴度日渐一日的受宠，李逢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经常召集同党商议如何扳倒裴度，甚至当众为裴度出难题，但裴度每次总能轻易化解。事实上，在李逢吉试图扳倒裴度的同时，裴度也在暗中积蓄能量，准备对李逢吉实施致命的一击。

不过与李逢吉不同的是，裴度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扳倒李逢吉，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李湛。

裴度虽然忠正耿直，尤其能言善辩，但面对李湛这么个冥顽不灵的皇帝，他明白必须要遵守循循诱导的原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不能像其他大臣一样言辞激烈，那样更会激起李湛的强烈反感，同时也就违背了李湛重新起用自己的目的。而且这也是扳倒李逢吉所必须运用的手段。

终于在宝历二年（826年）三月发生的一件事，使得李湛对裴度的信任达到顶点，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得李湛认为不再需要李逢吉，进而将他一脚踢出了朝廷。

当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借口朝廷所赐将士衣服品质太差，宣称赐衣使者杨文瑞傲慢无礼而将其扣留，并向朝廷索要布料三十万匹，以解决将士们衣服不足的问题。同时朱克融也承诺如果得到朝廷的恩赐，本镇愿意出五千士兵，协助朝廷修缮东都洛阳，静候皇帝陛下东巡。

李湛对朱克融这种嚣张跋扈的态度十分痛恨，准备派一名重臣前往卢龙宣慰，并索回杨文瑞。裴度当即提出更加可行的意见，他认为李湛没有必要派出重臣前往卢龙，用热脸去贴朱克融的冷屁股，只需下一道诏书，告诉朱克融如果杨文瑞傲慢无礼，可以将他送还朝廷，由朝廷向他问罪；关于赐予衣服质量欠佳的问题，已经问责相关部门；对修缮东都洛阳一事，考虑到卢龙距离洛阳路途遥远，所以不必劳烦；至于所要的布匹，则实难赐予，毕竟如果只给卢龙，而不给其他各镇，未免会有朝廷厚此薄彼之嫌。

李湛当即采纳裴度的建议，立即颁诏，没过多久朱克融果然将杨文瑞送回，而且也没再提索要布匹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李湛触动很大。裴度的建议，让朝廷保留了对藩镇的权威，而且没有损失任何利益，在他看来裴度比李逢吉管用得多，联想起当年父皇议立太子时，裴度为自己所做的努力，李湛决定从今以后，朝廷内独信任裴度。

当李湛产生这个想法时，也就意味着曾经权倾一时的李逢吉，其政治生命暂时终结。

宝历二年（826年）四月，李湛下诏免去李逢吉的宰相之职，改任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时贬李程为河东节度使，让裴度完全支撑起宰相班子。

李逢吉的罢相标志着牛党势力暂时受挫，李党势力重新崛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党之争因为李湛宠信裴度，而暂时陷入平静状态。不过这种平静始终暗流涌动，牛党势力并未销声匿迹，他们不甘就此退出朝廷舞台，暗中不断积蓄力量，重整旗鼓。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两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混战状态。

死于非命

李湛虽然重新起用名臣裴度，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他是个冥顽不灵的童昏皇帝。除了他整日嬉戏无度、纵情游乐之外，对于宦官的宠信也是人们诟病他的原因之一。纵观李湛宠信宦官的决定因素，是他自身的天性和经历。

李湛幼年时期，由于父皇李恒也是个昏聩无能的皇帝，将精力全都投入到嬉戏游乐之中，根本不关心皇子们的教育，始终对他们是放任自流。所以李湛自幼就未曾受过严格正规的教育，他继承了父皇的“娱乐精神”，将嬉戏游玩进行到底。

“玩儿”这件事情对于长在深宫之内的皇子皇孙来讲，非同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可以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情驰骋、任意嬉戏，游戏伴侣的选择也比较多。身在皇宫之内的皇子皇孙们除了有限的兄弟姐妹们之外，他们主要的游戏伙伴便是大小宦官。

李湛自幼乖戾无常，在和兄弟姐妹们游戏时，总是喜欢恶作剧，想出种种花招让兄弟姐妹们上当受骗，久而久之兄弟姐妹们便有意疏远他，不再和他一同游戏，李湛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从小就缺少父母关爱的他，现在又失去手足之情，但他又偏是好动不好静的性格，对那些群体游戏情有独钟。于是，兄弟姐妹们对他疏远的结果，使得他投入了宦官们的怀抱。

从那个时候开始，宦官群体在李湛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在心理上也对宦官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因为宦官始终充当李湛玩伴儿的角色，让李湛在嬉戏游乐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李湛将其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了无限的游乐活动中，所以就必然导致他疏于朝政。而偌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处理的政务纷繁复杂，本来李湛可以依靠宰相们来处理，但由于李逢吉等几位宰相拉帮结派打击异己，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李湛权衡之下还是将政事委托给家奴比较可靠。所以在他即位后，仍然让王守澄担任掌握中枢机构机密，能够传达皇帝诏令的枢密使之职，并逐渐加大枢密使的权力，使得枢密使成了内廷的实际宰相。

由于李湛对宦官的宠信，当时王守澄、梁守谦等诸多宦官纷纷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最初宦官们只是表现出了骄横之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李湛对宦官们的放任和偏袒，这些宦官们开始由骄横逐渐升级为任意妄为、徇私枉法，甚至达到滥杀无辜的程度。

当然作为自己的家奴，宦官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和李湛关系不大，不过李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性命最终会结果在自己最为信任的家奴手上。

李湛放任纵容宦官源于他的性格和经历，但他对于进入宦官队伍的门槛似乎也在降低，具体来说就是对阉割与否管理不严。事实证明，老祖宗发明宦官阉割这项制度还是十分必要的，李湛在位时由于执行不到位，最终导致宦官睡了皇帝老婆，更要命的是因为这件事最终导致李湛死于非命。

当时，一个叫刘克明的宦官便沾了阉割制度执行不到位的光，而混进宦官队伍，这个曾经在李湛还是皇太子时便陪着他踢球的宦官为人十分精明。宦官名义上不能成婚，可是刘克明由于身体并不残缺，所以他开始与一些宫女通奸，最初他也是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见没人发觉，于是胆子便大了起来，竟然开始向皇帝李湛的身边发展。最终他勾到了李湛一个年轻貌美的妃子董淑妃，两个人暗中往来多次，李湛毫无察觉。

如果这件事就这么平稳地发展下去，或许李湛只是被戴了顶绿帽子，但很多事情往往是无巧不成书，在巧合之中产生诸多误会。

宝历二年（826年）九月，李湛前往骊山巡幸，董淑妃和刘克明也都随同前往。刘克明趁李湛半夜打狐狸之际，偷偷去约会董淑妃。不料，刘克明所经过的偏殿正是李湛打狐狸的地方，李湛当时在偏殿的一侧拐角处张弓搭箭瞄准对面偏殿的一处墙角，准备等狐狸经过时一箭射过去。就在李湛焦急等待时，忽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他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往自己这边爬了过来。

李湛当时就来了精神，使足了劲拉满了弓，只听“嗖”的一声，箭矢飞出，不偏不倚地正中“狐狸”。他欣喜若狂，刚准备前去看看自己俘获的“猎物”，忽听对面传来一声尖叫，只见那个“猎物”狼狈地滚下台阶，李湛觉得十分诧异，因为他没有想到居然会传出人叫的声音，于是他急速抢步上前，命人点起火把仔细一看，顿时大吃一惊。

“刘克明？你半夜三更不在行宫好好待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李湛当时不解地问道。

精明的刘克明从小就很机灵并能言善辩，当时看到李湛手里还提着弓箭，便灵机一动答道：“我听说陛下半夜出来打狐狸，担心万岁爷有什么闪失，便跟了过来，在暗中保护您。”

“哈哈哈！朕难道还怕几只狐狸不成！”李湛说着，转脸向身后围拢过来的大小宦官吩咐道：“快把他抬进去。”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地将刘克明抬回行宫之中。

刘克明中了李湛一箭，回到长安后足足躺了半个月才痊愈，自从那晚中箭之后，他的心中始终忐忑不安。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虽然李湛始终没再过问这件事，但他总感觉李湛好像发现了什么，那一箭似乎是对自己的警告。他在害怕的同时，更有一种对李湛的恨，因为他和董淑妃正处在火热之中，突然挨了这么一箭，弄得他半个多月不能和董淑妃约会。

这种既怕又恨的心绪交织在一起，使得刘克明总是心神难安，于是他开始琢磨一个一了百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意图弑杀李湛。

前边我们说过，由于李湛的纵容和宠信，当时的宦官已经到了任意妄为的程度，所以他们做出任何决定都是正常的。这次刘克明准备弑杀李湛，他联络了一些和他志同道合的宦官准备联合行动，当然他联合的那些人都是在击球游戏中，因为手脚太笨不能满足李湛的玩兴而备受冷落的宦官。

这次刘克明将这些失意宦官召集起来，试探着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一呼百应。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八日傍晚时分，李湛带着大小宦官百余人，出宫到郊外打狐狸。丑时过后，李湛已经捉了十几只狐狸，可谓收获颇丰，见夜色已晚而且觉得十分寒冷，便决定早些回宫。

由于这一晚上战果辉煌，而且时间还早，李湛兴致非常高，便让御膳房准备了酒席，和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等随行宦官以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王惟直等共计28人饮酒，同时叫来几名歌女唱歌助兴。

席间李湛异常兴奋，狂饮几杯后不觉间已带有几分醉意，他走下宝座同歌女们一起舞蹈起来，不大工夫便觉得浑身燥热起来。

“怎么这么热啊？朕要去更衣！”于是李湛歪歪斜斜地向偏殿的更衣室走去。苏佐明当即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跟着李湛一同进了偏殿。就在他和李湛刚刚进入偏殿的时候，大殿内的灯烛忽然全部熄灭，殿内顿时一片漆黑。不过，当时殿内的刘克明、许文瑞等人并未觉得惊慌，反而是出奇的平静，大约几分钟过后，众人便听到偏殿之内传出一声惨叫。

“好像是皇上的声音？”一名站立在旁边的小宦官禁不住出声道。

“别喊！再喊就结果了你！”刘克明顿时恶狠狠地瞪着小宦官说道。

这时刘克明让人重新点燃大殿内的灯烛，只见苏佐明从偏殿出来，此刻他的身上还带有血迹，他径直走到刘克明身旁开口说道：

“大事已成，公公迅速筹划后事吧！”

当苏佐明说出这句话时，所有人全都知道李湛已经死在苏佐明的刀下。

刘克明脸上当即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冷笑，然后他站起身对众人说道：

“我们不如迎立绛王吧？”

当时在场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刘克明见没人反对，便当即宣翰林学士路隋来见。路隋很快到来后，发现现场的气氛十分诡异，就在他正要询问什么事情时，就听刘克明阴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皇上今夜暴崩，留有遗命让绛王李悟权领军国大事。”

“怎么……怎么会如此突然？”路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应该是路学士该问的问题。”站在身边的苏佐明已经将手按在自己的佩刀之上。

看到苏佐明身上带血地站在那里，路隋霎那间似乎明白了什么，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他只得被迫按照刘克明等人的意志撰写了遗诏。与此同时刘克明让田务澄、苏佐明等人急速前去迎接绛王李悟入宫。

李悟是宪宗李纯之子，作为皇帝李湛的叔叔，他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不过现在随着田务澄、苏佐明等人的迎接，李悟恰似喜从天降，在没问清事情缘由的情况下，便冒冒失失地跟着田务澄、苏佐明进入宫中。

等到黎明之际君臣上朝的时候，刘克明在百官面前首先宣读了那封假遗诏，然后簇拥着绛王李悟走出紫宸殿外接见百官。当时百官见状，面面相觑，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隔了一夜，皇帝会换了人？

当时朝臣们不明事情的真相，所以全都默不作声，唯独裴度站出来高声说道：“我只知道遵奉遗诏，皇上忽然驾崩，遗言却犹在，我认为应该遵行。”

“裴公是三朝元老，一切决策都由您来制定。”刘克明立即回答。

事实上，刘克明等人当时都没有看出裴度的心思。作为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裴度在朝堂上一眼就看出了皇帝李湛忽然驾崩必然是被刘克明等人暗害，只是朝堂之上自己一介文臣，如果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先稳住局面，然后再寻找外援讨伐叛逆。

当时裴度的头脑十分清醒，他立刻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讨伐叛逆需要手中有兵，而纵观当时朝廷内掌握兵权又比较可靠的人，似乎只有神策军中尉梁守谦。

“我来找中尉，是为了今天朝堂上之事，中尉认为今天的事情是否蹊跷？”裴度找到梁守谦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皇上突然驾崩，必是刘克明等人暗害！”梁守谦愤恨地回答道。

精明的裴度当时留了个心眼，他继续试探着对梁守谦说道：

“这件事情当时我等在外，公等在内，全都不知道真相如何，究竟是不是刘克明等人暗害皇上，咱们还得详细调查才是。”

“哎呀！还调查什么啊！我看刘克明等人早晚容不下咱们，不如我和司空大人共讨逆贼如何？”

“中尉手握禁军，如果此刻急速讨贼，肯定会一呼百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裴度继续怂恿道。

“嗯！即使除掉逆贼，绛王也不可立！”

“这个是自然，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嘛！”

“司空大人觉得皇子李普如何？”

“皇子年幼，我看不如你我不如拥立江王李涵。”裴度略一沉思，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好！兄终弟及，也合乎礼法！”

……

是夜，梁守谦联合枢密使王守澄、杨从和以及右神策军中尉魏从简，首先将江王李涵迎到宫中，同时征调左右神策飞龙兵共计两千人进宫讨伐刘克明。当时刘克明根本不会想到梁守谦会发动闪电突袭，所以未及抵抗便身首异处，绛王李悟也死于乱军之中。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十二日，裴度率领群臣三次上表劝进后，江王李涵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人的簇拥下，于宣政殿继承皇位，同时改名为李昂。

当时这个只比兄长李湛小四个月的皇帝，还依旧处于一种懵懂状态，但从其个人素质来看，显然比父皇李恒和兄长李湛要高出很多，面对百官的朝贺，李昂在努力适应自己的角色转换，在他看来，父皇和兄长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自己或许要通过百倍的努力来重新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