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复相

随着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人的被杀，在朝廷中担任宰相的牛党成员杨嗣复、李珏以及与牛党关系关系密切的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全都失势，朝廷内取而代之，掌握朝政的是李党领袖李德裕。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瀍将在淮南任上的李德裕召回朝廷，先是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兼门下侍郎，由此开始了李德裕独掌宰相大权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李德裕54岁，当年他的父亲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是51岁，后来应召入朝担任宰相也是54岁，被朝野视为奇异之事。

事实上，李瀍重新起用李德裕担任宰相，并不完全是因为李德裕具有真才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党不拥立自己的政治原因。尽管如此，由于李德裕后来一系列出色的表现，例如，平定泽潞之乱、北征回鹘、会昌废佛等，使得他在李瀍在位时期一直身居宰相职位而没有变化。

对于重新回到朝廷的李德裕而言，现在自己得到皇帝陛下的信任，这个机会实在很难得，他利用李瀍对他的信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掉长期让他如芒在背却始终未得妥善解决的心病，那就是设法删减《宪宗实录》中关于他父亲李吉甫的一些有碍名誉声望的记录。

李吉甫当年因为主张对藩镇采取用兵之策，而深受宪宗李纯的赏识，无论在朝廷中，还是出镇地方，都有很多建树，当然他也得罪过很多人，尤其是元和三年（808年）发生的贬谪制科考官和对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压制不用，进而导致朝野舆论的批评。

记载宪宗李纯一生史事的《宪宗实录》一共四十卷，是路随等人监修，沈传师等人修撰的，在大和四年（830年）三月修成。

由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其中对史馆中各类历史文献的修撰工作也产生很多影响。秉笔直书，善恶如实记录似乎已经大成问题，而且在实录修成之后，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一再进行删减涂改，进而失去了历史记录的严肃性和可信程度。

当时《宪宗实录》修成后的遭遇即是如此，文宗李昂在位时曾经下令修改其中顺宗李诵在位时期的某些记录，但遭到了路随的反对。不过路随虽然上疏指出修改实录记载的种种不妥之处，但是文宗李昂并没有接受，依然下诏进行修改。于是在大和七年（833年），路随将经过修改的《宪宗实录》和新修撰的《穆宗实录》二十卷一起进献文宗李昂。

而李德裕复相后想要修改的《宪宗实录》，正是路随在大和七年完成修改的版本。从文宗李昂给路随的诏令来看，当时对《宪宗实录》的修改，也仅限于顺宗李诵时期的史事记录，而李吉甫对朝政产生较大影响是在元和二年（807年）担任宰相以后，但李德裕仍然担心《宪宗实录》中存在着不利于父亲的记录，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修改实录。

早在文宗李昂即位之初，曾经下诏宗室成员李汉担任实录修撰，参与《宪宗实录》的编撰工作，李汉秉承史家直书的优良品德，尊重历史事实，对李吉甫在宪宗时期的所作所为如实记录，因此备受舆论称道，但相反却深受李德裕的厌恶和疏远。

李德裕为了达到修改《宪宗实录》的目的，先是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带领重新回归朝廷的宰相班子成员陈夷行、崔珙、李绅，以宪宗李纯有中兴之功，上疏皇帝李瀍请求为宪宗李纯修建百世不迁之庙。李德裕这样做无非是想提高宪宗李纯的祭祀规格，以博得皇帝李瀍对自己的好感，为他修改《宪宗实录》的计划奠定基础。

但是李德裕没有想到，他的请求不太合乎礼法。因为在古代宗法制度中，关于祭祀祖宗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始祖之庙才能永远不迁，而始祖以下的历代祖宗在祭祀世代之数过于遥远后，要按规定迁入太庙，并按次序排列，统一进行祭祀。

尽管皇帝李瀍看了李德裕的奏疏，并称赞李德裕的建议很是中肯（“所论至当”）。但是当李瀍将李德裕的建议交给朝廷大臣进行讨论时，还是因为不合乎礼法而遭到了朝臣们的普遍反对。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李德裕只好不再采取迂回策略，直接以现有的《宪宗实录》版本所记载的内容不齐全为由，向皇帝李瀍提出了重新修订的请求。会昌元年（841年）四月，李瀍诏令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和史馆修撰郑亚重修《宪宗实录》。十二月，李德裕又针对实录的体例问题，上疏李瀍请求修改，事实上，李德裕的上疏不过是个障眼法，是为了他删减实录中关于父亲李吉甫的“不善之迹”制造理论根据，他的想法不仅是朝臣，就连皇帝李瀍都颇为知晓。

当时李德裕为了避免朝臣们的非议，对可以记入实录的史事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其同党李绅和郑亚为了讨好李德裕，在修改实录的过程中，不仅将原稿中对李吉甫不利的记载全部删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对李吉甫进行美化。

会昌三年（843年）十月，经李绅和郑亚将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宪宗实录》修成，并进献皇帝李瀍。对于李瀍而言，新修撰的《宪宗实录》品质如何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实想法，所以重修《宪宗实录》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牛党的彻底否定。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李瀍召见宰相班子成员议事，告诉宰相们说侍讲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说成是朋党，为此询问宰相们对这种说法的看法，于是李德裕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驳斥了侍讲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党的论断，他认为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历朝历代那些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批评，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还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标榜自己这种不结朋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事实上，李德裕的目的在于借古喻今，指斥当朝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他的锋芒所向是针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座主”“门生”等关系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

但是“牛李党争”的本质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与他在奏疏中列举的朋党性质相同，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李德裕复相后首要的任务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权。

抑制宦官

李德裕复相后，颇得皇帝李瀍的信任倚重，而且牛党势力暂时受挫，使得李德裕逐步成为朝政的掌控者。但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牛党，李德裕同样面对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这一次挑战他权威的是内廷之臣，具有拥立李瀍之功的宦官仇士良。

李瀍成功登上皇位，作为神策军右军中尉的仇士良以其拥立之功，显得更加嚣张跋扈。在李瀍即位之初的开成五年（840年）二月，为了答谢仇士良的拥立之功，李瀍下诏晋封仇士良为楚国公。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又赐给仇士良记功碑牌，并下诏命令曾经担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为其撰写碑文。八月加封仇士良为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左、右两军。

观军容使这个职位全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由宦官监军发展而来的军职。前边介绍安史之乱时，我们说过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相州，唐肃宗李亨以郭、李二人资历相当难以互相节度为名，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九军，成为围攻相州的实际军事统帅。安史之乱平定后，鱼朝恩奉命出任天下观军容使，等于成为全国军队的总监军。

在鱼朝恩之后，宦官中还没人担任过观军容使一职，仇士良是继鱼朝恩之后第二个出任这个职位的宦官，同时这也标志着他的权力达到顶峰。

按说身为内廷之臣的仇士良与身为外臣的李德裕，本质上不应该有什么冲突，而且李德裕八年的时间没在朝廷，和仇士良也没有什么交集，双方本可以和睦相处，但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形同水火呢？

虽然李德裕有结党营私的一面，而且打击政敌丝毫不手软，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和仇士良的矛盾，起因在于仇士良的心态失衡。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德裕率领群臣为李瀍加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就在朝廷筹备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在丹凤楼举行加尊号大典时，朝廷中有人向仇士良通风报信，说李德裕和度支使正在讨论起草皇帝陛下在接受尊号后所要颁布的赦书，其中内容之一是要削减神策军将士的军衣口粮和马匹草料。

仇士良听完后勃然大怒，他当即对部下进行部署，说如果真是如此，等到皇帝陛下发布大赦的那一天，我就带着神策军在丹凤楼前大闹一场。

仇士良当时的情绪十分激动，他没有冷静思考自己说这番话会有什么后果，他可谓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神策军作为皇家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入则宿卫宫禁，出则为征战的中坚力量，其地位十分重要，自它诞生之日起，历代皇帝给予神策军的待遇都要优于其他军队，所给予的赏赐更非其他军队所能相提并论的，当时就算皇帝李瀍厌恶仇士良，也不可能削减地位十分重要的神策军的待遇。

史书上没有记载为仇士良通风报信的那个人的初衷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仇士良对部下说完要大闹丹凤楼的狠话后，李德裕便得到了消息，于是他抢在仇士良之前，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李瀍。

李瀍当即认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离间，于是他在延英殿召见仇士良，当面向其解释说赦书的内容都是自己的想法，和宰相等人完全没有关系，而且赦书尚未公开发表，仇士良怎么会听说有削减神策军待遇的事情呢？

有了皇帝陛下的定心丸，仇士良的怒气才逐渐平复下来。在恢复冷静的同时，他也为自己口无遮拦而懊悔不已，所以听完李瀍的解释后，仇士良恭敬地向皇帝陛下叩了三个头，然后诚惶诚恐地退了下去。

李瀍借仇士良之力顺利登上皇位，虽然在表面上对他加官晋爵尊崇至极，但内心深处始终对这位自甘露之变以来就手握禁军，在朝廷中专横跋扈、说一不二、钳制文宗李昂的家奴怀有恐惧之感，可以说厌恶的成分远远超过拥立即位的感激之情。

对于这一点，精明的仇士良其实也十分明白，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口无遮拦而诚惶诚恐，因为他也担心会刺激到皇帝陛下那敏感的神经。而且仇士良已经从李瀍更多的信任李德裕的变化中有所察觉，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仇士良以年老体衰为由，于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向皇帝李瀍提出退休的请求。

对于仇士良的请求，李瀍当时心中乐开了花，在表面上稍作挽留之后，李瀍顺水推舟地下诏免去仇士良观军容使的职务，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在此之后仇士良又多次提出请求致仕，终于同年六月得到了李瀍的批准。

会昌三年（843年）九月，历仕宪、穆、敬、文、武五朝，横行朝廷将近30年，曾经杀死两位亲王、一位皇妃和四位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病死于自己的府邸之中，终年63岁。

从他的结局来看算是善终，这个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宦官，是一个比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以及王守澄等更加聪明的人。原因在于他懂得知难而退，算是一个没有被权力和恩宠彻底蒙蔽心智的人，所以他可以安静地死在自己的府邸。不过，仇士良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关于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仇士良死去的一年多后，即会昌四年（844年）六月，宫中有和仇士良结怨者，忽然站出来揭发仇士良的罪行，说他活着的时候存有谋反之心，而且府邸里私藏兵器甲胄。李瀍得到报告后，命人前去搜查，结果确实搜出了几百件兵器甲胄。

按照《唐律》规定，如果私藏甲胄三领、弓弩五张，则要被处以绞刑，而仇士良私藏了数百件，即使千刀万剐恐怕也难以抵罪。于是，李瀍诏令削夺其官爵，并没收其全部家产。

仇士良最终也没能逃过惩罚，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死人，但因为其嚣张跋扈三十年，还是将恶业播到了家人身上。随着仇士良的被迫退休和遭到惩处，李瀍即位后在抑制宦官方面取得了成功。纵观李瀍在位的六年间，像李辅国、程元振、仇士良那样嚣张跋扈的宦官不曾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宰相李德裕独揽大权。

当然，宦官干预朝政已经历时百年，积以成习难以根除，整倒一个仇士良并不意味着就能彻底根除宦官干政的局面，李德裕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努力寻求平衡的基础上尽量抑制宦官特权，换句话说将宦官特权限制在不损害朝廷大局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在仇士良之后，宫中宦官的头面人物是枢密使杨钦义和刘行深。杨钦义与李德裕可谓是老相识，李德裕复相之前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候，杨钦义是淮南监军。那个时候李德裕并不拿杨钦义这个监军当回事儿，完全不像其他藩镇节度使对皇帝任命的监军毕恭毕敬，因此遭到杨钦义的嫉恨。

直到有一天，杨钦义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令，让他即日起程入朝。当时许多人猜测杨钦义此番入朝，一定会被委以重任担任枢密使。李德裕听到人们议论后，为了避免日后杨钦义为难自己，便在节度使府衙摆下酒席宴请杨钦义。席间李德裕对杨钦义巧言恭维，又赠给杨钦义珍玩宝物数十件，搞得杨钦义十分感动，表示如果日后高升，一定不会忘记提携李德裕。

可是就在杨钦义启程行至汴州时，又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让他重返淮南担任监军。杨钦义返回淮南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将李德裕赠予的数十件珍玩宝物如数奉还。可是李德裕却丝毫不以为然，他告诉杨钦说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希望杨钦义不要多虑。

杨钦义听完后大为感动，原先对李德裕的不良印象一笔勾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杨钦义发誓如果未来有合适的机会，一定让李德裕重返朝廷。后来杨钦义果然再次入朝担任枢密使，史料上没有记载李德裕重新回归朝廷，杨钦义是否起了什么作用，但李德裕复相之后，和杨钦义的关系十分要好，而且李德裕充分利用他和杨钦义的关系，妥善解决了军队统帅指挥权与宦官监军之间的关系。

李德裕后来在平定泽潞之乱与北征回鹘的作战中，总结了贞元十四年（798年）时韩全义奉命讨伐吴少诚以来对叛乱藩镇作战屡屡失败的教训，李德裕认为，以往朝廷用兵往往存在三大弊端：

一、皇帝为军队下诏令，宰相大多事先并不知情。

二、监军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军队，而军队统帅无法指挥军队。

三、每支军队都有宦官充当监使，选用军中骁勇善战者保护自己，而那些上阵打仗的士兵多为怯弱胆小者，每次开战，监使都在距离战场很远的地方，只要看到军队怯战，立即带着卫队先行撤退，最终导致军队溃退。

李德裕说的这三点，显然是将产生弊端的根源归结为宦官监军所致，于是他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协商，提出各军监军从今以后不参与军政事宜，允许监军在每千人中抽去十人充当护卫，如果军队打了胜仗，监军可以跟着统帅一同得到封赏。

杨钦义和刘行深接受了李德裕的提议，并上奏皇帝李瀍形成制度，以便在未来用兵时得到贯彻实施。而且今后皇帝为军队下达诏令，都重新回归中书省，由宰相起草相关诏书，进而避免宦官染指诏书下达事宜。从后来官军出战的战绩来看，李德裕提出的解决办法，使得李瀍在位时期的官军战斗力较之以往提升了不少，这一点从后来的平定泽潞之乱以及北征回鹘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泽潞之乱

李德裕复相后除了在朝廷内部巩固自己的地位、抑制宦官权力之外，还对藩镇采取了强势策略。会昌三年（843年）泽潞镇节度使刘稹发动叛乱，李德裕毅然决定采取用兵策略，决心平定其叛乱。

泽潞镇是刘悟、刘从谏、刘稹祖孙三代经营的独立王国。宪宗李纯平定淮西吴元济后，接着又进兵征讨李师道，而当时身为李师道牙将的刘悟徘徊不战，结果差点遭到李师道的诛杀，刘悟最终返兵诛杀李师道投降官军，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

从刘悟归降朝廷到其孙刘稹发动叛乱，中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过程。

穆宗李恒即位当年，幽州的朱克融发动叛乱，囚禁节度使张弘靖，而刘悟受命为卢龙节度使出任渔阳，当时又逢王廷凑发动叛乱，于是改任刘悟为幽、镇招讨。

当时刘悟军中的监军刘承偕，仰仗自己是皇太后养子，多次当众羞辱刘悟，纵容其下属横行不法，而且唆使刘悟部将张问取而代之。刘悟终于忍无可忍，最终率领部众囚禁刘承偕，并想要将其杀掉，被幕僚劝止。

刘悟囚禁刘承偕等于公开和朝廷翻脸，不过穆宗李恒知道是刘承偕太过分，所以没有追究刘悟的责任，而是让他将刘承偕送还朝廷。结果心态失衡的刘悟拒不奉诏，直到穆宗李恒下诏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奉诏放人，这场兵变一直持续三个月方才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刘悟看到了朝廷软弱的一面，于是他决定效仿河北三镇，将自己的地盘经营成独立王国。

由于穆宗李恒采取的“销兵”之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偏差，最终导致被销之兵很多都投奔到了刘悟帐下，使得刘悟的实力急速扩充。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八月，刘悟因病去世，其子刘从谏秘不发丧，与部将刘武德等人以刘悟遗表请求继任节度使之职。对于刘从谏的请求，朝廷让刘从谏出示刘悟的遗表以做证明，直到十一月朝廷才收到刘悟的遗表。当时敬宗李湛召集大臣讨论对于这件事的处置办法，以左仆射李绛为代表的部分大臣认为刘从谏居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出示遗表，这其中大有问题。而且泽潞镇地处关中腹地，刘悟又心怀不臣之心，朝廷不能轻易允许藩镇父死子继。而且在拒绝刘从谏的同时，朝廷应该做好应对刘从谏有可能发动叛乱的准备。

应该说以李绛为代表的朝臣意见，是朝廷能够利用刘悟去世的机会，有效控制泽潞镇的唯一可行的正确主张。但刘从谏在上表请求袭任节度使职位的同时，就不惜重金贿赂朝廷权贵，由此以李逢吉、王守澄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大臣，主张应该尽快同意刘从谏的请求。

由于敬宗李湛是王守澄拥立的，所以在王守澄的运作下，宝历二年（826年）四月，敬宗李湛正式下诏任命刘从谏为泽潞节度使。在此之后，由于刘从谏从朝廷那里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利益，所以在此后将近七年的时间里，基本上算是安分守己。

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刘从谏进京朝见皇帝李昂，当他看到朝廷内朋党纷争导致政事懈怠时，他的内心顿时产生变化，开始对朝廷轻视，回到本镇后越发骄狂。在甘露之变以前，李训曾经求助刘从谏，两个人相约在事变后诛杀郑注，共同把控朝廷大权，不料李训在甘露之变中死于宦官之手，仇士良趁机控制了朝政，这让刘从谏十分气愤。

内心郁闷的刘从谏一时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于是他上疏文宗李昂，质问在甘露之变中被杀死的宰相王涯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求朝廷必须给出明确的说法。当时针对这件事，刘从谏派部将陈季卿带着自己曾经和李训来往的书信入朝，以示王涯和李训等人的无辜。可是，陈季卿走到长安城外，正好遇到仇士良派刺客劫杀宰相李石未遂事件，陈季卿因为城中人心惶惶未敢入城便返回了泽潞镇。刘从谏因为陈季卿没有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一怒之下杀死陈季卿，然后向全天下公布了这些信件。

刘从谏公布信件后，认为此举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继续上疏文宗李昂，认为朝廷应该剪除宦官之害，现在自己正想进京面见皇帝陛下，愿意兴兵讨伐宦官，重振皇家声威。

当时，天下人并不知道刘从谏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泄愤，他的这番话一时间为自己赢得了空前的声誉，被人们争相赞颂为骨鲠之臣。

事实上，如果当时文宗李昂真的要让刘从谏出兵剪除宦官，刘从谏都未必答应。但刘从谏这番剪除宦官信誓旦旦的话语，让仇士良十分恐慌，他一方面在文宗李昂面前诬告刘从谏有谋反之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自己的专横跋扈有所收敛，鼓动李昂加封刘从谏为检校司徒，想以此缓和与刘从谏的关系。但刘从谏对此并不买账，拒不接受封官，他再一次上疏李昂，认为如果朝廷真的看重自己，那就请为王涯等在甘露之变中冤死的朝臣平反，如果只是出于无奈之举而封赏自己，建议朝廷赏罚不可妄出。

当时由于是宦官把持朝政，所以文宗李昂是不能为王涯等人申冤的，一直到文宗李昂去世，刘从谏因为甘露之变没能掌控朝政，一直对朝廷心怀不满，只是由于朝廷对他采取姑息之策，所以刘从谏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可是李瀍即位后，刘从谏的这种不满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升格为公开对抗。

在李瀍即位之初，刘从谏向李瀍进献一匹九尺高的宝马，但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怀疑是仇士良从中挑拨所致，所以一气之下杀死宝马，树起大旗立志反叛，并不断招兵买马，以致周边藩镇不得不对其进行严加防范。

就在刘从谏积极谋划对朝廷用兵之时，会昌三年（843年）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使得刘从谏一病不起，自觉大限将至的他与幕僚们商议，决定恪守父亲刘悟的志向，效仿河朔三镇的做法，以其弟刘从素之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由大将王协、刘武德、郭谊等人辅佐，拥兵割据，与朝廷采取分庭抗礼之势。

不久刘从谏去世，刘稹秘不发丧，对外封锁了刘从谏去世的消息，当时王协建议刘稹坚决不要泄露刘从谏去世的消息，不出百日朝廷的册封诏令一定会来，到时一定要供奉好朝廷派来的监军，千万不能让士兵惹出乱子。

刘稹接受了王协的建议，随意采取障眼法以为叔父刘从谏诊病为由，派牙将姜釜入朝请诊。李瀍当即派宦官和宫中御医前往泽潞镇，此时距离刘从谏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当宦官和御医到达泽潞镇后，刘稹却以刘从谏病重无法跪领皇帝陛下诏书为名，拒绝御医为刘从谏治病。

当时宦官和御医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不知道刘稹向朝廷请诊的目的是什么，于是便将在泽潞镇遇到的奇怪境遇向皇帝李瀍做了报告。李瀍认为可能是刘稹认为对待刘从谏的规格不到位，于是，又派使者前往泽潞镇，安排刘从谏前往东都洛阳治病，待病情好转另有重用，并且许诺如果刘稹一同入朝，也将会得到重用。

刘稹眼见自己的障眼法就要被识破，于是索性胁迫监军崔士康上奏朝廷，要求任命自己为泽潞镇节度使。不过由于刘稹的疏忽，对崔士康看管不严，崔士康利用看管自己的士兵酒醉熟睡之际，一路逃回长安，向皇帝李瀍报告了刘从谏已经去世的消息。

当李瀍得知自己原来被刘稹忽悠之后，他一怒之下，下令杀死刘稹派来的牙将姜釜，然后立即召集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讨论如何处置刘稹。

定计进讨

在讨论如何处置刘稹的会议上，很多人认为自开成年间以来，回鹘不断南下侵扰，朝廷为之连年用兵，应付不暇，如果再立即兴兵讨伐刘稹，朝廷恐怕会成为强弩之末，不如采取权宜之计，让一位亲王遥领泽潞镇的昭义军，任命刘稹权知兵马事，等到击退回鹘后，再对刘稹用兵不迟。

宰相李德裕针对上述建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泽潞镇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三镇作乱已经将近百年，人心已经难以教化，所以从代宗李豫之后，历代皇帝全都将其置之度外，任由其发展。但是泽潞镇靠近京城腹地，最初被称为忠义之军，曾经打败朱滔、生擒卢从史，立下大功，而那个时候朝廷多用文臣担任统帅。即使昭义军的创建者李抱真，朝廷都没有同意他子袭父位的请求，并且让其子李缄护丧回归东都洛阳。现在之所以泽潞镇会生出叛乱之心，完全是因为敬宗皇帝不理朝政，才导致刘从谏决定承袭父亲刘悟的遗志，成为朝廷难以节制的一块硬骨头。现在刘稹又要承袭其位，朝廷如果同意其请求，那么天下藩镇全都会效仿其所为，天子的威严将不复存在。

显然李德裕面对皇帝和诸多朝臣，说了这么一大段话，就是想要立即对刘稹用兵。而皇帝李瀍也看出了李德裕的意图，但又担心用兵失败，所以李瀍当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保证用兵能够成功，是否真的能够成功。

面对皇帝陛下的提问，李德裕当即为李瀍吃下了定心丸，他接着为所有人提出了具体的用兵之策。

在李德裕看来，刘稹所依靠的对象就是河朔三镇，只要成德、魏博不与他同谋，刘稹就会无所作为。现在只要派一名重臣宣谕成德节度使王逵元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以河朔三镇子袭父位已成既定事实来看，成德和魏博两镇一定不会与刘稹同谋。

而且朝廷如果确保征讨刘稹成功，应该派遣禁军进兵山东，协同成德、魏博两镇一同进攻臣服刘稹的邢、洺、磁三州，并许诺平定泽潞之后加官晋爵，只要两镇不阻挠官军进兵，则必能生擒刘稹。

李德裕在朝堂上侃侃而谈，听得皇帝李瀍着实兴奋不已。于是，在李德裕说完后，这个本就性格强势的皇帝拍案而起，决定兴兵讨伐刘稹。

“陛下！刘稹的祖父刘悟曾经有功于朝廷，一旦开战则绝刘家后嗣，而且泽潞镇拥兵十万，仅是粟米即可支撑十年之用，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平定的。”朝臣中依然有人站出来反对。

“昔日诸葛亮说曹操颇能用兵，但是昌灞一战尚且打了五次，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陛下圣策先定，我们这些做臣子只要不为流言蜚语所动就算是有功，如果此次出战出现不利，臣愿以死谢罪。”李德裕最后坚定地说道。

李德裕的话再一次让皇帝李瀍增添了信心，为了让李德裕没有后顾之忧地指挥本次作战，李瀍愤然说道：“朕在朝堂上说话，如果敢有懈怠军威的话语，朕先斩了他。”

随着李瀍的一声令下，讨伐泽潞镇的大政方针就此定下。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皇帝李瀍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决意出兵讨伐刘稹。按照李德裕事先定下的方针策略，为了防止刘稹东连河朔三镇中的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进而减轻进军的阻力，李德裕特意派御史中丞李回作为使臣，前往成德、魏博宣谕皇帝李瀍的旨意。并且也让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尽快击退回鹘，与身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沔协同作战，以方便成德、魏博二镇防守攻取臣服刘稹的山东邢、洺、磁三州。

与此同时，李德裕调兵遣将，将刘稹盘踞的泽潞地区团团包围，命令原忠武军节度使王茂元移驻河阳；河东节度使刘沔驻守昂车关；魏博节度使何弘敬驻守肥乡；成德节度使王逵元进兵临洺、向城等地；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屯驻冀城。

从李德裕的整体部署来看，主要是从东、西两路夹攻泽潞镇，鉴于大战在即，李德裕为了加快进军速度，向皇帝李瀍建议，让诸军放弃进攻各县而直取州府，命令王元逵攻取邢州、何弘敬攻取洺州；王茂元攻取泽州；刘沔攻取潞州；石雄攻取泽州。

不久后，诸路大军集结完毕，开始按照李德裕的部署进兵，在诸军中，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最先深入昭义军的邢州境内，并在尧山打败刘稹派来的增援部队。可是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却始终按兵不动，和王元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此王元逵十分不满，屡次向朝廷密奏揭发何弘敬首鼠两端。

作为主攻西线一路的何弘敬，在李德裕的战略部署中对平叛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何弘敬按兵不动，等于李德裕打出去的两个拳头只剩下一个。针对这种情况，李德裕决定对何弘敬采取攻心伐谋之术，迫使其尽快出战。他告诉何弘敬，称河阳、河东各地山路崎岖，不便大军行动，朝廷决定派忠武军节度使王宰带领大军取道魏博境内，从相州、魏州方向进入磁州作战。

李德裕此举等于是向何弘敬施加军事压力，潜台词是朝廷大军可以随时进入魏博镇。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唯恐忠武军进入自己的境内会于己不利，因此，立即回复朝廷称全军即日渡过漳水进入磁州作战。

到九月为止，因为何弘敬出兵磁州，才使得李德裕的战略部署得到彻底地执行，而且石雄带领大军越过乌岭，连破叛军五寨，斩获颇多。皇帝李瀍闻讯大喜，下诏褒奖石雄，并赏赐绢帛若干，但石雄却将绢帛全部分给士卒，使得部下将士万众一心，冲锋陷阵人人争先，成为平定泽潞之乱中作战最为勇敢、让朝廷最为放心的一路大军。

从朝廷决定征讨泽潞镇以来，除了石雄积极作战，王元逵稍有胜绩之外，其余几路大军因为各种原因，进展有些缓慢。刘稹得知朝廷四面合围自己之后，自感不妙的他派部将贾群前往太原，通过新任的河东节度使李石，表示愿意归附朝廷，护送刘从谏灵柩归葬东都洛阳，并听候朝廷发落。

李石将刘稹的意愿上奏朝廷，遭到了李德裕的拒绝。在他看来，刘稹之所以现在想要归顺朝廷，那是因为朝廷举大军进行征讨，现在朝廷应该一举平定泽潞之乱，只要官军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不出半个月，刘稹内部自会生出变故，平叛之日可待。

于是，在李德裕的鼓动下，皇帝李瀍再次为诸道大军下诏，要求务必齐心协力协同作战，争取早日平定泽潞叛乱。

事实证明，虽然当时诸路大军进展缓慢，但李德裕对刘稹内部会生出变故的判断十分准确。不久后，刘镇的心腹大将高文端投降朝廷，他的到来印证了泽潞镇内部已经是矛盾重重的事实。

内讧授首

高文端之所以要投降朝廷，就是因为他看出了刘稹内部已经积怨难返，如果再和刘稹一条道走到黑，那么身家性命就有可能不保。

作为泽潞镇的山东三州守将之一，洺州都知兵马使王钊是刘稹信任的驻守洺州的将领，王钊是个遇事喜欢独断专行的人，常常不服从上司领导的约束，因此被同僚高元武、安玉等人诬告有异心想要谋反。

刘稹本身就是一个叛将，他对于部下的所思所想十分敏感，因此对王钊想要谋反之说信以为真，为了将祸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刘稹急招王钊回到潞州。王钊唯恐刘稹于己不利，便以初到洺州，寸功未建为名，请求留任数月后再回潞州。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面对王钊的请求，刘稹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得无奈应允。

高文端投降朝廷后，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朝廷，他断言王钊已经被刘稹猜疑，以刘稹的性格绝不会再重用王钊，而王钊也绝不会再真心为刘稹卖命。只是因为王钊和部下的家属都在潞州刘稹的掌控中，王钊是不可能公开投降朝廷的。高文端建议朝廷应该争取王钊，可以派使者秘密宣谕王钊，让他在合适的时机返兵突袭潞州，擒获刘稹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授予王钊节度使职位，这样想要攻取山东三州之地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皇帝李瀍采纳了高文端的建议，下诏让距离洺州最近的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秘密招降王钊，劝他弃暗投明为朝廷平叛效力。但是王钊面对朝廷的招降，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不过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让王钊决定归降朝廷的，居然源于邢州方面的变故。

当时刘稹的牙将王协，为了增加军队开支而想出了敛财搜刮的新招数，那就是向商人收税以增加收入，也就是所谓的“商税”，每州派一名将领主管此事。王协此举名为商税，实际上是变向对辖区内的百姓增加赋税，不仅逐户登记家财，就连日常的使用器具也不放过，全部折估为绢，以十分之二的比例收税。而且办事的官吏在估算民用家财时，无不弄虚作假拔高价格，百姓穷尽家产也无法完成交税任务，搞得境内民怨沸腾，怨气冲天。

王协以昭义军中首推邢州富商最多为借口，将邢州作为此次征税的重点，派部将刘溪前往邢州主持收税事宜。刘溪素以残暴贪婪、心狠手辣而臭名昭著，邢州方面的守将是刘稹的舅舅裴问，面对刘溪的到来，裴问顾全大局，顶着巨大压力支持刘溪执行商税政策。但刘溪对裴问十分不尊重，言语之中多有不逊，最终将裴问激怒。

裴问大怒之下，遂与部众密谋袭杀刘溪然后归顺朝廷，同时将自己的想法通告了邢州刺史崔暇。崔暇当即表示响应，于是，裴问关闭邢州城门，将刘溪等人杀死，事后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投降。

邢州转瞬之间归顺朝廷，这对身在洺州的王钊是极大的震动。恰在此时，王协派来主持商税的军将已经进入洺州境内，王钊担心洺州会重演邢州的变故，于是下令紧闭城门，拒绝王协派来主持商税的军将进城，同时向何弘敬归降。

邢、洺二州的归降，让磁州守将、刺史安玉顿时感觉陷入孤立境地，在自知大势已去，顽固抵抗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情况下，安玉也投降了何弘敬，最终朝廷攻取山东三州之地的计划，以三州叛将先后投降而实现。

山东三州陆续投降的消息传到潞州后，在刘稹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刘稹由于年纪尚轻，最先出现焦躁不安的情绪。而他平常最为信任的王协和郭谊等人并没有在如此危急的时刻，想着如何保护刘稹的安全，而是看到前景不妙后，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

在他们看来，能够彻底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刘稹交出去，这样或许可以减轻罪过，得到朝廷的赦免。

于是，王协和郭谊等人一方面派使者向忠武军节度使王宰请降；另一方面开始谋划杀死刘稹。王协等人明白虽然刘稹年纪尚轻，但杀死他并不容易，原因在于刘稹的护卫也是其同族兄弟，时任中军兼押牙将的刘匡周是个“猛张飞”式的人物，人称十三郎，统率亲兵，时刻不离刘稹左右进行护卫。

如果要想成功实施杀死刘稹的计划，就必须首先除掉刘匡周。这是王协和郭谊等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于是郭谊利用面见刘稹的机会，称只要刘匡周在刘稹身边，诸将全都不敢言事，担心因为言语不慎而被刘匡周杀掉，长此以往，恐怕会导致人心离散，建议刘稹今后议事时，可以不让刘匡周在旁边。

由于郭谊是刘稹十分信任的人，所以刘稹对其所言深信不疑，他让刘匡周称病在家。可是刘匡周怀疑郭谊等人有阴谋，他情绪激动地告诉刘稹，说因为自己在他身边，所以众将不敢有异心，如果自己不在了，刘家必遭灭门之祸。

可惜刘稹并没有听进去刘匡周的话，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刘匡周最终称病离开潞州。

而刘稹万万不会想到，失去了刘匡周的保护，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杀身之祸。

看到刘匡周离去后，郭谊等人立即开始实施计划，他首先让亲信董可武委婉地劝说刘稹，看他是否能够归降朝廷。对于董可武的劝说，刘稹觉得十分纳闷，于是他问董可武，郭谊对于归降朝廷这件事是如何考虑的。

“可武已经和郭大人立下誓言，绝不辜负您！”在看到刘稹的态度有所松动后，董可武终于说出了实情。

“既然如此！那就听凭郭谊等人的安排吧！”

可是时任宅内兵马使的李士贵因为平常受到郭谊、王协等人的排挤，对于这件事的内情并不知晓。因此，当刘稹回到府邸打点行装细软时，李士贵闻讯，以为郭谊、王协等人胁迫刘稹，于是，带领亲兵一千人杀奔节度使府邸，与郭谊、王协的护卫军厮杀起来。

李士贵的突然出现，彻底打乱了郭谊的计划，在他看来，这是刘稹在忽悠自己，不然的话李士贵不可能如此巧合地出现。于是愤怒之下的郭谊下令大开杀戒，在王协等人的协助下，他们杀死李士贵后，又打开府库，向部下四散财物，只用了一天便掌握了潞州的军政大权。

现在，刘稹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但尽管如此，郭谊依然不想放过他。

次日，郭谊又指使董可武将刘稹引至北宅置酒作乐。其实郭谊摆下的是一场鸿门宴，席间郭谊对刘稹阴阳怪气地说道：

“昨天的事情实属迫不得已，今后如果想要保全泽潞安宁，需要您亲自去朝廷谢罪，朝廷看在泽潞镇曾经有功于朝廷，一定会怜悯宽恕您的。”

“将军所言甚是，这也是我所想的。”

直到现在为止，刘稹依然对郭谊心怀感激，而且董可武此时也上前拉住刘稹的手，大有不忍离别之情。刘稹当即大为感动，紧紧抱住郭谊痛哭流涕，可是就在他沉浸在这悲凉的离情别意中时，站在他身后的将军崔玄度将一把尖刀狠狠地插在了刘稹的后背之中。

刘稹或许至死也不会想到，他居然会是在这样一种自认为“情意真挚”场景下死去，而留在他身后的，则是郭谊对刘氏宗族的血腥屠戮。

郭谊当即下令，将刘氏宗族不分男女老少尽皆屠杀以绝后患，然后他亲自切下刘稹的头颅，装在木匣里，派遣使者急速送往忠武军节度使王宰那里。随着刘稹的死去，历时一年有余的泽潞叛乱至此被彻底平定，而且自刘悟至刘稹祖孙三代经营泽潞昭义军长达26年的割据势力，也同时宣告结束。

捷报传到京城长安，皇帝李瀍喜不自胜。李德裕认为刘稹之所以发动叛乱，全是因为郭谊、王协等人唆使所致，现在郭谊又弑杀其主，完全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建议除郭谊以绝后患。李瀍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下达《诛郭谊等敕》，同时诏令晋绛行营节度使石雄带领大军进入潞州。

郭谊本以为石雄是前来受降的，所以他没有对石雄采取任何提防措施，结果刚一见面便被石雄一刀斩于马下，其余部众见大势已去，尽皆归降朝廷。

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皇帝李瀍颁布《平潞州德音》恩诏，在诏书中除了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之外，还对泽潞平叛进行了总结。史书上记载，平定泽潞叛乱后，河朔三镇由于受到朝廷震慑而不敢有异志，这虽然对李瀍和李德裕不无虚夸溢美之词，但至少说明自李纯时代的元和中兴之后，河朔三镇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李瀍即位后打击异己，强势对待藩镇，可以充分看出这是个十分强势的皇帝。虽然他即位的时代大唐帝国已经今非昔比，但对待领土问题时，也丝毫不退缩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