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制衡术

1861年，这一年正是慈禧开始垂帘听政之时，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着朝廷的统治。这时候的慈禧表现得相当“开明”，她倚重那些能做事的汉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放手启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后又打破多年以来地方督抚只能由满人占多数的传统，重用汉臣为朝廷排忧解难，成功地度过了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正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开始的口号是“自强”。慈禧最开明的莫过于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虽然她本人没有干什么事，没有喊什么口号，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慈禧这个最高领导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为了让那些反对洋务的顽固保守大臣闭嘴，慈禧甚至还把他们派到前线，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洋枪洋炮的厉害。慈禧称不上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但说她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幕后支持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一时期的她真正无愧于“开明”这一标签。

而一切的事情从戊戌变法改变了，当光绪的变法影响到了她的权力安全时，其实不需要谁来哭诉和造谣，慈禧果断地终止了戊戌变法，废除了光绪所有的“新政”，这一时期的慈禧也真正无愧于“守旧”这一标签。

那么，慈禧到底是“开明”还是“保守”？要破解这个秘密需要我们来了解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权力安全。

皇上的权力至高无上，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权力安全，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对于专制王朝的皇权来说，它基本上有三种权力基础。

第一种基础是名义基础——民。之所以说是名义基础，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关乎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旦取得就可以永久享有的东西。只有当政治清明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才不突出，而当政治走向腐败时，它就会很突出，因为它存在于民的内心中，跟朝廷的宣传或者鼓吹都无关——这就是名义基础的真正内涵。一旦民众觉得这种基础已经丧失了，他们就会想办法强力剥夺这种合法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种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现的，皇权对名义基础的在乎也往往只停留在了口头上。

第二种基础是实际基础——官。这里的官是指官僚集团。皇帝不是与“民”治天下，而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这么大，皇帝没有三头六臂，必须依靠一群人去把税收上来，这就是官僚集团。

皇帝通过一套制度（科举取士、朝廷命官、奖优罚劣等）制造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说到底也只对皇帝负责（不排除有一两个海瑞），他们表面上应该是为皇帝为朝廷出力最多的团体。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是对皇权和王朝肌体最有害的团体。官场腐败总是和官僚集团试图脱离皇权掌控相伴相生，也就是说，“实际基础”对皇权的破坏力反而是最强的——因为制约不力。

于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一幕出现了：每当官场腐化堕落、皇权控制不力之际，皇帝不得不进行变法，而每次“变法”基本都是围绕如何改造官僚集团而展开。皇上必须改造官僚集团而又无法彻底改造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皇权衍生出来的，共生共荣，皇上不能与自己统治的实际基础作对，每拿刀子割官僚集团一块肉，其实也是割他自己的肉——皇上也难呐！

第三种基础是核心基础——大臣。这里的大臣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上真正的核心团队，也就是皇上常说的“朕文有某某，武有某某”。大臣既然最为皇上倚重，从理论上说，他们是皇权最有力的保障，而实际上大臣才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与皇上之间，只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维系，但我们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信任往往是很脆弱的，皇上可能产生对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有可能产生对皇上的不信任。

现在我们知道了，皇上其实是很孤独、很无助、很危险的，皇权的名义基础（民）的力量庞大，但离他太遥远，危急时刻帮不了他（没有监督就没有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帮助）；实际基础（官）倒是离他很近，但有太多的条件和机会滋生腐败和阳奉阴违，最终损坏皇权；核心基础离皇上最近，也离皇权最近，他们离皇权最近的时候，只需要去对付皇上一人，于是诸如朱元璋这样的皇上，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或者免掉原来的大臣，不断地换一批人来重组他的核心基础，这样才能睡一个好觉啊。

也就是说，皇帝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有效团队的职业，是注定怀疑一切的职业。推而广之，皇上下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总督巡抚，一直到七品芝麻官的县老爷以及县老爷之下的末品官员，莫不如此。如果要让皇帝老爷带队的这一彪人马有权力安全感、能够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只有反过来接受“民”的监督。

但是，“民”和官员也不是对立的，“民”也包括官府里的人，包括王朝政权的运作者，不把“官”和“民”区别以待正是说明大家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地方就是——人性。从人性上讲，如果没有强力、合理和有效的制度制约，无论谁当官都是容易变得消极的，兄弟换了你上去也一样。

如此一来，历代王朝特别向往的“天下为民”，首先就在为官者（官僚集团）这里卡了壳。于是，“为民”其实首先就要让“民”能够为“官”——有动力、有途径、有程序参与到官府之事，真正的民意官意能够相互通达，然后才是有力的相互监督。

什么是真正的民意呢？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候蒙古人征战到某地，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就请了一个语言专家，正好一个和尚告状追债，债户收买此专家，把和尚的意愿改成自愿焚身，蒙古人表扬了和尚一通，就下令把和尚推到烈火里烧死（南宋李新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民意，这是强奸民意。千百年来，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标准，那就是：那些喊的人很多，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的，一般就是真正的民意，也是民意的主体，朝着这个目标去干事，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如此一来，为官者似乎就是“眼光向下”而不是盯着“上头”，皇上似乎也是与民治天下而不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是真正地以民为本向民借力——那么“总督”还是原来的“总督”吗？“皇上”还是原来的“皇上”吗？都不是了，这是一套全新的、完全有别于过往的体制，需要自己去颠覆自己，需要对自秦始皇起千年传承已经僵化封闭得像铁桶一般的祖宗之法进行“破立”。

但很遗憾，慈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并不会知道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朝野的变法共识，正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却很快成为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她不会知道即使她“在位”的时间也只有几十年，时机错过就不再来，她的眼光只盯着宫廷内的“废立”，但她不知道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就是自己种下的苦果，所以即便是为了她自己，慈禧也没有真正长远的目光——这正是一个政客与大政治家的分水岭。

于是，慈禧还是那个慈禧，和过往的帝王没有差距，但也没有多少分别，她不得不把个人权力安全放在首位，凌驾于对国家、朝廷的考虑之上。当变法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时，她支持变法；当变法可能要威胁她的权力时，她扼杀变法，她既不是“开明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能在“开明”与“保守”之间转换自如，她经常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风格似乎总是那么飘逸，这就是帝王心术深不可测的核心秘密——权力安全。

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慈禧其实也在大力扶持清流派，让这些人像唐僧一样对洋务大臣指指点点。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又甩开八旗，在军队领域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虽然武卫军是慈禧一手培育起来制衡端王集团的，但在慈禧的眼里，武卫军并不如此简单。

武卫军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在慈禧的眼里，它们不过相互制衡的力量（注意是“相互”）。禁旅八旗的存在，是武卫军存在的理由，而武卫军的存在，也是禁旅八旗存在的理由。一旦将来武卫军的力量发展到过分强大，打破与禁旅八旗相互制衡的平衡，武卫军同样要受到打压。

这就是这支军队真正的秘密和命运，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武卫军的建立当作“大清又一次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它装备了新式武器，引进了新式训练方法，甚至采用了新的编制，是“近乎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但当年的北洋舰队也是“无比新式”的，可它仍然是一支旧的军队：依附在专制皇权上的军队，无论表面如何“新”都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皇权需要你强大，但你又不能过分强大。

而党争之所以无法消灭，除了大臣们的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是因为它正是皇权制造出来的，只有党争，慈禧才能凌驾于各派之上，左拉右打，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维持专制统治的核心秘密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三个字——搞平衡，而且是内部搞平衡。朝廷的权力和武力（军队）都是因皇权而来，那么皇上只有平衡这些权力和武力，让他们相互算计，相互牵制，也相互制衡，这些权力才没有机会离皇权最近。永远的平衡有永远的稳定，永远的稳定有永远的安全。

平衡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皇上搞平衡的过程更是“人治式”的，全凭他的念头，对大臣们权力的制衡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制造一个对手，关进他们对手的“笼子”。一旦他们的对手成为他们的朋友，那对于皇上来说麻烦就大了，所以宫廷里的党争和权斗只能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看来，慈禧时不时疑神疑鬼，也是正常现象，几十年以来，慈禧风风雨雨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善于“搞平衡”的权谋高手。慈禧对收拾自己手底下的人还是多少有些信心的，她虽然一直在警惕权臣势力（比如过去的奕劻、李鸿章，现在的端王），但说到底慈禧最畏惧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比她还牛的人——洋人。

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

在北京内城离皇宫不远、紧挨正阳门（当时俗称“前门”）处，有一处专门是修建使馆的区域——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有十一国使馆，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西式饭店——北京饭店。此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宅子也坐落在使馆区内。

这十一国是：英、美、德、法、俄、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以及西班牙。当然，最强的是前面八个国家。它们当中，美国是美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日本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其他六位是当时欧洲大陆所有的强国，也就是说，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最强国家的联合体——列强。

列强的公使也很不简单，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甲午战争后走马上任的，甲午一战，日本人大发横财，大家跟着都跑来了，这些公使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非洲问题专家。

非洲大陆早已经是列强的殖民地，列强征服非洲的过程可谓简单粗暴，如今非洲各国的国界线基本上都是直的，据说这就是当年的列强为划分各自殖民地拿把尺子在地图上画根线的结果。而在甲午战争大清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之后，列强对大清也怠慢了，他们认为大清不过是另外一块等待被划分殖民地的非洲大陆，清国人不过是一群黄皮肤的“尼格罗人”（黑人）。列强纷纷调换原来驻清国的公使，这些前非洲问题专家取代了原来那些“汉学家”型、“清国通”型的公使。

这些人到了北京，态度自然又是简单粗暴的。他们对了解大清的具体国情没什么兴趣，并不认为与大清外交需要去了解朝廷内部的派别之争，需要去了解朝廷的政策动向，他们需要注意的只是别的国家在大清的动向，比如划分了哪些势力范围，具体占据了哪些地方，北京成了当时世界上间谍最多的城市——列强公使相互盯梢。

除此之外，他们甚至对北京这座城市都感到厌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如此描述：

北京，真是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阿德里亚诺・马达罗：《1900年的北京》）

与公使们首先结下梁子的，就是端王集团。虽然端王集团是排外的，但他们深居朝廷之中排他们的外，正常情况下也是惹不到公使们的，是端王集团使出的一招非常阴损的手段让双方结下了梁子。

这就是造谣。

造谣不是风传几句小道消息，那叫八卦。而政治领域的造谣是很厉害的，除了风传不实消息，谣言的制造者往往还有一系列的预案跟进：谣言如果没有辟谣，就会被视为现实。

因此，在很多有政治阴谋的人眼里，造谣往往就是造势的一种，是很重要的政治手段。

戊戌变法时，当光绪开始搞人事改革、严重损害特权阶层利益之时，端王集团的谣言便已经开始了：慈禧太后会借携光绪到天津阅兵之际，杀掉或者废掉光绪，发动政变，因为那里是荣禄的地盘，方便动手。

应该说这是一个让体制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初级版本的谣言。慈禧离开权力中心北京去天津谋杀光绪搞“政变”，那只有一种情况：北京的局势（特别是军权）她已经无法掌控，需要去天津“借兵”。另外，权谋家永远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跑到天津去“政变”，即使成功了，谁来替她坐镇皇宫？一旦后院起火怎么办？所以历史上的政变者，没有一个人会离开大本营跑到外面去搞的，此事只要站在慈禧的角度想一想，就能发现绝不可能。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此时他们最着急的还不是废立，而是想尽办法让慈禧尽快终止这个有损他们利益的变法，所以这个谣言出台得还是有些低劣的，但是它收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了康有为同志实施“围园杀后”计划的借口，带领大家铤而走险。

然后是老康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伊藤博文就进京了，将接受光绪的接见。在慈禧面前，端王集团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二个版本的谣言：光绪皇上勾结国外势力，要杀掉您！

这个版本的谣言变成了光绪要杀慈禧。慈禧也许还不一定相信光绪会勾结洋人来杀掉她，但她绝对会担忧光绪会勾结外国势力向她夺权！在慈禧认为自己的权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她干净利落地终止了变法，拉拢端王集团，自己临朝训政。

端王集团终止变法的目的达到了，但废立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第三个版本的谣言随即登场。

这最新谣言是：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毒死了！而谣言指向的害死光绪皇帝的凶手是——洋人（出自时任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戈尔的《北京信札》）。

这个版本的谣言又进了一步，能够“害死”光绪皇帝的，除了慈禧就是洋人，此时自然不能再去造慈禧的谣了，于是只能去造造洋人的谣，反正他们看洋人也不顺眼。而端王集团希望的不是政局迅速稳定下来，而是——乱。只有乱，他们才有机会。

事情果然没有让端王集团的人失望，根据萨拉・康戈尔的记载，北京的大街上很快出现了一股“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朝洋人扔石块，高喊：“该死的外国佬！”“杀死他们！”当洋人们去找那些八旗兵寻求保护的时候，八旗巡捕拒绝提供保护，“因为你们是洋人”。整个北京都笼罩在一股“排外变天”的氛围中，仇外情绪蔓延，大小官员纷纷重新考虑站队，很多人甚至相信：那个主张学习西方、搞变法的光绪皇帝其实已经归天了。

公使们行动起来了，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调遣军队进京，保护洋人和使馆！1898年10月初，在慈禧终止变法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洋人军队开进北京，以“保护使馆”之名驻扎在使馆区周边。

军队进城后，公使们又向朝廷提出，必须由他们的代表给光绪进行一项特别的工作——体检。

10月18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中文名）进宫亲自给光绪皇帝体检，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次由西医为皇帝进行全面体检，听听心跳，量量血压，多德福得出了他的结论：皇上的健康状况虽然比较差，但绝没有传说中的生命危险！

体检报告公布，光绪既没有被毒死，也没有被洋人害死，还好好活着，谣言不攻自破，北京的局势也渐渐稳定，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1899年3月，在驻扎半年后，洋人的军队开始撤退，意味着这次谣言又被平息了。

端王集团的人鼻子都气歪了，但他们仍然是不会死心的。正是在这一个月，正在整编武卫军的荣禄以退为进，为了稳住已经心急火燎的端王，向端王载漪献计：将武胜新队改名为“虎神营”。而端王集团在朝廷为废立的造势仍然在加紧进行。

10月13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刘坤一向朝廷发电，警告端王集团废掉光绪的阻力很大——“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引自《刘坤一遗集》，后来常流传为“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张之洞本来也是在这封电报上联名的，不过电报发出之后，他突然有些后怕了，叫人在半路上截下这封电报，把自己的名字给抹去，这样就变成了刘坤一单独去摸老虎屁股。

刘坤一虽然猛，但只是地方大员，而端王集团是朝廷高层，他们是不会被这几句话给吓倒的。由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和礼部尚书启秀出面，他们写了一份请求废立的密折，面奏给慈禧，他们表面上是“跪请太后同意”，但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这实在有点逼宫的意思。

慈禧自然是不会当面拒绝的，她看完之后似乎同意了（“太后可之”），但要求他们先去找荣禄去“商量一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

于是，崇绮和徐桐两位大人冒着风雪来到了荣禄府上，此时汉军正蓝旗人徐桐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胳膊老迈了，腿脚不灵了，仍然要出来为废立“活动”，不容易啊。

“太后有旨，让你看看这份稿子。”两位把密折给了荣禄。

看来两位老人家腿脚是不灵便，可脑袋仍然是老狐狸级别，慈禧明明是叫他们来找荣禄“商量”，他们口气却好像这是荣禄必须接受的任务。

荣禄看了几眼，知道麻烦事来了，他突然丢掉稿子，手捂肚子，大叫一声：“不好！”然后不由分说朝茅房跑去，边跑还边喊：“哎呀！我怎么又拉肚子了啊！刚才你们来时，我正在上厕所，听到你们有要事相商，才半道儿提上裤子起来的，现在我还得去拉啊……”（“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

荣禄“言毕踉跄奔入，良久不出”，其实他是找幕僚紧急商量对策去了，也希望两位老人家知难而退。不过这两位老大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年他们玩这些的时候，荣禄还在玩泥巴呢。崇绮和徐桐把火炉移过来，坐在那里烤火，闭目养神，这架势明摆着就是“荣相您不拉完出来，俺们就不走也”。

没有办法，荣禄只好又硬着头皮出来了，不过，荣禄大人既然敢再次出来，他肯定是想到了办法。

荣禄把密折拿过来，又看了几行，突然，趁那两位不注意，荣禄将折子一把扔进火炉里，并且用铜火筷子迅速将折子拨拉烧为灰烬，边烧边喊：“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呐！”

徐桐大怒：“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

荣禄立即回答：“我知太后不愿做此事！”

“这就是太后的意思！”两位老人家还在脸红脖子粗地力争。

“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荣禄也硬了起来。

崇绮和徐桐这才知道小看了荣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来荣禄并没有被他们两位吓倒。而且自古以来，废立并不是“人臣所能言之事”，荣禄烧折子虽然很不地道，但也合情合理，连肺都已经气炸了的两位老人家只好结伴“怏怏而去”。

接下来，荣禄单独求见了慈禧，恭恭敬敬地问道：“传言说将有一场废立之事，这事可信吗？”（先探一下领导的口风）

慈禧回答：“没有的事儿，这种事能行吗？”（“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继续说：“如果这是太后想办的事儿，哪有办不成的！只是皇上罪名不明不白，恐怕外国公使会出面干涉，这件事不可不慎重呢。”（真会说话啊）

慈禧问：“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他们）传得沸沸扬扬，怎么收场？”

荣禄回答：“不妨事，皇上已到极盛年华，仍无皇子，不如在近支为皇上选个皇子，立为‘大阿哥’，让他同时认作是同治皇帝的儿子（‘兼祧穆宗’），带到宫中培养，以后再考虑继承大统之事，这也师出有名啊！”

让这位“大阿哥”同时认作是同治皇帝的儿子并不是多此一举，当年御史吴可读“尸谏”后，慈禧是颁过懿旨的：光绪之后的新皇必须同时追认同治为老爸——荣禄连这个老皇历的细节都没忘记要考虑进去。

那么立谁为“大阿哥”？这个是不用多说的，慈禧和荣禄谁都清楚。这本来就是荣禄一个深思熟虑的既向端王集团妥协，又能堵住端王集团异心的方案。

慈禧很高兴地说：“汝言是也！”

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廿四丁酉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并在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大年初一替代光绪到“两殿”行礼（“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农历1899年是己亥年，史称“己亥建储”。

解决了。端王集团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苦苦追求的废立，就这样被官场艺术大师、老狐狸荣禄给轻巧地解决了。光绪一直是没有生育的，很可能永远不会生育（生理问题，参见第一部），溥儁成了光绪最大的皇子也是唯一的皇子，而且也追认了同治为老爸，符合慈禧之前颁发过的懿旨。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他就是将来皇位的实际继承人——但是，请注意是“将来”！开出这一张“长期支票”，慈禧并没有一根毛线的损失，却成功地让废立无限期地推延了下去，成功地封堵住端王集团的野心，又让他们没话说，荣禄，您的这招真可谓是毒辣！

慈禧也开始演戏了。她不只是立了溥儁为“大阿哥”，还特意在诏书中交代了令溥儁替代光绪进行新年祭祀行礼，要知道在皇家这也是很不寻常的。

奉先殿是皇帝的家庙，位于皇宫之内，里面摆放着历代先皇牌位，每逢重大节气或者特别的大事发生，当朝皇帝都要来这里对着很多的遗像念叨一声，跟老祖宗沟通一下。而大高殿是规格最高的皇家道观，它位于紫禁城外西北角，还是当年热衷修道的嘉靖皇帝修的。当朝皇帝在这里祈祷上天、求雨祈晴，不要出现雾霾天气，PM2.5指数比较低，特别是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这两殿的行礼更为重大，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都只是由当朝皇帝来主持。在光绪还可以自由行动的情况下，慈禧把无上的荣耀和无以复加的“恩宠”给了端王府，也给这位新晋的“大阿哥”送了一份大礼，让他提前彩排一下当皇帝的滋味。

按理说端王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他的心情不是这样的，他此时的心情正如那次崇绮和徐桐的心情——有苦说不出。

他娘的荣禄，老子要的是废立啊，是我儿子取代那个病怏怏的光绪立马当皇上啊，不是当什么“大阿哥”啊。老子比光绪大了十几岁，即使溥儁能够等到继位当皇上的那一天，老子也等不到当太上皇的那一天啊。荣禄，你这个从祖上就是我们奴才的人，老子要跟你干到底！

再次造谣！端王集团的最后一搏

第四个版本的谣言出场了，这是继“慈禧要借天津阅兵杀死光绪”“光绪要勾结外国人杀死慈禧”“光绪被外国人害死了”之后的第四波谣言了，这次自然不能再是杀或者被杀的谣言了，而是——禅位。反正溥儁要当皇帝，光绪就不能是皇帝，他要么死，要么禅，事实上还是在慈禧立“大阿哥”之前，关于“禅位”的谣言已经在首都渐渐传开了（“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现在，慈禧已经立了溥儁为“大阿哥”，不趁热打铁掀起更大的波澜，助长这些谣言，简直对不起观众啊。

而这次谣言的效果比前面任何一次都好，溥儁刚刚成为“大阿哥”，这是事实，而另外，在那些大小官员看来，朝廷里的一举一动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们都是八股取士出身，没事就喜欢对着朝廷文件中的遣词造句进行揣摩，以便自己不会错误领会领导的意图，比如这次是先用的这个字，下次是先用的那个字，这都是有讲究的。喜欢推测揣摩的人总是能从各种文字中成功地解读出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慈禧诏书中的一个“代”字已经让人浮想联翩了，大人，代啊，难道只是“代”行礼乎？不是“代”皇上乎？

很多墙头草已经按捺不住了，开始光明正大或者偷偷摸摸给端王府送玉如意，即使慈禧不准备立即让光绪禅让，溥儁不也就是未来的皇上么？必须早做准备。

诏书发布后的短短几天之内，谣言越传越神，越传越真，并且已经传出了北京，传向了全国，“我们要换皇上了”，所有人都人心惶惶，谣言中，甚至连溥儁继位后的年号都有了——宝庆。“大阿哥”将成为继光绪皇帝后的下一任宝庆皇帝。

端王府在忙着准备一场庆典，表面上自然是庆祝溥儁晋封“大阿哥”，而实际上却是为“禅位”作准备和造势，他们向各国驻北京公使发出了“喜帖”。是的，端王集团也很清楚，在洋人还骑在朝廷头上的时候，溥儁能否顺利继位，还得注意一下国际环境——看看洋人的脸色，虽然过去有过节，但如果洋人能够“认清形势”，转而支持溥儁，我们也是可以不计前嫌的嘛。

端王集团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的政治阴谋了，成败在此一举！

公开警告！汉党和公使联手将废立野心扑灭

他们首先等到的是一封电报，公开警告的电报。

1900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廿八辛丑日），在“建储诏书”发布第四天，北京城里“禅位”的谣言正高涨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经元善联合了上海和江浙地区120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士绅和社会著名人士（其中有一个人是1892年考中进士的蔡元培），共同签名发电，强烈表示“力挺”光绪：

皇上啊，您要顶住一切困难坚持工作，不要有不去上班的想法，有点困难就撂挑子是不对的是么？重要的是您不能使皇太后担心，也影响国内外的安定不是？（“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

更厉害的是，除了“力挺”光绪，这些人还通电各省：如果真的要废帝，各省工商界就一致罢工，共同抵抗！

一个远在上海的人，竟然敢公开指挥在北京的皇帝，语气就像是哄皇帝，还要威胁罢朝廷的工，而且他插手的，竟然还是皇帝的“家事”。

大清开国以来，为了扬满抑汉，防止汉人觊觎皇权，规定凡是涉及皇权的事情都属于皇帝的“家事”，汉臣无论官职有多大，都不能多说一个字。二百多年来，所有的汉大臣都在遵守这个严苛的规矩，敢于打破这一切的，想想看也只有经元善和刘坤一这两个空前的例子。

刘坤一反正是天不怕地不怕，至于经元善，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经元善的公职是上海电报局局长（总办）。上海电报局是当时的“国企”（“官督商办”企业），也就是说，经元善的级别其实是很低的，他只是一个搞电报的。但这个搞电报的却是李鸿章的人，电报业一直是李鸿章北洋产业的核心产业，也是利润最大的产业之一。1881年，经元善就是被李鸿章亲自任命为上海电报局副局长（会办），然后升任总办，而经元善的上级、电报总局的督办正是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

经元善跟李鸿章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他的背后，站着李鸿章，或许还站着荣禄、奕劻甚至是慈禧。慈禧或许本来就想借湘军的“金字招牌”和工商界的压力，来制衡端王集团，而刘坤一和经元善可能原本就很清楚：他们警告和威胁的并不是慈禧，而是端王集团！

不过，由于公开威胁朝廷，经元善不得不受到“通缉”，在被抓之前他成功地逃到了澳门，之后再负责把他“捉拿归案”的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经元善大人也就没什么危险了。但通过报纸报道，经元善公开发电的“壮举”已经闻名全国，是对“禅位”谣言的沉重一击，而端王集团遭受的沉重打击还没有完。

那些收到“喜帖”的公使们反应出奇一致：不理。

没有一个公使上门道贺，没有一个公使回帖，面对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亲王级别的人发帖邀请，公使们的这些反应在有史以来都是极为少见的，如果放在平时，这是一次严重的失礼行为，更是一次外交事件。

不来朝贺，这就是一种态度，表示不认可和强烈抗议。甚至连回个帖子的公使都没有，这是一点都不给端王面子！

端王气炸了，此时估计他一个人在王府里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人，看帖不回帖！

而在经元善公开“发电”的同时，最强四国——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联合照会。他们当然是不会去干涉朝廷立大阿哥“内政”的，但他们是可以继续拿义和拳说事，因为“义和拳攻击洋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四国公使指责朝廷“支持义和拳”，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很显然，这是四国公使团借机向朝廷施压。

谣言平息了，“禅位”之事没了下文。端王集团梦碎，废立野心又一次被汉党和洋人公使无情抹杀，遭受重创。他们无计可施，内心愤恨难平，他们最恨的是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汉党的后台就是洋人。

但是，端王和他的政治小集团是不会死心的，儿子能够当皇帝，他就是太上皇，更多的人能够更加锦衣玉食、鸡犬升天。虽然他已经是王爷，儿子溥儁也已经是光绪皇帝的长子，但王爷和皇上是不同的，皇位继承人和已经是皇帝是不同的，差的就是那份高高在上、占据四海的独特感。这份感觉谁能有？皇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端王将和他的政治小团体一起，去寻找新的帮手和力量，继续向汉党和洋人斗争，清除他们的影响，排除他们的干扰，实现废立！

这第一步，就是接见从济南来京的前山东巡抚毓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