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四大利益集团

好吧，在讲述直隶的情况之前，让我们先来趁热总结一下义和团运动涉及的朝廷几大利益集团。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堪称历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之一，正是因为它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利益集团先掰扯清楚，那一定会比较晕的。

一、满党的核心代表端王集团——对义和团的“主抚派”。他们仇恨洋人，实际上是仇恨一切有碍于他们夺权行动的人。

二、汉党的核心代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地区总督——对义和团的“主剿派”。因为利益和观念，他们仇恨义和团，比较亲近洋人。奕劻和荣禄也是这条船上的人，但他们又是满人。

三、洋人——对义和团绝对的“主剿派”。他们亲近利益，仇恨妨碍他们获得利益的人，并且会想方设法扩大在大清的利益。

四、慈禧——根据形势需要的“主剿派”或者“主抚派”。她亲近权力，仇恨一切妨碍她掌控皇权的人，以及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她的权力。

毫无疑问，慈禧是这些派别的矛盾中心，她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端王集团要让她带着大清这艘船“向后转”，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后转”，就不得不“废立”。而汉党和洋人最担心的就是慈禧带着大清“向后转”，他们要让慈禧“向前走”，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前走”，就不得不走向“归政”。于是对于慈禧来说，她最希望的既不是“向后转”，也不是“向前走”，既不倒向端王集团，也不倒向汉党和洋人，维持现状最好。

这已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慈禧要巩固自己的临朝训政，不得不重用端王集团，因为重用端王集团，洋人为了防备他们最担心的大清“向后转”（有损他们的利益）而不得不向朝廷施压。一旦向朝廷施压，又对慈禧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威胁既是洋人作为“侵略者”对大清朝的威胁，更是慈禧最担心的洋人是否会扶植光绪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从而迫使慈禧“归政”。为了抵抗这份威胁，慈禧又不得不回过头去重用端王集团（搭上义和团），一搭上义和团，洋人的步步紧逼又会更紧……环环相扣啊！

恍如新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这四大派的任何一派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权力和算计。正如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上演过“联孙抗曹”，也上演过“联曹灭孙”一样，处于漩涡中心的慈禧既可以稳住洋人和汉党去打压端王集团和团民，也可以联合端王集团和团民去抗击洋人。而导致慈禧做出决定的只有四个字——权力安全。

这就是慈禧。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又称得上这个王朝最可怜的人；她拥有最高的权力，却差不多只有最差的权力安全感；她有很多的帮手，却常常形同孤家寡人；她有最严格的安保，却往往危机四伏；她似乎有最高级的生活享受，却也是多面夹击的矛盾中心；她理应为大清国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却永远只能为了权力这一己之私欲。

来吧，从大清最高统治者开始，大家都来玩个火吧！

直隶义和拳：无统一领袖的组织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直隶义和拳的组织模式——我们又称呼回了“义和拳”而不是“义和团”。虽然在端王集团的眼里他们是“团”，但在官方公开层面上，义和拳还是非法的，还是“拳”而不是“团”，还是一个不被朝廷承认的地下组织，为了说清楚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又不得不改“团”为“拳”了。

在乡村中最基层的组织叫作“拳场”（或称“拳厂”）——简称“场”。在某村开一个拳场就叫“设场”，后来拳民进入北京，大概是为了适应皇家气息，“场”改称为“坛”，“设场”就叫“开坛”，反正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不在乎再多出另外一些“坛”——我们就先采用这个称呼。

开坛是比较简单的，定好日期后，先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唱戏或者庙会上进行宣传造势，只等黄道吉日一到，就要正式开坛了。

那天，就会从已经开坛的乡村请来一位“大师兄”，传授一番“降神附体”的仪式和相关的拳法套路，再从本村物色两位武功高、威望高的人分别当“大师兄”“二师兄”（有的坛还另设管事的，分别叫“大先生”“二先生”），其他成员都以“师兄”相称，“啊，师兄，久仰久仰”“啊，师兄，幸会幸会”。就这样，“开坛”就完成了。一般是一村一坛，大一点的村还有分坛。各坛的上级单位是“总坛”，总坛的上级单位呢？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总坛只有兄弟单位——另外一个总坛。各总坛在级别上是平行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相互联络帮忙，但互不隶属。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

总督下马管民，上马管军，直隶总督是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裕禄能够指挥调动的军队有直隶淮军、直隶练军和直隶绿营。这三支军队总数有5万左右，我们来介绍一下。

直隶淮军是甲午战后残存下来而又没有收编进武卫军的淮军。当年日本人只进攻了东北和山东，基本没有侵犯直隶，淮军在直隶的这一小部分就这样幸免于难。它的主力是大沽口炮台守军，此外还有一些和直隶练军一起分驻直隶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维护地方稳定和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绿营基本是没有用的（淮军和练军就是为了淘汰腐化的绿营而新设的军种），于是，清剿拳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直隶淮军和练军身上。

自从直隶地区的义和拳突然“遍地红”以来，裕禄大人就一直高度紧张，要知道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一旦大乱，朝廷最后就只能怪到他头上，拿他开刀。而经甲午一战，裕禄已经对洋人有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惹毛了洋人，裕禄只想把拳民快点在直隶清剿干净了事。他手下就更加卖力了，直隶淮军右翼右路统领提督梅东益，以及梅东益的营官范天贵，这两个人就是裕禄的“剿拳”主将。他们经常带队开进有“坛”的村庄，实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场”政策，简单粗暴地剿拳，并且借着剿拳之名顺便对老百姓们抢劫，百姓们怨声载道：“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可见，裕禄同志的手法和袁世凯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老袁重点是政治攻势，武力只是震慑和重点打击，实际上是一种多种手段并举的“综合治理”，而裕禄把老袁的方法完全掉转过来了：他是“纯武力剿杀”。哪里闹事，军队就开往哪里，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不区分“首恶”还是胁从，甚至不管是不是无辜，大开杀戒。在义和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组织的条件下，这种不给退路的做法只会让广大拳民认为除了继续扩大组织、坚持斗争之外无路可走，也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杀掉一个，很可能就要逼反三个。

这是裕禄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越是只想快点恢复稳定，越是剿拳心切，结果越是火上浇油。虽然裕禄也知道“朝中有人在暗中支持义和拳”，才使得拳民越来越有恃无恐，敢于和直隶的官兵作对，也才使得义和拳组织在各处井喷式发展，新拳民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的出现竟然也有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功劳”！裕禄啊裕禄，越是朝中有人作梗，你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难道不应该越要冷静以对，谋定而后动么？你这哪里是救火，简直是放火啊。

接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后，裕禄的反应只能用“大汗淋漓”来形容：我一个总督都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什么世道啊！

裕禄的处理办法还是那一招——剿。这次调出的是直隶练军。由练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往。杨福同是总兵衔，也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将军衔，也就是说，裕禄直接派出了一位将军去围剿高洛村拳民——我就不信你们不安分！

对付没有什么有效武器的团员和村民，正规军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到达高洛村后，杨福同的军队没费多大工夫，就驱散了拳民，捣毁了义和拳高洛村分坛，约60名拳民和村民被打死或者逮捕后正法。杨福同的军队撤出高洛村，看来一切又恢复稳定了，而稳定只是暂时的。

逃走的拳民立即向周边各个“坛”发帖求援！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像是官府在调动正规军，也像是有人站在看不见的高处拿着令旗不断指挥，短短几天内，涞水县周边出现了上万名拳民，他们扎着红头巾，背着刀枪，带着干粮，风尘仆仆地赶赴涞水！

在石亭镇，一些拳民出现在了杨福同和他的骑兵队面前，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清军，但很快被击溃。杨福同带领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追剿，杨福同认为对付这些拳民还是会像在高洛村那样轻松，但追着追着，他突然察觉情况有异，大喊一声：“不好！”

他们发现已经陷入了满是沟壑的坑坑洼洼之地，马已经跑不起来，而四周是高地，像是有埋伏之地。

果然！早已埋伏在此的3000多名拳民从四面冲出，他们冲向了手中有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砍，清兵很快被砍得血肉横飞，连杨福同都被拽下马来，乱刀砍死！这是义和拳出现以来，朝廷损失的军衔最高的将领，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拳民表现出来的军事素质。他们采取的正是只有正规军才能运用好的战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实际运用却比较难，它需要周密的布局、时机的把握和良好的组织分工，不然诱敌不成反被歼那就惨了。而拳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洗掉了山东时期的流民气质，似乎变成了一支已经暗中受训的正规军。

伏击杨福同之后，拳民大军开始离开县城，挺进大城市！

5月26日，他们首先到达直隶高碑店，拳民们直奔火车站，想坐火车北上，而车站方面大概是早已经接到了通知，连续两天都不卖票给他们，态度也不好，于是拳民们一怒之下，竟然将铁路拆毁了，拔了电报线杆子（“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nán）日记》）。

这是拳民第一次破坏教堂以外的设施——铁路。破坏铁路后，他们继续北上。第二天（27日），拳民大军到达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的涿州，与此同时，在向涿州进军的路途中，各地的拳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大部队聚集，此时涿州城外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拳民！

涿州守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片红色的海洋，刀枪林立，他们不战而逃，拳民第一次从朝廷手中占据了一座城市！然后他们继续北上，在北上的同时，拳民已经知道朝廷要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士成率兵前来镇压，于是他们继续破坏铁路，从涿州往京城方向的100多里长的铁轨全部扒掉了，涿州火车站站长全家被杀。

5月29日，拳民大军已经行进到了距离北京不到30里的京南门户——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和站内机车，丰台站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全部逃走。

“拳民向着北京”的这一幕严重震惊了慈禧。很显然，在慈禧的眼里，此时拳民并不同于她印象中以往那些拳民了，原本在山东直隶此起彼伏、分散的“反教灭洋”，已经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集中的反抗官兵阻截他们向北京进发的行动，然后在进发的过程中顺便“灭个洋”。从5月26日起，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平均每天行进80里，精确无比地直插京城，好像身上自带导航，这又已经差不多是一支正规军的素质了！

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荣禄大人——病了。

从3月30日（农历二月三十壬寅日）起，荣禄就开始请病假，然后竟然以“请假”“续假”的方式，连续请假两个月！朝中重臣连续两个月没有上班，这是很不正常的，估计是荣禄怕别人也不信，于是他专门在“官报”（《京报》）上登载了他的病情——“手足之疾，不能动转”。严重，十分严重，这是说别提有力气上班了，提裤子都没力啊。

当时的官报只负责照章抄录官员和官方的消息，并不负责向公众核实，所以上面的消息是虚虚实实，不信你就上当了，全信你就迷茫了，那么荣禄大人究竟有没有病？是不是恰巧就在此时生病？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个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从种种表现上来看，荣禄大人生的是历史上最神奇的一种病，这种病可以想痊愈立马就痊愈，想严重立马就严重——政治病。

毫无疑问，“立大阿哥”事件已经让端王集团吃了个哑巴亏，但是，向端王集团的妥协也并不是立一个“大阿哥”就能搞定的，而恰恰也是因为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后，端王一伙在满人和八旗中影响也更大，他们趁势又扩充军政势力。当然，这种势力都是在他们的大本营——禁旅八旗中扩张的。比如载澜管理了西山健锐营，载瀛管理了内务府御鸟枪处（鸟枪也是枪）并统领镶黄旗护军，载勋统领正蓝旗汉军，崇绮和启秀分别统领正红旗汉军和镶白旗满洲，就连端王本人也把手伸向了宗人府，成为宗人府右宗正，与同时兼任宗人府左宗人的载勋一起控制了宗人府。

也就是说，除了掌控禁旅八旗，皇帝的“家事”也是端王集团控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了义和拳这个强大的生力军外援。而在荣禄这边，他还是形单影只，奕劻是不能过多地“惊动”的，一有危险你也惊不动他，李鸿章远在两广，对朝廷里很多的事情都鞭长莫及，张之洞一直很聪明，一旦嗅出形势不妙就把头缩回去，刘坤一已经当过一回枪头，不可能再出头，袁世凯在军事上很强，对于朝廷来说在政治上还未入流（连总督都不是）。拿什么去与端王集团硬碰硬？他们已经拿出了与几万拳民内外呼应、背水一战的架势，这次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以想的了。

既然无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团，那就只有不做，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们，荣禄军政双跨，既是武卫军统领又在朝中有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头衔的政治地位，端王他们也会小心对付的。但在朝廷里政治斗争的敏感时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对你是否已经倒向端王集团的怀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却偏偏还在那里“阻截”，久而久之，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劳，而是会产生对你的怀疑，千万不要想着皇帝领导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去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下（“不为激情去献身”），如果我不表现，就会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

“禁”和“剿”——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她处理其他重大问题一样——是以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的。现在，是时候来详细了解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了。

对于义和拳，慈禧的态度只有一个字——剿。

虽然它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到处打着“爱国”旗号，但在慈禧看来这只是对她的统治构成的一种威胁。喂，你们听说过一个未经批准拿着锄头扁担、长矛大刀的民间组织不去下地，而是上街来“扶清”的么？

没办法，和所有专制王朝的帝王一样，慈禧是无论如何喜欢不上这帮事实上挑战了朝廷权威、破坏了统治稳定的拳民，骨子里只有厌恶。

当然，当慈禧最初听说“义和拳”时，她并不认为这个组织和以往那些只热闹三五个月就销声匿迹的“乱民”组织有多少区别。在1900年义和拳进入“直隶发展阶段”之前，朝廷并没有专门针对义和拳发过上谕，1900年2月19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癸亥日），慈禧在上谕中首次明确提到“义和拳”，明确要求“禁拳”和“剿拳”（“上年据山东巡抚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

接下来，随着直隶义和拳的“迅猛发展”，慈禧不仅心情更加急切了，态度也更加强硬了，义和拳民也变成了国家层面上的敌人——匪。一个多月后（3月30日），直隶枣强县知县（淩道增）因“缉捕拳匪不力”被慈禧明发上谕，公开革职。虽然只能在直隶的官僚系统中去处罚一个小小的知县，但慈禧不过是要动用她的权威，抓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以一儆百。

不到半个月（4月12日），随着“拳匪”越剿越多，形势越来越不对头，慈禧“剿匪”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她在抽裕禄的鞭子（“直隶总督裕禄奏，义和拳会蔓延直境，遵旨派员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出示严禁，得旨即著随时认真查禁，毋稍疏懈！”）。

但是在不到半月后（4月21日），慈禧突然又发布了一道奇诡的上谕，一道在后来的史书中争议很大的上谕：

谕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践土自应彼此永远相安，遇有两造（原告与被告）争执之案，止（只）论是非，不分民教，务在持平办理，毋稍偏徇，即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只）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是在该督（裕禄）严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也。

在后来很多人看来，慈禧突然称起拳民为“朝廷赤子”，并且要求“持平办理，只论匪不匪，不问会不会”，这是因为直隶拳民失控引起洋人步步紧逼之后（后详），慈禧对义和拳的态度突然有所缓和，甚至已经“倒向了义和拳”，动了利用义和拳的念头。然而，恐怕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要了解老太太的真实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来了解上谕中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40多年前（1860年左右），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处理长江流域民间秘密结社这样棘手的问题时，总结了一个著名的指导性方案——“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后来成为了朝廷处理类似问题的“曾国藩原则”，意思是官府只打击犯罪事实，而不管你有没有参加犯罪组织。老曾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来是很令人费解的，因为千百年来，别说犯罪组织，民间结社向来都是历朝历代严厉禁止的，反正在朝廷的眼里，你可以结婚，但不能结社，结婚是你想和一个人过另外一种日子，而结社可能是你想和一群人过另外一种日子——造反。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容许了犯罪组织存在呢？不是的。老曾此举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时的“犯罪组织”可不止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还有哥老会、小刀会、白莲教等不下几十种，湘军的兵力有限，对付太平军都犯难，当然要腾出手来对付对朝廷的主要统治威胁，至于其他的“犯罪组织”，只要它们暂时还没闹事，就留到以后去慢慢收拾。

所以，政治家永远都是现实的，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无法求全，没有最完美的方案，身居高位者一定不要是“理想主义者”，他最好是一个最世俗的人。现代型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保证（也就是限制）领导者成为一个“俗人”，让他的眼睛始终关注现实中的每一个细微需求，针对性地解决，而不是去追求那些高大全、最后却离实际需求很远的“理想主义”。因为不受限制的理想主义，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动机纯正的巨大的“善”，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恶，只有大家都现实一点，务实一点，“俗”一点，事情才好办。

慈禧的这道上谕正是随着直隶义和拳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请注意一下发布这道上谕的时间是4月下旬（农历三月份），此时正是直隶义和拳组织“遍地红”之时，慈禧的“只问匪不匪”就是从直隶义和拳的现实情况出发，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更好地“剿匪”，更加积极、稳妥、有效地“剿匪”，甚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也是这个手段。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慈禧更加希望通过官府的工作，能够让拳民停止“反教灭洋”，因为慈禧最担心的是刺激到这帮洋人她将来无法收场啊。

这时候，正是因为直隶义和拳越来越不可控，朝廷中有人又想起了张汝梅“改拳为团”的想法，上奏慈禧。慈禧对这个想法是没有太多兴趣的（此时如果她立即批准，正中端王集团下怀），5月1日，慈禧命令裕禄和袁世凯分别在直东调查了解（“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覆奏”）。裕禄和袁世凯均回奏不可行，于是慈禧仍然坚持她的那一招——剿。5月9日，慈禧发布上谕，不仅要求继续在直隶剿匪，还要注意防范北京（“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乱滋事，致启衅端！”）。

到了5月17日，在高洛村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慈禧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确保京城内“不乱”，她谕令步军统领衙门牵头，召集“各有关部门”商讨出一个妥善的办法。5天之后（22日），庆亲王奕劻也上奏朝廷应该全力保护北京城内的使馆和教堂，步军统领衙门随即公布了在北京城内禁拳的十项规定，其中有加派兵力措施（“派勇巡查、责成司坊加强巡视”），有株连保甲措施（“有习拳者邻右同坐”），甚至还有舆论控制措施（“严禁刻字铺刊刻义和拳揭帖”），不可谓不严厉。

同一天，慈禧发布谕令，要求在直隶各地“剿匪”的裕禄注意一下军纪问题，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激起更大反弹，反而不利于“剿匪”（“著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傥或任意株连，藉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两天后（24日），高洛村拳民开始向北京进军，北京外的局势更加紧张，慈禧再一次谕令各“有关部门”迅速想办法，被点名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府、顺天府、五城，前几个机构大家都比较熟悉，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是“五城”。

“五城”的全称是“五城察院”。当时的京城除了分为内外城，还分为了东、南、西、北、中这“五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个“区”），由朝廷都察院对这五个“区”分派御史巡城，这些巡城御史的办公室就统称“五城察院”。从级别上看，五城察院虽然是都察院的派出机构，巡城御史也是一种级别比较低的御史，但他们却是直接对皇上负责的，他们可以弹劾任何人，甚至包括指责皇上，相当于纪检监察。

巡城御史是巡城的，除了要发现京城内的不法分子，也要对京城地面上的治安和整洁负责，比如这里的下水沟渠堵了，那里的消防防火工作没到位，另外一个地方又有流浪汉乞讨影响市容，这些都需要得到及时处理，而御史们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于是他们的办公室“五城察院”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对兵马司有提调并且监督指导之权。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五城兵马司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熟悉的机构——城管。

也就是说，“五城”再加上其他机构，慈禧不仅派出从中央到北京的军、警、纪检监察，甚至还派出了城管。为了确保京城内外不乱，慈禧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了，然而，一道道行政命令依然挡不住义和拳突进北京的步伐。5月29日，在拳民到达丰台并且烧掉丰台火车站之后，慈禧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调兵围剿。为了阻止拳民涌进北京，不惜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将拳民一举消灭在北京城墙之下！

29日至30日，慈禧连发两道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定惟崇礼（九门提督）等是问，决不宽贷！”

当然，慈禧也知道，虽然她一次次发布严旨，但只把眼睛盯着北京城内的这些军队是没有用的，禁旅八旗说到底是受端王集团操纵，在京城内外“人心浮动”之际，即使能够调动他们，他们会不会那么坚决彻底地执行任务慈禧是可很怀疑的，慈禧能够迅速调动的自然是武卫军。

在5月29日这天，荣禄也迅速“销假”上朝，不知道慈禧有没有派个人去“探视”一下他的病情。一旦拳民进京，与端王那伙人将不再是里应外合，而是亲密结合，慈禧的权位无疑将受到严重威胁！荣禄说到底也是一条线的蚂蚱，他没有理由再躲下去了，也是被端王他们逼出山的。于是荣禄不仅迅速上朝，还连上七道奏折，坚决要求动用武力“剿匪”，在朝廷中营造剿匪的氛围。

慈禧调动了荣禄的亲兵队——武卫军中军，由荣禄部将、武卫军中军提督孙万林率领其中一部，迅速开拔前往“剿匪”。当然，只调动中军是无法将拳民一举消灭的，慈禧心目中还有一个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最佳人选，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色，战后聂士成被授予直隶提督（直隶军分区司令）之职，直隶提督对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也有统率之权，并且在级别上和直隶总督也是平级的（从一品）。只是提督是武职，而总督是文职，朝廷一向是“以文御武”的（防止武将造反），所以聂士成和裕禄虽然级别相同，但他要受到裕禄的节制。

而后来荣禄组建武卫军时，聂士成统领的那支跟他打过甲午战争的老淮军部队，被整编成为武卫军前军，聂士成也兼任了武卫军前军统领。慈禧看中的，正是这支前军部队。在慈禧的命令下，武卫军前军从天津芦台驻地开拔，一部分推进到芦保、津芦线，保护和修复这两条重要的铁路，而另外一部分（马队步队三营及炮兵一哨），则由聂士成亲自率领，乘夜车前往丰台与中军会合剿匪！

当然，还有另外一路大军，这就是之前派出的直隶淮军和练军，仍然由裕禄率领前往会合。

三路大军的士兵们个个荷枪实弹，向着指定地点推进，而拳民们自然要阻截大军的到来，他们在大军前军的路上，设置路障，攻击士兵，而最厉害的仍然是那一招——破坏铁路，从天津出发的前军前进受阻！

6月2日，经过紧急会商，荣禄、裕禄和聂士成决定改变原有方案，采用新的行军路线：“一由东安（今廊坊）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天津）取道文（文安）、霸（州）、雄（县）一道至省（当时的直隶省城保定），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水）、定（州）之营，三路兜截！”（裕禄：《复总署电》）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案，它绕开了铁路，分三路进剿，先截断丰台义和拳的后路，然后再将他们一举歼灭。这也是慈禧第一次调动武卫军剿匪，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虽然此时拳民逼近北京，但洋人的军舰也已开到大沽口外海，进行军演示威（后详），慈禧把聂士成前军调来“剿匪”，不惜连国防力量也用上了！

多年来，从最初选秀入宫的懵懂少女，到后来把跟自己争宠的女人斗得死的死、残的残，再到后来战胜众多觊觎皇权的对手实行垂帘听政和临朝训政，不断经历残酷的权斗已经使得慈禧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权谋高手。无论局势多危急，情况多复杂，慈禧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掌握主动权！

她不会等到拳民进京了再去采取措施，到那时，这支生力军掌握在端王集团的手里，他们会不会向慈禧逼宫，逼她废立，然后逼她交权，朝中那些大臣会不会倒向端王集团，完全就是别人说了算了。这是慈禧最担心的，她不会等到被人刀架脖子之后再去磨刀，而是当别人还只有动刀子的念头之时，她的刀就已经开始磨了。她也顾不得朝廷“教化”的面目，顾不得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顾不得在史书上留下千秋万代的骂名，在权力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之时，慈禧杀机毕现，只等她一声令下，北京的城墙之外即将血流成河，拳民即将被一举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