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已不可避免
1. 早有的图谋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苏格兰的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律劳卑自认为血统高贵。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本来在澳门任职的他突然抵达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卢坤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律劳卑的申请明显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了卢坤的拒绝。卢坤下令让他立即返回澳门，可是高傲的律劳卑拒不返回，于是卢坤下令封其船舱。律劳卑恼羞成怒，令两艘英国军舰闯进虎门开炮轰击，并派另一艘军舰前往印度调兵，准备将事态扩大。
面对律劳卑的蛮横无理，卢坤果断地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道光皇帝指示卢坤，如果英国人执意不听约束，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得到皇帝的授权，卢坤立即调水师六十八艘战船封锁住珠江口，时间长达十七日之久。律劳卑一无所获，最终被驱逐出广州，不久便病死在澳门。
此后继任的两任驻华商务监督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和律劳卑完全不同的手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让身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极为不满。事实上从商人的趋利角度来看，获取更大的利润和价值是其目的，而律劳卑的继任者却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在律劳卑被驱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清政府的做法羞辱了大英帝国。英国商人的喉舌《广州纪事报》率先发出了主战言论，并由烟贩马地臣将这些言论带回国内。这些言论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所赏识，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在巴麦尊的推荐下，义律成为新一任的驻华商务监督。
从律劳卑试图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行为来看，当时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大清帝国的现状十分了解，他们坚信只要对华使用武力，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进而可以为大英帝国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从律劳卑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至少在当时，英国商人对华使用武力的态度缺少英国官方的支持，这也使得卢坤可以封锁珠江口长达十七日之久。
在律劳卑被驱逐之后，卢坤将处理这次事件的完整过程详细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卢坤在汇报中将自己的“战果”进行了夸大，将处理这次本身是律劳卑个人行为的事件，说成是在皇帝陛下英明领导下，对英夷进行的一场斗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欺骗，毕竟谁都愿意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做法除了让皇帝陛下继续那种天朝上国的高傲自大之外，还会给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大清帝国一板起面孔，英夷小国就会乖乖臣服在我天朝上国的威严之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作为一个对英夷斗争的成功案例是不是让皇帝陛下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振奋人的神经，在遇到与先前的成功案例相似的事件，需要做出决策时，先前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不过是大清帝国对英斗争的一次含金量不足的“热身赛”。然而它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身的实力对付英夷绰绰有余。他们不知道律劳卑事件是缺少英国官方支持的，他们更不知道一旦英国官方决定对中国使用武力，这种“正赛”的含金量远不是“热身赛”所能比的。
现在，面对林则徐在虎门海滩进行的销烟活动，义律作为当年律劳卑一般的角色会去如何应对，甚至是给予国内政府什么样的倾向性将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身在广州的英商利益，也关系到英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根本利益问题，至少在义律看来，虎门销烟已经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义律先前通过和林则徐交手，认识到这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绝非先前的那些官吏可比。因此性情高傲的义律在冷静下来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和林则徐硬抗，但也没像他的前几任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转身寻求本国官方的支持。他虽然倾向于动武，但他充分吸取了当年律劳卑事件的经验教训，知道只有将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上升为国家行为，才有可能征服这个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清政府。
不过，义律也明白要想充分说服本国政府支持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只靠满腔热血以及控诉林则徐在虎门野蛮销烟是远远不够的。他明白本国政府只要能在对华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如果鸦片贸易减少，本国政府税收减少，以巴麦尊为首的政府决策层就会做出战争的决定。
今天我们从义律呈递给巴麦尊的全部信件中可以看出，为了表达清政府这次禁烟严重侵害了英国的利益，以及如果不对华采取武力措施，未来英国在华的税收将严重减少这个意思，义律可谓是各种手段尽皆使出，甚至不惜放下高贵的身段进行诬告与陷害。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八日（1839年3月22日），林则徐限令交出鸦片的那段时间，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就说林则徐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恐吓行为。在他被迫交出鸦片后，4月3日，又写信给巴麦尊说，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是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野蛮的清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财产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信的最后他煽动地写着，应该对清政府以迅速而强有力的武力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也不用给。
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快动武，义律建议英国政府要“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群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认为要到白河口向清政府递送通牒，要求将林则徐、邓廷桢两人撤职查办；对英政府进行道歉；对禁烟运动中收缴的鸦片烟土给予金钱赔偿；将舟山群岛割让给英国；准许英人在舟山群岛和一切沿海港口做生意等。
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义律的话对于本国政府来讲十分具有权威性，本土的英国人只是看到了虎门海滩上被销毁的鸦片，只知道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在清政府的“压迫”下被迫交出了“财产”，即使这些“财产”严重侵害了他国的利益，然而从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牟取利益已经成为英国既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义律的话无疑具有十足的煽动性，更何况义律还抛出了“人权”观念。
后世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是多种原因聚集的一场战争。例如英国人需要保证对华的税收，他们需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英国人称这场战争为“通商战争”）转变贸易逆差，以及大清帝国盲目开战等诸多原因。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义律写给本国政府的所有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清政府侵犯英国人财产”的说辞，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算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
作为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制的转型后，除了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建设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之外，人权观念也得到固立，而且西方的普世精神又有将它的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原动力。虽然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华的鸦片生意是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正所谓道理在别人身上才是道理，英国人通过义律只知道大清帝国将英国人的财产—鸦片“无情”地收缴销毁，这是侵犯了英国人的财产，却不闻不问鸦片对中国人造成了多大伤害。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能赚到钱，保证英国人的人权，哪管什么鸦片贸易在中国掀起的滔天巨浪。事实上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都是只针对西方人，所谓的普世精神也只是一种精神而已。
早就存心不良的英国人，从义律的煽动说辞中找到了对华动武的借口，而“人权”观念的提出，也容易被国内各个阶层所接受。不过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英国国会就是否对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投票中，支持者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动武的决定，而且这还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这也说明了英国国内的人对于这场武力行动以及开战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应对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为止，英国也没有正式对大清帝国宣战，他们只是把这场武力行动看成是对虎门销烟的一次报复行动，这一点从他们仅仅派出四千名士兵远征中国就可以看出。然而让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场报复行动的武力打击，居然让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也改变了他们的对手—中国的命运。
2. 朝廷的应变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不仅让他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荣誉赏赐，也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算是有些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则深知，虎门销烟仅仅是个开始，义律忽然之间偃旗息鼓，让他隐约觉得英国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事实上他也明白，自从他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查禁鸦片时起，他就已经被推向了风云变幻的浪尖之上。虽然在此之前他向皇帝陛下表达过自己的犹疑，皇帝陛下也给他吃下了定心丸，然而他始终觉得，虎门销烟之后才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时刻即将到来。
林则徐早已经意识到，禁烟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面对敌人的种种挑衅，他坚持认为不必空谈抗议或驱逐，唯有严阵以待，坚决予以还击。在林则徐看来，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对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战争的态度是：不怕战争，但绝不打无把握之仗。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加强战备，在他下令包围外国商馆的同时，开始调集战船，整顿水师，增设炮台，演练枪炮，等等，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而且林则徐相比他同时代的官员，具备一定的民众视野，他打破那些官老爷“防民甚于防寇”的痼疾，利用民众的热情和力量，以弥补清军长期以来因为羸弱所造成的防务单薄。
为了加强防务，他告示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集合丁壮，以便自卫”，鼓励民众与士兵一起奋勇杀敌，提出一旦发现英夷上岸，人人均可奋力诛之，不论军民，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夷人首级给予重赏。
林则徐对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预感还是十分准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当英国人的军舰来到广东开始动用武力时，广东首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的胜利。
然而打赢战争并非一人一地就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不否认林则徐对于英国人即将动用武力有准确的预测和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建立在他到了广东与英国人一番较量后所产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那些身在遥远的京城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高层决策者，并不具备林则徐这样的敏锐洞察力。从相关的资料上看，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显然缺乏应对战争的准备。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当时道光皇帝指示林则徐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也不容轻启。”透过这个指示明显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想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对禁烟在英国人当中会引起何种反应，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动用武力，从来就没有成为道光皇帝考虑的中心问题。甚至在英国人借口鸦片问题，进行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皇帝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在“嘘声恫吓”的无能表现，因此既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对策，更没有坐出相应的备战部署。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
3. 战争的序幕
为了巩固虎门销烟的成果，进一步杜绝鸦片的输入，林则徐要求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保证未来在对华贸易中永不夹带鸦片并签具甘结，如有违反货尽没收，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并不是那种极端的人，他还是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严格区别开来，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自卫措施，而且林则徐的规定也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守法商人的理解与支持，纷纷签字具结进口贸易。据统计，虎门销烟后到鸦片战争正式打响之前，进口的外国商船共有六十二艘，总贸易额达到二百万元。
然而被迫同意缴烟的义律，在得知英国国内有对华动用武力的意图后，对中国的禁烟措施采取了抵制态度。对林则徐提出的外商进口贸易先具结不夹带鸦片的规定，义律采取执行一部分作为缓冲。首先承认“货尽没官”的内容，表示愿意具结，但反对“人即正法”的条件。为了向林则徐表明他反对“人即正法”的决心，他利用自己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和职权，禁止英国商船驶进黄埔，强迫在广州的英商退出广州前往澳门。
义律的这种行为，如果换作其他钦差大臣，或许正好可以用作向皇帝陛下表功的资本。
但林则徐在当时是稍具世界眼光的人，虽然他也并不了解双方贸易究竟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但他本着既成定式不可轻废的原则，也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为了恢复中英贸易的正常进行，派人携带因销烟而“赏赐”给英商的茶叶到澳门催令义律尽快具结。
然而义律拒绝接受茶叶，当然也再一次拒绝具结，反而提出要以澳门为立足点装卸货物，企图逃避大清帝国的法律约束。这当然遭到了林则徐的断然拒绝。当时到达广州海面的英国商船已经达到了三十二艘，为了打破义律破坏具结的阴谋，林则徐宣布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验，有鸦片者自首全部呈缴者准予奏请免罪，而且不影响今后贸易，如果不敢呈报的即日扬帆回国，大清政府也不再追究。
当时有人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决定，是对英国人的变相妥协。事实上，林则徐依旧是在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原则，沿着尽量使中英贸易正常化的道路，想团结大多数守法的英国商人，进而孤立义律。
可是以今日视角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林则徐是那个时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现状所带来的影响—林则徐显然忽略了，义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林则徐的“开恩”行为不可能感化、打动义律，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在义律的影响下，开始寻求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一群英国水手在尖沙咀登岸，向当地居民索酒未成，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争斗，村中的许多村民被英国水手打伤，其中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因受伤过重于次日身亡。
林则徐得知林维喜事件后，义正词严地要求义律交出凶手，听候大清律法的处理。义律表面上悬赏捉拿凶手，可是暗地里却送给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想私自了结这事，以使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林维喜命案纯系误伤所致。后来义律虽然缉拿了五名凶手，但拒绝交给林则徐，而是自行组织审讯，对其中情节最严重的三名凶手，也只是罚薪二十镑、监禁六个月，而其余两人各只罚十五镑、监禁两个月。
义律的这种做法，等于是纵容杀人犯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告诉林则徐，中国人的命不值钱。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条约中对治外法权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义律是在寻求治外法权的尝试，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商务性质的范畴，费正清先生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中也指出，义律从一开始担任中国商务监督起就认为，对于身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来讲，获取治外法权原则并不比他们的利润重要。
义律把贸易与法权联系在一起，就等于将商业领域的事情渗透进了政治领域，而他这种做法也成为鸦片战争之前的1839年造成中英两国紧张氛围的刺激因素。
如果说在林维喜事件之前，中英双方或许还可以说是在商业领域或者与义律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与摩擦，那么从林维喜事件后，性质开始转变，林则徐和义律似乎都意识到两国的问题已经转向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最极端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
面对义律的这种挑衅行为，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制裁措施：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停止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并宣告澳门民众，三天之内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买办和工役，而且他与邓廷桢亲驻香山县城并派兵分别把守要道实行戒严措施。澳门当地政府按照林则徐的指令，下令寄居在澳门的英国人在七月十日之前离开澳门。
对于林则徐的制约措施，义律并没有立即采取反制约手段，而是在观望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八日率领五十七家英商全部撤离澳门，寄居于尖沙咀的货船之上。对于义律而言，他撤离澳门并不是因为妥协，而是酝酿着更大的行动。在他看来，与林则徐之间的制约与反制约措施的不断此消彼长，并不能彻底解决因虎门销烟所带来的英商损失问题。而且此时他从巴麦尊那里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动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义律认为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必要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局部摩擦，进而促进本国政府彻底下定决心对华动武。
因此在义律撤到尖沙咀的同时，他派人向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进行汇报，以保护英国侨胞的名义请求派兵来华。七月二十三日，在奥克兰的授权下，英舰史密斯抵达香港，该舰装有二十八门大炮，在当时来讲，大清帝国还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战舰。
4. 前哨战的胜利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史密斯”号以及大小英国商船数十艘，突然闯进九龙湾，要求清政府恢复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当时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在督领水师三艘战船在九龙山口岸进行巡逻和防护炮台，面对义律的要求，赖恩爵申明在没有具结与交出林维喜事件中的凶手之前，不能答应义律的要求。
恼羞成怒的义律在当天下午两点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恢复英商的物资供应，将毫不留情地击沉清军水师战船。半个小时后，赖恩爵正准备派人前往答复时，义律却已经下令炮击清军水师战船，造成清军士兵欧士乾当场死亡。
显然这是义律的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作为军人出身的赖恩爵，当然不会忍受义律的这种野蛮行为，立即指挥清军水师及岸边炮台同时还击。由于长时间的武备废弛，清军的火炮虽然数量占优火力却并不猛烈，这也使得两艘参战的英国军舰能与清军形成拉锯之势。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就曾对这场战斗进行过描述，他说如果不是清军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这场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英国军舰设备先进，可以时进时退，清军在两个小时里，虽然不断轰击英国军舰，但也只是击翻英军双桅帆船一只，造成英军十七人死亡。晚间六点多，英军炮弹用尽，于是向着尖沙咀方向退去，值得一提的是义律的帽带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断，他本人差一点丧命。
九龙山之战算是鸦片战争前哨战的揭幕战，在这场战斗中英军虽然伤亡不大，但清军的英勇作战，还是出乎了义律的预料。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水师的战斗力简直不值一提，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他太了解清军水师的装备以及战斗力了。在开战之前，他坚信只要自己下令一开炮，清军水师会立即完蛋，可是结果却是自己差一点命丧黄泉。
长时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十分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九龙山之战英军不败而败的结果，让心高气傲的义律并不服气，可是以英军现有的能力，又无法立即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战斗。而且英国政府就是否对华动武的问题依旧没有最终做出决定，因此义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于八月七日致函澳门同知蒋立昂，提出要与澳门地方官员会谈，两天后该函转呈给了林则徐。
义律十分清楚，自己提出会谈的要求，林则徐携打胜九龙山之战的余威，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事实也证明了义律的判断，林则徐继续重申先前的三个“必须”，即英商如果有鸦片必须呈缴否则人即正法；必须交出杀害林维喜的真正凶手；空船和烟贩即日必须离开广东返回英国。林则徐特别强调：只要以上三个条件英国人全部办到，就允许英商船只停泊在尖沙咀。
对于林则徐重申的三个条件，义律最为反感的就是“如果夹带鸦片，人即正法”一条，本来就是想借谈判以作缓兵之计的义律，再次看到这条规定时，立即终止谈判。而林则徐也同时下令限英商船只在三日内或者具结，或者开回本国内，禁止在零丁洋面停泊滞留。
义律突然翻脸早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他预感，接下来义律还会有可能挑起军事摩擦，于是他在向道光皇帝呈报了九龙山之战的战况的同时，在奏折中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重视英国这个对手，早做战争准备。
九月四日，林则徐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谕旨。看完后，林则徐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因为从谕旨中他看出来，自己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陛下充分的重视。
即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
从大体意思来看，道光皇帝勉励林则徐不必小心谨慎，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国人周旋。可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道光皇帝的这封谕旨，还停留在大清帝国处理周边宗属国问题的观念上。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在对待朝鲜、琉球、越南等宗属国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最终的目的就是巩固住大清帝国对这些宗属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在上述谕旨中所说的“控制之良策也”。二百多年来，大清帝国对待宗属国恩威并施的策略，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一直很成功，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在这些宗属国的心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是英国并不是大清的宗属国，以处理宗属国的战略思维，来对待已经领先自己不止一个时代的英国，显然是异想天开。“控制之良策”这话本身，就说明道光皇帝在潜意识中并没有拿英国人当成一个会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对手。显然九龙山之战给了这位皇帝极大的自信，所以他指示林则徐不必“再示柔弱”。然而他或许想不到的是，九龙山之战仅仅是中英较量中一个前奏中的前奏。
道光皇帝的谕旨，等于让林则徐对义律的态度继续强硬下去，在强硬中寻找能控制义律这头豺狼的方法，殊不知对待豺狼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如果仅仅是驱赶，豺狼肯定会再次前来。
义律无视大清主权的狂妄态度，不仅影响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身在广州的英商的利益。当时的一部分英商不顾义律的禁令，表示愿意具结进口贸易，其中“达密斯戈”号商船上的英商首先表示接受具结，经检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九日报关入口，另一艘“萨克逊”号商船也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具结申报入关。
两艘英国商船具结申报入关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义律那里。自从九龙山之战后，义律便一直想找机会再次挑起争端，现在两艘英国商船无视自己的禁令，于是他立即以阻止英商船只入关为名，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斯密”号和“华伦”号，载炮共计二十门，离开澳门直奔穿鼻洋。
义律带领船只在九月二十八日抵达穿鼻洋，这次由于远离清军岸边的炮台，又自恃有军舰和火炮作为后盾，于是便派人致书林则徐，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立即收回先前所颁布的一切禁令，承诺绝不攻击英国军舰，允许英国人回到澳门居住并恢复一切物资供应。
林则徐看完来使送来的义律书信后，一把扔在地上，双眼犹如冒出火光：
“你回去告诉义律，天朝官员是不怕恐吓的，具结还是打仗，让义律自己选择吧！”
言罢林则徐退入了内堂，只留下来使站在原地呆呆地发愣。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事到如今林则徐都必须是这样的态度：皇帝陛下已经给了指示，不必再示柔弱。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十足民族自豪感的官员，在主权面前绝不低头不仅是林则徐的一贯作风，更是他的一份责任。
林则徐彻底将回旋的余地封死，义律也只得带着他的军舰继续前行，双方注定会再一次展开较量。九月二十八日，正当具结的英国商船“萨克逊”号报关进入之际，义律的“斯密”号拦住该船，迫令其调头返回。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正率领五艘巡逻船进行巡逻，见此情况上前查问，“斯密”号突然发炮轰击清军水师战船，清军其中一艘战船猝不及防，不幸中炮被毁，其中提标左营二号艇火药舱中炮燃烧，六名清军士兵不幸身亡。
当时就连正在报关的英国商船都不会想到本国军舰会忽然开战，更何况针对的对象是本就没有应战准备的清军士兵。这种只有海盗才能做出来的行径，激起了清军水师官兵们的极大愤慨，提督关天培当即下令对英国军舰展开反击，大小船只共计二十九艘一齐投入战斗，瞬间炮声隆隆，中英双方的第二次海上较量就此开打。
在开打之初，义律的军舰依靠船坚炮利，再加上本就是率先偷袭，一时间占得上风。后来，一名参加过穿鼻洋海战的英军士兵描述说：关天培的战船占据原地猛烈向我方展开炮击，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距离上看，清军的火炮和弹药还是不错的，只是不能自由地升降，因此造成了打出的炮弹太高，大多数没有效果，只有少数落在了我方的船桅和索具上。
从描述来看，清军水师的确是奋勇杀敌的，只是炮火装备上落后于对方。当时关天培手握战刀，屹立桅杆前，以气贯长虹的气概激励部下奋力反击英舰。
一颗英军炮弹掠过关天培指挥船的桅边，将一块桅木击落，划伤了关天培的手背，鲜血瞬间流下，身旁的亲兵迅速为其包扎，并想扶他下舱休息，却被关天培拒绝，他依然屹立船头，继续指挥战斗。正是关天培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清军迅速稳定军心，一直与义律的军舰形成拉锯之势，场面并不落下风。
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武备落后，不堪一击，甚至比印度人的战斗力还要弱。可是这一次他却亲身体验到了，清军装备虽然落后，但士兵们那种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激发出来的战斗力是极其可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英舰炮弹的逐渐减少，清军在形势上开始占优。
率先被清军炮火击中被迫退出战斗是“斯密”号，当时清军水师大炮击中了“斯密”号船身的中前部，船上的英军士兵纷纷弃船跳水争相逃命。清军提标左营游击将军麦定章亲自瞄准，连发两炮，又相继击中“斯密”号的后楼和左右舱口，造成“斯密”号帆斜旗落，只得调转船头狼狈逃窜。“斯密”号退出战斗，“华伦”号意识到孤掌难鸣，于是也调转船头跟着逃遁。
于是，继九龙山之战后，清军水师又取得了穿鼻洋海战的胜利，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八日，道光皇帝接到了林则徐关于穿鼻洋海战胜利的奏报。当时皇帝陛下除了龙颜大悦之外，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英吉利夷人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复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可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
道光皇帝虽然在谕旨上写的是让林则徐酌情而定，但对于林则徐而言，这仅仅是一种皇帝陛下的姿态，林则徐作为臣子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在接到谕旨后，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1840年1月5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入关，至此中英贸易完全停止。
今天，当我们站在国际视角来看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可以说皇帝陛下完全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是一种变相刺激英国对大清开战的做法。要知道无论是九龙山之战还是穿鼻洋海战，大清面对的对手虽然是英国人，但两次战役并不是英国的国家行为，那时候英国国内也还没有针对是否对华动武进行最终投票决定。换句话说，这只是义律个人挑起的矛盾，最多也就是背后有倾向对华动武的巴麦尊等人的支持。
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等于将局部的军事摩擦上升到了两国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问题，而且决定终止对英贸易，这等于是断了当时具有全球战略的英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财路，甚至影响了英国人的亚洲战略，作为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岂能善罢甘休？
当然在那个时代，道光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视野的，两次和英国人较量的胜利，只会更加滋长他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问题的关键是此时国际法则已经初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已经不可能再由着性子处理国际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算未来不久在英国决定是否对华动武的投票中，英国女王作为最高领导者也只能是游说两院，希望能够投票通过对华动武的议案。而道光皇帝居然在没有征求大臣们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这个决定，可谓是鲁莽至极。
因此可以说，道光皇帝彻底终止中英贸易往来的决定，事实上是后来鸦片战争爆发的内因所在。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因的推动和外因的引导。一百多年后，我们无意去将责任彻底地归结到哪一方，只是想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还原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因为只有当一个民族彻底站起来的时候，才会真正彻底地反思它曾经有过的屈辱史。
……
义律很快就将道光皇帝终止中英贸易决定的消息传回了国内。在国内还没有最终决定对华动武之前，义律并不想就此等下去，事实上以巴麦尊为首的主战派，一直指示义律要不停地制造事端。只要清政府选择对抗，他们就可以更有力地说服那些在对华动武问题上举棋不定之人，告诉他们如果不动武，大清帝国是不会向大英帝国臣服的。
穿鼻海战结束后，义律带领军舰返回尖沙咀进行修理，那里群山环抱，风平浪静，算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林则徐在断绝对英国人的物资供应后，在尖沙咀一带屯下重兵，特别是加强了尖沙咀北边官涌山的战备，因为在这里清军可以俯瞰义律的一举一动。
义律本身是军人出身，十分明白自己暴露在清军的眼皮底下意味着什么。为了打破清军对自己的控制，他派出轻便的小船悄悄驶到山边，从沙滩上爬上山坡，窥探清军的虚实。当时驻扎在该处的清军参将陈连升警戒严密，发现英军士兵后，即派兵捉拿，结果打伤两名，缴获枪支一杆。
按照巴麦尊等人给予的要不断制造事端的指示，义律认为这次英军士兵被打伤，绝对是一个扩大事态的好借口，毕竟率先动手的是清军。于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39年11月4日），义律带领所能出动的全部战舰列阵海面，对驻扎在官涌山的清军营盘突然进行猛烈轰击。清军由于扎营位置选择得当，并未遭受太大损失，而且由于居高临下，清军从山上开炮回击，迅速将英军战舰击退。
从九月二十九日开始，一直到十月四日为止，义律接连发动三波攻击，全部被清军打退。但义律一次次的进犯，使得林则徐感到必须加强官涌山的防卫力量，因此他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一起研究对策，决定增调官兵二百名，由部将马辰、周国英带领前往增援官涌，同时由关天培调拨六门大炮，做好大战的准备。
十月六日（1839年11月11日），各路清军齐集官涌举行军事会议，商定把守山梁各个要点，由各将分工负责，兵分五路扼守。当天傍晚，义律的舰船发现驻守官涌山的清军增添了大炮，于是立即装填炮弹开始猛烈轰击山梁的清军大营，企图用猛烈的炮火摧毁清军的防御工事。清军毫不含糊，五路大军一同发炮回击。在一个多小时的炮击战中，打得英军只有招架之功，眼看抵挡不住，英军立即熄灭船上的灯火仓皇退出战斗。
两天后，英舰再次前来，两艘战舰（“剑桥”号和“多利”号）偷偷移向内洋逼近官涌，在它们身后还尾随着十余只舰船观察动静，意图再次偷袭官涌的清军。
清军发现英舰的举动后，立即分赴五处山梁，等待英舰进入射程之内立即开火，“多利”号连中两炮，不敢恋战，仓皇逃离，后面的舰船看到“多利”号溃败，也犹如丧家之犬向外洋退去。
官涌山旬日之内六次接仗，最终都以清军获胜告终，此后英国舰船被迫退出尖沙咀洋面，分散寄居在长沙湾、赤沥角等外洋地界，一直到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
5. 中英军力对比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鸦片战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英国国内投票通过对华动武之后，英国正式派军舰攻打广州然后北上，最后一直到《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广义的鸦片战争概念，则是从1839年的九龙山之战开始，一直到1856年因“亚罗号事件”而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现在史学界所公认的，是将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从1840年英国军舰攻击广州开始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广义的概念则包括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
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揭幕战，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的胜利，完全出乎了英国人的预料。清军虽然武器落后，但由于林则徐事先部署得当，战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因此让义律想要以武力使林则徐改变条令的想法落空。
我们今天都认为，当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之所以会败给英国人，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武器不如英国人，然而透过九龙山、穿鼻和官涌三次与英国人交锋全部获胜来看，大清帝国后来落败，武器落后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之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装备更加精锐的英国军舰也没能在林则徐把守的广州占到便宜，只是北上之后才逐渐显露出两国的军力差距。
因此在介绍这场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鸦片战争之前，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看一看双方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因为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站在一个更加公正的角度，去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1840年4月7日，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悄然到来。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英国议会举行了是否对华采取武力措施的最终投票，结果是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对，对华动武议案通过。单从票数上看，主战派似乎并不占优势，然而这其中有英国两党之间互相牵制的因素，并不能说明英国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同意对华动武。
从议案通过那天起，英国政府就开始组建所谓的“东方远征军”，陆续抵达中国，从军队的直观数量上看，可以说英国人简直是陷进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时清军的数量约有八十万，英国远征军包括后来逐渐增派的人员最多达到两万人，比例为四十比一。
但是清军的军事素养很差，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兵不满员。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脱离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兵员对于大清帝国十分重要，可是当时大部分地区清军的花名册上都是空额，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临时招募人员顶替。
二、兵员成分复杂。当时清军的兵员可谓是瓜子儿嗑出来臭虫—什么人儿（仁儿）都有。放牛的、鞋匠、裁缝、地痞流氓等应有尽有。当兵吃粮雇人出操不再是秘密，清朝初年，八旗军入关时那种尚武精神早已经荡然无存。当时在西方人的眼中，清军士兵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穷苦人。
三、纪律松弛。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就必然会造成纪律松弛的现象。而且纪律松弛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日常的操练上，很多士兵日常吸鸦片、嫖娼、抢劫、经商，等等，什么都干。例如道光十二年（1832）时，朝廷镇压粤湘桂边界苗民起义的一千名士兵中，竟然有二百名因吸食鸦片而被遣返。又如道光十四年（1834），驻守广州的清军，公开在洋行前的人行道上吸食鸦片。英国人评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当然，英国人的这种评价除了是建立在清军素养很差的基础上之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看到清军当时还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作战观念中，这对于军事装备已经迈进工业时代的英国来说，无疑是极其落后的。
说完军队素养，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人眼中的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在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除了刀枪剑戟等冷兵器依然是当时清军的常规装备之外，清军也装备了一些火枪和大炮。火枪主要是鸟枪和抬枪，都是用火绳发火。鸟枪长六点一尺，重六斤，长短不一。抬枪比鸟枪更大更重，十二、十三到三十多斤不等，再重的就叫抬炮。
关于抬枪的发射操作方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是这样记载的：
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距鞘梢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又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被带，又一人将枪尾托空，看准钩发，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二点三两，铅子重五钱，可装五个。
从上述记载来看，抬枪是一种比较笨重的武器，而鸟枪却也轻便不了多少。鸟枪的射程稍微小于滑膛枪，抬枪倒是能超过，但速率和命中率都不如滑膛枪。鸟枪射击速度为每分钟一发以上（以上是个大概念）。另外，清军的火药质量很差，为黑色火药，不仅力量小，而且影响射程，再加上火药粗细不均，也大大影响了射击的速度和威力，枪管炸裂事故亦时有发生。
反观当时英国军队，枪支方面一律配备滑膛枪，采用燧石发火，一次可以发射三十发子弹，射程为三百码（约270米），瞄准射击距离不超过一百码（约90米），每分钟可发射二点三发子弹。火药质量方面，当时西方虽然还没有出现无烟火药，但在黑色火药的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改进。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末，原福建水师提督陈介平用购得的英国火药放在中国鸟枪中试射，经过射程计算，发现比清军的枪支射程高出四倍。后来用经过改制的火药在江南、广西等地清军的鸟枪中进行试验，射程达到了二百六十码（约250米）。
总的来看，清军使用的枪支和英军使用的燧发枪相比较，鸟枪射击目标所使用的时间比燧发枪多一倍，而且射杀范围小。如果同样射击一百米远的相同目标，鸟枪比燧发枪要多用二至三倍的弹药。因此，从枪支的性能上来看，可以说英军已经领先了清军一个时代。
除了枪支这种轻型武器外，双方需要对比的还有重武器，那就是大炮。当时清军大炮数量虽然不少，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弹药爆炸威力不够和命中度不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就相当于说一辆自行车除了车铃铛不响之外，其他没有不响的地方一样，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因为对于大炮来说，弹药威力和命中率无疑是最重要的。爆炸威力差源于火药质量，而精度不高则主要是因为火炮机动性能差，炮身重而且缺乏炮架。反观英军的大炮，在铸造、发射炮弹、炮膛精度和炮弹质量方面全都优于清军，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进攻来自于海上，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一场海战，因此水上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英军当时的海军是世界最为强大的。早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的需要，就开始特别重视海军的建设。前边我们说过英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欧洲的头号海军强国。再经过18世纪与法国的多次较量后，彻底将法国势力从北美和亚洲排挤出去，进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殖民霸主，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三年前，英国首先将蒸汽机装置在现代军舰上，使军舰可以不受风向和水流的影响，进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其机动性。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不长时间里，英国的大型战舰已经有二至三层夹板，分别可以配备七十至一百二十门火炮，有可发射三十二磅实心弹的加农炮，也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至于数量方面，以1836年为例，当时英国已经拥有大小战舰五百六十艘，而且有着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
反观清军的海军力量，如果用一个数字来概括的话，可以说就是零。中国的海岸线当时虽然长达一万八千公里，清政府虽然也建立了内海和外海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但当时的水师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而不是能赢得一场海战的胜利。因此在战船的制造上，不是考虑如何在海上作战，而是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
进入19世纪后，西方世界都在大规模地发展海军，清军的外海战船虽然多达八百九十多艘，数量远远超过英国，但质量和英国相差甚远。首先舰船体积很少有超过三百五十吨的，而且通常只装备二至四门大炮，大炮还被固定在炮位上，没有瞄准设施，在波浪四起的海面上，射击准星毫无把握，甚至遇到大的风浪船就会沉。当时客观的现实是，与西方世界的海军相比，清军水师根本无法保卫大清帝国的海疆。
从战术角度而言，清军的落后也是全方位的。当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清军的作战习惯却仍停留在中世纪乃至更为遥远的年代，列阵时冷热兵器混用，配备比例火器占百分之五十，排列顺序是火器在前，冷兵器在后。由于列阵密度大，在战斗中难以机动和发挥火力。而英军作战则采用的是“线式”战法，战术运用灵活，便于机动迂回作战，也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达到最有效的杀伤—平均可以高出清军六至八倍。
通过军队素养、轻型武器、舰船火炮以及战术等一系列的对比，清军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人，因此表面看起来，似乎后来的鸦片战争清军战败是一种必然。然而九龙山之战、穿鼻洋海战和官涌山之战三场前哨战的胜利，却又印证了落后未必就挨打的道理，至少在这三场战斗中，清军的表现远不像后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堪，换句话说，英军虽然全方位领先清军，但并非没有薄弱之处。
通过三场前哨战的过程来看，英军明显兵力不足，前边也说过，就算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军远征来到中国的最多也只有两万人，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雇佣兵，雇佣兵的战斗力和对战术的掌握理解与把握方面明显要差很多，因此英军整体在战斗力上不平衡，这也就决定了英国远征军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正是因为林则徐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使得英国人战斗力不平衡的弱点被放大，最终取得了三场前哨战的胜利。
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虽然武器先进战术领先，但英军毕竟是劳师远征，因此路远和大海的局限性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对英商采取断绝供应的做法，已经使得义律陷入了绝境，这也是义律决定采取武力措施的原因之一。就算是英军的供应补给有东印度公司作为支撑，但也仅仅是比英国本土距离近一些，在当时，运送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补给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英国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其优势主要还是在海上，后来的事实证明，离开了海上军舰的英军深入内陆后，其作战力量明显大打折扣。他们只能将战局控制在靠近沿海一线附近，甚至是只能集中在江海沿线的一个或几个点上进行作战，想要全线开战，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总体上来看，英军占有优势，但并非无懈可击；清军虽然全面落后，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且三场前哨战的胜利也证明了清军有打胜仗的能力，至少从狭义的鸦片战争这场纯粹的战争角度而言，清军并非注定就是失败者。
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国人的军舰到达广州，并没有吓倒林则徐，甚至广州的战局一度让英国人陷入困境，直到那个时候，大清帝国的高层们都不曾认为，自己会最终成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可是当英国人决定北上后，为什么这场战争的胜负天平却开始转换了呢？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还是先从道光二十年的五月二十二日那天说起。
6. 从广州到定海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40年6月21日），英国舰队在广东海面集结，随后封锁珠江口，正式展开了对大清帝国的战争报复。
前边我们说过，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也没有对大清帝国正式宣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英国人只是在海面上小打小闹。除了虎门销烟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外，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认为他们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不公正待遇，除了限制英国人的人身自由之外，贸易活动中也要经常忍受清政府的反复无常。当然，这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
当时东南沿海是清政府布防的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人，福建六万人，浙江四万人，江苏五万人。尤其在道光十四年（1834）律劳卑事件发生后，道光皇帝命令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进一步加强沿海布防。再加上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战备措施，至少使得广东沿海成为清政府海防地区的一道坚固防线，三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一点。
英军本来准备在封锁珠江口后，破坏清军江面的防御工事，然后直接攻占虎门要塞。可是英国海军在指挥官伯麦的带领下刚一进犯，就被清军水师参将赖恩爵发炮击退。伯麦见广州防守严密，并无必胜的把握，加上英国政府在训令中规定的作战方案只是让其封锁珠江口，并没有首先攻下广州的指示。因此英军总司令懿律决定放弃在广州的战事，只留下少量舰船继续封锁珠江口，于1840年6月30日率领四十四艘舰船离开广东向北进犯。
懿律是义律的堂兄，作为本次远征中国的英军总司令，他之所以会这么快就决定放弃广州而北上，事实上也是听从了堂弟义律的建议。而且按照当时英国外相向懿律下达的第一号训令来看，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依旧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
一到达珠江口，便设法把我寄致中国宰相函一份，连同一份中文译本，一并送交广州总督……并且你应要求总督把这件包括原信和译本的公文送往北京，不得拖延。
先前义律在广州失败过三次，林则徐是个强硬的对手，义律明白指望林则徐充当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络者，无疑是痴人说梦。他认为即使想通过中间渠道让北京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也应该将信件送到厦门，这远比让林则徐率先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义律十分清楚，即使信件送到了北京，最终的结果还是动用武力，而现在广州已然成为大清帝国海防的最坚硬点，与其用劳师远征之军在广州做纠缠，还不如选择清政府的海防薄弱点进行打击。
事实证明，英国人的决定是正确的。
英国军舰连樯北上，以五艘军舰奔赴厦门，其余舰船直奔浙江定海。道光二十年六月四日（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进入厦门内港，舰长包诅派人乘坐舢板小船悬挂白旗，企图靠岸投递本国外相致大清帝国宰相的副本，结果被岸上驻守的清军轰走。面对这种窘境，次日，英军三十余人改乘大船，准备强行登岸，并扬言如果不让上岸，就动用武力。不过还没等把话说完，就遭到岸边清军的攻击，包诅下令开炮轰击炮台，当场打死九名清军士兵。厦门炮台组织力量全面反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清军击沉一艘英舰，包诅见在厦门不能得手，于是放弃投书事宜，北上前去追赶懿律舰队。
从英国外相巴麦尊给懿律的第一号训令来看，英国政府显然并不想将广州作为突破口，当然这可能是在义律带给本国政府的消息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决定的。从当时的大清帝国整体海防布局来看，英国人选择了浙江定海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定海是浙江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很适合做英军的战略据点。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指出：
自东南诸省至北京，为海上要路，贸易商船必碇泊定海，考风潮顺逆，然后航行，且地近北方，驻守此地，则出兵攻诸都，运载粮食，皆大便利，英将谋先取此地者，即此故也。
显然，英国人是看中了定海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粮食储存量，看来，一旦将战争上升到国家行为，英国人并不想像先前的前哨战那样打骚扰战，而是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英国人已经有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但大清帝国除了林则徐在广州做了战备工作之外，定海显然还没有进入战争节奏。
定海历来是外洋停泊场所，平时最多不过一到两艘商船停驻，每一艘船到了那里，都要先贿赂总兵、县令等官吏，只有贿赂到位才能开仓贸易。因此当地的官员都盼望外国商船来定海，甚至还担心来的船太少，得不到更多的贿赂。由于当时信息传达不畅，定海的官员对虎门销烟所引起的中英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不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准备和战争准备。
事实上，定海虽然作为战略要地，但武备废弛已经二十多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定海驻守兵力是一万多人，可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却减到两千八百人，海防线上没有一个专职的水师将领，只是由陆军将领兼管。这样的机制只能造成士兵训练懈怠。而且当地的士兵成分极其复杂，连例行的巡逻都很少进行。岛上没有大船，遇有紧急情况则临时雇用民船充当军舰。至于火炮布置，只有城东南处设有一座炮台，配有八门大炮、守兵五十名。
军备废弛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定海的官员养成了一种慵懒的工作作风。英国军舰到达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三只小船进至定海城南的道头港水面测量侦察。定海守军发现有外国军舰游弋时，立即向县令姚怀祥报告。姚怀祥不敢怠慢，又立即向总兵张朝发报告。可是张朝发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姚怀祥说，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些英国舰船是被海风吹到这里的，不必大惊小怪。
被海风吹到这里的？呵呵！或许在张朝发看来，英国军舰来得越多越好，长久的惯性思维让他认为，英国人的这些船可能也是像从前的那些船只一样，想要到定海从事贸易活动，如果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大肆索贿。张朝发一定没想到，不久的将来，海风还会把英国人的炮弹吹到他那里。
张朝发作为定海最高的军事长官，面对英国人的军舰居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可想而知定海的武备已经废弛到了什么程度。
就在张朝发继续做着大发洋财的美梦时，六月六日（7月5日），英国海军指挥官伯麦率领舰船闯入定海水域并直奔港内，决定向县令姚怀祥投书，公开索取定海。
次日清晨，英方派使者携带书信入城去见姚怀祥，并通知说伯麦要召他面谈。面对涉外事务，姚怀祥当然不可能独自去面对，他想让张朝发一同前往，可是张朝发却拒绝了他，理由是英国人只说了召见姚怀祥，没说召见自己，自己绝不会屈尊于英国人。
姚怀祥无奈之下只得只身前往英军舰船。
当然，姚怀祥到了英国人那里，作为大清帝国的朝廷命官，他还是没为国家丢脸的。
“为什么要来到我国领土啊？”见到伯麦后，姚怀祥并没有被吓倒，反而率先不卑不亢地问道。
“还洋行旧欠，必须托售（委托销售，实质是强制）鸦片，定海三百年前本来是荷兰人的地盘，请现在归还！请姚大人在三个时辰内回复，三个时辰之内如果我们没接到回复，就会开始攻城。”伯麦面对姚怀祥并没有客套的开场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本县令乃一介小吏，国家疆土岂可擅自授让于人？至于归还洋行旧欠和托售烟土一事，还需从长计议。你们所提的条件十分苛刻，这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不是还有三个时辰吗？你们在这里等消息吧！”
姚怀祥说完后转身便走。话说回来，他很清楚自己在英国人面前展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样子，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作为定海的一方父母官，他十分清楚定海的武备是个什么样子。因此他决定回去和总兵张朝发认真商议一下，要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三个时辰，就算是决定开战，也应该利用这有限的时间认真做好准备。
最终研究的结果是，在没得到“朝廷要求和英国人和谈”的命令之前，如果英国人首先动武，就必须展开反击，可是对于如何部署兵力的问题，姚怀祥和张朝发产生了分歧。
“英军所长在于舰炮，应该将我军分成两路，一路部署在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一路部署在定海城内防。”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姚怀祥率先发表意见。
姚怀祥的策略，就是不急于和英军进行正面硬碰硬的较量，如果英军率先动武，就采取守城待援的方法，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向镇海大营求援。可是总兵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提出只带领水师扼守海口，与姚怀祥“各分战守”。所谓“各分战守”，就是张朝发带领清军各营和水师齐集港口进行防堵，姚怀祥带领千余人负责守城，并规定在城外的军队即使战败也不准入城，而城内守军即使支持不住也不能出城。
张朝发作为定海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姚怀祥是左右不了他的。然而这种分工只能是在敌我双方力量相当的情况下还可以一试，现在清军已经严重落后于英军，这种分工只能是既分散了兵力，又各自形成孤军作战的局面，唯一便利的就是适合英军各个击破。
面对张朝发的固执，姚怀祥长叹一声，此刻在他的心中或许已经预感到此战必败无疑。然而作为一介小吏，他无法扭转乾坤，只能是在他权限范围内，派游击将军罗建功到附近村庄招募乡勇入城，以增强守城力量。而他则亲自登上城头指挥防守，决心与城共存亡，以尽守土之责。
下午二时，伯麦见定海清军无投降之意，便下令开始攻城。张朝发带领的清军作为第一道防线，在城外与英军短兵相接。英军先以炮火猛烈轰击，清军抵挡不住四散溃逃，张朝发左腿被炮火击中落入水中，被身边士兵救起后，急忙送往定海县城救治，因为伤势过于严重，一个月后身亡。
张朝发统领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英军轻易攻破。在炮火的掩护下，英军首先攻占了定海城南的关山炮台，随后开始向姚怀祥驻守的县城发起进攻。姚怀祥带领守城士兵拼死抵抗，可是无法抵挡英军的枪炮。姚怀祥身上多处受伤，但仍然指挥清军拼死守城。
到凌晨时分，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坚守后，守城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可是英国人的炮火依旧猛烈。
姚怀祥眼看守城的士兵大幅减少，无奈之下眼含热泪下了撤退的命令。虽然他不是军人，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他知道坚守城池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一个又一个士兵在他身边倒下，如果继续坚守到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些年轻的士兵白白送死。在多重矛盾聚集于心的情况下，姚怀祥带着剩下的五十多名清军士兵从县城北门撤了出来。当他路过成仁祠时，悲愤之情涌上心头。成仁祠是一座纪念古代先人殉难的祠堂，姚怀祥认为自己作为一方父母官，不能保民安境，实在愧对先人，于是一头扎进成仁祠旁普宁寺的梵宫池，自尽身亡。
姚怀祥，字斯征，号履堂，福建侯官人，嘉庆年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大挑，乾隆以后的制度，每六年把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分为两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分发浙江补定海县，道光二十年（1840）莅任。
“吾何憾焉！”这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值得一提的是，姚怀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县令级别中唯一一位为尽守土之责而殉难的牺牲者。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后来牺牲的关天培、陈化成等人，然而自古以来，都会有万千像姚怀祥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定海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首次丢失国土的战争，如果以鸦片战争三次前哨战均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看，定海当时如果做好战备工作，不一定会被打败。武备废弛、兵不习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上总兵张朝发的胡乱指挥，造成守军无法协同作战，进而削弱了抵抗力量，最终导致英国人攻陷了定海。
还是那句话，定海之战不是一场在开打前就注定清军会失败的战争，清军在开战前至少有机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进行布局。如果林则徐的加强全国海防战备的奏疏早一点到达北京，如果道光皇帝具有先见之明，或许定海的战争局势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可惜，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7. 琦善的乞和
在英国舰队离开广州大举北上的同时，林则徐其实就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可能要以舟山作为突破口，甚至是继续北上去攻打天津。严中平先生在《英国鸦片贩于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中》就说过，林则徐以“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先期入奏，建议道光皇帝下诏命令沿海各封疆大吏要加强防御，时刻做好抵抗英军入侵的准备。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英军在攻占定海之后，一部分舰队则继续北上，目标直指北京的门户天津。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1840年7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懿律和作为副大臣的义律率领“威里斯”号等八艘军舰驶离舟山，于七月十二日（8月9日）抵达天津白河口，并派小船探测航道。
英国人到达天津海域后，并没有像对待定海那样，采取强硬的方式要求投降，毕竟这次只是想通过武力手段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不是灭掉它。来到天津就等于直接面对了身在北京的皇帝，因此英国人决定首先采取谈判的方式，向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提出此番前来的几点要求。
七月十四日（8月11日），懿律向琦善发出照会，申明清政府如果愿意谈判，必须委任全权代表到英军司令伯麦的舰艇上进行，必须在六日之内派代表到英国军舰上接受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同时要求购买食物。
对于琦善来讲，现在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该如何回复英国人的照会，而是皇帝陛下是否会怪罪他—为什么英国人会打到家门口来？毕竟他作为直隶总督，天津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奏疏刚刚到达的时候，英国人便开着军舰来到了家门口，这两件事加起来，对于他这个直隶总督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琦善决定先发制人，他向道光皇帝上疏说，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建议实在过于多虑，英国人此番前来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如果贸然加强海防力量，很可能会让英国人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琦善为了安抚英国人，急忙派人为英军舰队送去了牛羊等食物以示友好。七月十九日（8月16日），琦善在得到皇帝陛下的许可后，派千总白含章到英国舰船上取回了照会文件，这封照会全名为《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琦善得书后答应代呈道光皇帝，并约定十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答应代呈皇帝陛下”是一种礼貌性的外交说辞，琦善作为直隶总督肯定是要首先阅览的，并根据照会文件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再向皇帝陛下呈奏。
然而，当琦善仔细阅读这封照会文件后，他意识到此番英国人的到来绝不只是要求通商那么简单。
在这封名为照会实为通牒书的文件中，英国人严重抗议虎门的销烟行为，谴责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英国军队是严重侵害住在中国的英国人权益的行为，是严重亵渎大英帝国国家威仪的行为，要求道光皇帝为英国人雪耻。他们具体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赔还全部查禁没收的货价（也就是指鸦片的烟价）；
二、广州、厦门、福州、定海等港口全面开埠，割让一岛或者数岛给英国人居住；
三、必须对驻华英国官员平等对待；
四、偿还倒闭洋行的欠债，赔偿本次英国远征的费用。
照会的最后，英国人傲慢地写道：以上四项要求清政府要一一给予大英帝国满意的答复，如果满足不了大英帝国的要求，英国政府会采取必要的手段，例如，攻占港口、拦截中国水师船只、占据中国岛屿等，必定要让中国的土地上战火不熄。
琦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英国人这次是来玩命儿的啊！”琦善将照会文件轻轻地合上放在案桌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作为直隶总督，琦善有责任保护京师的安全，可是现在英国人叫嚣着打到了皇帝家门口，这让琦善很是紧张。在琦善看来，幸好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踹了林则徐一脚，如若不然皇帝陛下怪罪下来，他这个直隶总督是要担责任的。
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琦善十分明白皇帝陛下的心思，那就是让这些英夷离自己越远越好。皇帝陛下是绝不希望在皇城门口开启战事的，因此琦善代奏时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
琦善思前想后，决定在给皇帝陛下的代奏中，加上自己的润色和个人意见。
英国船坚炮利，而我国炮位陈旧，兵力不足，难以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事。此时畿辅、盛京处处堪虞，江浙洋面海口，全被英军占住，而后来船只无数，必将南北并扰。英军此番之来，全系禁烟而起，广东缴烟时，林则徐曾许给英方烟价，后来负约，激起事变。该国率兵赴浙，系属有激而成，且并无滋扰之志。其在天津所递禀词，又极其恭顺，情属可原，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
总结琦善的代奏，都怪林则徐办事不力，英军才打过来了。英国人是无辜的，此番前来不是来打仗的，是来和谈的，先前在定海的所作所为属于“激情犯罪”，现在在天津递交的照会有悔过之心。
不可否认琦善润完色的代奏，会让道光皇帝“重新认识”英国人此番前来的目的。
就在几天前，林则徐建议加强战备的奏疏已经送到了道光皇帝手里。当道光皇帝在奏疏中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北上而且很可能会前往天津时，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因此诏令琦善只要有洋船到了天津，一定要禁止其靠近，一旦夷船擅自靠近，可以自行剿灭他们。
可是在得到琦善的奏疏后，道光皇帝知道了，天津的防务远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坚固，而且英国人还有可能凭借船坚炮利，像攻占定海那样攻占天津。这让道光皇帝顿时慌了手脚，于是他立即指示琦善，务必要稳住英国人，至少要将英国人稳在天津海域，绝不能让他们靠近京城半步。
事实上，这正是琦善想要的结果。
琦善身为直隶总督，最害怕在自己的辖地开启战端，因为一旦开战，无论自己多么尽心尽力应对，皇帝陛下都免不了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处置洋务不力的罪名。现在皇帝陛下要自己稳住英国人，而且看起来对林则徐的信任态度有所改变，对于琦善而言，接下来自己将会有发挥的空间。
“只要撤销林则徐等人的职务，给予一定的惩罚，就可以使英国人满意地退兵。”在得到皇帝陛下让自己稳住英国人的诏令后，琦善终于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们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琦善如此不遗余力地在道光皇帝面前诋毁林则徐，是因为两个人在官场上是政敌。琦善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规避风险的行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倒是符合中国传统官场的一贯作风。但是从当时中英两国的军力对比角度，以及先前已经成为各种事实的态势来看，琦善主和并非完全错误。今天我们骂琦善是卖国贼，只是源于因为他的建议，使得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责罚，然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事件，是不能完全站在道德角度立场去评判的。
琦善建议处理林则徐的意见，让身处慌乱之中的道光皇帝似乎找到了一盏明灯。站在只求“太平管治”角度的道光皇帝觉得，如果处理了林则徐就可以让英国人退兵的话，代价不算太大，因此听从了琦善的建议。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道光皇帝发布谕旨，罪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在广东禁烟措置失当，办理不善。次日，琦善奉道光皇帝谕旨，让懿律带领英国军舰退回广东，承诺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可是英国人不为所动，依旧盘踞在天津海域附近，并不时地张扬武力，逼迫清政府必须同意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
英国人不按常理出牌，使得道光皇帝很是无奈。然而英国人此时还没有想攻打天津，甚至对于能否打下天津心中也并没底。在他们看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是道光皇帝的态度，现在这位皇帝告诉他们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这种态度充分暴露了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心虚状态，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军事实力的虚弱，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十分明白。
所以英国人决定再赌一把，他们坚决不离开天津海域，看看接下来道光皇帝会如何应对。
事实证明，英国人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八月四日（8月30日），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琦善来到大沽口与英国人展开谈判。
今天回首那段历史时，我们对琦善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奸恶小人这个层面，可据正史记载，当时在外国人眼中，琦善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型官员，当然也是一位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琦善是一个和林则徐一样意识到大清帝国面临种种危机的官员。当上能和皇帝说上话的官之后，他力争让皇帝明白已经不能再将英国当作蛮夷看待。
在那个中国对世界还是一片模糊的时代，琦善虽然对世界形势也只是表面上的认知，但他想到了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不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事实上琦善的这种想法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那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了。
琦善在大沽口海滩的帐篷里，与英国人唇枪舌剑地谈判了两天，最终的结果是，懿律告诉琦善，如果想让他们掉头返回广东，清政府必须同意偿还鸦片烟价以及接受所有提出的条款。如果条款不被接受，那么停在天津海域的英国军舰将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对清政府实施军事打击。而且，琦善要在六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早在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让英国人退回广东的谕旨后，身处战争一触即发的辖地之内，琦善并没有一味地妥协。作为封疆大吏，琦善面对英国人时还是适度地保持了尊严。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琦善两次发出照会，向英方重申鸦片本是清政府的违禁物而且已经烧毁，本国皇帝陛下是断然不能允许偿还的。琦善警告英国人，自己已经开始在沿海地带加强战备，如果英方贸然开战，英国军队远道而来势单力薄，大清方面则是以逸待劳，对英方极为不利，希望懿律能够谨慎对待。
照会发出后一直到琦善到达大沽海滩之前，英国人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他们此番北犯天津，首选是用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同意所提出的条件，而且此时中国北方开始逐渐转冷，随着季节的变化，英军中开始出现疾病，客观条件对英军并不十分有利。因此懿律权衡之后，决定无论清政府是否答应所提的条件，英方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不宜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后来在大沽海滩和琦善的两天谈判，懿律也是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算是对琦善连蒙带唬的一种赌博。
从八月六日（9月1日），琦善提出让英国人掉头南返，到八月二十日（9月15日）为止，琦善始终没有正面给予英国人答复。英国人反复催促，琦善总是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进行敷衍。或许琦善也看出英国人在天津海域待得并不舒服，所以能拖一分便是一分，正所谓没有结果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开始向着琦善设想的方向转变。八月二十日（9月15日），懿律看到琦善始终没有回复后，同意将谈判地点改为广东，懿律还特意照会琦善，清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酌议办理。
琦善接到照会文件后，兴奋得差点儿跳起舞来。
“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皇上！”
琦善认为这实在是个向皇帝陛下表功的好机会：林则徐在广东惹的麻烦，在他这里轻而易举地化解，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有些无厘头，然而在皇帝陛下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指导思想下，他是很可以骄傲一把的。
天津大沽口谈判，在琦善的“拖”字方针指导下，尽管英国人以武力相威胁，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英国人在这场较量中没占到什么便宜，但这并不说明英国人惧怕大清帝国。我们知道，这次谈判中英国人没能达到目的，是受到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而言就不一样了，英国人退回广东，使这位对天下大势认识模糊的天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英国人出兵，仅仅是为了通商和“申冤”而来，现在居然没费力气对方便退兵而走。这让他认为英国人也不过如此，所以认为未来在广东的谈判，可以放心地交给琦善，相信他依旧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九月三日（9月28日），道光皇帝谕旨军机处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一职。
皇帝陛下继续高枕无忧，而琦善似乎也从天津大沽口谈判中找到了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当时有人向他讨教退敌经验，这位面相和善的学者型官员倒也实诚，说了句：“吾有何法？不过骗其走开耳！”
“不过骗其走开耳！”这就是堂堂大清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琦善是否明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他可以将英国人骗离天津，但却无法骗得英国人放弃根本利益，广东将注定成为琦善甚至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场。
广州谈判注定与天津谈判不同。英军从天津撤离已经表明了姿态，当然他们也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态度，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兰多对天津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他指令接替因病回国休养的懿律职位的义律，要在新一轮的广东谈判中采取强硬措施。
而先前在天津会谈中尝到甜头的琦善，决定在广东谈判中继续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应对。
琦善到达广东后，一反林则徐加强战备的做法，对英国人做出求和的姿态，以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国人也能够高姿态地做出让步。然而这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在英国人那里丝毫不起作用。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重申在天津谈判所提出的条款，显然义律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琦善的高姿态妥协而有所改变。
对于琦善而言，广东可谓是山高皇帝远，为了避免因自己谈判不力而引发战争，未经道光皇帝允许，琦善在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私自答应赔偿英国人烟钱五百万两。不过琦善也暗示义律，希望他不要坚持让大清帝国割让岛屿，不然的话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会很不好应对。
站在中国人的思维角度，琦善对英国人可谓是十足的够意思，按说英国人也应该给予回报，在其他条款方面做适当让步。
琦善的妥协并没有换得英国人的理解，然而可悲的是，琦善坚持认为自己的诚意还不够，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又私自答应追加赔偿烟款一百万两。
义律依然不为所动！
义律的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法，将琦善挤进了死胡同。万般无奈之下，琦善只得上奏道光皇帝，说英国人态度蛮横，张嘴闭嘴就是开战，而自己在广东是没有把握打赢英国人的。如果谈判破裂，后边的事情只怕会更加糟糕，希望皇帝陛下允许赔偿英国人六百万两，并在广州之外，于厦门、福州两处允许通商。
奏疏送到紫禁城，道光皇帝愤怒了！
“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据说道光皇帝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一直在颤抖！
一连十多天，琦善都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谕旨，只能继续拖下去。可是英国人却不会跟着琦善的节奏，十二月一日（12月24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了开战通牒，限定四日之内，必须详细答复英国人所提出的条款，如不同意，四天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进攻。
琦善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是拖不下去了。
没有接到谕旨，并不代表琦善就不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皇帝陛下的态度。当得知皇帝陛下对他十分不满时，琦善终于挺起了腰杆，虽然这与他的一贯作风严重背道而驰，但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考虑，琦善硬着头皮复函义律，可以考虑赔款，但要求英国人撤出定海，并坚持不准增开贸易码头。
为此，双方继续争执不下。
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的琦善，没想到有生之年会碰到一群死脑筋的英国人，而且皇帝陛下并不想就此妥协，这让琦善有些骑虎难下，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次谈判逐渐偏离了他所能掌控的轨道。问题的关键是，英国人的炮弹或许明天就会落在广东的海滩上，在皇帝还不知道目前形势的情况下，英国人一旦翻脸开战，琦善将会是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慎重思考，琦善还是决定继续向上汇报，告诉这位有心成为圣明之君的皇帝，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是军情日趋紧迫。
琦善的奏疏让道光皇帝既气愤又无奈，赔偿烟款的事情还没有决定，现在又送来了“军情迫切”的奏折。虽然道光皇帝很想让琦善自己去填这个窟窿，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国家利益的玩笑是万万不能开的。因此道光皇帝在勉强平息了心中的怒火后，立刻采取措施，在广东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
通过先前多次和英国人拉抽屉式的较量，结合琦善“军情迫切”的奏折来看，道光皇帝似乎明白了，英国人此番前来并不只是要扩大通商那么简单。因此他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要大力加强防务，加紧操练兵丁，以期有备无患。
英人肆求无厌，难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今绝其冀幸，必生觊觎。
看这道谕旨，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情绪可谓是一次大爆发。皇帝陛下对英国蛮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接下来便是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身在广东前线的琦善做好应战准备了吗？
答案是：没有！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从来不与广东的地方官进行商议，凡事都是自己独断专行。当然谈判这件事，琦善这么做倒还说得过去，毕竟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然而对于防务问题，琦善也是独断专行，这显然就是不自量力了。他甚至将道光皇帝的谕旨也压了下来，不让其他官员知道。例如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直到转年三月才知道皇帝谕令琦善要加强广东防务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对待英国人的态度，道光皇帝和琦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大清帝国在对英事务中，犹如一盘散沙。皇帝的指令得不到认真贯彻，包括琦善在内的诸多大臣，谁也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因此对外事务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反观英国人，从本国政府决定对华采取武力措施之后，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人可谓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
这一点从义律接下来使用的手段便可以看出来。
8. 义律的以和掩战
对于道光皇帝加强广东防务的谕令，琦善并未认真执行。但是英国人从琦善妥协的态度中，似乎揣摩出了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思想并不统一，因此以义律为代表的英国将领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为了尽快达到本次谈判的目的，除了在谈判桌上与琦善唇枪舌剑之外，还要在战场上教训一下大清帝国。
英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虎门。之所以要将这里作为首要攻击目标，除了先前英国人在这里进行了无数次的侦察和了解之外，还因为虎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英国人是在虎门跌倒的，就要在虎门重新站起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清晨，没有任何征兆，英国人突然派兵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动攻击。
一千五百名英军在伯麦的带领下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大角炮台，一路进攻沙角炮台。除了纯种的英国士兵之外，另有临时召集的游民两千多人，因此进攻人数多达三千余人。英军从穿鼻湾迅速登岸，用竹梯从后山偷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大角炮台。
守卫大角炮台的清军将领是千总黎志安，这位性格刚毅的将军，看到英国人攻上来后，脱下自己的官服，不顾严寒赤裸着上身，挥舞着战刀指挥士兵抵抗英军的进攻。
英军的炮火十分猛烈，战斗中炮台前方的防护墙有很多处被英军炮火轰塌，炮台附近的火药库也中炮起火，殃及清军营房十余间。英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从轰塌的护墙缺口处冲入炮台，黎志安虽然身上多处受伤，但为了不使炮台被敌军利用，在炮台即将陷落之际，黎忍痛督领士兵将炮台上尚未受到损坏的十四门大炮全部推入海内，然后带领士兵冲出重围。大角炮台后被英军占领。
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大角山上，而沙角炮台则位于西侧的沙角山上。大角炮台的陷落，使得与之对应的沙角炮台成为一座孤悬的堡垒。英军从穿鼻湾登陆后，在进攻大角炮台的同时，另一部分绕至沙角炮台侧后方，占据制高点安放大炮，对沙角炮台进行猛烈的俯射。
当时驻守炮台西侧的惠州兵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坚守炮台大门，尽全力阻止英军的进攻。不过英国人早已做足了准备，他们让那些游民诈称陈连升将军来了，骗得守军将领张青麟开启了炮台大门。门刚开启，张青麟便被英军士兵一枪打死。
英国人之所以要说出陈连升的名字，是因为他在当地军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因累计诸多战功，进封城营参将，在鸦片战争的三场前哨战中因作战英勇，晋升为三江协调副将，调守沙角炮台。当时陈连升自带家乡湖北的三江兵驻守炮台东侧，惠州当地兵驻守炮台西侧。琦善到达广东后，主张妥协政策，所以撤除了防务，使大角、沙角炮台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道光皇帝下达加强防务的谕旨后，陈连升率领六百名士兵加强了两座炮台的防御力量。
大角炮台之所以这么快就被英军占领，与琦善的撤销防务有直接关系。然而即使这样，与之处境相同的沙角炮台抵抗英军的进攻依旧顽强。
张青麟死后，英军涌入炮台大门，与驻守的清军展开混战。最终清军寡不敌众，英军成功占领炮台西侧，并从两个方向迅速向陈连升驻守的炮台东侧进攻，致使陈连升腹背受敌。
英军在强攻炮台的同时，为了切断沙角炮台的清军与其他炮台的海上联系和退路，又派兵绕至三门口，放火烧毁了广东水师的船只，因此陈连升在沙角炮台已经算是孤军。
即使成为孤军，刚毅的陈连升也没有退缩，他率领六百名官兵同五倍以上的英军作战。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守台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而且伤亡人数持续攀升，陈连升看到一具又一具尸体横陈在面前，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让其子陈鹏举携带印信等物离开炮台，可是陈鹏举却决心和父亲坚守到底，与炮台共存亡。
战斗依然在继续，英军凭借火炮的掩护，源源不断地涌进炮台，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意图掐断陈连升父子的退路。而陈连升则临危不惧，指挥剩下为数不多的守军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一颗炮弹突然打过来，陈连升不幸中炮身亡，其子陈鹏举接过父亲的指挥大旗，继续率众与敌拼杀，最终力竭身亡。据说陈连升父子阵亡后，愤恨的英军士兵几乎将这对父子的尸体砍成肉酱，场面极其血腥惨烈。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慷慨而行，一般来说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钝、不自量力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大角、沙角炮台之战，是义律利用谈判之时、琦善撤防无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突然袭击。这是英国人为了增强在谈判桌上的底气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事—如果清政府继续讨价还价，他们可以利用沙角、大角炮台为依托，继续向腹地进攻。
大角和沙角炮台的陷落，使得英军打开了进攻虎门的门户。道光皇帝得到奏报后，作为一国之君，当然不能容忍英夷在天朝的土地上任意撒野，因此在给琦善的谕旨中明确指出，必须对英国人进行大力剿除。
然而这封谕旨也只能突显皇帝陛下个人的决心，目前的局势下，对广东前方的事务起不到任何作用。本就主张绥靖政策的琦善，看到英国人已经亮出了獠牙，意识到如果找不到加紧议和的方法，未来的局势只能是越来越糟，因此道光皇帝的剿除英夷的谕旨，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攻陷大角和沙角之后，英国人的大炮虽然惊醒了道光皇帝，也吓住了琦善，但不能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高层们依旧没有真正了解义律的真正企图，所玩弄手段的目的何在。例如在英军进攻大角炮台的两天后，琦善还照会义律，幼稚地问对方为什么不宣而战。义律在回文中毫不掩饰地讲明，侵占炮台是为了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如果不答应就会继续用兵。然而琦善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耀武扬威的本性展露而已。
搞不清对手的战略意图，甚至像鸵鸟一样将脑袋埋在沙土里，甘愿自欺欺人，这对于大清帝国来讲，是最致命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未来广东的局势，注定向着不利于大清帝国的方向急速发展而去。
对于义律而言，现在他可以底气十足地谋划接下来的步骤。在他看来，琦善或许学问不小，然而处理洋务问题俨然小学生水平，甚至没有林则徐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这样的对手堪称昏庸与愚蠢，因此在武力逼迫之后，义律决定采取更加蛮横的方法。当然，这一次除了动武之外，还有外交欺骗。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41年1月16日），义律在给琦善的照会文件中直接提出，如果清政府答应以香港岛为英军寄居之所，英国政府就将定海、沙角等地归还清政府，并提出写成条约，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可是还没等琦善回复，义律就单方面发表公告，谎称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签订了初步协定，即所谓的“穿鼻协定”，而后又强行占领香港岛。义律的这“三板斧”行为，顿时让琦善慌了手脚。琦善当即向义律严正声明，所谓通商和寄居香港两件事，必须得到皇帝陛下的批准后方能答应，英方这种行为，是没有诚信的。
事实上，琦善的慌乱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三板斧。广东天高皇帝远，与京城之间的沟通联络需要很久的时间，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陛下那里时，难免被歪曲，更何况京城里还有那些并不省事的言官。
琦善担心英国人单方面发布割让香港的消息，会让皇帝陛下误解成自己可能与英国人私下有某种交易。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加之在英国人逼迫更加严重的形势下，为了向皇帝陛下表白自己，同时也为了规避接下来有可能存在的战争风险，琦善在与英国人严正交涉之后，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说，广东地区民情不坚、兵力不足、地势无险可守，一旦开战必不能取胜，不如暂时对英夷采取“羁縻”之策，日后再行剿除。
琦善的奏报，等于向皇帝公开了自己的妥协政策，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理解自己的苦心。然而，他显然忽略了，他在奏报中所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此前林则徐总理广东事务时，情况却大不一样？
琦善没有想到的事情，道光皇帝可想到了，这一点在他回复琦善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来：
览奏曷胜愤懑，不料琦善怯懦无能，一至于此。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虐，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邑，大逆不道，复载难容……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人民，切齿同仇……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琦善）屡奉谕旨，不准收受夷书……是何诚心，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
道光皇帝发出谕旨后，觉得仍不解恨，于是再下谕旨，这一封言辞更为激烈：
朕断不似汝之甘受英人欺辱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不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这一次琦善的讲事实、摆困难彻底激怒了皇帝陛下。英国人的烧杀抢掠，琦善的欺上瞒下，点燃了道光皇帝愤怒的导火索。可以说这既是一封斥责琦善的谕旨，也是一封对英宣战书。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道光皇帝已经彻底下定决心，要和英国人郑重其事地掰一掰手腕。
或许，道光皇帝此时内心深处对罢免林则徐已产生后悔之意，然而皇权制度下，高高在上的皇帝即使错了，也不大可能低头认错，只能向着错误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义律在得知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后，也决定继续用洋枪洋炮狠狠地打击清政府。
在义律看来，既然大角、沙角已经据为己有，那就不妨再往前大踏一步，将虎门一举拿下，彻底洗刷林则徐在那里带给英国人的耻辱。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41年2月19日），义律指挥英国军舰在虎门集结，二月五日（2月25日）完成了对虎门进攻的战斗准备。同一天，十六艘英国军舰首先向清军防守薄弱的南横档炮台进犯，其中一百五十人在舰船火炮的掩护下成功登陆，开始占领阵地。次日清晨，英国军舰开始向虎门炮台发起总攻，英军借着顺风之势，猛烈地攻击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
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十二月，督办虎门炮台防务的关天培依据地形和战备需要，就亲自拟文发到省，请求塞断横档西河，并要求准备茅草火船二到三十只，以防止英国军舰从横档西河后侧攻击炮台。然而那时候琦善对于和谈还有着足够的信心，因此对关天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正面的答复，关天培无奈之下只得临时征用了两只装有沙石的小船应付。
义律当然会利用清军的防守薄弱环节采取强攻，而横档西河也成了英军的突破口。横档守军在副将庆宇、达邦阿的指挥下，曾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清军始终是被动应战，结果也像大角、沙角炮台战斗一样，横档、永安炮台终究没能逃脱失陷的命运。而随着这两座炮台的先后失陷，关天培亲自镇守督战的靖远炮台便直接暴露在了英国人的火炮之下。
英军攻下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后，义律立即集中火力，猛攻靖远炮台及两侧的镇远、威远炮台。凭借火炮的掩护，英军一千五百人成功登陆，继续运用老战术从炮台后侧进攻。
从战斗的进程来看，依旧重复着先前的老套路—英军进攻猛烈，清军则凭借守将的勇猛，指挥士兵进行抵抗。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伤亡惨重，守将最终死于炮台之上，只不过这一次死去的清军将领，换成了在后世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关天培。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天培是与林则徐齐名的民族英雄，虽然他的官职品阶比林则徐低不少，但后世的人们称赞他跟这个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在当时的靖远炮台之战中，关天培也确实展现出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誓死精神。
在英军火炮的猛烈进攻下，关天培在炮台指挥督战，一直从卯时坚持到未时。虽然杀伤了大量英军，他本人也身负重伤，血水浸透衣甲，但是依旧镇定自若沉着应战。当时靖远炮台仅有的八门大炮因为发射炮弹过于密集而终致炸裂，清军的抵抗方式只能变为与近身的英军展开白刃战。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清军士兵犹如活靶，一个个倒下。
关天培见败局已定，急忙呼唤亲信孙立，让他携带官防印信从小道迅速离开炮台，前往省城去搬救兵。孙立不忍心在战况如此危机之时离开主帅，便死死地拉住关天培坚决不肯离去。
“你小子再不走，我一刀宰了你！现在不是讲情感的时候，赶紧去省城，如果晚了，整个虎门就都让红毛鬼占了！”关天培拔刀怒向孙立说道。
“可是主帅……”
“快走！听到没有？”关天培已经将刀顶在了孙立的脖子上。
孙立无奈之下含泪转身，然而他刚刚离开炮台，便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将军！”孙立不禁号啕大哭，可是他知道自己肩负着关天培赋予的更重要的使命，于是强忍悲痛匆匆向省城跑去。
关天培战死后，靖远炮台迅速陷落，驻守炮台的四百余名官兵全部阵亡，随后威远、镇远以及天后宫等各炮台也相继陷落。这些炮台上的三百余门大炮，和林则徐先前所购置的二十门西洋大炮一起，全部被英军缴获。
孙立将官防印信送交省城后立即返回炮台，寻找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在一处缝隙中找到了关天培的尸体，旁边是只剩下一半尸身的副将麦定章。
“一定要将两位将军的尸体带回去，决不能让他们暴尸在这里！”
关天培在战前曾经密封了一个匣子寄回淮北老家，并关照家里人不要开启。后来家人得知关天培为国捐躯的消息后，将匣子打开，发现里边放着几颗掉落的牙齿和几件破旧的衣服。当时没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林则徐得知此事，才破解了这个谜—其意为守卫疆土有死无二，故寄齿与衣，以绝生还之望！
据史料记载，关天培丧至之日，士大夫数百人缟衣迎送道旁，观者无不痛哭流涕。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这是林则徐写给关天培的挽联。
对于林则徐来讲，自己虽然被革职治罪，心中郁闷不已，但与战死疆场的关天培相比，处境已经好得太多了。关天培在广东驻防六年，可谓兢兢业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可是由于琦善一意孤行地向英国人乞和，使得东南长城顷刻为之崩溃，怎能不让林则徐悲愤万分！
然而悲愤毫无作用，关天培的死并没能阻止英国人继续前行的脚步，二月七日（2月27日），英军七艘战舰逼近乌涌，又一场血战一触即发。值得一提的是，乌涌前方六十里就是广州城。
当时驻守广州的是湖南提督祥福。
祥福是由军队基层逐步升迁到提督位置的，历任绥远、宁夏等镇总兵。道光二十年（1840）底，他奉命率领湖南本地的九百名士兵奔赴广东抗英前线，于次年二月二日（2月22日）抵达广州。在他还没有了解当地战况的情况下，便被琦善派往乌涌，与当地的七百名士兵共同驻守在那里。
应该说祥福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将领，他到达乌涌后，发现当地并没有认真设防，于是连夜召集大量民夫构筑防御工事。遗憾的是工事尚未完成，英军就打了过来。
英军到来后，并没有立即强攻，他们知道这里离广州已经很近，清军很有可能在这里布下重兵。因此，他们决定先发射火炮试探岸上守军的虚实。当时乌涌仅在东南地带一角拥有一座旧炮，由于年久失修根本不能用于实战，因此面对英军的火炮试探，祥福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给英国人造成一种防守空虚的假象。
事实证明，英国人的确上了当，他们见清军没有任何反应，认为此处可能没有设防，因此立即兴奋地换乘小船登岸。结果接近炮台时，事先伏于两侧沟中的清军士兵纷纷杀出，打了英军一个措手不及。在伤亡大量士兵后，英军决定退回舰船，继续用他们先进的西洋大炮对付清军。
如果说近身的肉搏战还尚有胜算的话，那么面对炮火轰击，清军则毫无还手之力。而且由于防御工事简陋，防御墙顷刻间被炮火轰塌，守卫炮台的广东当地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尽皆四散逃命。祥福带来的湖南兵看到此情此景，也开始斗志涣散，这就使得炮台阵地发生混乱，顷刻间所有士兵全都溃退到河边。可是河上的木桥却被主管小粮台的候补知县瑞宝在抢先逃过河后撤去，溃败的士兵们只得纷纷跳入河内。由于河道狭窄而人数众多，进而发生了后至者踏着河中人的肩头而过的现象，士兵们互相践踏逃命，祥福也被踩死在水中，乌涌炮台最终陷落。
乌涌炮台陷落后，琦善更加束手无策。英军二月九日（3月1日）又攻占了琦善临时增加的潖州炮台，琦善急令广州知府余纯保赶赴广州向义律求和，盘算着先同意义律提出的条件，暂时延缓英国人前进的步伐。
然而，琦善本就错误地制定了对英策略，再加上多次错失了扭转战局以证明自己的机会，使得朝廷内终于有人将弹劾他的奏章送到了道光皇帝面前。犹如先前他弹劾林则徐一样，琦善最终也没能逃过革职治罪。道光皇帝下令立即将其押解进京，家产查抄入官。
琦善被革职治罪，宣告了他与义律谈判的终结，同时也让清政府彻底断了对英求和的念想。未来在皇帝陛下的影响下，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没有人再敢言和，唯有与英国人血战到底，方能显示出对大清国以及皇帝陛下的忠心耿耿。
9. 广州之战
自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后，朝廷内便没有人再敢对英国人言和。琦善被治罪后，群臣更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每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这几日御前大臣奕山的心情可谓是糟糕到了极点，道光皇帝在将琦善治罪的同时，任命他为靖逆将军，要求他即刻奔赴广东全面主持当地军务。虽然皇帝陛下先后从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等地为奕山增添了一万五千兵力，但现实确实过于残酷—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烂摊子。
作为康熙皇帝第十四子恂郡王允禵的四世孙，奕山是个不折不扣的皇亲贵族、无能子弟。或许道光皇帝知道自己的这个族侄不能担当大任，因此为他配备了两个参赞大臣，一个是户部尚书隆文，另一个是湖南提督杨芳。
之所以说奕山这几日心情很糟糕，是因为这几日在前往广东的路上，奕山一路游山玩水，沿途大力搜刮府县，以致很多官员怨声载道。可是就在奕山兴致正高时，道光皇帝急旨催促他不要在路上耽搁时间，要尽快赶到广东，全面接手当地军务。皇帝陛下的命令奕山当然不敢违抗，于是只得停止游玩，继续上路。
可是就在奕山、隆文等人刚刚进入广东到达南雄州时，便接到了来自韶州的加急文告，说皇帝陛下命令各省调往广东的人马由于战具尚未准备完毕，暂时停留在韶州。
在奕山看来，既然各省人马暂时来不了，自己还不如继续游山玩水。现在已经进了广东，奕山决定自己也暂时停止前进，尽量晚些时候到广州，说不定过一阵子，那里的战事就平息了。
怀揣着这种侥幸心理，奕山停留了十多日，然而最终也没能等来因战事平息，皇帝陛下取消让他前往广州的诏令，于是只得带着人马继续前行。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奕山等人终于抵达广州。此时各省调来广东的兵力已经将近八千人。可是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奕山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作战部署，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明的作战方案，这个无能的宗亲子弟，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询问杨芳以及虽然被革职、但依然身在广东的林则徐该怎么办。
杨芳认为，英军已经越过虎门但还没有到达广州，由于省城外民居商铺很多，因此无法布防，只有在东南方的猎德和西南方的大黄滘可以设防，应该立即下桩沉船堵塞河道，以重兵防守，岸上堆沙垒为城堡，才可作为省城外围的屏障，阻止英军运载粮草军械。然后准备木筏，等到风潮一到，就可以实施火攻计划。而目前，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宜静不宜动，不能轻易与火炮猛烈的英军交战。
而林则徐提出的御敌措施更有针对性。第一，堵塞水道要口，设法诱敌出猎德、大黄滘外，否则凭借清军的火炮能力，只能坐以待毙；第二，要查明洋面上有多少船只，以备使用；第三，各处炮位要验明演试，同时应该能够应对调拨使用的需要；第四，整顿水师、火船选派应用；第五，抓紧筹办外海使用的战船；第六，刺探英军情报，做到知己知彼。
应该说，以上是杨芳和林则徐针对清军当时战备不利的现状，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然而昏庸无能的皇室子弟奕山，并无对英作战的决心。从这一点上来讲，奕山甚至还不如对英求和的琦善。琦善求和只是一种在敌强我弱现状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奕山根本没有应对危局的意愿，他的想法甚至偏向了另一个极端。
“粤民皆汉奸，粤民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当杨芳和林则徐说出各自的建议后，奕山却以如此极端的理由，拒绝采纳二人的建议。
奕山一定想不到，他的这种极端主张，致使集中在广州的清军变得混乱不堪。例如军官住在城内，很久不到军营中去，造成了“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将与将不和，兵与兵不睦”的涣散状态。
相反的是，英军此时的军事力量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增援部队已经顺利抵达广州海面，原计划在定海的军队也聚集过来，此时英军共有战船五十艘，已经全部驶入虎门，随时准备进攻广州。
英军军事实力的提升，让驻守广州的清军感受到了极大压力。杨芳和林则徐等具有战略眼光的大臣们，对于奕山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奕山似乎也感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压力，为了平息众怒，他从一个极端又跑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于奕山而言，杨芳和林则徐的详细作战方案，他根本没听进去，倒是记住了杨芳的火攻计划，于是他决定在省城附近实施一场火攻。奕山的内心深处在意的是，自己作为总督广州前线的指挥官，如果不对英打一场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军饷可能就要被削减。而且如果自己没有战功，是无法在皇帝面前交代的，那么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封赏。
奕山决定用火攻。然而杨芳的火攻计划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奕山这种“拍脑门”决定的打法，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闰三月二十日（5月10日）夜，奕山突然对驻扎在广州附近的英国战船发起了进攻。他意图趁着夜色突袭制胜，进而一举收复虎门各炮台，可是当时由于连日大雨，致使河水暴涨，奕山并未能到达目的地。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势，从大黄滘、二沙尾两路同时奔向广州城。奕山面对英军的进逼，有些着急，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当时奕山在四川、湖南兵中挑选了熟悉水性的士兵一千七百多人，兵分三路，命令提督张必禄屯驻西炮台，出西路；杨芳由泥城出右路；副将陆文屯驻东炮台，出左路。另一名副将祁横率领水军及四川兵驾驶小船，用火筒攻击英国战船。
四月一日（5月21日）三更时分，奕山点兵出城，士兵们携带火箭、火弹、喷筒、钩镰等武器，驾驶小舟开始渐渐靠近英国战船。由于出其不意，清军的偷袭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义律来不及组织兵力反击，最终还是靠着周围很多士兵的保护，才得以从舰船登上小舟逃走。
之所以说奕山的这次火攻偷袭并无胜算，是因为偷袭虽然能让英军暂时陷入慌乱，但并不能给予对方致命的打击。准确地说真正的战争是在火攻之后，英军必然会大举反攻，如何应对，这是当时奕山必须思考的问题。
事实证明，当次日英军重新集结兵力进行反扑时，奕山毫无应对之策，致使驻守西北台的守军率先溃败，紧接着另两路清军在听到西北台陷落的消息后，也跟着一哄而散。据史料记载，当时清军准备用来制造攻敌木筏的数百吨木料以及三十多艘油薪船，全部被英军烧毁。
奕山的火攻之策并没有扭转广州的战局，反而更加激起了英军立即攻占广州的欲望。在占领西北炮台后，义律立即以广州城西作为主攻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再绕道城西直插城北的越秀山，夺取山上炮台，进而控制俯瞰全广州城的制高点。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筑有六座炮台，驻守兵力为四千余人，从防守人数上看并不算少。可是当四月五日（5月25日）凌晨，英军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广州北门外各炮台的时候，这些守军只是稍加抵抗，便放弃炮台阵地，全部撤进广州城内。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奕山下的撤退命令，但没有奕山的命令，这些撤退的士兵是不可能进城的。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想乘英军立足未稳，请求领兵夺回炮台，但被奕山拒绝。
英军攻下炮台后，于次日一鼓作气地集中炮火攻击广州城。由于炮火猛烈，奕山等人不得不躲进巡抚署内，盘算着弃城而逃，结果被王廷兰阻止。
随着英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奕山不仅没有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反而决定投降，他让人在城头挂起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议和。
这正中义律下怀，远征而来的英军此时也需要修整，因此义律表示可以接受奕山投降，但前提是必须满足英军的五个条件：
1.限一周之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接到条款约定书的当日要先交一百万元；
2.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外省调集来的清军，限六日之内撤出广州，至六十里之外的地方驻扎，英军则继续驻守原地；
3.等清政府将赔偿金全部交齐后，英军退出虎门，各防守要隘不得再增添军事防守力量；如果赔偿金没按规定时间交齐，则增加一百万元，超过十四日增加二百万元，超过二十日增加三百万元；
4.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及西班牙舰船“比尔巴”号的全部损失，限一周之内交齐赔偿款；
5.本条款要经广州知府及三位钦差大臣奕山、隆文、杨芳盖印生效。
条约书递到奕山的面前时，据说这位还依然对英国人猛烈的炮火心有余悸的皇室子弟，不仅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反而是喜笑颜开—只要英国人停止战争，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立即同意了各项条款，签订停战协议，并于四月十日开始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奕山与英国人签订的这个协议，是比后来的《南京条约》更早的对外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称为《广州和约》。而《南京条约》，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义律利用清军的溃败，以及奕山的昏庸无能，狠狠地敲了大清帝国一笔竹杠，而被敲的一方，得到的仅仅是英军退出虎门这个结果。殊不知那里本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如果不答应，任何国家的人都无权踏入。
然而在那个特殊时代，真理可以转化为谬论，同样地，谬论也可以瞬间转化成真理，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论，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思考角度以及认知水平。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奕山接下来面对皇帝陛下的表现堪称“经典至极”。
答应了英国人提出的不平等条约，如何向皇帝陛下汇报，这是个问题。
奕山十分清楚，自己虽然避免了战事进一步扩大，但签订的《广州和约》，算是一纸屈辱的卖国和约，如果实事求是地向皇帝陛下汇报，自己的脑袋未必能保得住，因此汇报一事必须体现出高超的技巧。
自古以来向领导汇报工作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如果抛开奕山在广州这场战事中的糟糕表现不谈，单说他汇报工作的技巧，可以说是大师级别的。
首先，奕山说英军撤出虎门，是以自己为首的清军官兵奋勇杀敌的结果。对于详细的战争过程，奕山充分利用道光皇帝迷信的心理，说英军发动进攻时，观音神像忽然显现，致使英军不敢进攻。英军正在发愣之际，霎时间大雨倾盆，使英军的火炮武器失去了作用。而对于《广州和约》，他说，英军战败后，首领义律向自己保证今后不再售卖鸦片，而且跪地请求允许通商。自己为了显示天朝和皇帝陛下的宽宏大量，特意赏赐了英国人六百万元，不过广州实在是一座可以继续开发的城市，希望皇帝陛下准许通商。
奕山的上奏简直可以用“骗”字来形容，然而这种方式的汇报，却让皇帝陛下满足了虚荣心。在道光皇帝看来，奕山成功阻止了英军前进的步伐，堪称大功一件。为了显示皇恩浩荡，道光皇帝特意下旨，体谅奕山在广州前线遇到的困难，特准许广州通商。
按说这件事情在皇帝陛下和奕山的完美配合下，广州的战后烂摊子以及签订的不平等的《广州和约》，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存在理由，然而朝廷当中偏偏就有人将奕山的谎言揭穿了。时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上疏揭发，道光皇帝下令调查此事，结果属实。之后道光下令将奕山关进宗人府，斩监候。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没过多久，奕山居然被重新起用。或许其皇族的身份，让他这个既得利益者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广州和约》签订后，中英之间暂时处于休战状态，英国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清政府也同样成功避免了战事进一步扩大。虽然方式很是不体面，但对于那些坐享太平生活的官僚来讲，只要不打仗就是最好的结果。
然而《广州和约》在广州下层民众中间却掀起了一场波澜，以致很多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英军的入侵，同时，这也是对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种变相抗议。于是我们后世经常提到的来自广州民众的抗英运动—三元里抗英斗争，就这样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10. 三元里抗英
今日我们说起三元里抗英事迹，似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民众们出于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恨，而突发的一场暴力事件。然而通过广州之战的前因后果，以及英军在广州当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说，三元里抗英是民众们忍无可忍，以及具有先兆性的下层民众的反抗行为。
据《广州府志》记载，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41年3月13日），英国人登陆沙涌头村，强行进入当地百姓家中大肆抢劫，村中人奋起反抗，导致雷光成等十八名村民死亡。半个多月后的四月四日（5月24日），英军又在西村、黄圣塘、瑶台乡强征百姓运送武器到炮台，并大肆掠夺百姓们的东西，甚至将弥勒寺、环翠庵、双山寺、地藏禅林、流花桥等周围地带的坟墓挖了个底朝天。
应该说上述两个事件，是三元里抗英运动的导火索。当时英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当地民众极大的愤慨，百姓们自发地揭竿而起进行自卫，号称义勇。
随着义勇规模的迅速扩张，当地的团练、秘密会党、农民以及手工工人等加入了进来，成为当地除了官军之外，一股很有潜力抵抗英军的地方武装势力。早在林则徐任职时，就曾设想将义勇作为抗英斗争的一支依靠力量，而到琦善主持广东军务时，下令解散团练、义勇等武装组织，但英国的残暴行为严重侵害了当地百姓们的利益，他们反抗英军暴行的决心和信心，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改变的。
四月七日（5月27日），清政府宣布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第二天，英军士兵在佛山抢掠当地百姓的渡船，然后又到北门外的三元里大肆劫掠，不仅霸占民房，而且闯入东华里韦绍光的家中，轮奸了一名妇人。
当时三元里的义勇们闻听韦绍光家中的呼救声，立即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手中握着锄头、木棍等武器，对英军士兵进行攻击，当场打死英军士兵十余名，并活捉了十二名。
三元里百姓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很长时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随着英军的暴行而彻底喷发。
为了防止英军进行报复，三元里各乡的义勇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先发制人，对英军采取主动进攻之策。
四月十日（5月30日）清晨，约五千名三元里义勇向四方炮台前进，试图进攻英军。英军将领沃乌尔得知义勇们的动向，立即集合部队，除留守一千名士兵外，其他人携带火炮、火箭从炮台冲了出来。鉴于英军火炮凶猛，义勇暂时避其锋芒，主动撤出山岗，等英军停止追击后，义勇们又返回来，如此反复了将近四次，一直到上午十时左右，终于引诱英军离开了炮台。当时各地的义勇得到三元里义勇要围攻英军的消息后，纷纷赶来，最终多达两万人。义勇们集合在“平英团”的大旗下，共同准备对英军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随着义勇们越聚越多，旌旗蔽日，英军吓得想要逃回四方炮台，结果绝大部分被义勇们截住。下午四时，忽然乌云漫天，大雨将至，义勇们突然开始向英军猛扑，致使一部分英军被迫进入裳夏乡。为了摆脱困境，英军利用火枪开始展开反击，而义勇们早有准备，英军火枪威力十足，他们继续采取避其锋芒之策，做到退而不散。
不久，大雨倾盆而下，义勇们趁着雷电交加之势，对英军实施突袭，双方在大雨中短兵相接，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杀。
义勇们人数占优，且下着大雨，英军即使火枪在手，在山间如此狭窄的地方也很难发挥优势。七时，天色已经全黑，大雨使得山间土地成为一片汪洋，沃乌尔无奈之下只得带领士兵退守在一片瓜圃豆篱之下，忍饥挨饿地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
天明之时，义勇们开始大范围搜捕英军。经过一夜的又饿又冻，英军战斗力骤减，虽然极力想要逃跑，但由于被义勇们层层包围，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清方最终的统计数字说，英军伤亡二百人，可是英国人的统计说只死了一名士兵，有现代学者说英军损失了六名士兵。其实无论伤亡的数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三元里义勇抗英斗争本身。
事件发生后，义律很快得到消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只得向广州知府施压，希望清政府能够遵守《广州和约》的条款，保证英国人的在华利益。
奕山得到消息后，担心英国人会再开战端，于是立即指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带领士兵，制止义勇们的抗英行动。余保纯到了三元里，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又是恐吓，软硬兼施，最终英军在清军的保护下安全撤回了四方炮台。为了避免再次遭到义勇们的攻击，义律下令英军暂时撤至珠江口外。《广州和约》的签订，义律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在义律看来，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了通商以及勒索清政府的目的，因此可以暂时停止战事。当然，按照和约规定，也需要停止。
然而，让义律想不到的是，英国政府对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原因在于他勒索清政府的东西，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