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让咸丰皇帝焦头烂额，而且迅速损害了他的身体。南方的太平天国依旧在肆虐，咸丰皇帝似乎在重走父亲道光皇帝的老路。但道光皇帝至少在位的前三十年还算是天下太平，可咸丰皇帝自即位后，就一直没有消停，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摆在了他的面前，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甚至是俄国人接踵而来，每一个都是虎视眈眈，而且帝国的象征性标志圆明园也是在他的时代被洋人所毁。

随着局势越来越艰险，朝廷越来越羸弱，咸丰皇帝早已没有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现在他只希望能够在热河的行宫里，避开外部的一切烦恼，与他身边的那些红粉佳人共享人间的欢乐。可是这反而是一种恶性循环，他越这样做，身体就越差，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病死在避暑山庄，终年三十岁。

咸丰皇帝临终前虽然将长子、叶赫那拉氏所生的载淳列为继承人，但当时载淳年方五岁，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因此咸丰皇帝同时任命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等八人作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五岁的载淳。咸丰皇帝又担心大权旁落，便将两枚日常随身携带的“御赏”“同道堂”印章，分别授给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朝廷权力的象征。

不过，这个安排虽然避免了八大臣篡权，但却埋下了另一个政治隐患。

1. 懿贵妃的野心

咸丰皇帝去世后，作为载淳生母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内心其实是喜悦与忧愁并存。喜的是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在那个注重礼法的年代，皇家从来都是母以子贵；然而忧也是因为礼法，这使得她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而只能遵照咸丰皇帝的遗诏，奉钮祜禄氏为皇太后，自己依旧只能处于次席的位置。

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在东侧厢房里的叶赫那拉氏默默地掉下了眼泪。不过，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咸丰皇帝想要逃离京师前往热河时，叶赫那拉氏劝阻丈夫的那番话语堪称见识卓绝，从中就可以看出她不同于一般的女人。事实上，从进宫伊始，她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叶赫那拉氏进宫后，在内廷中位列第三等，封兰贵人，皇后就是咸丰二年（1852）进宫的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同治皇帝载淳即位后所封的慈安太后，俗称东太后。据《清史稿》记载，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少而慧黠，嬛艳无匹侪”，是一个喜欢文艺、性格活泼的妙龄少女。

咸丰皇帝后妃成群，如果从嫡福晋萨克达氏算起，包括叶赫那拉氏在内，一共十九个人。最受宠爱的当属丽贵人。咸丰五年（1855），丽贵人为皇帝陛下生了第一个孩子，即固伦荣安公主。这让重男轻女的咸丰皇帝颇为郁闷，没有皇子继承大统让他当时甚是苦恼。

可就在此时，兰贵人叶赫那拉氏那里传来了怀孕的喜讯，依据当时宫廷的制度，“内庭等位遇娠，有生母者，许进内照看”，咸丰皇帝就这样将自己的岳母请进宫内照看叶赫那拉氏。在一般情况下，嫔妃们怀孕将近八个月时要“上夜守喜”。咸丰皇帝当时对叶赫那拉氏特别照顾，从咸丰六年（1856）的二月起，就让两名御医和两名负责接生的姥姥上夜守喜，而后又增加到六名御医，分为两班轮流守夜，每天的食用品可以按照日常供应量标准加半供应。

咸丰皇帝十分重视叶赫那拉氏的怀孕，他的内心深处，时刻希望她能为自己生下一个龙子。他的殷切期望没有落空，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956年4月27日），叶赫那拉氏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由于儿子的出生，叶赫那拉氏由当时的懿嫔晋封为懿贵妃，这也意味着她在后妃中的地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皇后钮祜禄氏是当年道光皇帝在位时，亲自为咸丰皇帝挑选的，叶赫那拉氏则是咸丰皇帝自己挑选的，算是自由恋爱。而且叶赫那拉氏自身又很有文化，据史料记载：“年十六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现在又有了儿子，因此地位青云直上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名分上不如钮祜禄氏，但绝对是咸丰皇帝心中的第一受宠之人。

咸丰皇帝由于沉湎酒色，身体状况日益糟糕，他想到自己百年后儿子载淳肯定要继承大统，但载淳年岁幼小，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叶赫那拉氏肩上。叶赫那拉氏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大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叶赫那拉氏开始设法听知政事，从奏折中了解朝廷内外局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熟悉各项典章制度和处理政务的方法。由于日常十分勤奋，叶赫那拉氏很快便领会了驭下之道，逐渐成了咸丰皇帝的得力助手。

随着自身角色的变化，叶赫那拉氏开始滋生野心，而她总是试图走向政治前台的表现，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清末学者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有一段话，从中就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当时是个什么表现：

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对：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生前已经看出了叶赫那拉氏的野心，也采取过限制措施，甚至动过除掉她的念头，如果不是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的宽和、奕的宽慰以及叶赫那拉氏的收敛，或许未来就不会有威风八面的慈禧太后。通过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的思想反复无常，对叶赫那拉氏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交织的心理状态，即便有过错，也总会被生下载淳一事而冲淡。事实上咸丰皇帝也明白，自己虽然把两枚印章授予孝贞显皇后和载淳，但叶赫那拉氏作为载淳的生母，是肯定要染指“同道堂”这枚印章的权力。

当时肃顺门下的王闿运有一首《独行谣》，就隐喻：

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谁与同道堂，翻怪垂帘疏。……

王闿运对事情看得很透彻，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所说的“垂帘疏”。

但是起初，当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叶赫那拉氏虽是新皇帝的生母，却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感受，顾命八大臣全都围绕在皇太后钮祜禄氏身边，谨奉这位东太后的懿旨行事。

但问题的关键是，叶赫那拉氏并不是个甘于平庸的女人，儿子已经继承皇位，她这个对权力充满热情的母亲，开始定计向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逐渐迈进。

2. 宫廷积怨

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由于受命先帝，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尽心辅佐皇太后和幼皇帝。八大臣是咸丰皇帝在热河亲自点名受命，因此时人称之为“热河派”。可是当时朝廷内部并不仅仅只有“热河派”染指最高权力，除了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之外，恭亲王奕作为曾经也有机会登上帝位的实力派竞争者，在朝廷内也是举足轻重。

事实上从咸丰皇帝即位伊始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间，除了外患不断之外，朝廷内部也是逐渐有了不少积怨，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祺祥政变”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之所以说恭亲王奕也曾经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原因在于清朝并不拘泥于立嫡立长的制度，皇帝选择继承人从来都是以贤能为标准。而恭亲王奕虽然年龄比咸丰皇帝小，但各方面才能丝毫不比四阿哥奕差，只是因为道光皇帝综合考虑多方面原因，才最终立奕为继承人。

咸丰皇帝奕即位后遵从父命，封奕为恭亲王。可是这一册封直到咸丰三年（1853）才正式执行。而且，咸丰皇帝当时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制的决策，那就是任命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按照清朝祖制规定，亲王和皇子是不能担任军机大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藩削弱皇帝权力。

可是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原军机大臣麟魁、邵灿等人年龄老化，于是咸丰皇帝罢免了他们，将奕、瑞麟、杜翰等人充实进军机处。奕作为亲王，在军机处地位是最高的。咸丰四年（1854），咸丰皇帝又授奕都统、右宗正、宗令等职，这样一来兄弟两人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隔阂，随着奕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一度缓和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兄弟两人再次产生新的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奕生母的封号问题。

咸丰皇帝九岁时失去了生母全皇后，由奕的生母静皇贵妃抚养长大。咸丰皇帝即位后，给这位静皇贵妃上的尊号是：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奕对这个封号并不满意，经常要求加封生母为太后，咸丰皇帝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

清朝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由皇贵妃进封皇太后的先例。按照惯例，咸丰皇帝完全可以为康慈皇太妃进封皇太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对奕的心理和感情是个巨大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可以揣测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所想，无非是因为康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十多年的抚养过程中，难免表现得不如对亲生儿子那么疼爱。尽管从感情而言，童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难以从记忆中抹掉，但已经贵为皇帝的咸丰皇帝因小嫌而不念大恩之举，未免显得过于小气，而有失帝王风范。

但从奕的角度而言，他请求皇兄进封生母的方式也有问题。这一点从康慈临终前奕的请封便可以看出来：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

关于这件事，《清史稿》的记载是：

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

联系两段史料，咸丰皇帝最终进封康慈为皇太后其实很勉强。奕没等咸丰皇帝明确态度，便自行传旨也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在安葬完康慈后，咸丰皇帝便罢免了奕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只保留他仍在内廷行走的头衔。这等于是撤了奕的全部职务，而且让他在上书房里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但是大清帝国时局越来越艰难，使得咸丰皇帝不能再计较个人恩怨，因为奕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兄弟两人一同祭祀先帝道光，可以看作是二人关系缓和的标志。此后，咸丰皇帝又逐渐恢复奕的各项职务，一直到英法联军进兵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全面接管了北京事务。

从奕被罢免到后来接管北京事务的过程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还是十分看重的，并没有因为奕亲王的身份而对他加以提防，这是咸丰皇帝做得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问题上，咸丰皇帝与奕再次发生了矛盾。

咸丰皇帝让奕接管北京事务面对英法两国“办理抚局”，其本意是想暂缓一步，等到大清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后，再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法。可是奕在面对英法时，却是以和局为目的入手。这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59年10月24日），在奕递上去的“经过谈判，英法联军已经定期撤出北京”的奏折上，咸丰皇帝朱批斥责了他：

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皇帝从维护“大清体统”角度，表示对奕办理抚局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奕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签订城下之盟的批评。

从奕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感到彻底失望。当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垂危时，奕奏请要来热河行宫探视，咸丰皇帝的批复居然是：

相见徒增伤感，不必觐见。

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咸丰皇帝在临终前，要将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列为辅政大臣，而其中却没有奕，等于是将奕排除在当时朝廷领导核心之外，这让奕甚为不平。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病逝后，八大臣与奕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这都是咸丰皇帝临终前埋下的政治隐患。只是奕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引爆点，这种矛盾或许永远不会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与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素来不睦。

咸丰皇帝正式重用肃顺，是在奕被罢免军机大臣之后。从咸丰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到咸丰十年（1860）迁御前大臣，肃顺成了咸丰皇帝的左右手。作为朝廷第一重臣，肃顺对咸丰皇帝不顾祖制，让叶赫那拉氏批阅奏章干预政事颇为不满。

前边我们说过，叶赫那拉氏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时，曾经以颇有见地的语言劝谏丈夫不要离开京城。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建议，咸丰皇帝同时召见奕和肃顺，让他们说说意见。当时奕和肃顺观点截然对立，史料记载是：

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退出来后，肃顺问奕，应对英法两国这种国际事务，本来是我们这些大臣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皇上要把您这个亲王叫来商议？奕回答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皇上召见，就必须应召。

后来有人向肃顺透露，召见奕的主意是叶赫那拉氏出的，于是肃顺对她更为不满。导致两个人隔阂加深甚至说彻底决裂的标志，是咸丰皇帝前往热河路上的换车一事。当时走得匆忙，找来的车驾十分老旧，再加上天气炎热，道路崎岖，叶赫那拉氏便承受不了，希望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肃顺，能够为自己换一辆车，没想到却遭到肃顺的严厉训斥。当时肃顺反问叶赫那拉氏：“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坦白地讲，肃顺的话确实过于严厉，当然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反映。当时叶赫那拉氏虽然不敢言语，但内心深处已经对肃顺开始嫉恨。这也导致到了热河行宫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很讲究美食的女人。肃顺负责供应伙食，他要求除了咸丰皇帝之外，每个人都自行取用，而且是限量供应，可是他自己却有酒有肉。当时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知道肃顺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向咸丰皇帝汇报此事。结果咸丰皇帝的回答是：肃顺是担心浪费。由此遭到这两个女人的痛恨。

后世有人评价说：“（肃顺）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这也正应了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肃顺之所以和叶赫那拉氏产生矛盾，除了很多事情不相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从很多记载来看，肃顺参与了咸丰皇帝的密谋—咸丰皇帝担心自己去世后，叶赫那拉氏作为幼皇帝的生母而把控大权，产生过除掉她的想法。

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编》中记载说：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记载：

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濮兰德的《慈禧外纪》中也记载：

咸丰病重时，肃顺曾与载垣密商，废慈禧或贬之冷宫。

尽管这些记载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内容都是说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肃顺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为叶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咸丰皇帝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双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的斗争，性质也就由此发生了变化。

咸丰皇帝在位的后期与恭亲王奕的矛盾，以及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事实上当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接管北京事务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已经开始分成两大政治势力，那就是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肃顺无疑是“热河派”的代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就直接促成了肃顺与奕的对立。

3. “热河派”与“北京派”

“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一些大臣，后来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都算作其中，有肃顺这样受咸丰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载垣、端华这样的亲王。“北京派”主要成员则是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后，以奕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员，例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

但咸丰皇帝拒绝了奕等人的请求，他还批评胜保作为军事将领，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洋人作战，而不是与洋人讲和。无论是肃顺还是咸丰皇帝，都用拒绝回京城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认可奕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只要不回去，奕就要承担卖国求和的指责。

随后奕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回銮在即，闾巷欢然，弟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

但奕并不失望，他认为咸丰皇帝只要回到北京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这至少证明对他签订《北京条约》的认可，更何况他也没有阴谋夺权的想法。可是咸丰皇帝在二月十三日（3月23日）再次改变态度，理由是“偶报微疴”。其实谁都明白，咸丰皇帝是因为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的原因才无法回到北京。

关于咸丰皇帝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对奕说，但当时从醇郡王奕等人奏请停止回銮的奏折里，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

所谓“红痰屡见”就是指吐血。在奕看来，皇帝陛下需要精心修养，而且他建议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但肃顺等人不同意，只是用含糊的语言颁布谕旨，告诉身在北京的奕延迟到秋天回京。

奕与奕是兄弟，我们不知道奕想将咸丰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但当时奕确实主要是通过奕了解到咸丰皇帝病情的。在得知咸丰皇帝病情加重后，奕和文祥要求奔赴热河去探望，上文提过，这个请求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原因在于肃顺等人告诉咸丰皇帝，奕此行前来不是来探望，而是联合洋人要挟朝廷，应该加以提防。惇亲王奕因为和奕不和，也从北京前往热河，向咸丰皇帝进谗。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4. 赞襄政务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

陈孚恩是个埋头苦干、办事认真的官员，又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涉世之深，对当时社会揣摩之深是很突出的。最初他还曾与载垣、端华、肃顺等热河派大臣有过分歧，因而被贬，被重新起用后就依附载垣，成了“热河派”的成员。

当时调陈孚恩奔赴热河，除了有排挤奕的意味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陈孚恩身在北京，最了解那里的情况。咸丰皇帝刚刚去世，“热河派”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奕的真实态度，这也是没让奕前往热河的一个原因，毕竟“热河派”与“北京派”矛盾深刻。在载垣和肃顺等人看来，陈孚恩的到来应该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某些倾向性的消息。当然，这也有拉拢陈孚恩的意图，揽住才能出众的人，也是当时“热河派”发展巩固自己势力的一种策略。

八大臣辅政之初，就将奕边缘化。其实，咸丰皇帝临死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问题。这是咸丰皇帝去世后朝廷政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谁才是大清帝国真正主人的问题。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邢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确定辅政大臣的权力问题上，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四天的讨论才最终有结果。肃顺等人意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由辅政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管盖章而不能改动，下级各官员的奏章也不必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当然不能被两宫太后所接受，而且也违背了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的初衷。

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最后议定的办法是：

1. 章疏呈览。

2. 谕旨钤印。

3. 任用高级官员，大臣提名，太后最终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先提几名候选人，用“掣签”的办法确定人选，由两宫太后批准后才能宣布任职。

所谓的“掣签”，就是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两宫太后坐在旁边监督，同治皇帝居中抽签，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然后再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对外公布。

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八大臣联名发布《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和《为按月恭缴钤图谕旨事交内阁片》两项文件，向京师内外各衙门宣布，今后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盖印公文定期交回内阁存档。至此两宫太后与辅政八大臣的权力分配方案总算暂时确定下来。

权力分配问题意味着地位高低之分，由于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但太后是钮祜禄氏，这就形成了咸丰皇帝死后的一种特殊局面—两宫太后地位如何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血缘与礼法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依据清朝祖制家法，当时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应该尊为皇太后，与钮祜禄氏并尊。但是经过辅政八大臣的研究，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则称为圣母皇太后。

事实上这样的称呼，是仿照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两后并尊”的故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李氏是贵妃。万历即位后，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清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也是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生母为慈和皇太后。既然曾经有过先例，八大臣这样拟定也说得过去。当时因为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人们称为“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人们称为“西太后”。但这样定名分叶赫那拉氏心中颇为不满，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她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居于东太后之上，这也是她后来联合奕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对于大清帝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至少给人以大权独揽的感觉。从结果来看，排挤恭亲王奕，和两宫太后争权以及将叶赫那拉氏排到次要地位，事实上都是孤立自己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上，八大臣至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将年号擅自更改为“祺祥”，八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据《热河密札》记载：

自顾命之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从表面上看，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因为“热河派”的坐镇，而没有出现震动，未来的形势一片大好，但事实上以八大臣为核心的“热河派”对时局的判断大错特错。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祺祥”这个年号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确定，到十月就被命令废除，共计七十日。在“热河派”正准备大显身手时，被他们推向对立面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准备对他们施以重拳。

5. 合谋

以今日视角来看，肃顺与奕的矛盾，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热河派”与“北京派”的分歧，以及八大臣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无所顾忌，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祺祥政变最终生成的催化剂。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奕还是叶赫那拉氏，都不甘心只看八大臣在政治前台表演，尤其是叶赫那拉氏，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八大臣手中夺回权力。

叶赫那拉氏是个颇具政治手腕的女人，即使在八大臣故意降低她身份的那段时间里，她也没有丧失信心。她对朝廷局势看得一清二楚，既然和肃顺等人已经毫无缓和的余地，那么敌人的敌人就可以成为朋友，她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恭亲王奕。

在英国作家普兰德和白克好司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队来热，多叶赫族人。

关于慈禧派去和恭亲王奕联系的人究竟是谁，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太监安德海，也有人说是侍卫荣禄。笔者倒是倾向于派出的人是荣禄，原因在于叶赫那拉氏让奕派出一队旗兵，这显然是她担心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会不利于己，算是向奕寻求保护措施。而荣禄作为将门之后，曾经在奕手下做过事，让这样的人带领一队旗兵过来，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在咸丰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就已经开始谋划皇帝去世后的保身事宜。虽然后来证明她是在多虑，但至少说明她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能帮助自己的人是奕。

叶赫那拉氏与奕最终联合发动祺祥政变，是长时间酝酿的过程。双方虽然一个身在北京，一个身在热河，但彼此间经常通过相关渠道进行联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醇郡王奕。

当时，奕经常写信给奕，让他向自己传递咸丰皇帝在热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恽宝惠的《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中，指出了奕与叶赫那拉氏的特殊关系与他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醇郡王奕，系于咸丰九年奉旨指婚，以叶赫那拉氏为福晋，则西后之胞妹也……并于翌年三月即生一女，同年八月，奕随文宗北行。时洋兵已逼近京城，其福晋当在偕行之列。内廷私觌，事所恒有，出入宫闱，带信至便，亦不至惹人疑忌。其招致奕密除肃顺，自有奕在外为之穿线。

奕在当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出入行宫是很方便的。但是据记载说，叶赫那拉氏派人送信给远在北京的奕，其中颇费了一番周折。也有传闻说她和钮祜禄氏秘密商议后，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将安德海痛打一顿，然后下令将安德海交由北京朝廷处理，这样才将消息带给了奕。虽然只是传闻，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叶赫那拉氏在热河行宫的处境并不乐观。

事实上，叶赫那拉氏向奕求助，奕也在北京时刻关注着热河方面的情况。想要促成咸丰皇帝回銮的计划失败，想要前往热河探望皇帝的想法被否定后，奕已经是郁闷至极，等到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奕得知居然没有自己时，他的郁闷已经开始转化成愤恨。

叶赫那拉氏给奕的密信是七月七日（8月12日）发出的，七月二十日（8月25日）奕才接到，但是咸丰皇帝在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将近四天的时间里，奕不知道叶赫那拉氏在热河的情况，他只能立即奏请奔赴热河叩谒梓宫。

奕在八月一日（9月5日）到达热河。肃顺等八大臣认为手中握有先帝的“遗命”，对奕没有警惕，而且奕见到载垣、端华等人极其谦卑，这也让他对八大臣产生了藐视之心。当时两宫太后想要召见奕，结果被肃顺以应避叔嫂嫌疑、皇太后居丧等理由所阻拦。

但是奕将计就计，告诉肃顺，太监已经很多次向自己传两宫懿旨，自己必须奉旨行事，为了避叔嫂之嫌，请肃顺和端华陪着自己一同觐见。但是当时两宫如果没召见大臣，大臣是不能随便觐见的，因此肃顺只得同意奕去见两宫。

据《热河密扎》记载，当时奕与两宫太后进行了一番长谈，而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致内容：

1.两宫太后向奕控诉八大臣肆意擅权、飞扬跋扈的情况，而且双方统一了不能容忍八大臣专权的认识。

2.做出了清除八大臣的决定，确定了解决他们的时间—必须是在回京之后。

3.为了打消两宫太后的思想顾虑，奕告诉她们，洋人们对此肯定无异议，一定会支持自己。

咸丰皇帝去世前，奕身在热河本就十分危险，此次他来到热河，其状况要凶险百倍。要知道咸丰皇帝去世前，八大臣尚有顾虑，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朝廷政局的把控者，随时可以将奕置于死地。

当时奕潜伏在热河行宫的伙伴们，不时地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担心奕与两宫太后清除八大臣的计划会泄露，因此在与奕商议对策时，可谓万分小心。这些人一致认为奕应该尽早回北京去，可是当时还在咸丰皇帝的丧期之内，奕如果贸然提出回到北京，恐怕会引起八大臣的怀疑，因此奕就想到利用与两宫太后的部分谈话内容，作为回京的理由。

上边我们说过，两宫太后担心联合奕发动政变，会引起洋人的不满，毕竟八大臣辅政是咸丰皇帝正式对外宣布的；而且与英法两国刚刚签订《北京条约》，如果高层出现动荡，洋人们一定会担心大清帝国政策有变。针对这个问题，奕已经做了保证。但是当时国内还有太平军和捻军势力，尤其是捻军势力一直在直隶附近活动，僧格林沁虽然极力镇压，但效果不佳，捻军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京城。

为防止捻军侵扰京城而回去，的确是个合适的理由。因此奕面见两宫太后，让她们联名下懿旨，以防止捻军为名，让自己赶快回北京。

奕的这个想法，除了能够让自己尽快脱身之外，也让两宫太后找到了可以回到京城的理由。让奕回到北京“做好防务工作，消除捻军对京师的威胁”，就是为后边两宫太后回北京做铺垫。

八月五日（9月9日），接到两宫太后指令的奕，让八大臣代自己请示太后回京的时间，两宫的回复是“令明日请安”，意思就是“应该早晚会回去”。次日，奕辞别两宫太后，急速回到京城。

6. 听政之争

以今日之视角看，咸丰皇帝临终前决定让八大臣辅政，其实就是针对叶赫那拉氏。他设计的这种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机制，如果没第三方势力介入，双方或许还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但偏偏在“热河派”与两宫太后之间，还有个“北京派”。而且“热河派”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对于权力分配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导致“北京派”与两宫太后趁机联手，试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祺祥政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狭义的祺祥政变这个行动本身来说，其终极导火索源于两宫和“北京派”共同提出了“垂帘听政”之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为“热河派”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北京派”的成员们早在奕奔赴热河之前，就积极地策划“垂帘听政”事宜，其核心人物除了奕之外，还有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御史高延祐、杨崇伊、董元醇，刑部官员陈叔之，户部官员李慈铭等人。“太后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醇亲王奕以及八大臣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

所谓“垂帘听政”，是指新皇帝年纪幼小，两宫太后临朝听政，在殿上用帘子遮隔。历史上垂帘听政始于秦国宣太后，后来的汉朝、西晋、北魏、唐朝等都有垂帘听政的历史。“北京派”搬出历史经验，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想提升两宫太后的权力，进而削弱八大臣的权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北京派”中有“热河派”成员，“热河派”中有“北京派”成员，彼此纠缠在一起，前者如陈孚恩，后者如曹毓英，让形势一下子复杂起来。

例如曹毓英，时任领班军机章京，人称“曹师爷”。处事圆滑狡黠，善于观察风向，虽然身在热河，但经常与奕密信往来，密报了不少热河的情况。曹毓英十分不满肃顺等八大臣的专权，在咸丰皇帝病重时，他就当着肃顺的面说过应该让恭亲王奕摄政，惹得肃顺立即大怒，不断斥责曹毓英。

曹毓英就这样渐渐地与肃顺产生了矛盾。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在权力分配上不断挟制两宫太后，曹毓英便将八大臣的做法向身在北京的官员们广泛宣扬。

事实上在奕到达热河的八月一日（9月5日），大学士周祖培已经秉承懿旨，指使门人董元醇写好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周祖培的动机当然是公报私仇，他和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曾经遭到肃顺的排挤。

周祖培可以说是“北京派”中极力鼓吹垂帘听政的人，而且奕在热河期间，周祖培还指使部下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编成《临朝备考录》准备进呈，为两宫太后听政寻找历史依据。

据李慈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

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但就在这篇《临朝备考录》刚刚写好之后，周祖培听说董元醇的奏折被两宫太后扣下了，而且还被载垣等人知道了，载垣正准备拟旨驳斥。他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没将《临朝备考录》继续进呈。

董元醇的奏折发出时间是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六日（1861年9月10日），到达热河行宫的时间是八月九日（9月13日），此时奕已经在热河回北京的途中。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董元醇奏折的授意者，那么周祖培则是主使者。但是周祖培因与肃顺私怨太重，一心只想打击报复而不管时机恰当与否，致使“北京派”的很多官员都埋怨他发力过早，容易打草惊蛇。

周祖培指使董元醇上的这份奏折，为什么会在热河行宫激起轩然大波，让载垣等八大臣如此恼怒呢？仔细分析这份名为《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意思：

1.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不允许加以干预，更不应该蒙骗两宫太后。

2.另简亲王辅政。并指出对于辅政亲王应该庶、亲、贤并用。

3.建议为小皇帝选择老师加以教导。

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不能廉洁自律，贪黩营私者。

这封奏折矛头当然直指八大臣，甚至连点儿含蓄的话都没有，算是对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所作所为的一个变相总结。

董元醇的这封奏折既有深远的背景，又有深刻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火药气味，可以说是“北京派”向“热河派”宣战的总纲领，更是引蛇出洞的一步棋。不过原计划是等两宫太后回京后再行抛出，只是因为周祖培一心公报私仇，所以引起了八大臣的警觉。

这封奏折一目了然，八大臣一致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必须小心应付来自“北京派”的威胁。两宫太后虽然已经将折子扣下，但是八大臣还是派人向太后要折。当时西太后表示留着以后再说，但怡亲王载垣却冷笑一声，其寓意深沉，感情复杂，究竟是憎恨与蔑视，还是挑战与虚张的交织，恐怕谁也说不清。

既然是大臣上的奏折，又是事关国体政务的，而且关于折子的内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宫太后留看的托词，也只能是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八月十一日（9月15日），两宫太后终于召见八大臣，将奏折的内容公开，并且表态同意奏折中的建议，并着手准备实行。

当时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率先站出来反对，史书上的说法是“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可见态度有多坚定。他们的理由是八大臣是先帝选定辅政的，现在不能听命于两宫太后，甚至说两宫太后看这封奏折都是多此一举。

吴语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

三人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载垣等三人竟然当堂让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可谓态度极其恶劣。从两宫太后那里退出来后，他们以本朝没有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让手下人立即起草谕旨，公开批判董元醇。

对应董元醇奏折的相关内容，八大臣联名起草的奏折中也有四项内容：

1.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可行，因为本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2.另简亲王辅政也断不可信，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先帝的遗愿行事，董元醇的上奏必定居心不良。

3.为小皇帝选老师没必要，先帝已经选定李鸿藻为帝师，董元醇还上奏建议选帝师，实在是昏庸的建议。

4.对文武大臣不必考察，只要严申国法军纪，所有大臣必能尽心竭力，不负皇帝陛下圣恩。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臣是以新皇帝下发谕旨的形式来批判董元醇的奏折内容的，文内有很多严厉质问的词汇，事实上是在质问董元醇的靠山奕，针对“北京派”的言论进行反戈一击。按照当时的制度，这封谕旨想要下发，还得需要两宫太后盖章批准。载垣将谕旨递上去后，两宫太后见与董元醇的奏折南辕北辙，因此将谕旨扣下，没有同意签发。

从《热河密札》记载的情况看，当时两宫太后针对谕旨的争议内容，特意召见了载垣和端华等人，但具体谈了什么并没有记载，只是说端华等人出来时怒形于色，而且太后依旧没有批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天双方看起来，属于虽然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然而次日上午，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上午，八大臣没等召集，便自行去见两宫太后。依旧是《热河密札》记载，说当时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吵得很厉害，杜翰甚至肆意顶撞，气得两宫太后手都颤。当时两宫太后将其他奏折先批准下发，可是载垣没见到前一天自己拟定的谕旨，就是不接受其他的批示，用停止办公的方式搞对抗，由此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一直到了中午，情况稍微有所缓和。西太后依旧坚持垂帘听政，东太后认为不如暂缓一步，毕竟目前身在热河，两个女人势单力孤，等到回了北京一切再从长计议，最终说服了西太后将谕旨下发。

两宫太后的妥协，让八大臣备感自豪。在他们看来，两宫太后同意下发谕旨，既是对“北京派”的绝好反击，又充分证明了八大臣才是这个朝廷的真正主人。他们自认为没有辜负咸丰皇帝的信任，也实现了咸丰皇帝制约太后干政的意图。

八大臣虽然专权跋扈，但他们确实是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咸丰皇帝的遗愿。但是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咸丰皇帝的去世，意味着朝廷风向标的转变。八大臣在策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选择与两宫太后联合，或者说是没有因势利导选择必要的妥协，而是将两宫太后拱手推向了敌对者“北京派”。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在给京师官员的密札里，就对八大臣面临的危局分析得很是透彻：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意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何诚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

许庚身是咸丰初年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虽然入仕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很受咸丰皇帝的赏识，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知道很多核心机密的事情。而且他对肃顺指使自己起草文件颇为不满，算是身在“热河派”中间的“北京派”成员。

许庚身在密札里说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即将大祸临头。可惜的是，八大臣作为当局者还依然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危险，不能不说是掌握权力者自大的一种通病。

如果抛开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只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待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们的最大失策在于没有将兵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对于有兵权的几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拉拢，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时任兵部侍郎的胜保。

胜保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咸丰皇帝在位时，他见叶赫那拉氏生了皇子，便极力向叶赫那拉氏靠拢，因此胜保当时是太后一派的人。咸丰皇帝去世后，胜保扬言要清君侧，八大臣对他颇为忌惮。胜保在热河为咸丰皇帝吊丧期间，单独为两宫太后上折言事，事实上等于拥护垂帘听政。被触碰底线的八大臣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做，于是就批判胜保违背了先帝的遗愿。打出了“先帝遗愿”这张王牌，胜保不得不自我检讨，但这就等于让他更加忠于两宫太后，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北京派”。

胜保在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到达热河的当晚，许庚身就拜访了他，目的就是刺探他的态度。让许庚身没想到的是，胜保的态度颇为明朗，充分认识到不回北京断不能发难的道理，这等于承认了加入“北京派”。这为“北京派”后来发动政变增添了底气。

八大臣并没有重视胜保这块宝，当时他们看重的掌握兵权的人物是御前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重视胜保而重视僧格林沁，等于舍近求远。当时载垣亲自修书一封致僧格林沁，想要拉拢这位蒙古亲王。但僧格林沁的态度一直就倾向两宫太后，而且这位亲王在面对英法联军的时候，还曾经接受过奕的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八大臣拉拢僧格林沁都有些无厘头的感觉。

纵观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的表现，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太后、排挤奕、权力分配不公、没有拉拢该拉拢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们是在奔往绝境的路上大踏步前行。真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听政之争不仅让“热河派”陷进了“北京派”挖下的大坑，更是八大臣的敌对派正式联合的催化剂。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他们回到北京后见分晓。

7. 北京政变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

奕谋划得十分严密，就像是隐藏在黑暗处的豹子，等到时机成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猎物。反观身在热河的八大臣，此时依旧沉浸在总揽大权的喜悦中，尤其是听到祁寯藻也反对董元醇的上奏，更加开心，肃顺等人甚至扬言，董元醇妖言乱政，罪不可恕。载垣和肃顺等人特意向两宫太后请旨，希望能将董元醇定罪，被两宫太后拒绝。他们进而以辞职相要挟，史书上记载说是：“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看八大臣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威胁已经悄然袭来，而是继续试图以强硬的姿态控制两宫太后。西太后在拒绝八大臣后，便意识到解决八大臣的问题应该在北京，此时身在热河不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向八大臣妥协，而东太后眼见垂帘听政阻力如此之大，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西太后却极力劝说她要重拾信心。最终，两宫太后统一了认识：一切等回到北京再行处置。

祺祥政变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八大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回京。两宫太后在奕回到北京后，就下旨准备回京。虽然肃顺等人以京师刚刚被英法联军劫掠、防务十分空虚为理由，极力反对，但是两宫太后坚持回京，并表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与辅政的八大臣无关，绝不会将他们治罪。

以今日视角来看，八大臣虽然不断逼迫两宫太后，但反对回京事宜，还是发自内心地为两宫太后着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从两宫太后的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安全。在回京事宜上，八大臣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西太后将计就计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九月四日（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申请在回銮事宜中不承担具体任务，而改派其他任务。当时西太后意识到这是夺取八大臣兵权的绝好机会，于是就下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

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事处，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管理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上虞备用处是随侍皇帝的渔猎机构，管理大臣率领三旗侍卫入值。步军统领是专管满、蒙、汉三旗步兵的统领。向导处是为皇帝出巡做准备工作的机构，统领大臣率领所属官兵先期前往车驾经行之地进行详细考察，类似今天军队中的侦察连。对于八大臣而言，这几个重要职务被解除，等于是手握空拳，按照薛福成的说法是：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权也。随后西太后便将步军统领的职务委任给奕。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载垣和端华以及三万护卫兵的保护下到达了北京。当时肃顺、奕等人因为护送梓宫还在半路上。恭亲王率领北京的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秘密汇报政变已经准备就绪。回到皇宫后，两宫太后向大臣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八大臣在热河如何藐视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认为应该立即将八大臣治罪，不过西太后还是认为八大臣毕竟是咸丰皇帝选中的辅政大臣，不能轻易将其治罪。最终，两宫太后和奕达成一致，先将八大臣革职再予以清除。

然而，即使这个并不太复杂的过程，也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任何一种变动或变革从来都是舆论先行，北京政变也是如此。在回銮后的第二天，就有大臣开始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掌握实际权力。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疏《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载垣和端华厉声怒言道。

面对载垣和端华的质问，奕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立即命令侍卫将两个人押往宗人府看管。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正走到密云县，距离京城还有百余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在得到载垣和端华已经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将肃顺等人捉拿，然后一并送入宗人府。至此八大臣全部倒台，此时距离咸丰皇帝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

八大臣都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两宫太后走到政治前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北京政变的第三步就是组成新的辅政班子。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

次日奕代拟八大臣罪状，共计八条：

一、不能尽心议和，以至失信于各国，导致先帝被迫逃往热河。

二、阻止先帝回銮，致使先帝驾崩于热河行宫。

三、反对太后听政，拟旨时阳奉阴违，擅自矫诏；尤其是肃顺每次请见两宫，于召对时，言语之间颇为趾高气扬，居心叵测。

四、擅自阻拦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时常暗中采用离间之策。

五、假传圣旨，以赞襄政务为名，诸事并不事先请示，擅自做主。

六、肃顺接奉谕旨后，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七、肃顺由热河回京，私带眷属行走。

八、肃顺善坐御位，善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纵观这八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尚且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七条基本算是生拼硬凑，用老百姓的俗语讲：拣鸡毛凑掸子。其中后四条是对准肃顺一人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想要置其于死地。前四条与其说是为八大臣安上罪名，不如说是奕对自己与洋人求和的一种开脱，以及两宫太后想要掌握实际权力的一种掩饰。

同一天，两宫太后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往菜市口处斩。随后奕拟定其余“热河派”的五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不过两宫太后为了招揽人心，只是将五大臣革职，免去发配之苦。

对于“热河派”的余党分别惩处：尚书陈孚恩、侍郎黄宗汉革职并永不叙用，陈孚恩从重发配新疆效力赎罪。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即行革职。宫内与肃顺等交往密切的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喜庆、张保桂、刘二寿等人也从重处分。造办匠役韩套儿、松林、福贵、文浩、常福、玉保等六人因为经常前往肃顺府邸，也被杖责八十。

从这份处理名单来看，“热河派”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算是精英之外，可谓是根基浅薄。如果不是因为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或许也只有肃顺尚且能在新朝廷中立足，因此最终失败也是有缘由的。

值得一提的是，“祺祥政变”不仅让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掌握了最高权力，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政治舞台的上下前后，即将发生新的变化。首先，中央权力发生再分配，由政出一人过渡到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帝国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洋人在帝国前行的道路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南方太平天国依旧声势浩大，这也使得虚弱的大清帝国不得不依靠以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并进而使其逐渐控制大清帝国的权力机构。

集诸多权力于一身的恭亲王奕，由于其“洋味儿”的存在，总结帝国在最近二十年对洋人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则必不可少地要引导大清帝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靠拢。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大清帝国前行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前方将布满荆棘，时刻考验着大清帝国统治者们的智慧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