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比想象的要好，是维也纳的道德大胜利！

——德皇威廉二世

随着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细节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持续了三周半的观望期戛然终止了。此后，事件接连发生，形势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战争的威胁越来越真实。不仅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意识到战争可能性，就连伦敦、罗马、巴黎也朦胧地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

那些有能力决定欧洲命运的人，都曾做过一些推波助澜的事，从而加速欧洲坠入战争；另外，他们因为没有做一些事，而失去阻止战争爆发的机会。他们曾经撒过谎，犯过错，错过良机。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正派人，有良好的愿望，做事总是自以为是。但是，实际情况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违背。

7月25日，星期六

如果以报纸的新闻头条为衡量指标，7月25日是非凡的一天。在收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之后48小时，塞尔维亚王国以分钟为精确度单位准时提交了答复。塞尔维亚痛快地接受了10点要求中的一半。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吉塞尔男爵（Baron Giesl），按照事先定下的程序宣布塞尔维亚的答复不能接受，立刻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他的行囊早已准备好，半小时后便上了火车。又过了10分钟，他跨越边境线进入匈牙利境内。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宣布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在提交答复前几小时已经开始战争动员）。俄国宣布进入俄国战争策划人员所谓的“战争准备期”——还不算战争动员，但正迈向战争动员。进行夏季演练的军队回到军营，休假的军官被召回，喀山军区、基辅军区、莫斯科军区、敖德萨军区受命处于戒备状态。在华沙军区、维尔那军区、彼得堡军区也开始展开一些秘密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三个军区的准备活动有特别危险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德国。

除此之外，7月25日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事。

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答复根本没有挑衅性，实际上有屈尊的味道，有些地方几乎是在顺从。当然，答复的文字很长，其语言不够坦率。（奥匈帝国外长贝希托尔德曾骂道：“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外交手腕。”）有几项奥匈帝国的要求，塞尔维亚无条件地满足，有几项存在疑问而不确定，塞尔维亚其实只反对其中的一项。塞尔维亚反对的一项，奥匈帝国早就预见到了，因为这一项要求奥地利直接介入贝尔格莱德搜寻、调查刺杀策划者的活动。但是，即使塞尔维亚反对，塞尔维亚的措辞却并不好斗。塞尔维亚的答复写道：“皇家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违反了宪法和刑法。然而，针对此案的调查结果可以传递给奥匈方面的侦探。”

塞尔维亚的答复包含了许多正面的信息，它聪明地在想办法拖延奥地利人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合作意愿。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导致世界战争的错误之一。由于拒绝了奥匈帝国的一项要求，塞尔维亚给了贝希托尔德、康拉德等合伙人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塞尔维亚人没有获得来自俄国的报告，不受到俄国人欲望的影响，他们本可以给予不同的答复——不是更加精明，而是更有效。来自俄国的报告反映了好斗的塞尔维亚驻俄国大使的愿景，而这名大使又被法国驻俄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操纵。他俩的想法与俄国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沙皇尼古拉是个狡猾的人，他害怕战争产生的过大的社会压力和过重的经济压力引发革命。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也持相同看法。沙皇和外交大臣一致认为，俄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德国对抗。虽然俄国当时正在扩充本来就很大的军队规模，并且在法国的帮助下修建新的铁路系统以改善战时供应能力，但是，这些计划至少要到1917年才能完成。然而，萨索诺夫还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柏林在操纵，德国已经决定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俄国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案就是给予快速的大力反应。

如果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是由首相尼科拉·帕希奇负责准备来，情况很可能又不一样了。帕希奇知道黑手会的计划，并且也采取某些阻止刺杀的行动，这也许就是他不想让奥匈帝国的侦探直接介入调查的原因。调查有可能对他不利，也有可能对塞尔维亚不利。如果奥地利发现他知道如此之多，便会开始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再多做一些阻止刺杀行动。对他来说，还有更坏的可能性，调查将使黑手会知道他曾把刺杀一事向奥匈帝国通报。最后，当时正是塞尔维亚大选的预备阶段，帕希奇想让选民看到他敢于对抗奥地利人。

按照战争动员计划，奥地利将20个师大约30万人部署在离贝尔格莱德几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奥军按照康拉德的这个计划进行部署，加利西亚（Galicia）以北地区只剩下28个师的兵力。如果俄国此时加入战争，康拉德将会在加利西亚遇到比自己大得多的俄国军队。柏林的总参谋部知道了康拉德的安排后很是震惊。这样的部署与康拉德较早前和德国最高军事指挥磋商时说的相反，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俄国人在东部进攻，奥地利只能给予德国非常有限的支持。这表明康拉德内心里有一个盲目的信念，他相信俄国将置身事外，因而他可以给予塞尔维亚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幻想这样的打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俄国宣布进入“战争准备阶段”，就是要采取若干步骤使日后进行战争总动员时能顺利一些。虽说是“准备”，但并非微不足道，它需要集合靠近奥匈边境四个军区的110万军队。塞尔维亚的战争动员规模自然比较小，塞尔维亚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奥地利人开战后将会在几天内发动进攻，尽管判断错误，但确实相当合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塞尔维亚开始将其政府搬出贝尔格莱德，转移到远离边境的地方。

“战争动员”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虽然它并不意味着战争，但是它代表一种离战争并不太远的状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争动员的定义，这个差异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对俄国来说，地理范围极大，国家行政效率不高，战争动员就好像冰河一样以极慢的速度运动。它实际上要召回后备役士兵（俄国的铁路不多，有的士兵需要旅行数百英里），每个军、每个师都有不同的指定集结地点，然后让部队做好准备进攻敌人或者抵御敌人进攻。对俄军来说，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军队极其不同的重要差别，入侵敌人的领土不是俄国战争动员必不可少的目标；是否入侵，要看实际局势。即使进行了战争动员，俄国领导人也能进行灵活改变。处于动员状态的俄军，可以驻扎在俄国领土不动，但要保证能随时行动。

奥匈帝国的领土高低不平，铁路杂乱无章，其所面临的运输难题与俄国类似，但严重程度不如俄国。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与俄国的战争动员一样，也留有几分灵活性。康拉德将他的武装力量分成三组：第一组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组用于在加利西亚对付俄国人，第三组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分配。康拉德决定出动第三组部队，集结成20个师的兵力，送到南部用于攻击塞尔维亚。

1914年的德国是当时欧洲现代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工业巨人，其战争动员速度能让俄国和奥匈帝国看得眼花缭乱。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坚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是否能生存取决于速度。自俄国和法国在1894年建立同盟以来，德国一直面临着与这两个欧洲强国单独开战或者同时开战的可能性。一旦与俄、法同时开战，德国无法打赢一场消耗战。德国人的这个想法容易引起争论，但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的最高目标是：在俄国有能力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击前，必须在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将西线的法国打得精疲力竭而退出战争。所以，德国的计划包括一个直接对准巴黎的猛刺动作。一旦开始，德国的猛刺动作就不可能停止，甚至不能做微小的改动，否则部队将陷入混乱之中。对德国来说，战争动员就等于是战争。

但是，战争动员本身是一件危险的事，无论哪个国家进行战争动员都将带来危险。战争动员本身就是为了恐吓。即使是欧洲强国中较弱的奥匈帝国针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弹丸小国进行的战争动员，也必然引来其他国家的某种反应。

在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期间，年事已高的塞尔维亚陆军元帅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正好在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度暑假，被布达佩斯官方抓住。但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下命令不仅让老元帅走人，而且还安排一列专门列车送他回贝尔格莱德。这是一种迷人的姿态，也只有像弗朗茨·约瑟夫那样的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君王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方式在工业主导的新世界里很快被抛弃。老元帅回国后便负责国家的防卫工作，奥匈帝国皇帝的骑士精神后来让康拉德和奥匈帝国军队吃够了苦头。

7月26日，星期日

这一天报纸没有大字标题，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在奥地利和俄国，国家领袖正在运作战争机器，同时希望对手们能理解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用意。

奥地利的战争动员是个不紧不慢的进程，它需要16天的工夫才能使军队进入战斗状态。不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法国和英国知道巴尔干局势有多么恶化，如果法国和英国不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好抑制一下俄国的野心。在目前形势下，法国在战争初期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是俄国的盟友，众所周知，没有法国的支持，俄国的野心就会有所收敛，很可能不甘愿冒与有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打仗的风险。此外，英国也很重要，虽然英国的军队不大，但英国与法、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松散的非正式同盟关系，英国应该不愿看到一次全面战争。

维也纳的第二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不了。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é）正在海上航行。那时的无线通信技术还很原始（德国也在努力阻断无线通信），他就像是一个被单独囚禁的囚徒。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他被英国政府内部的分裂搞得神魂颠倒。所以，近期巴黎和伦敦都没有人能向彼得堡施压，也没有人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格雷仅仅对内阁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对英国的威胁最大。他相信，如果奥地利与俄国的战争引发德国与法国之战，英国应该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盼望打仗。

7月26日，格雷感到此时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德国亲王卡尔·林克瑙斯基（Karl Lichnowsky）进行交流。格雷建议召开一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解决危机。由于林克瑙斯基常驻伦敦，比较熟悉英国的情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格雷和其他英国领袖在未来的决战中很可能站在德国的对立方。格雷提出建议后，林克瑙斯基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他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说：“请注意格雷建议的重要性。我看这是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将丧失一切。”

俄国的“预备性战争动员”，不像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那样有精确的目的，俄国人就是想迫使奥地利人重新考虑一下。同时，彼得堡渴望使德国理解，俄国无意威胁德国。但是，德国的情报人员不久发现，俄军实际做的远远超过表面说的。俄军在最邻近德国的战区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的事实，反映了俄国人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告诉沙皇尼古拉的那样，俄国面临的不仅是塞尔维亚问题，而且是“受到严重威胁的欧洲力量平衡的问题”。但是，俄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次未经宣布的战争动员。一名德国驻彼得堡的大使馆专员向俄方提出质询，但俄方用谎言作答。随着俄军的实际军事准备越来越多，而俄方却假装没有进行多少军事准备，这种现象使柏林感到越来越紧张。德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来自彼得堡的亲善表白。

莫利斯·帕雷奥洛格是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他有办法知道俄国军事准备的一切。在协约国条款的要求下，俄国有责任提前告诉巴黎任何战争动员计划，但是帕雷奥洛格并没有告诉巴黎真相。他似乎不愿让任何人干预俄国的战争动员。他甚至不把实际情况告诉自己的政府；他也不愿巴黎有人抑制俄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Tschirschky）也玩帕雷奥洛格正在玩的游戏，他曾经是德国外交大臣，早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他要以不公开的方式鼓励奥地利人发动进攻。

德皇威廉的弟弟普鲁士王子亨瑞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碰巧在英格兰的考斯参加星期日举行的年度游艇比赛，他的堂兄英王乔治五世邀请他共进午餐。事后，他向柏林报告说，乔治给他的印象是英国希望保持中立。事实上，乔治五世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亨瑞克王子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早就有汇报情况不可靠的名声。他所报告的情况与大使林克瑙斯基发出的警告信息有矛盾。然而，德国外交部从来没有认真听取过林克瑙斯基的意见。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把林克瑙斯基视为易受骗的亲英派人士，一位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一个靠着与德皇的关系向上爬的人。他们倾向认为王子亨瑞克更可信，因为王子亨瑞克的话听上去令人感到舒服。

所以，大战前的最后一周起始于奥地利进行战争动员，其战争动员想要传递的信号却无人接收；俄国处于战争动员的第一阶段，但假装不是；德国开始感到威胁；法国大使催促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快行动。英国发出的信号非常含糊，致使欧洲大陆诸强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柏林和巴黎此时基本上无人在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但确实也无人能掌控。

7月27日，星期一

对公众来说，这是没有重要新闻的一天。

但是，事实上，奥匈帝国内阁在这一天秘密开会投票决定是否对塞尔维亚宣战。此举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最想开战的康拉德也质疑此举的意义。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战争动员完成前一周宣战。但是，贝希托尔德感觉德国的态度有可能软化，英国出面斡旋和谈，康拉德也有可能改变主意，所以他必须强制二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

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计划在星期二宣布，此前必须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的批准。面对着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弗朗茨·约瑟夫犹豫不决。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向弗朗茨·约瑟夫撒了一个谎，他们说塞尔维亚开始发动攻击。实际上，仅仅是在一个边境小镇有双方短暂的零星交火。听了这个故事，弗朗茨·约瑟夫相信战争已经爆发，认为塞尔维亚应该对战争爆发负责，于是在宣战书上签字。他在签字的时候手颤抖得厉害，都戴不上眼镜。

在伦敦，格雷阅读了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感到有和平希望。他与林克瑙斯基见面，再提召开欧洲诸强国会议一事。林克瑙斯基也再次把建议转交给柏林，催促柏林立刻做出响应。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喜欢英国的建议，但又不想冒犯英国，回了一个电报，说他正与维也纳沟通。但是，他用最坚决的言辞告诉奥地利驻柏林的大使，德国政府不愿与格雷的想法牵扯在一起，并且劝告奥地利人不要理会格雷的想法，只是为了哄英国人高兴才转达给奥地利人。格雷提出的国际会议，容易引起德国、奥地利的怀疑。在四个参与会议的国家中，法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同情奥地利的委屈。第三个国家英国，似乎不愿破坏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相信，这个国际会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把行动转换成针对奥地利外交照会和塞尔维亚答复的空泛争论，最后退化为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字之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害怕的事，莫过于眼巴巴地望着塞尔维亚人跳着舞自由地溜走，就像1912年及1913年那样。于是，受到鼓舞的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将在奥匈境内外继续制造麻烦，而其他少数民族也将学着塞尔维亚的样子搞分裂。

奥地利人不愿接受调解，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奥地利在财政上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所以，康拉德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扩充军队、更新军备、改善技术，以便使奥地利军队能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此外，奥地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进行了战争动员，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战果。截至1914年，军备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军费使欧洲各强国都感到压力，而奥匈帝国是在压力之下发出呻吟声最大的一个。维也纳无法负担每年都来一次的战争动员。维也纳期待这一次战争动员能捞回一点儿值钱的东西。

下午，德皇威廉度假回来，这让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感到不高兴。他俩告诉德皇威廉，其他国家看到德皇提前结束度假将受到惊吓，并请德皇暂时避让一下。也许，他俩真正害怕的是不稳重的德皇有可能扰乱危机的处理。

无论是否有德皇在场，贝特曼、贾高都不是在如此困境中掌控欧洲最强大国家的理想搭档。贝特曼，身材高大，不爱讲话，公务员是他的唯一职业，尽管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德皇威廉也不喜欢他，（德皇威廉曾抱怨道：“他总是在给我上课，假装什么都知道。”）但他在五年前被提升为首相。他像许多德国高官一样，感到德国东面、西面的不友好的强国都具有威胁，相信德国正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贾高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忧郁症患者，他利用哥哥的人脉进入外交界，并利用同样的方式在罗马和其他城市获得一系列的既舒服又不累的工作。当他被召回国内主持外交部工作时，他用尽一切办法逃避任命。最后，他绝望地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被任命了。”

晚上，维也纳通知柏林，奥匈帝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宣战。贝特曼和贾高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吃惊。奥地利人终于做到了德国一直催促其做的事：采取行动。他俩也没有做任何努力让德皇尽早知道这个消息，因为结果毕竟是德皇威廉最初的愿望。

7月28日，星期二

德皇威廉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马鞍形状的椅子上。他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要做。首先，他阅读林克瑙斯基从伦敦发回的电报：电报引用爱德华·格雷的话来说明一个道理，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塞尔维亚给奥地利人的答复似乎提供了一个协商的机会。然后，他阅读了塞尔维亚的答复。塞尔维亚的答复给他的感受，几乎同爱德华·格雷的说法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他刚阅读完爱德华·格雷想法的缘故，他这个人有一个思维习惯，往往倾向于同意最后一个谈话人的意见。他宣称：“这比想象的要好，这是维也纳的一次道德大胜利；随着发动战争的理由一条一条地消失，吉塞尔应该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是我绝不会命令开始战争动员！”他在“我”这个字下加了下划线，暗示他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

德皇威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渴望抓住它，他手写了一封短信给贾高，称塞尔维亚的答复是“最耻辱的投降”，所以，“所有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消失了”！他指示外交部准备一个自己将署名的文件，他要让维也纳知道目前存在利用调停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文件后面附加上了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是那天早上参谋部的一个参谋建议的。因为塞尔维亚人不可信（“东方人”，威廉如此称呼塞尔维亚人，“所以他们是撒谎者、骗子、逃避大师”），奥地利应该发兵跨越边境占领贝尔格莱德，然后驻守在那里不动。手里握着塞尔维亚的首都，奥地利将在调停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贝尔格莱德终点站”的建议，格雷后来也如此建议。这是一个非常类似于1871年结束普法战争的方案。当时，德国占据巴黎不走，赖到自己的条件都被满足后才离开。德国的条件包括巨额战争赔款和交出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离开巴黎时，德军先在巴黎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阅兵然后回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特曼、贾高仍然不告诉德皇威廉一个关键的消息，奥地利将在几小时之后向塞尔维亚宣战。德皇曾设想，如果奥地利人真的想要宣战，那也应该在两周以后。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贝特曼、贾高表明按照德皇要求准备给维也纳的信件，却暗中拖延了12小时后才把信件发送出去，从而保证奥地利宣战在先，而德皇的信件到达在后。

贝特曼、贾高的所作所为，确实欺骗了德皇，剥夺了他在奥地利宣战之前进行干预的机会。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出于好心。在如此关键的历史岔道口，本来需要的是大智大勇的作为，而他俩的行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笨拙，但是，他俩实在是太了解威廉的为人了——他跟小孩子一样喜欢自大，举止不稳重，有在困难面前改变主意的习惯，在危机中甚至出现精神崩溃的现象（他在1908、1911、1914年的危机中精神低落到极点，不得不谈论退位一事）。毫无疑问，他俩认为德皇不了解局势。德皇威廉在度假，而他俩就在柏林，更何况他们尽量不让德皇威廉知道局势的进展。他俩相信，帮助奥地利人就是在帮助德皇实现他本人的夙愿。他俩确实感到，如果让德皇在局势发展已经进入晚期时参与过多细节事务，只能使本来已经很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下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世界因此而改变。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欧洲强国所犯的少数几个导致世界大战的最重大错误之一。与奥地利在5天前提交“最后通牒”的过程类似，提交宣战书的过程也有几分滑稽的色彩。贝希托尔德知道塞尔维亚政府已经离开贝尔格莱德迁往内地，但是不知道如何与之联络，所以送出一封未加密的法文电报，通知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两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先将这封电报发给塞尔维亚军事总部，再请军事总部转发。片刻之后，他为了更有把握，又通过塞尔维亚外交部再发了一封同样的电报。这两封电报以不同的传输渠道途经罗马尼亚送到首相帕希奇手中。第一封电报抵达时，帕希奇正在一家乡下旅馆吃午饭。他读完后站起来，对屋里的人发表严峻的致辞：“奥地利向我们宣战，我们是正义的，上帝将帮助我们。”第二封电报随后就到了，帕希奇开始怀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宣战，他觉得似乎整个事情是一次戏弄。当塞尔维亚方面询问德国大使时，大使说他不知道宣战一事（他说的是实话，就连德皇威廉也不知情）。电报的真实性后来才获得证实。在维也纳，宣战的消息引发反塞尔维亚人的示威活动，甚至在柏林也有人示威。宣战后，奥地利没有马上调动军队。康拉德仅命令军队从波斯尼亚边境炮轰贝尔格莱德。

德皇在了解了真相后召见了贝特曼。会后，贝特曼看上去闷闷不乐，他的工作方向发生明显改变。他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契尔什基，抱怨奥匈政府“即使德国多次询问仍使德国处于不了解其动机的黑暗之中”，而这有可能导致德国背上“引发世界大战的恶名”。他命令契尔什基赶快去催促奥地利积极响应不仅是德皇而且是格雷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建议。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契尔什基因要求奥地利人慎重而受到斥责，现在他自然感到迷惑。贝希托尔德就更迷惑了——德国方面已经连续三周在激励他采取行动，现在，他刚采取行动，而德国又让他停止。

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幸的事，而且性质相当严重。俄国驻奥地利大使希望见到贝希托尔德，他从星期一开始等待，一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见面。他想讨论几个各国首脑正在相互讨论的话题：其一是萨索诺夫建议，维也纳驻彼得堡大使应该与他本人坐下来，共同修改一下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使塞尔维亚能接受照会中的要求；其二是爱德华·格雷的建议，格雷曾建议将塞尔维亚的答复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出发点，而不是战争的理由。由于事态变化迅速，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但是，贝希托尔德和他的俄国客人在谈话中显然迷失了方向，他俩谁都不知道对方在谈论哪一个想法，结果双方的不理解进一步加深。会面结束的时候，贝希托尔德认为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观点，他绝不同塞尔维亚谈判，但他可以同俄国谈判。但是，俄国大使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离开。他向萨索诺夫报告说，贝希托尔德甚至不打算同俄国进行谈判。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如此大的误解，也许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双方的思绪都太重，大家都处于筋疲力尽之中，一扇重要的大门在无人注意的情景下被关闭了。

所以，星期二的结果是非常坏的。维也纳的宣战，等于告诉远在彼得堡的萨索诺夫，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不仅是在伸张自己的委屈，而且是要消灭塞尔维亚（事实上，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就是这么想的）。俄国此前已经加速进行战争准备，而此时萨索诺夫又被告知无法与维也纳进行谈判，所以他更加确信战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告诉萨索诺夫，巴黎希望他要态度坚决；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告诉萨索诺夫，如果俄国继续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将不得不进行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大使告诉萨索诺夫，奥地利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俄国的将军们告诉萨索诺夫，德国正在进行战争准备，俄国必须照样做。所以，萨索诺夫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被欺骗了。法国总理雷内·维维安尼（Rene Viviani）和总统普恩加来正在乘船返回巴黎，在船上他给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发电报，让他尽可能用非战争手段解决危机。帕雷奥洛格决心鼓励俄国的好战性，他实际上自拟了外交政策，他告诉萨索诺夫：“如果必要，法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履行一个同盟的责任。”

帕雷奥洛格这样做的动机是非常清晰的。帕雷奥洛格有一个易于激动的恶名，当他心怀疑问时，他倾向用最黑暗的视角审视局势（他把自己的任命归因于他与总统普恩加来有世交）。他在七月危机发生前就预言，在年底前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次欧洲战争。有一个恐怖的念头折磨着他，他觉得如果法国不能毫无保留地支持俄国，彼得堡将抛弃协约同盟，转而与德国谋求同盟。所以，他认为自己正在防止法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崩溃，而这其实也就是在增进法国的安全。

背景：罗曼诺夫王朝

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在1914年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典礼，庆祝家族占据俄国皇位长达300年之久。在这混乱、怪异的三个世纪中，沙皇皇冠交替地被戴在天才和庸才头上。在强大得令人吃惊的女性沙皇之后，却跟着懦弱无比的男性沙皇。皇室成员之间相互残杀。人们质疑一位被埋葬的沙皇是否当时真的死了。由于罗曼诺夫家族内部性生活紊乱，人们怀疑20世纪的沙皇与王朝的奠基者是否存在真正的血缘关系。俄国的进步，走走停停，从一个偏远、怪异的东方王国变成一个欧洲强国，虽然其现代化程度还不完满，还不完全像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却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帝国，领土从波兰一直延展到太平洋。截至1914年，如果按照俄罗斯历史的标准评判，受人尊敬的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平稳地传承了5代人。1914年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善良程度远远超过家族的祖先。不过，与伟大的祖先相比，他是个相当软弱的人，个人能力也比较差。这是个不幸。

第一代沙皇名叫米哈伊尔（Czar Michael），1613年加冕，那年他只有16岁。他之所以获得皇冠，是因为当时的俄罗斯皇室没有了继承人。在经历了长达15年没有领袖的混乱之后，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十分渴望稳定。当然，这些家族之所以挑出米哈伊尔，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人选。米哈伊尔的血统虽说不算纯皇族，却也算是非常接近皇族：他的姑妈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即他父亲的姐姐，是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第一任妻子，她是伊凡雷帝家系中最后一位沙皇的母亲。她死后，伊万变成杀人狂，因而许多人认为她的死是伊万变狂的原因之一。

此后一个世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登基，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彼得大帝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人：身高6.5英尺（约2米），身体异常强壮，浑身是劲，喜欢暴力，一个彻底改革俄国社会的改革家，一个无情的暴君。为了将俄国推入现代的西方世界，他下决心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波罗的海边上的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由运河连接成的新城市，人们称之为北方的威尼斯。他给新城市取了一个比较有西方味的名字“圣彼得堡”。他想改变俄国的一切。当大臣们做事没有他要求的那么快时，他就用棍子抽打他们。他强迫俄国男人剪胡子，穿西服。他甚至羞辱一些顽固的墨守成规的人。他在俄国的政府和军队中推行现代化。他不仅征服了波罗的海边的出海口岸，还征服了黑海。他还启动向南挤压奥斯曼帝国的漫长进程，使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退回其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彼得大帝1725年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把俄国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

彼得大帝年轻时曾娶过一个俄国贵族女人，那女人单调乏味，他很快就厌烦了，送她进了女修道院。他换了一名叫玛塔（Marta）的拉脱维亚女孩做情人，玛塔信奉路德新教，是个地位卑微的孤儿。俄军占领了玛塔的家乡，她成了囚犯，俄军把她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密友，她被带回彼得堡，彼得大帝占有了她。玛塔为彼得大帝一共生育了12个孩子（活到成年的只有两人，而且均为女性），她是彼得大帝唯一信赖的人。再次施洗礼信奉东正教后，她有了一个新名字凯瑟琳。他俩正式结婚时，彼得大帝50岁，凯瑟琳28岁。她在1724年被封为皇后（彼得大帝是第一个自称皇帝的沙皇）。彼得大帝死后，她受封为皇后凯瑟琳一世。在历史上，她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非凡的。

凯瑟琳死后的故事变得模糊不清。罗曼诺夫家族没有了男性继承人（彼得大帝有一个男继承人，是彼得大帝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被彼得大帝活活折磨至死）。皇冠一度传到一位德意志幼年王子名下，这位王子的母亲是彼得大帝和凯瑟琳的女儿。新沙皇彼得三世，是一个酒鬼，人很笨，也许还患有阳痿病。他狂热地崇拜俄国的敌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彼得三世如此德行，难怪俄国贵族们蔑视他。历史上，他只有一个作用：在成为沙皇前，他娶了一位碰巧也叫凯瑟琳的德意志公主。凯瑟琳很快继承了皇位（在彼得三世加冕礼后仅一年，凯瑟琳伙同军队里的策划者害死了他）。彼得三世的德意志公主，就是后来的凯瑟琳大帝，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第二位不朽的人物。

凯瑟琳大帝是一个身段纤小的女人，但是她的欲望和野心却能与彼得大帝比美。她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俄国在她统治下的36年里剧烈扩张，并且在她的激励下继续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像彼得大帝一样，她与西方保持接触。常与她通信的有启蒙运动的巨人伏尔泰和狄德罗。她聘请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指挥俄国黑海舰队，这支舰队的目标就是打败土耳其人。就是从凯瑟琳大帝开始，俄国才认真地追求做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的保护人。也是在她的领导下，俄国开始幻想将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古老而神圣的东罗马帝国城市赶出去。

凯瑟琳大帝像彼得大帝及其他沙皇一样，是改革者和暴君的混合物。她一方面喜欢唯我独尊，另一方面又有极高的智慧和教养。在丈夫死前，她就有好几个情人。一个巨大的问题是：皇位继承人她的儿子保罗，是否真的是她与彼得三世所生。她在67岁死于中风病之前有一大堆年轻男情人，这些人大都只能是她闺禁内的玩物，精明的她从来不认真对待他们。

凯瑟琳大帝对自己的儿子保罗没有信心，实际上她蔑视他。不过，她认真教养保罗的几个儿子，特别是她的大孙子亚历山大。她仔细地指导他准备继承皇位。凯瑟琳大帝死后，儿子保罗继位。但是，保罗很快像他父亲彼得三世一样被人谋杀。按照凯瑟琳大帝的愿望，高大、漂亮、聪明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继承了皇位。

从沙皇亚历山大开始，罗曼诺夫王朝浮现出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统治初期他是一个有望实现远大抱负的改革家；渐渐地，身边出现的变革力量使他警觉起来；最后，他变成一个铁杆的反革命。他执政的头15年充满了极度的混乱，拿破仑在欧洲横冲直撞，最后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他肩负起拯救俄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责任。他具有超强耐心，用智慧战胜法国皇帝，最终取得了光辉的成功。在抗击拿破仑期间，他甚至假装考虑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拿破仑，而实际上把罗曼诺夫家族的公主献给一个暴发户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拿破仑娶了一个奥地利新娘（有势力的哈布斯堡家族原来比亚历山大更顺从）。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之后，亚历山大在恢复欧洲旧君主制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其他欧洲君主都要大。

亚历山大的死充满悬疑。1825年，正处于自己的权力巅峰的亚历山大，突然死于远离首都的一个小镇上。当他的棺材抵达莫斯科时，他的兄弟们拒绝打开棺材盖。有传言说他并没有死，他实际上是去完成自己的多年夙愿——到西伯利亚的修道院隐居，将自己的余生沉浸于宗教冥想中。这类传言从没有被确切证实过。不过，在20世纪末，人们打开他在彼得堡的墓穴，墓穴是空的。

亚历山大没有孩子，继承人是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但是康斯坦丁拒绝接受皇位，所以皇位又被传给较年轻的尼古拉一世。这位新沙皇，没有一丁点儿改革的意愿，从一开始就是个反动派。他死的时候，俄国人说他把俄国冰冻了30年。

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他为人保守，但比较聪明，所以能理解变革的必要性。刚登基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就是他将羞辱俄国人的农奴制废除。然而，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路线，竟成为一个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年轻改革者的暴君。在他的高压下，许多年轻改革者变成丢炸弹的激进分子。在他统治的晚期，有几次刺杀他的企图，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将俄国带入现代国家的努力。1881年，就在他批准建立一个没有制定法律权的议会后，一个年轻的波兰人丢了一颗炸弹把他炸得体无完肤。

他还活着，但浑身是血，一只腿炸没了，另一只仅剩一截，残体裸露着，脸也变得畸形。他被运回宫中。在他的宫殿里，家人看着他恐怖地死去。家人中有他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三世，也有亚历山大三世的13岁儿子尼古拉。尼古拉一世是六代沙皇中第三位被谋杀的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身材魁梧得就像一头黑熊。他臂力非常大，能徒手弯曲一根拨火棍，还能徒手将银器团成球。他在登上皇位时宣称，独裁有正当性，独裁有力量。他忠实地实现自己的信念。他毫无顾忌地颠倒他父亲的改革措施，而且是越多越好（复辟农奴制，他没有办到）。他拒绝任何有可能削弱罗曼诺夫王朝权力的改革。他采取各种极权主义的手段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报纸上甚至不能出现“宪法”一词。

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与亚历山大三世相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身材短小，一个少年时代变着法儿贪玩的孩子，十分缺失自信心。不过，他与父亲都接受同一位老师的教诲，这位老师叫康斯坦丁 ·波别多诺斯采夫（Constantin Pobedonostsev），有名的保守分子，被称为“使社会停滞的高级牧师”。这位老师告诉尼古拉：“所有政治原则中最错误的一条是让人民拥有主权。如果命运给我们一个致命的礼物——人民议会，我们的生存条件将不可想象。但是，命运绝不会这样做。”年轻的尼古拉听着，像他父亲一样相信了。他记住了一条原则，沙皇是所有俄罗斯人的父亲，这不仅是沙皇的权力，也是神圣的义务，绝不许把这个权力让于他人。然而，他清楚自己的弱点，他知道自己永远比不过父亲，他甚至没有愿望接近父亲。

似乎不必为尼古拉的弱点担忧。1894年，二十几岁的尼古拉正准备迎娶阿里克斯公主（由于新娘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孙女阿里克斯，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成为尼古拉的表兄，但尼古拉的父母对这桩婚姻不满）。此时，亚历山大三世还不到50岁，身体就像喷泉一样有活力，再执政20年也没有问题。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教导尼古拉准备继承皇位的原因（尼古拉本人也没有意愿学习）。但是，他突然身体急剧变坏，病因诊断为肾炎，不久后死去。他的继承人尼古拉的心都碎了，他的悲伤不仅仅是因为失去自己的崇拜偶像父亲。

“我该怎么办？”尼古拉问道，“我没想成为沙皇，我从来没有要当沙皇。我不知道如何统治，我不知道如何同大臣们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