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叫怯懦。

——阿尔弗雷·米歇勒将军

1917年的前3个月，欧洲各战场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这实在让人惊讶。不过，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士兵被杀，但都不是在大型进攻中发生的，士兵们的死就像是预先设定的日常程序似的，每天双方无意识的胡乱炮击和枪击杀死许多人。士兵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前沿阵地走动，许多人被对方杀死，这样的血腥事件由于发生得太频繁而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

4月6日，巴黎附近贡比涅森林里，法国政治领袖和军事指挥官聚集在总统普恩加来的铁路卧铺车厢内。会议的议题是正在迫近的进攻，按照尼韦勒将军的说法，这次进攻将结束大战。然而，会议的目的不是完成进攻的计划工作，而是决定是否展开这次进攻。在反对的人中有阿尔弗雷·米歇勒将军，他是凡尔登战役的老兵，尼韦勒委任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去攻击舍曼代达姆。新任战争部长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e）也反对，他自上任的第二天就在劝说尼韦勒回心转意，尽管还没有成功，但仍然在努力着。4月之前，他一直在乞求尼韦勒不要发动进攻，他向尼韦勒保证即使不发动进攻也不会有人低估尼韦勒的价值，因为德国已经撤退到兴登堡防线了。只有法国总统普恩加来有权做最后决断。

不进攻的理由占有绝对优势。美国肯定要参战，美国参战生效的日子就在贡比涅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这意味着法国可以让疲惫不堪的法军休息，等待美军的到达。尼古拉二世倒台后，俄国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俄国人的士气将会恢复到从前水平。另外，法国在1917年将有机会恢复体力。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德军已经撤退到兴登堡防线，潘勒维和其他人不断地指出，德军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使尼韦勒进攻计划的假设失去了合理性。德军的防线变短了，防御力加强了，许多尼韦勒计划攻击的地点，德军已经主动放弃了。德军撤出的地区变成一片荒野；鲁登道夫在撤退时采用了当年俄军撤出波兰时采用的焦土政策。德军破坏了被放弃的大小约为1000平方英里（约2600平方公里）地区的每一座建筑物、每一棵树、每一段铁路、每一个十字路口。协约国只能缓慢地接管德军遗留下的荒芜。如果发动进攻，英军和法军只能攻击兴登堡防线的两端，英军由黑格指挥，地点在西面的阿拉斯附近，而大部分法军在几英里外的东面。英、法难以相互直接支持。

法军进攻的焦点是舍曼代达姆，这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目标。德军的防线安排在一条树木繁茂的山脊之上，山脊脚下是埃纳河（Aisne River），由东向西流淌。法军防线后的公路和铁路，其走向很不合适，不是朝着前线，而是横向的。尽管困难很大，尼韦勒还是建议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从而制伏德军。当霞飞第一次提出1917年进攻计划的时候，他建议在60英里（约95公里）宽的战线上发动攻击。尼韦勒认为，凡尔登战役最后一个阶段证明成功的战术，也适用于更大规模的战役，所以，他把战线宽度增加到100英里（约160公里）。与此同时，德军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斗，增加了舍曼代达姆的兵力，从原先的9个师扩大到38个师。尼韦勒低估了德军的力量，他甚至说，德军越多，他就有机会消灭更多的德军。

黑格心存怀疑，但他的怀疑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劳合·乔治不仅蔑视黑格，而且还盲目信任尼韦勒及其计划。一些法军中最有经验的将军也心存怀疑。但是，自从尼韦勒被提拔为法军总司令后，这些将军的意见马上变得不重要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很容易被说成是一种卑鄙的嫉妒。潘勒维认定灾难即将来临，要求辞去内阁职务，但被拒绝了。现在，他来到贡比涅，做最后一次努力。尼韦勒再次不理睬他的意见。尼韦勒说，如果不许他发动进攻，他就辞职。普恩加来考虑到，如果尼韦勒辞职，那就意味着他领导下的另一届政府又垮台了，他希望这次进攻能帮助俄国人和意大利人重整旗鼓，在受到新总司令的绝对信心的鼓舞下，他告诉尼韦勒可以进攻，从而结束了有关是否进攻的争执。

进攻于4月9日开始，有4个军的兵力同时进攻，3个来自英国，1个来自法国，地点在索姆河老战场的北面。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把德军在舍曼代达姆的后备部队引来救援，但是这次进攻又不仅仅是一次佯攻，还有其他目标。其一就是希望黑格的部队能突破德军防线，然后向东移动，与尼韦勒的进攻会合。一旦两军会合，他们就能合力把皇储威廉的集团军连根拔起，赶出法国。像索姆河一样，英国的准备工作规模很大，也非常细致。英军运来206列火车的碎石料铺设英军防线后的道路，花费几天的时间准备了2800门加农炮和重型榴弹炮，每12码（约11米）的距离就有1门大炮。

黑格手下的加拿大部队战斗准备做得特别好，战斗演习也做得特别好。发动进攻的那个早晨，他们顺着阿拉斯下面像蜂窝一样密布的地下沟堑前进到离德军防线仅有150码（约137米）远的地方，德军竟然未发觉。他们冒出地面开始冲锋时，前进的速度与“徐进弹幕炮击”也配合得很好。德军此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舍曼代达姆的法军身上，完全没有想到英军发动如此大的进攻。在几小时内，受惊的德军基本上被赶出了维米岭，维米岭的地位很重要，控制着阿拉斯东面的广大农村。此后，由于有大风雨和德军的后备部队增援，英军前进的步伐减慢。

一名英国炮兵写道：“我们向前进，道路条件很差。运输弹药和军需品的工作需要在齐膝的黄褐色烂泥中进行。马匹的肚皮都挨着泥了。晚上，我们把马匹系在大车旁的尖木桩上，第二天早晨，这些马匹能深陷到肢关节处。我们不得不杀死许多匹马。食物定量很少，我们需要吃甘蓝。我钻进法国人的掩体，这些掩体是法国人在1917年用过的。我拿了一些法国人两年前留下的食物，全发霉了，但我还是吃了，没有什么不良感觉。我们获得一些较幸运的军士昨天抛出的杂物中夹杂的面包皮，把外面的黑泥刮掉，然后吃掉了。一个人需要靠两片饼干熬过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

黑格的进攻持续了几周时间，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尼韦勒，部分原因是第一天的胜利使他相信突破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在所有进攻中都有这样的感觉）。协约国的伤亡并不严重，这当然是跟索姆河战役的伤亡相比较。但是，黑格一直坚持进攻到5月中旬，伤亡率此时攀升到每天4000人。他还试图把骑兵送入战场，但英国骑兵能上战场时，德军也准备好了。德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大规模地屠杀英国骑兵和他们的马匹。

从战略角度看，阿拉斯之战胜负难断。黑格有理由说自己胜利了：维米岭是一个有价值的战利品，德军被迫从战线各处抽调数万部队前来增援，英军进攻的前3天战果令人兴奋，一共俘虏了1.4万德军士兵，缴获了180门大炮。英军在不同的地段前进了不等的距离，基本上在3至6英里（约5至9.5公里）之间，对西线来说，这算是重大进展了。然而，英军没有取得实质突破，没有能与尼韦勒会合。当英军结束进攻时，德军伤亡18万人，英军伤亡15万人。在伦敦，劳合·乔治对新战果感到厌恶，因为这一仗消耗如此多的士兵却获得如此少的战果。

鲁登道夫对战果感到惊慌。4月9日是他的52岁生日，为了表示庆祝，参谋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个晚会，此时，阿拉斯战报送到了，他拿着战报回到僻静之处独自研究起来。表面看，战斗结果表明他的新防御体系失败了，比如，英军取得的初步胜利，特别是德军失去了维米岭。他后来回忆道：“我曾经有信心迎接敌人的进攻，现在则感到沮丧。难道这就是我们过去半年努力和艰辛的结果？”然而，细致研究发现，德军第六军的司令官使用新防御体系时犯了错误。路德维希·冯·法肯豪森（Ludwig von Falkenhausen）将军没有按指令执行。相反，他继续使用双方西线老兵在过去两年半中熟悉的战法。他试图用人海战术和连续战线阻止加拿大人的进攻。按照新指令，他应该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加拿大人攻占阵地前后撤。他把德军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安排过于靠近前沿阵地，它们与第一条战线一样被英军的炮火打碎，接着被步兵进攻蹂躏。他的后备部队离前线有15英里远，危机来临时，这么远的后备部队只能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然而，那些执行了新防御指令的地段都有满意的战果。进攻者被引诱进一个屠杀地带，德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就像用耙子耙地一样大量杀伤进攻者，然后发动反攻。德军的损失被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情况搞清楚后，法肯豪森立刻被解职。德军迅速加倍努力保证新防御体系能在法军发动舍曼代达姆进攻时发挥作用。

4月16日，早晨6点，尼韦勒发动进攻。从开始至结束，这次战斗就是新旧两种战法之间的对抗。一方面是最传统进攻，持续一周的大规模大炮轰击，大规模的步兵向视线之中的目标艰难行进；另一方面是德军的新防御体系。战斗很快演变成潘勒维和其他人所害怕发生的情况。尼韦勒把他和曼京夺取杜沃蒙和沃克斯的战术当作这次战役的核心想法。然而，这次战役的规模比夺取杜沃蒙和沃克斯的战斗要大得多，事实证明他犯了错误（尼韦勒没有考虑一个具体情况，德军当时已经准备放弃破损严重的堡垒，后撤到更坚固阵地上）。在许多地段上，法军士兵需要首先渡过埃纳河，然后攀爬陡峭的有浓密林木的山坡，山坡上密布着参差不齐的沟壑，当然还有德国人的铁丝网。整个山坡上布满德军的机关枪碉堡，这些碉堡掩埋得很好，也有钢筋水泥保护，法军的炮火轰击不能摧毁它们，当法军士兵进攻时，德军的火力倾泻到他们头上。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在越过山顶后山背后的山坡上，因此法军的大部分炮弹飞过他们的头顶而没能伤及他们。德军的后备部队离前线足够远，使尼韦勒的大炮够不着他们，但是又没有远到无法快速进入战场。

从纯兵力角度看，优势完全在法国一方。尼韦勒有3个集团军一共53个师，大约120万人，这三个集团军都投入最初的进攻之中。但是，其中有27个师被用为“大规模机动”作战，一旦有突破口，这些部队就要冲上去扩大战果。为了应付这种进攻，德军在舍曼代达姆附近安排了21个师，另有27个师用作反击力量。德军自1914年就占领着这道山脊，知道它的每一寸土地，有两年半的时间根据需要修建防御工事。德军的指挥官是皇储威廉，他和参谋官们都熟悉尼韦勒在凡尔登的进攻招数，他们有一个冬天的调整时间适应尼韦勒的战术。此外，德军占据着制高点。

法军派出120辆新坦克，结果毫无战果。德军制定新的战术规则，每一个炮位必须有一门炮对进入视野的坦克予以轰击。这个战术的破坏性极强：第一天就有52辆法军的坦克被炸成碎片，另有28辆被炸坏。剩下的坦克，如果没有陷入德国人挖的壕沟，也陷于泥沼之中了。

天气对德国人有利。法军发动进攻前的夜里就开始下雨，然后变成雨夹雪，这几乎是一种在当时的季节不可能的天气情况。在许多地方，法军没能够靠近目标。在有些地方，法军以英雄般的气概付出巨大牺牲前进了2.5英里（约4公里）。一名法军坦克军官写下自己看到的进攻：“一场暴风雪横扫我们的阵地。我们第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了，他们来自第八十三步兵团。我们围住他们，他们告诉我们敌人的阵地很坚固，敌军拼命抵抗。有一个营确实抵达科尔尼耶山顶，这也许是我们见到过最勇敢的行动，但是该营士兵大批被杀，也没有能够抵挡住德军的反攻。一个胳膊吊起、额头有带血绷带的伤员坐车驶过我们的时候大声叫道：‘德国兵仍然把守着格锐森林，我们用手榴弹攻击他们。’

“一个没有了钢盔的中尉，穿着破烂的军装，胸部受伤，缓慢向我们走来。

“‘你们坦克应该跟着我们。我们看到完好无损的铁丝网。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们就能向前走远了，不必在铁丝网前面厮杀。’

“‘我们走不动，’一名拿步枪拐杖的活泼下士叫道，‘有太多吼叫的机关枪，我们没有办法对付。’

“‘德国兵知道我们要在此地发动攻击，’那个中尉继续说，‘他们的战壕塞满了兵。’”

法军向前推进的距离由德军大防御体系决定。中午时分，德军从后面调动后备部队和轻型炮向前移动。当时已经遭受猛击的法军处于疲惫之中，又一次遭受打击，不得不后撤到早晨的出发点。一天战斗结束后，法军平均向前推进了1公里（尼韦勒估计第一天法军能前进10公里）。法军的规模机动部队没有机会出动。索姆河战役的战况再次出现。

第二天，尼韦勒再次发动进攻，分两路以钳形之势出击。一支部队向东北方向运动，谋求与另一支发动进攻的法军部队合拢。战斗结果是彻底失败，法军的进攻力量先被德军防御体系吸收，然后德军发力将法军逼退。曼京指挥钳形攻势的另一支，向西北方向推进，取得了进展，占领了几座重要性不大的村庄，但是，曼京无情的进取心也无法阻止法军的败落，最后也被赶回出发点。法军被打乱了。尼韦勒不断做计划，取消计划，再计划，他的大规模机动计划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等待中的法军士兵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准备去死的紧张后，变得身心交瘁。

战争部长潘勒维在4月19日再次干预，试图阻止尼韦勒继续进攻。尼韦勒为了使计划获得批准而答应，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突破战果，他就停止进攻。潘勒维拒绝这个要求。第二天，尼韦勒发现他的前线部队处于崩溃的边缘，士气和弹药都处于危险的低点，懊恼的他决定暂缓进攻。稍后，4月21日，出现一场新变化。曼京的前锋部队是来自非洲的精英部队，士兵们高喊：“和平！结束战争！让那些对战争应该负责的人死去吧！”军官们感到震惊、窘迫。其他部队的士兵一起酗酒，拒绝上前线。

4月25日，大量谣言涌现巴黎，谣言中的法军伤亡比实际伤亡数大了许多。总统普恩加来命令停止在舍曼代达姆的进攻，从而羞辱了法军总司令。尼韦勒则以极不光彩的方式回应。他谴责曼京进攻失败，撤销了曼京第六集团军司令一职。然后，他开始谴责米歇勒。米歇勒从一开始就认为尼韦勒的进攻毫无希望，并且不顺服尼韦勒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尼韦勒的指责，愤怒的米歇勒以蔑视的口吻予以毁灭性的回击。“我从来没有停止警告你，你竟敢让我对失败担责任？”他质问道，“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叫怯懦。”

进攻终于停止了，法军的伤亡人数达到27万，其中包括10万人阵亡。德军的伤亡总数是16.3万人。双方都难以负担如此大的伤亡。这次进攻毁了尼韦勒，主要原因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承诺太多做不到的事。4月28日，潘勒维提拔贝当为法军总参谋长，要求尼韦勒辞去法军总司令一职。尼韦勒又有惊人之举，他拒绝辞职。相反，他继续大肆谴责别人。后来，贝当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后，他仍然拒绝辞职，他以自我羞辱之举结束自己的一切。此时，贝当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危机——法国士兵的兵变四处蔓延，法国似乎无法继续打仗。

战局此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交战国不仅处于困境中，而且面临崩溃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正在分崩离析。虽然土耳其士兵艰苦奋战，但长期缺少必需品和后援，终于在1916年让俄国人把高加索抢走了。1917年3月，英军在埃及之外展开进攻，夺取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巴格达，这座城市是奥斯曼帝国最珍贵的财宝之一。土耳其人继续参战的唯一理由是：如果德国战败，奥斯曼帝国肯定随之灭亡。

俄国临时政府也面临严重问题。尽管英国和法国在财政和物资上慷慨支持俄国，但是俄国越来越难以保证其军队的完整，越来越难以控制国内的局势。4月11日，全俄苏维埃大会投票支持继续参加大战，但是，呼吁停止战争，要求交战双方进行不涉及领土吞并和战争赔偿的谈判。4月15日，数万俄国士兵从战壕中冒出来，与昔日的敌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举行了一场毫无准备、具有反战色彩的复活节庆祝活动。第二天，列宁从他长期流放地瑞士回到彼得格勒，这是鲁登道夫的计谋，他为了煽动俄国陷入内乱之中，亲自批准让列宁坐火车从瑞士出发，沿途经过法兰克福、柏林、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抵达彼得格勒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考虑到公众的反战情绪，开始操纵他的跟随者采取反战姿态。俄国人曾经承诺在5月1日发动进攻，为了支持尼韦勒的进攻，已经集结了大量军队。然而，俄军的进攻无法展开，士兵们变得难以控制，铁路也没有足够的煤驱动火车。5月2日，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首脑。他试图解决军队的问题，但是无论他做什么情况都向坏的方向发展。他颁布命令，解除43岁以上男人的兵役，本来就接近瘫痪的俄国铁路系统又涌入大量的急于回家的中年退伍老兵。他废除逃兵的死刑，马上就有100万士兵把枪丢在地上。许多人回家的动机是为了当大土地贵族分配土地时能获得一块土地，还有许多人就是厌恶了战争。

奥匈帝国已经极度虚弱，几乎就是一个空壳，愤怒的柏林政府几乎不想再帮助这个帝国维持下去。新皇帝卡尔一世还不到30岁，为人虔诚、诚恳，是一个有教养的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家族的皇位前，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方面的培训，也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他真心地希望能保持帝国的完整，希望能把他的人民从未来的屠杀中解救出来。3月，他着手做一件自大战开始以来最唐·吉诃德式的计划。他的妻子有两个弟弟，西斯特王子和赛维尔王子，他俩早前在比利时军队里充当担架手。卡尔一世任命这兄弟俩为自己的特使去跟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他的用意很好，却非常幼稚，他竟幼稚到忘记告诉德国他的想法。德国最终知道了这件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国认为卡尔犯了严重的罪过，他的行动无异于为了救自己而切断连接着德国的缆绳让德国独自漂流（卡尔似乎没有计划这样做）。后来，巴黎的报纸披露了他计划中的细节（卡尔承诺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分给法国，德国对此感到惊骇），卡尔变得惊慌失措，谴责报道是恶意编造。法国人此时认为他不仅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骗子。

卡尔一世的努力注定失败。开始的时候，他的建议引发了一些兴趣，伦敦的兴趣较浓，但是，谈判后来发现不分拆奥匈帝国就谈判不出和平。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都曾获得承诺可以瓜分一块卡尔的遗产。英国和法国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去履行过去做出的承诺。卡尔的主动出击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无能政体临终前最后的叹息而已。

如果把德国看作一座比土耳其帝国、俄国、奥匈帝国更坚固的宝塔，那么这座宝塔的基础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缝。德国处于饥饿之中，每个人面粉定量在4月中继续下调，成百上千的工厂工人开始罢工。随着物价继续上扬，数万矿山工人、钢铁工人和军需品生产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涨工资，要求改善伙食。在这些动乱之后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对无休止战争的厌倦和人们对悲惨战争的痛恨。德国的政党是公民意见的气压计，虽然他们在制定政策中没有发言权，但他们开始争论如何结束战争和如何利用战争的经验进行体制改革。3月，德国议会建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研究德国宪法改革问题。4月，德国社会主义分子响应俄国同志的号召，要求实现没有吞并和赔偿的和平。

不仅鲁登道夫和德军高层指挥官诅咒这类的想法，德国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也表示反对。这些团体包括：普鲁士容克贵族、德国工业资本家、保守派、中偏右的政党，这些团体反对一切需要他们交出手中已有权力的改革。这些团体在公众中并不缺少支持，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说服德国普通公民接受他们的一个观点，停战协议必须赔偿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停战协议还必须增加德国的安全保证，比如，允许德国吞并比利时的列日。在德国，疯狂的战争宣传不允许有和平谈判，其他交战国也有类似情况。战争宣传灌输给德国公众几个信念：协约国引发战争，企图毁灭德国；协约国因从事战争而违反了国际法；协约国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那些相信这些宣传的人来说，他们绝不相信德国能接受一个不对侵略者进行惩罚的和平协议，他们要求德国有权再次发动攻击。

贝特曼–霍尔威格头脑比较冷静。他常改变主意，喜欢搞折中，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被他激怒了，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德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谈判。他认为德国应该进行宪法改革，或者说是要民主化，只有民主化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士气。他在4月份公开支持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所有政治权利都归属于有财产的阶层。贝特曼知道，战争使这些安排变得难以维持，因为人民再也不愿容忍那些有财产的阶层。然而，他的改革建议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却增加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敌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更加肯定他是一个披着官僚外衣的激进分子，必须把他清除掉。德皇是一个喜欢闲聊的人，说话越来越没有确定性，他基本上同意贝特曼的观点。由于他坚持不替换贝特曼，保守派越来越蔑视他的存在，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

法国遇到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多了，相比之下，德国的问题几乎是琐碎的小事。尼韦勒进攻失败后，法军内部出现公开叛变，涉及叛变的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人拒绝执行命令，侮辱甚至杀伤军官，有的还逃跑了。部队拥挤在巴黎周围，秩序极度混乱。法国有关兵变的档案到2017年才能开封，但是根据目前知道的情况判断，法国共和国在兵变最高峰期险些崩溃。在兵变发生后6周里，西线的法军一半部队处于瘫痪状态，一名军官称之为“一种极端怀疑倾向，一支没有信念的军队”。法国政府的说法较委婉，把兵变描绘成一个“集体无纪律”问题。

除了极少数例外，法军兵变的本质不是革命的冲动，其目标不是推翻政府，也不是停止战争。实际上，士兵在做自发的罢工，士兵用这种方式表明不愿继续生活在难以容忍的条件下，拒绝无目的的死亡。所以，法军兵变的危险性是可以有效地平息的，方法是采取实际措施尽量使士兵们理解困苦的合理性，尽量降低困苦的程度使士兵们能容忍。与俄国不同，法国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的有利条件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物资、足够的钱、能力较强的政府。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对法军兵变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利用这次兵变危机。如果德军能在兵变处于高峰期时反动攻击，德军便能轻松地攻入巴黎。在德国发力前，贝当开始履行法军总司令官的职责。贝当给协约国带来福气。

贝当一上台立刻采取有力的措施，就像他1916年在凡尔登一样。他表现出精准的判断力，一方面，他不进行过度镇压，避免刺激士兵萌生更强烈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他不允许部队陷入更严重的无意识状态。首先，他重新整肃纪律。数千兵变魁首被逮捕，接受审讯。大约5000人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数百人被执行死刑（真实数目有待档案开封）。许多人被送进监狱，还有许多人被送到法国殖民地。那些回到军队的士兵发现他们必须遵守纪律还有传统的军纪，未见任何折中妥协。

同时，贝当开始着手解决触发兵变的错误。他说：“不要忘记，那些兵变者与我们一起在战壕里已经忍受了3年，他们是我们的士兵。”他答应满足士兵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好一些的食物、从前线退下后能有好一些的居住条件、申请休假要公平、停止既浪费大量生命又毫无意义的进攻。后来，他都兑现了这些承诺。贝当本人在危机期间亲自访问了90个师，站在汽车上向士兵们喊话，耐心聆听问题和抱怨，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他是一个真正关心法国士兵生活的将军，这个名声给了他巨大的优势。

贝当扭转了危机。在危机最紧急的时候，5月底6月初，每天都有十几次的骚乱。有人开始谈论政治革命，迫使战争结束。但是，到7月中旬时，兵变行为基本消失了。贝当言行如一：不仅数万士兵离开战场去度假，而且沿路上获得优惠待遇，帮助他们尽快回到家中。不仅修建供前线退下士兵休息的设施，而且把这些设施设置在远离敌方大炮轰击的地方。贝当无法立刻兑现绝不再发动疯狂浪费士兵生命的进攻的诺言，但是他努力告诉士兵进攻的理由，士兵们似乎开始信任他。

即使兵变危机过去了，法军的状态也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是无法展开大型进攻。德军在经历了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战役后，也处于较虚弱的状态；大部分俄国军队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只能在各自的阵地虚弱地摇摆。各国都面临崩溃的危险，但危险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可能，有的似乎就在眼前。

英国的情况与其他交战国都不相同，似乎离灾难还有一段距离。德国的潜艇战正处于高潮期，给英国带来极大困难，仅在4月份就有84万吨货物被击沉，潜艇战的策划人员认为，每月必须再多击沉三分之一的货物才能制伏英国。但是，英国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案。5月初，一支从直布罗陀出发，由驱逐舰护航的商船队，安全抵达英格兰。英国海军上将们一直不愿为商船护航，这需要队列中的舰船都以最慢的速度航行，因为这违反他们的直觉。但是，劳合·乔治一看到初步的护航结果，坚决要求继续护航，他决不许德国潜艇有机会实现其目的。英国经历的动荡，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劳资方面的。工人们罢工，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分子抗议，他们要求和平。但是，这些动荡与发生在俄国、奥地利、德国的动荡截然不同。英国远征军在阿拉斯遭受严重损失，但比法国遭受的损失要小多了。

英国和英国军队似乎很有福气。

但是，那福气马上就要消失了。

背景：战争和诗歌

人们常说，历史剧变改变一切。这句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大战确实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大战就像是一个黑洞，使得大战后的世界与大战前的世界隔离开来。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他杰出的研究著作《幻想中的战争》中写道：“1914年至1918年间的事件给现代英国历史带来最重要、非常广泛的文化变异。”为了理解这种变异的本质，只需要观察战争期间的文学，观察文学如何奇异地停止，接着好像死去一般，然后又重新开始，文学的新起点此时已经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平面上。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英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着。

战争开始后，人们的写作欲望随之爆发。那个时代没有广播和电视，诗歌对数百万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在1914年8月期间，每家报纸每天都能收到数百首诗歌投稿。这些诗歌大都出自非职业作者之手，但主题都非常高尚：伟大的十字军出征、伟大的理想、战死的勇士的英雄主义。如果诗歌作者提交的作品没有表现出战争的高尚之处，报社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刊登，这种情况在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参与到为战争而写作之中，其中英国作家有：詹姆士·巴里（James Barrie）、阿诺德·本涅特班尼特（Arnold Bennett）、罗伯特·布里季（Robert Bridges）、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亨利·莱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约翰·梅斯菲尔（John Masefield）、亚瑟·皮尼洛（Arthur Pinero）、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阿斯奎斯政府邀请这些作家用笔告诉整个国家为什么要打仗，以及为什么要光荣地拥抱面前的死亡。协约国报纸上有关德国兵在比利时暴行的文章刺痛了德国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签名发表了祖国正义理想宣言。有100多位著名人物签字的宣言上写着：致文明世界。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在这群兴高采烈的作家中，他写道：“这是一次净化运动，是一次解放，它给我们以巨大的希望。德意志的灵魂，本质上就是与和平主义的文明理念相对立的。看看今天社会的腐败，难道和平不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吗？”

在这充满了爱国情绪的语言洪流中出现了一些侧流。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从大战开始就表现出绝望的情绪，他是美国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家。大战还没结束，他就死了。死前，他加入了英国籍。他称大战为“血腥的黑色深渊”。他认为大战让一切失去意义，他所热爱的欧洲和欧洲文明将毁灭于这场战争，他自己的作品也将在战争中毁灭。与亨利·詹姆士相对立的是像曼恩那样的作家，这些作家把战争写成一种上帝的赐予，是一种能烧掉衰败文化中腐烂部分的净化之火。

年轻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把战争看作英勇的、美丽的、有净化力的。他陷入对战死沙场的沉思之中，发现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如果我战死了，请你这样记住我：

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

是我永恒的英格兰。那里

富饶的泥土下掩埋一粒更富饶的尘埃；

那尘埃生长在英格兰，英格兰给了他灵感，

一生只有一次把鲜花送给漫步中的爱人，

他有英格兰的身体，呼吸着英国的空气，

家乡的河水冲洗着他，祖国的阳光赐予他幸福。

他那颗心在思考，所有邪恶都逃窜，

在那永恒的思维中，他守恒着

英格兰给予的感情；

爱人的音容笑貌；梦想着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知心朋友的大笑；在英国的天空下，

人们的温存和内心安宁。

这样的艺术实在是有点儿甜蜜过度，但是英国读者在1914年都跟莎士比亚一样。布鲁克写完这首诗几个月后死了。他是在加里波利兵舰上被带着传染性疾病的蚊子叮咬患血液中毒症后死亡。他的“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是爱琴海上的斯科勒斯岛。

虽然战争拖延着分不出胜负，但是诗歌里高尚的情怀却丝毫没有减弱。不过，诗歌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变成空话，像是在卸载疲惫的、与现实无关的陈词滥调，诗歌变成没有意义的韵文。出版物上开始出现一些根本不可信、根本不表达战壕里士兵的感受，甚至连士兵家人的感情也根本没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变得沉默，就好像在承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些还继续维持大战开始时心态的作者开始遭遇前线士兵的怨恨。一名叫罗兰·莱顿（Roland Leighton）的步兵军官，接到未婚妻寄来的布鲁克的诗集，他回信的口气完全出乎未婚妻的意料。

“有人认为战争是光荣的黄金，有人喜欢宣讲训词来祈求光荣、赞美、勇猛、爱国，这些人确实称得上热心肠，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异常空洞的，”他写道，“让他看看浸透着鲜血的一叠叠破布盖着的半个脑壳、胫骨、肋骨，或者看看那具旁边的骨架，骨架的姿势还是停留在跌倒时的半蜷缩的样子，用一只手臂支撑着身体，这姿势很完美，但是却没有了头颅，那骨架仍然披着褴褛的衣服；让他意识到那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是如何从青春、快乐、生命之中提炼出一大堆恶臭的腐败物的。谁在场、听说了、看到了这些，他才有资格说胜利可以弥补所有的死亡。”

莱顿很快也死了。他在即将回家度假娶妻前几个小时，死在阵地上（他的未婚妻维拉·布瑞顿后来写了一本书《青春的遗嘱》，此后多次印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

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力处于瘫痪状态，原因是已经形成的、公认的描绘现实的手法——比如，浪漫的勇士做出令人惊奇的壮举，又比如，荣誉、义务、光荣——不能符合西线的现实，每一个试图使两者符合的努力只能产生垃圾一样的作品。文字死了，因为文字变得虚伪、不稳定。类似的情况在视觉艺术、小说、戏剧中也有发生；画家、小说家、剧本作家是严肃的，似乎不知道如何继续创作。不太严肃的作者继续把大战描绘成中世纪马上枪术比赛，但是，他们创作出的一切都是生下来就已死的作品，与现实毫无相关的作品，甚至是卑鄙的作品。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参加一个音乐会后写道：“爱国情绪是如此令人厌恶，让我几乎呕吐。”

但是，慢慢地，痛苦的心灵开始寻觅缓释的途径。最终，新的声音出现了，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新诗歌和新绘画——新作品对丑陋的事物给予新的丑陋描述。新作品只能出自那些去过战场的人。德国艺术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曾在1914年成为志愿兵，他希望战争能给他带来伟大的经历。他曾参加过香巴尼战役、索姆河战役，也同俄国人打过仗，这些经历改变了他和他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深深的、永久的改变。“虱子、老鼠、带刺铁丝网、跳蚤、炮弹、炸弹、地下窑洞、尸体、血、酒、田鼠、大炮、污秽、子弹、迫击炮、火、钢：战争是这些东西，”他写道，“魔鬼把它们制造出来。”他活了下来。他将余生都用于在画布上描绘自己的恐怖和幻灭。许多人印刷出版了类似的作品——诗人最先开始，后来小说家也参加进来。有些人至今还很知名，比如，英国的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德国的埃里希·玛丽·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法国的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915年入伍，负伤三次后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被送到苏格兰的一家医院。他在那里碰见萨松。萨松的官阶是上尉，来自一个有地产的贵族家庭，曾因为作战英勇而被授勋，后来，他宣布不想再打仗了，英军并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送他进了医院。欧文把自己写的早期作品给萨松看。萨松认为欧文的作品显得太常规了，要求他写出他实际经历过的和实际感受到的。下面是欧文最著名的作品：

弯腰再弯腰，就像麻袋片下的老乞丐，

迈着八字步，就像女巫在咳嗽，嘴里的淤血封不住我们的诅咒，

突然遇见鬼魂般的闪光，我们转身就跑，

向着我们的掩体开始漫长的跋涉。

堕入梦乡但脚不能停。丢了靴子的人无数

只能瘸脚走，靴中尽是血。人人跛足；人人如夜游；

疲劳得失去知觉；连耳边的呵斥都听不见

累趴下的人快逃，5.9英寸（约15厘米）炮弹砸在身后。

毒气！毒气！快，兄弟们！一阵疯狂乱找，

终于及时戴上笨重的毒气帽；

但有人在呼喊中跌倒

仿佛陷入大火中的呼喊，落入石灰浆中的挣扎。

透过毒气帽的模糊的绿色厚镜片

我看到他在绿色的海洋里就要被淹死

就像在梦中，我绝望地看到，

他向我冲来，摇晃着，咬咽着，窒息着。

如果你能在令我感到压抑的梦中跟随着

那辆丢放他尸体的马车，

看着他翻着白眼的脸

那张吊死鬼般的脸，就像恶魔在忏悔；

如果你能听见，每次马车摇晃出的流血

低声咕噜着从被泡沫毁坏的肺中流出

那是人见人厌的毒瘤，就像呕吐出的食物那样酸苦

使天真无邪充满了恶毒，忍受着永恒的疼痛

我的朋友，你应该不会充满激情地告诉

那些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

那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光荣。

为祖国而死是一件光荣的事。欧文中尉的诗在大战结束前无人知晓。后来，批评家们发现他的诗符合主流意见。欧文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好消息——在大战结束前一周，他率领一个排的士兵跨越比利时的一条运河，被流弹击毙。通知他死讯的电报发给他的父母，当教堂的大钟为停战而鸣响时，那份电报刚好被送到他父母的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