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米夏埃尔计划
不应该僵硬地执行预先制订的计划。
——德国步兵手册
3月21日,星期二,早晨,大雾弥漫,鲁登道夫的大铁锤向英军阵地砸了下去,那铁锤落在哪里,哪里就被砸得粉碎。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欧洲的命运千钧悬于一发,形势紧张得令人感到窒息。
德军打击的规模大得惊人。德军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立巨大的弹药库,集结69个师的兵力,在阿拉斯北面至圣康坦南面之间安置6400门大炮,但如此大规模的准备并没有影响德军保守秘密。黑格和贝当在3月初时就知道德军将发动进攻,因为德国的大规模部队调动无法掩盖,而这些调动肯定都有特殊目的。但是,由于鲁登道夫在整个冬天里都没有确定下来在何处发动进攻,所以他要求德军部队准备在任何地段发动进攻,所有德军战线上所有地段都有部队调动,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些部队调动中的哪一次是真的。大炮在3月11日之后才被安置到位。进攻部队在发动进攻前5天才进入阵地,而且都是夜间行军。3月初,鲁登道夫把指挥部移到比利时东南的斯帕(Spa)。3月19日,他再次移动指挥部到法国的阿韦纳(Avesnes)。
在去年11月,鲁登道夫在西线有150个师的兵力。到3月中旬的时候,有190个师的兵力,总共300万人,有许多部队正在向西线集结。经历了几年的战争残杀,德军仍然有不少精华,鲁登道夫将这些精华收集起来,投入这次作战。他在冬天对军队进行了培训。他努力的结果就是3月21日黎明前浓雾中的情景:44个突击师的年轻士兵处于最佳作战状态,手中握着德国工业制造出的最佳便携武器。许多士兵都是东线的老兵,有打运动战的经验,而且习惯于打胜仗。他们的信心充足。战前,士兵们被告知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役,他们渴望梦想成真。
许多进攻的德国士兵不用步枪,把步枪斜挂在背后。他们根据新的作战指令分成小组,向前冲锋。他们需要尽量利用可能找到的掩护物,夺路追赶保护他们前进的“徐进弹幕炮击”的步伐。遇见敌人时,可以用力投掷手榴弹,也可以卧倒用随身携带的轻型机关枪射击,但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恢复冲锋。他们用带颜色的照明弹表示成功或受阻,也可要求炮火支持或停止炮火。他们不必关注侧翼是否暴露在外,也不必关注身后是否有敌人。前进的步伐由前进最快的人确定,不再需要维持一条连续的战线。当他们前进已经远到离开了炮火保护后,军官或军士自行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做。获取胜利依赖士兵们表现出主动、大胆、灵活,需要有能力适应战场的实际情况。这次战斗的主要原则是将过去的旧战场原则弃之不用。“第一天的任务是必须摧毁敌人的炮火,”德军新颁布的小册子说,“第二天的任务取决于前线的实际战果;不应该僵硬地执行预先制订的计划……后备部队应该用于进攻有进展的地方,而不是出现僵持的地方。”
冲锋部队之后跟着“战斗部队”,这些部队带着较重型的机关枪、火焰喷射器、野战炮、工程机械。战斗部队有两个任务:消灭冲锋部队留下来的据点;迅速拼凑其防线防止敌人的反扑。他们之后是第三梯队部队,驻扎在兴登堡防线上,如果前方发生灾难变故,战斗部队可以撤退到这道防线上。再往后是后备部队,他们要时刻准备去有需要的地方。
战局异常紧张,如果德军的冲锋部队无法在突破敌人的防线之后仍然保持战斗力,德军所有的计划都将落空,那将会产生另一个类似于凡尔登、索姆河、帕斯尚尔的僵局。为了保证冲锋部队能成功,德国人有一个新武器要展示给英国人看。这个新武器其实是一个人: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Georg Bruchmuller),在大炮主宰战争的时代里,他是真正的天才,此时已经到退休年纪(大战期间一直都没有被提升),霍夫曼因他在东线取得的惊人战绩而给了他一个绰号“突破米勒”。弹幕炮击,英军和德军都曾大量使用,英军常常试着发动时间长达几周的弹幕炮击,希望在步兵进攻前便消灭敌人,但都失败了,德军则从来没有沉迷于如此长时间的弹幕炮击,而布鲁赫米勒是双方第一个彻底领会到这种战术的无效性的人。规模巨大的弹幕炮击告诉敌人步兵进攻即将来临,并且说出了进攻地点。当弹幕炮击持续几天后,防守的一方可以借机调整战术,他们可以把掩体挖得更深,也可以撤退到炮火轰击不到的后方。所以,弹幕炮击给敌人的破坏力不够大,不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
布鲁赫米勒提出一套新的炮击方案,其复杂和精密程度就如同21世纪国庆节的宏大烟火典礼。新弹幕炮火轰击只持续几小时,而不是几天,但仍然能震撼敌人,炮火要在敌人前线和后方目标之间进行一遍接着一遍的轰击,所用炮弹包括炸弹、榴霰弹、毒气弹。如果新方案执行得当,能产生一种整体震撼作用,因为大炮都没有预先固定好的目标。相反,每门大炮在搬运到前线之前都要对准一个范围内的目标。之后,再悄悄地锁定到目标上,锁定时还需要根据天气参数进行数学计算。布鲁赫米勒的弹幕炮击的结尾是向敌人阵地目标倾泻下像洪水一般的高效炸弹,目的是在突击部队出现前将残存的敌人震得处于休克之中。对第一线之后地区的炮击,将大量使用毒气弹,目的是避免炸坏地面不利步兵前进。他曾与胡蒂尔在东北战场并肩作战,在他的方法帮助下,德军才有可能快速征服俄国人的防线。一个月后,这个方法在卡波雷托取得类似的战绩。鲁登道夫把布鲁赫米勒调来西线。布鲁赫米勒有可能是整个德军在1918年伟大战役中最有价值的人。
布鲁赫米勒的炮击战术是可以被制伏的,德军在1917年伊普尔战役中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这要求放弃坚守强大的固定前线的防守概念,只留下一些机关枪做掩蔽,然后把大部分部队转移到德军炮火射程范围之外。贝当理解这点,但他不是鲁登道夫的目标。那些即将被米夏埃尔计划打击的英军将领,根本不理解这一点。
这些英军将军中有亨利·霍恩(Henry Horne),他指挥第一集团军,在战场的北面防守阿拉斯;朱利安·宾(Julian Byng),指挥第三集团军,位置在霍恩的南面;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指挥第五集团军,位置在宾的右面,以圣康坦为作战中心。这三人一共统领55个师的兵力,兵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面,高夫的战线最长、最薄弱,大部分地段是从法国人手中接管过来的。宾和高夫有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前线,余下的后备部队都部署在2英里或3英里远的后方。黑格的主力后备部队离前线有15英里远,距离太远而难以迅速采取行动。
进入3月份以后,黑格相信英国远征军将是德军的进攻目标。但是,他认为德军将在佛兰德斯发动主攻。由于英军在佛兰德斯有较强的兵力部署,所以他的信心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恐怕敌人会发现我们的前沿是如此的强固,所以他们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肯定伤亡惨重。”公平地说,情报部门给黑格的报告有时包含着可悲的错误,有时相互矛盾导致迷惑。3月21日,他的情报部门提交的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明显的迹象表明,敌人将进攻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的前线,目标是切割掉康布雷突出阵地,并把我们的后备部队引过来。”这份报告简直就是一字不漏地描述了鲁登道夫的计划。后来,还有一份报告证实了德军进攻计划的原因。但是,英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应对,这很可能是有其他情报描绘其他可能性。3月16日,黑格根据情报做出判断,德军没有在从康布雷至巴帕姆的南部战线集结兵力。尽管这份情报提供的事实是正确的,但它提供的结论是危险的,根据它的结论,英军没有理由害怕德军在康布雷至巴帕姆的南面发动进攻。德国进攻部队在3月16日之前确实还没有抵达目的地,但是有47个师的兵力正在向目的地运动,几夜的行军就能抵达前线。
每天都有新的迹象表明有大战事要发生,而且很快。德军在3月11日改变了电报密码,这肯定是行动前的信号。
在3月20日之前,德军在霍恩和宾对面长达9.5英里(约15公里)的前线上布置了14个师的兵力和2200门大炮。这是德军的前锋部队,指挥官是奥托·冯·比洛(Otto von Below),卡波雷托的胜利者,他的目标是突破霍恩的防线,向西推进至阿拉斯,然后向右回转。这个从后面包围英军的动作威胁性很大,迫使黑格调遣他的后备部队前来阻止比洛的道路,削弱英军在佛兰德斯的兵力,从而达到米夏埃尔计划的最初目标。
比洛的左翼是德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是格奥尔格·冯·德马维茨(Georg von der Marwitz),他曾指挥1917年的康布雷反击,还曾任担任把俄军成功清除出加利西亚的那个集团军的总参谋长。他的部队要与比洛部队步调一致地前进,扩大被撕开的英军战线。德马维茨的部队的南面是胡蒂尔,他刚从东线调来。胡蒂尔的任务不多,主要是向其他德军部队提供一个支撑点,他有21个师的兵力,2600门大炮,足够阻挡从南面来的法军。胡蒂尔的炮兵部队由布鲁赫米勒亲自指挥。比洛、德马维茨、胡蒂尔的部队加在一起有100万人,称得上是一支能产生雪崩效果的大部队。
在3月21日凌晨2点钟的时候,浓雾覆盖了大地,能见度只有几码远,皮卡第在3月的凌晨常有这样的浓雾。接近5点钟的时候,由于不能肯定风向是否适合投放毒气弹,德军有一些犹豫不决,又过了一会儿,炮击开始了。在森斯和奥伊斯河之间40英里(约65公里)长的前线,6473门大炮倾泻出火焰、钢铁、毒气。按照布鲁赫米勒交响乐般错综复杂的计划,重型加农炮、轻型加农炮、榴弹炮交替更换着弹药的类型和发射角度。早晨8点15分,德军大炮进行最后震撼性的轰击,所有的大炮都以最大的限度将炮弹倾泻到防守者的前沿阵地。炮弹连续落下难以区分前后,这样的炮击持续了80分钟,最后5分钟是高潮,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接着是5分钟令人感到惊奇的突然沉寂,德军在这段时间里为执行下一个任务而调整大炮,下一个任务是弹幕炮击,其目的是掩护冲锋部队冲出战壕,在弹幕炮击的引导下向西发动攻击。浓雾还没有散去。浓雾对德军是一个问题,士兵根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非常容易丧失方向感。但是,浓雾对逃脱了弹幕炮击的英军士兵来说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英军士兵只能向意外发现的进攻者开火,浓雾让他们看不清前沿阵地。
英军溃退了,原因有几个,浓雾是其一,震撼灵魂的炮火是其二,德军冲锋部队跟随弹幕炮击前进的速度之快是其三。德军很快侵占第一条防线,许多英军士兵被杀,或被俘,或逃跑。在战线的中心,朱利安·宾的部队倔强地坚守着福莱奎尔斯(Flesquieres)突出部,这个地方是英军在去年康布雷战役中夺取的突入德军战线阵地。此时,高夫的部队已经后撤,这个突出阵地有被德军切割掉的危险。高夫的部队不仅撤出第一条防线,而且后撤过第二条防线,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找到可以防守的阵地。一名年轻的德军突击队员在家信中写道:“我们用火焰喷射器攻击英国人的防空洞,浓烟驱赶英国兵出来,我们抓住第一批战俘。他们吓得发抖。我们向前推进,没有遇到阻力。我们越过第二个防空洞,到达铁路线。英国人在斜坡上挖出一个战地邮局,在它前面有一些波纹铁皮建成的小屋。这些小屋是他们的厨房、餐厅等。我们立刻袭击了厨房。英国人在厨房里还有的东西让我感到惊奇。炉子还有亮光,熏肉咝咝作响,一块牛排放在桌子上……我们的背包都装满了。每个人拿了一份英国人的野战口粮。第二个小屋是餐厅,我们发现大量的英国香烟。每个人都抽了烟……在村子的进口,我们发现一个机关枪隐匿处。我们想把机关枪搬走,但前面有太多的带刺铁丝网,有可能伤着许多人。天气还是烟雾弥漫,我们的炮火不能提供帮助,于是放弃了,继续向前走。”
由于高夫的部队努力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所以部队后撤必然使得战线越拉越长。到那天结束时,战线又延长5英里(约8公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苦恼的事实。至此,胡蒂尔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高夫的所有阵地,包括高夫的炮兵阵地。为了保护部队,高夫命令部队趁着天黑后撤10英里(约16公里),转移到他身后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索姆河一线,索姆河在此地段沿南北向缓慢流过,与克柔仔运河(Crozat Canal)相连。
德军缴获了数百门高夫的大炮,取得了自西线开战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好战绩:突破了敌人的战线,进行到一块无人把守的地区。但是,这样的战绩只是在战线的南面取得,鲁登道夫不仅没有这样的计划,也没有这样的需要。那天晚上,他在考虑下一步计划时意识到战局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清晰的胜利或失败的判断。尽管有些部队战绩辉煌,但是他们的战绩都是计划外的。按照计划,处在德军的右翼的比洛应该深深地刺穿英军防线,然后朝着阿拉斯猛刺过去,这个战况没有出现。德军右翼的雾较淡,雾气蒸发得也较快,右翼炮击效果不如布鲁赫米勒所负责之处的炮击效果要好,右翼步兵在攻击英军第二条防线时陷入僵持状态。
中路的德马维茨战绩较好,但好的程度有限。所有的好戏都发生在左翼,胡蒂尔和布鲁赫米勒亲自到场实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战术,以极高的效率取得战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鲁登道夫只有数目有限的后备部队。如何使用这些突击士兵,使之发挥最大效能,是他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如果按照原计划执行,他就需要增援比洛,力求在右翼突破。类似的决定,黑格或法金汉都曾做出过,历史上还有更多的人也曾做出过。这类指挥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企图通过增加兵力的办法实现转败为胜。如果鲁登道夫增援比洛,他就成了这类指挥官中的一员。鲁登道夫决定采取不同的对策。他调遣6个最好的师去增援胡蒂尔,没有给比洛援兵。这个决定与德军的新战术保持一致,就是要扩大胜利,而不援助失败。然而,这个决定同时暴露出鲁登道夫缺乏进攻重点的致命问题。如果胡蒂尔继续前进,他的部队将如同进入一块索姆河战役产生的废墟之地,也如同进入一块德军在后撤向兴登堡战线时采取焦土政策产生的废墟之地。在废墟中行军,士兵的体力会很快消耗得精疲力竭,德军将陷入难以前进的状态,这也许还算是最好的情况。鲁登道夫的作战部主任,曾极力要求他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没有人在此时此刻站出来说明继续让胡蒂尔前进的目的何在,甚至鲁登道夫也没有给予说明。比洛、德马维茨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任务,但胡蒂尔却没有相对清晰的目标。他的惊人进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胡蒂尔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占领的阵地有什么实际价值?他面前有待被占领的大片土地有什么实际价值?德军无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这种形势暴露了米夏埃尔计划在第一天右翼失利后正在失去其内在的目的性。“我们把敌人防线撕了一个洞,”鲁登道夫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时说,“其他的事情顺其自然。”现在,虽然所获得的洞不是他原先想要的洞,但还是一个洞,于是他的下一步就是想跳进洞中去。无论他的最终决定如何,他的决定已经称不上是什么战略了。驱动他的更像是不可抵御的信仰之力——盲目地希望有某件好事将以某种不知道的方式出现。
星期五早晨,三个德国集团军恢复进攻。这次没有惊奇,因为双方都处于新位置上,浓雾再次出现,炮手的视力受到影响,布鲁赫米勒的弹幕炮击也难以展开。比洛部队与朱利安·宾派出的增援部队遭遇,比洛前进受阻。德马维茨企图在福莱奎尔斯突出部两侧推进,鲁登道夫本来希望战斗的第一天就能攻取这个突出阵地,但英军至今还牢牢控制着它。德军的所有进展仍然来自左翼,胡蒂尔继续前进,德国兵能跑多快前进的速度就有多快。由于高夫的部队没有炸毁桥梁,德军跨过了索姆河和克柔仔运河,高夫继续后撤。
高夫寻找新立足点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希望渺茫。军事警察用枪阻止逃跑中的士兵迫使他们寻找任何可以防御的地形,或者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展开防御。军官站在背后,握着手枪,要求士兵们各就各位。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失去效果,部队又开始撤退。黑格向贝当求援,要求给予帮助。当贝当接到黑格的求援信时,贝当派出的7个师的救援兵力已经在路上了。贝当派出的兵力,比他曾承诺给的援兵还要多一个师。
在3月22日的黄昏,德军在西线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战绩:大规模进攻在第二天仍然能有进展。德军的进展仍然在左翼。鲁登道夫的计划已经无法控制实际战况。他想适应实际战况,但困难越来越大。德军的供应系统是针对北面取得突破而设计的,对胡蒂尔的进展毫无准备。胡蒂尔的部队深陷条件恶劣的战场,在快速追击两天后感到疲惫,一些类似于饮用水的生活必需品开始短缺。法、英的后备部队开始截断胡蒂尔的供应线。
3月23日,星期六,凌晨,英军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不仅胡蒂尔的部队,就连德马维茨的前锋部队,离出发点也已经有15英里(约24公里)远。高夫的部队已经支离破碎,形不成战斗力。从战役一开始就跟随高夫的8个师,现在处于蹒跚而行中。胡蒂尔的部队已经抵达索姆河西,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吞并着土地。解体中的高夫部队的左翼失去了与宾的右翼的联络,宾的侧翼暴露在外,他必须加长防御线。黑格要求贝当再增加20个师的救援兵力。贝当答复不可能——他正等待着德军在香巴尼发动进攻。不过,他又多派遣了6个师的兵力。这批救援兵力是在原先7个师的基础上追加的,原来那7个师已经到达战场,但找不到高夫正在逃跑的部队,却与德军遭遇。贝当作了比他承诺要多得多的事。他的行动是相当无私的,因为德军确实正在准备进攻香巴尼,他说得很正确。然而,黑格却不满意,反而怨恨贝当。
第三天,德军前锋部队有机会夺得一个极好的战略要地——圣康坦之西的亚眠。这个地方的重要性看一看今天的地图就知道了,该地区所有的公路、铁路都要通过亚眠,它就好像一只大轮子的轴心。1918年的亚眠与今天类似,是一个交通枢纽,英国的运输地段在此地结束,法国的运输地段从此地开始。这座城镇对英国和法国都很重要,对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当时,亚眠的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如果鲁登道夫命令占领亚眠,他就能彻底将两个盟友分开,分别加以歼灭。
然而,鲁登道夫却放弃了这个敌军无力防守的重大目标,他指挥德军向三个方向前进,每个方向的潜力都不大。比洛的部队再次陷入沼泽,获得后备部队支援后,被告知向北运动。德马维茨向西推进,行进路线不是去阿拉斯,也不是亚眠,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地方。胡蒂尔受命向南面努瓦永前进,这是通往巴黎的方向。
鲁登道夫也许认为他能利用一次高明的打击同时击败英、法两个敌人,他的打击计划包括分隔和包围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加起来能同时打败他右边的英国人和左边的法国人。有理由认为这就是鲁登道夫的想法,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同样可信,但是实现这个想法超越了德军的实力。这使人想起康拉德的打法,他的作战计划在理论上很有才气,但都是为了获取顷刻间的荣耀而发动的不顾实际情形的猛冲。鲁登道夫在3月24日所发出的命令,是他陷入精神崩溃的早期征兆,他此时在大战的压力下已经生活了4年,疏远了马克斯·霍夫曼的高明智慧,疏远了他的参谋官和前线指挥官。
同一天,巴黎市中心发生一个爆炸。人们在天上寻找敌人的飞机,没有找到。接着又发生了几次爆炸。最后,爆炸的秘密原因被披露出来:是德军大炮所为。爆炸是由一种被命名叫“德皇威廉”能发射8英寸(约20厘米)的炮弹的巨型加农炮发射出来的,发射地点是德军新近占领的离巴黎有75英里(约120公里)远的地区。这种大炮自3月初次登场到8月之间一共向巴黎发射了283轮炮弹,杀死一些平民,毁坏了一些财产,这些炮弹的落点是随机的,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德皇威廉这天异常兴奋,他乘坐着私人列车到处跑,向听力所及之范围内的所有人宣布德国胜利了,他还命令学校停课庆祝。他在晚餐喝了香槟酒。“如果英国代表来请求和平,”他宣称,“他们必须按照德国的习惯向皇帝下跪。”这句话揭示出他做白日梦时特有的孩子气。
还是在3月23日那天,一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击中,坠毁在英军防线内——他是鲁登道夫第二个以这种方式死亡的继子。
3月24日,星期日,早晨,守卫福莱奎尔斯突出部的6个营指挥官一致认为,考虑到处境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撤退,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消灭。他们下令撤退,英军的中路失去了一个支撑点。整个英军的战线开始后撤,德军则四处进军。即使比洛的部队也有缓慢进展。胡蒂尔的部队还是没有遇到阻力,但部队的状况逐渐恶化。疲惫的部队随处劫掠,任意酗酒,饥饿的德国兵偶遇英军抛弃的大量库存。虽然他们不像德国国内平民那样缺少营养,但也常常吃不好,他们惊奇地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食物、酒、质地优良的毛织品和棉布品,这些东西德国早就没有了。他们被告知协约国与德国一样缺乏物资。他们所看到的与所听到的不一致。
至此,鲁登道夫手下的进攻部队开始展露出其最大的弱点:他们已经无力追击已经被打败的英军。德军剩余的骑兵留在东线,那里的战场开阔,比西线更适合于骑兵作战。鲁登道夫手中既没有坦克也没有装甲车可供利用。由于德国没有橡胶,汽车轮子都是钢制的,所有的路面都被钢轮子破坏。胡蒂尔的部队走得有多么快,进展就有多么快,但他的士兵已经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了4天。星期日,他们没有实现目标,少走了8英里(约13公里)。在北面,虽然德军占领了巴帕姆(Bapaume),但未能达到目标。
然而,黑格和贝当并未因此而获得丝毫安慰。德军不仅继续前进,而且在英军和法军之间楔入。他俩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黑格一点都不感谢贝当派遣20万兵力救援他的事。他理解维系英军和法国关系的重要性。他曾说:“我军能在法国存在,依赖英军和法军团结一致。”但是,他不知何故总是认为贝当应该为此事负责任。这两位将军在星期日晚上见面,黑格了解到一个新情况,如果德军继续进攻,法军计划向南后撤。黑格的反应混杂着愤怒和恐慌。他谴责贝当,但贝当在此事上别无选择,给贝当下命令的是法国内阁,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巴黎,可以不顾及其余目标。贝当给政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政府出面让英军尽量靠近南面,避免自己为维系两军之间的联系而不得不过度出击。
这次危机使黑格突然改变了对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权的看法。黑格知道,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人的任命肯定是福煦莫属,他估计福煦很可能比贝当要更愿意向北进攻而不是后撤,所以,他在那天晚上给劳合·乔治发电报,要求重新考虑任命一位协约国军事最高领导人。碰巧几小时以前,克里孟梭在福煦的催促下给伦敦发了一份电报提建议,建议与黑格类似。劳合·乔治派遣战争大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去法国处理这件事。
星期一,鲁登道夫如梦方醒,意识到亚眠的重要性。法、英的后备部队大量涌入前线,比洛再次遇阻,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如果能攻占亚眠,整个战役对德国人来说就变得有意义了。鲁登道夫命令德马维茨将左翼与胡蒂尔会合,向亚眠移动,占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法国铁道部长乞求福煦“救救亚眠,否则一切都完了,亚眠是一切交通的中心”。福煦、贝当、克里孟梭在贡比涅开会,讨论如何同时兼顾一方面向黑格提供救助而在另一方面又能防守巴黎。黑格此时正在离贡比涅不远的杜朗开会,高夫由于有棘手问题没有来,他手下其余指挥官都参加了。克里孟梭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第二天的会议,英国人立刻答应了。
3月26日,德军离亚眠只有16英里(约25公里),而且仍然在前进。法国领导人抵达杜朗,来的都是令人敬畏的人物:总统普恩加来、克里孟梭、贝当、福煦。福煦高兴地听说总理决定转守为攻。黑格及其手下的将军与法国人握手表示欢迎,从伦敦来的新任皇家总参谋长的威尔逊和战争大臣米尔纳也参加了会面。黑格首次表示愿意合作。在回答克里孟梭的问题时,黑格宣布他决心死守亚眠,不愿向北撤退。米尔纳把话题转到他们聚拢在一起开会的真正主题上。他建议任命福煦为“亚眠地区”的协约国军事“协调员”。除了贝当外,其余法国人都热情支持。黑格是所有人中唯一表示反对的,他坚持福煦的新职位要比米尔纳提议的职称拥有更多的权力。他的动机很明显。福煦的新职位将带来更全面、更系统的后备部队共享,在目前的局势下,英国人肯定能获得好处。福煦的职位相应做了调整,福煦的责任将覆盖整个西线。黑格在这一天写的日记揭示出他的思考,他写道:“我认为福煦应该控制贝当。”
提升福煦,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含蓄的方式批评贝当,批评他应对德军进攻不当,这是不公平的、没有必要的。截至3月26日,德军的进攻实际上已经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贝当从自己的防线和后备部队中抽调了大约24个师的兵力集结在胡蒂尔和德马维茨前进的路线上。随着更多的法军士兵抵达,局势将出现翻转,福煦只是坐享其成——福煦其实没有真正做什么,而是任命的时间合适。但是,福煦的新任命是重要的。这是向着统一指挥迈进了一步。
福煦获得任命后,他马上就开始抱怨给他的任务是去打一场已经失败的战役。其实,他几乎完全说错了。米夏埃尔进攻计划正在失去力量和连贯性,战局随着时间推移对德军越来越不利,德军变得盲目,几乎是按随机的次序攻击防守一方。胡蒂尔疲惫不堪的部队继续追击,他们面对着的是高夫剩余的部队,他们进军的速度似乎快得难以令人置信,但英军其实并没有计划抵抗。
3月26日,胡蒂尔的部队前进了9英里(约14公里),第二天又走了10英里(约16公里)。这场战役变成了一场滑稽戏,英军撤退得有多么快,德军就前进得有多么快。英军停下来休息,德军也停下,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德军把大部分炮火留在后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短缺。军官们无法阻止士兵们趁机劫掠。一名德军上尉记录下所见所闻:“今天,我们的步兵在艾伯特附近停下。没有人知道出了什么事。空中侦察说在艾伯特和亚眠之间没有敌人。敌人的炮火只是在遥远的地方轰击。我们的道路是畅通的。我跳上一辆车,命令去看看前方部队停止前进的原因……当我一靠近前面的镇子,立刻发现奇怪的事情。我看见一些陌生的人,不像是士兵,正向后跑……这些人赶着一队一队的牛群;另一些人腋下夹着母鸡,还有人拿着成箱的信纸。有人手拿着酒的,也有人边走边喝的。有人把有绘画的丝绸窗帘从其窗帘杆撕下来,当作一件有用的战利品拖曳在背后。有人拿着信纸和彩色笔记本,他们最喜欢洗劫文具店。有人穿着滑稽演员的服装。有人戴着高帽子。有人摇摇摆摆。有人几乎走不动……进入镇子,我看见街上流淌着酒。从酒窖走出一名第二海军陆战师的中尉,样子显得无助和绝望。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命令部队马上前进。’他表情严肃,用力地说:‘我用不流血的办法根本不能把他们弄出这酒窖。’”
除了亚眠外,四处的英军都在退却。一支英军部队在亚眠迷路了,登上了城东的高地,发现高地上早有法军和英军后备部队在守候,并欢迎他们的到来。大家合并一处,准备抵抗。德军在他们的对面停下,等候后面的大炮运到。
虽然米夏埃尔进攻计划的意义已经归结为亚眠的命运,但比洛的集团军在3月28日再一次发动对阿拉斯的进攻。比洛的兵力不足,那天没有雾,由于宾将军已经把大部分部队撤出阵地,德军的炮火落在空旷的战壕上。德军进攻的伤亡很大,鲁登道夫决定不再试探。德军在亚眠之外已经没有机会了。
亚眠的防守在不久前还很薄弱,现在则有了坚固的防御能力,而且每天都在加强。鲁登道夫从比洛的部队中抽调9个师的兵力增援德马维茨的进攻部队,但是这次增援太迟了。贝当从香巴尼调出法国第五集团军抵达亚眠战场。这是贝当调集来的第三个法国集团军进入英军领地,彻底解决了亚眠兵力短缺问题。德军很快变得无论在何处都难以发动进攻,双方开始挖掘战壕,恢复战壕对峙。截至4月5日,米夏埃尔进攻计划在经历了16天后,实际上结束了。高夫成为替罪羊,被送回英国,英国官方也从不正式评估他在战役中所提出的建议。黑格本来也应该被解职,但劳合·乔治还没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替代人选。
德军占领了1200平方英里(约3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俘虏了9万人,缴获1000门大炮,大量的军需品。此外,德军还造成英军伤亡16万人,法军伤亡6万人。但是,德军的伤亡人数也高达16万,他们均属于德军的精英部队。7万德国人被俘。德军占领的土地价值不高,或者毫无价值。没有一处具有战略地位。德军的战线被拉长了50英里(约80公里),还有能力防守战线的部队急剧减少了。德国人向前占领了一大块突出阵地后,身后则留下西线最好的防御工事不用。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挖地修建防御工事,新阵地缺少支撑体系,各种条件都异常恶劣。
鲁登道夫促使德国的敌人做出巨大的调整,这些调整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精力充沛的福煦初步掌握了统一指挥权,而且美国人也被迫投入更多的力量。在米夏埃尔进攻计划之前,潘兴保存着大量兵力,而且士兵数量不断增长,令人十分嫉妒,他集中精力培训部队,使之能在1919年参战。德军发动米夏埃尔攻势,改变了潘兴的判断。“盟军现在非常虚弱,我们必须今年给予帮助,”他在要求华盛顿加快向法国出兵时说,“明年有可能太晚了。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坚持到1919年。我们必须在今年帮助他们。”潘兴在3月28日时并不知道紧急情况即将受到控制,急忙去见福煦,正式请求按照福煦的意愿使用美国军队。从那天起,美国人开始打仗了。
背景:鲁登道夫
对埃里希·鲁登道夫来说,事态从来没有像1918年这样坏,或者说,从来没有像1918年这样有如此多的坏事。坏事越堆越多,他显得越来越脆弱。
他这个人有一种永远不满足的工作欲。但是,同事们近来发现他时常不做任何解释便悄悄离开德军总部。一名医务人员在撰写回忆鲁登道夫的书中写道,有人偶尔听到他在哭泣。
为鲁登道夫工作的军官开始担忧他的状况,怀疑他是否还能继续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安排精神病医生来给鲁登道夫看病,这位精神病医生是鲁登道夫认识的霍赫海姆博士。
霍赫海姆博士来的那天,大家都胆战心惊,想知道他会如何劝说鲁登道夫,竞相猜测鲁登道夫可能的反应。鲁登道夫是一个僵硬、冷漠的人,毫无幽默感,善于严格地控制各种感情,不过,他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会发脾气。人们估计,到时候肯定是一场令人不快的难堪。但是,结果却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看来鲁登道夫需要更深入的精神治疗。
像很多人预言的那样,鲁登道夫对有人打断他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不过,他同意见一见医生。“我以诚挚的心情、急切的语调、温暖的词汇告诉他,我内心有一个极大的悲哀,因为我注意到他多年来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件事——他自己的精神,”霍赫海姆博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过度的疲劳。没有娱乐,没有欢快,吃饭狼吞虎咽,不给自己喘息时间,不笑,不看自然界,不看艺术,既不听森林的沙沙作响,也不溅泼小溪中的流水。”
鲁登道夫坐着一言不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说:“你说的都对。我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应该做什么呢?”
霍赫海姆博士极力劝导鲁登道夫从阿韦纳的狭窄营房转移到比利时的斯帕,那里有比较舒适的住处。他推荐鲁登道夫多散步、多做深呼吸、改变工作程序,多休息、多睡觉。鲁登道夫认真地遵循这些要求,有时甚至急迫地改变自己。好的生活习惯使他的痛苦减轻了。
鲁登道夫和霍赫海姆博士经常见面交谈。这位精神病医生的最终诊断是:“这个男人极端孤独。”
极端孤独:这就是鲁登道夫生活的主旋律。他在孤独中已经生活了45年。一次意外使他突然找到摆脱孤独的出口。然而,孤独现在再次把他包围起来。他的这种心态可以从他最近说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在霍赫海姆博士给他看病之前不久,传来一条让他心碎的消息,他听完这条消息后说:“这场战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
鲁登道夫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但家境一般的家庭(他母亲有贵族血统,但后来成为穷人),家中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三。儿时他有三个特点。他有洁癖,从来不玩有可能弄脏鞋子的游戏。他是一个既勤勉又有天赋的学生,数学特别好。他不会交朋友。他的父亲是骑兵上尉,是他父亲拉着他进入军队的。他进军校的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异,不仅被批准入学,而且被安排和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他的各项成绩都异常突出,只是体育不好。他的体态不优雅,这是他有别于其他同学的另一个地方。由于他年龄较小,加之极度的谨慎(他对冒险和事故一点兴趣都没有,而其他学生和年轻的军官出于本性都喜欢),所以他总是一个局外人。他是一个苦工,一个书呆子,但极有天赋。
服役后,按照惯例新兵要进行岗位轮换,鲁登道夫在每个岗位都异常出色。他二十几岁时被选送到战争学院学习,这是一项荣誉,只留给最有希望的年轻军官。学院的指挥官发现了他的能力和成绩,给予他学院所能给予的最高奖励:未来在德军总参谋部的任职机会。他40岁的时候才来到柏林,官阶是少校,与神话般的人物德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一起工作,他曾称施利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施利芬退休后,他被提升为中校,成为小毛奇的红人。他帮助小毛奇把施利芬以压倒性优势包围法军的秘密计划转化为德国的国策。
他此时仍然孤独。
有一天晚上,鲁登道夫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走路回家,在路上,他发现有一个女人站立在雨中等待着,他此时已经44岁,早就打算保持永久独身了。他把自己的伞与她分享,那女人感激地接受了。她就是玛格丽特·佩尔内特,这个美丽、可爱的女人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维持着一个不愉快的婚姻。不知何故,他俩相爱了,相爱对像鲁登道夫这样封闭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等到佩尔内特与丈夫离婚,他俩立刻结婚。
新家庭给了鲁登道夫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生活。他非常愉快,孩子们都崇拜他。他仍然坚持严格的作息制度,早晨7点前必须出门上班,进餐必须一分钟不差。但是,他生活多了一个新空间,多了一种新联系,由于他的速成家庭,他拥有了一种更宽阔、更愉快的体验。种种迹象表明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是亲密的、幸福的。他的事业兴旺发达。他成为毛奇手下计划部门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预感到大战即将来临,于是在大力扩军,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也招致许多人的反对(说他扩军力度太大)。1911年,他晋升为上校官阶。1913年,他成为杜塞尔多夫团的指挥官。不到一年,他成为一星将军,成为一个旅的指挥官。大战一爆发,他立刻被提升为二星将军,并被任命为正在准备入侵法国的德国第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为了能接手这个新职位,他退出了列日攻坚特种部队,那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夺取比利时人堡垒的计划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的杰作。列日攻坚成功使他第一次品尝到荣耀的滋味。他获得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并且与兴登堡一起被委派去东线指挥作战。
鲁登道夫的继子都以他为榜样选择军人职业,渴望参加战争。大儿子弗朗茨是一个有希望的年轻人,几乎与鲁登道夫一样有天赋,并且在朋友当中非常受欢迎。他在1914年被手榴弹炸伤,获得铁十字胸章,军方认为他不再适合作战。他开始申请成为飞行员,也许是因为鲁登道夫的帮助,最后才获得批准。几个弟弟学着哥哥的样子都成了飞行员,在东线参加战斗任务。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弗朗茨遭受脑震荡和髋关节骨折的打击。恢复健康后,他立刻回到战场。1917年9月,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被击落而阵亡。鲁登道夫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回柏林,把噩耗告诉妻子。他感到悲痛,也许还有一种负罪感,毕竟是他帮助弗朗茨成为飞行员的。玛格丽特的心都碎了。
鲁登道夫与他年龄最小的继子感情最亲密,他俩有相同的名字。1918年3月,有人给鲁登道夫一个口信,只有十几岁的小埃里希在英军防区内被击落,生死不详。不久,德军发动米夏埃尔攻势进入法国领土,鲁登道夫获悉德军发现一座新坟墓。坟墓上用英文写着:“这里埋着两个德国飞行员。”他赶到坟墓现场,命令挖出尸体,其中的一个确实是小埃里希。小埃里希的尸体被临时埋在阿韦纳,因为有计划将其运回柏林。
这就是鲁登道夫悄悄从德军总部消失后要去的地方:他要坐在小埃里希坟墓前冥想。这也就是那名军医说的“偶尔有人听到他在哭泣”的地方。
一切都变了。玛格丽特的精神崩溃了,从此萎靡不振,忧伤和恐惧缠绕着她。就像鲁登道夫自己说的那样,他感到战争夺走了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