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联络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德、博古、周恩来，没法了解战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势在不断变化，刚刚收复的阻击点很可能马上失守，刚刚突围而出的部队很可能又陷入重围。他们也都担心，在这变幻难测的形势后面，可能隐伏着想象不到的后果，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

李德已经失去驾驭全盘的能力。这时，他才知道，率领八九万大军在敌人重重阻拦下远征，与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垒战是两回事，跟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桌前的图上作业，更是天壤之别。

即使在短暂的睡眠中，李德也未曾得到安宁。只要一闭上眼睛，他面前就出现一幅漫无边际的地图，恍惚中看到地图上出现的田野河流和山丘。标示着战争实况的红色、蓝色箭头交错在一起。他苦苦思索，想弄清这些蓝箭头可怕的含义。他还历数了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远征，想从中找到某种借鉴。

现在，李德把一切希望和全部热情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越快越好！

红军减员虽大，但大都是出征前的新兵，红军主力仍然保留着，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可是，二、六军团此时在哪里呢？

红六军团是红军主力兵团之一，也是在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二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六军团的转移，是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吸取了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经验。

当时人们所想，与后来经过“清算错误路线”之后的历史记载是很不一样的：

史载：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始则采取坚决进攻的错误方针，继则实行退却逃跑，于10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苏区；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川陕苏区初步建成。尔后，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舜尧会同杨森和刘存厚等部对川陕边根据地的三路围攻，歼敌一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人。

1933年10月，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会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人。

1933年12月至翌年9月，红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川军约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

……

那时对左倾路线的认识与后来的看法正巧相反：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不是张国焘的罪行，而是适应形势的必须行动，因而才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红四方军发展到八万人，这是张国焘的功而不是他的过。

那时候，各个苏区都有大大小小的转移。

六军团的远征是正确的吗？二军团的转移是正确的吗？红二十五军的转移是正确的吗？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是正确的吗？如果这些大的奉中央之命的战略性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当时王明左倾路线之下的中央指示不也成了正确的吗？还是错的并不全错，对的并不全对呢？不然，为什么独独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按尊卑而定褒贬，看沉浮而事扬抑，历史便成了任意转动的魔方。

这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略转移的计划和措施，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哪些达到了预期目的，哪些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未能达到；李德和博古都不太清楚。但有一点他们是痛切地感觉到了：六军团与二军团未能按原想的那样顺利地会合，这不能不使中央红军的西征向后推移。

由于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李德很喜欢标示地图。他可以在地图前静坐很久。在地图上，他看到现实的战场，看到战火纷飞中的攻防进退，犹如亲临其境。在这地图作业里，他善于捕捉住某种瞬息即灭的思想的火花。

李德绘制地图，简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他不但非常细微地画出敌我双方的位置、行动、双方指挥员的指挥意图，而且善于用线条的粗细，箭头的形状（大小利钝的区别）显示出敌我双方行动的鲜明的特性。他标的地图是活的！

李德对眼前的这张标示得零乱不堪的地图很不满意，他怀念他的独立房里那张由他亲自标的地图。

两个月以前，那的确是沉重的时刻，他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团团转圈，忽而停下来，疾步走到粉墙上的挂图前，用阴郁的眼光盯视着六军团用连日苦战画在上面的血红的曲线。他站了很久，似乎想用自己的热情、希望、焦灼去感动那只红色的箭头，他恨不能用他高大的身躯挡住敌军阻截的炮口，用有力的双臂推着六军团的脊背直线开进。他把六军团看成是中央红军西征预先挺出的刀锋。

1934年9月3日，红六军团电告中央：他们已经进至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在灌阳与文市一线展开，在击溃湘敌十六师和桂敌十九师之后，决定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乘虚抢渡湘江，而后向西延地区挺进。

李德在地图上寻找，但他一时无法找到西延地区。他弄不清这个陌生的地名是在桂北、湘南还是黔东。

1934年的9月，赣南的秋老虎露出热魔似的威势。屋前的几棵孤独的洋槐，像病了似地无精打采地低垂下枝条，油绿的叶子像火烤了似地卷了起来。屋前屋后的稻田里，蒸发出带有火药气息的怪味，混浊的水冒着泡，像有火焰在底下烧煮。

李德要闷死了，他仰头看地图时，汗水向眼角里流。

“他在为世界革命吃苦！我要满足他的生活需求！”这是李德新婚不久的妻子肖月华的心声。这位纯朴的健壮的山村姑娘，把“革命需要”当作爱情，嫁给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那时，在极为封闭的山区里，嫁给一个洋鬼子那可需要百倍的勇气和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爱情”是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她只能接受。既然是人类，总有相通的地方，他们能满足双方的生活需求，而且有一种不被外人所理解的恩爱。尽管后来，他们闹翻了，李德爱上了与江青一起从上海到达延安的李丽莲，但那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享受过、痛饮过爱情的美酒。肖月华为了尽国际义务和妻子的本分，她那从小只会淘米的手，竟然在李德的教授下学会了烘烤她从未见过的洋面包。

炎阳已接近黄昏，收敛了它的威焰，肖月华用自己的竹编笸箩端来了褐中透黄的小老鼠似的面包。“这次烤得特别好。”她脸上带着几分惬意和虔诚。

“滚开！我什么也不要吃！”李德粗暴地一挥手，把笸箩打翻了，两个面包飞到了屋顶，一个面包打在肖月华的脸上。她呆愣了足有十秒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丈夫的满脸怒气她看清了，却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她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下唇颤抖着，眼里忽然涌满了泪水：“我的面包没有烤煳啊！”

李德也听不懂妻子作何解释，此时他根本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面包，他需要的是出路，需要的是二、六军团会合的好消息。

当妻子捂着脸呜呜哭泣着跑出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失态。他本想追出去宽慰妻子几句，怎么宽慰？叫翻译来？他痛苦地向门外瞥了一眼，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耸耸肩膀，算了，然后回到屋里俯身捡起落在方砖地上的面包。

妻子没有回来。屋子里一片寂静，黄昏的凉风吹进来，特制的大竹床上的白纱蚊帐微微飘动。他想喝杯咖啡，在他加糖搅拌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离别人世的母亲，想到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的那间木板房屋。那时，妈妈两手急速地转动着，用拆洗过的旧毛线给他编织一件出征的薄毛衣，而他端着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深情地望着年老多病的母亲。

几天之后，他穿上母亲手织的毛衣，上了火线。他还记得在战斗的间歇里，寄给母亲一封信，附着一首小诗，记忆深处只残留几个不连贯的断句：“我在巷战中勇猛地冲向敌人。”“我追寻真理像思念母亲。”

他不久就被捕入狱了，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收到了那封信。对亲人的怀念加重了对肖月华的愧疚，冲淡了他对六军团迟迟不能落脚的忧烦。他放下咖啡杯（这是通过地下交通网，从汕头转长汀同咖啡壶一起买来的），想去找肖月华，在门外，迎面碰上周恩来：“你要出去？”

“噢，闷死了，”李德极力掩饰着沮丧，“我想到田埂上散散步！”

“那好，咱们一齐走走吧，”周恩来微笑着，“中国有句古诗，叫夕阳无限好……”

“可是，夕阳已经下去了。”

“那也并不遗憾，还有一句：为霞尚满天。人生总是有得有失，我看晚霞比夕阳更漂亮。”

此时的霞云的确漂亮。橘红色的云带热烈而又凝重地布满西天，落日，以眩目的鲜丽和欢快的威严，把万束金箭从巨岩簇聚的云石山后，成扇面形射向蔚蓝色的、不可名状的宇宙深渊。放眼四顾，美不胜收，使人目爽心畅。徐徐晚风，吹散了白天的燠热，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惠。田间的早稻已收割完毕，晚稻也丰穗初吐、青中见黄了。他们沿着野草覆盖的小径，用英语交谈。远处传来训练新兵刺杀的喊叫声。

“是有人向你告了我的状吧？”

“当然，冤枉了人嘛。”

“我心里烦躁透了，六军团的迟迟不能立足……”

“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脱节。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诗，我用英语说出来，可能就不像诗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你想，汹涌澎湃、咆哮万里的黄河为什么只能曲折回环不能直泻入海呢？”

李德沉默不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想得太简单了，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认识不足……”

“你对这次战略转移总的估计是怎么样的？”李德在较宽的田埂上站住，转身面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淡蓝色眼睛里漾出忧伤，“是比四方面军的转移顺利些还是困难些？”

“当然是困难一些，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周恩来说，“首先，敌人的兵力比围攻鄂豫皖的强大；其次，是我们的家当太多。”

“可以尽量轻装。”

“轻装当然可以，但是中央苏区跟鄂豫皖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我们有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三大机关，这是三个沉重的包袱，不背不行。”

“可以带少数负责人走，其他的……”

“恐怕不行，红军主力一走，白色恐怖必然降临到苏区，大量机关干部都不是本地人，在无足够兵力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丧失。”

“多带些也许可以，把他们分散到各军团去，也许不至于影响部队的行动。”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周恩来似乎松了一口气，转移中的庞大的机关，是他一直思考而又找不到妥善办法的大问题。“我们可以跟博古同志专门研究一次。”

新兵收操了，唱着歌从他们面前的大路上走过去。

“我们尽快组建新的军团，”李德看着新兵的大刀和梭镖在晚霞中闪动着火焰似的光，“只是武器太少了，大刀长矛只能近战不能远攻……”

“我们的几个主力军团损耗甚大，亟需补充，我觉得以老带新会好一些。”

“新兵只要打几仗就变成老兵了。”李德一心想着新军团的组建，“在慕尼黑的街垒战中，我们的起义者大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他们打得英勇、顽强，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残酷镇压下，坚持了将近二十天，战斗力之强，连敌人都感到意外。”

“我们再跟博古研究吧！”

此时，田野已溶在深灰色的暮霭里。周恩来指着明亮的窗口说：“你该回去了。那里有人等你吃晚饭……当然面包也许吃不成了！”

“我已经吃过了。”李德脸上绽出了一缕近似顽皮的笑容，轻松地舒了口气。他的一切忧烦、焦虑和愧疚，溶化在一种温馨的、不可思议的柔情里，当然，是暂时的……

1934年9月4日，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9月5日，占领西延县城。

9月8日，中革军委给六军团下达了补充训令：

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至少要在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一个旅以下单位的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

在这一训令中，由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极端的秘密，尤其是转移方向，更是关系到全军成败的核心机密，不能公开言明。但是，要求红六军团所进行的任务，无疑是吸引与调动敌人于城步、绥宁、武冈山区，然后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区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即将向此地域开进的中央红军。

9月4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项英写信给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目的仍是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9月9日，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湘桂两省敌军集结重兵，企图围歼我军与城步地区的情况，由西延地区继续西进。11日至城步以西的丹江口地区，跳出了敌人合围，而后转兵向南。17日乘虚袭占通道城。18日进至靖县新厂，在新厂东北岩崖山，歼灭孤立之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20日六军团进至贵州清水江以南的黎平，这里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歧视与压迫，与汉人矛盾很深。初时，他们又误以为是反动军队，手执刀矛弓弩，扼山守寨，给红军造成很大困难。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和广泛宣传，并积极争取团结土司头人，才消除其敌对态度，转而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勘察渡口、找船只、绑扎木筏、架设浮桥。

红六军团于9月23日由锦屏县的瑶光及清江县的南孟两地渡过清水江和沅水，拟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同位于印江思南附近的红三军（后改为二军团）取得联系。

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为了阻止两个军团的会合，已抢先开到沅水以北地区。

所以10月4日，中革军委急切地发给红六军团一个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可见，中央红军多么殷切地期待着二、六军团迅速会合，以便迎接他们即将开始的西征。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进至四川的酉阳南腰界，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

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约四千四百余人。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

从此，红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战略转移，历时八十余天，行程五千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终于达成，转入到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中央红军急切地循着六军团的开进路线匆匆而来，抢渡湘江的地点仍是六军团的渡江地点，过江后的开进方向仍是西延地区。作战局提供的一切情况表明，形势还是有利的，在李德、博古看来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已为期不远。

他们凝视着地图上大约有筷子那样长的距离，沉浸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遐想里，一时间，忘记了湘江两岸还在激战，也忘了由于损失惨重，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李德猛然间把脸仰起来，蓝色的眸子一扫憔悴沮丧的神情，射出欣慰的振奋的光彩，望着周恩来：“即使困难再多、再大，我们在一个月内总可以跟二、六军团握手了！”

“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周恩来是有南昌起义经验的，他一直担心，路上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不能说出来，信心是一切胜利的前提，“我的想法是，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李德过分亢奋、过分乐观的情绪，由于周恩来的提醒，慢慢冷静下来：“万一不能会合呢？”他的心境顷刻之间变得黯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