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雨后的黄昏，端纳漫步在南昌街头。行营重地，随处都是军警，安全可保无虞。

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信步而行，他被回忆的纤丝细缕所缠绕，尽管他受着蒋氏夫妇的信赖和优待，尽管他性格散淡而不计名利，但他并不总是愉快的，他时常处在一种迷茫空虚和孤独中。他早已厌倦了国民党内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一种侨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感，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他的心。

此时，有教堂悦耳的钟声传来，钟声徐缓悠扬、庄严而又亲切，他不由得循声走去，进入一个僻静的小巷。

城市的暮色渐浓，暗蓝色的天幕柔和、明净，给人一种近乎玄妙之感。

端纳知道，在他那张雪白台布罩起的小餐桌上，已经有晚餐恭候，但他不想回去，钟声给他一种圣灵庇护的福乐之感，他的灵魂似乎在钟声里徐徐升入天堂，去享受人间没有的安怡之乐。

端纳循着钟声，穿过狭窄的街道，去寻找在暮色苍茫中向他召唤的教堂。蜿蜒曲折的街巷显得格外幽静，在毗连的高高低低的房顶上，天空像闪光的河流平静地伸展到远方的大海。

他已经看到教堂里时隐时现的灯火，他刚要踏上整洁的台阶，忽然耳边响起嘶哑的咳嗽声，像幽灵似地从教堂旁边冒出一个黑影。他先看到一双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霭中像弯曲的铁钩要攫住他似的，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喊：

“行行好吧，老爷！”

端纳不敢细察这个乞丐的脸，慌忙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他，那张纸钞（他不记得面值是多少）飘然落地。当那个乞丐俯身去拾时，又有一双小黑手向他伸来，依然是凄厉的喊叫：

“行行善吧，老爷！”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台阶，逃避魔鬼似的走进教堂，他并不吝惜第二张钞票，他感到在教堂门外集聚着乞丐，本身就是对仁慈的上帝的亵渎。就在他进门之时，他听到两个乞丐为抢夺那张飘落的钞票的撕打和诟骂声。

“弱肉强食！”端纳预感到后来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终会把那张钞票夺在手中。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伸向袋内，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一张，以解决这场纷争。

他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经过一处战乱摧毁的乡村，那本已破旧的房屋在燃烧中倾塌。衣不蔽体的饥民，满脸灰垢和泪水，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的怨愤之声，直达天庭。他，端纳，这样尽心尽力地为蒋氏夫妇出谋划策，致使连年战火遍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饿殍盈野，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纣为虐呢？端纳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寻求补救或赎罪，急忙又走下台阶，把第二张钞票塞给那个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头生怕再遭抢劫，只疑心地望了这位洋大人一眼，便转身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这时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音乐之声，这宗教的音乐，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用优美的旋律编织成欢乐的花环，凭空撒下，飘落在端纳的心头。

与他所见过的大教堂相比，这个教堂未免太狭小太简陋了。祭坛上烛火闪耀，大约有十几个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祷。他记起童年时，初次被母亲带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所感到的好奇与惶惑。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总是一样的。

端纳并没有跪下，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此时，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地涌来。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上帝面前忏悔还是辩解，他不能在这种梦幻似的境界中对现实生活作冷静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鲜空气，使自己清醒过来。

他从教堂走出来时，又有几个乞丐向他伸出手来。有的竟拦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哑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爷！”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这叫声是乞求还是诅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也分不清这些乞丐是可怜还是可恨，他也辨认不出其中有没有刚刚拿到他的钞票的两个人……

“丑恶！丑恶！”他怒冲冲地冲出乞丐的重围。他听见背后扬起一片咒骂和狰狞的调笑声。

他原来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向是泾渭分明的。他本无非分的欲求，无须弃善行恶。可是，现在这忽然成了问题，自己也陷入善恶难分的魔潭之中。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杀人如麻，谓之善，而北洋军阀却谓之恶；上海“四一二清党”，国民党谓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却谓之恶；在蒋介石征服各地方实力派时，互相争权夺利，使中国大地沉入战乱的血海，各认为自己是善而对方是恶；现在，蒋介石全力投入对共产党的作战，共产党谓之作恶，而蒋则认为行善。

那么善恶的界限在哪里？

假如端纳知道毛泽东和罗自勉那场善恶之争时，他又作何感想？两个世界观人生观绝不相同的人，在善恶的思辨上是同工异曲还是殊途同归呢？

他，端纳，以多年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才华为蒋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职尽力，到底是在为善还是为恶？

如果像国民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幸福，那么，他端纳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产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黑暗的地狱，那么，他端纳就是在作恶了。

端纳跟冯·赛克特有所不同。后者是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分子，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善恶的观念，只存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铁与血”实现他的信仰，不分是非。端纳是记者、编辑，他的财富是他的学问。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但他不是那种不问是非的死硬派。

端纳的思索很容易陷进自相矛盾中，如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善恶是非，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是非，那么，善恶是非的客观准则是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一切派别和各种势力都服从他才是善，而各派势力却认为是恶。如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们也想称王称霸，当他们的力量能够力挫群雄时，他们不也要消灭异己吗？那时，他们就跟蒋介石一样，把吞并异己统一中国谓之善了。

端纳终于想到了立场问题。中国历史上讲春秋无义战，何止春秋时代？那只能各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团利益而奋战，各为其主，而无是非可言了！

难道真无是非？他想起国民党杀进苏区时，见到一个个苏维埃政府门上贴着同一副对联：

豪绅不入地狱

穷人难进天堂

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共产党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进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进地狱。”那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拼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许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吧？

那么，谁入地狱，谁入天堂，就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了。

端纳又陷入弱肉强食的法则。

端纳的思索，不可能达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国的统治集团，善恶是非因人而异飘忽不定，像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一切道德、准则都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利益、权力、意志的表现。弱肉强食的法则，就是把残忍、疯狂、犯罪合理化、制度化的专制主义的法则。我去侵略别人，那是因为我有力量；我被别人侵略，那是因为我是弱者，并不是因为我的善良。

端纳的思绪自然向叔本华和尼采倾斜过去：

叔本华认为：人的生活意志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利己主义，而永远得不到满足，以致人类历史是无止境的屠杀、掠夺和欺压，所以说人的生活意志是万恶之母、痛苦之源。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平常人只不过是“超人”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超人”有权统治和奴役“群氓”，“超人”为了夺取权力，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战争是自然规律。

端纳按着这两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去剖析历次战争：“那些成十万百万死在战场的士兵是不是为某些‘超人’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呢？”

他想是对的，蒋介石不正是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意志而驱使前线将士浴血搏斗吗？

目前的现实，似乎又不能完全印证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端纳又倾向于信仰的力量：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是基于三民主义革命的信仰，北伐后陷入争权夺利便是信仰的丧失，信仰的丧失便是革命性的丧失，也就是腐化的开始。

共军之所以那样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求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挽救国民党之法，唯有挽救信仰。”端纳仰起头来，看到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上方写着孙先生亲自手书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 那么，蒋介石现在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统一中国，这跟“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

[1]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5—27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并决定出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国民党三大，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2] 尉缭，战国时代军事家，著有《尉缭》三十篇，列入兵形势家，今尚存二十四篇，称《尉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