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沉的天气慢慢开朗了，云层变薄、变碎，透出朦胧的忧郁的阳光，给李德一种凄楚之感。他从遐想中仰起头来，忘记在溪边坐了多少时候。右腕上的欧米茄告诉他已是下午五点钟，他离开会场已经将近两小时了。

远山沉落在微红色的薄雾中，他觉得那山是活动的，要远离他而去，但距离却不变化。他知道不是山移是云移。他立即联想到对他与博古的种种指责，看似我错非我错。

他听到脚踏草丛的声音，缓缓地回头，看见博古正向他走来，黑红的脸上挂着掺有几分焦灼的微笑，眼镜片在夕阳下闪着光。李德站了起来，两腿立即袭来一阵针刺般的酸麻。

“散会了？”

“刚散，你让我好找。”

“我实在不愿意参加这种会了……”李德指着另一块石头，要博古坐下，“耳不听，心不烦。”这句话是用德国民谚说出来的，“掩起耳朵来，一切都清静。”

博古看着那冷硬的石块，他宁愿在厚厚的草丛上席地而坐，双手抱着双膝，仍然不失他的快活和热烈。

“你离开会场，是个失策。”博古感到这是李德性格的缺陷。他有才华，有魄力，有胆识，但缺乏涵养。他不记得哪个哲人说过：怒气如下坠之物，把自己粉碎于所降落的东西之上。

“为什么？”

“退席，等于退出阵地，失去了争辩的机会，等于把讲坛让给了别人，让他们说一面之辞，让到会者听一面之辞……”

“争辩不争辩是一个样！”李德顺手揪了一把枯草，胡乱地撕扯着，“反正他们背后都串通好了。王稼祥、洛甫倒过去，这是早有察觉的，现在周恩来的态度很使我气愤，他是举足轻重的。本来，莫斯科来的同志是应该团结一致的。”

李德的懊恼与失望是可以理解的，“最高三人团”犹如中国代表权力象征的鼎，如果失去一只脚，那是要倾倒的。

“毛泽东利用了洛甫对我们的不满。”

“他有什么不满的？让他在政府里去替代毛的权力还不行吗？”

“他感到有职无权。”

“怎么会无权？”

“因为一切权力集中在‘三人团’。”博古不愿把更深层的推测说出来：他跟洛甫在同学期间，洛甫是大哥。现在他被博古领导，而且领导得并不好时，是不会没有想法的。

“会议的结果呢？”

“我跟凯丰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我们不能从军事上说出更多的理由，而周恩来又倾向于转兵贵州……”

李德沉默不语。

“我也想了，转贵州，也不过是推迟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时日，到头来，还得会合。这就像下棋，现在很难说哪一步棋对，哪一步棋错，只能走着看。”

“问题是，未来的责任落在谁的身上？”李德冲动起来，蓦然站起，点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在指挥这支部队还是毛泽东在指挥这支部队？我们的权威在哪里？功过是非由谁来评定呢？我们怎样向共产国际交待啊？”

李德的嘴角抽搐起来，脸上出现了褐色的斑点，双拳紧握，微微发抖，大鼻子的两翼翕动着。散淡了的委屈之情重又在胸中泛滥开来。他一脚把一棵拇指粗的山毛榉踩倒，他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

精心构制的辉煌的大厦崩塌了。英雄的梦幻灭了。

李德忽然发现，他以勃勃雄心刻意筹划、甘冒风险、梦寐追求的伟业，只不过是一场壮丽的梦境。他预感到自己权威的丧失，脚下便是他命运的顶点。像他踏折了那棵稚嫩的山毛榉，命运之脚也把他踏折了。他那一向刚毅不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在突然袭至的懊恼中，意外地丧失了。

他颓然地重又坐回冷硬的岩石上。

博古愕然地看着军事顾问的失常表情，发现他淡蓝色的眼睛里转动着泪花，顿觉历史似乎在他身上抹了特别浓重的宿命色彩。

博古比李德豁达：“我想，历史总是公正的。”他站起来，“走吧，今天晚饭有牛肉吃。”

“牛肉？”

“对，是部队送给总部的，这是渡过湘江之后的第一次缴获。”

他们走出树林，紫水晶似的黄昏已为朦胧的夜色所代替。在山丘上挖掘的人群三三两两地向驻地走去，边走边喊，并互相戏闹着争夺，他们把收获物抱在怀里或是用破衣兜着。

“喂，你们挖的什么？是红薯吗？”博古李德和他们走在一道了。

“红薯地早叫前边的部队翻了几遍啦！这是蕨根[1]！博古同志，你给顾问翻译一下，”有个快乐的休养连的女战士送给他一块光滑的、粘着沙土的山药似的块根，“就说，这是中国洋参，看他信不信！”

“我看，他不会信。”

“不见得，不然，你试试，”那女战士莞尔一笑，悄声说，“糊弄洋鬼子还不容易？”

博古一脸尴尬且具愠色，觉得应该训斥这个顽皮的小鬼一番，太不礼貌了，但又看到她天真无邪、绝无恶意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仅仅是开个善意的玩笑罢了，也不由得笑了。

“你们说什么呢？”李德发生了兴趣。

“这小鬼，要把这块营养丰富的、吃了可以长寿的药材送给你。”

“真的？”李德把蕨根接在手里，翻转着，愉快而又虔诚地说，“刚才你们就是挖这个？怎么个吃法？”他作出往嘴里放的样子。

那女小鬼见此效果，得意极了，咯咯地笑着，用手势告诉洋顾问，可以放在锅里煮。

博古在旁边嘻笑着。

“可以让肖月华同志帮我煮吗？”李德似乎发现小姑娘在逗他，他也装作上当受骗的样子，以增强逗乐的效果。

“坏了！”女战士向博古悄悄地说，“这蕨根就是肖大姐发动大家挖的，开头大家不相信能吃，她说，她从小就是吃蕨根长大的，你看她多壮啊！要让她看到，不就露馅了吗？”

“那问题可严重了，”博古故作惊慌，“肖月华在哪里？”

女兵指着另一处山头，说可能在那里，并担忧地说：

“她很会找，一挖一个准，我看她会挖很多回去的……”

“看，闯祸了吧？糊弄洋顾问罪加三等，要军法从事哩。”博古做了个割脑袋的威严的动作，“快道歉吧！”

“你就说不能给肖大姐煮……”

博古照样翻译了：

“为什么？”李德大惑不解。

女兵转身跑了。

“大概怕肖月华吃醋吧！”博古忍住笑说。

李德仰天大笑。

这时，天边已经出现了几颗明星，向他闪烁着温柔而又热情的光芒，他那由于委屈痛苦而收缩的血液，突然流畅起来。他那一度枯竭龟裂的心田马上注满了春水。

“谢谢。”他看着那个小女兵的远去的身影消失在暮霭里，然后把蕨根塞进特大的衣袋里。

为了宽慰李德懊恼沮丧的心情，博古作了个小小的安排。他找了个借口，把肖月华从休养连里找来，让她跟李德度过一个难得的夜晚。

这个安排在当时来说，并不容易。在长征途中，为了军纪和对部队的影响，随队的女同志大都集中在休养连，丈夫和妻子是不能在一起的，大家都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这在具有西方观念的李德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每当他心情烦闷或是特好时，他总想到休养连去找自己的妻子，但却很少找到住在一起的条件。李德虽然无法从这位不懂外语的农村姑娘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宽慰，但他们在一种人生需要的抚慰中，也有着幸福的时刻和强烈的感情。

当然，他们的感情绝不会发展成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是人类天然的性欲需求，正好表现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结构的生动性。

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关系的达尔文，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中人和动物同出一源。按照他的说法，动物世界也存在悲欢、爱美、性和情感，有性生殖还在人类及其文化出现之前就构成了爱情的成分。自然界中的配偶的结合，必然使情感的运动和深刻的心理体验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且不管达尔文的看法是否精当正确，李德和肖月华双方都有着急切相会的需要，然而休养连的纪律过分严格，以致限制了他们相见的自由。仅有的几次相聚，已经使休养连沸沸扬扬。孔孟的旧礼教仍在革命队伍里发挥作用，使李德感到既奇怪又愤慨！

当他和周恩来说到自己的苦恼时，周恩来笑笑说：“孔夫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你必须有所约束而服从纪律，不然就没法以身作则带兵打仗。”周恩来向他解释了很久。

这次相聚，使李德开始好转的心情平添了几份甜意，他暗下决心，要给妻子以更多的柔情。

肖月华竟然给李德带了一块煮熟的蕨根来。他虽然饱餐了一顿牛肉，还是把带有土腥气的苦涩的蕨根也吃了。这使肖月华很为惊异，但因为语言不通，丧失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一夜，李德睡得很沉，只是在天将微明时，他回到了慕尼黑的伊斯玛宁，见到了他的母亲。母亲用旧毛线给他编织着毛衣。他向母亲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孩子，谁都受过别人的委屈，谁都委屈过别人……”

他醒过来时，这句话竟然如此清晰地留在记忆里，使他分外惊讶。

一年半之后，他在延安，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自己的缺陷失误和委屈，斯诺把他的感触写在《西行漫记》中：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历史法庭，厌听一面之辞，喜闻多面之理，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

[1] 蕨根，中国南方荒山皆有，嫩叶可食，俗称蕨菜。其块根如薯，含淀粉，俗称“山粉”。可供食用或酿造；药用，祛暴热，利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