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昔底德开始，谈论帝国衰落的话题就从未间断，因为人们眼睁睁地看见过一个又一个帝国在眼皮底下走马灯似的兴起又衰落，甚至谈论世界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这一话题也已被人争吵了半个世纪，早已不再新鲜。

真正新鲜的是谁敢预言：美国将在何时，因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衰落？这才是真正新鲜的话题。很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做出这样的预言。更不要说预言美国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谁将是美国之后的继任者了。

谁将崛起：当美国自己击倒自己时，中国该怎么做

从修昔底德开始，谈论帝国衰落的话题就从未间断，因为人们眼睁睁地看见过一个又一个帝国在眼皮底下走马灯似的兴起又衰落，甚至谈论世界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这一话题也已被人争吵了半个世纪，早已不再新鲜。

真正新鲜的是谁敢预言：美国将在何时，因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衰落？这才是真正新鲜的话题。很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做出这样的预言。更不要说预言美国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谁将是美国之后的继任者了。

保罗·肯尼迪为什么没有言中

保罗·肯尼迪30年前在他名噪一时的巨著《大国的兴衰》中，比此前所有人都更有力地触及这一话题——美国衰落时，人们一度以为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但不到5年时间，美国人就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保罗·肯尼迪的“误判”。

因为美国并没有按保罗·肯尼迪的预言衰落。尽管在他的预言做出之后不久，的确有一个帝国衰落了，但那是苏联，不是美国。苏联的解体总算部分地为保罗·肯尼迪找回了一点面子，但此后美国却无情地用其一超独大20年的事实，让保罗·肯尼迪的理论持续尴尬——看来，正确地提出问题，并不等于正确地回答问题，更不等于解决问题。

那么，保罗·肯尼迪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让一个人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没能正确地解答问题？原因很简单，保罗·肯尼迪仅仅站在历史的维度理解帝国的兴衰，而历史虽然常常在现实中惊人地重复着相似的故事，并从统计学的层面呈现某种规律性，但凡事总有例外。美国似乎就是个例外。仅仅从“权力的转移或更替”的一般规律看，美国明显偏移了这一规律。这一偏移仿佛真的在佐证“美国例外论”，但即使最坚定的“美国例外论”鼓吹者也说不清楚，美国为什么“例外”？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握在美国手中的那根权杖，与传统帝国——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并不一样。这根权杖并不是在不断地通过领土扩张、资源控制为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和荣耀的同时，又一点点加大帝国的成本，累积帝国的负担，损耗帝国的精血，直至新兴帝国崛起，完成权力转移，画完一条帝国由盛而衰的抛物线。

我在前面已反复讲到，美国的权杖是美元，是货币——金融霸权。这是历史上所有帝国都不曾拥有的权杖。这一权力可以使掌握它的帝国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不必重蹈所有老帝国的覆辙。这正是保罗·肯尼迪未能洞悉的美利坚帝国的秘密。不懂得美元，便不算懂得美国。

既然如此，既然美国与其他所有帝国都不同，为什么却仍不能摆脱帝国衰落的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保罗·肯尼迪尽管运算方式不对，却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原因则是因为美国犯了所有帝国都会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是致命的，那就是：不懂得节制。

所有的帝国，都会在对财富和利益不加节制的攫取中踏上帝国衰落不归路。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没能例外。美国用“产业空心化”的代价换取了“美元全球化”这一看似成本最低的帝国权力，在过去40年里，与整个世界展开了一场“庞氏骗局”式的对赌游戏，当全球每年不到百万亿的实体经济无力承受上千万亿的资本流量，当这种虚拟经济的游戏终于抵达它的最后边际——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到最远端时，所有“庞氏骗局”都不可避免的终点——向心崩溃，就会雪崩一样滚滚而来。

这就是一切金融游戏也是金融帝国与其他帝国相似又不同的结局。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美国衰落的结论并不认同，这些人认为我对美国的认识太悲观，甚至建议我应该到美国去看看，看看“经济正在强劲复苏”的美国，哪有衰落迹象。但我想告诉这些人，我所说的美国的衰落，不是我们此刻正在看到的美国。不容置疑，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第一核常军事大国，第一经济总量大国，第一科技创新大国，这些头衔美国人都还顶在头上。

即便从美国经济近期的表现看，我认为一定时期内看好美国或许应没有问题（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但从大趋势看呢，谁能否认美国正走在下行线上？而我说的美国正处在下行线上，绝不是重复那些已经被人喊了40多年的美国衰落论。除了在“美国衰落”这一结论上，我与保罗·肯尼迪看法相同外，其他毫无共同之处。我并不认同新兴国家的兴起将必然导致对霸权的挑战，从而也就必然导致美国衰落这样的结论。因此，我也就不认为美国为防止霸权旁落，以为只要遏制或打压住挑战对手，就可以延缓帝国的衰落。从此意义上说，我认为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挑战者，是选错了方向，也选错了对手。因为在不会太久的将来，真正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自身。这正是我与保罗·肯尼迪的分歧点：我不认为外部因素的挑战，是帝国衰落的主因，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是美国将走向衰落的主因。

虚拟经济吃尽了货币霸权的红利

是美国过度依赖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方式，正在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能量耗干、红利吃尽，因而也使金融帝国的活力一点点消失殆尽，这是美国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能量耗干、红利吃尽”？很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不能理解每一种社会都是一个生命体，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它的生命长度取决于获取和消耗能量的方式。过度或过快地耗费能量，都意味着透支生命。但这只是美国衰落最表浅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天性所驱使，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去一次次追逐这一目标，不知不觉间，已抵达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制度模式所能获取和释放能量的极限，从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新社会形态演化的临界点，同时也就是美国在其帝国抛物线过顶后开始向下滑落的转折点。

但美国看上去对这一趋势从根本上缺乏理解。这也难怪，看看历史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把人类历史的走势看清楚过？由此延展开去观察，如果人类能真正看清楚历史运行规律的话，那将会避免多少次造反、战争乃至革命。因为当一个社会没有真正出现导致社会更迭的要素条件时，也就是没能到达社会变革的真正临界点时，任何外力都不能使其发生真正的根本性变化，大国兴衰也要遵循这一定理。仅仅依靠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造反、战争，都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基本属性。这个最重要的引发社会更迭的要素，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在这一点上，杰里米·里夫金说得一点不错。(1)

长期以来，人们在对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上一直存在某种误区，就是对其可能影响历史的作用，评价过高。社会革命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比，哪个对社会的改变作用更大？比如，被历史学家们所钟爱的法国大革命，它真的对欧洲和人类历史那么重要吗？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对欧洲近代史影响巨大，但是其意义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的确，法国大革命可以造就一个新法国，并造就一支拿破仑带领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新军，满怀着昂扬的斗志和激情，去发动一场横扫欧洲“神圣同盟”的战争。

这是法国历史上，军队战斗激情达到顶峰的时期。在历史上，法国自恺撒远征高卢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如此激情。拿破仑借助大革命之力激发出了法国军队的激情，并靠它打遍整个欧洲，把一顶顶皇冠扫落在地。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位英雄改变了什么？他可以一时把欧洲的帝国全部摧毁，然而等到他自己走向滑铁卢的时候，那些帝国又都纷纷复辟，这意味着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法国大革命，依然改变不了欧洲的封建社会形态。

什么力量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不是造反、叛乱和战争，当然也不可能是今天美国所支持的从东欧到中东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因为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业已证明，当改变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要素尚未具备时，任何一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式的造反、叛乱和战争，包括大多数仅止于社会层面的“革命”，都近乎一次物理学意义上的无效做功。它们除了重复上演王朝的更迭的连续剧外，就是让社会财富一次次归零，从一小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小部分人手中。每一次财富归零，都意味着历史回到原点，纯粹社会运动的巨大破坏性，将使一切从头开始，殊不知，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必须在一代代人的财富积累中完成。逆此铁律而动，正是人类在几千年长史中低水平循环的原因。而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能跳出这一恶性循环，恰恰是让经济革命凌驾于社会革命之上，200多年里不再让财富归零，从而让社会得以有足够动力向前发展。其中的道理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促进两样东西的出现：一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是交易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改变将造成产能的飞跃，产能的飞跃会带来巨量的产品，巨量的产品会使旧的交易模式陈旧过时，这时候就必然会诞生新的交易方式去对应和消化巨量的产能。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的改变，最后必将导致社会形态改变。这才是欧洲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替代的根本原因。

把欧洲带进新社会形态的是大英帝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带来了产业模式的改变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一个新的社会由此诞生，这就是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切，我们就应该知道人类在自以为是中已经顽固了多久。美国人至今还没能明白这个道理。它还在像那些老帝国一样，以为把可能挑战自己霸权的对手打压下去，自己的霸权就可以千秋永固。它从未意识到，正是美国自己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而它主动放弃实物生产，用高杠杆的虚拟资本主义，已把资本主义自身的潜能和红利吃得所剩无几。

美欧反目，资本争夺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毁灭

整整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场新老帝国为生存空间展开的厮杀，本质上是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因为处于工业化时代（实体经济）的帝国，资源占有的多寡，是帝国兴起或延续的命脉。100年后，随着美欧发达国家陆续进入虚拟经济时代，游戏方式也随之改变。资源的占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新兴国家的手里。美欧国家则在过去40年间，大面积并且加速度地玩起了资本争夺的游戏。

如果说，20世纪结束时，“亚马孙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会在大洋彼岸掀起一场风暴”，还只是一句妙语，今天，当互联网为金融资本插上光速的翅膀时，资本这只蝴蝶翅膀每一次扇动，都可能掀起撼动全球的风暴。而美国，这只几乎只能依赖资本呼吸存活的帝王蝶，在新世纪降临之后，已经愈来愈需要频繁扇动资本的翅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于是，它与世界的资本争夺，就变得愈加剧烈。尽管表面上看去，世界仍在上演20世纪的老戏码：战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危机，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但洞察者会发现，从“9·11”之后，每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尽管代号不同，但目标都是一个；而每一场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尽管称谓各异，但动机并无二致，都在争夺同一样东西。

如果看不穿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力推中东、北非“颜色革命”，让这些国家破碎化？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欧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让普京趁乌克兰危机夺回克里米亚，同时导致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出欧洲？我们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要拼命提高产量，降低油价，结果是俄罗斯不得不出手打击IS？我们更无法理解，巴黎恐怖袭击与美元加息有何关联，而当奥朗德打算与普京并肩作战时，为何土耳其匪夷所思地击落俄罗斯战机？

这一切的背后，总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晃动，而它的指尖，始终指着同一个方向——资本！

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率先把资源的争夺上升为资本的争夺，并逐步形成“谁控制资本，谁就控制世界”的定式，把全球带入金融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为王”的时代迄今已绵延了近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用金融经济把实体经济变成自己的奴婢，也使整个世界匍匐在了美元的脚下，独自一家在金融世界里呼风唤雨。即使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它也仍无人挑战地唱着货币霸权的独角戏，这使它得以尽情地把全球资本为自己所用，尽情地享用纸币换实物的快乐时光，直到1999年，欧元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意味着更多人为制造出来的资本，加入到了切分地球有限资源和财富的游戏中。其代价则是：更多的国家边缘化、破碎化，更多的资源、能源被无限的信用创造所透支，更大面积的自然环境被破坏，更多的难民被制造出来，蝗虫般地涌入使他们陷入灾难的发达国家，让始作俑者自尝苦果。

可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那些灾难制造者们仍执迷不悟，一心沉溺于资本的争夺。争夺加剧之时，危机自然加剧。危机一波与下一波的间距开始缩小，频率开始加快，对手间对撞的概率也随之加大……更悲催的是，所有参与游戏者，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庞氏骗局，而所有的庞氏骗局，不论大小，最后的结局都是：当外延无法再扩展，不再有外围的利益向中心输送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心崩塌。

华尔街不相信这一点，美联储也不相信这一点，美国的统治集团同样不相信，就同“泰坦尼克号”上的所有人，在那个庞然大物撞上冰山前的一霎，都不会相信这一点一样。但最后，这一刻终究还是要到来，只不过，这一刻与100年前正好相反，100年前，当所有的帝国纷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倒下时，在它们身后站起来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世纪。而这一次，随着最后一个帝国倒下去的，将是整个垂暮之年的资本主义。

因为，正是美国，这个把资本主义推向顶点的金融帝国，用资本游戏，耗尽了资本主义的气血。

互联网，最大的创新消解最后的帝国

没有人——包括美国人——意识到，正是美国人对财富的无尽追求，对资源的无度消费，以及对创新的无限热情，使得历史和时代都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中最令人始料不及匪夷所思的变化，就是美国将因此而衰落。原因可能非常复杂又非常简单：因为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并把它带给了全世界。

互联网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包括美国。我曾经跟美国一些学者探讨过，我说，你们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你们错了，中国要走的是中国自己的路，而不是挑战美国。真正对美国的未来，特别是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的，是你们美国自己。

是美国的“创新”，使自己走上了衰落之路。美国人一向骄傲地宣称：“美国是世界第一创新大国。”的确，美国的科技创新，引领世界，引领人类经济生活。但谁会想到，正是这些创新中最了不起的创新，将使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在美国所有引以为傲的创新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互联网。迄今为止，互联网诞生以来一直在扮演工业生产、经济生活、军事变革的效率倍增器角色。但是，当互联网遍及全球的时候，一切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那就是，互联网将显现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为什么会导致美国衰落？因为“去中心化”将解构权力。互联网极度普及时，“去中心化”“多中心化”趋势，将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呈现出来。这一趋势本身，必将催生当今世界除美国以外各国所追求的多极化格局，因而也将最终解构美国一超独大的霸权。今天的美国显然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它已经有了对自己迟早要衰落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美国不是从理性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化”大趋势，做出有效的自我调整，而是打算错误地重蹈历史上所有帝国衰落的覆辙：以为只要打压住所谓的挑战者，就可以保住霸权，并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在这种严重的大战略误判下，最终，美国不少重量级政客和媒体，把目标选择或者说锁定了中国。这是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可怕的迟钝。而其后果，则是让美国在错误的方向投放和耗费自己日渐有限的战略资源，不断加大自身维护霸权的成本，直至枯竭。

对于中国而言，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完全是坏事情。中国人喜欢说“人无压力轻飘飘”，当美国人的打压构成压力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使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弹，其结果必将像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的那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

看看阿里巴巴正在带来怎样一种崭新的模式，美国人尽可以说，这种模式不是阿里巴巴的独创，这些东西美国也有，甚至更早，但我要说的是，中国规模更大。这就是未来，并且是不会太久的未来，当阿里巴巴在一个“双十一”的独家营销额，远超全美国在感恩节期间所有网店加实体店的销售额时，未来的天平会倾向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也许，阿里巴巴并不一定会成为最后的撞线者，但眼下它的领跑，则不容置疑地带来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并有希望把人类引入一种新的社会中。在它面前，美国人所习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靠资本、靠美元去获利的这一套非常成熟的盈利模式即将过时。这意味着刚刚进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的人民币，用沿袭美元的方式使自己获利的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人在这条道上已快走到尽头，那么，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就不可能沿着这条路再走多远，这就要看中国和美国，谁能跳出几千年货币等价物的窠臼，最先悟出未来人类交易方式的秘密，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尺度和信用体系。这的确是一个伟大时刻，面对互联网、物联网普及的电子商务时代，中国和美国已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在这场对中国和美国都生死攸关的追逐赛中，谁是最初的领跑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最后的撞线者。所以我说，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新的产业模式和交换模式即将诞生。而这两者，将改变美国人已经习惯甚至像毒瘾一样无法戒掉的资本游戏模式。这对美国来说，将是异常痛苦的事情，而对于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尝过货币霸权滋味，也尚未完成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经济全面升级的中国来说，则完全不是负担。

因为，如果更进一步地去猜想和推测，当互联网经济完全普及，电子支付、刷卡消费、网上交易成为人类基本的商业模式时，美元将无可避免地退出交换和支付领域，仅仅成为一种计价尺度、计量单位，甚至一种符号、一个概念，这意味着美国人必须放弃美元霸权，无论是主动放弃还是被动放弃。届时，这一霸权都将不复存在。而失去了美元霸权的美国，还能继续成为一个令整个世界俯首的帝国吗？

正是从这个角度，在这一重意义上，我说：美国将要衰落。

祈愿：命运之神眷顾中国

如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一样，幸运之神也只会光顾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当大国兴衰的历史轮回，由东向西绕地球转了整整一圈之后，现在，似乎又到了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刻。但美国的衰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国的兴起。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对于中国来说，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

从古至今，每一种文明形态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每一种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信用，是在帝国的疆界内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由它主导的信用体系。

撇开古希腊，也撇开基督教的历史影响不谈，仅从近代史谈起，可以说，是大英帝国创造了贸易文明。更准确点说，是英国人创造了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为这个体系确立了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亚当·斯密所奠基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大英帝国由盛而衰后，继承其位的美国，实际上萧规曹随，依然在沿用大英帝国缔造的这一整套游戏规则和价值尺度。但美国人后来在英国人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它逐渐远离贸易文明，开创并把世界带入了金融文明。两者的区别是，贸易文明需要在实物和实物之间用货币作中介进行交换，但金融文明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即用纯粹的纸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去交换实物。这种金融文明是用国家实力，特别是强大军力创造的强迫信用，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霸权形态：由美元主导全球经济生活的信用价值体系。

文明是什么？文明对个人而言，是生活方式；对国家而言，就是生存方式。美国通过美元与石油的捆绑，成功地使一个国家的印钞权——信用创造——成了自己国家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并使其从中获利40余年。美国的GDP在1990年前后达到了7万亿美元，而在此后不到20年，就整整翻了一番。这其中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但它为美国GDP的贡献远不如美元的创造。而美元对人类社会生活及历史的影响，更是远远超出它对美国GDP的贡献。它通过近乎无限的信用创造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投资、生产和交换规模乃至自然风貌，同时，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这种改变是如此深刻甚至恐怖，以至于一想到要改变它，就会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

但改变是必须的，否则，如果我们任由以无限的信用创造为平台的资本游戏，没有止境也没有边际地继续下去，人类就真的将在不远的某一天，面临末日。

而改变又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被美元所笼罩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生产、创造，不管你在哪个国家，被哪种貌似主权货币的价值尺度表达，最后都可以换算为美元，被美元这一终极尺度衡量和评价。而这一衡量和评价是令人绝望的，因为美元如此无限透支全球信任度的信用创造，将使一切都处于不断贬值的永动机中，永无尽头。

这意味着资本的浪头将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把整个世界淹没。

显然，人类已经到了必须离开这种用资本杀人并自杀的循环游戏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并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这要求我们必须先确立一种新的人际和国际关系，也就是一种新的信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尺度和信用创造。

在这一点上，互联网所代表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正在给我们提供路径暗示和技术支持。当我们开始谈论一个“没有银行的世界”时，难道我们不就是在谈论一个没有货币，也就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也就没有金融霸权，没有金融霸权，也就没有金融帝国的社会吗？

当然，仅仅想到这一步，我们还远无法描绘明天世界的轮廓，但这却是必要的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未来。没有想象的明天就会和昨天没有两样。

想象将为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新的尺度和路标，使我们不再盲目，以为只要我们在美国现有的所有强项——GDP、科技、军力、软实力——上全面超越美国，中国就可以实现复兴梦。这是一种毫无想象力的自以为是。因为即使你达到这一步，也只是今日美国了无生气的复制品，而绝非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旧历史走到它的尽头时，是不可能靠制造赝品来开启新历史进程的，这决定了中国在路径选择上，必须同时摒弃自己已经走不通的老路和美国也已走不下去的旧路。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告别在过去30多年里，为自己带来辉煌腾飞的物质模式：廉价劳动力红利，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产生的“效率”，以及利用现代金融制度和巨量信用创造，释放出来的惊人的财富效应。现在，这三台曾经同步高速运转的发动机，或转速放慢或动力消失，这意味着改弦更张的时刻正在到来。恰逢其时的是，我们与一个千年一易的大时代迎面遭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以及3D打印技术，正在同时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这意味着一个人类未曾遭遇过的新的社会形态正在渐渐显形。这是全世界也是中国的机会。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国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时代，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却只会有一个国家，率先甩掉历史包袱，洗心革面，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治理方式，成为领袖国家。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一定不是美国。因为它的旗帜上必须打着新文明的印记：互利互惠，共享共赢。而已经太久地习惯于零和博弈与赢家通吃的美国，光是改变这种思维惯性，都几乎完全不可能。想想今天的英国，难道不是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逐渐适应霸权风光不再的现实吗？同样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母体的美国，在这方面不会比英国人改变得更快。看看约瑟夫·奈(2)这些美国的顶级智囊，还在苦心孤诣地用“软实力”和“巧实力”，为其大厦将倾的国家艰难支撑，以为只要在战略和策略层面上纵横捭阖，就可能使一片衰败的森林枯木逢春。这是令人吃惊的战略误判和误导。因为奈和他的同事们似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如何运用实力去维护权力这一目标上，而完全未能了解权力与实力的来源和演变。换句话说，奈等人太注重了实力运用的战略和策略，却忽略了权力本身的构成及原理。没有一种权力，可以与构成其本身的原理及趋势相对抗。

显然，奈并未洞察权力产生的奥秘——信息垄断。从有人群以来，权力的诞生就与信息垄断密不可分。没有信息的垄断就不会产生权力。这个奥秘，秦始皇懂，恺撒也懂，拿破仑与罗斯福都懂，甚至连孔子都懂（所以他才会说“民可使由之，但不可使知之”），但独独奈和他的同事以及美国今天的决策层不懂。他们不懂得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互联网，何以会成为信息垄断的终结者，同时也就成为一切权力——包括霸权——的终结者。这是美国人在发明并向全球推介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时，完全未曾料到的事情。

信息的垄断或打破，决定权力的保持或转移。这既是原理，也是趋势。所以，在社会大更迭期，权力转移与否，取决于趋势，而不是取决于权力运用（战略与策略）的高明或蠢笨，高明或蠢笨的战略与策略，只能延续或加速权力的转移，而不可能改变权力转移的趋势，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趋势已成，无人可以改变。因此，在追求一超独霸还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这一重大课题上，互联网将以其“去中心化”的天然属性，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推进权力的转移。

既如此，既然历史的底牌已经翻开，中国要做的，当然不是与美国的权力争夺，让自己在模仿对手的争斗中，不经意地踏上帝国的不归路。不，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宿命。中国应该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中国应该让世人与自己一道分享这更好的结局。这就需要中国人先改变自己。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交易模式，并由此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改变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人自己可以服膺，同时也能被世人认同的信用关系及信用体系，并由此创立能够涵盖全体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新文明的元理论、元价值。这是对互联网带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大趋势的真诚迎合和拥抱。当然，朝这一趋势迈进的将不止中国一家。但最终的胜出者，必须是在以上一系列竞跑中获高分甚至满分者，我唯一的祈愿是：命运之神眷顾中国。

2015年12月15日凌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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