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32]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33]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34]在思想文化领域，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人类历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医学成就，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民主制为自由探讨、理性思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新高度。

首先，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35]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I. 143.5）；[36]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R. G. 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对修昔底德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37]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忌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I. 1）。[38]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 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不同历史时段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39]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如亲临其境，呼吸与共。

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修辞学家为使文字更加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VI. 30 —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1）。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用一样。[40]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创作的影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和准确，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史传统的确立，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