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46]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47]时至近代，随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历史著作的奠基者”。[48]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49]。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50]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51]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54]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55]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56]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57]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年半”的说法。[58]

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59]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么，修昔底德所谓“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场战争的历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恰恰表明其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60]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实际上是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61]因此，那种认为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其实，单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这些问题完全忽视，况且财政状况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视的问题。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 41），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6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修昔底德在写作其著作之时，主要有赖于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说词来阐明交战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的，但是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因此，即便是亲耳聆听者，也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为此，修氏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受到诸多责难。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里比阿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史家正确的做法理应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63]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64]。将自己的想法加入演说词中，这正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修氏对于雅典人批评或辩护，通常都是通过演说者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65]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却未能完全落实到撰史的实践中。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τύχη，tyche）。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66]而 F. M. 康福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撰史目的，尽管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其作品中也渗透了悲剧理论。因此，修氏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和历史之间。[67]这既是希腊思想进步的明证，更显现出其时代印迹。

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年。希腊诸邦有各自的历法。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冬季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68]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某人担任某国监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V. 20.2）。尽管如此，这种纪时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时间观念。但这种纪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大概自2012年起，国际媒体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开始出现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说法，以古喻今，借用修氏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时的说法，大意是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新兴的强国在挑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正如古希腊历史上雅典挑战斯巴达老牌霸主的地位，双方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争。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将其附会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于是又有学者纷纷撰写关于如何“破解”“避免”或“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69]这里我们只是想强调两点：一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那不过是一家之言，换言之，那主要是修昔底德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个人看法，不是事实的全部，当然也不是什么定论；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距今2400多年，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城邦关系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着天渊之别，对于修昔底德观点的任何发挥或引申，都有可能背离史实，需要特别谨慎，否则如果随意套用某些似是而非的论断，那说不定真的会落入某些人所预设的某种“陷阱”。

自19世纪中叶起，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修昔底德重视材料的搜集与批判、如实叙述等特点，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推重。进入20世纪，在一波又一波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对于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的评价几经波折，大起大落，有过质疑与反驳、肯定与否定，有过多视角的审视，近期的评价总体上似乎趋于理性。[70]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吸收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徐松岩

2017年4月

[1] Demos，即村社。该德莫距雅典卫城约7千米，濒临萨罗尼克湾，在古代是一个主要从事渔业的村社。

[2] 这个名字与色雷斯王相同。据史料记载，色雷斯一位公主嫁给雅典人米太雅德，生客蒙；修昔底德的母亲与客蒙的母亲同名；两家的墓连在一起。这都有助于说明修昔底德家族的社会地位。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共4册，英译者C. F. 史密斯［C. F. Smith］，以下简作“史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1984年版，第1册，序言，第viii页。本书以下所援引的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此“洛布古典丛书”希腊语—英语对照本，并按惯例只注明卷章节。

[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IV. 3—4。引文参考了日知、力野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Editor in Chie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3—616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者R. 克劳利（R. Crawley，以下简作“克译本”）序言。克译本的新近校注本参阅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修昔底德》（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2008）。

[5] 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imon Hornblower & Antony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516—1521页，Thucydides条。

[6] 著有《修昔底德传》，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修昔底德传记，但其中所记载的内容不尽可信。

[7] 这个说法可见《苏达辞典》（Suda, Θ 414）。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及1978年修订版（以下简作“谢译本”），译者前言，第10页。谢德风（1906—1980），湖南新邵人，翻译家、历史学家，1953年起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译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历史著作史》等。

[8] 1877年春，考古学者在雅典卫城的南坡发掘出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发现记载该条约的正式文书的片断，研究者把相关文字与修昔底德著作相对照，几乎只字不差。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 in R. B. Strassler edt.,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 New York, 2010），II. 2.20—23。中译本参阅《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10]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原因、年代以及埋葬地点等问题的讨论，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3—16页。

[11] 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著有《希腊纪行》（Description of Greece）。

[12] 约公元50—120年，希腊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道德论丛》（Moralia）、《传记集》或译《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等。

[13] 参阅吴于廑：《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载《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所反映的主题及结局，与彼时雅典的公众舆论是相悖的。因而修昔底德在回到雅典后，认识到他对雅典人痛苦经历的回忆只会增加雅典人对他的反感，甚至敌视，便决然搁笔。所以，这部未竟之作是作者有意而为。参阅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及附注。

[14] 希腊诸邦历法差异颇大。按古典时代雅典的历法，新年始于夏至后的第一个朔日，雅典历一年按现在公历是跨年度的。参阅本书附录二。

[15]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The Historiae, Robert B. Strassler 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Anchor Books, New York, 2009），VI. 89。中译本可参阅《历史》（上下册），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作“希罗多德”。另见修昔底德，I. 41。

[16] 参阅修昔底德，I. 104—110。

[17] 塔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其时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18] 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 The Historical Library），XII. 38.2；以下简作“狄奥多拉斯”。参阅N. G. L. 哈蒙德：《希腊史》（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页。

[19] 修昔底德，I. 114；狄奥多拉斯，XII. 7；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Lives, Pericles），XXII. 3。

[20] 参阅修昔底德，I. 56—58，65，79；II. 99—101。

[21] 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IX.1—XXX. 3。相关讨论参阅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就修昔底德对此三缄其口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麦加拉禁令”出台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年底或前432年年初。

[22] 关于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的原委，参阅修昔底德，I. 126—127。

[23] 修昔底德，II. 17，47 — 54，59 — 65；III. 87。参阅N. G. L.哈蒙德：《希腊史》，第351—352页；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24]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2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The Parallel Lives, Aristides），XXIV. 3。

[25] 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和阿特拉斯的女儿迈亚所生。他是众神的信使，是商旅和使节的保护神。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赫尔墨斯形象是上部雕刻有无须少年的方形石柱。

[2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 5。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 1—2。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8] 关于此后数年战事及战后雅典内部纷争的史实，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1—II. 4.43。古代有包括色诺芬在内的多位作家试图接续修氏的著作写作。参阅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译本序，第32—33页及附注。

[29] 色诺芬：《希腊史》，I. 6。

[30] 色诺芬：《希腊史》，II. 1；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Plutarch, Lives, Lysander, XIII. 1）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Plutarch, Lives, Alcibiades, 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IX. 32）中说，约为4000人。

[31] 色诺芬：《希腊史》，II. 2.10—23。

[32]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479年和前449年二说。译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没有理由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3]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译者认为雅典与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的演变，是问题的关键。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4]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35] 参阅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36] 现代学者虽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没有偏离强调人的重要性这个核心意思。参阅修昔底德，I. 143附注。

[37]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了强调当代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重要性，似乎刻意淡化甚至贬低过去某些历史事件（如波斯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参阅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39] 修氏的估计数字（I.10）明显偏高。据译者考察，希腊联军实际兵力的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40] 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的。

[41]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阿里安（Arrian）、塔西佗（Pulius Cornelius Tacitus）等，中古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匹阿斯（Procopius of Caesarea），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直到19世纪以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为代表的近代史家，都对修昔底德的史学方法给予高度的肯定。

[42] 本节特邀西南大学郭涛博士撰写，谨此致谢！

[43] 参阅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44] 参阅史译本，第1册，第xxi页，Bibliography。

[45] 以上仅仅是修昔底德研究最常见的校勘本、注释本和译本，更为详细的研究书目可参见J. S. Rusten为“牛津古典学读本”（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编撰的《修昔底德》附录。

[46] 古代作家续写修昔底德的著作，除了保存完好的色诺芬所著《希腊史》之外，还有佚名作者所著《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奥克西林库斯乃是埃及一村社名，因该著作的三张纸草断片皆发现于此，故名），该著作破损严重，主要记载公元前411—前386年希腊史事（中译本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而雅典人克拉提普斯（Cratippus，生卒年不详）的《希腊史》、开俄斯人泰奥滂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著《希腊史》也都续写修昔底德著作，都止于公元前394年克尼多斯（Cnidus）之战，现今仅存少量残篇。

[47]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48]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据说，近代史学大师兰克每年都要通读一遍修氏的著作。

[49] 参阅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50] 相关讨论参阅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51] 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

[5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V. 1—3。

[53] 公元前510至前411年。

[54] 参阅史译本，第1册，序言，第xviii页。

[55]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 6。

[56]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Wasps），第655— 660行。

[57] 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4—771页。

[58] 色诺芬在《希腊史》（II. 3.9）中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他很可能是根据斯巴达的历法，站在斯巴达人角度来推算的。

[59] 参阅《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a），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60]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24页。

[61]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15—46页；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第154—157页。

[6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63] 波里比阿：《罗马史》（Polybius, The Histories），XII. 25a。

[6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32页。

[65] 从修氏的写作方式和对话内容来看，这些对话堪称其著作中插入的希腊悲剧精彩“选段”。

[66] 参阅李永明：《修昔底德的“命运”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7] F. M. 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中译本可参阅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8] 参阅本书附录二。

[69] 如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9月4日；金灿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观察者网（guancha.cn），2016年8月28日；等等。

[70] 参阅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