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学生运动的发展时，焦点往往集中在学生自身以及他们的目的、组织、活动和取得的成就上。这些特点在一系列与国民党当权者的对抗中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作用不但让学生阶层更加坚定地反对政府，也使得政府在其他阶层人群眼中失去威信。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学生与内战另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此，下面将探讨三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2）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3）学生对两个对抗政党的比较倾向。

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

与政府的不肯让步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的楷模。事实上，共产党对学生示威也存有保留。一份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声明经常在内战期间被引用，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共产党对学生和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毛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46]但是他依旧承认他们能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政府的一条途径。

双方继续依靠武力，将它作为捍卫各自利益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意识到支持普遍反战情绪可获得的政治资本。毛在“一二·一运动”发生之际写道：“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47]毛并不避讳他支持和平运动的声明中包含着政治目的。然而，这种支持政策代表了民主和集中这对孪生原则的应用——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和行动中，民主集中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结果是出台的政策迎合——而不是嘲讽了——普遍的对和平的要求。

但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保留态度依旧存在，甚至当它鼓励学生进行抗议运动时也是如此。在一篇赞扬昆明和其他地区学生反战抗争的文章里，一名《解放日报》的记者就学生未来的工作给出了一些建议。由于担心他们低估工人和农民的重要性，他强调了工农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指出他们组成了抗战和创建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力量，并表示了他的希望：“你们将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联合起来，要消除你们在他们面前的优越感。”[48]

一年之后，在评论北大学生被强暴后的全国反美示威时，《解放日报》对学生的努力不吝赞扬之词。但是依旧不乏警惕和劝告：“你们应该珍惜这次斗争的经验，加强你们的团结，更加坚信和平、独立和未来民主斗争，并且发扬你们的英勇精神。”[49]

简单说来，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政治上的指导纲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50]尽管学生运动有种种不足，毛认为它是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先锋。1947年5月30日，在为新华新闻社撰写的社论中，他宣称：“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于是尝试在可能的场合对学生和其他人群的抗议予以支持，并试图影响这些运动的方向，同时对政府的窘境加以利用。[51]

共产党和其他因素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然而，怎样理解国民党的具体指控：学生抗议运动是由活动在学生中间的中共地下党特务和间谍发起的呢？[52]共产党在当时自然没有表态，但是在后来他们也宣称共产党和其地下骨干领导和组织了1945—1949年期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3]但是有关以上领导活动的确凿细节却依旧很缺乏。

一位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数年后回忆：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不久，该校大约有50名地下工作者公布了身份。一名女性回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与她一起担任干部的几位学生在解放后都亮出了共产党干部身份。一名男子后来称：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已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另一个案例中，两名浙江大学地理系应届毕业生在1948年加入了福建省一所中学的教师队伍。此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民族舞小组和一个歌唱小组。至少有很多较年轻的学生，甚至不明白当时教授让他们学唱的一些歌曲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亲共迹象。[54]

195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简述了交通大学内的共产党政治小组的历史。该支部20年代成立，1933年被捣毁，1937年重建。1945年8月，它仅有12名成员，但是它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该政治小组在1947年8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改组成总支部。[55]文章称党支部不但在学校内组织了社会、学术和福利活动，而且在幕后策划了内战时期交大学生参加的几乎所有抗议活动。

文章还暗示该组织控制了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有具体事例为证：学生团体干部李俊良在1948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运动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初，共产党解放了北平和天津，交大的党组织经历了相当快的扩张，为上海的解放做准备。1949年4月，400名交大学生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处决了穆汉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党总支委员，后者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在4月26日晚间校园遭到突击搜查时与大约40名同学一起被捕，这时距离共产党军队进城只有一个月。[56]

最后，如果说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刚建立时还没有与共产党建立密切关系的话，此后不久，它就与共产党过从甚密了。该联合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后来有人说它的总部一直在上海。该总部在1948年底迁到了解放区，它的负责人在12月中旬到达石家庄。迁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14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及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以便“促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7]上海解放后的24小时内，上海学联浮出水面，并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开展工作。联合会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的记者，上海300所大学、学院和中学中，大约80所与联合会有“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时间有多长，但是剩下的学校依然“相对落后”。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与他们都建立联系。[58]

不管这些回忆和述说多么简略，而且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它们还是指出了在国统区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地下党组织。它的成员数目随着共产党胜算的概率逐渐扩大而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缺乏更实质的信息，不可能做出任何对这些骨干总数的统计。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就像前面所说，政府在学校里也有学生作为耳目。由于他们提供的信息，大多数主要城市继续发生着逮捕学生积极分子的事件。被逮捕和被劫持的学生很多都从此杳无音讯。一旦确认共产党特务身份属实，惩罚办法将是处以极刑。用刑逼供是得到交代和信息的常用方法。根据一名消息提供者的说法，地下工作如此危险，以至于地下工作者只能集中精力搜集信息，进行社会活动和偷偷撰写小册子评论时事，比较抛头露面的真正领导工作是由其他学生完成的。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内战期间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骨干数目应该相对较少，他们对自己的行动顾忌也比较多。

这让我们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抗议运动本身，共产党员施加了何种影响？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中的学生党员很可能对“一二·一”运动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同样，北大或清华的历史学社的共产党员可能影响了强暴事件后北平反美抗议的发展。后两次抗议运动涉及较广，影响较大，所以很难找出在什么时间点上共产党骨干可能会“领导和组织”学生。自然，共产党可能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学生的普遍反应是如此直接和自发——这甚至在前两场抗议中已得到充分体现——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几乎失去了意义。这样的指控暗示了如果不是地下共产党员煽动者的出现，学生抗议运动将不会像现实中那样发展起来。但是考虑到运动中大量非共产党员的学生领袖以及广泛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四场主要抗议得以开展的基石——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指控还暗示了更多的学生被误导用示威来反对政府和内战。但是学生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承认他们不介意共产党的很多主张与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59]

1948年2月5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评论了国民党政府发出的谴责，该谴责称最近一系列的国内动乱系共产党“精心策划”的。在报告中，司徒雷登称“共产党参与其中的问题”基本是纯理论上的。共产党当然对利用学生感兴趣，但是在每个案例中，动乱的原因都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源于它自身管理上的无能以及它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安抚不满情绪。[60]

非官方的中方消息源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涉入学生运动问题时无一例外得出了与司徒雷登大使相似的结论。以下文字都写于1948年4月到9月。

一篇较为保守的评论出现在5月27日的《立报》上。考虑到处理目前学生动乱的政府要员自己在过去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人们不禁对他们没有更具同情心地看待学生运动感到奇怪。大部分学生“纯洁而热烈”，参加反政府活动只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形势不满。社论指出学校中无疑存在着共产党特务。社论接着严厉谴责政府也安插了自己的“职业学生”。“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清除出去？”社论提议，“此外再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支出，采用进步的教育政策，杜绝官僚和政治家管教育的现象”。

4月15日，上海《大公报》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但是更倾向于将学生问题看成是政治大局的反映。既然政府已下定决心镇压共产党叛乱，它就不可能让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太过嚣张地开展活动。但是在处理学生动乱上，政府应该先试图了解它的真实性质而不是错误地将一切都归咎于共产党。7月16日，同样是这份报纸，一份措辞更严厉的社论宣称：“任何想要用暴力对付青年的人都不大懂得他们的心理，同样他也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将所有的青年学生都看作是（共产党）匪徒将迫使他们加入对立的阵营。”

独立的北京杂志《新路》以及上海杂志《中建评论》都表述了与上文相同的观点。前者提出既然青年学生容易过分激动，如果有外力试图让他们偏离原先的道路，他们只会更坚持初衷。既然政府官员那么腐败，年轻知识分子愤起抗议也属情理之中。然而，这不意味着大批的学生为共产党工作。[61]《中建评论》称，政府用专横手段对付学生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吸收新成员的最佳机会。[62]

最后，《观察》的赵超构提出，敌对双方往往在战时将秘密特工渗透至对方的阵营，因此共产党特务利用时局加剧学生的骚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认为共产党独立创造和控制了令政府如此提心吊胆的“学潮”是不合理的。假如确有共产党的加入，他们将跟随学生，而不是领导他们。提到8月18日中央通讯社文章宣称“每场学生骚动都是由共产党特务领导的”，赵强调，人们想知道在政治和学术领导人都无法驾驭学生的时候，在艰难条件下工作的敌方特务，怎么可能对学生施加如此巨大的领导作用。[63]

从这些观点中得出的一点共识是：共产党骨干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对学生抗议运动负有责任。几条有据可查的间接证据也证实了该结论。比如，1947年5月和1948年夏末，政府最终释放了绝大多数在上海被捕的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的学生活跃分子。但凡有任何证据，政府肯定会起诉他们，或者将他们按所控告的罪名定罪。我们只能认为要么在学生运动达到最高点时上海学校的共产党特务寥寥无几，要么大多数特务以众多学生活跃分子作掩护，藏得很深。

这并不说明共产党对学生运动没有影响，只是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不幸的是，又一次地，仅有间接证据作为佐证。其中对三名年轻人的审讯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三名年轻人被控告受共产党指使在浙江大学阴谋煽动学生骚动。1947年10月25日晚，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同窗和两个最近从大学毕业的朋友。

对他们的正式指控是：通过耕种一个商业桃园在经济上资助共产党叛乱以及通过密谋控制学生自治联合会来煽动大学内的学生示威。该事件转而引起轰动是因为于在狱中被审问时（据说是）自杀。[64]其他三人被确认罪名成立，各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定罪后，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称为有罪的“共匪”。

被控告资助共产党的学生很少受到公审，但是这一次却设置了公审环节，报界相当详细报道了审判程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死去学生按了手印但没有签字的供认书以及其中一位被告人一份相似的未签字的承认控告的声明。法庭被告知他当时拒绝签字。在庭前证词中，三个被告否认了所有他们在共产党指使下行动的控告。

根据他们的证词和辩方律师的陈述，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新潮社的成员。新潮社与共产党的一个社团重名，但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该社团于1945年在浙江大学成立，到1947年11月成员数有17人，所有人都是农学院农艺系的学生。17个成员中的13位最近毕业，住在7所不同的城市和台湾。不过，该社团每一位成员被要求将每月收入的5%贡献出来，作为运作桃园的基金。学生们尝试培养一些新栽种的、三到四年内不会结果的桃树。社团还发行一份只包含农业文章的墙报，该墙报在大学已注册。

学生与共产党唯一实质的联系是他们被捕时搜出的书和小册子。他们承认小册子在社团成员中流通。成员们被要求学习完书目列举的阅读材料后写报告。有的书目以及学生拥有的资料是共产党出版的。被告强调所有的资料来自政府认同的合法书店，有的书购自重庆。指控称被告采用共产党人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读完相关资料后写报告。被告在为自己辩护时回答，没有人看过这些报告，社团的学习事实上基于一篇题为《学习哲学的问题》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一份与共产党无关的学术杂志上。[65]

假定学生的陈述可以姑且信之，该案件也许提供了一幅比法庭裁定更真实的画面，显示了共产党对学生影响的性质。似乎很有可能年轻人出于对共产党的阅读材料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密谋任何行动而受到惩罚。根据一位浙江大学前学生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该校确实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政治小组，这样的组织在1947年同样也应该存在。另外，地下共产党员确实试图在学生中传播阅读资料。但是于子三案出示的证据中，没有一个显示被告实际上是秘密特务。加诸他们的宣判也不支持这点：考虑到正式控告的严重性，这些年轻人本来应该被判死刑——而不用大费周章地公审。当局将该案例公开似乎是想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此举看上去不像是要“彻底切断浙江大学农学系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切秘密联系”。

然而，证据的确显示学生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党）备选项非常感兴趣，以至于明明知道被发现后果不妙——当时人人都知道这点——还在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国民党领导不信任学生运动有一定道理，但是错在原因。学生抗议活动与延安广播或共产党报纸口径常常一致，很显然更多的是因为共产党出于政治敏感表达了对学生反政府反内战活动的支持，而不是共产党影响了这些运动。另外，内战本身使得学生阶层内部对国共冲突的升级和共产党反对者的性质产生了好奇，信息的匮乏更增长了这种好奇。然而就是在这些较为公开的互动层面：对公认问题的共同关注，对（执政党）备选项共产党的好奇——共产党也许在此时对学生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国民党领导坚持声称——并且显然相信——一个小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共产党骨干小组对学生的抗议负有责任，因此他们从来不严肃地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学生参加了抗议。假如政府这样做了的话，它将能理解为什么它的青年工作者无法获得大众追随，无法让大众拥护战争和国民党。学生的不满特别聚焦在几个方面，抗议之激烈似乎都应该事出有因。

学生阶层的高度政治性植根于中国学生的近期经验，除此以外，还源于学者不仅精于学，而且专于仕的传统角色。学生很明显相信他们能动员起民意，然后凭借这种方法给政府施压，使后者回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观点与上溯至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前的20世纪学生行动主义传统完全一致。

此外，较近一些的抗日战争经验为学生扮演反战抗议者这一新角色做了准备。当来自北大、清华、南开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踏上了艰苦的去西南的旅程，他们是作为一群抗日爱国战争的先驱在跋涉。[66]他们离开了家，离开了在中国顶尖教育机构井然有序的安全生活，忍受了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不定的流亡生活——包括食物、住房、教育设备的短缺以及教学质量的下降——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长期战争的艰苦。评论到学生怎样受到抗日战争的历练时，《京师日报》主编余才友写道：“昨天的学生主张‘民主’，主张‘科学’，反‘帝’，反‘封建’，这理想到今天还没有改变……不过，今天的学生的理想是通过了社会的磨炼的，他们的热情是通过了社会的冷压的。所以，今天的学生的言行是更结实，更坚定了。”[67]

但是，内战期间学生运动最激进的势力不在平津地区——那里主要的学术机构已经随着政府迁到了西南部，而是在大量学校和学生原地不动的上海和南京。日本的占领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一组不同的经历：学校中国民党影响的中断，国民党恢复管理以来的秩序混乱以及幻想破灭、政府从战时转到和平时期教育新政策的不公正。鉴于学生行动主义的传统，反战和与国民党政府敌对这两个互补的主题势必在内战时期主宰着学生抗议。

到了1947年，围绕着具体问题：内战带来的生计艰难和政府采用压制措施对付抗议运动，这两个主题合而为一。具体问题之二随着教育系统由国家资助和之后政府对学术生活多方面的干涉而变本加厉。因为这些问题直接触及了学生的生活，使得年轻人倾向于接受并践行前辈知识分子的智慧论述——后者估量了国民党统治的性质以及全民族为维护它的统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68]

1947年春，作为政府注定要失败的改革措施的结果，南京—上海地区的经济困境到达了顶峰。[69]然而，学生的经济困难不仅包括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还涉及毕业后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合格的文科学生——中国大学产出最多的人才——可以期望有相当稳定的职业，比如教师或者官吏。到了战争末期，在1947年毫无疑问情况在持续恶化，这类工作的薪水已经降至糊口水平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之下，可供职位的数目本身也在减少。

1947年7月，据估计北平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虽然工科学生比文科或法科学生状况要好一些。一年之后，交通大学800名工程技术类毕业生中，只有少数人仍对找到工作抱有希望。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吸收了很多交大毕业生。随着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区域，委员会在1948年夏几乎没什么工作缺口。[70]直接由战争造成的生计艰难就这样变成了个人问题，这让贯穿于学生抗战运动始终的“反饥饿”主题具备了现实性。战争产生的经济动荡必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有很大的助推力。[71]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试图控制学生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已经追溯了这些方法造成的学生的逐渐疏离。“学生被共产党操控”的设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政策，明显地与现实有出入，由此制造出来的问题令政府左支右绌。在这方面最事关重要的不是为了躲避逮捕而逃到共产党辖区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把所有学生活跃分子都无差别地当成共产党嫌疑犯，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就像我们过后会见到的，这不一定会使得学生在总体上亲共，但是它激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反对。

总的来说，学生分辨不出他们中间的共产党特务，因为特务不敢表现得太出格，至多像一般学生活跃分子那样。但是不论是谁，都因为反映了学生阶层的普遍情绪，而被一律威胁、殴打和逮捕。政府喊“狼来了”次数太多被学生不齿，后者不时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领袖逃逸而不过问他们究竟是不是共党分子。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此政府在与学生打交道时犯下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相信只要把他们当中的共产党煽动者除去，学生的抗议运动就能得到平息。[72]

政府“平息”学生骚动的努力的失败是因为它拒不承认关于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些事实：学生抗议运动是自发的；让学生变得激进的是内战本身和政府的压制对策；在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与国民党的青年工作者不一样，是真正的学生领袖（他们的表率作用体现在行动主义和智能方面），代表了普遍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国民党的不满。

学生的政治态度

虽然学生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加深，除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学生并没有显示出对哪一个政党更为青睐。比如，从学生运动的措辞中就看不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这个被禁话题文献资料的缺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要试图估计共产党事实上在学生中拥有多少支持以及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政治上改投共产党的意愿，这个问题就变得至为重要。毛泽东毕竟在1947年5月示威的几个月后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73]。这是相当准确的评价还是抑或毛不以为意地用了一点修辞？各类报告各执一词，表明这个问题甚至对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74]

然而，1948年进行的两次的学生民意调查，呈现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两份调查中，一份于12月13日上海大学完成，参加调查的有约1000名学生和教师。没有材料表明这些受调查者是如何选出来的以及进行调查的是些什么人。调查结果发表在一份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上。对于国共争端的问题，大家的反应是：15.9%的人赞成把反共战争进行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75]

另一个更加系统的、对在美中国留学生实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该调查由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发起，在1948年3月和4月进行。调查者向当时在美国不同大学的中国学生发出了2300份问卷，收回问卷714份。在寄回问卷的学生中，48%在1947年秋或以后来到美国，33%在1944到1947年间抵美。他们对问卷中8个问题中的5个的回答如下所示：[76]

问题1：你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应该做何改变？

问题2：什么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最佳途径？

问题3：我认为中国的和平必须经什么方法获得：

问题4：中国自由派当前应该怎样做？

问题5：你认为最近中国举行的选举和宪法的颁布表示国家真正向民主政府方向前进吗？

虽然这两个调查是在不同条件下完成的，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看好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政府的学生比率在上海的调查中占3.7%，在美国的调查中占2.7%。政治立场的另一个极端，支持政府剿共战争的分别占到15.9%和18%。在上海的调查中72%的学生支持联合政府，比美国调查的51.1%略高。该差距可以部分地这样解释：后一个调查给了不向任何一党靠拢的人们更多样的选项。

这些调查结果与内战期间学生运动的主题不谋而合。对内战的反对以积极的形式出现——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建立联合政府。学生的要求是不经过战场上的军事比拼就可以结束战争。这个要求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按照他们的理解，显然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所以毛声称共产党已经在政府控制的城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学生阶层这一块——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支持是以有保留的形式出现的：少于五分之一的人赞成剿灭共产党，但是更少的人赞成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对学生潜在的保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学生对他们的支持也是有保留的。

另一方面，以上的这些微妙之处是政府领导人无法认识或不愿接受的。他们的想法有一点是基本正确的——学生总体上来说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受共产党信条掌控。他们的失误更直接地源自他们拒绝承认大众普遍要求和平和政治改革这一现实。不能把这一失败归咎于举止过激或目光短浅的属下。官方对学生抗议的处理办法，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应该由南京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负责。

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上的不妥协还表明一种更为广泛的战略，这一战略似乎在把国民党的公众支持减到最小，而此时用毛的话说，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建立“由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奉行“全有或全无”做法，政府拒绝了剩余的一点支持，即：学生和其他人士也愿意支持国民党作为联合政府的候选成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并不要求忠贞不贰的支持，因而得以利用人们对他们的好感。统一战线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此时，国民党正在挥霍属于他们的那份公众支持。

[1]在学生运动最风生水起的学校，不仅当局安插耳目和特务，而且由同情政府的学生（特别是三青团员）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竞选学生职务以及诸如此类。在大多数学校，所有学生参加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的定期选举引起了广泛兴趣。另外一个知情者回忆了亲政府学生在他所在的中学（地处福建）的尴尬境地。最有才华以及最踊跃的学生领袖都是对政府和战争不满的，几乎总是能在竞选时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右翼分子绝少取得学生会的控制权（1969年春夏进行的采访）。中国的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级中学，但是大多是六年制，前三年为初中，后三年为高中。

[2]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页。可参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4—1225页。以下涉及《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均用括号标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相应页码。

[3]这节对“一二·一运动”的描写参考了以下著作：胡麟：《一二·一的回忆》，第1—70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64—73页；《青年生活》，第1卷第1期，1948年12月；杨叶编：《中国学生运动的故事》，第23—33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08—123页；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觉醒的中国》，第200—260页；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月、1946年1月。

[4]西南联大是三所北方大学战时的联合体。这三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它们迁至西南来逃避日本的侵占。西南联大通常被简称为“联大”。

[5]民盟建立于1941年，重组于1944年，由下列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组成：中国青年党、第三党、国家社会党（在1946年重组为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梁漱溟创建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很多无党派人士。这些不同的集团都对国民党颇有微词，期待改良，虽然是温和的、非革命的改良。民盟建立联合政府和停止内战的要求激怒了政府，后者最终在1947年10月以“串通共产党”的名义解散了民盟。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0—362页；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171—181页。

[6]重庆《和平日报》，1945年11月12日。

[7]在会议上发言的教授为钱端升，他是曾就读于哈佛的政治学教授，有国民党背景（有人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而又有一些人说他只是在政府担任了低级别职位），尽管如此，他经常批评政府；当时加入国家社会党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潘大逵。第四位教授的身份不确定。胡麟提到他的时候说是直言不讳的左派吴晗。但是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03页）认为第四位教授是更为保守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就像钱一样，虽然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分子，却经常批评该党。1945年11月29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从昆明通过航空信发来的长篇报告中，同样认为第四位演讲者是伍启元。据说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财经形势与内战的关系》，他说中国已经无法承担打一场内战了，因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结构将被毁坏，中国将失去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

[8]实际上有两个特务组织。二者虽然以各自的前身为基础，但都正式成立于1938年。关于神秘的王姓男子属于哪个组织，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其中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外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个组织都拥有覆盖全国的、广泛的、互相竞争的情报收集网络，但是最终都对蒋介石负责。他们各自的工作范畴没有精确定义，有的时候发生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前者专注于军事而后者专注于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民事管理，包括经济、劳工、教育和文化事务。

“军统”由黄埔派系掌控，更具体地说是由臭名昭著的戴笠将军掌管。戴笠从1938年起直到1946年在飞机事故中丧生一直掌管军统。由右翼“CC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控的国民党组织部则掌管着另一个局。像大多数此类的组织一样，这些部门并不只限于消极的情报搜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局都在日占区从事地下间谍活动。身处国民党中国的外国观察者提及整个特工体系为“蒋氏的盖世太保”。这反映了两个部门最被人熟知的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任务，即搜查、刺探、恐吓国统区共产党嫌疑犯和国内批评家以及尽可能钳制其言论。军统局在戴笠去世后进行了一些改组。但是合并两个机构的命令却得不到执行，似乎是由于掌管它们的两个派系间嫉妒争斗所致。陈少校在他的《金陵残照记》第五卷《黑网录》中描述了整个特务网的细节。更多关于国民党派系的内容，见文后参考文献中关于《大公报》历史的说明。

[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2月6日。

[10]重庆《和平日报》，1945年12月5日。

[11]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21—222页；梁漱溟和周新民同样提到李和关当时掌管省内事务，见《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第8页。

[12]根据1945年12月9日重庆《新华时报》刊登的12月6日从昆明航寄的通讯。

[13]遇害学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在重庆，所有反对党的代表参加了悼念仪式，包括：代表共产党的董必武，代表民盟的梁漱溟，代表第三党的章伯钧，代表救国会的沈钧儒。其他参与者包括郭沫若、罗隆基、柳亚子、张东荪、章乃器以及李公朴（第二年夏天在昆明被刺）。

“一二·一”事件同时激起了广泛的媒体评论。1945年12月7日和12日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的上海《大公报》。以及下列重庆报纸：12月4日的《新民报》和《时事新报》，12月6日的《商务时报》，12月7日的《大公报》。这些媒体都同情学生，谴责当地军政当局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益世报》是一个例外（1945年12月4日，重庆），它谴责学生“在居心叵测者的煽动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14]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在接受罗伯特·佩恩的采访时坚称联大有共产党势力，但是无法提供确切的信息（《觉醒的中国》，第214页）。《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在一年后同样断言联大当时有共产党，但是给不出数字或身份详情。见《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载于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17页。1973年，在香港的一名左翼知情人声称联大的自治联合会的学生干部中有亲共学生。关于延安的声援，见1945年11月24日、29日、30日的《解放日报》，均为头版。1945年12月12日，第4版。

[15]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2月5日。

[16]比如，梁漱溟和周新民在他们对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的报告上，赞扬在龙云统治下“各种密探”还有些顾忌，而从中央政府接管以来，他们变得肆无忌惮。龙主席并不喜欢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批评者很宽容。

[17]该章节参照了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2页—32页；《1948年手册》，第57—5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16—19页；瑟斯顿·格里格斯（Thurston Griggs）：《在华美国人：中国人的一些看法》，第7—14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6页。延安《解放日报》，延安电台广播（收入《参考消息》）；以及一般中文报刊（收入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中国新闻评论》）。

[18]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该数字为1945年底数据，较峰值已有减少。

[19]同上，第1卷，第225—229、311—312、354页；同时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5年，远东中国卷），第527—721页。

[20]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1946年11月5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南京《新民报》，1946年11月5日；南京《中国日报》，11月6日。

[21]从下面总数字中可以看出活跃在本次和以后的示威活动中的学生所占比率。在1947—1948年，北平有153472名学生，18332名为高校学生，39524为中学学生。国立北京大学有3537名学生（1948年1月12日，上海《申报》）。全国最大的学校是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在1946年末有4500名学生。1946年下半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182所高校共有学生80646人，教师18094人。中学总计3745所，学生1163116人，教师90635人（1946年11月13日，上海《申报》）。

[22]《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

[2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44页；埃德蒙·克拉伯：《二十世纪中国》，第279页。

[24]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1—134页；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33—89页；《1948年手册》，第58—61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21—41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82—86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131—190页。涉及的时期亦见：上海《观察》、香港《时代批评》以及《中国新闻评论》各种报道所覆盖的国统区城市的报刊。

[25]《文汇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30日，《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5月14日。关于紧急经济改革项目，见下第四章。

[26]可以参考1947年全国预算宣布后不久《大公报》的社论：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4日。

[27]在中国，大约2/3的学院和大学是国立的。根据一份1947年的报告，有公立高校122所（中央办的有72所，省办的有50所）以及私立高校58所（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28]三民主义青年团，通常简称为“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38年。初衷是招募年轻人入党，领导权却仍握在老一代手中。青年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学校内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力图控制学生组织，这让国内的年轻知识分子不满，继而反对该组织。“三青团”于1947年9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国民党合并，不再以正式自治的组织形式存在。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6—128页。

[29]组建青年军的计划公布于1944年，它由9个精锐师组成，成员均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志愿者。该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成立。中国的学生不必服兵役，所以有必要使之成为一支志愿军队。

[30]很多年以后，李宗仁称这是事实，他在北平只是一个傀儡。当他在1945年秋接任北平行辕主任一职时，李宗仁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对从重庆飞来的接收人员行使管理权。特别是对戴笠的秘密机构，李宗仁心存芥蒂，认为戴对多起非法拘捕和虐杀几名师范大学学生负有责任。据李说，戴只听命于蒋介石，北京的秘密警察头目马汉三，按戴的个人指令进行工作。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43章，第1—5页、第18—23页。

[31]报社密集报道了学生运动以及政府为让学生噤声而采取的措施。其中最持久的关注来自天津版的《大公报》。与上海的姐妹版不同，它明确支持1947年5月的学生示威。实行新闻审查前，报纸发表了不少于14篇支持学生的社论、3篇专稿、数篇关于外地学运发展电讯和北方学运新进展的全面报道。报纸的主编、负责上海版的王芸生，此时正在华北旅行。5月15日、16日和17日，他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作演讲。他在天津也作了至少六场演讲（还有两场在天津《大公报》编辑人员内部会议中所作的演讲）。在南京大学，他敦促学生将他们的运动扩展到工商界中去。在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看来，报纸的直率立场和王芸生的态度对知识分子阶层有相当影响，并对1947年5月平津地区学生示威的高潮有一定推动作用。见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1947年6月21日《观察》，第20页。

然而，在上海，人们感到了王芸生的不在场。他的朋友——《观察》的编辑储安平教授严肃地责备《大公报》上海版没有积极支持学生。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王离城外出，撰写社论一事不落入保守人士之手，该报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了。见他的《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1947年5月31日，《观察》，第5—7页。

[32]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25—26页。

[3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1949年2月3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34]尽管政府发出命令，责成其立即解散，该联合会依旧试图公开活动。当年夏天几个城市进行的声援学生运动就是以该联合会的名义组织的。而且，在北平，运动的名誉顾问是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校长。虽然市府官员宣布运动为非法，他们并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声援运动。在北平筹到的约5亿新法币被分发给约1500名穷困学生。虽然与华北学生联合会有频繁联系的学生不断受到警察骚扰，联合会并没有遭到禁止。

[35]青年部的建立是为了在1947年9月——三民主义青年团重组并与国民党合并后，协调青年工作。这很明显是为了使得国民党的青年工作在1947年5月——此时示威和对青年团的批评正在兴头上——之后，更加有效地展开和减少对立面。

[36]张东荪：《开除·解聘·保送》，载于《时代批评》，1947年10月16日，第31页；文琪：《张东荪讲“南行见闻”》，《时代批评》，1947年9月16日，第23—24页；郝稼：《中大学生自治运动的新阶段》，1948年5月1日《观察》，第16—17页。

[37]在三篇尖锐的社论中，《观察》编辑储安平宣布了对学生的声援，心痛他们遭到的暴力，谴责引起示威的政府。1947年5月24日，《观察》，第3—4页；5月31日，第3—4页、第5—7页。

[38]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69—74页。这份有趣但有些散乱的评论发表于1948年，包含了一篇对北方运动不足之处的长篇评论，并提出这些不足之处的很多地方都已改正。书中指出：会议过分繁多，拖沓，冗长。领袖与普通学生联系不足，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很多人不知道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分别。5月18日北平街头宣传活动准备不足，以至于一支宣传队被青年军袭击后，其他队没有被通知到，所以没有避开同一区域。还有，北平和南京的学生对士兵和警察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的宣传充斥着“学生气”，不停地强调战争使得老百姓吃不到白米，因为大米都用来养兵了。这激怒了士兵和警察，引发了不必要的暴力。报道告诫，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不要与这些应征入伍、为谋生而工作的人产生争执。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统治者。

[39]这篇对反美示威和在此之前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概述依据：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01—20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41—56页；《1949年手册》第112—118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58—173页；《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276—277页、第387—390页和第2卷第869—871页、第901—919页；同时期的《观察》。

[40]《北平学生又被捕》，《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18页。灌水包括将水管强制插入罪犯的喉咙，等到肚子变得膨胀后，有人在上面踩，直到水从身体两头流出来为止。老虎凳审问是指受害人坐在一张凳子上，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重物随后被放在膝盖上直到关节向后弯曲。中国警方据说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这些方法（根据提供消息者的说法）。

[41]参见此处。

[42]王芸生：《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国讯周刊》（由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黄炎培出版）第433号；1947年10月16日上海《大公报》转载。

[43]该集团更多信息以及其与大公报的联系，见书后关于征引文献的说明。

[44]上海《新民晚报》，1948年6月13日。

[45]在内战时期，有一些报道提到富同情心的朋友和教授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躲避警察的搜捕。一部分这样的学生的确逃到了共产党一边。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那么一个或几个人，为了防止被国民党警方逮捕逃到了共区。传教士教育家赖朴吾（Ralph Lapwood）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1948年夏，他回到燕京大学。8月份，警察加紧了对学生的监视，据泄露的风声说有38名燕京学生的名字在黑名单上。大学的代理校长将警察挡在寝室之外，38名学生得以逃脱。据作者个人所知道的，他的朋友刘适，一位名列黑名单的学生领袖及基督徒，在校园藏身3天后，逃进了附近的共区（赖朴吾（Ralph Lapwood）、齐兰畦（Nancy）：《亲历中国革命》，第37—38页）。

[4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2页（第642页）。

[47]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8页（第1174页）。“民主运动”这个词被共产党用来指代发生在国统区的所有民众抗议活动。它包括了学生和其他人的反内战示威及对国民党统治之其他方面的抗议。比如，在1945年下半年，重庆、成都和昆明发生一系列事件，涉及学生抗议政治当权者及学校当局的学术政策。延安将其总结为“在国民党压迫下的学生民主运动。”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24日，第3页。

[48]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2日，第4页。

[49]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1月9日，第1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7页）。

[51]共产党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更深一层讨论，见第六章和第九章。

[52]台湾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仍然继续坚持该指控。见“司法行政部调查署”编：《共匪学运工作的剖析》；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第552—558页。

[53]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54]一名学生一直以来不明就里，直到两年之后约20名学生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因为唱了这些歌曲中的其中一首《歌唱春天的到来》而被逮捕，才恍然大悟。“春天的到来”这一概念长时间以来被用作象征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中国的到来。但是在这首歌中，共产党用它来象征他们自己的胜利。（这些回忆来自1969年春季和夏季的访问）

[55]根据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任何具有50名或以上党员的村子以及任何具有100名或以上党员的工厂、机关及学校应建立党总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大有100名共产党员，因为党章记载的党组织规则在地下党组织的案例中可以被变通执行。见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第50条和第54条。党章的英文翻译见唐盛镐（Peter S. H. Tang）的《今日的共产主义中国：年表和文献补遗》，纽约：普拉格出版社（Praeger），1958年。

[56]出自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重印的一篇文章《在斗争里壮大》，第86—100页。据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共产党活动有相似的模式。比如，一位作家能够在威斯康星大学150名中国学生中说出两名共产党员的名字。（罗伯特·洛（Robert Loh）口述，汉弗莱·埃文斯（Humphrey Evans）整理：《逃离红色中国》，第35页）

[5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讯，1949年2月3日。

[58]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28日；1949年5月29日北平普通话广播（《每日报道》，5月31日）。

[59]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22页。

[60]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842页。

[61]北平《新路》，1948年8月28日。

[62]上海《中建评论》，1948年9月5日。

[63]《观察》，1948年9月4日，第3页；教授张志让在1948年9月18日《观察》第3页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64]案件关于该情节的背景在萧扬的《浙大学生被捕惨死案》中有描述。《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16页。

[65]“于子三案”受到广泛的报纸报道。这段的描述依据：上海《大公报》，1947年11月2日；上海《中央日报》，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11月20日；上海《新闻报》，1948年1月8日。

[66]关于这段时期见易社强（John Israel）：《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第五章和第六章。

[67]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7页。

[68]这些论点出现在该时期自由主义的报纸和期刊上。老一代人对国民党统治，包括对政府干涉学术事务的评价，在后面第五章有论述。

[69]虽然日本占领和1947年春经济崩溃也许对我们讨论的时期内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有影响，但是他们不能充分解释上海青年相对更激进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对上海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可能与上海是全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有关，但是真实原因有待更细致的分析。

[70]上海《申报》，194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6月15日。

[71]关于本问题的敏感回答见费孝通《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观察》，1947年5月3日，第6—7页；同时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72]鲍大可对陈立夫做的采访透露了逮捕学生的原因。后者是国民党组织部长和实力雄厚的“CC系”领袖。显然，政府领导不仅授权他们震慑学生，而且真的相信，如果“真正”的共产党能被逮捕，运动就在掌控中了。（《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50页）

[7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6页）。

[74]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在1948年3月告诉鲍大可：在北大，至少50%的学生同情共产党，认为它比国民党好。但是在前不久，大使司徒雷登告诉鲍大可，70%—95%的学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他承认反对政府的学生的比率也在这个水平上（《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46—47页）。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在1948年年中估计有70%的北平大学生“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前一年这个数字为大约50%（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75]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2月24日。

[76]调查结果转载于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