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这里写出来有两个目的：首先，举例说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第二，进一步阐明（尽管是通过自由派的眼睛看到的）国民党统治的性质。接下去将正面表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这些政治信仰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辩论国家和社会的性质的时候，希望能从内战的混乱中横空出世的。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证站不住脚，存在于潜在假定中的错误完全暴露出来——这些谬误是由一个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既无法攻克又无法接受的困境造成的。

比起正面表达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自由派知识分子当然更多地在苦口婆心批评国民党。然而这种苦口婆心与它所基于的假定是一致的，这个假定即：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形式结束，而政府可以被说服进行自身的改革。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政府大可以忽略他们的批评——虽然他们的论证出于善意，不证自明。由于缺少确凿信息，以及自身倾向的原因，他们与战场隔绝开来，对正在进行的军事形势没有清晰的把握。无论如何，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从他们提出的正面解决办法这个角度来看，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徒劳的。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解决办法付诸实现时，他们措辞巧妙的批评最终退化为幼稚的泛泛之谈。

目标：总的原则

他们所主张的总的原则非常简洁明了，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之外，分歧开始出现。围绕着这两个目标在中国大背景下的性质和应用似乎总是产生无休止的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关于社会主义，储安平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倾向于强调常规改革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常规改革措施包括：去除所谓“豪门”的特权，通过累进所得税系统平均税负。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有效地实现，他将“百分之百地赞成”。[108]

燕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郑林庄教授的见解可谓典型：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进行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将被时代所淘汰。[109]

社会主义同样被看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模式，是实现经济公正的一种手段。所以国立中央大学的丁骕教授尽管谴责苏联在领土和组织上的扩张，害怕中国将成为其下一个目标，但还是主张中国采用苏联模式的经济系统。他声称，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10]

考虑到理解上的不同、信奉的理念各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以上这些见解能够代表20世纪40年代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自由派的共识。比如，虽然他们都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每个人事实上想的都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最基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下面的内容中一目了然，这就足够证明我们的观点了。

然而，假如我们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复提到的建议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点，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它也许将等同于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体要求。他们将内战归咎于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使用武力来获得政治权力。他们严厉批评共产党因为投身于世界革命而减少了对国家的忠诚，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他们要求以下措施：

政治改革：

1．承认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

2．尊重言论自由

3．吸纳贤能进入政府

4．遵守法律

5．去除冗余机构，建立健全的文职系统

6．惩治公务员的腐败

7．分散权力，加强区域自治

经济改革：

1．清算官僚资本，征用私有银行在海外的存款

2．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平分田地

3．所有银行国有化

4．所有公用事业国有化

5．货币改革，抑制通胀

6．改革税制，设立资本税和遗产税

7．改善公务员和军队人员的待遇[111]

有诚意的辩论开始了，所提出的建议超出了上面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协议的范畴，特别是讨论中包括了怎样将这些建议最好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在1947年底、1948年初《观察》上的文章互动是上面所说的辩论的充分表现。

也许因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是能引起反响。他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都确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借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顶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施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封建”阶段，经过被破坏的阶段，跃入社会主义。他主张在过渡时期实行一套方案，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套经济方案，有着“新民主”政权，由劳动阶级领导，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后建立起来。它需要：对土地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将国有部门扩大到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和一些轻工业；保护国有企业和工业，对小生产者进行援助；实行先进的劳动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制定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不鼓励个人财富的过分积累，鼓励将生产企业的利润投入再生产。[112]

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方案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述的方案大体上甚为相似，因此将使得施同事中的激进派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施，在第二篇文章中，坚决抵制了施试图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小化的倾向。严首先反对施允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以扩大生产，哪怕这种剥削关系已相当程度上柔化。严的第二条主要反对意见是施将经济系统变革的愿望寄托在“新民主政权”的未来形式上。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能够通力协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特别是在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他声称，他们也许今天被剥削着，但是他们自身都含有剥削的性质。于是他赞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我觉得或许我们能够一次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施复亮曾说他和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这个说法在张东荪的例子中更说得过去。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张，像施一样，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生产上，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迈开的第一步。张同样感到社会主义不是速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就社会改革一项来说，就绝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实现。他同样相信，在这里他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它在经济上的对应资本主义，不管多么柔化，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保证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国家制造出新形式的不公。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它们只能增加人们的疾苦，因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压迫人民。这些压迫的势力同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包括享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地主、高利贷者以及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遗弃者，如几乎不从事生产的、经常依靠勒索和抢劫谋生的流浪汉和游民以及佃农和雇佣劳工。

张总结道：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有了计划经济，所有一切，包括政治和教育，必须同样被计划。这些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所有束缚生产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鼓励生产的剥削关系可以被允许在过渡时期存在。相反地，有益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被鼓励，干涉生产的将不被支持。张坚持每个国家必须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推荐两个明显已经被成功应用的理论样板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使得苏联后来迈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及瑞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114]

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阶级手中，但叫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予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段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115]

樊教授的希望是中国能够转型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是他很仔细，特别强调了“自由”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常有人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变成苏联附庸的担心。很多左派，包括共产党，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否认中国和苏联之间必然有这样的关系。一般的论调是中国必须找到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中国的责任完全担负在中国自己身上。[116]

对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和民主主义理想。孙宝毅在1947年张君劢同意让自己的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他断绝了关系。孙宝仪批评张君劢过分信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他在这里把经济民主等同于苏联的经济系统——进化到西方实行的政治民主。孙这边辩论道，按照张的定义，从政治民主进化到经济民主同样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政党全都由资本家控制。

然而孙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投票，我们也需要饭碗，孙断言。既然英美和苏联的系统都没有同时给我们这两样，那让我们从每个系统中提取我们想要的，将其余的拒之门外。[117]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赞成如此概括他们的理想。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怎么吸取？怎么拒绝？

张东荪是少有的几个致力于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内在复杂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没有对解决的办法给出直接的回答。在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他建议平等和自由必须受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生产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还需要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吗？他似乎对此也不是特别关注。“至于制定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由和平等”，他写道，“那是计划制定者的事，这里不做细节讨论。”还有一点是他不愿意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的自由，或者是文化和思想的绝对自由，他将它作为进步的政治系统的保证。一旦文化自由的种子播种下去，他总结道，它就不会停止生长。这将在中国培育自由的传统。[118]

张的一些见解涉及很多通常与民主相联系的制度，这些见解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论述是一致的。他辩论道：英美的立宪制政府无法在中国存活。比如不可能举行自由选举，因为会被现有的有权势的党派操纵，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宣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一起代表了国家的所有利益。因此，“当这些党派共同协商，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党派间的事，事实上它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为此，他着力强调了两个概念——妥协和制衡，称它们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119]

另外一个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所见略同的是梁漱溟。他论述到，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坚称竞选从根本上与人们的习俗和行为不兼容，一部民主的宪法绝不可能在中国存在。然而像张一样，梁不愿意完全放弃希望。他建议一组专家能够发明另外形式的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有西方式宪法的民主政治系统，以此符合中国的国情。[120]

然而大体上，将对这一主题的见解付诸笔端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上面几位那样，对中国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未来抱悲观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持“阻碍不过尔尔，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观点：虽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体制的一种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是能够被克服的——虽然是逐步地克服。[121]

另一位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个观点。郭特别批驳了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观点，提醒他们立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他概述了美国自身在政治发展上所经历的困难：很多州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还是与它有冲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不公，而宪法无力于阻止这种现象；政治和行政部门经常有腐败，选举也时常被操纵。但是诊治办法逐渐才能找到，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艰难。基于美国经验，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操纵就怀疑体制本身，就放弃将它付诸实施的努力。……这个体制的理想必须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系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缺陷，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克服。”[122]

事实上，较之借鉴美国，向英国取经的倾向更明显。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英国工党为中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范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实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这个论点。“如果英国工党成功掌权，”储安平写道，“那么世界人民会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同时依旧承认人们的自由意志。”[123]

方法：联合政府

也许樊弘对那些拥护“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教授”的不耐烦是有道理的。这些教授认为剥削者、压迫者和国民党将会自愿改革，并放弃曾经培育他们的体制。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这些教授在思路上是前后一致的。他们同样相信共产党会接受劝说——像储安平写的那样——“修改它的政策”并放弃在内战中的角色。[124]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论证共产党最终或长期的目标根本不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做得成这件事。因此在两头不靠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双方在军事上的胶着被认为能促使双方自愿做出妥协。同样地，这种胶着似乎也为中立派政党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第三股力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大家或多或少对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中，自由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三股力量中的一股达成共识。自由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的决议上：建立联合政府。[125]王芸生这样描述政协会议的决议：

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126]

联合政府的构想同样让那些对立宪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不太乐观的人们感兴趣。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最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形式：

我只见有些人在那里痛骂，有些人在那里祈祷，除此以外，却未见有什么好法子。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主张要想使国民党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四面有监督和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这个……唯由联合政府才能实现。可见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其说是反对它，毋宁说是想救它……无如据我们观察，要革它的命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127]

过程：劝说

所以用吴世昌教授的话来说，原因有许多，而道路只有一条。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劝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尊重政协的决议，在联合政府中鼎力合作。唯一的答案是第三党或此类的集团，用概念来解释就是真正的第三方势力，它以广大人口的支持作为立身之本，支持他们的人反对战争，既不满国民党也不太信任共产党。理由是这样的：如果这群至今还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多数，它们的力量能够被恰当地引导，将通过某些途径迫使两党放下武器接受联合政府。

必须承认：说比做容易。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党，按当时的构成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成所谓“第三方力量”的现有政党是无法被倚重的，因为，说得客气一点，它们软弱，组织混乱和缺乏力量。没有人反对储安平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民盟的批评，”他写道，“可以总结为两条：‘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多数“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老派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经历各异，唯一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是对国民党的反对。储得出结论：“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派的成员，无论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和两个主要党派的爪牙。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说是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三方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支强大而独立的力量，还有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张东荪建议这样一支力量应该起到“国共之间桥梁，迫使双方步入正轨，将他们拉到一起，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质疑，这样的力量来自何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一位作家嘲笑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天真”，说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具有改革现状的能力”。[131]在对一则传闻——胡适正在计划组织一个政党——的讨论中，另外一个作家很详细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132]储安平自己对此的态度是摇摆的，他似乎想要总结两类人之间的矛盾：一类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救中国”的多数人，一类是认为他们救不了中国的少数人。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看法的，是发表于1947年3月的《中国的政局》：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储认为，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有一些原因是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优点，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文人——的内在缺点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和个人主义。政治需要有远见的个人，为大的方面而奋斗而不是争辩小分歧，需要关心大局的人，只要对政治有利就可以接受合作。政治需要组织和纪律；但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权利和理性，而不是权力，所以不容易在他们之中发展有组织的力量。政治同样需要领导人；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轻率，很难在自由分子中产生领导人。

除了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储还列出了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治加诸自由派身上的三个束缚。第一是政治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拒绝切实保障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第二是经济限制，这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穷困造成的。知识分子仅能糊口，缺少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第三是思想限制，源于国民党二十年来对于教育的干涉。结果是，非但没有在青年中培养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更重要的，这让他们受到的教育质量偏差。所以很多青年人没有能理性地处理他们的不满，而是被这种不满支配，盲目地转投了极端的右翼和左翼。

然后突然地，没有警告地，甚至没有解释的段落，储笔锋一转，接过了马歇尔将军没说完的话题。他继续说道：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绝对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只可能出自绝望。做完这番分析后，储总结：这不是自由主义分子是否愿意起来反抗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一年之后，民主同盟被解散，民主社会党由于和国民党结盟而丧失了名誉，从那以后，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前进过。他们依旧为国家的前途“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依旧互相劝诫将负面的批评和绝望转化成积极的行动；依旧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抛弃学术追求，以拯救国家，将它置于老百姓的管理下。[133]

在1948年4月“国民大会”期间，这样的劝诫到达了顶峰。3月26日，南京的教授将上面已经列举过的改革提议公开。同样在首都，同一时间，一个“教授国事咨询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北方知识分子则组织了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会”。[134]但是没有人看起来很清楚这些团体扮演的角色。它们应该代表“民意”，但是“民意”具体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

政党政治陷入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没有人甚至严肃考虑过成立一个新政党。《新民报》解释：让一些分散的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可以推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新政党真的很难。假如这样一个政党选择在政策上向两党中任何一党妥协或让步，它就不能保持中立或独立了。停止内战所需要的力量其实落在“中国人民”身上。因此解决办法为：让自由主义者根据人民的愿望行动，与人民站在一起，寻求人民的支持，代表人们的意愿，那么自由主义者将不用再担心他们的政治影响力。[135]照这种说法，人民的意愿被定位成为一种有机力量，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寄予厚望成为它的代表。他们结构松散，不强调个人的政治影响，说不定能浮出水面，被共同意志的洪流所承载。

知识分子们的解决办法抓住了中国古代将公共事务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传统的尾巴，却不可救药地脱离了1948年中国政治的实际。已经没有时间为中国设计一套自由派民主的解决方案了。即使有时间，人们禁不住要怀疑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能积极地参与其中。《观察》和该时期其他自由派出版物足以证明内战期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批评和道德劝诫上的成绩。但是，就像储安平和他的同事有时指出的，批评再尖锐，劝诫再有力，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实际的解决方法，以及掌握必要资源的人来执行它们。

由于他们自身的政治信念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者无法影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在情理中了。他们手中根本不掌握任何实力决定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并由此决定这场战争结果。遵照法律和传统，这些知识分子是不用服兵役的。在个人意愿上，他们倾向于上海或北平这样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不太喜欢缺少文化氛围的中国农村。不管他们有多关心和同情农民的遭遇，他们只能在纸上表达——用所谓的抽象的术语。所以，这些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应该掌握在那些不那么在意每天接触战争和乡村生活的人手里。也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是——这么说恰如其分——智力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

储安平最终在1948年的夏天明白了这一点。他在《观察》7月17日的“告别辞”中承认了失败。之所以写“告别辞”是因为有可靠消息称储的杂志将遭遇十天前《新民报》的命运。储写道：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我们愿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在储教授写了他的告别社论后，《观察》又出了21期。杂志最终在12月底遭禁。但是在这几个月里，很清楚的是：在中国谈论自由主义政治的日子结束了。愤怒和迫切的语调没有了，它们曾在过去两年中让说理类的文章气势如虹。“储安平时代”真的走到了尽头。

在12月份杂志遭禁之前，上海报纸报道储安平和他的朋友——《大公报》的王芸生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去向不明。1月份，关于他们去向的谜团被解开——共产党的广播报道了储和王以及很多其他人在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曾经不断高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相似的决定，他们有的像储安平一样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有的只是准备好了给胜者的欢迎辞，等待胜利者的到来。

[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是指任何正在接受或已接受过中学或以上教育或同等学力的人。当引用共产党的原始资料和见解时，应该采用这一定义。在非共产党原始资料中，该称谓的含义较为狭窄。在本章绝大多数地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特指作家、记者、大学教授和教师这些直接参与国家精神生活的人。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96—200页。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公报》的香港版直到1948年才复刊，从那以后，它在政治上比起其他的两个版本都要左一些。

[5]见书后参考文献。

[6]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刊物是《时代批评》，在香港发行，主编是张学良的前秘书周鲸文。与《观察》不同，这份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和民盟发言人的文章和声明。但是尽管周鲸文据说当时同情左派，尽管该杂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外的英国殖民地发行，《时代批评》的社论和大多数政治评论在基调上与《观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7]见书后参考文献。

[8]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8年8月7日，第4页。

[9]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2月28日。

[10]储在这里提到的“危难”不可能指共产党的胜利。他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语气从来不是这样的。另外，当时极少人相信共产党事实上能够打败政府的武装力量。在1946年中期，每个人最害怕的真正危难其实就是内战本身。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努力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和平解决的遥不可及。此时以及之后的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控制区域，非官方圈子中的作家和记者对内战的评价似乎众口一词，都认为它是花费巨大和希望渺茫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以上论述将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论述。

[11]《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3—4页。

[12]储安平：《论上海民乱》，《观察》，1946年12月14日，第4页。

[13]吴世昌：《论党的职业化》，《观察》，1947年3月8日，第10页。

[14]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召开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闭幕的会议，该会议遭到暴力破坏。自由派的民意认为这些右翼分子还应对该会议的被暴力破坏负有责任。很多与会者受到据说是右翼国民党分子雇佣的恶徒的身体袭击。该事件后来经常被作为一个标志，用来说明国民党在面对民众广泛要求和平解决与共产党争端时，妨碍议程的手段。欲了解关于谁对该事件负责的普遍意见，见约翰·F．梅尔比的《天命》，第88—89页。欲了解国民党右翼的版本，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585—1587页。

[15]欲了解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它所通过决议的破产，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第1—723页；张君劢：《中国的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会议决议和关于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新闻稿见：《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6]未署名的信，1948年2月8日（《观察》，1948年3月6日，第2页）。

[17]信件署名“丁可山”，1948年3月30日，宣化县（《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关于代表当选但是无法获得选举许可证指的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国民党同意青年党和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加入政府后，分别给予他们300和260个席位。然而一些国民党员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就在本来是其他两党的选区内进行选举。民、青两党只分别赢得70和68个席位，威胁除非得到答应过的席位，否则就要离开大会。国民党因此尝试劝说那些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参加选举的代表将他们的席位让出来——但是多数人不愿意。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的1948年3月29日，争执吵闹依旧未得到解决。欲了解选举，见上海《再生》周刊（民社党机关出版），第194期，1947年12月14日。

[18]南京，信件署名“许少甫”，1948年4月3日（《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

[19]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3页。

[20]朱自清等：《保障人权》，《观察》，1947年3月8日，第21页。

[21]同上；北平通讯员：《新五四运动之前夕》，《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16—17页。

[22]北平通讯员：《从美军下旗到张今吾被释》，《观察》，1947年5月24日，第17—18页。张在1947年5月1日被捕，并被作为有“共产党员和叛徒”嫌疑的军事犯拘留，通讯记者给李宗仁将军寄了一封公开信（后者是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张于是被保释，此后再没有受到具体指控。

[23]储安平谴责查封三家报馆和镇压学生抗议者的手段。《新民晚报》，像其他“新民”系报纸一样，为一群四川企业家所有。在重庆的主管同意开除一些撰稿人员后，《新民晚报》上海晚报版被允许重新出版，这些人员被行政院新闻局指控为撰写“虚假报道”。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7月30日。

[24]天津当权者施加的审查制度1947年6月1日施行，6月10日撤销，目的在于压制新闻界对正在进行中的全国学生抗议的报道。但是从北平运来的报纸（北平没有审查制度）每天上午十点抵达天津，在主要街道大量出售（《观察》，1947年6月28日，第17页）。

[25]周绶章：《疯狂了的中国》，《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7页。

[26]葛思恩：《新闻自由的低潮》，《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9页。

[27]梁漱溟、周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该报告提供了围绕凶杀案事件的细节复原，同样有趣的对调查本身的描述，以及昆明当局在调查过程中设置的每一个障碍。两名警备司令部总部的下级官员因为谋杀闻一多被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免职。关于李和闻的一些传记信息见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郭沫若撰写前言。欲知云南当时的政治形势，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

[28]欲了解信件及90名签字教授的姓名，见《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欲了解袁翰青3月份在北大学生会议上的演讲，见：《知识青年的道路》，《时代批评》，1948年5月15日，第6页。

[29]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

[30]有关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参见此处。

[31]这类矛盾的一个例子是教育部曾下令让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取消国际法和发掘课程。见：上海《大公报》，1947年7月29日。

[32]国立浙江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参见《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1948年6月12日，第16—17页。另一个例子是第三章中提到的：1947年春，教育部决定取消交通大学设置的一些科系。

[33]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28日。

[34]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0日。

[35]《略谈党派退出学校》，《时代批评》，1948年6月15日，第3页。提到“党派”，作者不但指国民党，也将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内。同一期报纸还报道了在1948年2月寒假，沈阳大学和中学学生青年冬令营事件。沈阳依旧处在国民党控制之下，该冬令营由军队主办。不参加的人受到威胁，称将剥夺他们的学习津贴，严重的甚至被开除。学生反对强制的军队训练和政治教化。到冬令营结束的时候，超过100名不受管制的学生被逮捕。春生：《沈阳二三事》，出处同上，第35页；高超：《沈阳冬令营的风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6页。

[36]杨人楩：《国民党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6页。杨是北大的一名教授。

[37]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8]关于这一现象最清晰和最据实以告的表述之一是周荣德编写的六个20世纪士绅家庭的片段。这些片段中普遍的腐败印象不因为文中同时提到的清官的例子而有所淡化。王主席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任职，依旧两袖清风。但是他容忍了大批县、乡和保的官员的贪赃枉法，全然不顾及大众对他们的反对情绪。赵县长由于被告腐败和办事不得力被免职。告发他的人中，其中一位起主要作用，这个人也是县里最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者之一。当地一位不腐败的官员——乡镇头目中唯一一个“敢于冒犯当权者，为老百姓说话”者——县长在接受了一笔贿赂后，应贿赂者的要求将其撤职（周荣德：《活的历史》，见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第145—187页）。

[39]近几年，相当多描写政治腐败的文学出炉，有一些文章说公职人员的腐败也不一定全然是坏事。中国的经验似乎不支持这一奇特的假说。欲了解有用而分析性的正反面意见总结，见J.S.耐依《腐败和政治发展：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1期（1967年6月），第417—427页。大多数的论述，在阿诺德·海登海默编写的《政治腐败：比较分析读物》中都有记载（纽约：豪特、瑞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

[40]王克浪：《从数字看江西》，《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17—18页。

[41]欲了解这个问题的典型论述，见与国民党“政学系”有联系的南京《世纪评论》，1947年11月29日。

[42]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

[43]钱孟超：《强迫征收军粮，安徽百姓最恨》，上海《申报》，1946年4月30日。

[44]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30日。

[45]晋南通讯员：《法外天地·人间血泪》，《观察》，1947年1月11日，第20—21页。

[46]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4月18日。

[47]上海《东南日报》和《文汇报》，1946年8月24日。

[48]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8日。

[49]译自上海《新闻报》评论，1946年4月15日；同见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1日。

[50]兰州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51]欲了解对20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特别是反横征暴敛的暴动，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433—453页。萧教授声称：“显然最重要、最容易引起暴动的原因是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征税。”他写道，反横征暴敛的暴动在清朝走向衰败的19世纪下半叶最为频繁。

[52]根据一名吴兴县农民的账簿——1月在吴兴有暴乱，他在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支付的有：购买胜利债券的钱，购买存储债券的钱，以实物偿付的县的行政税，以实物偿付的乡的行政税，当地防卫部队的米和制服费，为地区行政开支缴的米，给伤兵的米，为县警察补员缴的米，征召劳力的米，借给老百姓的来复枪要求的大米抵押，购买军火费，地区行政部门人员的差旅费，接待路过县的军队所设立的临时设备费（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53]来自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作者唐戍中，见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5月1日、2日、5日。

[54]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傅统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将问题归于社会环境，认为解决方法在于教育。见《以教育救中国》，《观察》，1947年5月17日。

[55]柯睿格（E. A. Kracke，Jr）：《宋朝初年中国的文官制（960—1067）》，第196页。

[56]萧公权：《中国乡村》，第414—415页；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43—51页。

[57]杨懋春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省的某村庄，只要佣金数额不是太多，没有人抱怨村干部为提供的服务索取“佣金”。在评论农村建设费用时，杨写道：“庄长和他的首席助理征收村庄应缴的税，同时获得他们自己的佣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一定限度内，村民会忍受下来，但是在剥削不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81页）

[58]费孝通、张之毅：《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第277—279、306—313页。

[59]浩然：《论政治上的新病态》，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14期（《观察》转载，1948年4月10日，第18—19页）。谈到官僚化的问题，人们特别要求废除冗繁的当地行政结构，要求有效率的征税系统。一名作家提议税和征用物资直接上缴给县政府，跳过乡、镇、保官员。（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河北滦县政府秘书孙凤鸣（音），主张相同的解决方法，声称每年直接交给县库每亩10斤小米足够支付县里的所有税收和费用。但是他承认这样的改革说比做容易，当地官员会竭力阻止它的实施，因为改革意图消减他们的利益（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

[60]这份声明由144名来自清华、141位来自燕京、105位来自北大、77位来自北洋、17位来自中发、6名来自美术学院、6名来自教师培训学院的教职员工签署（上海《大公报》，1947年6月1日）。

[61]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年6月5日，第3页。

[62]器重：《国共应该携手合作》，《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23—25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杨人楩：《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5页。很多人也许赞同吴世昌所持的观点：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能在几个月内被剿灭，每个人都能忍受困苦，支持为战争做的努力。在他看来，“如果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国家统一了，重建工作开始了，征兵、征粮、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目的征收结束了，如果自由和民主触手可及了”，那么大多数人民就不会反对战争。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不可能实现（吴世昌：《论和平问题》，《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4页）。

[63]这些掠夺在第四章“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负担”一节中有论及。同样见第三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节。

[64]杨培新：《经济总动员下的加紧征粮》，《时代批评》，1947年9月1日，第24—26页。

[65]这封信署名“朱树锦”，1948年5月26日（《观察》，1948年6月5日，第2页）。另一封相似的而略微简略的信来自青岛附近即墨县第五区的一位居民（《观察》，1948年5月8日，第2页）。

[66]想要了解更多的例子，参见此处。一名《大公报》通讯员列举了除平常的税目外，河北东部滦县的老百姓应缴的强制税目：（1）给每个地方民兵部队长官每月200斤小米，每个地方民兵部队成员每月150斤小米；（2）铁路守卫的每天食物津贴；（3）维修和修筑铁路防御工事的材料和人力；（4）军民合作所代表政府军队征收的稻草、饲料、车辆等等；（5）为当地防御部队购买和补充的武器和军火，以及当地防御工事的维修和修筑；（6）依附于一些县警察局的特别部队，它们的薪水支出和购买武器和军火的支出；（7）通常以实物偿付的所有乡和保管理的薪水支出；（8）给所有月工资固定的警察和公务员特殊的补贴支出：每人每月150—200斤小米，帮助他们在通货膨胀的重负下维持生活。（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有关日军投降前的类似的税赋单子，见：《一些非法勒索的实证》，西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30日。这篇文章写的是西安附近的三原县。

[67]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页。伍此时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高超哀叹战争对中国东北工业、采矿、粮食生产的破坏，见《泪眼看东北》，《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

[68]兰州通讯员，第14页，参见此处。

[69]杭州通讯员：《浙江的征丁征税》，《观察》，1946年11月16日，第14—15页。

[70]北平通讯员：《北平的征兵戏》，《观察》，1946年11月9日，第17—19页。

[71]这七封信出现在《观察》1948年2月28日、3月13日、4月24日、5月8日和22日的“读者来信”版块。沈阳报纸对征兵失败的报道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44页。1946年和1947年征兵命令执行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以及对它的反抗，被上海新闻界在1946年最后3个月和1947年8月广泛报道。

[72]想要了解一些美国的观点，见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以及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和贾安娜（Jacoby Annalee）《中国暴风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特别关注了伤员的处理，是从正面和负面两方面来写的。

[73]西安《青年日报》，1945年6月11日；重庆《新民报》和《新华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时事新报》和《中央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7月19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7月22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8月24日。活埋的故事经常被反复提到。欲了解目击者在1945年讲给罗伯特·佩恩听的叙述，见他的《觉醒的中国》，第103—104页。

[74]比如梁实秋：《沈阳观感》，载于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观察》转载于1948年3月6日，第19页）；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

[75]特约记者：《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18页。

[76]杭州通讯员，第15页，参见此处。

[77]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9页，参见此处。

[78]汗奇：《东北十日》，《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9]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参见此处。

[80]《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页。

[81]长春通讯员：《零下三十度的人心》，《观察》，1947年3月1日，第18页。

[82]观察记者：《魏德迈在中国所了解的·所烦恼的·和可能建议的》，《观察》，1947年8月30日，第16页。

[83]长春通讯员：《梁华盛在吉林的作风》，《观察》，1946年12月7日，第16—17页。欲了解其他关于长春军事化和民主的评论，参见此处。

[84]钱端升：《军人保护的中国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21—23页。

[85]比如：周绶章（参见此处）、杨人楩（参见此处）、傅统先（参见此处）、吴世昌（参见此处）和《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的社论，第2—3页。

[86]常明：《泛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施复亮、平心两先生论争的意见》，《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33页。关于政协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及较场口事件，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关于新华日报事件，见第六章“民族主义问题”一节。

[87]伍启元，第3—4页（参见此处）。

[88]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参见此处）。秦峰（音）也给出了相似的论点：《马上得之，马上守之，马上失之》，《时代批评》，1948年3月15日，第3—4页。

[89]第四章的大部分基于自由派作家与刊物的报道。

[90]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阴阳界》，《观察》，1947年7月26日，第19页。

[91]长春通讯员（参见此处）。

[92]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时代日报》，1946年6月24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

[93]潘子明（参见此处）。一则沈阳的新闻报道了1946年夏天该市的5000名难民学生。这些学生中的2000名要求不用参加规定的考试，秋季录取入学。学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部分是因为据说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出售考试试题。见：天津《民国日报》，1946年8月16日。沈阳的10万难民在一份美国大使在1947年11月26日的报告中有提及（《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378页）。

[94]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31—33、65—68、74—77、100—103页。然而不是所有的在北平的学生难民处境都这么悲惨。博迪提到1948年11月，超过2000名学生从保定撤出，被安排住在北平市郊的寺庙里。他们由老师陪伴，老师给他们上课，鼓舞士气和维持纪律。

[95]梅尔比：《天命》，第281—282页。

[96]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周鲸文。周鲸文自己就来自东北，他认为该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给予东北人民众多伤害的其中之一（周鲸文：《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7月15日，第1—2页）。

[97]来自栖霞山的信，1948年4月16日（《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2页）。

[98]由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城市中，所有报纸都被政府、国民党或军队控制或监管。所以随着战事的进行，公众几乎无法得到独立的信息来源。但是依旧有一些作家和记者试图调查和报道东北局势的进展。文中的概述基于对以下选文的比较参考。

《观察》：

（1）沈阳通讯员，1946年11月9日，第16—17页；

（2）沈阳通讯员，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

（3）长春通讯员（见注81），1947年3月1日，第17—19页；

（4）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

（5）潘子明，1947年7月26日，第19—20页（参见此处）；

（6）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7）梁实秋，1948年3月6日，第19页（《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参见此处）；

（8）观察通讯员，1948年3月13日，第15页；

（9）沈阳通讯员，1948年3月20日，第17—18页；

（10）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引自《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

（11）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

（12）沈阳通讯员，1948年4月10日，第12页（参见此处）；《时代批评》：

（13）汗奇，1947年8月16日，第25—29页；

（14）春生，1948年6月15日，第35页（参见此处）；

（15）周鲸文，1948年7月15日，第1页（参见此处）。

[99]李宗仁表示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的决定基于一个由吴鼎昌和“政学系”其他成员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委任的，以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回到该地区之前先对该地区有所研究（《李宗仁回忆录》，第46章，第1页）。在这段时间，据说指派到东北的官员中，“政学系”的成员占了大多数。

[100]参见此处，欲了解云南的情况，见第三章中的“一二·一运动”一节。

[101]参见此处，第19页。

[102]各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在此时疯传，内容都是关于为释放张所做的谈判。其中一则有趣的传言是：蒋介石提出在1946年释放张，条件是他答应“利用他的声望使得东北能够倒向国民党一边”，少帅拒绝了他的提议。（爱泼斯坦：《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第375页）

[103]参见此处，第15页。

[104]欲了解对共产党在东北表现的一个可对照的观点，见第六章。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表现能够少招致批评的话，地方主义和少帅不减当年的威信本来不会在东北政治局势中占如此重的地位。然而在政府广受批评的情况下，地方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往高估计都不过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在1947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地方主义——写到当地人们日益增长的反感和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就无法打败共产党，捍卫该地区。然而政府甚至摒弃了送到面前的这样的帮助。比如，一个广受支持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东北动员委员会，提议组成一支当地武装与共产党做斗争。该提议遭到拒绝。马占山将军是一名骑兵军官，在老帅和少帅手下都做过事。他同意为政府工作，并被任命东北司令部代理司令。但是上面从来没有给他分配任务，也没有让他带领军队。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141—142、144—145、152、156—157、175、210—211、232—235、292—293、307、330、398—399、404、708—709、744页。

[105]七个省是指辽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安东和兴安。1948年4月，两个剩下的省：吉林和辽宁的小部分依旧由中央政府把持。还有几百名中央政府派往全东北的监管和行政人员在沈阳被供养起来，几乎什么事也不做。这些人包括金融、农业、水利、文化、教育和通讯官员。

[106]参见此处，第17页。关于政府在东北的军事表现，参见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第57—68、76—81、114—121、131—136、165—167、187—192页；埃德蒙德·柯乐博：《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60—290页。

[107]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108]傅孟真：《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1947年3月1日，第6页。傅担任了很多职位，其中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在1947年2月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责宋子文和孔祥熙，在南京的政治圈里制造了小小的轰动，前两篇发表在南京《世纪评论》第1卷第7期和第8期上，第三篇发表在上海《大公报》。《观察》在1947年3月1日转载了这三篇文章。

[109]郑林庄：《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9—10页。

[110]丁骕：《苏联即将东顾》，《观察》，1948年7月3日，第7页。

[111]南京《新民报》，1948年3月27日。

[112]施复亮：《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7—9页。施于1927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113]严仁赓：《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乎？》，《观察》，1948年6月19日，第5—8页。施复亮的回答见：《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答严仁赓先生》，《观察》，1948年7月24日，第4页。严回复的文章见：《再和施复亮先生谈“新资本主义”》，《观察》，1948年8月7日，第15页。

[114]张东荪经常为《观察》和其他自由主义杂志写稿。1947年秋民盟被解散前，他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另外他还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这里总结了他对经济改革的主张，依据的是他的以下文章：（1）《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2）《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3—5页；（3）《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1948年3月6日，第3—5页；（4）《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中建》，第3卷第4期（《观察》转载，1948年8月7日，第26—27页）。

[115]樊弘：《只有两条路！》，《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3—4页。樊教授与张东荪的互动事实上早于这篇论述几个月，围绕着一些相关问题展开。两者的辩论在以下文章中展开：（1）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前期文化的诊断》，《观察》，1947年10月11日，第3—6页；（2）樊弘：《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观察》，1947年11月29日，第5—8页；（3）张东荪：《敬答樊弘先生》，《观察》，1947年12月13日，第5—6页；（4）樊弘：《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观察》，1947年12月27日，第5—6页；（5）张东荪：《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

[116]樊弘：《关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观察》，1948年6月26日，第7—8页。这是樊对于周东郊的文章《论“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兼论我们的道路》（《观察》，1948年5月22日，第4—6页）的回应。

[117]孙宝毅：《吾尤爱真理！》，《时代批评》，1947年12月16日，第10—11页。

[118]张东荪：第5页，参见此处；张东荪，第4—6页，参见此处。

[119]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6页。

[120]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观察》，1947年9月20日，第5—10页；9月27日，第8—10页。梁的“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纪文勋也概述过，见：《梁漱溟和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1月—3月），第64—82页。

[121]谷春帆：《从民主到帝国》，《观察》，1947年11月1日，第3—5页。谷是一名银行官员。

[122]郭叔壬：《宪政和中国文化》，《观察》，1948年3月13日，第6—8页。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客居美国。

[123]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124]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伍启元写道，共产党“应该放弃他们的生死战斗，以及放弃试图以武力革命建立一个独裁政府。他们应该学习成为立宪政府中的立宪政党，愿意促进民主，并对此满意”。对于国民党，他建议它的官员们应该愿意妥协，并且“顺应国家人民以及国民党大部分自己成员的希望，立即实行民主，命令富有阶级做出一些牺牲”（《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5页，参见此处）。

[125]一些人批评政协是因为参加会议的是各政党的代表，没有人直接代表人民。但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多党会议——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它扫除了和平建立宪政政府的所有障碍，所以大多数自由派认为政协决议是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妥协的基础（参见此处）。

[126]王芸生：《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观察》，1946年9月1日，第5页。

[127]张东荪，第6页，参见此处。

[128]储安平，第7页（参见此处）。想要了解类似但是更详细的对于民盟的批评，见温复（音）：《小心，中国民盟》，上海《周刊》，1946年6月8日。

[129]常明，第33页（参见此处）。

[130]周钟歧：《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周曾经是广州岭南大学的一位教授。

[131]《何处是归程？》，《观察》，1948年7月17日，第11—12页。

[132]这个传言曾经在胡适1946年从美国回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甚广。作者特别提到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博士”，但是在领导他的政党的时候却表现平平。作者评论道，政治和教育是两码事——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也不一样。作者认为胡适能够提出大方向的意见，但还是怀疑当涉及维持一个政党所必需的、实质的计划时，他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导。见：《胡适的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21页。

[133]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1日。

[134]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8日和11日。

[135]来自南京版《新民报》1948年4月11日和5月7日的两篇社论。这份报纸由于触犯了《新闻法》第21条在7月8日被永久停刊。第21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扰乱公共秩序和损害国家利益。该报纸被控告散播共产党的宣传，损害政府威信，以及批评政府在共产党武装夺取开封后对该地狂轰滥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