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而言，吸引最多关注和得到最正面评价的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战争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知识界拒绝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原因之一是民众为战争承担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农民横征暴敛，政府低价购粮借粮，官员投机，征兵腐败，军队纪律涣散，抢夺平民。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非完全无可指责。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无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仍然设法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它在农民中的力量。当国民党官员和他们在农村的同盟者继续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取私利时，共产党则通过战争在农村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2]自由主义作家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下几点：合理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相对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廉洁；以及共产党军队严格的纪律。

东北地区的情况

正如第五章提到的，“二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缺陷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讨论了。同样为人们所知但并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是，共产党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犯下的错误。国民党的东北收复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强化和扩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总而言之，为实现这一目的，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9个行政单位，但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位都由外省人担任。由于仍对东北军队持有怀疑，在1946年苏联人撤走后，政府没有让东北军队参与接收。政府在当地的同盟者包括地主和其他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他们是唯一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在东北仍有极高威望的少帅张学良的人。在1946年末或1947年初，在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被捕的张少帅被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台湾。

按照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些措施引起的普遍不满。共产党意识到，绝不能和中央政府一样，对东北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共产党尽可能地安排东北本地人担任政治和军事职务。曾由张作霖和张学良统领过的残存的老东北军中的大部分人都转投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共产党对他们表示欢迎，允许他们作为一支非共产党军事力量保持独立的身份，但必须接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挥。张学思被委以重任，他同时担任了辽宁省省长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副主席的职务。[3]

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中，本地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到1946年年中，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林彪部队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30万人。这支部队包括三股力量。第一支是由周保中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日本入侵东北后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联军的幸存者大部分转入了地下活动。仅有几个小分队在他们藏身的山区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残余的地下人员和监狱里的幸存者重新组织起来，与苏联军队进行了合作。到1946年年中，经过重新命名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的人数到达了15万左右，其主要构成是东北本地居民。

人民自治军是林彪东北部队的第二股军事力量。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由张学思领导的老东北军。1938年后，这支部队开始游击战，与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以及晋察冀交界处的共产党进行了合作。1945年，当这支部队离开华北，向东北进发时，它的人数只有3000左右。然而，部队回到东北后，许多以前的同志重返了队伍。到1946年年中，据估计，这支部队的人数到达了2.5万。

东北共产党军队的第三股力量是八路军，它实际上由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组成。在1945年10月和11月，这些部队——其中一些由东北将领指挥——从山东（乘坐舢板）、热河、河北、绥远（依靠步行）转移到了东北。[4]

沈阳和长春记者的报道常常给人这样的感觉，即所有的军队——苏联军队、共产党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军队——都是不受欢迎的。[5]然而，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报道和故事，几乎所有有关政府军和苏军的评论都是负面的，中国共产党得到的评价则要好过平均水平。例如，我在前一章曾提到过，1947年初，一名来自农村的作家在自己的老家——离四平街（四平的原名）120华里——待了10天。政府军和苏军都给当地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一个短时期内控制了该地区，他们的表现显然好得多。的确，他们撤退时从日本人创办的150个床位的县医院搬走了X光设备和输血设备，但他们并没有侵犯农民的个人财物。

在日本占领的整个时期，东北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军队。但他们很快了解了这两支军队的差别。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位作家用略带讽刺的口吻描述满足这些纯朴的百姓有多么容易，但他依然承认，一队暂住在自己家里的共产党士兵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十分尊重老人，对16岁的孙女也很有礼貌，离开时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6]

不仅如此，关于共产党对待战俘——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政府文职人员——的报道也大多是正面的。[7]共产党的优待政策据说在劝说敌人投降上特别有效。俘虏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加入共产党军队还是回家。那些愿意回家的人在遣散之前会得到香烟和旅费。

1948年4月，这名记者哀叹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指出，政府仍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它还可以赢得人民支持，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军事决战。他写道，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深入到了人民中间”。[8]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公务员、商人和其他有钱人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逃到了国民党控制的松花江以南城市，但更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因此，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东北之所以没有发生与1947年2月的台湾暴动类似的动乱，是因为所有想反抗政府的人已经投向了共产党一边。[9]一位作家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总结：

须知共产党之掘铁道、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他带来的，而是老百姓替他办的。共产党在东北没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没有枪，是中央干不好送他的枪，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共产党没有人才，是中央不要的弃才。[10]

其他地区

除了东北以外，民众还将其地方的政府军队与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在几乎每个战区都会遇到和东北相似的事情。《观察》发表了许多报道，赞扬共产党军队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尽管一些报道的作者并不赞同共产党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这些地区包括苏浙皖地区、长江以北的江苏泰兴县、冀中部、陕西西部、甘肃和晋南。[11]

一位记者考察了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和第6师的军队纪律，并做了相关报道。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军官会携带自己的妻子或小老婆；共产党军队不会强迫民众提供劳役；军官和士兵享受同等待遇。不仅如此，新四军总是尽可能地与民众建立友好关系。他们通常会以比现行价格略高的水平从当地市场购买物品。当地商人因此称新四军为“四大哥”。但这位记者提醒到，一旦“四大哥”在一个地方稳定地驻扎下之后，就会逐项实施自己的政策，首先登记当地的住户，然后征税，最后是招募士兵。[12]

大部分讨论过此事的作家都承认，共产党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好的策略、聪明的手段和严格的部队纪律。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控制了整个地区，而政府军想守住“点和线”——即主要城镇和交通动脉——都很困难。由于共产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能够获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粮食和人力补充。[13]同样地，自由派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天津南部战区的情况。这篇文章指出，政府军只有通过武力才能从老百姓那里取得粮食。另一方面，共产党则不存在这样的困难。仅仅凭共产党征集人员手中的“一张纸条”，民众就会把所需物品运到指定的地点。[14]

“原因很简单，”另一位作家写道：

国民党无法改正其缺点和打败共产党，因为国民党受到了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限制。也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在解放区改变了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共产党已经能够建立它所需要新的社会秩序。共产党能高效地征粮征兵，组织地区自卫。共产党不需要分配专门的军队防守由它控制的村庄和城镇。[15]

另一位记者写道，政府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在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国民党已经了解到，政治要比军事更加重要。但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推翻旧有的社会体系，这决定了它最终的命运。[16]

1946年夏，一名国民党公务员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山东菏泽度过了三个月，他对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努力做了最积极的评价。这名公务员是因为黄河改道被派往这一地区开展救灾工作的。由于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政治以及寻找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上。在最终离开时，他看到的许多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财富的平均、共产党官员简朴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他们的“行政工作作风”。他发出感叹：“这些共产党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提到了他们的真诚、执行任务时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在会议上坦率地承认错误和相互批评。他写道，他们不会像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承诺一件明知做不到的事。当然，他承认，“较低级的干部难免会做出空洞和机械的回答……但有思想总比没有思想好，尽职尽责和充满自信也比疏忽大意和自我欺骗要强。”

共产党会计程序和处理公文的简单高效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到，与“我们糟糕的、充斥着虚假报表和账目的会计制度”不同，共产党只记录实际的收入和支出。由于无须在大量无用的公文和档案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共产党官员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他们必须完成的具体工作上。

他还指出，当地人民显然十分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他们积极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帮助军队运输补给，以及类似的事情。他遗憾自己没有能尽更大的努力找到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民众的方法。尽管如此，他总结到，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他们人性化地对待普通民众，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由此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力量。特别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穷人们居然敢站在斗争大会的讲台上，公开地反对那些曾经侮辱、欺骗、压迫他们的人。他在河西亲眼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斗争会，其中有几次会议批评的对象是镇上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和修女。

根据他的观察，在镇上和周边地区，除了地主和当时已经数量很少的富农，唯一不喜欢共产党的群体是商人。共产党试图控制当地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贸易，许多商人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对于许多非生活必需品，例如香烟、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消费品等等，共产党颁布了“进口”禁令。由于“绅士”阶层的消亡和布鞋的普及，皮鞋生意变得日益艰难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花钱，餐馆的生意兴旺了。的确，一些商人和附近的国民党地区进行黑市交易。共产党试图“特别友善”地对待商人，因此通常对这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惩罚，偶尔会有一个商人被戴上写着“大坏蛋”字样的绿帽子游街示众。至于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似乎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17]

土地改革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成功改变归因于土地改革。[18]尽管对共产党采取的方法有种种疑虑，自由作家仍然认可共产党的说法，即土地改革是其在农村主要的力量来源。[19]一名曾在共产党控制的苏北地区待过的学校老师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未听共产党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可以确定，如果不是因为内战，共产党不会如此快地从抗战时期较为温和的减租政策转向土地改革——内战的爆发使共产党必须在农村进行这种改变。“一旦农民得到自己的土地之后，”这名观察员指出，“他自然会想到，保住自己土地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取得胜利。事实上，农民非常担心地主的报复，这也是他们积极加入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重要原因。”[20]

《观察》的一名记者认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其在农村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无论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十分明显的：

在解放区，无论在军事用途还是在社会生活层面，土地的性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关于土地的传统观念。这种变化是解放区巨大军事实力的根源。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他们（共产党）可以轻易地得到其所需的粮食和人力资源。

这名记者总结道，如果共产党真想控制农村，土改运动无疑是使其在农村扎根并壮大力量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国民党在这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21]

尽管如此，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配力量。例如，不断有知识分子呼吁政府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农村问题、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政府甚至根本没有花费力气去寻找这种方法，这让他们感到绝望和痛苦。1948年2月，一名作家写道：“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同时也承认，政府至今仍未提出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且，即便政府有这样一个方案，也没有力量在农村实施它。[22]

一些人批评共产党的土地划分和再分配政策从经济角度而言是有缺陷的。吴世昌认为，每个农民仅能分到两三亩土地，这还不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他认为，只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机械化和集体化，农业产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23]

尽管如此，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在农村实施了怎样的政策，而是他们的执行政策的手段。最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困扰的不是阶级斗争运动和土改大纲本身，而是这些政策执行的方式。《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表达这一观点，这篇文章指出，现在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两件事：第一，他们希望共产党信守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的，不进行暴力的土地改革的承诺；第二，他们希望政府落实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原则，即限制私人资本和平等分配土地。[24]大量有关批斗大会、清算、殴打和处刑的骇人听闻的报道出现了，而且这些报道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们无法被解释为是过分狂热或思想错误的当地干部的个别行为。很显然，暴力是共产党农村改革代价的一部分，这让许多人对共产党产生了畏惧心理。

但也有少数人既没有忽略这种代价，也没为此感到过于不安，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访问过河西的那名公务员就是其中之一。“至于斗争方法和处刑事件，”他写道，“不能说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经过重新考虑后，我觉得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地方官员和乡绅一直以来控制了农村的所有事务，农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从来没有人保护他们的利益。该公务员自己在解放区并没有亲眼看到处死任何人，但当地报纸在他逗留期间报告过此类事件。一名官员告诉他，那些曾经虐待和伤害过人民的地主有时会被处死。

因此，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可能将这种暴力视作社会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对此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反对和恐惧。山西南部的一名《观察》的读者对共产党行为的反应更具有代表性，虽然他的看法比大多数人极端。这名读者给报社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描述了当地发生的暴行——许多地主被农民拷打和处死。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先生，我要哭了，我不会描述那样生动。这篇消息请你也登载一下。我知道贵刊不是国，也不是右，为晋南人诉诉苦，我也不是国，也不是右，我这样晕头昏脑的听到见到，站在人的立场上，我要叫唤！”[25]

几个月后，《观察》发表了专题报道，更详细地描述了这封信里提到的事件。作者解释，1947年3月，胡宗南将军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让驻扎在晋南的部队攻击延安，实际上是用山西南部30个富饶的县换来了陕西的45个贫困县。作者描述了共产党怎样在刚占领的山西南部地区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不久之后士兵怎样迅速地撤离；共产党怎样将粮食分发到人民手中，让乞丐消失：与阎锡山统治下的情况相比，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变得更和平和安宁的。由于大部分教师逃走了，孩子们不得不从学校出来，他们被安排从事田间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工作。

士兵撤离之后，很快成立起县、区、村级别的人民政府。干部们分散到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同时每个村子都会进驻3—5名政工人员。这些政工人员找出村里最穷的农民，弄清他们的姓名、职业、财产状况、家庭背景，以及所有村民的相关情况。下一步是建立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成员通常是村里的无产者。然后村里所有的家庭被正式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成分，每个成分又被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后开展阶级斗争运动，农民协会将在农民干部的指导下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农民协会有时会一天召开几次会议，但通常农会在晚上开会。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不能公开的，会员们一般拒绝透露这些问题的性质。但根据村里的流言，干部们谈论富农是如何凶残、他们怎样残酷地剥削穷人，以及共产党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并帮助他们推翻自己的剥削者。贫农也会在会议上发言，报告谁是村里的有钱人、他们在过去的劣迹，诸如此类。最后，这些“富有的人”会在全村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接受审判，接下来将发生最残酷的暴力行为。

富农通常是第一批遭受攻击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和房屋都会被没收，随后被分给穷人。但有时候人们被错误地划分成富农。据说一些家庭由此而陷入了赤贫。这位作者写道，他的村子里几乎没有富农，但30多户家庭的财产被没收了。在另一个只有100户人家的村子，被没收财产的家庭达到了40户。农会的青年成员和妇女纠察队在村口站岗，只有持有农会颁发的通行证的人员才能进出，因此许多所谓的富农甚至无法离开。而且，在许多地方，没收的土地、粮食和其他财产许多个月后仍然闲置着，没有再分配给农民。

农民协会会挑选出那些被指控曾经有过严重的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富人，作为批斗的对象。这些人会被带到村民大会上接受批斗，常常会遭受身体上的攻击。一般的惩罚包括投掷石块、棒打、拳击、戳刺，被批斗者有时会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然而，比起这些具体的暴力行为，人们肆意使用暴力的态度似乎更让作者感到困扰。甚至村里的行政官员都无法干涉村农会发起的阶级斗争运动。他写道：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似乎没有法治，没有律师，没有法庭，总之，个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农会的干部，而不是当地政府，掌握着决定人们生死的权力。[26]

苏北地区的报道也同样令人不安。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从该地区逃出的数千名逃亡者那里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如果人们多次讲述的有关苏北地区的情况是可信的话，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产生疑虑也不足为奇了。日本投降后不久，苏北的一些地方就开展了阶级斗争运动。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将在所有村民面前接受公开的惩罚。共产党还鼓励农民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清算”，这些地主的劣迹包括：侵占农民的土地，收取过高的地租，剥削佃农和雇工，等等。

一位观察家声称他在原则上赞成这种清算运动，但他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农民对“复仇有一种特有的偏爱”，一旦这样的运动开始，它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因此，尽管共产党派来的工作小组会对阶级斗争运动进行具体指导，仍有很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并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27]

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条关键的土地改革指令（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节分析），这显示共产党知道从解放区逃往国民党城市的数量众多的逃亡者使城市居民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共产党也知道中央政府忽视了这些逃亡者。共产党试图利用政府的失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批评。共产党为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欢迎所有逃亡者回到解放区。

上海的一个左翼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对逃亡者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承认，由于数千人逃离了苏北解放区，许多人认为这是个类似于“地狱”的地方。文章接下来将根据这些逃亡者逃亡的原因将他们分为六个不同的类型。一些人逃跑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强征入新四军。一些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青年逃跑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两类人明显是被国民党的谣言和反共宣传欺骗了。第三类逃亡者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拒绝接受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第四类人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劣绅和恶霸。第五类人是曾经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和傀儡。最后一类逃亡者逃跑是因为一些经验不足的当地干部错误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正是他们让人们对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产生了错误印象。

这篇文章强调，共产党欢迎第一、第二、第六类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即使是地主，如果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受欢迎的。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区将被立即逮捕并接受惩罚。[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几千名中小地主由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而变得身无分文，他们的确返回了苏北解放区。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了救济，并为他们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资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里获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样多的土地。一些回来的地主甚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北平派出的《大公报》记者曾在华北报道过类似的故事，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劝说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区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证，如果他们遵守减租政策，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29]

共产党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反“左”倾运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疑虑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这样矛盾，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矛盾的还有另一件事。

民族主义议题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也会主张在中国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有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许多作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即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可能会最终沦为苏联的附庸。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担心，但他们对这一批评仍然十分敏感，常常尽力向人们解释这种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批评。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反共宣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反共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1945—1946年期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占领、他们在当地的劣行以及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30]，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当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宣布两国之间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据称，斯大林在谈判时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军队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于苏联人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农村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段时期。在此期间，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即使不是积极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当然，苏联军队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对东北的渗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们很明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苏联人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战术，极大地延缓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向东北运输部队的进程。

如果苏联人按约定于1945年11月撤离，这意味着他们占领的地区会立刻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国民党政府同苏联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苏联人同意延长驻军时间，并允许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把军队运送到东北的各大城市。苏联撤军的新日期被设立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撤军期限第三次被推迟。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还没有完全从东北撤走。[31]

正当东北的“危机”日益恶化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宣传活动。苏联人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们将东北所有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机器拆下后运回国内。这原本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争赔偿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原日占区的所有物资设备的所有权应为中国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随着《雅尔塔协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特使张莘夫被杀，民众对苏联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名特使和他的随员是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人强行拖下火车，然后被害的。[32]

对苏联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官员。公众尤其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感到震惊，这些条款赋予了苏联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正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政府严厉谴责过的。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重庆）、左翼的《文汇报》（上海）和苏联支持的《时代日报》（上海），全国所有媒体都对美国和英国如此容易地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在重庆，14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要求政府维护中国的主权。2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和英国的抗议信。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学院的3000名学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并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反对。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所有学生团体都决定罢课来表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生总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超过2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

然而，在一群游行的“学生”攻击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办事处——这一行动显然是国民党的右翼分子煽动的——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学术界的反苏运动突然停止了。[35]2月26日，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取消原本计划好的罢课，理由是“这次罢课完全是由一些不怀好意的挑拨者煽动的，而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学生作为工具”。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所有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被取消了。[36]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东北问题最初的自发反应仍然清楚地展现出，一旦人民认为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他们将产生多么强烈的反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共产党也无法逃避公众的谴责。在一篇充满了激烈反苏言论的社论中，《大公报》直接对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愤怒。这篇社论提出，既然政府军队在东北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难和阻力，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进入东北。[37]自由立场的《新民报》坚持认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争端——共产党要求保留解放区的自治权——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外国无权干涉。中央政府不应以东北问题为借口，拒绝考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民主议题。同样，共产党也不能将它对苏联的支持归结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这种理由上。该报总结道，无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政治理念有多么一致，这种一致性仍然要服从国家利益。[38]

由于不愿批评苏联，中国共产党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作为回应，共产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试图说明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的区别。他们将反苏运动比作由反动分子煽动和政府操纵的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声称，这一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保护中国，而是让民众盲目地敌视其他国家。[39]

沈阳的记者向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询问苏联军队从东北拆除机器设备的情况，伍的答复是他对此毫不知情。[40]共产党还提醒他们的批评者，在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的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军队从未在东北向敌人开过一枪。一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只是尽量为自己捞取好处。[41]

《大公报》在沈阳的记者证实后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也指出，共产党的声望因为它和苏联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写道：“那些帮助外国人将物资和设备从东北运走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无论人们当时的印象有多么糟糕，在苏联军队撤走之后，这一议题激起的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如此，私下里仍有许多批评意见，不时有人暗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名代表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要实施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愿意实行前一半原则，共产党则愿意实行后一半原则。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只能得到“民半主义”——三民主义的一半。共产党忘记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忽略了民生主义。而两党在民主建设上都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43]

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议题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如此重要，有时国民党本身也会因这一问题而遭受批评，自由作家开始回避这一话题。在一些对共产党私下批评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中国政党，不可能真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苏联人从东北撤走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民主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