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1948年末和1949年，像储安平和王芸生这样终于决定前往解放区，或像张东荪这样继续在大学任职对胜利者表示欢迎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想的呢？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疑虑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不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也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事实上，他们一直主张自由主义，极力反对一党的统治。直到所有向自由让步的希望都破灭后，他们才投向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新政权做出怎样的妥协？他们又预期自己会面对政府怎样的妥协？他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两件事的论述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是他们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概念和共产党对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反应。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某种形式的妥协对摧毁旧社会是必需的。

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内战期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这篇文章为共产党政策和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基础。由于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时期的宽容精神，毛泽东的著作得以公开出版，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也由此了解了毛泽东关于民主的看法。知识分子还意识到，不仅他们对共产党怀有疑虑，共产党对他们同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理论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了一篇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在此后的10年里，这篇文章代表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并被频繁地引用和重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水平和政治观点，将他们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毛警告说，因为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个人主义、不切实际、优柔寡断的缺点，有些知识分子会退出革命，或变得消极，甚至敌视革命。他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但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警觉的，对中国的现状感到不满，并且时刻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因此他们能发挥重要的革命先锋作用，将群众与革命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列举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积极表现。[52]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包含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总体概述中。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远期的目标，只有在摧毁旧的封建社会并一定程度地发展三民主义之后，这一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一起构成了新的过渡社会的“基本力量”。新的政府将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新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混合经济以及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整个新系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53]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日本的战败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并将它作为党今后计划和任务的基础。“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写道，“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他指出，一些人对此抱有疑虑，他们担心，一旦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会和苏联一样，立即放弃它所宣称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毛泽东试图消除这种担心，他宣布：“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认为，与苏联的情况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制度适合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个长时期中，”将继续存在。[54]

总之，共产党战后的基本政策方针是团结、民主、和平，以及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呼吁立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联盟，该联盟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毛要求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55]

实际情况

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了解新民主主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将对他们产生的具体影响。本节将对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更系统的阐述，其依据将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者的论著。

1948年1月，毛泽东警告党员，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要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毛反对采取“冒险政策”。他指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相反，对待知识分子，共产党“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要“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56]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内战期间，不仅有许多教师和学生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也几乎有同样多的师生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57]根据《观察》的一名记者从江苏南部发回的报道，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最大的失误是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错误政策，因此“这些人纷纷逃离了新四军控制的地区”。[58]同样，吴世昌承认，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不信任是他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信任导致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数量始终“极为有限”。[59]

然而，从国统区逃到解放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周详细心的照顾。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不同，无论有多少人从他们占领的地区逃走，共产党从来没有将接待那些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视作一种政治包袱。通过报纸社论、电台宣传，以及许多毫无疑问更加隐蔽的方法，共产党表示他们欢迎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们的承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能在解放区免费住宿和学习，有时甚至能领到免费的衣物、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0]

1946年5月，延安电台声称，华中、华北的大学和中学虽然不是学习的理想场所，但已经有数千名学生从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来到了这里。据说超过300名学生从北平和天津来到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日本投降后，几百名学生离开上海，来到苏北的共产党学校上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对中央政府对留在日占区的所谓“傀儡学生”的歧视政策极度失望，才来到解放区。[61]到1946年8月，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总共建立了14所大学和技术学校，学生总人数达到了6225名，其中许多人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62]共产党积极鼓励国统区的教授和讲师前往解放区，并让他们在解放区的学校中担任行政和学术职务。

然而，直到1947年底，在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一场广泛的克服“左”倾错误的运动之前，共产党试图团结和再教育知识分子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担心。1948年1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反“左”倾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他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的讲话。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新的城市政策中的某些问题。[63]

同样在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了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在这段被人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还提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任的观点和毛泽东基本相同，但他还特别提到了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任指出，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要摧毁封建主义，就拒绝所有与封建制度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很多学生，包括一些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学生，都支持革命，而且并不反对土地改革。他们逐渐意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想要的民主的基本要素。任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在三到五年内，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国家需要大量的医生、农学家、会计员、各方面的专家、教师，以及铁路工程师。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员需要许多年，他们正是目前的解放区所急缺的。任强调使用现有人才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要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64]

1948年1月15日中共东北局发布的第一份针对知识分子的地区性指令明显反映了这段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和共产党其他同类型文件一样，这份指令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分子可能对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尽管他们有许多固有缺点。然而，在东北知识分子的处理问题上，仍然出现了两方面的失误。一方面，没有对那些日据时期的行政机关、工厂、矿山的管理人员以及得到新的共产党政府许可、继续任职的人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仍然坚持“贫雇农方针”。他们不仅将这一方针错误地应用到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还将它机械地照搬到学校和机关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而遭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对待。[65]

为了纠正上述错误，东北局发布了七点指令。为了根除地主和富农思想、腐败以及官僚主义，中共所有单位和组织仍然会对其成员的阶级出身、思想、态度和工作作风进行调查。但“指令”规定，不应仅仅根据阶级出身而简单地判断一个人。有必要对来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和改造，但只要他们工作称职、不反对土地改革，就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如果地主和富农的亲属具有进步思想，并愿意接受再教育，他们有资格进入干部学校。

“指令”还规定，普通中学的学生需要参加思想改造计划，但中学不应拒绝招收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当时，在地区党组织控制的一些学校，的确有拒绝地主和富农子女入学的情况发生。不能因为阶级出身而解雇教师，除非他们反对土地改革或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样地，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之外，所有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只要承认过去的错误，都应该被允许继续原来的工作。

最后，知识分子被允许担任几乎所有县和县级以上的公共机构和政府单位的工作，但他们仍然不能进入乡村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农民协会——他们暂时被这两个部门排除在外。[66]

在安东召开的“五四”青年会议上，夏征农同志试图对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参加区和乡一级的工作进行解释，并向青年表达了歉意。他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刚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曾经或现在正是斗争的对象。如果我们让他们直接参与相关的工作，许多政策或许不会得到正确实施。他继续对年轻听众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你们。只要你们理解，个别的家庭被斗争是为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利益，只要你们坚定地支持土地改革并且不反对它，党和民主政府就仍然需要你们。[67]

到1948年秋，共产党在军事上出人意料的迅速成功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即它必须补充包括军事、行政、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大量基层干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因此变得更加明确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局于1948年9月29日颁布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指令充分反映了这种安抚政策。指令一开始就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我们抱有疑虑。这部分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不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以及我们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他们的缺点，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计划。

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关利用会议、文学活动、报纸、官方声明、通知、小册子、漫画等方式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试图打消他们的疑虑。此外，共产党还开办了针对教师和学生的各种短期课程和培训班。这类课程一般持续三到四个月，内容以时事、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及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主。在进行这种培训时，当地干部要特别注意四点。首先，在各类培训班和干部学校中，不遵守纪律和散漫的态度是不允许出现的，自由主义与特殊主义也是必须避免的。第二，刚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会在食物、衣服和学习材料上受到优待。但负责培训工作的干部必须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以身作则，给知识分子以良好的影响。第三，要通过自由民主的工作作风使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他们的疑虑和担心。第四，在短期课程班中，主要依靠讨论会、辩论、墙报和各种形式的群众活动来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具体来说，在新解放的地区，对待知识分子时，应避免使用“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68]

指令最后总结到，由于这些学生和教师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们中不可避免会混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但一般的国民党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机会而被迫入党入团的，他们并不坚决反对革命，对待他们时，不应和非党团成员有所区别。应该允许他们参加学习，一旦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基本了解，他们的疑虑就会消除或至少会有所降低，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把他们安排到各个机构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69]

知识分子的反应

尽管对知识分子抱有疑虑，共产党显然还是为知识分子留下了位置，没有将他们排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活之外。但从对他们作品的分析来看，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他们将要接受的“改造和再教育”并不抱有太大的热情——无论它最初可能以多么简单和浅显的形式进行。他们对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计划的远景不抱任何幻想。许多人甚至批评它是一个骗局，因为它只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故意对此后的情况含糊其辞。“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位作家写道，“也没有放弃任何其他主张。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只是一种策略。因此，无论共产党鼓吹怎样的民主，它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民主政党。”[70]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不论共产党当前的计划是什么，它的长期目标都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之所以没有现在就那么做，因为他们还有一些顾虑，其中的一点是时机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张东荪希望共产党加入一个联合政府。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未隐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也从不讳言，中国又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但我自己和他们谈过，”张写道，“他们说，只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才能活着见到这一天。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的问题。”“谁又能预测，50年或60年之后，革命的客观条件就一定能成熟呢？”他继续写道，“或许到那时，人们会有充足的食物，生活水平会有极大的提高，每个家庭都能自给自足。”他总结道，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推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他们言出必行，而新民主主义正是他们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因此没有必要害怕共产党著名的“未来革命理论”。[71]

施复亮是另一个持有同样观点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此时并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因为条件并未成熟。现在他们最想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对联合政府的支持：

有人说，这只是一个诡计，一旦时机合适，中共就会推行苏维埃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不敢说他们不会，也不敢说这不可能，但“一旦时机合适”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或许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我们将会从新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他总结道，无论如何，现在任何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不需要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72]

我们无从知道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或许张东荪和施复亮的话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也或许代表了更多的人。此外，还有另一种考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尽管人们对共产党曾在解放区使用的一些方式还存在着担心。有种观点认为，为了给一个进步的新社会奠定基础，有必要至少暂时牺牲某些自由原则。

的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些自由主义者持有这一观点。毫不奇怪，那些钦佩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人也持有相同的意见。其中包括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他认为或许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共产党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因为他们消灭了当地恶霸并且使农民有了“在大会中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

一名赞成这一观点的学生对杨人楩教授——他曾强调过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之间的疏离感——提出批评。这名学生写道：的确，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共产党的暴力方式，他们极其重视个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者也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他们痛恨中国社会中固有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重视自由，共产党强调平等，这种社会正义感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应考虑到，共产党本身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实际上愿意接受自由主义者的善意批评。

这名学生继续说道，自由主义者知道，无论他们在文化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都必须做出妥协，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软弱性。他们无法推翻旧社会是因为他们过于注重个人自由，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在人民中间扎根，他们不明白土地改革和农民的觉醒是摧毁旧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的必要条件。他声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应该加入共产党。在主要任务完成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将有足够的时间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73]

杰克·贝尔登认为，可以肯定，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赞同共产党的计划。[74]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政治争论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坚持。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不仅无法影响国民党的行为，而且必须接受共产党的计划，这让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们的政治评论因此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知识分子还痛苦地意识到，即将取代国民党的新政权很可能和国民党一样，在关于自由理念的某些基本原则上拒绝妥协，坚持与他们相对的立场，这使他们更难于做出抉择。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自由主义者不再需要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前者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表现都是极度无能的，而后者的政治原则和自由知识界最为重视的某些理念正好相反。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还保有最后一点忠诚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怀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即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社会或许终有一天能得以实现。如果他们投向表现更为良好的共产党，毫无疑问必须放弃这一希望。但当国民党在军事上遭遇惨败后，这种两难处境变成了另一种选择，要么立刻和永久地流亡，要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以及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即使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共产党。大部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但也有些人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其中包括胡适。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从来没有达到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激烈的程度。尽管如此，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学生运动期间，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评论了许多问题。据说，在他1949年1月飞离被共产党军队包围的北平后，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叶公超说，他对国民党已经无话可说了。“像我这样的自由人士仍然选择你们的唯一原因是，”他告诉叶，“在你们的政权中，我们至少拥有沉默的自由。”[75]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显然没有将这种沉默的自由看得如此重要。[76]或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这种自由。例如，在与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表示，他觉得自己可以在共产党政府的管理下有效地工作，虽然他是一名“坚定的反对派”。同许多最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费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遭到了共产党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在1948年底表示希望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提出，在需要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共进行批评。[77]

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有怎样的看法，他们绝不应被视作政治投机者——1949年之后，许多人恰恰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事业中的后来者，但他们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改革，直到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之前，他们都在努力地追求这一目标。只是在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定局之后，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态度才由保留和反对变为有限度的接受。

尽管自由主义者勉强接受了共产党的统治，但他们对新政权没有表示过任何明确的支持，他们也不愿意做任何根本或长久的妥协。他们承诺支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计划和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他们肯定不赞成一党或一个阶级的专政。正如中国共产党从不隐瞒它关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目标一样，自由知识分子也从不掩饰他们对这一目标的反对。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共产党曾告诫党员，在对待知识分子时，要避免使用冒险政策，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这一训令清楚地反映了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状态。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分歧导致了此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长期的关系紧张。

[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6页。获得共产党的消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观察》和其他自由主义刊物仍然发表了有关共产党地区的大量文章。这些报道要么是对曾在共产党地区生活过的人的采访，要么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或邻近地区待过一段时间的记者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可被视作关于共产党活动的官方描述的补充。

[2]杨人楩：《论内战》，1948年3月20日，第5页。

[3]这些文章见《观察》：（1）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参见此处）；（2）《北望满洲》，1948年3月13日，第15—16页；（3）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参见此处）；（4）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参见此处）。

[4]洪苏：《长春烽火》，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11日。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20日。

关于第一支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些残余部队，包括周保中本人，在抗战期间被迫逃往苏联境内，直到1945年8月才和苏联军队一起回到东北。关于第二支和第三支部队，总司令朱德于1945年8月11日，下令4名中共将领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东北，配合前进中的苏联军队。这四名将领包括当时在河北和察哈尔拥有军队的非共产党张学思，以及三名共产党将领：河北、热河、辽宁交界处的李运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万毅；晋绥地区的吕正操。万将军和吕正操都是东北的辽宁人。见胡华等人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新参考资料》，第401—402页。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于1946年1月1日，共有4个军区。这4个军区、军区指挥、政委分别是：（1）热河，辽宁（西满）：吕正操、李富春；（2）吉林—辽宁（东满）：周保中、林枫（3）吉林—黑龙江（北满）：高岗、陈云；（4）辽东（南满）：程世才，萧华。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见周而复：《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上海《群众》，1946年7月7日，第21页。

[5]参见《观察》的下列报告：沈阳记者：《沈阳晚寒》，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长春记者，1947年3月1日，第18页（参见此处）；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6]汗奇：《东北十日》，《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沈阳记者：《哈尔滨归来》，《观察》，1947年9月13日，第21—22页；袁云岚（音）的信件，沈阳，1948年2月17日（《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2页）。

[8]高超：《法币出关与流通券币值所激起的波浪》，《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7页。

[9]何永佶：《从印度分治说到中国前途》，《观察》，1947年7月12日，第4—5页。有关东北难民问题，参见第五章“政治无能：难民”一节。

[10]钱邦楷，第14和16页〔参见此处〕。

[11]下列文章见《观察》：（1）朱东润，朱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我从泰兴来》，1946年10月5日，第8页；（2）特约记者：《亦是边区》，1946年11月9日，第19—20页；（3）江南记者：《江南情》，1946年12月28日，第15—16页；（4）何彭：《在内战最前线》，1947年9月27日，第18—19页；（5）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形势》，1948年3月6日，第15页；（6）西安记者：《陇东之战结束以后》，1948年6月19日，第16页；（7）兰州记者：《关于西北最近局势的报告》，1948年7月17日，第15页。

[12]参见此处。

[13]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4日。

[14]上海《时与文》，第2卷，1947年11月28日。

[15]特约记者：《空心战与穿心战》，《观察》，1948年5月8日，第13页。

[16]参见此处。河南西部相似的报道见野军：《揭开豫西的内幕》，《观察》，1947年11月15日，第17页。

[17]江沙：《在菏泽解放区所见》，《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3—16、18页；以及3月13日，第12—13页。

[18]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观察》，1947年3月22日，第15页；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

[19]见第七章。

[20]郑岳春：《苏北土地问题的三个阶段》，上海《经济周刊》，第3卷，1946年10月31日。

[21]《土地改革·地道战》，《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4页。

[22]《从战局看政局》，《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6页。

[23]吴世昌，第5页（参见此处）；朱东润，参见此处。他不赞成像分田地那样“分店产”，将私营企业主的资产和股票分给雇员——他声称在江苏泰兴县的农村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24]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1日。

[25]署名“张强立”的信件，西安，1947年10月30日，载于《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2页。

[26]李子静，第15页，参见此处。

[27]参见此处。

[28]范长江：《我们与苏北难民在一起的日子》，上海《文萃杂志》，第36期，1946年6月27日。

[29]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23日。

[30]在没有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一致，苏军对日开战的条件是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期间损失的在东北的原有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将旅顺港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在大连商港的特殊利益；南满铁路的部分控制权。蒋介石在6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被告知这一决定，他随后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并在1946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接受了这一决定。《雅尔塔协议》的内容直到1946年2月才被公布。见罗伯特·C．诺斯（Robert C. North）：《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5—222页。

[3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324—340页。

[32]这一事件的动机和行凶者的身份仍是一个谜。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的阴谋”（《新华日报》，1946年2月27日）。包括左派的《文汇报》在内的许多人声称，张莘夫是被苏联士兵刺死的（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8日）。蒋介石随后暗示，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一事件负责（《苏俄在中国》，第170页）。

[33]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3日。

[35]这一消息得到了充分证实。甚至是《和平日报》都声称：“这是一部分反动分子干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蒋总统的威信和推翻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7日。

[36]上海《立报》和《时代日报》，1946年2月27日。

[37]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8]重庆《新民报》，1946年2月22日。

[39]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2月25日。

[40]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19日。

[41]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42]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沈阳，1946年3月27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20日，1946年。

[43]参见此处。

[44]张东荪，第7页（参见此处）。

[45]周钟歧：《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

[46]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47]《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1页。

[48]杨人楩：《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5月10日，第5页。杨教授还在下列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再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11月1日。吴世昌教授在《论和平问题》中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见《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3—6页。

[49]陈彦：《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观察》，1947年8月9日，第15页。

[50]周绶章：《论“神话政治”》，《观察》，1947年1月18日，第5—6页。

[51]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5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0—322页（第640—642页）。

[5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9—384页（第674—678页）。

[5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2—285页（第1061—1062页）。

[5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4—305页（第1082—1083页）。

[56]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84页（第1270页）。

[57]关于从共产党控制地区逃走的学生，可参见第五章“政治无能：难民”一节。对分别从共产党地区和从国民党地区逃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报道似乎显示离开共产党控制地区的人更多——据报道达到了数万人，而前往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报道也只有数千人。本书将会引述其中一些报道。其他有关学生逃往解放区的资料，可参见第三章。但任何数字都有可能产生误导，因为逃往国民党地区的逃亡者通常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市，而来到解放区的逃亡者的分布要广泛得多。不仅如此，正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的，国民党城市中的许多学生并不是“自愿的”的逃亡者，尤其是在内战后期。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通过强制的运输手段将大批学生撤离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地区。

[58]参参见此处。

[59]吴世昌：《中国需要重建权威》，《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7页。

[60]延安新华社，1946年1月29日。

[61]延安新华社，1946年5月28日。

[62]延安新华社，1946年8月9日。这一边境地区有包括中学和职业学校在内的134个教育机构，共招收了2.6万名学员。

[63]见第七章和第八章。

[64]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收录于《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第15—16页。任所告诫的事情可以参见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第143—149页。一个乡村教师并没有参加任何反社会活动，仅仅因为他是富农出身，就被取消了教学资格，并被迫戴上写有“头号阶级斗争对象”字样的牌子。

[65]见夏征农：《知识分子出路问题》，《安东日报》，1948年5月8日（收录于重印的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论知识分子：学史丛书》，第36页）。其中举的例子包括：知识分子被撤离工作岗位；知识分子必须有工会的介绍信才能担任工厂的管理和技术职位；教师被暂停授课。这篇文章总结了1948年5月初夏在山东“五四”青年会议上的讲话。一年半之后，这篇文章在全国重印发表，其中提到的问题引起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关注。

[66]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知识分子的决定》，1948年1月15日，载于晨报出版社编《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第1—2页。

[67]参见此处。

[68]“三查”是指检查阶级背景、思想、工作作风。关于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和非干部教育之间区别的更多信息，可见第九章的“胜利者和其他人”一节。

[69]中共华中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收于《关于城市问题的几个文献》，华北新华书店，第37—39页。第九章将会介绍1949年期间这一指令以及类似指令的实施情况。

[70]董秋水：《论新民主主义及其策略》，《时代批评》，1948年1月15日，第20页。

[71]张东荪，第7页（参见此处）。

[72]施复亮：《论“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代批评》，1947年10月，第16页。

[73]李孝友：《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1948年1月3日，第7—9页。李是国立中央大学的一名学生。

[74]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98页。

[75]引自上海《新闻天地》（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杂志），第68期，1949年4月28日。

[76]巴金的一个朋友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并没有得到小说家本人的赞同。虽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并不受共产党的欢迎，但1949年后，他仍然留在了中国。见奥尔加·朗：《巴金和他的著作》，第217页。

[77]见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为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所作的前言，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