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每年的三十万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直到西北西夏崛起后不断地扩张领土，边境和平的局面便再一次被打破了。

公元[1]960年，后周禁军统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史称宋太祖。因其人由归德军节度使发家，归德军治所宋州[2]，于是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同时改归德军为宋州[3]。宋州由此成为大宋的发祥地，即“龙潜之地”，荣耀无比。

伴随着圣运，龙潜之地通常会同时有宝物祥瑞出现——如汉高祖刘邦在出生成长之地泗水边得到斩白蛇剑，该剑后来成为大汉镇国之宝；又如唐高祖李渊起兵于晋阳，在晋阳宫中得到玉龙子[4]，视为大唐国瑞，帝帝相传。然大宋开国以来，始终不闻有瑞宝一说，是为罕事。

倒是宋州民间有种说法——传闻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先后出兵平定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国，所向披靡，凯歌高奏，如得神助，最终坐拥江山，是因为他得到了唐代名将张巡留下的兵法。

张巡，邓州南阳[5]人氏，唐朝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进士，自小博览群书，有过目不忘之才。安史之乱时，叛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当时叛军兵锋极盛，河北、河南均为叛军所据，唐军补给完全依赖于长江、淮河流域地区，守住睢阳，便能阻遏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江南的完整。睢阳如若失守，运河交通便被就此截断，后果不堪设想，可谓“一城危，天下危也”。时任真源县令的张巡受命于危难之时，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镇守睢阳，以区区六千士兵相抗，与叛军进行了殊死拼杀。

张巡虽是文人出身，却通晓战阵兵法，且用兵不依古战之法，指挥作战都是临敌应变，应机立办，先后导演出了火烧叛军、草人取箭、出城取木、诈降借马、鸣鼓扰敌、削蒿为箭、火烧蹬道等一幕幕精彩好戏。其以弱抗强，以寡敌众，在对抗中所表现出的计谋智慧，已经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的境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虽然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睢阳保卫战最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敌众我寡而失败，但它却仅以区区两县几千兵力，坚守要塞长达一年之久，有力地遏止了叛军南下，为大唐王朝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翰等人认为：“张巡蔽遮江淮，沮敌势，天下不亡，其功也。”

张巡在城破后被叛军残酷杀死，其“守一城捍天下”的壮举却很快传开，由此而名扬天下。为了纪念张巡，各地百姓自发建庙立祠祭祀。唐肃宗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封其为邓国公，史称张中丞，将其画像置于凌烟阁上；又免除张巡守卫过的雍丘、睢阳两城徭役、兵役两年。

随着光阴的流逝，张巡被日益神化：道教尊其为“保仪尊王”，成为收灾降福、惩恶扬善、统领神兵的大神；许多产茶之地视张巡为茶叶保护神，称之“尪公”，并定五月二十五日张巡生日这一天为“尪公诞”，举行“迎尪公”祭祀仪式。

张巡在民间尤其是宋州的地位如此崇高，甚至到了被朝野敬若神明的地步，即使后来出自宋州的赵匡胤成为大宋开国皇帝，声名也未能超过他。张巡当年以区区几千兵力坚守睢阳，共经历大小四百多战，斩叛将三百余人，累计歼敌人十余万，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其用兵如神的故事早是家喻户晓。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宋州当地一直流传着《张公兵书》一说——据称张巡在城破前将自己平生所学和用兵心得记录下来，制成一部兵书，委托心腹藏在一个妥善之处。然而，叛军攻破睢阳后大肆屠城，负责藏书的心腹也与张公一起死难，兵书下落遂成历史之谜。

不少人相信传说是真，来宋州寻求《张公兵书》者不绝于路。晚唐传奇英雄人物张议潮[6]归唐后，到宋州祭祀同出南阳张氏的张巡，特意召来当地人询问张巡遗书一事。连远在敦煌的张议潮都是自小仰慕《张公兵书》，可见兵书一说流传如何之广了。

宋朝建立后，宋州一跃成为龙潜之地，关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种种神奇故事应运而生，不少均与张巡有关，最传奇的当数赵匡胤得《张公兵书》一事。无论传说是否为真，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先唐朝时已经在宋州城中修建了纪念张巡、许远的双庙，历代均有修葺。大宋开国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又亲自下诏在南门外修建了忠烈祠，专门祭祀张巡一人，似是多少从侧面印证了传闻。

人们揣测赵匡胤之所以对兵书一事秘而不宣，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武人出身，有“名将”之称，不愿意再额外沾张巡的光，以免损害雄才伟略的形象；二来大宋自立国之日起，便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堂堂开国皇帝，总不能一边“杯酒释兵权”，一边公称镇国之宝是《张公兵书》。

然而，随着大宋对外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人们又开始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大宋虽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原又归一统，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它非但没有取得汉唐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土统一，中国始终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南有大理，西有党项，北有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和蒙古——此即所谓的“金瓯缺”[7]。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一直贯串着整个大宋王朝，由此造成中原始终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外患最为强烈。

大宋立国之时，北方契丹人创建的辽国已然十分强大，国土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原。尤其是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求得军事援助，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石敬瑭的出卖之举，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以骑兵见长的辽国军队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直到大宋京师开封，八百里平川，中间没有任何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无论谁执掌中原政权，都会感到强大的压力和深重的危机。因而赵匡胤一当上皇帝，便信誓旦旦地道：“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可见，在大宋开国皇帝的心目中，早已经将辽国视为可怕的劲敌。

然而在几次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未果后，赵匡胤意识到辽国此时已坐大一方，早非昔日的游牧部落。即使宋军能够如愿以偿地夺回燕云，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及辽国的军事实力，战争的策源地依然在契丹一方，辽国随时都可以发起反扑。而宋军一旦出兵，需同时从河南、山东之地征调大批兵饷，兴师动众，远远不及契丹直接从蒙古、辽东南下方便。因而，纵然有收复燕云之地的雄心，赵匡胤还是采取了隐忍防守的姿态，下令在开封附近广植树木，以此应对契丹铁骑疾驰而至的威胁。

甚至，赵匡胤还想到用一种更为消极的方法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为此，皇帝一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抑商”的传统，宣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大肆鼓励商业和经济，以此博民富，并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赵匡胤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燕云既失，中原无论攻守均处在劣势，辽国反而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任何胸怀天下的皇帝，都不可能对此危机视而不见。开宝九年八月，大宋立国已经十六年，国强民富，赵匡胤终于正式将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提上日程。这一次，几近倾举国兵力，派出大将党进、潘美、杨光美等分五路攻北汉太原[8]，如此大规模出师，昭显了赵匡胤的势在必得之心。太原城在宋军的攻势下，已经岌岌可危，辽国立即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尔率兵赶来救援。

就在宋辽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赵匡胤在扑朔迷离的“斧声烛影”中离奇死去，最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岁。他生前大力抑制武将、收回兵权，却想不到祸起萧墙，皇位随即落入弟弟赵光义之手。十月，赵光义即位为帝，是为宋太宗，随即下令北伐的宋军回师。

赵光义在重重迷雾中即位后，大有得位不正之名，因此也有着要超越兄长的万丈雄心，一心要实现兄长未能完成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决定挥师北伐，首要目标就是北汉，其次便是契丹手中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皇帝御驾亲征的督促下，宋军一举攻克了北汉，但随即与辽军对仗中遭受重大挫折，宋军一败涂地，赵光义本人也中箭受伤，乘坐一辆驴车狼狈逃命。还是北汉降将杨业及时赶到，杀退了追击的辽兵，才救了大宋皇帝一命。

此战开宋朝与外族作战屡战屡败的历史。宋军之惨败失去的还不仅仅是众多将士的生命，还有大宋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起对辽国的进攻，改取守势。

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的西北，东至泥沽[9]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开塘泺以限马足，并在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着北宋对辽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公元1000年，纪元史上的第一个千禧年，中国在位的皇帝是宋真宗赵恒，大宋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

在这个不平凡的年头里，中国发生了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与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平定天下，之后北宋灭于金、南宋灭于蒙古相比起来，这些事显得太微不足道，很难引起史家的特别注意。但这些事无不和前后的局势有紧密而微妙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一年，正是大宋帝国的一个缩影。

正月，辽国军队大举南侵，兵锋极锐，一路进抵瀛州。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车驾屯驻在大名府[10]。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武艺精绝，是三十二势长拳的创造者，当上皇帝后犹自亲身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之后是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亦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赵恒起始，自他开端，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宋真宗之所以起意亲征，是因为他耳朵根子极软，极受人撺掇，旁人一提到太宗皇帝中箭之仇，便热血沸腾，决议报仇。加上宋真宗小时候喜爱玩打仗的游戏，常常让小内侍们扮作部将，自己当元帅，指挥摆阵或冲杀，也引来长辈们的赞叹。而今有机会真正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何尝不想大显身手呢？

然而，现实全然不同于游戏，真正的战争是以消耗双方将士的血肉为代价，残酷得令人发指。到达前线后，宋真宗一见到辽军来势汹汹，一下子慌了神，急派亲信侍卫马军都指挥使[11]范廷召前去迎敌。

范廷召以勇壮闻名，曾一箭射穿三只飞鸟，时有“名将”之称。他率领步骑兵万余人赶到前线后，立即结成方阵御敌。辽梁王耶律隆庆率精锐骑兵来回疾冲，宋军阵势被打乱，结果一败涂地。

范廷召见情况不妙，急忙向驻扎在附近高阳关的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闻警，即率精锐出发，黄昏时到达瀛州西南裴村一带，与范廷召相约于次日共同夹攻辽军。然而，就在当天半夜，胆怯怕死的范廷召悄悄率部逃走。第二天清晨，康保裔才发现其部孤立无援，已陷入辽军重重包围之中。部将见敌军势大，均劝康保裔易甲逃跑。康保裔坚定地道：“古人云：‘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正是我为国效死之日！”遂披甲上马，大呼出战，与辽军激战数十合，奋力拼杀，终因兵尽矢穷而战死沙场。

辽军得胜后士气大涨，自德、棣渡过黄河，大肆抢掠淄、齐一带，然后从容离去。一向好脾气、好性子的宋真宗也被辽军的肆意挑衅深深激怒了，罢免了畏敌不肯出战的宋军主帅傅潜，命大将王荣率五千骑兵追击辽军。王荣胆怯怕死，一连好几天都托故不肯出发，一直等到辽军过了黄河后，才装模作样地出师。只有范廷召一军追击到撤退的辽军，在莫州[12]以东大败辽军，夺回了大批辽军在宋境掠夺的物资。

真宗皇帝生平的第一次亲征终以宋军大败而草草收场，未能实现儿时的英雄梦想。此灰头土脸的结局对四年后《澶渊之盟》的缔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回到京师后，宋真宗为掩饰宋军节节败退的难堪，对英勇战死的康保裔大肆褒奖，两日不行朝会，以示哀荣。又下诏追赠康保裔为侍中，赐其家属金银五千两，封八十四岁的康母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康妻为河东郡夫人，恩加诸子官职，以其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长孙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对康保裔身后之事极尽恩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导致康氏孤军奋战、全军覆没惨剧的始作俑者范廷召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职为禁卫军殿前都指挥使，加官检校太傅，位极人臣，荣耀无比。而怕死惧战的宋军主帅傅潜则被逮捕审讯，判了死刑，最终特赦后免官流放。

就算范廷召莫州之战有功，也该与瀛州之过相抵，为何会与傅潜境遇如此不同？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在第一个千禧年里，除了强大的对手辽国外，令宋真宗烦恼不堪的人还有西北党项首领李继迁。

就在这年九月秋高气爽的季节，宋朝灵州知州李守恩和陕西转运使陈纬押运数量巨大的粮草过瀚海[13]的时候，被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均力战而死，所运粮草全部为党项军所夺。在这之前，李继迁与大宋时战时和，与辽国也是时战时和，长期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要挟。显然，这是一个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并趁机攫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就是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尽管在这一年的九月，神卫水军[14]队长唐福研制出火器，向朝廷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但也掩饰不住大宋帝国在这一年多少呈现出的几分悲剧色彩。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与大宋周旋多年、令人头疼无比的党项首领李继迁正好死在了这一年。两年前，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宋土灵州。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结果大宋出兵迟缓，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已然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占领灵州后，改名为西平府，作为党项的都城，还扬言道：“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踔厉风发，壮志凌云。

大宋既然无力收复灵州，干脆与党项议和，正式承认了李继迁对银夏四州的统治。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结果惨败在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之手，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位。大宋软弱，无力应付，只得采取绥靖政策，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后加封为夏王。而李德明表面臣服于宋朝，又同时接受辽国“夏国王”的封号，继续在大宋和辽国之间周旋。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伴随着党项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西夏[15]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这一年，还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这一年的闰九月，辽国国主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太后萧燕燕亲自率二十万大军大举攻宋，一路势如破竹，直至澶州[16]城下，与都城开封仅一河之隔。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甚至有大臣提出迁都之议。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在其极谏之下，宋真宗赵恒勉强同意御驾亲征。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相反，由于真宗皇帝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宋军更是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17]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局势明显对宋方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大臣曹利用前往辽军大营与辽太后萧燕燕议和。萧燕燕正担心辽军处境不利，腹背受敌，同意议和。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18]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于是，在辽军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大致的内容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太后萧燕燕为叔母；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宋每年给辽提供“助军旅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当时大宋极其富有，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三十万“岁币”不过是一笔小数目。谈判前，宋真宗甚至告诉使臣曹利用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宰相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辽国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宋真宗了解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对大宋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大宋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它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自太祖皇帝开国、定都开封以来，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契丹占据燕云居高临下之势，如大宋脊背芒刺。澶渊和议既成，每年三十万的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此后百余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大宋虽然失了颜面，亦乐得安得现状。于是，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大宋承平岁久，不再厉兵秣马，无视军备和边防。《张巡兵书》的传说，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红尘里。

凡事必有利弊，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朝野对此非议不已。事关个人荣辱，却又苦闷无计，宋真宗便不断上演“天书”“封禅”[19]等自欺欺人的闹剧，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不但没有能够“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反而沦落为历史笑柄。这位运气不佳的懦弱皇帝余生都在《澶渊之盟》的浓重阴影中度过，晚年又在内外事务上完全受制于精明能干的皇后刘娥，情形如同唐代唐高宗、武则天，可谓惙怛伤悴，欢少愁多。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疯瘫病，无法上朝，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皇后亲信一党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参政知事[20]丁谓权势熏天，胡作非为，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等正直大臣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知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却是有心无力。宦官周怀政将皇帝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宰相寇准。某日，寇准觐见皇帝后请求屏除外人，对宋真宗道：“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当即点头同意。

寇准出宫后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任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由此架空皇后刘娥一党。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十九岁即中进士，又娶宋太祖皇后宋氏之幼妹为妻，少年显贵，“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酒后不小心泄露了机密。丁谓得知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皇后刘娥。刘娥遂赶来当面向宋真宗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谎称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

此情此景，与当年唐高宗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最终不了了之一模一样。略微不同的是，上官仪迅速被武则天处死，而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立有祖训：“非谋反死罪，不得诛杀士大夫。”有此家法在前，刘娥虽恨寇准入骨，也难以置其于死地，最终矫诏将其放逐到边远之地雷州[21]。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惶恐不安之下，联络亲信，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杀死丁谓，迎回寇准为宰相，再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周怀政手下人告发。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周怀政最终被处死。皇后刘娥大获全胜，一跃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终于在郁郁寡欢中撒手西去。临终前，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皇帝向病榻前的众大臣打手势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八弟泾王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刘娥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对群臣解释道：“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赵元俨闻讯后大为恐惧，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闻朝中之事，以此来避祸。

宋真宗身故后，民间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赵祯即位，时年十三岁，是为宋仁宗。因年纪尚幼，由太后刘娥临朝称制。这位打花鼓出身的妇人不仅美貌多智，而且有着堪比男子的勃勃野心，趁机把持朝政，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小皇帝完全成了摆设。最为关键的是，赵祯并非刘娥亲生之子，而是夺自宫女李红玉之手，朝野上下人尽皆知，唯独赵祯一人被蒙在鼓里。大宋时局似乎多少有了新的危机，不少有识之士担心刘娥会成为武则天第二，最终以刘氏取代赵氏。

内忧未平，鼙鼓复兴——在订立《澶渊之盟》后，大宋北部边境晏然无事，直到西北西夏崛起后不断地扩张领土，边境和平的局面便再一次被打破了。

西北望，天狼亮[22]。边声连角起，铁骑卷陇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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