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消息非常委婉却也非常明确。兰帕特先生一早上都忙着照顾生意，但是他一旦有空会很乐意与达格利什总警司会面。具体应该是13点或者再晚一些，时间取决于产妇名单的长度。言外之意就是，兰帕特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只关心拯救生命、减轻痛苦，他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善意之举放在警察市侩的工作之上，不管这个警察是否身居高位。约见的时间也是充分计算好了的。从事如此重要工作的兰帕特都明显不在意自己用没用过午餐，达格利什就更没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午餐被耽误掉了。

他带着凯特一起过去，吩咐她开车。她一声不吭地坐进右侧的驾驶座，像往常一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像马辛厄姆偶尔会不耐烦或者突然加速。他们爬上哈弗斯托克小山、正在穿过圆池一带的时候，他说：“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就在西班牙区之外半英里的地方，入口很容易看见。”她减下速来，尽管如此，他们也是差一点就错过入口的时候才看到那扇刷着白漆的宽大前门。它离大路很远，被一排排七叶树掩盖起来。左侧有一条蜿蜒的砾石路，在中途分成两条，环绕着房子前面完美无瑕的草坪。他们看到在石南灌木边上矗立着低矮但优雅的爱德华时代式样的别墅，很明显是在一个有钱人还能够按自己意愿在伦敦近郊修建别墅，以充分享用新鲜空气，欣赏露天风景的时候建造的，那时候还不用担心伦敦的规划部门会将其推翻，也不用害怕保守人士认定其对公用土地进行了侵占。路虎车缓缓开上砾石路，达格利什看到房子右侧原有的马厩已被改造成了车库，但是没有对建筑进行其他明显的改造，至少外观上看不出来。他在想这家疗养院究竟设置了多少张床位。也许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斯蒂芬·兰帕特的活动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处私人疗养院。达格利什已经核实过了，他还在伦敦两家较大的教学医院就职，而且除了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操刀之外还在其他的私人诊所行医。但是这是他的私人行为，毫无疑问，达格利什认为他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外侧的大门开着。大门后面是一条椭圆形的优雅门廊，一对华丽的大门上贴有告示，欢迎各位进入。他们发现自己走进了门廊，内侧呈方形，非常明亮。楼梯有雕刻精美的栏杆，被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照得金碧辉煌的。左侧是用带纹理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挂了一幅油画，是庚斯博罗晚期的风格，画着一位表情严肃的母亲，洁白的双臂圈着她的两个穿着蓝色绸缎蕾丝裙的女儿。右边是一张擦得光亮的红木桌子，但更多的是当作装饰品而非实际使用的书桌，上面摆了一盆玫瑰花，旁边坐了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接待员。

空气中能闻得出消毒剂的味道，但是被更为浓郁的花香所覆盖。很明显最近才刚送过来一批鲜花，有大束大束的玫瑰花和唐菖蒲，都经过正式包装，被放在系着缎带的花篮里，门口还摆着更多体现花匠超常独创设计的花束，等待着被分至各处。过度阴柔的气息几乎尽散在空气中。这不是能让一个男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的地方，但是达格利什觉得凯特比他还要不自在。他注意到她充满痴迷又满是厌恶地看了一眼更为古怪的新婚花篮：一张超过两英尺长的婴儿床，紧紧缠绕着一圈被染成了蓝色的玫瑰花蕾，床上还放了一个枕头，铺了一层白色康乃馨，也是只留下了花蕾，在这可怕的布置之上有一个巨大的蓝色蝴蝶结作为装饰。他们穿过能没过脚面的地毯，走到服务台前。一位穿着浅粉色套装、仪态优雅的老太太正推着一车各种颜色的瓶子、指甲油和各种瓶瓶罐罐走过走廊，很明显她是这里的美容师。达格利什想起了几个月前自己在一个晚宴上偶然听到的一段对话。“但是，亲爱的，那个地方简直神圣极了。刚一进去就完全被捧到天上了。有美发师、面部美容师、一流厨师特制的菜单，忧郁的时候可以喝香槟而不是吃稳定剂。但问题是，他们有的时候做得太过了。一旦开始待产，当产妇意识到即便是亲爱的斯蒂芬医生对于她即将面对的一些屈辱与不适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愤怒。”达格利什突然想起一件不相关的事，不知道有没有病人在兰帕特手下丧命。也许没有，就算有也不是在这里。那些高危产妇会被安排住到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独特的糟糕品位，但是死亡和接生失败那种最糟糕事件在这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接待员像是这里的所有装饰品一样，是经过精心挑选、确保不具有任何威胁性的。她刚到中年，虽然不美，却有令人舒心的长相，穿着干净、整洁，有着无可挑剔的发型。当然，他们的到访在预料之中，兰帕特先生不会让总警司等太久的。接待员询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咖啡，得到婉拒后，她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二位在会客室稍等片刻。”

达格利什看了看表。他估计兰帕特五分钟之内就会过来，这是计算好了的小小迟到，时间足够长，以表示他并不急切，但是也很短暂，毕竟他不想惹恼一位苏格兰场的高层人士。

他们被领到一间宽敞的会客室，天花板很高，屋子中央有一扇凸窗，两侧各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楼下的草坪，也可以眺望远处的荒野。过去爱德华王朝时期的庄重与奢华还可以从屋里铺的艾克斯敏斯特地毯、壁炉前角度正好的两张沉重的沙发以及开放式的壁炉本身窥得端倪。壁炉里，人造木材在雕刻精美的饰架之下熊熊燃烧。斯蒂芬·兰帕特拒绝在这个具有家的感觉的房间里融入诊察室的气息，所以屏风后面不会巧妙地隐藏着一把沙发，也没有洗手盆。在这里，有那么一瞬间可以让人忘却所要面对的治疗。只有那张红木桌子还在提醒访客这里也是用于办公的地方。

达格利什瞥了一眼屋里的装饰画。壁炉上有一幅弗里斯的画作，他走到近前，更加仔细地观察这幅把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精心美化了的画作。画上是伦敦的一个火车站，穿制服的战地英雄们征服了某个殖民地之后凯旋。头等车厢在画的中央。披着华丽斗篷、戴着各色缎带的女士们和她们穿着优雅马裤装的女儿们，优雅地迎接着回归的男人们，其他一些更热情的对普通士兵的欢迎人群则占据了画布周围的一大圈。对面的墙上挂满了舞台设计，包括一些图纸和演出服，就好像是在为莎士比亚剧作演出做准备。达格利什认为那些演员是兰帕特最为尊贵的病号，而这些正是对他的服务所表示的谢意。靠墙的桌子上堆满了装在银相框里、带有签名的照片。其中两张龙飞凤舞地签着欧洲某些个地位不太高的前任王室成员的签名，其他的则来自那些打扮得一丝不苟的母亲。她们充满渴望、多愁善感、扬扬得意或者犹疑不决，将自己的宝宝们笨拙地抱在怀里，照片的背景里却有无法抹去的奶妈存在的气息。在这样一个本质充满男子气概的房间里堆了这么多母性的表现实在有些不和谐。但是达格利什想，至少这个男人还没有在墙上挂出自己获得的所有医科学位。

达格利什任由凯特继续研究弗里斯的画作，自己走到了窗户旁边。草坪中央巨大的七叶树仍然挂满盛夏的绿叶，但那一排想要遮挡住荒野的山毛榉已经开始呈现出秋天的枯黄了。早晨的光亮洒满天空，一开始像淡牛奶一样呈现出一种不透明的颜色，后来则慢慢变成了更亮的银色。现在看不到太阳，但是他能感觉到阳光在云层之上熠熠生辉，照亮了整片天地。有两个人正沿着小道慢慢地走着，一个是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色外罩的护士，另一个是有一头金发、穿了一件厚重毛皮大衣的女士，在初秋穿这一身看起来实在有些太厚了。

斯蒂芬·兰帕特进屋的时候，他们刚好等了6分钟。他来的时候不慌不忙，先是为自己的延误表示歉意，然后冷静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就好像这只是一场社交拜访。即使他对一位女警官陪同达格利什前来而感到吃惊，也很好地掩饰了这种情绪。但是，双方互相做完介绍、握手致意之后，达格利什注意到兰帕特尖锐的眼神正上下打量她。他就像是在和一个潜在的病号打招呼，通过他丰富的阅历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做出判断，打量着他们是不是会给彼此找麻烦。

他的着装很昂贵，但并不是太正式。他穿着深灰色、有暗纹的花呢西装，里面搭了一件素净的蓝色衬衣，毫无疑问，这种搭配是想要把自己同那些更具威慑力、更为正统的成功咨询医师区分开来。达格利什想，他这一身也可以被当作一个商业银行家、一名学者，或者是一位政客。但是不管是什么工作，他都会相当在行。他的面孔、服装、那种自信的目光，都带有毋庸置疑的成功印记。

达格利什本以为他会坐在桌子前面，这样就能保有一种优势和主动权。相反，他把他们带到低矮的沙发前，自己坐在对面一把高一点的直背扶手椅上。这样的安排给了他一种更为微妙的优势，同时又能把这次问询变成一场针对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亲密，甚至很舒心。他说：“当然，我知道您为何而来。这简直是一件骇人的事。我至今都没有办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想他的亲戚、朋友一定也都是这么说的。凶残的谋杀通常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身边人的身上。”

达格利什说：“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们的人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博洛尼夫人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一抽出时间，就马上给宅子回了电话。我想为她和厄休拉夫人提供一己之力。我现在还不知道任何的细节。你们现在对于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更具体的了解了吗？”

“他们两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我们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是被谁割断的。”

“我从报纸和电视上也了解到了这些，但是所有的媒体报道似乎都有意不透露太多。我想你们是把这起案子当作谋杀来处理的吧。”

达格利什冷淡地说：“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是约定好的自杀。”

“还有教堂的大门，那扇通向小礼拜堂……总之就是通向尸体所在房间的门。我能问问当时这扇门是开着的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在你们不能回答的范围之内？”

“门没有锁。”

他说：“好吧，这至少能让厄休拉夫人放心了。”他没有作具体解释，但也没必要解释。他停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总警司，您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我希望您能跟我们谈谈他这个人。这起谋杀有可能就和第一眼的判断一样。他让别人进了屋，然后那个陌生人杀了他们两个，但如果案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兰帕特说：“包括要了解都有谁知道他昨晚的行踪，还有就是谁会恨他恨到要割断他的喉咙。”

兰帕特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组织自己的思维。这完全没有必要，双方都知道他的思绪早就已经组织安排好了。他说：“我不觉得我能够帮多大忙。我知道的关于保罗·博洛尼的情况以及我能推想出来的相关情况和他的死八竿子搭不着边。如果您要问他有哪些敌人，我想他肯定是有敌人的，特别是政敌。但是我想保罗比在政府工作的其他人树敌都少，况且那种人也不会采取谋杀手段的。要把这起案子当作政治案件是很荒谬的。当然了，除非……”他又一次停了下来，达格利什耐心地等着，“除非有极左派人士对他怀有私仇，但是也不太可能。不仅仅是不可能，简直是无稽之谈。他的女儿莎拉非常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我想他们那一伙儿人，包括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男朋友没理由会采取剃刀割喉的手段。”

“他们哪一伙儿人？”

“哦，就是一小伙儿不合群的极左革命派。工党应该不会接受他们。我以为你们早就知道了呢。政治保安处不是致力于将这些人记录在案并保持追踪吗？”他的目光大大方方，带有一点点询问的意思，但是达格利什也捕捉到了他小心把握的语调里那种轻蔑与嫌恶，他不知道凯特是不是也听出来了。

他又问道：“那个男朋友是谁？”

“说真的，总警司，我并没有在指控他。我没有指控任何人。”

达格利什没有说话，他在想要沉默多久兰帕特才会觉得透露这一信息的时机已到。他又停了一会儿，说：“他叫艾弗·加罗德，是所有潮流运动的先锋。我只见过他一次。大约五个月之前，莎拉带着他到坎普顿小丘广场吃过一次晚饭，我想这一举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惹恼她爸爸。我更希望忘掉那一顿晚餐。从那晚的谈话来看，他所倡导的暴力运动规模很大，可不仅仅是割断一个前保守党大臣的喉咙那么简单。”

达格利什平静地问：“您最后一次见到保罗·博洛尼男爵是什么时候？”问题的突然转换几乎让兰帕特无措，但是他还是足够冷静地回答了出来：“大约是六个礼拜之前。我们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事实上，我本来打算今天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今晚或者明晚愿不愿意和我共进晚餐，除非他皈依宗教以后不再喜欢上好的美食和美酒。”

“您为什么想要见他？”

“我想问问他打算怎么处理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您也知道，他最近不仅辞去了大臣的职务，还辞掉了在议会的席位，至于是为什么，您和我大概是一样不清楚。他明显是想完全退出公众视线，我想要知道他的计划里包不包括从婚姻中的退出。这就涉及对博洛尼夫人，也就是芭芭拉，在经济上的供养。她是我的表妹，我从童年时代就认识她了。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多么强烈的兴趣？”

兰帕特扭过头瞥了一眼还在草坪上耐心地兜着圈子的金发女士以及她的陪护。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她们的身上，然后又过于明显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转回去面向达格利什。

“很抱歉，什么叫作‘多么强烈的兴趣’？我并不想娶她，如果你是在暗示这件事的话，我只是非常关心她。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不仅仅是她的表哥，也是她的情人。我想您也可以认同这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她的丈夫知道你们是情人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但是丈夫们一般都能了解到这种事。我和保罗不经常见面，所以也不会太尴尬。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人，共同点也很少，当然，除了芭芭拉之外。不管怎么说，从道义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立场可言。他也有一个情妇，我想你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还是说，你们还没发掘出这件丑事？”

达格利什说：“我对于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件丑事非常感兴趣。”

“芭芭拉告诉我的。她猜到的，或者说她就是知道。大概18个月之前她雇了一名私家侦探，让他跟踪保罗。准确地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怀疑，我代表她联系到了一位非常合适、行事谨慎的男人。我觉得不忠这件事并没有让她特别烦恼，她就仅仅是想要知道而已。我不觉得她会把那个女人当作一个真正的对手。事实上，我想她还有些开心。这让她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刻，她还可以把这事当作与保罗对峙的一个把柄。当然了，这让她不必再和他睡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日常行为，至少是太过频繁的行为。但是她也没有锁门。芭芭拉希望偶尔也能确保他仍然对自己着迷。”

达格利什想，他确实是非常坦诚，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坦诚。他在想这种主动透露自己和他人亲密举动的幼稚行为是出自于过度的自信、傲慢和虚荣，还是有更为阴险的动机？兰帕特不会是第一个自以为是的凶手，认为只要告诉警方大量细节，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去怀疑到其他更为危险的秘密。

他问道：“他是否还是对她还有些着迷呢？”

“我想是的。很遗憾现在不能问问他本人。”他快速又笨拙地起身，走到窗户前，似乎是突然间坐立不安。达格利什把椅子转过去，观察着他。突然他又走回到桌子前，拿起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

“护士小姐，我觉得斯坦纳太太今天已经做了足够的户外锻炼了。今天早上太冷，不适合慢走。告诉她我马上就会去看她，”他看了一眼手表，又说，“大约15分钟之后。谢谢你。”他放下听筒，走回自己的椅子，几乎是粗暴地说：“我们更直接一点吧，如何？我想你们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供述。保罗死掉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之类的。如果是谋杀的话，我不会幼稚到自欺欺人，我肯定也是犯罪嫌疑人。”

“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事。我们在询问任何一个与保罗男爵关系密切的人时都要提出这些问题。”

他笑了一下，是那种突然爆发式的笑声，尖锐、刺耳，并且毫无笑意。“关系密切!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吧。这些都只是常规性的问话，你们不是总对受牵连的人这么说吗？”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这样的沉默似乎更加惹恼了兰帕特。他说：“我要在哪里做这些供述呢？是在这里，还是在本地的警局？还是说你需要在苏格兰场录口供？”

“您可以在我的办公室做供述，如果这样对您比较方便的话。也许您可以今晚过去。当然，如果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在本地警局做供述。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就能大概掌握关键信息的话会对调查很有帮助。”

兰帕特说：“我想你也已经注意到了，我没有让我的律师到场。这可以说是对于警方相当信任了，你说是不是？”

“如果您想要让他到场，那也是在您的权利范围之内。”

“我不想让他来，我也不需要他。我希望你不会失望，总警司，但是我想我有不在场证明。假如博洛尼是在19点到午夜之间死的，我就有。”

达格利什依然没有说话。兰帕特又继续说：“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和芭芭拉待在一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肯定已经见过她了。再早一点，也就是14点到17点，我在这里给病人做手术。可以给你们看病人名单，手术室的护士和麻醉师也可以做证。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戴了手套，穿着手术袍，还戴着口罩，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的手下就算看不到我的脸也能认出我的手艺。而且我穿上袍子之前他们也确实看到我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也是怕你们突发奇想，觉得我可能说服了一位同事来替我操刀。”

达格利什说：“那种手法在小说里也许行得通，但是在现实当中几乎完全站不住脚。”

“在那之后，芭芭拉和我在这个房间里喝了茶，然后在楼上我的私人公寓里待了一会儿。接着我换了衣服，大概是19点40分的时候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里。值夜班的门房看见我们离开了，也许他能够确认一下具体时间。我们去了库克姆的黑天鹅餐厅，在那里共进晚餐。我没有特别留心时间，但我们大概是20点30分到的。如果车型很重要的话，我开着红色的保时捷。我们预订的时间是20点45分。值班经理是让·保罗·希金斯。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同时他也能确认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是23点之后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我对于名声之类的事情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我可受不了半数以上伦敦上流社会的人都对我的私生活八卦不止。尽管我的一些病人也有她们自己的小癖好，比如在水下生产或者蹲在客厅的地毯上，但是让一个谋杀嫌疑犯接生可不算她们能够接受的怪癖之一。”

“我们会谨慎的。博洛尼夫人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还是说你早些时候去坎普顿小丘广场接她了？”

“没有。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房子里了。芭芭拉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刚过16点的时候到的。她从16点15分起就一直在手术室看我接生，直到全部完成。我刚才说过这个吗？”

“这段时间里她都跟你在一起吗？”

“大部分时间是的，我想在我做第三起剖腹产手术时她出去了几分钟。”

“她也戴着口罩、穿着袍子吗？”

“当然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可能是在晚上之前死的。”

“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吗？看着你进行手术？”

“倒也并非罕见。她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有些时候。”

他们都沉默了下来。达格利什想，还有一些事情，就算是抽身事外，保持讥讽，并对沉默、含蓄的行事表示轻蔑的兰帕特也没有办法开口说出来。这就是她获得刺激的方式。这就是她高潮的来源：戴着口罩，穿着袍子，观看他的手伸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神圣的医生手术带来的情色风味。身边的护士像是参与固定仪式一样围着他转，灰色的眼睛在口罩上方与蓝色的眼睛相遇。手术结束后，又看着他脱下手套，伸出双臂，就像在祈求上帝赐福，护士就像侍僧一样将袍子从他的头顶脱去。这是力量、神秘与冷酷令人陶醉的交融，刀与血的仪式。他想，他们是在哪里做爱的呢？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私人的客厅里？他们没在手术台上做爱真是让人吃惊。不过也许他们在那里做过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兰帕特低声嘟囔着说了一声抱歉，拿起了听筒。很明显是同事打过来的，对话非常专业，而且一边倒，兰帕特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但也没有试着去打断对方。达格利什望向窗外的花园，脑子里却飞快地进行着初步的评估。如果他们是19点40分离开的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要在20点30分就赶到黑天鹅餐厅需要将车开得很快。有时间顺便去谋杀一个人吗？有可能，只要他找到一个理由，把她留在车上。即便她知道或者猜出了他想要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男人会带着情人去教堂完成一个这么血腥的任务。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借口，他需要和一个人短暂地会面，处理一些业务。车必须停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这一点本身就冒了很大风险，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呢？该敲教堂的门了，博洛尼开门让他进去，他重复一遍登门造访的借口。这些前期准备要多长时间呢？也许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是把博洛尼打昏的一记重击，然后到盥洗室拿剃刀，他应该很确定他能找到，然后快速地脱下外套和衬衣，再回到小礼拜堂，手里拿着剃刀。先是小心地试着割几刀，然后是最后割断喉咙的一刀。他在当学生时一定上过法医学的课，在这之后说不定也修过。他比其他任何嫌疑人都要更清楚该怎样伪造出自杀的样子。

然后就是灾难的开始。哈利出现了，跌跌撞撞，可能已经喝得半醉半醒，但是还没有昏睡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记不得的程度。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精心布置，也没有这个必要。杀人之后他快速地清洗，把剃刀放在离博洛尼的手很近的地方，迅速左右环视一周，在夜幕掩盖下离开，因为不能拿走钥匙所以没有锁门，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车上。当然，他还要寄希望于她的沉默。他得确信她会坚持使用他们串供好的故事，就说他们直接开车去了黑天鹅餐厅。但是这样的谎言很简单，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编造，也不用记住太复杂的时间细节。她完全可以说她之前说过的那一段话：“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的。不，我不记得路线了，我没有留心。但是我们中途没有停车。”他只需要想出一个让她撒谎的好理由。“我得去见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人。”但是为什么不告诉警方这一点呢？这种工作性质的快速拜访没有什么不对的。停车的理由必须是无法撼动的。要么就是刚才那一种，要么就是他突然记起来的某件事。比如一个还没有回复的电话。但是时间太短了，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为什么不等着到了黑天鹅餐厅再打电话呢？当然了，有一个明显不过的策略，他也可以说他是在教堂打的电话，和博洛尼讲过话，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她就能在顾全两人利益的同时证实他的不在场证明了。如果最后她没有证实的话，他也能坚持自己所言非虚。“我打电话是要和博洛尼谈谈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我最多只待了十分钟。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我除了博洛尼谁也没见到，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

兰帕特放下听筒。他说：“抱歉我得接个电话。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总警司？到了黑天鹅餐厅之后？”

但是达格利什改变了提问的策略。他说：“您一度与保罗男爵非常亲密，尽管最后你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没有哪两个共同拥有一位女子的男人不会对对方产生兴趣。”他完全可以接着说“有时甚至为对方痴迷”。他继续说：“您是位医生。我在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场面的，我指他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的遭遇。”这种刻意的奉承没有多加掩饰，兰帕特太过聪明，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他习惯了别人征求他的意见，习惯了别人尊重他的意见。这也是他赖以维系生计的一个方面。他说：“我是个产科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想这起案子背后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应该就是惯常的那一套。只是表现方式有点古怪。就称它是‘中年危机’吧。我不喜欢‘男性更年期’这个表述。况且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这完全就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状态。我想他回顾了他的一生，他过去取得的成功，他未来还可以有怎样的希望，然后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在意。他尝试涉足法律和政治领域，但都没有让他觉得满意。他有一个对其有欲望但是并不深爱着的妻子。一个不爱他的女儿。一份限制他、让他无法做出公开激烈抗议的工作。好吧，他是有一个情妇。但这只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我没有见过那位女士，但是从芭芭拉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更像是获得抚慰的一种方式，只能被当作办公室无伤大雅的八卦谈资，并非什么能够让他挣脱束缚的激烈感情。所以他需要一个抛开一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宣称上帝本人亲自告诉他他走了歧路更妙的法子呢？我不觉得我会用这种方式摆脱困境。但是你可以说这理由比精神崩溃、酗酒或者身患癌症要好得多。”

达格利什没有答话，他又迅速地开口，那种紧张与真诚几乎要让人信以为真。

“我一直都遇见这种情况。那些当丈夫的。他们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表面上看，他们是来和我谈有关他们妻子的事的，但是他们才是出问题的那一方。他们没有办法赢。这就是成功的霸道之处。他们年轻时代基本都是在努力工作以使自己合格，他们年轻时代都是在进行成功的积累——娶正确的妻子，买正确的房子，给孩子们选正确的学校，自己参加正确的俱乐部。但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点儿钱，为了更舒适，要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车，交更多的税。他们甚至都不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感。接下来还要再熬二十几年。而那些幻想还没有破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并且享受自己所做一切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害怕的是退休。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无名人士、行尸走肉。你就没见过那些可怕的老年人吗？挣扎着要找到一个委员会，试图在皇家调查委员会谋取一个位置，任何工作都可以，只要还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重要。”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见过这种人。”

“天哪，他们就差没下跪，做牛做马地乞求了。”

“我觉得这倒是不假，但并不适用于他。他还只是一个初级大臣。他的成功还在未来等着他。他还在奋斗阶段。”

“哦，是的，我知道。下届保守党首相，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吗？我不觉得。他心中没有那种激情，至少没有那种政治激情。连一点点的火花都没有。”

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意扬扬，却也有一丝苦涩。他又说：“我还好，兄弟。我是幸运儿之一，没有受到命运的挟持。这份工作给了我所需要的。当我准备去撒个野时，我还有五月花号，那是一艘单桅帆船，50英尺长。它现在泊在奇切斯特。目前我不能抽太多时间和它在一起，但是退休以后，我会载上所有必需品，然后出发远行。你呢，总警司，没有你的五月花吗？”

“没有五月花。”

“但是你有你的诗歌，我差点儿忘了。”他讲这个词的时候仿佛受到了侮辱，就好像是在说“你有你的木工活、你的集邮、你的刺绣”。更糟糕的是，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很清楚他已经四年都没有写出一首诗了，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写诗了。达格利什说：“对于关系不怎么亲密的人来说，你对他了解得可还真不少。”

“他让我感兴趣。而且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的哥哥和我是朋友。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去坎普顿小丘广场用餐，我们三个人过去还一起出海。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一起去了法国的瑟堡。当你们一同经历了十级大风并幸存下来，你对这个人必然有相当的了解。事实上，还是保罗救了我。我翻下了船，他又把我捞了上来。”

“但是您刚才的判断不会有点太流于表面了吗，这不是种浅显的解释吗？”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最浅显的解释在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个诊断医师，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达格利什又转向凯特：“你还有什么别的要问的吗，督察？”

兰帕特没来得及掩饰他在这一瞬间的皱眉，对于一个他以为只不过是达格利什附庸的女人，一个本来应该默不作声地做笔记，像温顺又安静的目击证人一样坐在角落，好好扮演她自己的角色的女人竟然有资格向他问讯而感到吃惊与不适。他转向她，半是微笑，半是用过于关切的眼神注视着她，但是眼中也充满了机警与谨慎。

凯特说：“在黑天鹅餐厅吃晚饭这件事……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您和博洛尼夫人经常去那里吃饭吗？”

“夏天的时候去的次数比较多，冬天就少一些。那里的氛围让人愉悦。那里离伦敦不远不近，希金斯换过厨子之后食物的口味也变好了。如果你想让人推荐一处安静的餐厅，是的，我就会推荐这一家。”那种讽刺不加掩饰，他的恨意全写在了脸上。这个看起来无关又无伤大雅的问题让他慌乱。凯特说：“8月7日的晚上，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那个晚上，您当时也在场，你们两个都在，是吗？”

他干巴巴地回答道：“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我们当时在场，所以问这个问题没什么必要。那天是博洛尼夫人27岁的生日宴会。她就是8月7日出生的。”

“是您在陪着她，而不是她的丈夫？”

“保罗·博洛尼男爵当时另有安排，是我为博洛尼夫人主持的生日宴会。他本来会在晚一点儿的时候到场，但是后来他打电话来说他赶不上了。既然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场，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悲剧发生之前就离开了。”

“还有另外一场悲剧呢，先生？特蕾莎·诺兰的死。那一场悲剧发生的时候您该不会刚好也在场吧？”小心啊，凯特，达格利什这样想着，但是他并没有出面干涉，也并不焦急。

“如果你是想问她在荷兰公园就着烹饪用雪莉酒吞下一整瓶止痛片的时候我有没有坐在她身边的话，我没有。如果我当时在场，很显然我会阻止她的。”

“她留下了纸条，明确说明了她自杀是因为承受不了堕胎的罪恶感。她曾是您这所疗养院里的一名护士。我在想她为什么没有在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做堕胎手术。”

“她没有提出来。就算她说了，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我一般不对自己的员工动手术。如果堕胎确实有医学上的必要，我会给她引荐另一位我认识的妇科医生。事实上，我没有发现她的死以及黛安娜·特拉弗斯的死和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的目的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一直在这些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吗？”

达格利什说：“并不是毫无关联。保罗男爵收到了别人写的信，明里暗里都在暗示他与这两起死亡事件有关联。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几个礼拜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这封信也许只是政客经常要面对的那种常见的恶意攻击，但是最好还是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兰帕特的目光又从凯特身上移回到了达格利什那里。

“我知道了。如果我听起来不够配合，我很抱歉，但是我对特拉弗斯那个女孩真的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曾经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兼职做家政，然后就是生日宴会那天晚上她也在黑天鹅餐厅。特蕾莎·诺兰也是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来这儿的，她之前是厄休拉夫人的看护，她当时患有坐骨神经痛。我知道他们是从一家护理机构找到她的。厄休拉夫人不再需要夜间看护之后，就建议那个女孩申请这里的工作。她有助产士资格，也很让人满意，但她一定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工作期间怀的孕。我没有问过父亲是谁，我想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达格利什说：“您有想到过孩子可能会是保罗·博洛尼男爵的吗？”

“是的，我想到过。我想很多人都这么想过。”

他没有再说话，达格利什也没有强迫他。他问道：“她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她找到我，说她现在没有办法抚养一个小孩，希望能终止妊娠。我向她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让他去处理具体的一些安排。”

“您觉得这个女孩当时的情况，我是说她的心理状态，会不会更有可能促使她去申请合法的流产手术呢？”

“我没有对她做检查，也没有和她讨论过。这不是一个我有资格去做出的医学决定。像我说过的那样，我把她介绍给了我的一个心理医生同事。我告诉她可以带薪休假，直到做出最后的决定。她做完手术之后回来才待了一个礼拜，接着发生了什么你们都知道了。”

突然，他站了起来，躁动不安地来回踱步。然后他转向达格利什。“我对保罗·博洛尼的这件事也想了很多。人是一种动物，他只有在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才能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不可否认，人是最聪明也最危险的一种动物，但是依然只是动物。在我看来，那些哲学家和诗人都把一切搞得太复杂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的基本需求很直接——食物、容身之处、温暖、性交、特权，就是这么个顺序。最开心的人会追求这些事物并从中获得满足。博洛尼不是这样的。天知道他自认为有权追求什么无形又得不到的东西。永生？也许是吧。”

达格利什说：“那您相信他有可能是自杀的了？”

“我没有足够多的证据。但是这么说吧，如果最终定案为自杀，最起码我不会感到吃惊的。”

“那个流浪汉呢？有两个人死了。”

“那个判断起来更难一些。是他杀了保罗还是保罗杀了他？很明显这家人不会希望是后者。不管最终裁决如何，厄休拉夫人是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的。”

“但是您……”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暴力到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他也完全有能力割断别人的。现在，跟你说声抱歉，我要失陪了。”他瞥了一眼凯特，“跟你们说声抱歉。还有个病人在等我。20点到21点30分之间我会去苏格兰场完成我的陈述声明。”他站起来，又补充道，“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能想到其他什么来帮助你们。但是别太乐观了。”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发出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