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博洛尼的公寓在一座荒凉的维多利亚式五层楼房里，它十分华丽但又已污渍斑斑的外墙就在克伦威尔路后面30英尺的地方，藏在积满灰尘的月桂树丛和几乎已经掉光叶子的女贞树丛后面。应门对讲电话旁边有九个门铃，最顶上的一个旁边只刻了“博洛尼”一个姓。他们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门厅，来到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地板上铺了油毡，墙被涂成了随处可见的奶白色，只有一张用来写信的桌子。装着铁栅栏的电梯一次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电梯后墙几乎完全被镜子覆盖，当电梯吱嘎作响地向上攀升时，他们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达格利什几乎可以闻到凯特头发的清新香味，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驱散他开始的幽闭恐惧症。电梯猛地停了下来。他们走出电梯，来到走廊上，凯特转身去关电梯的铁门。这时，他看到莎拉·博洛尼就开着家门，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这种家族相似性真的很神秘。她背光站在公寓门口，就像她父亲更为纤弱的、女性化之后的样子。他们都有分得很开的灰色眼睛，眼皮都有点微微下垂，骨架都很匀称、分明，但是她缺少那种彰显男子自信与成功气概的神态。黄色的头发不像芭芭拉·博洛尼那样堆叠成一层层黄金的颜色，反而更深，更接近姜黄色。第一缕灰发已经长了出来，了无生气地挂在博洛尼锥子脸的一侧。他知道，她才刚二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很显老，蜜色的皮肤布满了疲惫的痕迹。她甚至都没费心看他的警察证，这让他琢磨她到底是不在乎还是在小小表达自己对警方的蔑视。他介绍凯特的时候她只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就站到一边，示意他们穿过走廊，来到客厅。一个熟悉的身影站起身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艾弗·加罗德。

莎拉·博洛尼介绍了双方，但是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解释，这是她的公寓，她可以随意邀请任何人来。凯特和他才是闯入者，最多就是受邀而来，勉强被接受、被容忍，绝对算不上是受欢迎。

经过昏暗的门厅和狭小、幽闭的电梯，他们走进了空旷又明亮的房间。公寓是由双重斜坡的四边形屋顶改造的，低矮的客厅几乎占满了整个房子的一侧，北墙则全是由玻璃组成，有一扇推拉门，外面是一个带栏杆的狭窄阳台。远处还有一扇门，可能通向厨房。他设想卧室和盥洗室应该是与公寓最外面的门厅相连的。达格利什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把房间里自带的特征全部消化吸收，而不是急着去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任何陌生人这样做都是对房主的冒犯，更别说警察了。他有时候想，一个对自己隐私极度敏感的男人居然会选择一份几乎每天都得去窥探他人隐私的工作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周围环绕的个人物品对于一个侦探来说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这也是一种对个人身份的确认，除了这些物品本身非常有趣之外，也暴露出其主人的性格、喜好和偏爱。

很明显，这个房间既被当作客厅，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房间家具很少，但是装修得很舒服。两把破旧却宽大的沙发分立在墙的两侧，上面的架子上摆满了书，还有一套立体音响，此外还有一个饮料橱。窗户前面有一张小小的圆桌和四把餐椅。面对窗户的那一面墙用软木板覆盖起来，上面挂满了照片。右边都是伦敦风景和伦敦人的照片，明显经过设计，想要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穿着过分讲究、像是要去参加皇室游园会的人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背景里是露天演奏台；布里克斯顿区的一群黑人充满恨意地盯着镜头；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女王学者们优雅地走进大教堂；在一座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式操场上，一个眼中饱含渴望的瘦弱小孩抓着栏杆，就好像一个被囚禁起来的流浪儿；一个长了一张狐狸脸的女子在哈罗路的一家商店里挑选毛皮大衣；几个老年人僵直地坐在只有一条栏杆的电暖炉前，粗糙的双手蜷在膝盖上，就好像斯塔福德郡的雕塑。他想，这里面想要表达的政治立场过于肤浅，并不是很重要，但以他有限的鉴赏力来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技巧很高明，取景都非常不错。板子左侧的作品可能更有商业价值：整整一排知名作家的半身像。一些摄影师对于社会贫困、福利短缺的担忧甚至也体现在了她的这些作品里。照片里的男人都没有剃须，像当下时兴的那样衣着单薄，没有打领带，衬衣解开几个扣子，露出脖颈，看起来要么就是刚刚在第四频道做完了一档文学讨论节目，要么就是正要前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职业介绍所；女人们看起来要么备受折磨，要么摆出一副自卫的姿态，只除了一位体态丰满的祖母年纪的人，以写作侦探小说闻名。她悲伤地凝视着镜头，像是在哀叹自己作品的血腥，又像是在埋怨自己版税的预付款太少。

莎拉·博洛尼把他们领到门右侧的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了对面。达格利什想，这种安排可不怎么合适，大概只能互相喊话了。加罗德坐在了离她最远的一张沙发的扶手上，就好像故意把自己与这三个人分隔开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似乎是有意地渐渐远离政界聚光灯，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经常听到他提出工人革命运动的观点，他明显更专注于自己社区社工的工作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够一眼认出他来。这是个即便在休息也注意自己姿态的男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外形所具备的威力，但是这种威力被有意地控制了起来。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开领衬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既休闲又优雅。达格利什想，他简直就像是从乌菲兹美术馆的肖像画上走出来的一样：佛罗伦萨人傲慢的长脸、短上唇下有着迷人弧线的嘴形、高鼻梁、凌乱的黑发、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一双眼睛。他说：“你们要喝点儿什么吗？红酒、威士忌还是咖啡？”

他的语调简直带着刻意的礼貌，但是既不含嘲讽，也没有过分的谄媚。达格利什知道他对于伦敦警察厅的看法，他经常公开批判警察厅。但是这一次，他采取了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至少现在他们还在同一条战线上。达格利什和凯特谢绝了喝一杯的邀请，接下来莎拉·博洛尼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她说：“当然，你们来这里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事件。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大忙。我有三个多月没见过他，也没和他讲过话了。”

达格利什说：“但是周二下午您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

“是的，我是去看祖母的。我在两场活动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闲，而且我想知道我父亲的辞职，以及他在那个教堂里的体验的情况。这些都没法问别人，也没法和别人说。但是她出去喝下午茶了。我没有在家里多等，大概16点30分就走了。”

“您去书房了吗？”

“书房？”

她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然后问道：“我想你是在考虑日记本的事吧。祖母告诉我你们在教堂发现了烧掉一半的日记本。我去了书房，但是我没看到日记本。”

达格利什说：“但您知道他把日记本放在哪里？”

“当然了，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达格利什说：“只是希望您当时可能见到过那个本子。如果能确定16点30分的时候日记本还在原处会很有帮助。我们不知道11点30分您父亲离开肯辛顿大道的一家房产中介之后又去了哪里。如果您碰巧打开抽屉，看到了日记本，那下午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回过家。”

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达格利什无法确信自己的伎俩能否在别人身上奏效，至少加罗德就不会忽略其他的可能性。他开口道：“除了莎拉的祖母提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保罗男爵和那个流浪汉的喉咙被割断了，看起来他的剃刀是当时所用凶器。我们还指望你能透露更多情况呢。你是在说这是场谋杀吗？”

达格利什说：“哦，我想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他看着对面两个人的身体明显变得僵硬，然后又平静地补充道：“那个流浪汉，哈利·麦克，肯定不是亲手割断自己喉咙的。他的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不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生命曾有一些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他本人而言如此。”

他想：如果这都不能刺激到加罗德，大概没有什么能刺激到他了。但加罗德只是说：“如果你是因为哈利·麦克被谋杀来找我们要当时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从周二18点到周三早上9点都在一起待着。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餐。我从肯辛顿大道的玛莎百货买了蘑菇馅饼当晚餐。我还能告诉你我们当时喝的什么红酒，不过我觉得这一点无关紧要。”

这是他第一次表现出烦躁，但是他的声音依然淡定，目光清澈，表情沉稳。莎拉·博洛尼说：“但是爸爸呢？爸爸遭遇了什么？”

突然之间，她听起来就像一个受到惊吓、十分无助的迷路儿童。达格利什说：“我们将其列为非自然死亡。只有等到尸检报告和法医学鉴定结果都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对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

突然，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向窗外30码长、未经修剪的秋日花园。加罗德从沙发扶手上起身，走到饮料橱旁边，倒了几杯红酒。他沉默地给她端过去一杯，但是她摇了摇头。他又转回到沙发边上，自己拿着酒杯，但是没有喝。他说：“听着，总警司，你们并不是上门来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对吧？尽管听到你很关心哈利·麦克让人感动，但是你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一个死掉的流浪汉。如果小礼拜堂里出现的只有哈利的尸体，最多就是让警长来负责办案吧。我想博洛尼小姐有权知道你们是在针对一起谋杀案进行问话，还是单纯好奇保罗·博洛尼为什么会割断自己的喉咙。我的意思是，要么就是他自己割断的，要么就恰好相反。犯罪调查是你们的工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想进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结论应该很明显了，一刀两断，非此即彼。”

达格利什想，他是不是故意说了一句这么糟糕的双关语，但加罗德并没有因此道歉之意。看着窗边静止不动的那个身影，达格利什注意到莎拉·博洛尼轻轻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她像是下意识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忽略加罗德，直接对她说道：“我也想说得更肯定一些，但是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自杀是一个可能性。我想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您的父亲，能不能告诉我他看起来如何，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系的事。我知道这对于您而言非常痛苦，我很抱歉不得不提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来这儿一趟。”

她说：“他确实有一次和我谈到自杀的话题，但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是最近的事吗，博洛尼小姐？”

“哦，不是，我们很多年都没说过话了。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彼此交流，只是动动嘴皮子，发出一些声音。这是我在剑桥念完第一个学期放假回家时的事了。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自杀了，我父亲和我谈起他的死，又聊到自杀这个大的话题。我一直都记得这场对话。他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杀是人生的一个选项。但并不是的，这是人生所有选项的终结。他还引用了叔本华的话：‘自杀也许被当作一场实验，人类向自然女神发问，迫使她应答。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因为提出问题并期待答复的意识早已因死亡而毁灭。’爸爸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总会有其他可能性，一定会发生变化。一个人唯一合理的自杀理由不是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而是就算生活可以忍受、甚至充满愉悦，他却仍然不愿意继续生活。”

达格利什说：“那听起来就像是终极的绝望。”

“是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感受：终极的绝望。”

加罗德突然又说话了。他说：“他引用尼采的话更合适啊。‘自杀的想法令人宽慰：这念头让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夜晚。’”

达格利什依然无视他，继续直接对着莎拉·博洛尼说话。他说：“那么，您的父亲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您写过信？他从没解释过在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议会的工作以及议席，是吗？”

他几乎可以预料到她说：“这和这次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却说：“哦，不!我觉得他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在意的。是他的妻子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了这些事。那个时候他刚刚辞去大臣的职务。她似乎觉得我对他的决定能够产生影响。这也表明她对我们两个人多么不了解。如果她没有打来电话，我可能要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她突然爆发了，“我的天哪!就算皈依宗教他都和普通人不一样。他还得有自己的美好景象。他甚至都不能一言不发地辞去自己的职务。”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他看起来也没怎么表态。想必他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人事务，没必要讨论，只需要去做就好了。”

“好吧，他总不能在重要报纸的头版上高谈阔论这件事吧。也许他意识到这样只会让自己显得可笑。他自己以及整个家庭。”

达格利什问：“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没影响，但是祖母会介意的，我想现在她也很介意。当然了，他的妻子也会在意。她觉得自己嫁给了下一任的首相。她可不乐意和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绑在一起。好吧，她现在算是摆脱他了。他也摆脱我们了，我们所有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激烈地说道：“我不会假装一切都好的。再说了，你也很清楚我父亲和我已经，这么说吧，疏远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我不喜欢他对待我母亲的方式，我也不喜欢他对待我的态度。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们的人肯定把我登记在了你们的某个名单上。我很在乎我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但我不相信他在乎他的。和我聊起政治话题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就像是在聊最近都看过的一场戏剧、读过的一本书，就好像这只是一种动脑子的消遣，据他所言你可以就此话题开展一场文明的辩论。他说，这也是他哀叹宗教信仰缺失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人们就此把政治提升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但是对我而言政治就是如此，是一种信仰。”

达格利什说：“既然你对他是这种看法，他对你馈赠的遗产一定造成了你在道德上的两难局面。”

“你这是在拐着弯地问我，我是不是为了钱而杀死了我的父亲吗？”

“不，博洛尼小姐。我是用一种不算圆滑的方式来探究你对于这种并非罕见的道德困境究竟感觉如何？”

“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两难困境。我获得的所有遗产都会用来进行一些积极的改变。钱也不是太多，才两万，不是吗？要改变这个世界区区两万英镑可不够。”

突然，她又回到了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们发现她哭了。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这太可笑了。只是因为受惊和疲惫。我昨晚没怎么睡好，今天又非常忙，有一些无法取消的行程。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取消呢？我现在也没法帮他做什么。”

这种场景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在调查谋杀案的过程中，总不可避免地看到别人的眼泪和别人的悲恸。他已经学会了不表现得太惊讶或者尴尬。当然了，应对方式也各自不同。如果有别人费心的话，一般会端上一杯甜丝丝的热茶，如果酒瓶子离得近就倒一杯雪莉酒，或者喝一点威士忌。他从来不擅长拍拍对方的肩膀安抚别人，而他也清楚在这里这个手势不会受到欢迎。他感觉到坐在旁边的凯特身子变得僵硬，好像本能地想要去女孩身边。然后她看了一眼加罗德，但是加罗德并没有动弹。他们安静地等待着。抽泣很快停止了，莎拉·博洛尼又抬起了头面对他们。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请不要在意。我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加罗德说：“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即便有的话，你们最好还是改天再来。博洛尼小姐现在很难过。”

达格利什说：“我能看出来。如果她想让我们离开，我们马上就走。”

她抬起头，对加罗德说：“你走吧，我没事的。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周二晚上你和我一起待在这里，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关于我的父亲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所以为什么你还不走呢？”

达格利什被她话语中突然生出的这种恶意惊到了。加罗德肯定不乐意被这么简单、粗暴地打发走，但是他自控能力强，又非常精明，所以不会抗议。他用一种疏离而非憎恨的目光看了看她，然后说：“如果你需要我，随时打电话。”

达格利什等到他走到门口，才平静地说：“等一下。黛安娜·特拉弗斯和特蕾莎·诺兰，你对她们有什么了解？”

有一瞬间，加罗德一动不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来说：“我只知道她们都死了。我偶尔也是会看《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的。”

“最近评论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保罗男爵的文章，部分报道是基于寄到这家报社以及其他几家报社的一封下流的恶意诽谤信上的内容写出来的。就是这封信。”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信，递给加罗德。他读信的时候一片寂静。之后，他把信递给了莎拉·博洛尼，脸上毫无表情。他说：“你该不会是想说博洛尼是因为有人给他寄了一封不友善的信件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吧？那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况且他还是个高级律师。如果他觉得可以提起诉讼，他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我没有说这有可能是自杀的动机。我只是在想你和博洛尼小姐会不会知道有可能是谁寄来的这封信？”

莎拉把信递了回来，只是摇了摇头。但是达格利什看得出来，她不怎么待见这封信。她既不是一个好演员，也不怎么擅长撒谎。加罗德说：“我承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特蕾莎·诺兰打掉的孩子是博洛尼本人的，但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动。就算要行动，我也会选择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批判更为有效的方式。我只见过那个女孩一次，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的一次糟糕的晚宴上遇见的。厄休拉夫人身体尚在恢复当中，那是她第一次下楼吃晚饭。这个可怜的女孩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但是厄休拉夫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样的人该在什么样的地方用餐，以及他们在餐桌上应有的位置。可怜的诺兰护士，她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用餐，并且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莎拉·博洛尼轻声地说：“但并不是有意的。”

“哦，我并没有说是有意为之。像你祖母那样的人仅仅是存在于世就已经非常唐突无礼了，甚至都谈不上是不是有意的。”

然后，他没有与莎拉·博洛尼有肢体互动，甚至都没看她一眼，就跟凯特和达格利什告了别，语气之正式就好像他们都是来参加晚宴的客人，在出去以后带上了门。莎拉试着控制住自己，然后又开始明显地抽泣。凯特站了起来，朝对面的门走了进去，达格利什觉得过了很久之后，她才端着一杯水走了回来。她坐到莎拉·博洛尼身边，无声地把水递给她。莎拉急切地喝了水，然后说道：“谢谢你。这实在是太傻了。我只是没办法相信他真的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我总是觉得以后的某一天，不管怎样，我们两个人会解开所有的误会。我想我是觉得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要多久有多久。现在他们都离开了，妈妈、爸爸、雨果伯伯。哦，天哪，我好无助。”

还有一些事他本来想问的，但是现在不是问的时候。他们一直等到她重新恢复平静、再三确认她已经没事了方才离开。反复确认使他觉得自己很不真诚，颇为虚伪。他们在不在这里她都很好。

他们开车离开，凯特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总警司，厨房完全实现电气化了，碗橱里有一包未开封的四盒装布莱恩特&梅牌火柴。但是这证明不了什么。他们可能买了单盒火柴，事后就扔掉了。”

达格利什想：她去端水的时候是真的想要表示同情，也是真的关心。但是她的脑子里依然在想证据的事。事实如此，我的一些手下居然还觉得女人比男人更加多愁善感。他说：“要尝试追踪单独一盒火柴的下落可不轻松。最容易搞到的就是安全火柴，但也最难识别。”

“还有一件事，总警司。我看了看垃圾桶。我找到了装着玛莎百货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他们确实是吃过蘑菇馅饼，但是盒子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是周日。他不可能是周二买的。玛莎百货什么时候卖过过期食品了？我不确定你要不要回收一下那个纸盒。”

达格利什说：“我们没有权利拿走那间公寓里的任何物品，现在还太早了。可以说这条线索其实帮到了他们。如果他们事先计划作案，我想加罗德肯定会周二一早去买馅饼，并确保柜台的销售姑娘能够记住他。还有一件事，他们为整个晚上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这就意味着他们也许不知道案发的具体时间。”

“但是加罗德那么聪明，怎么会落入这个陷阱？”

“哦，他不可能只为20点这一个时间提供不在场证明，但是从18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跨度也确实说明他想确保一切稳妥。”

这像其他不在场证明一样，很难找到漏洞。他们在进行这次拜访之前，一如既往地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他们知道加罗德自己住在布鲁姆斯伯里一栋只有单人卧室的豪华公寓里，那座大楼巨大、低调，门口没有门房。就算他声明是在别处度过的这个晚上，也很难证明他说了谎。就如同他们至今为止询问过的所有案件关系人，莎拉·博洛尼和她的情人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警方也许不觉得这个不在场证明特别具有说服力，但是达格利什对加罗德的智商有极高的评价，觉得单凭一个装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上印出来的售卖日期就攻破这个证明似乎并不现实。

回到苏格兰场，达格利什才刚刚迈进办公室，马辛厄姆就进来了。他以自己控制激动情绪的能力为荣，说话的语气也小心翼翼，故意表现得若无其事。

“哈罗路的警局刚刚打来过电话，总警司。案情有了有趣的进展。一对情侣10分钟之前走进警局，一个21岁的男孩和他的女朋友。他们说周二晚上他们在纤道上，明显是在热恋中。快到19点的时候他们刚好经过圣马修教堂的十字转门，南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路虎车。”

“他们记下车牌号了吗？”

“没那么幸运，他们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车型。但是他们很确定那个时间点。女孩子19点30分之前必须到家，他们离开纤道之前刚看过表。那个男孩，梅尔文·约翰斯认为可能是辆A型路虎。哈罗路警局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可怜的孩子似乎吓坏了，他肯定不是一个追求出名的疯子。他们让那两个人一直在警局等着我过去。”他又补充道，“凡是知道教堂旁边那个停车场的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用。但是当地人更喜欢把车停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而且这片区域又没有剧院和时髦的餐厅。我敢用钱打赌，只有一辆黑色路虎车有可能会停在教堂的外面。”

达格利什说：“现在这样说还为时过早，约翰。天刚刚黑下来，他们又着急赶路。他们甚至都不确定车型。”

“您在打击我，总警司。我最好还是过去一趟。要是最后发现只是丧事承办人的灵车那才叫撞大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