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尔斯·香农公寓走到荷兰公园只需要几分钟。凯特很早就醒了，也就是刚过6点的时候，到了7点，她已经吃完了早餐，迫不及待地要出门了。她在室内不安地来回转圈，试图在这个已经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家里再找点事做来打发时间。她往夹克衫口袋里装了满满一纸袋子用来喂鸟的面包屑，提前45分钟就出门了。她告诉自己在公园里散步要好过被困在家里，不停琢磨卡罗尔·沃什伯恩是不是真的会来，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做出这样的承诺了。

达格利什也同意对这个女孩做出的承诺必须兑现，她应该独自一人去见卡罗尔·沃什伯恩。他没有给她任何指示，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其他的高层领导可能会提醒她这次会面有多么重要，但是这不是他的行事方式。她因此而尊重他，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她所担负的责任与压力。一切可能就取决于她怎样来把握这次的会面了。

快到9点时，她来到了法式花园前的平台。她上一次来公园的时候，花床里还栽满了夏花，有天竺葵、倒挂金钟、向日葵和秋海棠。但是现在秋意渐浓，有一半的花床已经空了——柔软、潮湿的泥土上凌乱地散布着枯萎的根茎、一团团血污般的红色花瓣和许多枯枝残叶。一架地方议会的小推车就放在那里，好像是冬天派来的死囚押送车，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新一轮押运工作。现在，当她手表的分针走到整点的时候，荷兰公园学校操场上的尖声叫喊突然都消失了，公园又回归了清晨的宁静。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弯着腰，像一位巫婆，身后六只垂头丧气的小狗被拉着跌跌撞撞地沿着一侧的小路走着，然后她停下来，嗅了嗅路边还在开放的最后一批薰衣草。一个独自跑步的人跑下台阶，消失在了通向橘园的拱廊中。

突然，卡罗尔·沃什伯恩到了。几乎就是在整点时分，一个女子的身影在花园的另一端出现。她穿着一件灰色短款夹克衫，下身搭了一条颜色相称的裙子，一条蓝白相间的宽大围巾围在颈部，几乎把脸全都遮住了。但是凯特马上就认出了她，心情也为之一振。她们站了一会儿，彼此对望，然后用像是精心算好的步伐，几乎像是在参加某个仪式一般同时沿着落败的花床前行。凯特想起了那种间谍小说，主人公在某个边境处交换探测器，感觉到有看不见的监视者，竖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等着听到来复枪扳机扣动的声音。她们相遇后，女孩向她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凯特简单地打招呼：“谢谢你能来见我。”

然后她转过身，两人一起穿过台阶，走出花园，沿着土地湿软的宽阔草坪走到通向玫瑰园的小路。在这里，清晨的新鲜空气里还残留着夏天的味道。凯特想，玫瑰从来不会停止开花。这种意识不到自己的花期已经结束了的鲜花令人烦躁。即便是在十二月，虽然注定要在盛开之前就枯萎，也会有变成棕色的、皱缩的花苞长出来，还有一些毫无活力的花朵向下低垂，就快要触碰到落满花瓣的泥土。她们在长满荆棘的灌木丛中慢慢踱步，凯特注意到卡罗尔的肩膀几乎撞在了自己身上，心想：我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她先说话，必须由她来挑选合适的时机和地点。

她们走到霍兰德勋爵的雕塑前，塑像立在底座之上，和蔼地望向自己的宅邸。她们还是没有说话，继续沿着林地之间泥泞的小道走着。然后，她的同伴停了下来，望向那一片荒地，说：“这就是他找到特蕾莎的地方，就在冬青树丛旁那棵倾斜的欧洲桦树下。我们一周后又一起回到了这里。我想他需要让我看看。”

凯特等待着。距离这座大都市中心如此近的地方居然有这样一片野树林，实在很奇妙，好像一旦穿越了这片低矮的栅栏，就可以深入乡间一般。难怪在萨里的林地长大的特蕾莎·诺兰会选择在这片茂密、宁静的林地中死去。这片领地一定使她感觉回到了童年：树叶和沃土的气味、她后背倚着的粗糙树干、急促飞过的小鸟、灌木丛里的松鼠和松软的泥土使死亡变成了很自然的一件事，就像沉睡一样美好。有那么一瞬间，她仿佛踏入了那场死亡之中，与树下那个孤独的、濒死的女孩融为一体。她打了个哆嗦。这种共鸣感很快就散去了，但是那种力量令她震惊，也有一点困扰。她在做警察的头五年里已经见过了太多起自杀事件，知道要学会从中抽离，这对她而言并不难。她一直都擅长把个人情感抽离在外，心中想着“这是一具死尸”而不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想：也许我可以允许自己稍稍投入，稍稍带点怜悯。但是现在开始这么做有点奇怪。她想，博洛尼的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甚至改变了她对自己工作的认知？她将眼睛再次转向小路，并听到卡罗尔·沃什伯恩说：“疗养院那边也打来了电话，问坎普顿小丘广场这边有没有谁见过她或知道她在哪里，于是保罗知道她失踪了，猜测她有可能在这儿。在他当上大臣，安保变成一件麻烦事之前，他经常穿过这座公园去上班。他会走过肯辛顿教堂街，进入海德公园，然后从海德公园角走到格林公园，几乎一路沿着草地和树林来到议会大厦。所以他就很自然地过来看了看。我是说，他不必绕太多路，并没有费多大劲儿。”

她语气中突然流露出的苦涩令人吃惊。尽管如此，凯特还是没有开口，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口袋，摸到一小袋面包屑，拿出来放在手掌上。一只麻雀——和所有伦敦麻雀一样温顺——跳上她的手指，纤细的小爪子立在她手上。它脑袋猛地一啄，飞走了，她觉得鸟喙就像细针一样尖利。她说：“博洛尼男爵一定很了解特蕾莎·诺兰。”

“也许吧。厄休拉夫人睡着之后她经常和他聊天，讲有关她自己和家庭的事。他很容易让女人敞开心扉，一些女人。”

她们俩都沉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凯特必须要提。她说：“特蕾莎·诺兰怀上的孩子，有可能是他的吗？”

让她松了一口气的是对方平静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就好像预料到会被这样问一样。女孩说：“过去我可能会说不是并且态度非常坚定。但我现在对任何事都不确定了。有很多事他都没有告诉我。我过去就知道，但是现在更加明白地意识到了这点。但我觉得如果孩子是他的，他会告诉我。那不是他的孩子，但他确实因为她的遭遇而自责。他觉得自己负有责任。”

“为什么？”

“她自杀前一天想要见他，去了他内务部的办公室。这样做非常失策，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么做，而且她选了最糟糕的时间。他正好要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他本可以腾出五分钟见她，但那样做很不方便，也不够谨慎。当他私人办公室的年轻公务员通知他说有一位特蕾莎·诺兰小姐在前厅等着，有急事要找他的时候，他说她可能是选区来的某个选民，然后给她传了个口信，让她留下住址，他日后会联系她。特蕾莎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是会去联系她的。但是他没机会了，第二天她就死了。”

凯特想，这很有意思，达格利什对保罗·博洛尼手下的公务员们进行问话时居然没有人提供这条信息。那些经过培训或出于本能小心翼翼的男人选择了保护他们的大臣。他们在他死后仍旧延续着这种保护吗？他们提到了保罗·博洛尼在处理复杂仲裁书时的迅捷与熟练，但是没有人提到一位来得不是时候的、纠缠不休的年轻女子。但也许这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记下这条信息的人职务可能相对较低。这又是一个有人掌握着重要的信息，却甚至没有被警方传讯的例子。不过就算他接受了问话，也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除非他读过之前的调查报告，并且认出了这个女孩的名字。但就算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未必会觉得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卡罗尔·沃什伯恩依然在原地凝视着那片林地。她双手深深插在夹克衫口袋里，肩膀微耸，就像感受到了枝缠叶绕的林地中吹来的第一道冬日寒风。她说：“她就靠在那段树干上。你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它，盛夏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了。她可能会在那里躺了很多天也没人发现。”

凯特想，不会太久的。腐烂的气味很快就会引起公园管理人的注意。荷兰公园也许是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小小天堂，但是它和其他的伊甸园并没有什么区别。依然会有四条腿的捕猎者徘徊于灌木丛下，两条腿的捕猎者在小路上行走，死亡依然是死亡，尸体腐烂的时候仍旧会发出气味。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同伴。卡罗尔·沃什伯恩仍旧在凝望着这片林地，眼神中充满痛苦，就好像眼前浮现出了那女孩靠在欧洲桦树下的身影。然后她说：“保罗如实说出了发生的事，但并没有说出全部。她的夹克衫口袋里有两封信，一封写给祖父母，请求他们的原谅，就是在调查过程中被传阅的那一封。但是还有另外一封信，上面标注了绝密并且收信人是保罗。这就是我来这里要告诉你的事。”

“你看到那封信了吗？他给你看了吗？”凯特试图掩饰自己声音中的那种渴望。她想，我们终于要获得某种切实的物证了吗？

“没有。他把信带到了公寓，但是并没有让我看。他告诉我里面讲了些什么。很显然，特蕾莎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工作时被调到了夜班部。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带来了几瓶香槟，他们就办了一场小聚会。那位病人喝得有点上头，她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儿子，正为新生的宝宝沾沾自喜。她说‘多亏了亲爱的兰帕特医生’，然后透露说，如果产妇想要某个特定性别的孩子，兰帕特会提前做一次羊膜穿刺术，然后把不想要的胚胎打掉。那些憎恨生孩子的女人和不准备接受一个错误性别婴儿的女人知道她们应该找谁。”

凯特说：“但是这样做，他当时——他现在也冒着天大的风险。”

“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明就没事。保罗猜测可能有些病理学报告做了后期伪造，假装胚胎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检测报告大部分都是在疗养院做的。在那之后，特蕾莎想要找到具体的证据，但是并不容易。当她第二天再去问这个病人时，她大笑着说她只是在开玩笑。但她明显表现出了恐惧，当天下午就自行出院了。”

那么，这样就能解释亚当·达格利什在特蕾莎的祈祷书里找到的匆忙写下的神秘笔记了。她一直都在努力调查这些病人上一个孩子的性别，以作为证据。凯特问道：“特蕾莎对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人说过这些话吗？”

“她不敢。她知道有人曾经诽谤过兰帕特，结果落得倾家荡产。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出了名的喜欢打官司。她还能指望自己做什么？她只是一个年轻的护士，贫困潦倒，没有强大的盟友，该怎么对抗这样一个男人？谁会相信她？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得开始操心自己的事。连她自己都即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她又怎么能再去开口反对她认为兰帕特犯下的罪行？但当她准备自杀时，觉得自己得做点儿什么来终结这一切。她想到了保罗，他并不弱小，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他曾经是一位大臣，一个强大的男人。他有能力结束这一切。”

“他做到了吗？”

“怎么可能？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给他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我之前说过，她是个天真无知之人。但往往就是这种人会带来最大的伤害。兰帕特是他妻子的情人。如果保罗准备对付他，看起来就会像是勒索，甚至更糟糕，被认为是复仇。此外他还为她的死自责，自责曾称她是一位选民和没能帮助她。这在道义上看起来恐怕比兰帕特所犯下的罪行更糟。”

“他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他在我面前把信撕了个粉碎，冲进了马桶。”

“但他是一位律师。难道他的本能不是保留证据吗？”

“这份证据不算。他说：‘如果我没有勇气使用这封信，那就必须把它处理掉，没有妥协的余地。我要么就完成特蕾莎的遗愿，要么就摧毁这份证据。’我想他可能觉得把信藏起来是十分可耻的行为，有点像为今后的勒索做铺垫，像是小心翼翼地收集敌人的证据，以备将来使用。”

“他问过你的建议吗？”

“没有。他没有问建议。他需要好好想一想，而我就在那里倾听。这也是他需要我的真正原因，倾听。我现在意识到了。他知道我会说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会说：‘和芭芭拉离婚，用那封信确保她和她的情人不会给你惹麻烦。用上那封信，从此获得自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说得这么直接，但是他知道我想要让他这么做。他把信销毁之前，让我发誓会保持沉默。”

“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你确定吗？”

“我想他可能和兰帕特谈过。保罗告诉我他会去找兰帕特，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要去找兰帕特，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事，也会坦承自己并没有切实的证据。然后他会撤出自己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投资。我想应该是不小一笔钱，那最初是他哥哥投进去的。”

她们又开始沿着小道慢慢前行。凯特想：假设保罗·博洛尼去找兰帕特谈过。因为证据已经被销毁，而且那封信从一开始就称不上充足的证据，这位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样的丑闻能伤害到兰帕特，也能让博洛尼受到差不多程度的伤害。但是保罗男爵经历了小礼拜堂的体验后，一切可能就大不相同了。也许那也改变了博洛尼。他抛开了自己的事业，可能会觉得不管手里有没有证据，自己在道义上都有义务揭发并毁掉兰帕特。在这样的情况下，芭芭拉·博洛尼一边面对着一个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涯，甚至还要把房子卖掉的丈夫，另一边面对着一个可能会被毁于一旦的情人。凯特决定提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若非这种情况下，她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你觉得会是斯蒂芬·兰帕特在芭芭拉默许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博洛尼男爵吗？”

“不。兰帕特如果让她卷入这种事情里才是犯傻。芭芭拉·博洛尼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智商来完成这样的计划。她是那种会让男人替自己完成一些脏活儿，然后安慰自己她本人一无所知的女人。但是我已经给了你一个作案动机，他们两个都适用于这个动机。这应该足够让她接下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了。”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女孩转过身，突然激动起来，她说：“不，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让她受尽折磨，被百般拷问，受到十足惊吓。我想让她身败名裂。我想让警方逮捕她，判处她终身监禁。我想让她死。但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最糟糕的是比起对她的伤害，我对自己的伤害更深。一旦我给你打了那个电话，说要来这里见面，我就知道我不得不来。但是他告诉我的都是秘密，他信任我，他总是那么信任我。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们所有爱的回忆都再也摆脱不了那种痛苦与负罪感了。”

凯特看着她，发现她正在哭泣。卡罗尔没有出声，连抽泣声都没有，但是她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前方，像是受到了惊吓，眼泪连珠般从她那失去血色的面庞和半张着颤抖的嘴唇上滑落。这种凝固无声的悲恸蕴含着让人害怕的东西。凯特想：这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她这么痛苦。她感觉到一种杂糅了同情、无助和烦躁的情绪，察觉到其中还有些蔑视。但是最终还是怜悯占了上风。她找不到能够安抚她的词句，但至少她可以试图作出某种回应，比如在分开前邀请卡罗尔回公寓喝杯咖啡。她正要开口讲话，又克制住了自己。这女孩不是个嫌疑犯。就算有必要把她纳入嫌疑人名单中，她也有不在场证明。在案发时她离开伦敦，参加了一场很晚才结束的会议。但若卡罗尔需要出庭做证，她们俩之间如果存在友谊或是某种共识都可能对检方不利。不仅如此，对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可能带来危害。这种感情对判断造成的失误如果让马辛厄姆知道了，他肯定会幸灾乐祸。正思考着，她却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的公寓离这里很近，就在大路对面。你走之前过去喝杯咖啡吧。”

在公寓里，卡罗尔·沃什伯恩像机器人一样走到窗边，一言不发地望向窗外。然后她又走到沙发旁，看着墙上挂的那幅油画：三个部分重叠的三角形，颜色分别是棕红色、鲜绿色和白色。她开口提问，但听起来并不在意答案：“你喜欢现代艺术吗？”

“我喜欢尝试把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我不喜欢复制品，但也买不起原画，所以就自己画。我觉得它们称不上是艺术，但我很喜欢。”

“你是从哪里学会画画的？”

“我买了画布和颜料之后自学的。小的那一间卧室算是我的工作室，我最近没什么时间画了。”

“画得很棒。我喜欢背景的那种质感。”

“那是我在油画晾干之前往上面按了张卫生纸产生的效果。质感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发现比较麻烦的是怎样才能使颜料涂得更均匀、更流畅。”

她走进厨房，开始磨咖啡豆。卡罗尔跟了进来，无精打采地站在门口看着她，一直等到磨豆机停止工作，她才突然开口道：“是什么让你选择了当警察？”

凯特很想说：“和你选择当公务员的理由差不多。我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很有野心。相比混沌无序我更喜欢秩序和等级制度。”然后她想，卡罗尔是否只是需要提出问题，而不是收到答案，无论是否是暂时的，她只是想要接触另一个人的生活。她说：“我不想找那种坐办公室的工作。我想有一份职业，从一开始就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并且有升职空间。我想我喜欢和男人竞争。但是在我的学校里，人们却相当反对这种想法。这反而更增加了我的动力。”

卡罗尔·沃什伯恩没有作出回应，但是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飘飘地回到了客厅里。凯特双手忙着摆弄咖啡渗滤壶，准备咖啡杯、杯垫、托盘和饼干，她发现自己回忆起了最后一次与职业规划师谢泼德小姐的谈话。

“我们更希望你能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比如说，去上大学。我敢保证你没有问题，升学考试至少会得两个A和一个B。”

“我想开始赚钱。”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凯特，但是要记得，你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你可以做到的。”

“我不想勉强自己这么做。我想找工作，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上大学只会浪费三年时光。”

“教育从来不会是种浪费，凯特。”

“我不会放弃受教育的。我可以继续自学。”

“但是当女警察……我们本来更希望你选择更……怎么说呢，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

“你是说更有用的职业。”

“也许是更关注人类基本问题的职业。”

“我想不出有什么工作比确保人们能够在城市里安全出行更关注人类基本问题的了。”

“凯特，恐怕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安全出行和警方治理程度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不去读读图书馆里那本小册子呢，上面写了‘在内城维持治安：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这就是你做出的选择，我们自然也会尽力帮忙。你是怎么想的，去青少年福利局吗？”

“不，我认为自己能成为一名资深探长。”她本来还想恶作剧地加一句“以及第一位女警察局长”，但她知道这就像一名皇家陆军妇女军团新兵想要指挥近卫军骑兵队一样不现实。不说实现雄心壮志了，就算只是想要好好品味这种心情，这种野心也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可能性当中。即便是她小时候的幻想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比如失踪的爸爸会再次出现，他变得慈爱，有了自己的事业，心怀愧疚，但她从来没指望着他能开上劳斯莱斯。最终他也没有出现，她一直都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真的以为他会出现。

客厅里没有声音。当她端着咖啡走进来时，发现卡罗尔正坐在椅子上，身体僵硬笔直，低头凝视着自己紧握的双手。凯特把托盘放下，卡罗尔马上把牛奶倒进自己的杯子里，然后双手捧着咖啡杯贪婪地啜饮起来。她弯着腰，就像是一位饥肠辘辘的老太太。

凯特想，这有点奇怪，这个女孩现在比她们第一次见面后在她家厨房里聊天时更加心烦意乱，更加失控。她琢磨，那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出卖了博洛尼的秘密，让她变成现在这种苦涩又自我厌恶的样子？难道她通过某种方式得知了遗嘱中并没有提到她？但她肯定料想到了这一点。但也许这比她之前想的更为重要，这是公开的，也是最后的证明，证实了她在博洛尼的人生中一直都处于边缘位置，一如他生前他们在一起时一样，他死后也不会正式宣称她的存在。她以为自己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可或缺，他在她这间极少拜访的普通公寓里找到了一种更充实与安宁的感觉。也许他的确得到了，至少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确实如此，但是她对于他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对于他而言，没有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把身边的人进行了归类，正如他那过于规整的人生一样，他把他们都抛诸脑后，直到需要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但是她也质问了自己，这和她对艾伦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

凯特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提出这次会面，而且这对调查而言也并没有太重要。重要的是博洛尼的秘密泄露了，兰帕特因此有了足够重要的动机。但是这对他们破案究竟有多大帮助？一件有力的物证胜过十数条作案动机。他们又绕回到了原来那个问题上，兰帕特和芭芭拉·博洛尼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作案？不管是博洛尼还是凶手，有人在20点时使用了圣马修教堂的盥洗室。有三个人看到了流水涌出来，这两点都是无法撼动的证据。所以，要么就是博洛尼在20点还活着，要么就是那个时候凶手还在现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很难想象兰帕特会有办法在20点30分赶到黑天鹅餐厅。

她喝完咖啡之后，卡罗尔勉强地笑了笑，说：“谢谢你。我该走了。我想你需要把这一切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

“我们需要一份口供。你可以去哈罗路的分局，那里有一间调查室，也可以到苏格兰场来。”

“我会去哈罗路警局的。警察不会再问我更多的问题了吧？”

“有可能会问，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走到门口，她们面对面站了一会儿。突然，凯特觉得卡罗尔就要向前迈步，扑进自己的怀里，她也知道她非常不熟悉拥抱的双臂也许懂得怎样抱住她、安抚她，甚至自己也许会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安慰她。但是那一瞬间过去了，她告诉自己这种想法令人尴尬又荒谬无稽。待卡罗尔一走，她就给达格利什打了电话，留心不让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自得的情绪：“她来过了，总警司。没有新的物证，但是她强化了其中一位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我想你得去一趟汉普斯特德。”

他说：“你是从哪里打的电话，你公寓里吗？”

“是的，总警司。”

“我半个小时之内赶到。”

但是还不到半个小时，门口的对讲机就响了。他说：“我在兰斯多恩路另一头停的车，你能现在就下来吗？”

他并没有提议上楼，她也没这么想过。没有哪位警局高层比他更注意尊重下属的个人隐私。她告诉自己在他眼里这甚至算不上是值得彰显的美德。他只是过于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而已。她坐电梯下楼时突然意识到，随着对博洛尼越发了解，她越发觉得他像达格利什。她突然对这两个人生出一阵厌烦。在楼下等着她的也许是另一个让昏了头爱上他的女人极度悲痛的男人。她告诉自己应该庆幸，至少自己有足够的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