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刑警，从事公安工作已经有三四十年了，这些年里，我曾经遇到很多大案要案和重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世纪参与过的几个案件。

我手头有这么两张保持着连续性的特殊照片：一张是我满面疲惫，双眼吃惊地睁大，身体前倾，两手前伸；在我前面，一个中年男子，单膝着地，双手下按，他的头顶上方，一抹红影向后飞去。一张是我弯着腰，双手搀扶那个中年男子，而那个中年男子已双膝跪倒，头几触地。背景是临江市公安局正乐派出所院内，一面大书着“为人民服务”的影墙，那一抹红影正是中年男子向上甩出的一条中华牌香烟。

我之所以在这里津津乐道于这两张照片，是因为这两张照片的来历不同于往常。

一是由于这两张照片是在两个当事人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恰巧有相机在手的照相爱好者抓拍的，而就当时的情景而言，派出所大门紧闭，是不允许外人入内的，不知什么原因，他却正在院内。我曾在侦查案件现场，留下了不少的照片，但在此之前，却没有任何一张是公安以外的人员拍摄的。

二是这两张照片记录了一起重大案件的成功破获，以及受害者家人激动、兴奋得不能自制的感恩之情。任何人只要身临其境，不论吃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血汗，也不论作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意料的奉献，他的心里都会装满了成就、欣慰、满足、幸福。

这两张照片勾起了我的记忆，侦破这起案件的十个日日夜夜，又十分鲜明的回到我眼前。

这是一起在当时引起震惊的绑架人质、敲诈勒索案，也是我运用直觉破案的最成功的一例。在那个辉煌的时刻，我庆幸过，陶醉过，在心里一度充满了自信。

现在还是让我用平直的语言来敘说这段往事吧。

1995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

临江市姜桂乡庆和村的姜作忠，兴冲冲地走在乡间大道上。

此刻，他心头特别愉悦，今天刚从上海建筑工地回家，三个月没有见到孙儿小磊，心里总是记挂不下。小磊是姜家独苗，今年五岁，长得聪明结实，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小磊和爷爷特別投缘，只要爷爷在家，总是围着爷爷不住的跑前颠后。姜作忠对他喜欢得了不得，真是应了《红楼梦》中的那句话：“抱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在上海开了家拆房公司，生意特别好。上海正值城市改造和建设的高潮，要造新楼必须拆旧屋，拆房公司也就应运而生。这几年的经营，对一个乡下人来说，可谓是赚足了钞票，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要不是老婆和儿媳执意不肯，他早将孙儿带到上海去了。现在是下午四点三十分，到了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时候了，他不顾疲劳，自告奋勇去接小磊。走时心里还在犯嘀咕，乡下和城里到底不一样，城里早就放假了，乡下的幼儿园却在五一节照样上课。要不然，自己早已见到小孙儿了。

进了幼儿园，姜作忠直奔中班教室。他站在门口，目光扫视一遍，没有看到小磊。又环顾了一周，还是没有见到孙儿。他心中暗想，当真是上了些年纪，难道记错了教室？乡村幼儿园规模不大，一共只有四个班级，每个班级只有一个教室。他逐个教室看了看，仍然没有见到朝思暮想的小孙儿，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起来。

他又回到了中班教室，大声向老师发问：“姜小磊在不在这里？”

女老师抬头望了望，反问道：“你是姜小磊的什么人？”姜作忠听后有些生气，粗嗓门回道：“我是他爷爷，来接他回家！”

大概是对这位爷爷的粗声大气不满，女老师故作惊讶之态：“哎呀，你可来迟了，小磊已经被他叔叔接走了。”“什么？！被他叔叔接走了，他哪来的叔叔？”这次轮到姜作忠惊讶了。他心里掠过了一个不祥的念头，对那个女老师道：“我回去看一下，小孩没有回家，我跟你们没完。”来不及多说，他急急忙忙往回赶。

回到家一看，孙子小磊没有回来，老婆和儿媳也没有叫人代接。

这种情形在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时，一家子都紧张起来，有的外出寻找，有的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向可能接走小孩的亲友询问，姜作忠又赶到幼儿园追问小磊的下落。

幼儿园女老师这时也感到问题严重，认真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说是被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身高在l65厘米左右的长发男子接走，他自称是小磊的叔叔，顺道来接他回家，小磊就被他抱走了。

几个回合一折腾，时间已到晚上七时左右。一家人聚到一起，你哭他喊，乱成一片。

正所谓“当局者迷”，惶急之中，无计可施。还是姜作忠有些主见，他沉默良久，对家人说：“现在看来，小磊可能出事了，我们不能乱糟糟的瞎撞。为了把小磊赶紧找到，一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二是请求亲友一起出动寻找。只要能把小磊找回来，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临江市公安局在五月二日凌晨接到小磊失踪的报案，在做了初步调查后，认为绑架人质的可能性很大，随后向江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为了应对日渐复杂的刑事案件发案态势，原来的刑警大队已统一升格为处级建制的支队，县、市的刑警队也升格为科级建制的刑警大队）报告，请求调派精干人员指导、参与侦查。

这是近几年来首起绑架儿童案，刑警支队决定，凡是能抽调出的侦查人员，都去临江参加案件侦查。因而郭笑支队长和我帶着一帮侦查员，在五月二日上午赶到了案发地姜桂乡。

一个五岁（实足年龄只有四岁）幼童，被人从幼儿园接走，一夜未归，显然已发生了异常情况。不论是亲是友，出于对幼童的钟爱，在未通知幼童家长的情况下，将幼童接走，总不会在事后仍不告知幼童家长，过了一夜也不将幼童送回的。我们分析认为，小磊失踪的原因，两种可能性最大：一是被绑架，二是遭杀害。绑架幼童的目的，通常为钱财；杀害幼童的动机，一般是仇恨引起的报复。

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和临江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学恭、刑警大队教导员孙建明商定，把侦查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布置了紧急调查任务：一组负责对幼儿园作详细了解，弄清接走小磊的具体时间、过程以及接人者的体貌特征；向居住在幼儿园附近的住户，以及在发案时间段内经过幼儿园周围路段的所有人员，作逐个走访，以确定目标，发现线索。二组负责对河道、荒地、空屋、草木隐蔽处等方位的搜寻，对驶经姜桂的公交和出租车驾驶员访问，以发现作案现场或失踪幼童的踪迹。三组专门找姜作忠家人以及他的亲友、邻居谈话，重点了解姜作忠一家人最近几年的生活、交往以及对外发生的矛盾、纠纷等情况，以判断小磊失踪的原因，或者说是作案者作案的动机。

经过半天半夜的紧张工作，调查结果表明，小磊是被一个操本地口音的陌生男青年从幼儿园接走，之后便失去了踪迹。姜作忠一家人在当地还算厚道，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对别人一般不计较小利，因而不论在上海还是在本地，对外交往中，没有发生过引人注意的矛盾或纠葛。

照此看来，小磊的失踪，与绑架人质有关。姜家在上海办拆房公司，赚了大钱，在当地早有传闻。如果这种判断不錯，那么，绑架者的第二步动作，应当是开始敲诈。

我们随即对姜家的通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並部署了在姜灶地区的全面排查。同时要求村组干部全力配合，公安人员工作不计昼夜，限令案件必须在三日内破获。

面对这起绑架幼童案，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肩头压力的沉重。即使绑架作案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挾持人质以胁迫敲诈，但人质不是一个物件，他要吃要喝要自救，特别是一个事理还不分明，利害难以判断的小孩，哭喊吵闹难以避兔，这对绑架者而言，拖的时间越长，麻烦和风险越大。因而绑架者不可能长久保留人质，“撕票”、杀害人质的恶果，随时都会发生。受害者家人出于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将解救幼童、惩办凶手的责任交给了人民警察，如果此后发生了意外，我们将无法向受害人作出交待。这时，我们内心的惶急和不安，决不亚于姜作忠一家人。

第二天一早，我便跑到姜家，对双目通红、唏嘘不已的姜作忠特别言明：从现在开始，凡是发生了与小磊有关的任何情况，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决不能自作主张，私自行动。否则，贻误了时机，造成了恶果，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们目标一致，为了救出小磊，一定要倾力合作。听完我的话后，姜作忠沉思了片刻，站起身来，庄重的点了点头。我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非常诚挚的对他说：“我代表侦查人员向你感谢，感谢你的合作。现在，我们的心情和处境与你一样，不能有任何的疏漏，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决不能因为工作中的失察而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听了我的话，姜作忠的泪水又滚滚而下。

这天上午十时整，我们预想的情况发生了。住在姜作忠西面不足二百公尺的村党支部书记家里，电话铃响了起来，女主人老黄抓起听筒，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请你叫姜作忠来接电话。”

老黄觉得有些奇怪，说话的口气也就不那么好听：“他家里有电话，为什么不直接打过去？我这里又不是公用电话，还要叫我去喊人！”

哪知道对方的口气更強横：“你还是去叫吧，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他。耽误了恐怕你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时老黄猛然想起小磊的事，莫非这个人知道了内中情况？于是大叫了一声“你等着”，忙不迭去姜家喊人。

当姜作忠气喘嘘嘘的赶到，抓起话筒，说了声我是姜作忠时，对方的音调已十分不耐：“为什么等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想搞什么花样？我警告你，不乖乖的听话，是要断子绝孙的！赶快准备150万元现金来赎人，地点以后再通知你。”说完未等回应，“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姜作忠手拿着听筒，怔怔的站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但他的心里却在翻江倒海：被公安局的同志说中了，果然是绑架人质！唉，有钱也惹祸啊。这个混账东西，要钱冲着我来，何必为难一个与钱毫无关系的小孩呢！

他木然地跨出书记家的大门，对老黄在身后大声的追问，仿佛没有听到。他内心在激烈地争斗，这个傢伙心太狠了，一张口就是150万，这是多大的数目哟，几乎是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大部分积蓄。不过，为了小孙子，怎能不拿呢？花钱消灾吧！这个事要不要告诉公安局的同志呢？他们知道了这个事，肯定不同意拿钱赎人。绑架的人钱不到手，肯定不会放人。等候公安机关破案，不知还有多少日子，怕只怕夜长梦多，平白生出变故。但是，如果给了钱又领不回小孙儿，怎么办呢？自己势孤力单，斗得过这个傢伙吗？公安局威势很大，他们处理这种事，办法总比我们多。再说，早上我已经答应过有事立即报告，他们在帮助我处理这件事，对他们食言，会引起不快的。还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赎人，又沒有更好的办法，我再自个行动。

打定主意后，姜作忠掉过头来，向公安人员的住地走去。

在获知这个消息后，我们几个经过商量，很快取得一致意见：既然绑架者的目的是为了敲诈，获取钱财才是作案的最终目标，不妨垂下香饵，诱魚上钩。

我们明确告诉姜作忠，同意出钱赎人，但是还要等待进一步的交易信息。从安全角度考虑，整个行动计划必须听从公安机关的安排。在行动实施前，可以公开的在银行取款，向亲友借钱，准备花钱消灾。

同时，从这个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作案者对姜家周围情况很熟悉，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居住在本地。

随后，我们派人调查打入村党支部书记家电话的出处，並对姜作忠邻近住家也实行了通讯监控。

5月4日早晨七点刚过，姜作忠家旁的王姓邻居家中电话鈴响了起来，提起话筒一问，仍然是找姜作忠的。姜作忠听到呼唤，飞快地奔到王家，刚抓起话筒，就听到里面的说话声：“你是姜作忠吗？钱准备好了没有？明天上午十点交货，到时候你打开手机，在上海金陵东路等候消息。记住了，只能一个人过来，不然，取消交易。还有，如果没有那么多钱，货也会缺胳膊少腿的！”放下话筒后，姜作忠直奔我们的住处。

其实，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通话内容。

由于绑架者指定的交货地点在上海，必须紧急部署。为了分散目标，減少注意力，我们兵分三路，分别出发，约定至迟在下午六点到上海汇合。一路由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又恆亲自帶領，以技术侦察人员为主，负责开拓信息渠道，和上海警方联络，居中指挥。一路由郭笑和我带领，抽调二十名精干侦查人员，负责交货中心地段的监视，一旦发现犯罪，立即围堵抓捕。第三路由临江市公安局的杨学恭副局长、孙建明教导员帶領，负责安排二十名侦查员，在交货中心地段的外围，控制交通路口。这两路人员都必须略作化装，以一个合适的身份在现场活动，不致引起外人注意。

送钱人选定为姜作忠的儿子、小磊的父亲。他年轻力壮，表现得比较沉稳，让他拎一只坚硬的手提箱，必要时也可作为武器自卫。我们给他做了三条规定：一是不见小磊不交钱，小磊不在安全控制之下不交钱，小磊到手后赶快离开，以后的事由我们处理；二是在交易过程中，不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的所有活动都在公安人员的监控之下，人身安全有充分的保证。三是如果交易的时间、地点临时更改，时间延至夜晚，地点放在荒僻的郊外，则要提出困难，尽量拖延，以便给我们有一个应急处置的时间。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小磊的父亲、侦查人员在金陵东路一带徘徊、守望了一整天，没有接收到綁架者的任何联系信息，也没有在这个路段发现什么可疑状况。

会不会由于我们从姜灶调出的人员过多，被绑架者在现场的坐探看出破绽而不敢动作了，还是绑架者故意在拖延时间呢？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原因，我们决定再守候一天。

5月6日，从早晨七时至晚上十点，依然没有结果。小磊的父亲越发焦虑不安，我们几个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内里也个个心急如焚。当我们获知，今天上午姜作忠在姜桂家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恐吓电话时，我们不得不作这样的考虑：不能在这里再耗下去了，除留下第一组在上海继续监控外，其余两组人员连夜返回现场，开展常规性的侦查。

5月7日凌晨，我刚躺到床上不久，又接到支队通知，距姜桂现场不远处的江口农场发生凶杀案，要我就近带领技术人员去现场，研究一下侦查工作。

下午四时许，我在江口农场案发现场，接到仍在上海的王又恆副局长的电话，说是上海的小组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一个家住在姜桂地区、名叫张峰的青年人，在上海游荡时被他们逮住。在询问到绑架案时，声称他本人並不知情，但他听到风声，可能与一个外号叫“三毛”的人有关。至于“三毛”的姓名、住处、体貌特征、与什么人相识，一无所知。张副局长要求，要迅速找到“三毛”，开展审查，在5月8日上午七时前把是非搞请楚，因为他们在那时对张峰的留置盘问期限已到，必须放人。

我随即用电话将这个情况向留在江口的郭笑支队长报告，希望他能到现场处理此事。

在电话的另一端，郭支队长的语气平淡，告诉我他明天要参加一项科目考试，不能前来。我知道他和王又恆的工作关系并不太融洽，而且这条线索可变性很大，是否张峰在被逼无奈之下信口开河、虚晃一枪也未可知。没有其它办法，我只有离开江口农场的凶杀案现场，赶往姜桂。在返回姜桂的途中，我用电话联系到临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学恭，要他立即通知与姜桂相近的几个乡镇派出所长，到姜桂集中，领受一项紧急排查任务。

在会上，我严令与会的七个乡镇派出所长，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动员全部警力，釆用各种手段，在辖区内全力查找“三毛”。晚上六时三十分前，报告工作结果，如有敷衍塞责者，将按照不执行警令严肃追究。同时，派出侦查人员跟进，就地监督落实。

到晚上七时，排查已有结果，七个乡镇内共有十三名外号叫“三毛”的人，其中不少有过违法犯罪的劣迹。这一点大出我们的意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谁是我们要找的“三毛”呢？

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再做调查，必须当机立断，选择一、两个作案可能性相对最大的“三毛”开展审查。

会议室里，与会的人有的在默默沉思，有的在闷闷抽烟，有的用眼光罩住我，仿佛都在等我表态。我心里非常清楚，要做这样的决定风险实在太大。张峰提供的说法是确实听到的还是编造的，是未知数；即使这种说法是张峰听到的，前头的来源是知晓内情还是风闻臆测，是未知数；“三毛”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的个性特征，如同“白马非马”一说。“三毛”究竟是哪个“三毛”，也是一个未知数。这么多未知因素集合在一起，要作出一个正确选择，确实太难了。我掏出一颗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箭在弦上，不得不冒险一发了。

我注视着记录了十三个“三毛”简要情况的几页纸片，凭着对已知情况的分析，更多的是依靠直觉的感悟，开始发言：“我认为，我们今晚首先要审查的三毛，是家住在正乐乡永西村的陈志谋。虽然他和別的三毛比较起来，劣迹恶行较少，但我还是选定他。有三条理由，一是他居住地和姜桂相邻，距离不远，来往方便，可能知晓姜作忠的家庭情况；二是打出的三个公用电话地点分别是金西、曹场和靖海的天和，他的住地正是这三个方位的中心点。三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这样的绑架人质、敲诈勒索案件，不大可能是单个作案。他有一个哥哥和姐夫，住地紧靠在一起，今夜也必须一起审查。我的想法虽然粗莽了一点，但是，六天时间过去了，一个五岁儿童还在犯罪分子手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多拖一天时间，就增加一分危险，我们承担一些风险是值得的。因此，大家要振作精神，组成三个审查小组，对陈志谋等三人分别审查。为了保密和保险，防止‘三毛’另有其人，获知内情而逃跑或残害人质，今晚十一时动手，审查地点远离姜桂现场，除抽调的审查小组成员外，一律不允许其他人员知晓。”

杨学恭副局长支持了我的意见，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展开。

这时，江口市公安局局长季启斌来到了姜桂，走进了会议室，我向他扼要的汇报了今夜的工作计划，他表示赞同。时间到了晚上十点，季局长和我一起去参加三个审查小组的战前动员短会。会上，我和杨学恭副局长分别布置了工作任务和強調了工作纪律，然后请季局长做指示。他微笑着说：“大家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主要是来看看你们。刚才袁支讲的意见，我很赞成。这些意见代表江口市局的意见，也代表我的意见，希望大家认真执行。”听了这些话，我如释重负。人们在生活中，遇到有风险的抉择时，有多少人能如此表明态度！季启斌由启明市市长转任江口市政法委副书记，后改任江口市公安局长，虽然到任不久，业务工作不十分熟悉，但他为人厚道真诚，极富亲和力。在他手下工作，无需拘谨，个人能力尽可发挥。

各小组领受任务后，准备行动。借着这段空隙，我和季局长去监控点听取电话录音。绑架者先后打过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未能控制，后两个已在控制之中。从录音听来，这两次呼叫是同一人，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而清晰，没有一絲本地口音掺杂其中。对此，我的思绪泛起了涟漪：难道绑架者是外地人？如果绑架者是外地人，今夜的工作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但转念一想，事情尚未开始做，何必猜度其结果，枉自动摇自信心！季局长要返回了，我和他握别后，跳上汽车，向“三毛”的审查地点——临江市公安局驰去。

在审讯室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三毛”，二十五、六岁年龄，矮矮瘦瘦，其貌不扬。尖狹的面庞，细小的眼睛，软长的头发，踏拉着一双脏兮兮的塑料拖鞋，目光象受惊的猴子，不停地在四周跳跃。

负责审查的孙建明教导员告诉我，在“三毛”住所周围已做过搜索，没有发现有藏匿小孩的地方。我急切想知道敲诈电话是否为“三毛”所打，便开口问道：“到了这里，有什么话要说？”

“我好端端的在家里睡觉，被你们弄到这里来，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呢！”“三毛”摆出一付滿不在乎的腔调。

“说普通话！你是有意让我听不懂是吗？”我大声喝斥。

“我说的是普通话，你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他翻了翻白眼对我说。浓重的江中口音稍稍作了些改变。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对话，我已知道电话决非是“三毛”所打。电话中声音响亮，吐齿清晰，而他出声低哑伴有杂音，更重要的是凭他刚才的说话，根本讲不出那么标准而流畅的普通话。

手机铃声响了，我走出室外，打开电话，杨学恭副局长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在三甲镇派出所负责审查“三毛”姐夫。

“你们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的审查没有进展，对象表现得很正常，态度还算诚恳。看来案子与他瓜葛不大，是不是把人先放了？”

我未作过多考虑，立即回答他：“我们这里也没有更多情况，但是现在不能放人。可以从侧面入手，继续盘问，以图发现嫌疑和线索，天亮后再决定人的去留问题。”

我看了看手錶，这时已是5月8日凌晨三点。人在工作或思虑紧张时，时间总是跑得特别快。

我叫出孙建明，要他叫“三毛”分段讲清这两天的活动情况。如有可疑，立即派人去核实。

刑警大队会议室里，同样灯火辉煌，对“三毛”哥哥的审查正在这里进行。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知道这儿也没有任何突破征兆，我瞧着侦查人员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在心里已经排除了审查对象的嫌疑。我的心情益发沉重起来。心想，我的直觉出问题了，现在该考虑天亮后的取捨了。

正在这时，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推门而出，迎面碰上孙建明，他晃动着高大的身躯，向我问道：“袁支，三毛自交七日下午在同村的一户人家打牌，这一节情况需不需要连夜核实？”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需要！通知当地派出所长立即核实。”

孙建明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我这种做法是不是不通情理，这么个线索要派出所长深夜从床上爬起来去核实？但话已出口，况且案件侦查正处于紧张时刻，还是让他们去做罢。

不到一小时，核实的结果反馈过来了，那个和三毛打牌的妇女证实了这一节情况。不过，她还说了另外几句话：“下午两点多钟，家里电话响了，一问之下，是上海的长途，找打牌的三毛的。”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情况啊！“三毛”在外面打牌，竟然有电话跟过来！那个时候，农村里装电话的住户不多，外面的电话能随“三毛”跟过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知道这家住户家中有电话、知道这架电话的号码、知道“三毛”当时正在这架电话机旁边。一个身在外地的人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很难做到，除非“三毛”跟他事先约定。而且这个长途，是上海来的！我瞧着孙建明英俊面庞上的激动之色，对他说：“有戏了，赶紧加大力度，狠狠地审！”

孙建明转身就走，如飞而去。

当我跨进审讯室门里时，看到孙建明已将晃着二郎腿的“三毛”一把拎了起来，大声喝道：“到现在还在装腔作势，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这个外強中干的傢伙立刻变得面色灰白，连声讨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要打我，我最怕疼了。你放下手，我说还不行吗？”

我心里暗笑，怎么遇上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嘴上却严厉问道：“谁打你了？”

“沒有人打我，我是怕、怕、怕有人打我。”“三毛”结巴起来。

“这里没人打你，你不好好说，难保受害者家属不打你！”孙建明重重的把他丢在椅子上。

“我说，我说，小孩是我领走的。那天我和小王……”

“废话少说！小孩现在在哪里？”我打断“三毛”的吱吱唔唔，单刀直入。

“地点叫不出来，是在远处的一间小茅草屋里。”

“什么！你不知道地点？”我和孙建明几乎异口同声叫了起来：“你想耍什么花招？”

“我确实不知道那个地点叫什么，我可以带你们去，小孩还在那里。”

我用眼色叫出了孙建明。在室外，我对他说：我们现在不需再问作案过程了，最重要的是去解救小孩。小孩救出了，危险消除了，回来再问他不迟。即使“三毛”说了假话，也等回来以后再收拾他！现在，天已放亮，赶快叫上几个人，押着“三毛”，立即出发。

五分钟后，接到孙建明的报告，临江市公安局局长江建林赶了过来。为了不惊动其他人，我叫上支队的邵骥、王绪儒、杭守平、帶上“三毛”，分乘两辆汽车飞驰而去。

在“三毛”的指引下，经过二十分钟的行程，汽车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前面是一条乡间小道，我们挟持着“三毛”一路向前走去。

这时天已明亮，路边树枝上的小鸟吱吱喳喳叫个不停，起得早的村民有的已蹲在河边刷牙。见到我们如此一帮男人，在乡村小道上行色匆匆，感到莫名的惊诧，有的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惊异地张望着，有的好奇地跟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回头制止他们跟进时，才不由自主的停下来。

前面有一条深凹的小河，三毛用手指了指对岸。我们拨开芦苇，趟水翻上岸来，发现前面已沒有一条可以正常行走的小路，地形也复杂起来：四周是一片开阔的农田，平坦而茂密的油菜，长得几乎和人一样高，若是有人钻进里间，很难寻找。我不禁心生疑窦，一把抓住“三毛”，拔出腰间的手枪，“哗”的一声拉开枪栓，针对他害怕脆弱的心理，威胁说：“你给我好好听着，如果你不讲真话，玩出什么花样，我一枪打断你的狗腿，就说你拒捕逃跑！”

见到如此架势，“三毛”差点软瘫在地上，指着远处在油菜头上露出一点屋顶的一间小茅屋，哆哆嗦嗦地说：“就在那儿。”

我们尽可能不发出声响，飞快地向那间小茅屋扑去。到那儿一看，这是间种瓜果用的农家看守小屋，早已陈旧破败，废置多时。我安排人在四角站定，然后示意杭守平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屋内。

小杭心领神会，拔出枪来，一脚将屋门踹飞，一步跨进屋内。里面两个矮壮青年，忽见异变，本能的向外张望，小杭大喝一声“不许动”，枪口已抵住了他们的头颅。邵骥一个箭步跑过去，把躺在稻草堆里的小男孩抱在手中。我长吁一口气，走进屋去，拿起小桌上两把雪亮的锯齿状长刀，交给了身旁兴奋不已的孙建明。

这是一次短促的突击，也是一起成功的解救！

我们押着“三毛”等三人，轮流抱着小磊往回走，这时，一轮硕大而鲜红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她以博爱的胸怀，含笑着向人们送出了艳丽的光芒。

破案的消息比晨风跑得更快，当我们回到正乐派出所时，大门前的街道上已聚拢了不少的人。为了保证“三毛”等人的安全，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审讯，在安置好小磊后，我吩咐值班所长关闭大门，制止无关人员进出。正在此时，发生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姜作忠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如痴如狂扑了进来。

以后的讯问十分顺利，“三毛”等人很快交清了自己的罪恶行径，一起绑架人质案件的作案过程终告大白。

原来，“三毛”在当地是个頗有名气的“闲人”，自小游手好闲，喜逸恶劳，还沾染上嘴馋好吃，嗜赌如命的恶习。靠着父母在田间劳作，別无经济收入，哪里有钱供他吃喝玩乐？他常常感到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前个时候，还欠下一笔赌债，难以归还。他一直在想，用什么办法能快速搞到一笔钱呢？撬门入室，偷盗扒拿，冒了风险，所得无几，他不屑为之。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人矮力小，风险更大，他不敢为之。思来想去，忽然有了一个绝好的主意，姜桂的姜作忠在上海可是发了大财，两年前他曾到上海找过姜作忠，想到他公司谋个做事轻松，拿钱不少的差事，被一口回绝，现在想起来还心气难平。他这么有钱，如果悄悄绑了他心爱的孙子，狠狠敲他一笔，他不敢不拿钱。这样做，既可不动声色，又能随口开价，弄到一大笔钱，比干那些偷盗、抢劫的勾当高明多了。他暗自为自己想出来的“劫富济贫”计划欣喜不已。

主意打定后，“三毛”开始物色同伙人。一天，他在牌桌上遇到贵州在这一带打工的小王。这个小王倒是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材，在临江打工多年，认识了本地的一个姑娘，现在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结婚总要花钱，按本地农村的风俗，彩礼必不可少。贵州的家里非常贫困，打工的收入非常有限，从哪里筹集这么多钱呢？他正在犯愁，“三毛”找上门来和他一说，正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此后，这两个人经常聚合在一起，察看行走线路，寻找小孩绑架后的藏匿之处。并商议了预后，如果姜家不肯痛痛快快地给钱，一个星期后偷偷将小孩埋掉。人不知，鬼不觉，权当沒有这回事。

当这些准备进行得差不多时，“三毛”感到人手不夠。小孩弄到手后，必须有人看守，这样的苦差事他自然不会去干。和姜家联系、接头，有点风险，他也不愿出头。小王提出，看守小孩的事，可以叫他的两个同乡来做。他的这两个同乡到这里来打工，还沒有找到工作，给他们一点钱，他们肯定愿意做。“三毛”同意了，说是完事后给他们5000元工资，但是看守期间他们足不能出户，事后必须守口如瓶。过了两天，在临江市政府所在地金水镇上，“三毛”又遇到张峰，试探性说到绑架弄钱的打算，张峰表示这几天他要去上海打工，不想参与这种事。不过，他又表态，如果在上海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帮忙。

五月一日下午四点多，“三毛”和小王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来到幼儿园，由“三毛”出面，谎称小磊的奶奶有事出去了，请他代接小孩，骗出了小磊。出门后，用外衣罩住小孩，挾坐在两人中间，开着摩托车匆匆离去。从此，小磊便被关押在油菜田里那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内，在两个手握长刀、凶神恶煞的“叔叔”面前，小磊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哭不敢闹，除了“三毛”每隔两天在夜里来送一次吃食，再没有听到人声。

5月2日上午，在“三毛”指使下，小王骑自行车外出，开始利用公用电话打敲诈电话。5月5日，“三毛”也在另一处公用电话亭中，和在上海的张峰取得了联系，要求张峰到金陵东路一带看看，姜家是不是有人去了上海，路面上有没有反常情况。张峰到金陵东路外滩处转悠了两次，远远的望到手拎提包的小磊父亲，于是在5月6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按约给在玩牌的“三毛”打了电话。

然而，如同一揆古词所形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张峰在外滩一带的逗留，露出了马脚，被我们滯留在上海的技侦小组发现。尽管他吱吱唔唔，不肯讲出实情，但想到自己並未参与作案，为防止破案后因态度不好而被加重处罚，便似真似假、鼠首两端的说出了“三毛”二字。也由于在此之前他打给“三毛”的一个电话，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破绽，终致迅速突破了全案。

我立即拨通了王又恆的电话，告知他这里案件已破以及张锋介入案件的情况，要求他们将张峰带回审查。

写到这里，这个故事的叙述本该结束。但是以后发生的两件事，却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其一，案破数日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翻阅一份资料，突然机关大院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探头一看，门外停着两辆大客车，四、五十名穿着统一制服的少年仪仗队员，正在精神抖擞的吹奏敲打，姜作忠在姜桂乡党委书记的陪同下，抱着披红挂彩的小磊站在队伍的前列。我赶忙把这个情况向季启斌局长报告，一起下来把他们迎进了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姜作忠对着临江市电视台记者手中的录相机，说了许多感激感人的话。然后拉着小磊，向我们每个参加案件侦查的人员逐一鞠躬，感谢我们给了他“重生”。最后，他掏出大摞的钞票，要给侦查人员发奖金。这件事使我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如果为群众、为社会做了一点好事，人们决不会忘记他！作为一名刑警，如果在工作中不敬业、不尽力，稍有懈怠，也会给被伤害的人造成更多的痛苦，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更多不和谐因素。应该说，刑警也是造福于人类的一个高尚职业。

其二，江口电视台曾为这起案件的侦查作过跟踪报导，鉴于当时案件未破，有些镜头未能播出。破案后，电视台决定制作一个专题片，以宣传法制，揭露犯罪，弘扬正气，表彰那些在这起案件侦破中作出贡献的人们。

在这个专题片播出时，我看到不少领导一个个闪亮登场，精彩而关键的决策情节接踵而现，被解救的小磊也成为明星，常常在与之对接的特写镜头里旋转而舞。这使我进一步感悟到，任何一项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领导，领导的力量是巨大的、无所不在的。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被绑架的小磊已是个年近二十的大小伙子。不知道他现在是在校园里读书，还是继承了祖业，变成了一名企业家。当我在这里不断提到他时，也无法知道他对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是否还有记忆？

但愿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旅途平坦，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