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这是我担任江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第二个年头。这是一个极其辛劳而又意味着必须把全部时间和精力奉献给职业的职务。大队长承担着全市刑事侦查工作及其配套工程的组织指挥，可以在全面工作上乃至在一个具体案件上作出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而副职们则必须身体力行，在微观上和各个具体案件侦查上想方设法加以突破。

我们常年累月在县、区组织指挥案件侦查，即使回到家中，也很少不在深夜或凌晨被电话铃声惊醒。

刑侦人员对这两个时间非常敏感，因为它与发案密切相关。深夜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时刻，凌晨则是作案过后现场被人发现的时分。听到电话铃声，我们便会穿衣下床，准备出发。

九0年初，刑警大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郭笑担任了刑警大队长，郭越、李正言和我担任副大队长，年富力强、思维活跃的的王又恆担任了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职伊始，总想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开创一个新局面，因此这是江口刑侦充满生气和活力的一个时期。

为了开创江口刑侦的新局面，王又恆提出，要敢为人先，要向新的破案率记录挑战。江口刑侦必须举起一面旗，打出一张牌。这面旗就是某单项破案率记录全国第一，这张牌就是集中全力，猛攻命案，创全国最高破案率，确立江口刑侦形象。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通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个目标终于达到，为江口刑侦赢得了不同凡响的声誉。公安部在江口召开了命案侦查破案现场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主体新闻节目中，多次报导江口暴力性杀人案件破案率高达100%。这也是我们四个大队领导被江口新闻媒体宣染为刑侦战线上“四员虎将”的由来。

虽然我们几个人在二十世纪末相继离开了刑侦系统，但“猛攻大案，不破不休”的工作作风，被传承下来，继续光大。到2004年，江口刑侦被公安部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侦队伍，作为全国公安系统仅有的两个先进集体之一、刑侦战线上唯一的先进代表，受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市委书记丁一民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表彰大会。

现在，还是在说杀人命案之前，先谈谈在江口市区曾一度造成很大影响的另外两起案件吧。

一九九一年六月底，在市局召开的一次治安形势分析会上，我受命组织两起重特大案件的侦查。

这是发生在市区人口密集地段，影响极为恶劣的串案。一是二十多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保险柜被撬案，一是十多起夜间用利刃划破女青年屁股的伤害案。这两串案件的发生，搞得市区有些人心惶惶，特别是工厂女工上下夜班，吓得都要家属接送。十多家保险柜被撬，损失了近二十万元，一时间，闹得有些单位谈贼色变。当时，盗窃财物金额达到三万元，是要判处最高刑罚死刑的。两起同时期交错发生的串案，己延续一年有余，虽经多方侦查，采用排队摸底、设伏布控、化妆诱捕等多项措施，仍未能阻止作案人二十天左右作案一次的势头。

有鉴于此，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听取了案件汇报，严令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由于影响坏，压力大，长时间侦查未果，侦查具体负责人已三次換将，我这次受命已是第四任负责人了。

我深知责任重大。如果这两起案件仍迟迟不破，不仅有负领导重托，也无法藉慰人民群众长久期待的心。我思考再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两个案件同时搞，不如集中力量，强攻一个比较起来侦破条件稍好一点的案件。在老局长陆元祥、时任崇瑯公安分局局长刘洪波的支持下，我将两个侦查组合二为一，力图在短时间内攻克撬盗保险箱的串案。

侦查指挥部设立在崇瑯分局会议室。要求市、区、派出所三方面抽调的破案人员，一律放下手头其它工作，心无旁鹜，聚精会神地“深入”案情。根据案件多发和失窃物品多为现金、国库券、贵重饰品等特点，制订了“以派出所排查为基础，以专线调查为先导，完善阵地专项控制、加强单位值班守卫”的总体侦查方案。分解责任，分工到组，落实到人。同时约法三章：各司其职，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在县区破案时，调抽的人员都是集中食宿，远离工作单位，干扰较少，容易集中。在市区破案，由于特点不同，距离不远，交通方便，抽调的人员相对都是回家或回单位食宿，不易集中，因而在工作节奏上必须有张有弛，但责任要分清，纪律要严明。

工作任务布置完后，我和老局长陆元祥逐个翻阅了十九个串案的现场勘查资料。看完之后，我明白了这串案件侦查上的难点所在，虽然发案次数很多，但现场提取的可资利用的痕迹物证很少。不仅数量很少，能作用于个性鉴别的几乎一件皆无。能够为案情分析提供有益帮助的，只有江口电机厂铸造分厂发案的一节情况。

江口电机厂铸造分厂地处大闸区秦照乡，专门从事机械铸造加工。由于加工任务量不大，工厂生产只有白天一班。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晚，工人已经下班回家，厂区只留下两名保卫人员在厂内值班。厂里除了机械和堆放着的沉重铁块及加工的半成品外，没有什么其它贵重物品。保卫人员认为工作压力不大，值班期间只是偶尔出来转一圈，大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值班室里抽烟。深夜十一时左右，其中一名保卫人员要上厕所，在途经办公楼时，突然听到二楼上有响动。停下脚步仔细一听，确有类似小型机械转动的声响断断续续传了出来。于是回到值班室，招呼了同伴，拿了一根警棍向办公楼走去。临近时，为了给自己壮胆，大喝了一声：“什么人？”一会儿，听到楼后地面上发出“通，通”二声响，知道有人从二楼窗上跳下，两名值班人员便向楼后赶去。当走到楼后，看到一个人已爬上了工厂后围墙，另一个人在墙角处几次攀登都未成功。当他俩想上前捉拿时，墙上的人一手挥舞着一柄大号螺丝刀，一手拆下围墙顶端的砖块，不断砸来。慑于犯罪分子的凶焰，两人既不敢举步向前，也没有大声呼救，眼看着墙上一人跑到墙角，拉起墙下一人翻墙而过。

他们跑到楼上一看，二楼财务室房门已被撬开，屋里的保险箱已被放倒，锁蕊周围已被钻了四个小孔，箱门未被打开，现场留下小型手摇钻一把。随后两人用电话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两名值班保卫人员事后回忆，犯罪分子一高一矮，高者18OCM左右，矮者170CM左右，当时矮者已爬上了墙，高者仍在墙下。因围墙处灯光较暗，看不清两人面貌。

从这一情节看，这应是保险箱窃案的串案之一：作案人侵袭的目标是企业单位的保险箱，作案手法相同，都是用手摇钻在锁蕊周围定点钻孔，破坏内部结构，以便打开保险箱。

从值班保卫人员和犯罪分子遭遇的情况看，作案者系两人合伙作案，其中一人身材较高。从二楼窗户跳下时，其中一人可能腿脚受伤，行走不便。在现场勘查时，发现犯罪分子跳出墙外的不远处，留有一辆自行车，经查是市区当晚被窃的两辆自行车之一。当夜，破案侦查组紧急布置各医院外科对腿脚伤就医病人实行控制、报告，但无结果。

我和陆元祥老局长，又用十多天时间，逐个对已发案件现场进行了察看和走访。

从了解的情况看，此前侦查组对案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作案跨度时间长，从第一起案件始发，至最后一起案件发案已有一年有余。作案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两起案件的间隔大多在二十天左右。从选择目标、准备作案的同时，偷窃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前往作案，说明犯罪人准备充分，动作从容，也说明作案者到作案地有一定距离，但也不会太远。因而判定作案者为本地人或在本地常住的外地人是有根据的。用手摇钻定点钻孔，破坏门锁结构，再用螺丝刀撬压的作案手法，区别于一般偷盗保险箱者使用蛮力撬砸的情况，也表明作案者具有一定的机械常识和操作技巧。因而判定作案者有过从事机械生产和机械维修的经历也是有道理的。应该说，确定的侦查范围和侦查方向是准确的。

在公安机关广泛发动群众排查，严令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加强值班守卫的情况下，依然敢于不停作案，不是因为作案者不在侦查范围内，而是由于作案者胆大猖狂，甚至带有挑衅性。

侦查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指挥部派出了两个检查小组，分别对崇瑯、大闸二区的排查工作进行检查指导，而指挥成员则几乎用全部工作时间听取各派出所的工作汇报，搜索可疑对象。

七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我刚在指挥部坐定，崇瑯分局刑警队长方新就过来告诉我，第三印染厂昨夜又发生保险箱被窃案。

我随即和技术人员赶往现场。现场仍然是财务科办公室，一只厚实沉重的保险箱被打开，箱门上同样被钻了四个小孔，粗糙的水泥地面上没有留下有鉴定价值的足迹，除箱门上留下少量手套布纹和螺丝刀压痕外，没有其它痕迹。

据财务科负责人介绍，箱内有四万余元大面额保值公债券和少量现金，另有私人存放的一串金项链，也不知去向。值班保卫人员没有发现昨晚和夜间有异常动向。保卫科长解释说，夜间厂内仍在生产，嘈杂的机器声掩盖了其它声响，致使值班人员未能发现办公室里的动静。分局长刘洪波沉着脸问报警器为什么不开通时，保卫科长吱唔其辞地回答，可能是电线线路出了问题。

这起案件的再度发生，既使侦查人员感到不断增大的压力，也使我们感到加大了希望。只要犯罪分子继续动下去，积累在我们手心的物证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会揪住狐狸尾巴的。

回到指挥部，我立即召集阵地控制组人员布置工作任务，要求他们立即对金融机构、地下证券市场、旧货市场、金银饰品商店等处所加紧查控，发现有疑似失窃物品交易的，必须立即报告，查清事实。

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指挥部接到报告，说是当天下午有人在中国银行江口分行庆祝路营业部兑换大面额国库券，情况可疑。我立即令人通知当班营业员带相关资料到指挥部，询问交易情况。

当班营业员是个徐姓年轻女子，机敏而干练，她对下午发生的事叙述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下午三时左右，我在营业窗口当班，这时进来一个人，说是要兑换国库券，我打量了他一眼，觉得他个头较高，穿着一件骑车用的雨披，帽子没有脱下，塑料帽沿耷拉着，看不太清容貌。这天外面下着小雨，身着雨衣，并没有什么奇怪。很多客户因为事一办完就走，多数人懒得脱了再穿，就穿着雨披在营业部内办事。有些原本想脱的人，看到别人湿淋淋的雨衣，怕弄脏外衣，干脆也不脱了，但连帽子也不脱下的人倒是很少见。我接过保值债券一看，是三张大面额的债券，每张一万元。我们营业部比较小，所存现金并不多，遇到要兑付这么大数目的，按照规定必须向营业部主任报告。我随即拿了一张纸，递给站在外面的兑付人，要求他写上兑付单位和兑付人姓名。他用窗口的圆珠笔写好后交给我。我叫他等一会儿，就起身向里间的主任室走去。主任室和营业间相连，中间隔着一排玻璃窗。我见主任正在里面打电话，就站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主任招手示意我进去，手捂着听筒，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有三张一万元的债券要兑换，他点了点头，继续打他的电话。我跑到坐位前，清点了三万元人民币，准备交给兑付人。抬头一看，窗前的人不在了，我拿起他写的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江口市第三化工厂供销科徐建，就大声喊道：徐建，徐建，请来柜前取款。连喊数声，无人回应。我想这个徐建恐怕有什么急事先走了，等一会儿可能会来的，因此我也没有再寻找。到了五点钟，他还没有来。我想，下班时间快到了，我总不能帮他保管过夜吧，通过查号台，找到市第三化工厂供销科的电话，一问科内没有名叫徐建的人。这时我才着急起来，把情况报告了主任，主任又向支行作了汇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是兑付的三张债券，这是兑付人写的字条。”

说完，她把债券和字条摊在我们面前。

经核对，这三张债券，与第三印染厂保险箱内被盗的债券号码相同。显然，第三化工厂供销科徐建纯属子虚乌有。作案人又露头了，更重要的是，百密一疏，兑付人留下的这张字条，可能就是犯罪分子的致命伤。

我仔细打量着这张字条，字迹系兰色圆珠笔书写在银行取款单的背面，运笔流畅，具有较高的书写水平，书写者的年龄应在三十岁左右。在显微镜下观察，“科”字有一处难得一见的特殊笔顺，把“禾”部的横笔和“斗”部的横笔连在一起。我要求技术人员将此字条打乱制成照片，并把负责查证重点嫌疑线索的邵骥、施云天找来，交给他们一份照片，详细讲解了字迹特征和这一特殊笔顺的情况，以便他们在线索查证时注意发现有类似写法的嫌疑人。

这年的七月下旬，是夏季最火热的时期，一场风暴过后，吹散了难耐的暑气，但时不时的一阵阵短暂风雨，常淋得人们手足无措。这段时日，侦查人员的心情象外面的天气一样，时而燥热，时而清凉，因发现了线索而兴奋，因查证排除而沮丧。虽然大家的岗位不同，但心绪的起伏都如出一辙。

七月三十日，这是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对我们的侦查工作来说，却是决定性的一天。

这些天来，三区一市（临江市）范围内以派出所为单位的排查工作即将结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若要另辟范围，必须要有依据。若要在已排查过一遍的范围内继续重复，必须要弄清疏漏的症结所在，从而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和措施。

指挥部成员人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我的内心也很犹豫和彷徨。

这天上午，指挥部成员在会议室开会，总结前阶段排查工作，检点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疏漏，重点是讨论决定第二阶段的侦查方案。

陆元祥、刘洪波、方新等参加了这次会议，指挥部负责收集情况的黄新新担任记录。我一面倾听着他们的讨论发言，一面在紧张的进行思考。下一步工作的任何一项决定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否则，不仅会劳而无功，还会劳民伤财，影响士气。因为排查的面太大，运用的警力太多，久战不胜，会动摇参战人员的信心，陷入以往几轮侦查的怪圈。

陆元祥老局长经验丰富，目光犀利，思想务实；刘洪波分局长作风明快，通晓社情，行事果断；方新队长沉稳细腻，处事谨慎，留有余地。我相信这种互补结合，一定会创造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最佳方案，正如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期盼的那种“柳暗花明”、“峰回路转”。

十时十分，指挥部的电话响了，黄新新去接电话。一会儿，他跑到我的身边，说有我的电话。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施云天激动而有些结巴的声音：“袁大，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情况，你赶快过来看一看！”我放下电话，向其他人打招呼：“你们继续，我有个情况需要出去一下。”

陆老局长听后不甚满意：“你走了这个会还开吗？下午我也有事，恐怕不能过来。”

听了他的话，我只有返回座位。老局长长期担任我的领导，其人品、事业心，为工作心无二用的境界，一直使我肃然起敬。我不便违拂他的心意，坐下来继续参加会议。但我却是定不下心来，头脑里一直响着施云天激动而有些结巴的声音。什么事会使他们有如此反应？他们是老侦查员了，一般情况不会如此激动，也不会在外面打电话要我过去，一定是有了重要的发现。我想了起来，今天早晨上班时，当时担任市局刑警大队情报队队长的邵骥告诉过我，说是天成港电厂保卫科有一个可疑线索需要查证。难道是这条线索出现了重要情况？想到这里，我觉得不能不去，于是站起身说道：“陆局长，天成港方向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情况，我答应他们去看看的。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过去研究一下？”刘洪波分局长大概掂出了我再三要离开会场的份量，打圆场地说：“老局长，我们一起去看看，叫方新也去。不去不放心，弄清楚了再回来开会。”这样，我叫上了市局文检技术人员陈锦升，分乘两辆汽车，急急向天成港派出所飞驰而去。

天成港派出所所长王汉钧见我们跨进门来，急急起身相迎。刘洪波张口便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情况？”我见王所长一愣，不知如何回答，便问道：“市局上午有人到你们这儿来吗？”回答是没有。刘洪波显得有些不满，对我说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连地点都搞错了？”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你应该换个角度想，地点搞错了，正说明情况的重要。”我招呼驾驶员向就近的大闸镇派出所行去。

一进大闸镇派出所，就有一点异样的感觉。我发现派出所大门紧闭，过道旁接待室里的电话线被拔出，施云天正在里面焦急的转圈。

这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钟，派出所里一片寂静，见不到一人。看到我们一行人进了派出所，施云天急忙带我们进了里间的档案室。档案室里坐着两个人，正是邵骥和派出所的王指导员。从他们紧张不安的神色里，我知道有戏了。

邵骥简要向我们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今天上午，天成港电厂有一个线索需要查证，但来后没有找到人。就和施云天一起来到靠近的大闸镇派出所，了解一下排查情况。正好碰到王指导员，就坐下来谈了谈。当他拿出银行兑付留下的字条照片时，王指导员说这个字迹很熟悉，过后就取出一本工作记录本给我看。这是一本户籍警下户籍段的工作记录簿。派出所规定，每个户籍警有两本工作记录簿轮流使用，隔天将一本交到王指导员处，以便所领导检查考核。这本记录簿上的字迹和字条照片上的字迹很相像，特别是那个特殊的特征，非常相似。由于对象是派出所的民警，不能不格外慎重。如果不是他，张扬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伤害了同志。如果是他，泄漏出去，又会给他有所警觉，造成不良后果。因此，王指导员把派出所所有的民警，包括内勤在内，都安排下户籍段去了。施云天在给袁大打了电话后，就拔去了电话线，防止这里的情况向外泄露，在派出所等着你们到来，以便作出决断。”

我接过邵骥递过来的笔记本，封面姓名栏内端端正正的写着“蒋云”二字。我打开笔记本，迅速寻找与字条上相同的字。字条上的字迹特征已深深印在脑子里，不再需要拿出照片比较。五分钟后，我把笔记本交给了陈锦升队长，请他作字迹比对。我对陆老局长，刘洪波分局长点点头，告诉他们说：“看来差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了。”站在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作出兴奋反应，他们都默不作声、面露沉重之色。

我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孰是孰非之中，没有想到与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竟然是我们的同行！我的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

我要求王指导员把蒋云在五月十八日后的出勤资料找出来，王指导员打开出勤记录薄，五月十九日后蒋云有一周病休，说是在所里上台阶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有七天的假条。

我们紧急商量了一下，要求王指导员对这里发生的情况绝对保密，所里的工作按常规进行。因为嫌疑人出自公安内部，必须向市局领导汇报后再决定采取下一步工作措施。

我们谢绝了王指导员先用午饭的邀请，急急赶往市局，向陈冠军局长作了汇报。考虑到嫌疑对象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在我的建议下，陈局长向市政法委作了报告，决定对蒋云突击审查。并作出指示，工作计划要严密，抓捕措施要坚决，要保证人不出事，行为有据。

我们经研究后，迅速作出安排，将侦查骨干集中到指挥部，一组负责秘密抓捕蒋云，送到武警江口边防支队审查；一组负责调查蒋云的关系人，将近年来和蒋云走得特别近，经常在一起活动的人员排查出来。其余人员就地待命，听候指示。由于蒋云归属大闸公安分局，我们立即将此情况作了通报，並要求大闸公安分局领导组织精干人员，配合抓捕行动。

抓捕蒋云的小组在行动中未能发现蒋云的踪迹。当天蒋云补休，下午据说是去市区华联商厦购物，经在多个商场寻找，仍未发现目标。直到晚上六时左右，在蒋云回家路口守候的人员，才发现蒋云慢腾腾的返回了，遂以分局有急事的名义将他喚进汽车，送到了突讯场所。

晚上六时多，调查蒋云关系小组的调查工作也告一段落。调查中发现，与蒋云接触较多的七个关系人中，只有祁兵的关系最为密切，经常打电话或到派出所来找蒋云，蒋云也经常和他在一起吃饭、喝酒。

祁兵，男，28岁，大闸镇人。一九八四年毕业于淮阳电子工业学校，现在江口市通明电器公司从事机械维修工作。据此，决定传喚祁兵进行审查。

然而，传喚祁兵的小组在寻找祁兵时却遇到了困难。当传喚小组获知祁兵可能去了在橡胶厂工作的女朋友那里，急急赶到橡胶厂时，宿舍里已不见了祁兵。传达室的守卫告诉公安人员，就在他们进厂时，祁兵开着一辆红色幸福-125摩托车，带着女朋友离开了厂门。传讯小组立刻调头追赶，在外环北路地段，发现了一辆正在行进中的红色幸福-125摩托车，车上有一男一女。当传讯小组乘坐的吉普车赶上了摩托，并命其停下接受检查时，摩托车却加大油门向前窜去。传唤小组一面紧追，一面通过对讲机要求支援。

这时的侦查指挥部已移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楼上，陈冠军局长、俞汉武、梁子男副局长等也坐镇指挥部，我作为指挥部联系人，在前台操作。鉴于外环北路地处崇瑯、大闸分局接界处，指挥部命令崇瑯、大闸分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调动人员在沿线各交叉路口拦截。于是上演了一场在电视、电影中才能见到的追捕情景：各路警车拉响警报从前堵截、自后追赶，摩托车发出近乎要爆炸的马达轰鸣在前逃窜。尽管当时已是黄昏，光线逐渐昏暗，但摩托车后座上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却成为显著的追击目标。连衣裙在摩托车卷起的強风中狂飞乱舞，宛如一只被浪涛惊起的海鸥。摩托车毕竟灵活，在追捕车辆接近时经常一个急拐，转入小路。因而这场扣人心弦的追捕游戏延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在公安机关多个小组如同接力赛的追捕下，摩托车被逼入大闸镇的一条胡同，守候在巷口的大闸分局刑警队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胡进先，看见目标出现，迎着飞速而来的摩托车，奋身跃起，将摩托车扑倒在地，其他追捕人员一拥而上，将祁兵抓获。

在审讯中，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祁兵不仅交代了伙同蒋云撬盗保险箱19次，还交待了其它多起盗窃犯罪。自八九年二月至九一年七月，先后作案32起，除窃得的现金两人平分外，其余的物品藏匿于蒋云租用的一间房舍内。在谈及侦破攻势不断，为何敢于顶风作案时，祁兵直言不讳，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侦查措施，他们都一清二楚，以辖区为单位的责任排查，蒋云也参加了，别人不会怀疑到蒋云头上，蒋云当然也不会把自己列入大闸地区的嫌疑名单，按照蒋云的说法，反其道而行之，继续不断的作下去，扰乱了人们的视线，会造成侦查上的判断失误，相反更安全。

三天后，蒋云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盗窃犯罪。在搜查中，我们查获的电视机、放相机、照相机、轻便摩托车、金银饰品、五金工具、影像资料、机械配件等物品数百余种。发赃会上，我们将这些物品陈列在会议室里，数十位失主到会认领。看着他们满心喜悦的领回自己失而复得的东西，我在一旁也感到阵阵宽慰。由于侦查人员艰辛的努力，及时把握了机遇，从而圆满的完成了这起在市区颇有影响的系列盗窃案的侦破。

在后期的起诉阶段，做过厂医的蒋云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问题。他认为，蒋云连续偷盗作案，窃得不少财物，但从未挥霍，大多数物品仍完整地保存着，不同于一般的偷窃犯罪，是精神不正常的反应。与蒋云有暧mei关系的一个女友，也提出相同的观点，说是蒋云多次说要送一件纪念品给她，结果只买了一条假金项链送给她，他租用的屋里藏匿了这么多金银饰品，为什么不拿一件送给她呢？于是，我们又走访了蒋云的邻居、同事、同学，并送蒋云到精神病研究机构鉴定，认定蒋云精神正常，应对犯罪承担法律责任。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蒋云、祁兵死刑，疯狂的作案者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作者：老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