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

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

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

“你究竟干了什么！老天。瞧这一团乱！”她把毛巾从他头上拉下来，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离地面，拖进浴室，放进空浴盆。血让他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缠结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进水槽，然后去起居室擦洗鼻烟色地毯上的三个小血点。

“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块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们可能会失掉押金。你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不，你从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妈的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来收拾残局。”

我走进浴室，部分为了摆脱我母亲，部分为了与杰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惊吓。不过他没有害怕，他从没害怕过，或者说他感到恐惧，却从没表现出来。他看着我，在这世上的其他人看来，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为我的辜负隐藏在他眼中的那丝忧郁。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那个晚上，将它埋藏在心底的某个地方，让它消亡，杰里米看着我的那幅场景仍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如今杰里米十八岁了，能独自在公寓里待上几个小时，但几天则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车驶入我母亲公寓的车道时，双城队与印第安人队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发现杰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盗》，他新近最喜欢的电影。有一瞬间他显得有些吃惊，接着他看向我们之间的地板。

“嘿，老弟，”我说，“你好吗？”

“你好，乔。”他说。

杰里米开始上中学时，当局给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伦·博林格的助教。她了解自闭症，理解杰里米对于模式和程序的需求，对独处的喜好，对于触摸和被触摸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纸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时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带杰里米走出黑暗，我母亲则鼓励他乖乖听话不多嘴，这一角力持续了七年，结果是博林格太太赢了。到中学毕业时，他能够勉强进行一场谈话，虽然在我们交谈时，他不太敢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

“我回来看你。”我说。

“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

“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

“我要去大学上课，大学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法待在这里，老弟。”我语气仍然平静却十分坚定。

“也许我可以独自待在这里。”

“你不能待在这里，杰里米。妈妈让我来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学的公寓里。”

杰里米开始在右手的指节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当周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时，他就如此。“也许我能在这里等待。”

我在杰里米旁边坐了下来。“一定会很有趣的，”我说，“只有你和我。我会带上DVD播放机，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你可以收拾一个包裹，里面全部装上电影DVD。”

杰里米笑了。

“但是妈妈会好几天回不来，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吗？”

杰里米仔细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能带上《加勒比海盗》？”

“当然，”我说，“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冒险。你扮演杰克·斯派洛船长，我扮演威尔·特纳，怎么样？”

杰里米抬头看着我，模仿起他最喜欢的杰克船长的一句话，“你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你们差点儿就抓住了杰克·斯派洛船长。”接着杰里米笑了起来，直到脸颊发红，我也笑了起来，每当杰里米开玩笑时，我总这样笑。我抓起几个垃圾袋，给杰里米一个来装DVD和衣服，并确保他收拾的东西足够持续一阵，以免妈妈不能获得保释。

我把车开出车道，边思量着我的工作和课程安排，努力寻找能让我照看杰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问题也在我脑中打转，让我有些走神。杰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里适应下来吗？我能从哪里找到时间和钱保释我母亲出狱？我他妈是怎么成为了这个破碎家庭的主心骨？

二

开车回双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虑来回涌动，在他思索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眉头和前额皱起又张开。我们渐行渐远，杰里米才对我们的冒险更为自在起来，最终他深深地呼了口气，放松下来，我曾看见狗们在警觉让步于睡眠的时刻，就是如此呼气。杰里米——这个睡在我们双层床下铺，十八年来合用我的房间，我的衣橱和梳妆台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不曾分开过一两天，直到我搬进大学，将他留给一个在混乱中扑腾的女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

“也许我需要去一下浴室。”杰里米说。

“来吧，”我说着，对杰里米示意，“我指给你看。”

我的浴室在我的前门对面。这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房子原本是给世纪之交以超出婴儿死亡率的步伐生孩子的大家庭住的。20世纪70年代它被分隔成一楼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和二楼的两个单间公寓，二楼上面只有另一间公寓够大，有自己的浴室。因此在陡直、狭窄的楼梯上面，右手边是我的公寓，左手边是我的浴室，直走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公寓。

我从垃圾袋里掏出杰里米的牙刷和添加了味道的牙膏，穿过走廊去浴室，杰里米谨慎地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是浴室，”我说，“如果你要进去，锁上门就好。”我给他示范怎么关上门锁。

他没有走进去，而是从相对安全的走廊仔细观察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他说。

“不行，老弟。妈妈在开会，记得吗？”

“也许她现在在家。”

“她现在不在家。她好几天都不会在家。”

“也许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在不在家。”杰里米又在指节上摩擦起大拇指。我能看出由于焦虑，他有一丝战栗。我想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让他平静下来，但那只会加剧他的紧张。杰里米的自闭症就是如此。

杰里米朝楼梯走去，思忖着楼梯陡峭的斜度，大拇指更用力地在手背上按压，像面团一般揉捏着指节。我走过去拦住杰里米。他比我高两英寸，重整整二十磅[2]。在他快满十四岁时，他在身高、体重和外貌上都超过了我。他的金发卷曲在有一个旋涡的脑袋旁边，而我暗淡的金发像稻草一样竖起，如果我不拿发胶将它弄服帖的话；他的下颌方正，末端有孩子气的酒窝，而我的下巴毫无特色。他笑时，眼睛闪出海洋蓝的光彩，而我的眼睛则是淡咖啡的浅褐色。尽管在外观上，他每一点都比我强，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弟，容易受我的影响。我站在他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缓解他的情绪，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楼梯转回到我的公寓上。

我身后，在楼梯底端，我听见前厅的门打开又合上了，接着是女性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每天听到她从我门前经过的声音。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这是贴在她信箱那条胶带上的名字。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一头黑色短发在脸际飘拂，如同水花在石头上起舞。她有一双黑眼睛，短鼻子，喜欢独来独往，似乎拒人千里之外。她和我在走廊和楼梯上擦身而过多次。每当我试图与她交谈时，她礼貌地笑笑，得体地回应，但从不停步——总是尽量不显得无礼地忽视我的干扰。

她停在楼梯中央看着我拉住杰里米的手臂，力图不让他离开。杰里米看见了L.纳什，不再动了，两眼垂下看向地板。我退到一边让她过去，她经过时楼梯的墙壁挤压在一起，她身上沐浴露和爽身粉的香味冲击着我的鼻子。

“嗨！”我说。

“嗨！”她回应道，冲我们的方向竖起眉毛，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到她的公寓门口。我想再说点什么，于是我把最先跳入脑中的愚蠢想法说了出来。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说，“我们是兄弟。”

“哦，”她说着用钥匙开门，“我相信这句话对杰夫瑞·达莫[3]也是适用的。”她走进她的公寓，关上了门。

她的讽刺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要说出一句俏皮话来反驳，但是我的头脑像生锈的螺栓一样卡住了。杰里米并没有像我一样注视L.纳什。他静静地站在楼梯顶端，不再在指节上摩擦他的拇指。他的紧急状态过去了，眼中的倔强被疲惫取代。早就过了他平常的就寝时间，我领他去浴室刷了牙，然后回到卧室，我把我的旧电视机搬进去，这样他可以连上DVD播放器看电影。接着我抓了条毯子，去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能听见杰里米在看电影，熟悉的对话和音乐催他入眠，缓解他在这个新环境下的不安全感。他并没有受楼梯顶端的戏剧性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钦佩杰里米的适应力。即使是惯常程序中的一些小变动，比如新的牙刷或错误的早餐麦片，都会扰乱他的生活。但他现在在这里，在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公寓，一个只有他称作家的那个地方一半大的公寓，一个连自己的浴室都没有的公寓，头一回在一张没有上铺的床上睡着了。

晚间早些时候我关掉了手机，以免接到来自我母亲无休无止的电话，现在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查看我错过的电话。有二十一个电话来自区号是507的一个号码，无疑是我母亲从戒瘾中心打来的。我完全能听到她冲我喊叫的声音，因为我关掉了手机，把她留在戒瘾中心和监狱——尽管这个决定跟我无关。

前面的九条语音信息来自我母亲。

“乔伊，我没法相信你竟然会如此对待你的母亲——”（删除）

“乔伊，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竟会得到这种待遇——”（删除）

“好吧，现在我知道我不能指望你——”（删除）

“我知道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母亲——”（删除）

“乔伊，如果你不接电话，我就——”（删除）

“你不爱我——”（删除）

“对不起，乔伊，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也许那时——”（删除）

“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学——”（删除）

“他妈的接电话——”（删除）

“乔，我是希尔维尤庄园的玛丽·洛格伦。我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跟艾弗森先生谈过你的作业了……他同意和你会面讨论讨论。他让我说明他不是同意开始这个作业，请听清楚。他要先跟你见一面。你可以明天打电话给珍妮特看看什么时间适合过来。我们不想在客人们的用餐时间打扰他们。先给珍妮特打个电话。再见。”

我关上手机，闭上眼睛，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我马上要采访一个残忍的凶手，一个不经考虑就结束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人，一个在明尼苏达地狱般可怕的监狱里熬了三十多年的罪犯，这真是一种莫名的讽刺，不过我并不怕那场谈话，就像我不害怕再次见到我母亲。但我仍然感到脊背发凉，那是一个我认为对我有益的人，一个我希望能给我的英文课带来好分数的人。风帆张满，我或许能不再拖延开始这项作业。我倚在沙发上的那一刻，从没想过这样一阵风也许会是毁灭性的。那天晚上我最终入睡时，确实舒舒服服地裹在毯子里，相信我与卡尔·艾弗森的会面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的会面会让我的生活更好更容易。事后想来，我真是太天真了。

三

卡尔·艾弗森被捕时没有穿鞋。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光着脚，被押着穿过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前往等待在一旁的警车。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双肩前倾，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抓住另一只胳膊。艾弗森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他鬈曲的黑发被挤压在脑侧，似乎警察刚把他从床上拖出来。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威尔逊图书馆深处一个玻璃墙的档案室找到了这张照片，那里存有大量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的报纸，有些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在图书馆的其他地方，架子上放满了英雄人物和名人的书籍，这里则不同，档案室里存放的文章，是由耳朵后面插着铅笔、胃里有溃疡的人写出来的，那是有关平凡老百姓——那些沉默寡言的人的文章。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故事会留存好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来让我这样一个人阅读。档案室有一种神龛的感觉，成千上万的灵魂被收在缩微胶卷上，就像小罐子里的焚香，等着某个人来释放它们的香气与魂魄，再次被感知、品味和吸入，哪怕只是一瞬间。

一开始我在网上搜寻卡尔·艾弗森的名字，我点了成千上万条，只有一个网站有来自某份法律文件的一段摘录，提到了有关他的案子的一个上诉法庭判决。其中所有的法律术语我都不太明白，但它给出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80年10月29日。它还给出了被害女孩的姓名首字母：C.M.H。这就足够让我在报纸上找到相关报道了。

我快速地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因为我弟弟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而不得不高效，与此同时我因为生活中多了一个球要抛接而实在有些手足无措。我想起了杰里米，不知道他在我的公寓适应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母亲的保释听证会是否会在星期五之前举行。星期五我得去莫莉酒吧工作，我不想自己去工作而将杰里米一人留下。我需要在周末前把他弄回奥斯丁。如果我再次旷工，莫莉很可能会把我开掉。

那天早上我在去学校之前叫醒了杰里米，给他倒了些麦片，把电视机放回起居室，再次示范教他如何使用遥控器。杰里米十八岁了，他并不是不会自己倒麦片。只是处在我的公寓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让他迷惑。他情愿饿着，也不愿意打开一个不熟悉的柜门寻找食物。我本来考虑逃课，但因为此前的拖延，我已经浪费了太多完成这项作业的时间。我摆出杰里米喜欢的一些DVD，告诉他几个小时后我就回来。我希望他单独待上一段时间而不出问题，但是每过一分钟，我的担忧就越来越重。

我在那堆缩微胶卷里找到了1980年10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卷盘，把它放进阅读器，反复察看第一版，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我翻到后面的版面，还是没有看到有地方提到一桩凶杀案，反正没有涉及一个十四岁女孩或者首字母是C.M.H的。我读完了整张报纸，一无所获。我靠在椅子上，用手梳理头发，琢磨着法庭判决上的日期兴许是错的。这时我明白了。要到第二天才会有相关报道。我向前转动卷盘到第二天的报纸。1980年10月30日的头条新闻是有关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一份和平条约，用了半版的篇幅。在那下面我找到了我期待中的报道，一个女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被杀并被焚尸的故事。这篇文章在一张大火的照片旁边做了补充报道。这张照片显示消防员们在给一个单车车库大小的工具棚喷水。火焰喷出到离屋顶整整15英寸高的地方，这表明摄影者在拍这张照片时，消防员们刚刚开始灭火工作。文章中写道：

在皮尔斯街大火中发现人体残骸

昨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的温顿公园小区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中，发现了烧焦的人体残骸，警方正在调查。消防员们于下午4点18分接到在东北部皮尔斯街1900街区发生火灾的报告，他们到达时发现那间工具棚已经被大火吞没。警察将附近房屋的居民疏散，只留下消防员。消防局长约翰·弗里斯汇报说侦查员们搜查废墟时在瓦砾中间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这具尸体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警方没有排除谋杀的可能。

后面还有好几段不重要的细节描述，有关估计损失的情况和邻居们的反应。

我将这页印了一份，然后把线轴转到第三天的报纸的缩微胶卷。在一篇后续报道中，警方确认了前一天找到的尸体是十四岁的克丽斯特尔·玛丽·哈根。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怀疑起火时她已经死亡。被烧毁的工具棚就在克丽斯特尔生前与母亲丹妮尔·哈根和继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丹·洛克伍德同住的房子隔壁。克丽斯特尔的母亲丹妮尔告诉记者们就在一具尸体在工具棚被发现的消息传开后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克丽斯特尔失踪了。依据牙齿信息记录，克丽斯特尔被确认为死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指出三十二岁的卡尔·艾弗森被拘禁进行问询。艾弗森住在克丽斯特尔·哈根隔壁，发现哈根尸体的工具棚就属于他。

在这篇文章旁边我看到了那张两个警察逮捕赤足的卡尔·艾弗森的照片。我用缩微胶卷阅读器上的旋钮放大了这张照片。两个警察身着大衣，戴着手套，而艾弗森却身着T恤和牛仔裤。穿制服的军官看着摄影师后面的某个地方。从他眼中的悲伤可以看出，他或许在看向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家人，因为他们注视着那个杀死并烧毁他们女儿的禽兽被逮捕。那位便衣警察嘴巴张着，下巴有些歪，似乎他在说着什么，也许是在冲艾弗森喊话。

照片中的这三个男人，只有卡尔·艾弗森看着镜头。我说不好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什么表情。杀人后你是怎么撑下去的？你还能大摇大摆地经过烧毁她尸体的炭黑工具棚？难道你戴着若无其事的面具经过废墟，就如同你去拐角处的商店买些牛奶？或者你因为恐惧而发疯，知道你要被抓，知道你就要吸进最后一点自由的空气然后此生永远在一个牢笼里度过？当我对准卡尔·艾弗森的脸，对准他看着摄影师的眼睛，我没有看到得意，没有虚假的平静，没有恐惧。我看到的是困惑。

四

老旧的公寓楼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气味。我小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气味对来拜访我母亲的人的影响，就在一刹那，如同腐烂的气味击中了他们的脸，他们的鼻子抽动，眼皮发抖，嘴巴嗫嚅。我小的时候，以为所有房子闻起来都是那种霉味。不是蜡烛或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而是肮脏的运动鞋和未洗的盘子的味道。等到我上初中，每当有人来到门口，我总是尴尬地扭头看向别处。我发誓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公寓，我要一栋闻起来有旧木头味道的，而不是老猫味道的。

结果，就我的预算来说，这并不容易。我居住的这栋三层楼公寓有一间古老的地窖，它透过地板吸入潮气，让整个建筑充满由湿土和腐烂木材的气味混合而成的刺鼻味儿。这股强烈味道很快进入我们共用的前门，那里我们的信箱用螺栓固定在墙上。不出门厅，向右上楼梯通向我的公寓，左边的一扇门通往一楼的公寓，那里住着一户希腊人，科斯塔一家。有时浓郁的调味香料渗出那扇门，与地窖的恶臭相混，冲击我们的感官。

我尽可能保持公寓的整洁，每周用吸尘器清扫，饭后便洗刷餐具。我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已经除过一次灰尘。无论如何我算不上一个爱干净的人。我只是不愿意任由我的公寓保持它本来的混乱状况。我甚至把空气清香剂接入了电插孔，每天喷出苹果和肉桂的香气流迎接我回家。但是那天我走进门时，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让人愉快的人工空气清香剂，而是杰里米坐在我沙发上，旁边是那个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的女人，他们在咯咯傻笑。

“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L.纳什说。

“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杰里米重复道，跟L.纳什再次大笑起来。我记起这句台词来自《加勒比海盗》电影。这是另一句杰里米喜欢的台词。他们正在一起看这部电影。跟通常一样，杰里米坐在沙发中间，直对着前面的电视，他的脚平放在地板上，背笔直地靠在沙发上，手攥成拳头放在腿上，有需要时他可以摆弄它们。

L.纳什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双腿交叉，穿着牛仔裤和一件蓝色毛衣。跟杰里米一起笑时，她黑色的眼睛扑闪扑闪。我以前从没见她笑过，至少我们在过道相遇时，她顶多嘴角匆匆上扬一下。然而现在她的笑容让她变了样，仿佛她长高了，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或类似的什么。她的两颊现出了酒窝；在她一口白牙的衬托下，她的嘴唇似乎更红更软。该死的，她太可爱了。

杰里米和L.纳什看着我，如同我是闯入睡衣派对的家长。“你好？”我说道，我的语气显露出我的困惑。我想说的其实是“杰里米，你究竟是怎么让L.纳什进入我的公寓，坐在我的沙发上的？”

L.纳什肯定看到了我脸上的困惑表情，因为她给出了解释。“杰里米看电视遇到了点困难，”她说，“于是我过来帮忙。”

“看电视遇到了困难？”我问。

“也许电视不能正常播放。”杰里米说，他的脸又回复到他平常的面无表情。

“杰里米按错了键。”L.纳什说，“他错误地按了输入按钮。”

“也许我按错了按钮。”杰里米说。

“对不起，老弟。”我说。我自己也犯过好几次这种错误，无意中开启了从DVD到VCR的内输入，造成电视突然出现一片白色屏幕，发出静电噪音，这对于杰里米来说无异于灾难。“那么他是怎么……我是说谁……”

“也许莱拉弄好了。”杰里米说。

“莱拉。”我说，让这个名字在我舌尖停留了一会儿，这就是L所代表的意思，“我是乔，显然你已经见过我的弟弟杰里米。”

“是的，”莱拉说，“杰里米和我已经是好朋友了。”

杰里米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电影上，对莱拉的在意不会比对他身后的墙更多。我像个傻瓜一样——通常有女性在场时这种情形更为恶化——觉得我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将莱拉从杰里米身边解救过来，引她在成人桌边就座，用我的风趣和魅力打动她，并且使她倾心。起码，那是我的计划。

“你对我不是一个连环杀手感到奇怪吗？”我说。

“连环杀手？”莱拉疑惑地看着我。

“昨晚……你，呃……说我是杰夫瑞·达莫。”

“哦……我忘了。”她微微一笑，我连忙寻找新的话题，没顾得上幽默应对。“你不修电视机时都干些什么？”

“我是一名大学生。”她一字一顿地从嘴里吐出这句话。她十分明了我知道她是一个学生。我们手上拿着课本在楼梯上相遇过多次。没错，这和我的开场白一样差劲，我却将之视为进展，因为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我经常算好自己进出这栋公寓的时间，就为了与她的时间一致——至少碰面时不显得太巧合——而我无法让她跟我说话，如同我无法将阳光与阴影混合。但如今我们在进行一场谈话，一切只因为杰里米按错了按钮。

“谢谢你帮他的忙。”我说，“十分感激。”

“大家是邻居嘛，不用客气。”她说着站起身来。

她要走了，我不想她离开。“让我表达一下我的感谢，”我说，“也许我能请你出去吃个饭或者类似什么的。”我的话一出口就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莱拉把一只手蜷进另一只手里，耸了耸肩，说：“不必了。”她的友善退去，像一个玩具没有电池，她的眼神不再轻灵，酒窝没有了，似乎我的话给她蒙上了阴影。“我要走了。”她说。

“你不能走。”

她朝门走去。

“我是说你不应该走。”我说，听起来比我本意更渴求，“职责要求我必须报答你。”我朝门走去，有点堵住她的路，“至少你应该留下来吃午餐。”

“我得去上课。”她说着绕过我，她的肩膀轻微碰触到我的胳膊。接着她在门边停住了，起码我认为她停住了。也许她在重新考虑我的邀请。也许她在寻我开心。又或许——很有可能——我的想象欺骗了我，她根本没有停下来。我，当然，宁可更鲁莽一点，继续向前推进。

“起码让我送你回家。”我说。

“只有八步远。”

“差不多十步。”我说，跟随她进入走廊，关上身后的门。我弱智的打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改变了战术，打起真诚牌。“对于你为杰里米做的事情，我深表感激，”我说，“他有一点……我说不好，孩子气。你看他有……”

“自闭症？”她说，“是的，我知道。我一位表亲也有自闭症，他跟杰里米很像。”莱拉靠在她的门上，转动把手。

“今晚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说，不再含糊其词，“只是表达一下谢意。我打算做意大利面条。”

她走进她的公寓，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听着乔，”她说，“你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寻求的不是一顿晚饭。现在不是。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我只想——”

“不，不，我明白。”我打断了她，“我觉得我得问一问，不是为我，而是为杰里米，”我说谎道，“离开家他还不太适应，他似乎喜欢你。”

“真的？”莱拉笑了，“你这样出卖你弟弟，就为了给我做一顿饭？”

“大家是邻居嘛。”我回笑道。

她开始关门，但是犹豫了一下，似乎她在脑中将这个念头转了好几次。“好的，”她说，“一顿晚饭，全是为了杰里米。”

五

这次我走进前门时，珍妮特，希尔维尤庄园的接待员冲我微笑，还好我提前打电话了解了艾弗森先生的用餐和午睡时间。她告诉我两点左右来，我准时来了，进门时还有点期待那浓烈的曼秀雷敦气味。那个戴着怪样假发的老妇人仍然坐在入口远远望着外面，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根本没有留意我。离开我的公寓前，我把杰里米安顿在沙发上，放起他的电影，再一次教他按遥控器上的按钮，告诉他哪些按钮能按，而哪些是不能按的。如果一切顺利——艾弗森先生也同意做我的采访对象——我会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作业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

“你好，乔。”珍妮特站起身，从接待处后面走了出来。

“我来的时间合适吗？”我问道。

“还好。艾弗森先生昨天晚上不太好。胰腺癌是很可怕的疾病。”

“那他可以……”

“他现在情况还好。也许有一点累。他腹部有时疼得厉害，我们不得不给他服用镇静剂，让他休息几个小时。”

“他在接受放射疗法，化疗，或者类似的什么吗？”

“我猜他可以进行这些疗法，但现在这个关头也没什么用。化疗能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延长不可避免的痛苦。他说他不需要。他这么说情有可原。”

珍妮特和我一同走向客厅，指向坐在轮椅里的一个男人，他独自坐在大楼后面的一扇大窗子前面。“他每天坐在那里凝视那扇窗，天知道在看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他就坐在那里。洛格伦太太认为他被辽远通透的景色迷住了。”

我原本有点期待卡尔·艾弗森是个很危险、需要用皮带困在轮椅上的怪兽，或者有一双能做大恶事的疯子具有的冰冷锐利的眼睛，或者像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那样会给人很强的压迫感，但全然不是这样。卡尔·艾弗森应该六十多岁，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然而看到他时，我感觉珍妮特搞错了，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人那里。几束稀薄的白色长发在他头顶摆动。脸上瘦骨嶙峋，纤薄的皮肤因为黄疸而显得发黄，脖子干瘦起皱，我确信我一只手就能环绕住它。有一道大疤痕横穿他的劲动脉和惨白的前臂，由于缺乏肌肉和脂肪，骨头上肌腱突起。我甚至觉得抬起他的手臂，就像一个孩子拿起一片叶子对着阳光，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根静脉和毛细管。假若我事先不知情，我会猜他将近八十岁。

“癌症晚期，”珍妮特说，“十分糟糕。我们试图让他舒服点，但我们能做的有限。他可以服用吗啡，但他拒绝了，说他情愿忍受痛苦，以便能够清醒地思考。”

“他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他能撑到圣诞节，就是奇迹了，”她说，“有时我为他感到难过，这时我就会想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我想起他杀死的那个女孩和她错过的一切：男朋友，恋爱，结婚和组建一个家庭。如果他没有杀死她，她的孩子应该跟你一般大了。每当我为他感到难过时，我就想到这些事情。”

电话响了，把珍妮特拉回接待处。我等了一两分钟，希望她能回来，为我做介绍。她没有回来，我谨慎地走近谋杀犯卡尔·艾弗森的病弱的身体。

“艾弗森先生？”我说。

“嗯？”他本来在看窗外枯萎的短叶松树干上的一只蹦蹦跳跳的五子雀，这时收回了注意力。

“我是乔·塔尔伯特，”我说，“我想洛格伦跟你说过我要来。”

“啊，我的客人……来了。”卡尔低声说，中途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朝旁边的一把扶手椅点了点头。我坐了下来。“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学者。”

“不是，”我说，“不是学者，只是个学生。”

“洛格伦告诉我……”他紧闭上双眼，让一阵疼痛过去，“她告诉我……你想写下我的故事。”

“我要为我的英语课写一篇传记。”

“那么，”他说着扬起眉毛，朝我倾身，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最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找我？我怎么会有……这个荣幸？”

“我觉得你的故事引人入胜。”我说出了闪进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这个回答并不真诚。

“引人入胜？何以见得？”

“人们不是每天都可以遇见一个……”我停了下来，寻找礼貌的措辞来结束这个句子：杀人犯，强奸孩子的罪犯？那么说太难听了，“一个进过监狱的人。”我说。

“用不着遮遮掩掩，乔。”他小心地慢慢说道，以免要停下来喘气。

“先生？”

“你并不是因为我进过监狱而对我感兴趣。你对我感兴趣是因为哈根的凶杀案。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你可以直说。这对于你拿到好分数有帮助，对吗？”

“我确实那么想过，”我说，“那种事情……杀人，我是说，呃，不是每天能遇见的事情。”

“也许比你认为的要更频繁，”他说，“在这栋楼里就有十到十五个人杀过人。”

“你觉得这栋楼里还有十个谋杀犯？”

“你指的是杀人还是谋杀？”

“有区别吗？”

艾弗森看着窗外，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与其说是在寻找答案，不如说在考虑是否要告诉我。我注视着他下巴上的微小肌肉绷紧了好几次，之后他才回答。“没错，”他说，“有区别。两件事我都做过，我杀过人……我也谋杀过人。”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希望太阳升起和希望太阳不再升起。”

“我不明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不明白，”他说，“你怎么能明白？你只是个孩子，一个挥霍老爸的钱买啤酒追女孩的大学生，尽量保持不挂科，这样就可以再混几年。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注的莫过于星期六之前是否有一场约会。”

这个瘦削老人的抨击让我毫无防备，坦率说，让我非常气愤。我想起待在我公寓里的杰里米，按下电视遥控器就能让他远离困境。我想起在监狱里的母亲，前一秒请求我的帮助，后一秒就诅咒我的出生。我想起我为是否能负担起大学学费而惴惴不安……我想将这个毫无生气动辄对人评头论足的鸟人从轮椅里扔出去。我感觉胸口气焰翻腾，但我深吸了口气，这是每次我因为杰里米感到沮丧时都学着去做的事情，我不去追究。

“你对我一无所知，”我说，“你不知道我去过哪里，我要做些什么。你不知道我来这里经历了些什么狗屎事。你是否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取决于你自己。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不要擅自评判我。”我努力克制住起身走出去的冲动，抓住椅子的扶手让自己仍然坐在座位上。

艾弗森低头扫了眼我紧抓住扶手的发白指节，接着注视我的眼睛。他的脸上浮过一丝微笑，比一片雪花还微妙，他点点头表示赞许。“很好。”他说。

“什么很好？”

“你了解在知道一个人的全部故事之前就下结论是多么错误的事情。”

我明白了他想要我接受的教训，但我过于生气而没有回应。

他继续说道：“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诉很多人。在监狱里我收到过不少来信，写信的人想要把我的人生转化成他们可以从中牟利的东西。我从没有回应，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一百个人相同的信息，他们则会写出一百个不同的故事。因而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如果我要把真相一五一十全告诉你，我需要知道你是谁，知道你不仅是为了轻松拿个分数的小混混，知道你会对我开诚布公，会公正地讲述我的故事。”

“你要明白，”我说，“这只是一份家庭作业。除了我的老师，没人会读它。”

“你知道一个月里有多少小时吗？”卡尔没头没脑地问道。

“我相信我算得出来。”

“11月有720个小时。10月和12月各744小时。”

“好的。”我说，希望他能解释他的离题。

“你瞧，乔，你能用小时来清点我的生命。如果我要从中拿出一些时间用在你身上，我需要知道你值得我花费时间。”

我倒没想过这一点。珍妮特认为卡尔会在圣诞节前过世。九月还剩下一个星期，卡尔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活。我在脑中粗略算了下，弄明白了。如果珍妮特说的没错，那么卡尔·艾弗森还剩下不到三千小时的生命。“你这么说有道理。”我说。

“我要说的是：我会坦诚地对待你。我会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会像俗话说的是一本打开的书，但我需要知道你不会浪费我有限的时间。你也必须坦诚地对待我。这是我唯一的要求。你做得到吗？”

我想了一会儿，“你会完全坦诚？所有事情毫无保留？”

“完全坦诚。”卡尔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表示达成协议，我握住了他的手。我能感觉得到卡尔手上的骨头在他纤薄的皮肤下面咯吱作响，似乎我握住了一袋大理石。“那么，”卡尔问道，“你为什么不写写你母亲或父亲的故事？”

“这么说吧，我母亲不靠谱。”

卡尔盯着我，等待着我说下去。“坦诚，记得吗？”他说。

“好的，咳！现在我母亲在奥斯丁的一个戒瘾中心。她明天会出来，然后她会待在监狱直到她由于醉驾指控在法庭上露面。”

“呃，听起来她有故事。”

“我不会讲述她的故事。”我说。

艾弗森点头，表示理解，“你爸爸呢？”

“从没见过他。”

“外祖父外婆？”

“我妈妈还未成年时，我外婆就过世了。我十一岁时，我外祖父过世了。”

“他怎么死的？”卡尔想都没想就问出这个问题，就如同人很自然地打哈欠，但他碰触到了我最深的伤口。他开启了一场我拒绝进行的谈话，即使和我自己都不行。

“我们要谈的不是我的事，”我说，语气中的尖刻在艾弗森和我之间形成一道裂痕，“我们要谈的也不是我外祖父的事，我们要谈的是你的事。我来这里是为了写出你的故事。记得吗？”

卡尔向后靠在轮椅上，打量着我，我尽量让脸上没有表情。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眼神中的愧疚或者我紧绷的下巴显示出来的愤怒。“好的，”他说，“我无意触动你的痛处。”

“没有痛处，”我说，“你没有触及任何痛处。”我试图表现出我的反应只不过是出于些微的不耐烦。接着我向他抛出一个问题来改变话题，“好啦，艾弗森先生，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吧。”

“你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为什么你会同意花时间跟我交谈？”

卡尔在轮椅中挪动了一下，坐得更舒服些，凝望着窗外街对面堆放在公寓阳台上的干毛巾和烤肉架。我能看出他的食指敲击着轮椅扶手。这让我想起杰里米焦躁时就敲击他的指节。“乔，”最后他说，“你知道什么是临终宣言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猜了猜，“由一个临终之人所做出的宣言。”

“这是一个法律术语，”他说，“如果一个人说出杀害他的凶手的名字然后死去，这被视作可靠的证据，因为人们相信——认为——一个将死之人不会说谎。没有一种罪孽比不能被纠正的罪孽，比你永远没有机会悔过的罪孽更重。因此……与你的这场谈话……是我的临终宣言。我并不在意是否有人读你写的东西，我连你是否写下来都不在意。”卡尔噘起嘴角，目光越过眼前的风景向远处搜寻，他的嗓音有些打战，“我得把这些话说出来。我得告诉他人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我得告诉他人我那时到底做了些什么。”

六

青春期的某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既不算帅也不算丑。我落入组成照片背景的芸芸众生的那片广阔海洋。我是备胎，在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约会的男孩已经邀请了另一个女孩后，她才会同意与我一起参加同学会活动。对此我没有意见。事实上，我认为帅气的外表用在我身上会是一种浪费。别误会，我在高中也约会过，但是我跟别人交往从没超过几个月——除了菲莉斯。

菲莉斯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她有一头披散的棕色鬈发，就像海葵的触角。在我们第一次接吻之前，我一直认为她有点古怪。在那之后她的头发更加前卫，让我震惊。我们是高一新生，遵循着青少年恋爱的老路，试探着界限，躲在角落后面偷吻，在自助餐厅的餐桌下面拉手，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刺激。然后有一天，她坚持让我将她介绍给我母亲。

“难道你觉得我丢脸？”菲莉斯问道，“难道我只是你随便玩玩的对象？”虽然几经努力，我还是没法让她相信我是出于一片诚心，除非我带她去我家做正式介绍。如今回想起来，我应该干脆地跟她分手，让她认为我就是一个浑蛋。

那天我告诉我母亲放学后我要带菲莉斯过来。早上我一再讲起这次拜访，希望让我母亲明白她需要在那天的那一个小时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只需要保持热情、清醒、正常，一个小时。有时我要求得太多了。

我们走上屋前的便道时，我能闻到厨房里烧焦的食物的味道，或者说食物残渣的味道。从学校到我家的这整段路，菲莉斯一直在笑，我们走得更近，她紧张得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我在前门停了一下，听见我母亲在冲一个叫凯文的人吼叫。我不认识什么凯文。

“他妈的，凯文，我现在不能付你钱。”我能听见她说话含糊不清。

“好极了，”一个男人嚷嚷道，“我竭尽全力帮你的忙，我需要钱时你却戏弄我。”

“你没能保住工作不是我的错，”妈妈喊道，“不要怪到我头上来。”

“是的，但是我没拿到钱是你的错，”他说，“我不像你，有一个白痴孩子可以用来付账单。你欠我一百美元。我知道因为那孩子你领取了救济。快拿出来付给我。”

“操你妈！你这个烂人。滚出我家。”

“我的钱呢？”

“你会拿到你他妈的钱的。现在滚出去。”

“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滚。我孩子要带个小讨厌鬼回来了，我要准备准备。”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在我打电话告诉警察你再次无证驾驶之前赶快滚。”

“你这个贱人。”

凯文从后门出来，把门砰地关上，与此同时厨房里烧焦的食物让烟雾报警器发出尖叫。我看向菲莉斯，发现她抱住头，尽管已经太迟而没法将这段必将成为未来心理治疗焦点的经历阻隔在外。我想道歉，解释，或者更好的，消失，从走廊木板间的缝隙钻进去。不过我扶她转过身，陪她走到角落里，最后一次向她道别。第二天在学校，在过道上她有意避开我，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反正我也会避开她。那之后，我跟任何一个女孩的交往都没有超过两个月。我不能忍受带另一个女孩回家见我母亲的羞辱。

在我为与莱拉的晚餐做着面条时，我想起了菲莉斯。生平第一次，我会带一个女孩回家，而不用担心在门口迎接我的是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带一个女孩回家。这不是一次约会，虽然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用了除臭剂，喷了古龙香水，挑选出既说“看看我”又说“我不在意”的衣服。我甚至还让杰里米在对面的浴室洗了个澡。就为了一个对我不理不睬的女孩，我以一个中后卫球员的力量做了这么多努力。不过该死的，她的确可爱得很。

七点钟时，莱拉到了，还是穿着早上她去上课时穿的牛仔裤和毛衣。她跟我打了招呼，扫视了一下厨房，看见水已经沸腾，接着去找杰里米，他坐在沙发上。

“今晚看什么电影，帅哥？”她说。

杰里米有些脸红。“也许是《加勒比海盗》。”他说。

“真棒。”她笑了，“我喜欢这部电影。”杰里米尽可能地傻笑，拿遥控器对着电视机，莱拉按下按钮，电影开始播放。

看着杰里米和莱拉坐在我的沙发上，我涌起一股奇怪的嫉妒感，不过这正是我要求的。我用杰里米说服莱拉来我家，她过来看他，不是看我。我转过身去做意大利面条，不时瞥一眼莱拉，她的目光在电视和咖啡桌上我的一堆作业文件之间来回。

“你在研究萨尔瓦多内战？”她问道。

“萨尔瓦多内战？”我说着回过头。她在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

“哦，那个，”我说，“不是的。看它下面的那一栏。”

“关于那个女孩的文章？”她说。

“对，我正在采访杀害她的人。”

她静静地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每篇文章。看到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死亡的更多恐怖细节描述后，我注意到她的脸抽搐了一下。我边搅拌着意大利面，边耐心等待着她的反应。接着她说：“你在开玩笑，对吧？”

“什么？”

她再次翻阅那些文章，“你在采访这个变态？”

“有什么问题？”我问道。

“完全不对头，”莱拉说，“我很惊奇他妈的监狱是怎么管教人的。我知道一个女孩跟一个入狱的讨厌鬼订了婚，她发誓说他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等了他两年直到他得到释放。六个月后他因为殴打她而再次回到了监狱。”

“卡尔不在监狱。”我说着窘迫地耸了耸肩。

“他不在监狱？他对那个女孩做了那些后怎么能不在监狱？”

“他得了癌症快死了，在一家养老院。他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我说。

“你采访他是因为……”

“我在写他的传记。”

“你在写他的故事？”她有些谴责地说道。

“这是我的英语课作业。”我说，似乎在进行辩护。

“你想让他声名远扬。”

“这是英语课作业，”我说，“只有一个老师，大约二十五个学生。很难称得上声名远扬。”

莱拉把文件放回桌上。她看着杰里米，低声说：“只是一门大学课程作业并不是问题所在。你应该写出他杀害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或者假设他没有进监狱他会杀掉的女孩们的故事。她们才值得关注，而不是他。他应该悄悄地被处置掉，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你写下他人生的故事，你就是在创造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标记。”

“别克制，”我说，“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我从沸水里捞出一根意大利面扔向冰箱。它从冰箱门上弹开，落在地板上。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她问道，看着地板上的那根面条。

“测试意大利面。”我说，很高兴换了一个话题。

“通过在厨房到处扔面？”

“如果它粘在冰箱上，就大功告成了。”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那根面条，扔进垃圾桶，“这根面条还没有熟。”

那天早些时候我离开希尔维尤的时候，对我的作业信心满满。艾弗森答应告诉我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死亡真相。我将是他的倾诉对象。我当时简直等不及与莱拉共进晚餐，好跟她说说卡尔。起码在我的想象中，莱拉会被我正在做的事情吸引，分享我的兴奋，想知道有关卡尔的一切。如今她这种反应，让我只想在今晚剩下的时光避开这个话题。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情没，或者他告诉你他是被人陷害的？”她问道。

“他还没有提这件事。”我从碗橱里拿出三个盘子，拿到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我们将在那里用餐。莱拉起身，从碗橱里抓了几个玻璃杯，跟在我后面。我把我的背包、笔记和报纸文章从咖啡桌收走。“我们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说，“到目前为止，他告诉我他在南圣保罗长大，家里的独子。呃……让我想想……他父亲经营一家五金店，他妈妈……”我在记忆中搜索，“在圣保罗市区的一家熟食店工作。”

“这么说你写这个家伙的故事时，你只准备简单写下他告诉你的任何事。”莱拉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那几个盘子旁边。

“我还得去找一些二手材料，”我说着走回厨房，“不过，至于他做了什么——”

“你所说‘他做了什么’是指强奸和杀害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并且焚烧她的尸体。”莱拉补充道。

“是的……那件事情。至于那件事情，没有其他材料。我只能写下他告诉我的一切。”

“这么说他可以胡说八道，你也就那么写吗？”

“他的时间所剩不多，他为什么要撒谎？”

“他为什么不会撒谎？”莱拉有些怀疑地说道。我站在厨房柜台的尾端，手平放在塑料贴面上，她的胳膊伸直，手指张开。“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他强奸了一个可怜的女孩，杀害了她，然后在监狱里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狱友、守卫和律师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现在也不会放弃。难道你真的以为他会承认他杀害了那个女孩？”

“可他快死了。”我说，向冰箱扔出另一根意大利面条——它粘住了。

“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莱拉说道，那神气就像一个老到的辩手，“他让你写那篇小文章——”

“传记——”

“随便你怎么说。现在他在学术殿堂有一份记载，将他描绘成受害者。”

“他想告诉我他的临终宣言。”我说，把意大利面倒进过滤器冲洗。

“他想要告诉你他的什么？”

“他的临终宣言……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份真实的声明，因为人们不想在临死前还说谎。”

“而不是死前杀过人？”她说，“你没觉得很讽刺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至于为什么不是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没法反驳她的逻辑。每一转弯处都现出另一条被阻塞的路，于是我把面条端到咖啡桌，装进盘子里，以此承认我的失败，无法回答她的话。莱拉拿起那盘番茄大蒜酱，跟在我后面。她开始倒酱时，突然站起身来，像圣诞前夜的“鬼灵精”[4]一样咧嘴大笑。“噢，我有一个主意。”她说。

“我不敢问是什么。”

“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对吧？”

“是。”

“这表明他受到了审判。”

“我想是的。”

“你可以查看他的审判卷宗。那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有所有的证据，而不仅仅是他的说法。”

“他的卷宗？我可以看吗？”

“我的姨妈是圣克劳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她知道该怎么做。”莱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搜寻联系人找到她姨妈的号码。我递给杰里米一张纸巾用作餐巾，这样他可以开始吃，接着我听莱拉讲完电话。

“这么说卷宗属于当事人，而不是律师？”她说，“我怎么能找出来？——他们还留着吗？——你能把那个用邮件发给我吗？——太好了。多谢。我得挂了。——我会的。拜拜。”莱拉挂断电话，“很简单，”莱拉转向我说道，“他以前的律师会留着卷宗。”

“有三十年了。”我说。

“可这是一桩谋杀案，我姨妈说他们应该留着。”我拿起报纸上的文章翻阅起来，直到找到律师的名字。“他叫约翰·彼得森，”我说，“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公共辩护律师。”

“干得好。”她说。

“但是我怎么从律师那里拿到卷宗？”

“妙就妙在这里，”她说，“卷宗并不属于那位律师。它属于卡尔·艾弗森。那是卡尔的卷宗，律师不得不给他。我姨妈会发给我一张表，他可以在上面签字索要卷宗。他们就得把卷宗给他，或者他派去取卷宗的人。”

“我要做的就是让卡尔签署这张表？”

“他会签的，”她说，“如果他不签，那么你就明白他全在胡说八道。要么他签署，要么他就是个说谎、杀人的恶棍，不想让你了解他真正做过的事情。”

七

我见过我母亲一早醒来，前一晚放纵之后的残留物仍然粘在她的头发上；我见过她跌跌撞撞地走进公寓，醉得成了斗鸡眼，一只手上拎着鞋，另一只手拿着卷成一团的内衣；但当她身着橙色的监狱连身衣，手上戴着手铐，脚踝上戴着脚镣拖着脚步进入毛尔县法院时，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天不化妆不洗澡的生活让她皮肤粗糙。她深棕发梢的金色头发低垂，沾满头皮屑和累积的油垢。她的肩膀往前跌，似乎手腕上的手铐把她压倒了。来法院等她露面之前，我把杰里米送回了妈妈的公寓。

她和三个同样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一起进来。看见我时，她向我招手让我去木制栏杆那儿，她在栏杆里边，站在有着舒服椅子的律师桌子旁，我在栏杆外的旁听席，有木制教堂长凳可坐。我靠近她时，一位执行官伸出一只手，示意我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传递武器或者违禁品给身穿橙色衣服的人。

“你得保释我出去。”妈妈狂躁地说。隔得很近，我能看见监禁带给她的压力，让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形成深深的新月形眼袋。她看上去像是几天没有睡觉。

“你需要多少钱？”我问。

“狱警说大概需要三千美元保释金。否则我就得待在监狱里。”

“三千美元！”我说，“我需要那笔钱交学费。”

“我不能坐牢，乔伊，”我母亲哭了起来，“到处都是疯子。她们整晚喊叫。我没法睡觉。我也要发疯了。别让我再回到那里，求你了，乔伊。”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一个词也没有说出来。我为她感到遗憾——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生命的女人。可如果我给她三千美元，下学期中途我就没钱了。待在学校的图景与处在最绝望时刻的我母亲的景象相撞击。我说不出话来。不管我说什么，都是错误的。这时两个女人从法官席后面的一扇门进入法庭，将我从两难中解救出来，那位执行官让每个人起身。我深吸了一口气，庆幸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法官进来了，吩咐大家坐下来，那位执行官护卫我母亲去陪审席与其他穿橙色衣服的人坐在一起。

书记员叫“在拘人员”入庭，我倾听着法官与律师之间来回的对话，那位律师是一位女性公共辩护律师，负责所有四位被告。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高中辅导员去世时，我参加过的一场天主教的葬礼弥撒。牧师和教民念了多次连祷文，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死记硬背的陈述显得单调乏味。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你是住在……你了解你的权利吗？律师，你的当事人了解对其的指控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放弃进一步宣读控告。”

“那你们希望怎样进行下去？”

“法官大人，我们放弃第八条的听讯，直接要求我的当事人具结悔过被释放。”

法官便会设定保释金额，让每一个犯人进行选择，交付高额的保释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者低额的保释金——甚至没有保释金——前提是他们同意遵守法官提出的一些条件。

轮到妈妈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他们还是反复进行那套程序，法官设定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但他接着说出了第二个选择。“纳尔逊女士，你可以付三千美金获得保释，但如果你保证在未来的所有审讯中露面并且遵守如下规定：与你的律师保持联系，遵纪守法，不私藏不消费酒，戴上酒精监测手镯，那么也可以不交这三千美金被释放。但对酒精的任何使用都将让你重回监狱。你明白这些条件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母亲说，看起来完全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可怜角色。

“就这样。”

妈妈拖着脚走回穿橙色衣服的那队人里，她们所有人现在都站起身来，朝通往监狱的门走去。妈妈经过时，瞪了我一眼，宛如美杜莎的注视。“来监狱保释我出去。”她低声说。

“可是妈妈，法官刚刚说——”

“别跟我吵。”她生气地低声说道，离开了法庭。

“她回来了。”我喃喃低语道。我走出法庭，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思考该往哪边转弯，左边去监狱见我母亲，右边去开我的车。法官说她可以离开。我听见了。她只需要不喝酒。一种不好的感觉在我全身涌动，就像被蛇咬了一口而中毒。我斟酌着我的决定，最终向左转，否定了离开的冲动。

进入监狱后，我把我的驾照交给防弹玻璃后的一位女士，她指引我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扇玻璃窗户将我与他们要带我母亲去的小隔间隔离。几分钟后，他们带我母亲去了小隔间，她现在没有戴手铐和脚镣。她坐在玻璃窗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墙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电话拉到我脸边时我做了个鬼脸，想象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我之前对着那部听筒说话。它有些黏。

“你付了保释金吗？”

“你并不需要我付保释金。靠你自己就能出来。法官说了。”

“他说如果我戴那个监测的东西才能出去。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

“但你可以不花钱就出来，你只是不能喝酒。”

“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她说，“你有足够的钱。你能救我出来，就这一次，行吗？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妈妈，我的钱刚刚够应付这学期。我不能——”

“老天在上，我会还你钱的。”

现在我们进入自己的连祷文模式了。我满十六岁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镇里的一家加油站换油。我拿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衣服和一块滑板后，妈妈大发雷霆，狂暴得让楼上的邻居们打电话给了房东和警察。等她平静下来，她强迫我开一个储蓄账户。由于十六岁的人没法独自开户，他们也把她的名字写了上去。随后的两年里，每当她没法支付房租或她的车需要修理，她就从那个账户借钱——总是空泛地承诺说她会还给我，但从没还。

我满十八岁那天，用自己的名字独自开了账户。由于没法直接拿到我的钱，她不得不转换策略，从偷窃转为敲诈，毕竟，住她的房子，吃她的食物让她有权从我的账户勒索数百美元。于是我开始每周从总收入拿出一些，把钱藏在阁楼隔热材料下面的一个罐子里——我的大学基金咖啡罐。妈妈老是怀疑我藏了钱，但她从来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她从来没找到过。在她心中，我偷偷藏起来的几个钱增长了十倍。再加上我的助学贷款和得到的一些助学金，在我母亲看来，我的保险柜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们不能找个保释担保人吗？”我问，“这样你就不用付整整三千美元。”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想到那一点吗？你认为我很蠢？我没有担保品。没有担保品，他们不会跟我谈。”

她的话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尖锐，她的坏脾气与她的部分黑色发梢一样显露无疑。我决定有力地反驳一下，“我不能保释你出去，妈妈。我不能。如果我给你三千美元，我下学期就没法上大学。我没有办法。”

“那么……”她往后靠在那张塑料椅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得照顾杰里米，因为我不戴他妈的监测器是出不去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她手中有一张最后的牌，证明她拥有同花大顺，她打败了我。我可以吹牛说我可以把杰里米留在奥斯丁，但这明显是虚张声势，我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盯着我，如同一个下落的巨石一般坚定，她的眼神平静，我的眼睛因为愤怒而抽搐。我怎么能够照顾杰里米？我让他单独待了几个小时，他就需要莱拉的搭救。我去了大学来逃避这种种讨厌的事情。如今她把我拉了回来，强迫我在我的大学和我弟弟之间做选择。我想要把手伸进那扇加固的玻璃窗掐死她。

“我不敢相信你这么自私，”她说，“我说了我会还给你。”

我从后兜里拿出我的支票本，开起支票，同时一阵愤怒传过我全身。我微微一笑，想象着填写整张支票，然后把它拿到阻隔我们的厚玻璃前，撕个粉碎。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事实：我需要她——不是一个儿子需要一个母亲，而是如同一个罪人需要恶魔。我需要一个替罪羊，我可以指着这样一个人说，“你为这件事负责，而不是我。”我需要满足我的错觉，那就是我不是我弟弟的监护人，这是我母亲的责任。我需要一个地方来让杰里米生存，得到护理，一个可以紧闭的盒子，然后告诉我自己杰里米属于这里——即使从内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我需要那层貌似有理的浅薄说辞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那是我能离开奥斯丁的唯一方式。

我撕下支票，拿给我母亲看。她装腔作势地笑了笑，说：“谢谢你，亲爱的，你是一个天使。”

八

从奥斯丁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了希尔维尤，希望我的论文能取得一些进展，能让卡尔签署转渡表格允许我从那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拿到他的卷宗。我也希求拜访他或许能将我的注意力从我心中因我母亲而起的愤怒转移开去。我疲惫地走进希尔维尤，内疚让我心情沉重。我感觉似乎某种空洞的力量、某种不解的引力把我向后吸，拉我去南方，去奥斯丁。我本来以为逃去大学会让我妈妈够不着我，可我仍然离得太近，很容易就从我选择的低树枝上被拽回来。我怎样才能不再管我母亲——我弟弟？舍弃他们我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起码今天，我自言自语道，代价是三千美元的保释金。

我经过时，在接待桌后面的珍妮特对我微笑。我走向休息室，养老院里的人们大部分坐在轮椅里，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成一堆，就像下了一半的棋子。卡尔坐在老地方，轮椅对着落地窗，他看着外面公寓楼的阳台护栏上挂着的衣物。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卡尔有一个访客，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人，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翘着靠向后脑勺，就像池塘的芦苇在风中往一边倾斜。老人的手放在卡尔的前臂上，他们说话时，他的脸也冲着窗户。

我走回接待桌，珍妮特在看一些文件，我向她打听那位访客的情况。“哦，那是维吉尔。”她说，“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他是卡尔唯一的访客……除了你之外。”

“他们是亲戚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只是朋友。也许他们是在监狱认识的。也许他们是……你知道的……特别的朋友。”

“我没觉得卡尔是同性恋。”我说。

“他在监狱待了三十年，也许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性交对象。”珍妮特把手放在唇边，为从中泄露出的罪恶感咯咯直笑。

我也冲她笑，主要是为了讨好她而不是觉得她的话好笑。“你觉得我应该过去吗？我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是……”我没有说完，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句子。

“去吧，”她说，“如果你打搅了他们，他会告诉你。卡尔虽然像在煎锅里的雪人一样减重，但是不要低估他。”

我又回到卡尔身边，他正为另一个男人说的什么咯咯发笑。卡尔从没在我面前笑过，笑容让他瘦削的脸散发出神采。看见我来了，他的笑容消失了，就像他是一个刚从戏剧中被拉出来的孩子。“这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叹了口气。

跟卡尔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用一种不友好也不热络的神情打量着我，伸出他的手让我握。“嘿，年轻人。”他说。

“别人叫我乔。”我说。

“好的，”卡尔说，“作家乔。”

“实际上是大学生乔，”我说，“我不是作家，这只是一份作业。”

“我是维吉尔……油漆匠。”那个男人说。

“油漆匠，画家还是油漆工？”我问道。

“大部分时间是油漆工，”他说，“我粉刷墙壁，但出于个人娱乐也画些油画。”

“别让他唬住了，乔，”卡尔说，“维吉尔只是一个普通的杰克逊·波洛克[5]。画得太糟他就粉刷起房子了。”卡尔和维吉尔都笑了，但我不明白里面有什么典故。过后，我在网上查找杰克逊·波洛克，他的画就像一个学步儿童乱发脾气时用一满盘意大利面条摆弄出来的。我才理解了那个笑话。

“艾弗森先生——”我说道。

“叫我卡尔。”他说。

“卡尔，我希望你能帮我签一份表格。”

“什么表格？”

“这是一份转渡表格，让我可以看你的审判卷宗，”我迟疑地说，“写传记，我需要一些补充材料。”

“啊，这个年轻人不相信我会对他坦诚，”卡尔对维吉尔说道，“他认为我会藏起潜伏在我体内的怪兽。”维吉尔摇摇头，转过脸看向别处。

“我绝没有不敬之意，”我说，“只是我一个朋友……嗯，与其说是个朋友，不如说是个邻居，她认为如果我看一下审判卷宗会更了解你。”

“你的朋友错得离谱，”维吉尔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有关卡尔的真相，你绝不应该去看卷宗。”

“没事，维尔，”卡尔说，“我不介意，老天，那份旧卷宗积了三十年灰尘。也许现在不存在了。”维吉尔俯身向前缓缓站了起来，用他的胳膊支撑自己从椅子里起身，像是一个比他看上去老得多的人。抚了抚松弛肌肉上的褶皱，他抓起靠在身旁墙边的山核桃木手杖的磨损把手。“我去拿些咖啡。要吗？”

我没有回应，因为我估计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卡尔抿着嘴唇，摇头表示拒绝，维吉尔用一种老练却怪异的步态走开了，他的右腿机械地弯曲又啪嗒挺直。他的裤腿窸窣作响，我看到本应该是脚踝的地方，清清楚楚显露出金属。

我转过头去看卡尔，感觉我欠他一个道歉，似乎我想通过卷宗来核查他的故事——这正是我计划做的，如同宣称他是个骗子。

“抱歉，艾弗森先生——卡尔。我并不想冒犯你。”

“没事，乔，”卡尔说，“维吉尔对我有点过分保护。我们认识很久了。”

“你们是亲戚吗？”我问。

卡尔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是兄弟……通过战火，而不是血缘。”他的视线转回窗户，迷失在记忆中，脸上不再有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有笔吗？”

“笔？”

“签署你带来的文件。”我递给卡尔表格和一支笔，看着他签署转渡表格，他的指节戳着他的皮肤，他的前臂十分纤细，他签署时我能看到每一块肌肉的突起和收缩。他把文件递还给我，我对折起来，放进口袋。

“有一点，”他说着低头看向他的手指，现在放在他的大腿上，他眼睛没有抬，对我说，“你读那份卷宗时，会看到很多东西，可怕的东西，那会让你想要恨我。那确实让陪审团恨我。记住一点，那不是我故事的全部。”

“我明白。”我说。

“不，你不明白。”他柔声说，注意力转回对面公寓阳台飘动着的绚丽毛巾，“你不了解我。现在还不了解。”我等着他把话说完，但他只是凝视着窗外。

卡尔沉入他的回忆，我走向前门，维吉尔在那里等我。他伸出手，两个手指之间夹着一张名片。我拿走那张名片。维吉尔·格雷涂漆——商宅和住宅。“如果你想了解卡尔·艾弗森，你需要跟我谈谈。”

“你是他的狱友？”

维吉尔几近恼怒，说：“他没有杀那个女孩。你做的事情全是扯。”我在酒吧常听到他这种说话腔调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差劲工作或唠叨老婆时就这么说话——被激怒但限于环境，只好忍耐。

“什么？”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

“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你当时在场？”

“不，我不在。别自作聪明。”

这回我被激怒了。我才刚刚碰到他，他就觉得足够了解我到能侮辱我。“在我看来，”我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克丽斯特尔·哈根和杀害她的那个人。其他人所说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

“我并不需要在场就知道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泰德·邦迪[6]也有人相信。”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但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他没有杀人。”维吉尔厉声说道，他指着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我。我们谈谈。”

九

我浪费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打了八个电话试图从那位公共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弄到卡尔·艾弗森的犯罪卷宗。起初，接待员尽力理解我的需求，等她终于明白时，她说那份卷宗可能多年前就被毁了。“无论如何，”她说，“我没有权力将一个谋杀案的卷宗交给寻求这份文件的什么汤姆、迪克和哈里。”之后她就把我的电话转到了首席公设辩护人伯塞尔·科林斯的语音信箱，我的信息似乎落入了深渊。第五天我都没有接到科林斯的回电，于是我逃掉了下午的课程，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

接待员告诉我首席很忙，我告诉她我会等，尽可能地在离她桌子很近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样她讲电话时我可以听到。我阅读杂志消磨时间，直到她最后对某个人低声说我逗留不去。十五分钟后，她受不了了，领我去了伯塞尔·科林斯的办公室。伯塞尔是个皮肤白皙，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头发，鼻子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粗大的男人。他对我笑了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卖给我一部汽车。

“你就是那个一直在骚扰我的孩子？”他问。

“我想你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我说，一瞬间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接着示意我就座。

“你得理解，”他说，“我们不常接到电话要求我们找一份三十年前的卷宗。我们把那些材料都存在了其他地方。”

“但你们仍然保有这份卷宗？”

“哦，是的，”他说，“我们保存着。我们依从法律无限期地保存谋杀案卷宗。昨天我让人把它拿了过来。就在那里。”他指向靠在我身后那堵墙上的一个箱子。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东西。我以为我会拿到一个装满文件的活页夹，而不是一个箱子。我计算着读完那份卷宗我要花的时间，这些数字注入我脑中的一个桶中。然后我又计入我其他课的作业、考试和实验项目需要的时间。我突然感到眩晕。我怎么能全部完成。我开始后悔来拿这份卷宗，这本来应该是一份简单的英语作业。

我手伸进口袋，拿出转渡表格，交给科林斯先生。“我可以拿走卷宗了吧？”我问道。

“不是全部，”他说，“现在还不行。有些文件可以拿走。在文件被拿走前，我们必须消除掉笔记和工作成果。”

“那要花多长时间？”我在椅子里挪动了下，试图找到一个位置，让座垫弹簧不硌我的屁股。

“正如我所说，有些文件今天可以取走，”他笑道，“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在做这份工作。剩下的文件很快就会弄好，也许一到两个星期。”科林斯靠在他舒适的乔治王朝风格后翼椅里，我注意到它比房间里的其他椅子要高出整整四英寸，似乎舒服得多。我又调整我的坐姿，试图让血液流向我的腿。“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他交叉双腿问道。

“这么说吧，我对卡尔·艾弗森的人生和生活的时代感兴趣。”

“为什么？”科林斯无比真诚地问道，“这个案子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起案件？”

“对，我知道，”他说，“那年我在这里做书记员。当时我还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卡尔的首席律师，约翰·彼得森做法律调研时带上了我。”科林斯停顿了下，目光越过我看向墙上的一个空白点，回忆着卡尔案件的细节，“我在监狱见过卡尔几次，审判他时我在旁听席。那是我经历的第一起谋杀案。嗯，我记得他。我也记得那个女孩，克丽斯特尔什么。”

“哈根。”

“没错，克丽斯特尔·哈根。”科林斯的表情变得冷肃，“我仍然记得那些照片——我们在审判时用到的照片。我以前从没见过犯罪现场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并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神情那么安详，眼睛闭着，像是他们睡着了。不，一点也不像。她的照片残酷，摧人心肝。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他微微打了个颤，继续说道，“要知道他本来可以进行一桩交易。”

“交易？”

“辩诉交易[7]。他们提出判处他二级谋杀罪，八年内可以假释。他拒绝了。如果被判一级谋杀罪，将会面临终生监禁，而他拒绝了二级谋杀罪的辩诉提议。”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说，“如果他被判终生监禁，他又是怎么得到假释的呢？”

科林斯俯身向前，擦擦下巴底部，抓了抓辛苦一天的后颈。“终生并不意味着到死为止，”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终身监禁意味着你必须待上十七年才有资格假释。后来，他们将之改到了三十年。他们再次更改，这样一来绑架杀人或强奸杀人的罪犯获得终生监禁后，就没有假释的可能。严格说来，他们是在旧的法规下给艾弗森定罪的，因此十七年后他就有资格假释。一旦立法机关明确表示他们想要谋杀强奸犯永远被羁押，艾弗森获得假释的希望几乎就没有了。实话告诉你，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在刑事局查看艾弗森的记录，看到他已经出去了，差点摔到地板上。”

“他处于癌症晚期。”我说。

“怪不得，”他说，“监狱安养院不能解决。”他的嘴角向下倾斜，点头表示理解。

“在克丽斯特尔·哈根去世的那晚发生了什么？卡尔是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他说，“他说不是他做的——说那天下午他醉得不省人事，什么也不记得。说实在的，他没做什么对辩护有利的事，就是坐在那里，看着审判，就像他在看电视。”

“他说他是无辜的时候，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什么不重要。我只是一个法官助理。我们英勇地战斗了一场。我们说凶手是克丽斯特尔的男朋友。那是我们的推测。他是她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他有所有条件，那是一场情杀。他想要跟她做爱——她不同意——事情失去控制。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可以说是朽木雕成了玉器。可是到头来，陪审团不相信，这才是最要紧的。”

“有人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说，想起了维吉尔。

科林斯垂下双眼，摇了摇头，没有理会我的评论，似乎我是个容易受骗的孩子。“如果不是他做的，那么他是令人遗憾的替罪羊。她的尸体是在他的工具棚发现的。”他说，“他们在去往他后门廊的台阶上发现了她的一个手指甲。”

“他扯掉了她的手指甲？”我说，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那是一个假指甲，丙烯酸做的：几个星期前为了她的第一次校园舞会，她做了指甲。原告律师认为在他把她的尸体拖到工具棚的过程中，它脱落了。”

“你相信卡尔杀了她吗？”

“附近没其他人，”科林斯说，“艾弗森仅仅说他没有杀人，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说他醉得一塌糊涂，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奥卡姆的剃刀。”

“奥卡姆的剃刀？”

“这是一条定律，意思是说在所有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谋杀罪很少那么复杂，大多数谋杀者一点儿也不聪明。你见过他吗？”

“谁，卡尔？没错，他签署了这份让渡表格。”

“哦，好的，”科林斯皱起眉头，为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结论表示不悦，“他跟你说了什么？他告诉你他是无辜的吗？”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起案件。我要慢慢谈。”

“但愿他能谈一谈。”科林斯用他厚实的双手梳理头发，一些头皮屑落在他肩上，“如果他真谈起来，你会想要相信他。”

“但是你不相信他。”

“也许那时候我相信他。我不确定。对像卡尔这样的家伙，很难判断。”

“卡尔这样的家伙？”

“他是一个恋童癖，没人能像一个恋童癖那么会说谎。他们最擅长此道。没有一个骗子比得过恋童癖。”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科林斯，这促使他进行解释。

“恋童癖是我们中间的恶魔。谋杀犯、入室窃贼、小偷、毒贩，他们总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只是因为简单的情感，比如贪婪、愤怒，或者嫉妒。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情感。我们不宽恕，但我们理解。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些情感。见鬼，大多数人，如果他们足够坦诚，会承认在脑中构思过犯罪，犯下完美的谋杀而逃脱处罚。陪审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过愤怒和嫉妒。他们理解在一个谋杀犯背后的基本情感，他们会为没有控制住那种情感而惩罚他们。”

“我想是的。”我说。

“现在想想一个恋童癖。他酷爱与孩子们发生性关系，谁能理解这个？他们没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找不到解释：他们是恶魔，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会承认，即使是对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隐藏起真相，将它埋藏在心灵深处，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但有些人是无辜的，对吗？”我问道。

“我曾经有一个当事人……”科林斯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桌上，“他被指控强奸自己十岁的孩子。这个人说服我相信他的前妻把这个故事注入了孩子的头脑。我完全相信他。我准备了尖锐的盘问来谴责那个孩子。之后，距离审判还有一个月时，我们拿到了计算机取证。检察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看录像，里面将这个笨蛋做的整件事情都记录了下来，跟他孩子说的一模一样。我把录像放给我的当事人看时，他失声痛哭，像个他妈的孩子一样声嘶力竭，不是因为他强奸他的孩子并且被抓住了，而是因为他发誓不是他做的。检察官的录像带里有这个杂种，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刺青，他还想要我相信那是某个长得像他的人。”

“因此你认为所有被控告有恋童癖的当事人都在撒谎？”

“不，不是所有人。”

“你认为卡尔撒谎了吗？”

科林斯停下来思考，“起初我想相信艾弗森。当初的我并不像现在这般腻烦。但是证据表明他杀了那个女孩。陪审团看到了证据，因此艾弗森进了监狱。”

“他们有关恋童癖在监狱里的说法是对的吗？”我问，“他们被挨揍什么的。”

科林斯抿嘴，点点头，“没错。监狱有自己的食物链。我酒驾的当事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偏要跟我过不去？我又没有抢劫。’谋杀犯会说，‘起码我不是一个恋童癖；我没有强奸孩子。’像艾弗森这样的人无处可去。没有比他们更坏的，这就将他们置于食物链的底端。更糟糕的是，他是在斯蒂尔沃特监狱坐的牢。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我已经放弃了在这张破椅子里找到舒适坐姿的尝试，意识到这张椅子很可能是故意不让人舒适的——一种鼓励人们缩短拜访时间的方式。我站起身，按摩我的大腿后部。科林斯也站起身，在办公桌前转悠。他从箱子里拿出两个文件夹递给我。一个写着“陪审团选拔”，另一个贴着“判决”。“这些可以拿走。”他说，“我还可以让你拿走庭审记录。”

“庭审记录？”

“对，一级谋杀案有一个自动上诉。法院书记官准备一份庭审记录，一字不漏地记录说过的一切。他们在最高法院有副本，你今天可以拿走我们的这份。”科林斯走到箱子边，抽出六册平装书卷，一本接一本塞到我胳膊里，纸张堆起来有一英尺厚。“这会让你忙一阵了。”

我看着手中的书和文件夹，感觉着它们的重量。科林斯先生领我出门，在门口我转过身，“我在这些书里能找到什么？”我问道。

科林斯叹了口气，再次擦擦他的下巴，耸肩道：“也许没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

十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迅速翻阅那六卷庭审记录，咒骂出声。我为这份作业给自己弄来了这么多阅读材料，比我其他所有课程加起来要阅读的东西还多。为时已晚，我没法放弃这门课而不搞糟我的GPA。我的访谈笔记和艾弗森传记的开篇章节马上要交——这排在我必须完成的所有家庭作业的首位——而我没办法及时看完所有材料。

经历了从公交车站到公寓的长途跋涉后，我背包里的庭审记录似乎跟石碑一般重。我掏出钥匙开门，但听到从莱拉的公寓传来西班牙吉他音乐时，我停了下来。庭审记录给了我一个去跟她打招呼的理由。毕竟，它们是她对这份不切实际的作业的贡献。此外，我确实想再见到她。她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吸引了我。

莱拉开了门，她赤脚穿一件宽大的双城队套衫和刚被T恤遮住了的短裤。我忍不住去看她的双腿，只是快速扫了一眼，却已经足够让她注意到。她看着我，竖起一条眉毛。没有“你好”，没有“什么事”，只是竖起一条眉毛。那让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嗯……今天去了那位律师的办公室，”我结结巴巴地说，“拿到了庭审记录。”我伸手去背包里拿出证据给她看。

她仍然在门口一动不动，抬头看着我，既没有邀请我进去，也没有竖起眉毛之外的其他反应。反而端详起我，似乎在考量我的打扰，她耸了耸肩，走进公寓，让她身后的门嘎吱一下打开。我跟随她走进公寓，里面闻起来有隐隐的婴儿爽身粉和香草味道。

“你读过了吗？”她问道。

“我才拿到它们。”我把第一卷放在她的桌上，让它发出砰的一声来表明它的重量，“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读起。”

“从开庭陈述开始。”她说。

“什么？”

“开庭陈述。”

“那应该就在前面，对吧？”我问，咧着嘴笑。她拿起一本记录，翻动起书页。

“你是怎么知道开庭陈述这些东西的？你念的是法律预科？”

“或许吧，”她说，语调完全是就事论事的，“高中时我参加了模拟法庭。指导我们的律师说开庭陈述应该描述案件的故事——讲述它，就像你跟朋友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

“你参加了模拟法庭？”

“对，”她喃喃道，舔了舔她的手指翻动更多书页，“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不介意以后上法学院。”

“我还没有锁定一个专业，不过我在考虑新闻学。只是——”

“就是这个，”她站起身，把书页折起来，这样她能一只手拿记录，“你当陪审员。坐在沙发上，我当检察官。”

我坐在她的沙发中间，胳膊向两边摊开，放在靠背上。她站在我前面，给自己读了几行来进入角色。接着她挺起胸，肩膀向后收，读了起来。她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小精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信沉着、吸引陪审员注意的女人。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本案的证据表明1980年10月29日，被告——”莱拉以一个游戏娱乐节目模特般的优雅挥动手臂，指向角落里的一把空椅子，“卡尔·艾弗森，强奸并谋杀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的名字是克丽斯特尔·玛丽·哈根。”莱拉边读边在我面前缓慢踱步，尽可能地从记录上抬起头，与我进行眼神接触，仿佛我是一个真正的陪审员。

“去年，克丽斯特尔·哈根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十四岁女孩，一个漂亮的孩子，受到家人的宠爱，为进入爱迪生中学啦啦队而兴奋。”莱拉停顿了一下，放低声音，以加强效果，“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将会了解到克丽斯特尔·哈根的生活并非一切顺心。你们会看到她日记的摘录，她写到了一个名叫卡尔·艾弗森的男人，这个男人就住在克丽斯特尔·哈根家隔壁。你们可以看到，在她的日记里，她称他为‘隔壁的性变态’。她在日记中说卡尔·艾弗森从他家的窗口盯着她看，注视她在后园练习啦啦队的动作。

“从那本日记里，她会告诉你她跟她的男友，她在高中打字班认识的，名叫安迪·费希尔，遇到的一件事情。有天晚上她和安迪把车停在克丽斯特尔家和卡尔·艾弗森家后面的小巷。他们把车停在小巷的尽头，避开窥探的眼睛，做爱，像孩子们那样。就在那时，被告卡尔·艾弗森像是恐怖片中的恶魔走向那辆车，透过窗户注视他们。他看见了克丽斯特尔和安迪……呃，让我们说他们正在进行性尝试。只有两三个小孩在附近闲荡。卡尔·艾弗森看见了他们，他注视着他们。

“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对于克丽斯特尔·哈根来说，那就像是世界末日。要知道，克丽斯特尔有一个继父，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名叫道格拉斯·洛克伍德。他将出庭做证。洛克伍德先生并不同意克丽斯特尔当啦啦队队员。他不赞成她十四岁就约会。他给克丽斯特尔定了些规矩来保护这个家庭的名誉，并保持克丽斯特尔的端庄形象。他告诉她如果她不能遵守这些规则，她就不许继续做啦啦队队员。如果触犯得太严重，他会送她去私立的教会学校。

“女士们和先生们，那天晚上她在车里与安迪·费希尔做的事情打破了那些规则。

“证据表明卡尔·艾弗森利用那天晚上在小巷看到的事情胁迫克丽斯特尔，让她……呃……服从他。你们看，小巷那晚不久，克丽斯特尔在日记中说一个男人强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情——有关性的事情。他告诉她如果她不按他的要求来，他就要泄露她的秘密。那时，克丽斯特尔不再明确说明卡尔·艾弗森是那个威胁她的人，但是当你看到她日记中的描述时，对她写的是谁将毫无疑问。”

莱拉放缓了说话节奏，声音放低到几乎耳语，创造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我凑近听她说话，双手从沙发背伸到膝盖上。

“她被谋杀的那天下午，放学后安迪·费希尔送她回家。他们吻别后，安迪离开。克丽斯特尔一个人待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卡尔·艾弗森就在隔壁。安迪开车走后，我们知道克丽斯特尔死在了卡尔·艾弗森的房子里。也许她去那里与他对质，要知道，克丽斯特尔·哈根那天下午见了她的辅导员，了解到卡尔·艾弗森对她做的事情可以让他处以监禁。又或许她去那里是出于武力威逼，因为在克丽斯特尔出事的那天早上，卡尔·艾弗森买了一把军用手枪。我们还不清楚她怎么到艾弗森家来的，但她在那里，因为证据确凿，我马上就要讲到那里。她一到了那里，我们知道，对于克丽斯特尔·哈根来说，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她有过计划化被动为主动，对艾弗森进行反击——送他去监狱，如果他不停止恐吓和强奸的话。卡尔·艾弗森，当然，另有计划。”

莱拉不再踱步，不再假装是检察官。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庭审记录。她继续念下去，语气中似乎充满深深的悲伤，“卡尔·艾弗森强奸了克丽斯特尔·哈根。完事后——在他拿走可以从她身上拿走的一切后——他要了她的命。他用一根电源线勒死了她。女士们和先生们，勒死一个人需要花很长时间。这是一种缓慢而可怕的死亡方式。卡尔·艾弗森需要把那根线缠绕在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喉咙上，拉紧摁住不放至少两分钟。随着每一秒钟的过去，他都有能力改变他的主意。他却继续拉紧那根绳子，让它紧紧勒住她的咽喉直到他确信她不仅失去知觉，而是死亡。”

莱拉不再读了，痛苦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卡尔的延伸部分，似乎我体内有他残暴的行为因子。我摇摇头。她继续阅读。

“克丽斯特尔为活下来进行了抗争。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搏斗中她的一只假指甲脱落了。那片指甲在出卡尔·艾弗森家门的台阶上被找到。那是卡尔·艾弗森把她的尸体拖到他的工具棚时掉落的。他把她的尸体扔在工具棚的地上，就像她只是一块垃圾。接着，试图掩盖他的罪行，他纵火焚烧工具棚，以为高温和火焰可以毁灭他的罪证。用火柴点燃那间旧工具棚后，他回到他的房子，喝了一瓶威士忌，直到不省人事。

“等到消防车赶到时，工具棚已经完全被大火吞没。警察在闷燃的瓦砾中发现了克丽斯特尔的尸体，他们敲艾弗森先生的门，但他没有回应。他们以为没人在家。特雷瑟探长早上带着搜查令回到现场，发现艾弗森仍然醉倒在沙发上，手中拿着一个空的威士忌酒瓶，另一只手旁边放着一把45口径的手枪。

“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马上要看到会让你们恶心的画面。为你们将要看到的东西我提前道歉，但这是必要的，这样你们能够理解克丽斯特尔·哈根出了什么事。她身体的下半部分被严重烧毁，有些部分已经面目全非。工具棚屋顶的铁皮落到她身上，盖住了她的上半身，让这部分没有被大火烧掉。那里，在她的胸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她的左手——没有被烧毁。在那只左手上你们会看到曾让她喜不自胜的丙烯酸指甲，那是她为她第一次的校园舞会而做的指甲，舞会上她将与安迪·费希尔共舞。你们将看到有一个指甲不见了，那个指甲在她与卡尔·艾弗森的搏斗中脱落了。

“女士们和先生们，一旦你们看了本案的所有证据，我会回来这里与你们交谈，我会要求你们裁定卡尔·艾伯特·艾弗森犯有一级谋杀罪。”

莱拉把记录放在她的大腿上，她的回声渐渐消退。“这个令人恶心的混蛋，”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能跟这个人坐在一起，而不想杀了他。他们应该永远不让他出监狱。他应该在最黑暗、最阴冷的牢房中腐烂。”我稍微朝她侧身，模仿她的姿势，将我的一只手放在她腿旁的垫子上。如果我张开手指，就可以碰到她。这一念想抹去了我脑中的其他念头，可是她根本没有注意。

“跟他讲话是什么感觉？”她问道。

“他是一个老人，”我说，“他病了，身体虚弱，瘦得像一根皮鞭。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你读到的那些特质。”

“你写他的传记时，一定要讲述整个故事。不要只写快死于癌症的病糟老头。写下那个醉酒的精神病，他烧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我做过承诺要写下事实，”我说，“我会的。”

[1]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804—1806年，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

[2]磅：1磅约合0.45公斤。

[3]杰夫瑞·达莫：美国著名连环杀手。

[4]鬼灵精：美国文学及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因受到伤害从而设计一系列的计划破坏人们的圣诞节，最终被一个小女孩感化。

[5]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年，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1929年就学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师从本顿。1943年开始转向抽象艺术。1947年开始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其创作不作事先规划，作画没有固定位置，喜欢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人称“行动绘画”。

[6]泰德·邦迪：美国连环杀手。

[7]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地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