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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潘戴尔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只有不曾有过属于自己的家庭，不知道如何尊敬高贵的父亲、如何爱快乐的母亲，或者如何将父母视为与生俱来、天赐奖赏的人，才能体会他那种百依百顺的态度。
潘戴尔一家住在贝莎尼亚区山顶，一幢两层楼的精巧摩登住宅，前后都有草坪，九重葛怒放，景观怡人，可以俯瞰海洋以及远处的旧城区与白蒂雅角。潘戴尔曾经听说这附近的山丘都被挖空了，塞进美国佬的原子弹和作战指挥室；可是露伊莎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更觉得安全。不想和她争论的潘戴尔说，或许吧。
潘戴尔家有个专擦瓷砖地板的女佣，一个洗衣服的女佣，一个带小孩、采买的女佣，还有一个戴草帽、头发花白、满脸白胡碴的黑人，在花园里开疆辟土，想到什么种什么，抽些犯法的玩意儿，到厨房里讨东西吃。为了这支小小的仆佣军，他们每周得付出一百四十元。
潘戴尔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秘密享受囚犯辗转难眠的乐趣。他弯起膝盖，压低下巴，手盖在耳朵上，隔绝狱友的呻吟声，然后唤醒自己，四下仔细探查，证实他不在监狱，而是在贝莎尼亚，在需要他且尊敬他的忠贞妻子看管之下。一对快乐的儿女睡在走廊另一头，每每令他感恩不已，班尼叔叔一定会称之为“儿女债”：汉娜，他九岁大的天主教公主；马克，八岁的叛教犹太小提琴手。但是，潘戴尔恪尽职守、全心全意爱家人的同时，也为这个家担惊受怕，不断训练自己把他的幸福当成愚人之金33。每天晚上结束工作后，他喜欢独自站在黑漆漆的阳台上，或许来根班尼叔叔的小雪茄，闻闻潮湿空气中满是馥郁花香的夜晚气息，看着光线在雨雾中游移。透过云隙，瞥见一排船只停泊在运河口，福杯满溢的好运让他深刻警觉，这一切脆弱易逝：你知道这不会持久的，哈瑞小子，你知道世界会在你面前爆炸，你就站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有过一次，还会再来一次，随时都有可能，所以当心啰。
然后他会凝望这个过度平静的城市，很快的，照明弹、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咻咻嘶吼的机关枪和霰弹连发的大炮，就会开始在他记忆中的战场创造它们自己的疯狂白昼。正如1989年12月的那个夜晚，山丘大惊失色，战栗不已，庞大的幽灵炮艇从海面长驱直入，最遭罪的是科利罗区的木屋贫民窟——和以往一样，什么事都怪罪穷人，还不慌不忙地挥棒摧残已起火燃烧的简陋小屋，然后离场补给一番，再回来攻击。很可能这并非攻击者的本意，很可能他们也是好儿子、好父亲。他们只是打算铲除诺列加的党羽，只不过有几次炮击逸出正轨，接着又有更多的脱轨炮火随之而来。然而，在战时，良善美意并不容易被听取，自我克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寥寥几个躲在穷困郊区的逃窜敌军狙击手，并不能解释这场大规模的纵火浩劫。对光脚丫踏过血迹和碎玻璃逃命的惊恐百姓说什么“我们使用最低限度火力”，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拖着行李和小孩，惶然不知何去何从。多辩也是无益。说什么枪战是复仇心切的诺列加尊严军34所为。就算真是如此，为什么有人该相信你呢？
因此惊叫声很快传上山顶。而曾经听过许多尖叫声，甚至自己也发出过几次的潘戴尔，从来没想到人类的叫声可以凌越装甲车令人作呕的嗡嗡声以及最新型炮弹的轰隆声。但真的可以，特别是许多惊叫声同时响起时。惊恐的儿童拉开嘹亮的喉咙嘶喊，同时伴随人体燃烧的焦臭味。
“哈瑞，进来。我们需要你，哈瑞。哈瑞，回到里面来。哈瑞，我不懂你在外头干吗。”
但那是露伊莎的尖叫声。她笔直塞在楼梯下的扫帚柜里，拱着背抵住木工精雕细琢的成品，好更安全地保护孩子：马克快两岁，抱住她的肚子，尿布弄湿了她——马克像美国大兵一样，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弹药；汉娜蹲下来，穿着瑜伽熊睡袍和拖鞋，向某个叫耶和朱的人祷告，后来才弄清楚那人是耶稣、耶和华与朱比特的混合体，是汉娜在她三年生命中，从宗教民间故事里调出来的神圣鸡尾酒。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露伊莎一再像军人似的咆哮，令人非常不快地想起她的父亲。
“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他们全盘考虑过了。他们从来不，从来不攻击平民。”
而潘戴尔，因为爱她，觉得最好别泼她冷水。无论五角大厦需要试验的武器是哪一种，科利罗区已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中哭泣，燃烧，解体。
“玛塔住在那里。”他说。
但是担心自己儿女的女人没有余裕顾及别人。早晨来临，潘戴尔步行下山，听到这一生在巴拿马市未曾有过的沉寂。他顿时明白，在停火条件下，每一方都同意不再用冷气机，或进行建筑工事，或钻地，或挖泥；而所有的汽车、卡车、校车、出租车、垃圾车、警车和救护车，自此而后，都不得在上帝眼前出现；同时，所有的婴儿和母亲也不得因为生产之痛而放声尖叫。
甚至，科利罗区庞然升起的浓密黑烟飘入晨空时，都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只有几个反抗军士兵像往常一样，无视禁令的存在，而他们也是诺列加军队据点里最后仅存的狙击手，依旧躲在邻近的树丛中，瞄准美国佬的设施。很快的，只要部署在安孔山丘的坦克稍加鼓励，他们也都会归于沉寂。
甚至连巡逻站前院的电话，也不能免除自我牺牲的神圣使命。电话完好无缺，还能用。只是玛塔的号码拒绝响起。
潘戴尔悍然披上“孤独成年男子面对人生抉择”的最新外衣，在无悔奉献与慢性悲观间拉锯，优柔寡断的程度几乎让他坐立不安。为了逃开内心的谴责，他躲到店里的庇护所去；为了逃开店里谴责的声音，他躲到家里的庇护所。他的说法是，全为了冷静斟酌选择。他连一分钟都不许自己去想——连谴责自己最激烈的时刻也不例外——他是在两个女人之间抉择。你这是在和我们怀抱着的必胜信念争斗啊，他告诉自己。我们最糟的梦魇已然成真，你浮夸华美的远景彻底破灭了，你虚构的世界在你耳边砰然碎裂，是你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建造没有基础的庙堂。但是，在用这世界末日的预言鞭挞自己之后，振奋人心的忠告马上就来拯救他。“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构成‘复仇女神’啦。”用的是班尼叔叔的声音，“一个年轻优秀的外交官要你站起来，当个捍卫英国的男人，你竟然觉得自己是太平间里气数已尽的尸体？复仇女神难道不是你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把五万块装在普通信封里塞给你，告诉你未来还有更多吗？善用你的天赋吧，哈瑞，哪个有利？老古董？还是复仇女神？”
然后汉娜需要伟大的裁决者决定，她在学校的朗读比赛该读哪一本书；马克需要用新小提琴拉“懒懒羊”给他听，好让他们决定他够不够格去参加考试；而露伊莎需要他对总部大楼最近发生的暴行表示意见，好让他们决定如何思考运河的未来，尽管她老早就对这个问题有定见——绝世无双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华盛顿认可的正直之士与黄金旧岁月的保护者，绝不可能有错：
“哈瑞，我真的了解。艾尔纳斯托只是陪总统出国十天，他的幕僚就马上批准任命至少五个魅力四射的巴拿马女人当公关官员，还完全比照美国的薪资标准。她们惟一具备的资格是年轻、白人、开宝马、穿名牌服饰，有大胸脯和有钱老爸，而且还拒绝和正式职员讲话呢。”“吓人哪。”潘戴尔断言。
然后又回到店里，玛塔需要和他一起查看过期的账单和还没收账的订单，好决定该向谁追讨，谁又可以再宽贷一个月。
“头痛好了吗？”他温柔地问，注意到她比平常更苍白。
“没事了。”玛塔躲在头发后面回答。
“电梯又停啦？”
“电梯已经永远不动了”——给他一个歪斜的微笑——“电梯已经正式公告停用了。”
“我很遗憾。”
“噢，拜托，别这样，电梯不动又不是你的错。谁是欧斯纳德？”
潘戴尔刹时心惊。欧斯纳德？欧斯纳德？他是个顾客啊，小姐。别到处嚷嚷他的名字！“干吗？”他说，完全冷静下来。
“他很邪恶。”
“我们的顾客不全都是？”他说，又戏谑地提起她对桥另一边那些人的偏爱。
“是没错，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她回答，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而欧斯纳德知道？”
“没错，欧斯纳德很邪恶。他叫你做的事，你千万别做。”
“可是他叫我做什么啊？”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会阻止他。拜托。”
她可能想加上一句“哈瑞”，他感觉到他的名字已在她扭曲的唇边成形。但是在铺子里，她很有骨气，从来不为他的诱惑所动，从来不让一个字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俩将永远联系在一起。每次他们看着彼此，就会从不同窗户看见相同的情景：
玛塔穿着撕裂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像还没收走的垃圾躺在贫民窟。三个被蔑称为“钉耙”的诺列加尊严军成员，轮流用一根该死的棒球棍夺取她的心和她的意念，从脸开始下手。潘戴尔低头看着她，另外两人把他的手扭到背后，他撕心裂肺地喊，先是恐惧，接着是愤怒，然后是恳求，求他们放她走。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强迫他看，因为教训反叛的女人是为了杀鸡儆猴，如果没有人在旁围观，又怎么能达到目的？
全弄错了，上尉。这位小姐穿反对运动的白衬衫，纯属巧合啊。
安静点吧，先生，那已经不是白色的了。
玛塔躺在迈基帮她找来的临时诊所的床上，浑身赤裸裸的，满是血和瘀伤。潘戴尔绝望地往医生手里塞钱，外加一再的保证，而迈基则在窗边守望。
“我们比这个要好。”玛塔透过血肉模糊的嘴唇与碎裂的牙齿说。
她的意思是：有一个更好的巴拿马。她说的是从桥另一端来的人。
第二天，迈基被捕了。
“我在想，要把运动休闲区改成会客厅，”潘戴尔告诉露伊莎，他还在下决心的过程当中，“弄个吧台。”
“哈瑞，我不知道你要吧台干吗，你那个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已经够热闹了。”
“想办法拉人进来啊，露，招徕更多顾客。朋友带朋友，大家喝得醉醺醺，觉得很放松，开始看新料子，订单就满满进账啰。”
“试衣间要放哪里？”她反驳。
好问题，潘戴尔想。就算安迪也无法回答。决定顺延。
“为了顾客，玛塔，”潘戴尔很有耐心地解释，“为了那些来吃你的三明治的人啊。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加倍增加，定做更多的西装。”
“希望我的三明治毒死他们。”
“到时候我帮谁做衣服呢？我想大概是你那些火爆脾气的学生朋友。全球第一场定制西服革命由P&B提供，真是太谢谢你了。”
“列宁也开劳斯莱斯啊，有何不可？”她毫不让步地顶嘴。
我从没问过他口袋的事，他想着，那晚他在店里留得很晚，在巴赫的旋律伴奏下裁剪一件晚宴外套。我也没问他裤脚折边或他喜欢的裤子宽度，没对他长篇阔论谈背带在湿热气候里的种种优点，特别是对那些腰线是我所谓“移动的盛宴”的绅士们而言。准备好这个理由，潘戴尔几乎要伸手拿起电话了，铃声却在此时响起——除了欧斯纳德来找他喝睡前酒，还会有谁呢？
他们在行政饭店镶饰着嵌板的摩登酒吧碰面。这家饭店是座洁白的塔形建筑，离潘戴尔的铺子只有一石之遥。一架巨型电视正播放篮球赛，观众是两个穿短裙的迷人女郎。潘戴尔和欧斯纳德没和她们坐在一起，而是头抵着头，在设计来让他们舒服靠坐的藤椅里身体前倾。“下定决心没？”欧斯纳德问。
“还没，安迪，应该说还在想。深思熟虑。”
“伦敦对这些消息很满意，他们想要做这笔生意。”
“嗯，这样很好，安迪，你一定好好吹捧了我一番。”
“他们希望你尽快开始活动，他们对缄默反抗运动很有兴趣。要参加者的名字、资金、和学生的关系。他们搞示威吗？还有方法和意图。”
“嗯，不错。是的，没错。”潘戴尔说。烦恼已经够多，他巴不得别再听到伟大的自由斗士迈基·阿布瑞萨斯和他的大财神爷拉菲·多明哥的下落。
“很高兴知道他们喜欢。”他有礼貌地说。
“我想你可能要盘问玛塔：学生活动的消息，教室里的炸弹工厂。”
“噢，不错，是的。”
“关系是建立在官方基础上，哈瑞，我也一样。签下你，报上去，付钱给你，教你一些把戏。我们想趁热打铁。”
“安迪，就像我说的，时间不是问题。我不是那种莽撞的人，我很深思熟虑。”
“他们把条件提高百分之十，帮你集中精神。要我算给你听吗？”
欧斯纳德无论如何都要算给他听，圈成杯形的手活像正用牙签剔牙。有多少是付现，有多少用来付你每个月的贷款，还有视产品质量支付的现金红利，全凭伦敦自由裁量，数目颇大的退职金。
“最多三年就可以退出江湖了。”他说。
“或者更早一些，如果我运气不错的话，安迪。”
“或者你聪明的话。”欧斯纳德说。
“哈瑞。”
已经过了一小时，但潘戴尔魂不守舍，无法回家，所以来到裁剪室，与他的晚宴外套和巴赫为伴。
“哈瑞。”
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床的时候，露伊莎呼唤他的声音。他们真的上床，而不只是手指舌头交缠，一面侧耳倾听她父母亲看完电影、开车回来的声音。他们赤裸裸躺在哈瑞在卡利多尼亚那间简陋阁楼公寓的床上。那时哈瑞白天替一个名叫阿尔托的很精明的叙利亚服装商人卖成衣，晚上则在公寓里做裁缝。他们的第一次努力并不太成功，两人都很害羞，也都很晚熟，有太多的家族幽灵让他们却步不前。
“哈瑞。”
“嗯，亲爱的。”对他们两人来说，“亲爱的”从来就不是能自然说出口的一句话。最初如此，现在亦然。
“布瑞斯维特先生给了你第一次机会，把你带回他家，供你读夜校，让你远离你那个邪恶的班尼叔叔。我支持他，不论他是不是还在世。”
“很高兴你这样想，亲爱的。”
“你应该纪念他，尊敬他。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时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一个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如何拯救一个小孤儿的命运。”
“露伊莎，在认识你父亲之前，布瑞斯维特先生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位有道德的人。”潘戴尔也热忱回复她。
而且我是真心的哪，露！潘戴尔在心中狂热地恳求她，一边在左袖肩上合拢剪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会成真，只要你编得够努力，只要你是为你所爱的人而编！
“我会告诉她。”随着巴赫的音乐把他托上真实无虚的完美境界，潘戴尔高声宣布。在自我放纵的恐怖瞬间，他认真思考过要抛开赖以安身立命的所有智谋箴言，对他的终身伴侣告解全部罪孽。或接近全部。最低门槛。
露伊莎，我有事要告诉你，老实说，会造成一点打击。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我也希望我做得更好，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更公平一点的话。根本词不达意，他想。除了为班尼叔叔所做的那一次，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告解过任何事。我该在哪里停止？她何时才会再相信我？相信任何事？惊恐的他在想像中描绘宣战晚会的情景。就像露伊莎的一堂“坚信耶稣”课，不过是穿着正式服装，所有用人都被赶出屋子，家庭成员手牵手围绕在桌边。露伊莎背挺得僵直，嘴抿着恐惧，因为丑恶的事实令她惊惧，比我犹有过之。上一次是马克招认在校门门柱上写脏话；再上一次是汉娜把一罐快干漆倒进水槽，作为对一个女佣的报复。
但今天是我们的哈瑞坐在电椅上，对他心爱的孩子们解释，爸爸在与妈妈的整个婚姻生活，以及孩子们长得够大、可以听他讲话的所有时间里，对于我们那位伟大的家庭英雄与模范人物——并不存在的布瑞斯维特先生（愿他的灵魂安息），吹了一些天花乱坠的牛皮。你们的父亲以及你的丈夫，非但不是布瑞斯维特先生最钟爱的儿子，而且还花了九百一十二个白天与黑夜，在女王陛下惩戒所里深造砌砖技术。
作好决定了。晚点儿再告诉你们，再晚一点。晚到像是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生。
潘戴尔猛地踩住他那辆四轮驱动越野车，离前面的车只有一尺之遥，等待后面那辆车撞上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生。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很纳闷。也许那辆车撞了我，我死了。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锁上铺子的。然后他记起先前剪裁那件晚宴外套，还把已完成的部分平放在工作台上仔细端详，他常常这么做：中途放下活计，大略地摆弄一下，俨然半个人形就出来了。
墨黑的雨点打在引擎盖上。一辆卡车打横在他前面五十码处，轮胎像两团牛屎滚落在路上。透过雨幕，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排排要去参战或想逃离战场的阻塞车辆。他打开收音机，但在电闪雷击中什么也听不见。雨打在热锡屋顶上。我永远在这里。被丢进大牢。在子宫里。坐困牢房。关掉引擎，关掉空调。等待。煎熬。大汗淋漓。又一阵雷击。躲在座椅下。
他大汗淋漓，和雨一样大。流水在脚下哗哗淌过，潘戴尔随波漂流，逆流或顺流。早已埋在六尺之下的全部往事，猛然袭来：他的人生，那个没删剪、没消毒、没有布瑞斯维特的版本，从降生的奇迹开始，到他在牢里与班尼叔叔的关系，直到十三年前的“绝无赎罪之日”，他在名义上已撤销的运河区，修葺整齐的白人草地上，对露伊莎创造了他自己，那时星条旗在她老爸的烤肉烟雾里飘扬，乐队演奏着希望与荣耀，黑人在铁丝网外张望。
他看见他拒绝回忆的孤儿院，以及他的班尼叔叔戴着汉堡帽，牵着他的手，带他离开。他以前没见过汉堡帽，而且他怀疑班尼叔叔是不是神。看见白教堂区湿漉漉的灰色铺路石在脚下颠簸，他推着满满一车摇摇晃晃的衣服，穿过喇叭乱响的车阵，到班尼叔叔的仓库去。他看见十二年之后的自己，其实还是同一个孩子，只是体型更大，入迷地站在同一座仓库的橘色烟柱里，一排排夏季连衣裙宛如殉道的修女，火焰吞噬着她们的双脚。
他看见班尼叔叔把手拢在嘴边大叫，“快跑，哈瑞小子，蠢蛋，你的想像力到哪儿去了？”同时伴随着铃响，以及班尼匆忙离开的杂沓脚步声。而他自己陷在流沙里，手脚都无法动弹。他看见蓝色制服朝他走来，抓住他，拖他进厢型车，那个和善的警察拿起空的石蜡罐，像任何一位高尚父亲一样微笑。“这会不会是你的，海密先生，或者只是碰巧在你手里呢？”
“我的脚动不了，”潘戴尔对那位和善的警察解释，“黏住了，像被钳子还是什么的夹住了。我应该要跑开的，可是我动不了。”
“别担心，孩子，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那个和善的警察说。
他看见瘦骨嶙峋的他在警局牢房里，脱得精光，站在砖墙边。夜晚又长又慢，蓝制服轮流进来揍他，和揍玛塔的情形一样，只是他们更谨慎，肚子里也装了更多啤酒。而那个和善的警察果真是高尚的父亲，催他们动手。直到水淹过他，他灭顶了。
雨停了。什么都没发生。车辆闪起亮光，每个人都很高兴可以回家了。潘戴尔累得要死，发动引擎，缓缓前行，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留意危险的残骸。开始微笑，听班尼叔叔的话。
“那是爆发啊，哈瑞小子，”班尼叔叔老泪纵横，低声说着，“欲望爆发啊。”
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探监，班尼叔叔绝不会和潘戴尔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看见侄子穿着口袋上缝了名字的褶皱粗布衣裳，聚精会神坐在他面前，每每令班尼叔叔充满罪恶感的心难以忍受——无论露丝婶婶让他带来多少奶酪蛋糕和书，也无论有多少次，班尼叔叔哽咽道谢，让潘戴尔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信心。他的意思是，别说。
是我自己的主意，警官……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那个仓库，警官……我很气我的班尼叔叔，因为他要我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又没给我薪水，警官……大人，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我很后悔，做了那么恶毒的事，让所有爱我、抚养我的人那么伤心，特别是我的班尼叔叔……
班尼很老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棵柳树般古老。他来自利沃夫35，潘戴尔一直到十岁都还认为利沃夫是自己的家乡。班尼的亲戚都是贫寒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或补鞋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载他们前往集中营的火车，让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犹太人村镇与城区以外的世界。但班尼叔叔则不然。当时的班尼是个怀抱大时代梦想、年轻伶俐的裁缝，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离开集中营，前往柏林，替德国军官做制服。虽然他真正的野心是投入吉利36门下学男高音，以及在翁布里亚37山上买幢别墅。
“纳粹国防军的服装是一流的，哈瑞小子。”信奉民主的班尼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衣服都是破衣服，不管质量如何。“你可以有上好的阿斯科特西装，质量最好的猎装和皮靴，但是都没法和我们国防军相提并论。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开始走下坡。”
班尼从德国起步，发展到伦敦东区的雷曼街，和家人一起创立血汗工厂，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力攻占成衣业，好让他可以到维也纳学歌剧。班尼已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40年代末期，大部分的犹太裁缝师都已高升到斯托克纽因顿或艾吉威尔，从事较高尚的职业。他们的地盘被印度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取代。班尼没有却步。不久，东区变成他的利沃夫，而艾弗林街也变成全欧洲最好的一条街。几年之后，在艾弗林街——容许潘戴尔知道的内情就只有这么多——班尼的哥哥雷昂和他的妻子瑞秋以及几个小孩，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这个雷昂，因为前面提到的那种“欲望爆发”，搞大了一个十八岁爱尔兰小女佣的肚子，生下杂种哈瑞。
潘戴尔开往永恒。疲累的双眼盯着前面污渍斑斑的红星星，尾随自己的过往。他几乎是在睡梦中笑了起来。班尼叔叔充满良心谴责的独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原音重现之际，他的决定早已被忘在一边了。
“瑞秋怎么会让你母亲进家门，我一直想不通。”班尼叔叔说，摇摇汉堡帽。“你不必引经据典，也看得出她是个好货。纯洁或美德都不是重点。她熟透了，是个即将转变成女人的蠢女孩。只要轻轻一推，她就跨过去了。都早有预兆了。”
“她叫什么名字？”潘戴尔问。
“雀莉，”他叔叔叹口气，活像垂死老人吐露毕生最后一个秘密，“我想是雀莉达的简称，虽然我从来没看过她的证件。她该叫特瑞莎或伯娜达特，或卡美尔，但她就是叫雀莉达。她爹是梅奥郡来的砖瓦匠。爱尔兰佬比我们还穷，所以我们有爱尔兰女佣。我们犹太人不认老，哈瑞小子，你父亲也不例外。我们的问题是不相信天堂。我们在上帝长长的走廊里站了许久，但是要进到上帝精雕细琢的大堂，还有得等。我们之中的确有些人怀疑这天是否真的会来临。”他身子前倾越过铁桌，捉住潘戴尔的手，“哈瑞，听我说，孩子，犹太人恳求人的宽恕，而不是上帝的宽恕。这让我们受尽煎熬，因为人是比上帝更难搞的骗子。哈瑞，我恳求你的宽恕。赎罪，我会在临终的床上得到的。原谅我，哈瑞，签下那张支票的人是你。”
潘戴尔会应允他要求的任何事，只要他愿意继续解释那场大爆发。
“是她的味道，你父亲告诉我。”班尼重拾话题，“他扯着头发，很懊悔。他坐在我面前，像你现在一样，只是没穿制服。‘为了她的味道，我毁了我神圣的理智。’他对我这么说。哈瑞，你父亲是个虔诚的人。‘她跪在壁炉前，我闻到她身上甜美的女人味，不是肥皂和刷洗的味道，班尼，是天生自然的女人。她的女人味征服了我。’如果瑞秋不是到南区码头参加犹太纯洁女儿会的庆典，你父亲就不会堕落了。”
“可是他的确堕落了。”潘戴尔提醒他。
“哈瑞，在天主教和犹太教罪孽交错的泪水里，在万福玛利亚和‘哦，不38’以及两边可能用到的所有祷词里，你父亲的确摘了禁果，我不能把这看成上帝的作为。但是你有犹太人的厚脸皮，也有爱尔兰人的伶牙俐齿，只要你能摆脱罪恶。”
“你怎么把我弄出孤儿院的？”潘戴尔追问道，几乎失声大叫起来，他太在乎了。
模糊的童年回忆里，在班尼救出他之前，隐约有幅图像，一个像露伊莎的黑发女子跪在地上，刷洗大得像游戏场的石板地；在一旁看顾的，是穿蓝袍的善心牧羊人39与羊的雕像。
潘戴尔开上通往家里的最后一段路，熟悉的房舍早已沉睡。雨水洗净星辰，一轮满月在他牢房的窗外。我又被关进来了，他想。监狱是你不想作决定时去的地方。
“哈瑞，我很威风哪。那些修女都是势利的法国人，她们以为我是个绅士。我一身光鲜，很称头的灰西装，你露丝婶婶替我选的领带，相配的袜子，圣詹姆斯的洛伯店里的手工皮鞋，我老是这样纵容自己。没摆架子，手垂在身旁，一点都看不出我的社会主义倾向。”在班尼诸多的成就中，有一项是热心支持工人运动，信仰人权。“‘修女’，我对她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会竭尽所能让小哈瑞过好日子。哈瑞是我们的荣宠。你们告诉我，哪里有睿智的人可以教他，我立刻让他穿上白衬衫去接受指导。我会付学费让他受教育，学校随你们挑，我保证。留声机里有最好的音乐，还有每个孤儿院孩子都会愿意拿眼睛来换的家庭生活。餐桌上有鲑鱼，高雅的对话，他自己睡觉的房间，羽毛床垫。’那时我已经成功在望，不再有破衣服，高尔夫球俱乐部和鞋子，以及翁布里亚的宫殿都近在咫尺。我们觉得我们在一周内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雀莉在哪儿？”
“走了，哈瑞小子，走了。”班尼说，压低声音以凸显悲剧性。“你母亲逃出监狱了。谁能怪她呢？梅奥郡的姑妈捎来一封信，说她可怜悲伤的雀莉搞砸了修女给她洗刷罪孽的各种机会。”
“我父亲呢？”
班尼又陷入绝望。“在土里，孩子。”他说，抹掉涌出的泪水，“你父亲，我哥哥。我让你做了这样的事，也该有相同的下场。在我看来，他是羞愧而死。每次到这里看你，我也几乎要羞愧而死。是那些夏季罩衫害了我。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秋天里有五百件没卖掉的夏季罩衫。而且每过一天，保险政策的邪恶诱惑就更深一重。我是卖身的奴隶，这就是我，哈瑞，更糟的是，我还让你替我拿火把。”
“我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潘戴尔告诉他，让他打起精神来，“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裁剪师，等着瞧吧。”还给他看一长段牢服布片，那是他从库存里讨的，裁剪来好量尺寸。
下次来访时，心怀罪恶感的班尼送了潘戴尔一个锡制的圣母塑像，他说这会让他想起在利沃夫的童年，偷偷跑出犹太区看异教徒祷告的情景。
明天，他想。我明天会告诉她。
“哈瑞，是你吗？”
迈基·阿布瑞萨斯，学生心目中伟大的地下革命斗士与秘密英雄，在凌晨两点五十分酩酊大醉，指天立誓要杀了自己，因为他老婆把他赶出去。
“你在哪里？”潘戴尔说，在黑暗里露出微笑。尽管迈基惹了这么多麻烦，仍然是他终生的牢友。
“哪里都不在。我是个无赖。”
“迈基。”
“什么？”
“安娜在哪里？”
安娜是迈基强势的情人，一个坚强务实的女人，似乎很能接受迈基的现状。她是玛塔在科迪雷拉小时候的朋友，玛塔介绍他们认识的。
“嗨，哈瑞。”安娜愉快地说，潘戴尔也愉快地说了声“嗨”。
“安娜，他喝了多少？”
“我不知道。他说他和拉菲·多明哥去赌场，喝些伏特加，输了些钱。或许喝了些可乐，他忘了。他浑身冒汗，我要打电话给医生吗？”
潘戴尔还来不及回答，迈基就接过电话。
“哈瑞，我爱你。”
“我知道，迈基，我很感激，我也很爱你。”
“你押了那匹马了吗？”
“我押了，迈基，是的，我必须告诉你，我押了。”
“对不起，哈瑞，好吗？对不起。”
“没问题，迈基，没什么，不是每匹好马都会赢的。”
“我爱你，哈瑞。你是我的好朋友，听到没？”
“那你就不必自杀，对不对，迈基，”潘戴尔和蔼地说，“你有安娜和一个好朋友啊。”
“哈瑞，你知道我们要干吗？弄个周末聚会，你，我，安娜，玛塔，去钓鱼。干！”
“好好睡一觉吧，迈基。”潘戴尔语气坚定，“明天早上你来试穿，吃块三明治，我们好好聊一下，好吗？好了。”
“是谁？”挂掉电话时露伊莎问。
“迈基，他老婆又把他锁在房子外面啦。”
“为什么？”
“因为她和拉菲·多明哥搞婚外情。”潘戴尔说，奋力抗拒生活无可避免的逻辑。
“他干吗不一拳打烂她的嘴？”
“谁？”潘戴尔愚蠢地问道。
“他老婆啊，哈瑞，不然你以为是谁？”
“他累了，”潘戴尔说，“诺列加已经把他折磨得全无精神了。”
汉娜爬上床，接着是马克，以及他好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的泰迪熊。
已经是明天了，所以他告诉她。
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信任，他告诉她，等她安稳回到睡梦中之后。
为了在你摇摇欲坠时支撑你。
为了让你有真正的肩膀可以倚靠，而不是只靠我。
为了让我更够格匹配那位脾气暴躁的运河人的女儿。她偶尔口不择言，受到威胁时就拔枪相向。在她母亲提醒了二十年，要加快脚步才能像艾米莉一样嫁掉之后，她仍然忘了要加快脚步。
她认为自己太丑又太高，但周围的人却都像艾米莉一样，体型适中，魅力十足。
而且就算再过一百万年，就算在她最脆弱、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就算出于对艾米莉的怨恨，她也不会为了他，放火烧掉班尼叔叔的仓库，更别说先从那些夏季罩衫烧起了。
潘戴尔坐在安乐椅里，拉起被单，盖住自己，把他的床留给纯净的心灵。
“我会出去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到店里时，他告诉玛塔，“你得看铺子。”
“你十一点约了玻利维亚大使。”
“推掉他。我得见你。”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直到此刻之前，他们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在芒果树下野餐，看着鹰、鱼鹰和秃鹰在炽热微风中懒洋洋地盘旋，以及宛如潘乔·维拉40最后一支军队的白马骑士。或者他们会拖着充气的橡皮艇滑过水田，露伊莎快乐得不得了，穿着短裤演起《非洲皇后》41里的凯瑟林·赫本，与潘戴尔的亨弗利·鲍嘉有对手戏。马克哀求他们小心点，汉娜却说马克大惊小怪。
或者他们会开越野车，沿尘烟四起的黄色泥土路直开到森林边缘才停下。为了让孩子们高兴，潘戴尔会露一手班尼叔叔的绝望痛哭，假装他们迷路了。他们是迷路了，直到磨坊的银塔从棕榈树里探出身，就在他们前方五十码处。
或者他们会一起收割，并肩坐在庞大的收割机上，连枷悬在前面，打下稻谷，惊起一团团小虫子。黏答答的热气压在沉重低矮的天空下，平坦如桌的田野没入红树林湿地。红树林湿地没入海洋。
但今天，伟大的决定者踏上孤独之径，眼前所见皆令他烦心，尽是不祥之兆：美国军火供应站的“我恨你”铁丝网，让他想起露伊莎的父亲；写着“耶稣是主”的谴责标语；每个山脚下群集的游民纸板屋：随时有可能哪，我会加入你们。
贫苦的景象之后，是潘戴尔短暂童年失落的天堂。来自欧可汉普顿假日学校的德文郡红土，构成这片绵延的土地。英国牛从香蕉丛里瞪着他看，连录音机里播放的海顿也无法让他摆脱忧伤。开进农场车道，他只想知道，他叫安吉把这些该死的坑坑洞洞补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看见安吉穿着灰白马靴、戴草帽、系金项链出现在面前，只让他更加怒火中烧。他们开到邻居那边那家迈阿密来的公司挖沟切断潘戴尔河流水源的地点。
“你知道吗，哈瑞，我的朋友？”
“什么？”
“法官的做法真是不道德。在巴拿马，我们贿赂一个人，就指望他忠心不二。你知道我们还指望什么吗，我的朋友？”
“不知道。”
“我们希望在商言商，哈瑞。不要追加款项，不要施压，不要抱怨。我说那家伙是反社会分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潘戴尔说。
安吉满意地耸耸肩，像个最爱坏消息的人。
“哈瑞，你想听我的意见？直话直说？以朋友的身份？”
他们已经到了河边。在对岸，邻居的那个走狗刻意漠视潘戴尔的存在。那条沟变成了一条运河。在更下游的地方，河床已经干涸了。
“我的意见，哈瑞，谈判，减少你的损失，达成协议。你要我摸清这些家伙的底细？开始和他们对话？”
“不要。”
“那就去找你的银行。拉蒙是个强悍的家伙，他会去替你谈。”
“你怎么会认识拉蒙？”
“每个人都知道拉蒙。听着，我不只是你的经理好吗？我是你的朋友。”
但是潘戴尔没有朋友，除了玛塔和迈基。或许还有住在离海岸十英里处，等着他带象棋去的查理·布鲁斯纳先生。
“布鲁斯纳喜欢钢琴？”很久很久以前，潘戴尔问过还活着的班尼。他们站在蒂尔伯里雨水淋沥的码头边，审视锈蚀的货船。那艘船将带着他，从下一阶段的生命困境中解放出来。“一样，哈瑞小子，他欠我。”班尼回答，在雨中添上新泪，“查理·布鲁斯纳是巴拿马的服装之王，如果班尼没帮他保住服装，就像你替我做的，他就不会有今天。”
“你也替他烧掉他的夏季罩衫？”
“更糟，哈瑞小子。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彼此拥抱。潘戴尔落泪，但并不确定为什么，因为他快步走上跳板时，心中只想到：我脱身了，我永远不再回来。
布鲁斯纳这个人就像班尼说的那么好。潘戴尔刚一脚踏上巴拿马的土地，就有一辆司机驾驶的栗红色奔驰，把他从卡利多尼亚的寒酸住处载到布鲁斯纳气势恢宏的别墅。别墅坐落在修葺整齐的自家庄园上，俯瞰太平洋，铺着瓷砖的地板，装空调的马厩，诺尔德42的画作，多所名头响亮、实则不存在的北美大学所颁发的色彩精美的荣誉证书，任命布鲁斯纳为他们尊敬的教授、博士、董事等。还有一架从犹太区来的直立式钢琴。
不到几个星期，在潘戴尔自己看来，他俨然已是布鲁斯纳先生疼爱的儿子，在那群体力充沛、喧闹不休的子女儿孙，稳重的姑妈和矮胖的叔叔们，以及穿淡绿色罩袍的仆人之间，获得合乎情理的地位。在家庭节庆或礼圣时，潘戴尔歌唱得很糟，但没人在意。在自家的高尔夫球场上，他打球打得很差劲，也不必费事道歉。他在海滩上和孩子们戏水，开家里的老爷车飞快越过黑沙丘。他耍弄那些笨狗，拿掉落的芒果砸它们，看着一队队鹈鹕摇摇晃晃划过海面，心中深信不疑：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财富、九重葛、千百种不同的花草树木，以及他们的崇高地位，全都闪闪发光，掩盖了班尼叔叔在布鲁斯纳先生奋斗的时日里，所期待的任何小小火焰。
布鲁纳斯先生的仁慈并不止于家里，因为潘戴尔跨出定制西服的第一步时，就是布鲁斯纳有限公司在位于利隆的庞大纺织仓库里，让他赊六个月的账；而且布鲁斯纳的保证替他带来第一批客人，为他打开创业之门。潘戴尔想去谢谢这位小个头、满脸皱纹、浑身发光的布鲁斯纳先生，对方却只是摇摇头说，“谢谢你班尼叔叔吧。”又加上惯常的一句叮咛，“给自己找个犹太好女孩吧，哈瑞，别离开我们。”
即使潘戴尔娶了露伊莎，他拜访布鲁斯纳先生的次数也没有减少，只是必须偷偷摸摸。布鲁斯纳的家变成他的秘密天堂，一个只容他独自造访，而且还得找借口的圣地。而布鲁斯纳先生也礼尚往来，宁可忘记露伊莎的存在。
“我的现金周转有点问题，布鲁斯纳先生。”潘戴尔坦诚说。他们坐在北游廊下棋。海岬的两侧都有游廊，让布鲁斯纳先生随时可以避开风。
“稻米农庄的周转？”布鲁斯纳先生问。
他小小的下巴不笑时像块石头，现在他就没笑。苍老的眼睛常常昏昏欲睡。此时又睡着了。
“还有店里的。”潘戴尔说，脸颊泛红。
“哈瑞，你把铺子抵押，拿资金去挹注农庄？”
“可以这么说，布鲁斯纳先生，”他想耍幽默，“所以啦，我正在找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布鲁斯纳先生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思考，不论是下棋或有人问他要钱。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思考，看起来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潘戴尔记起那些老囚犯，他们也是这样。
“是脑袋坏掉，还是百万富翁，都一样，”布鲁斯纳先生终于开口，“哈瑞小子，这是定律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
他开车去找她，很紧张，他一向如此。走七月四日大道，这条路曾经是运河区的界线。左边低，是海湾；右边高，是安孔丘。左右之间是重建的科利罗区，中间夹杂一片片太过翠绿的草地，标着“指挥部”的所在位置。几栋拼拼凑凑盖起来的大楼看来徒有其表，全漆着浅色的条纹。玛塔住在中间那一栋。他小心翼翼爬上污秽的楼梯，想起上回来的时候，被人从黑漆漆的头顶上方尿了一身，整栋楼响起监狱似的嘘声和狂野笑声。
“欢迎。”她庄重地说，替他打开门锁，四道锁。
他们躺在他们向来躺的床上，衣衫整齐，离得远远的，玛塔小小干燥的手指缠在潘戴尔手掌里。这里没有椅子，地板非常狭小。整间公寓只有一个窄小房间用咖啡色帘幕隔开：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一个可以煮饭的地方，和这个可以躺的地方。潘戴尔左耳边有个玻璃盒，塞满玛塔妈妈留下的瓷偶动物；在他穿着袜子的脚边有只三英尺高的陶虎，是她父亲送给她母亲的结婚二十五周年礼物，就在他们被炸得粉碎的前三天。如果那天晚上玛塔陪她爸妈去看已出嫁的姐姐，而不是躺在床上修护她不成形的脸和被揍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她也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她姐姐住在首先遭受攻击的那条街上。然而今天你已经找不到那条街，就像找不到玛塔的双亲、姐姐、姐夫、六个月大的外甥，或他们那只名叫海明威的猫。尸体，瓦砾，整条街，都已经遭官方遗忘。
“我希望你搬回原来的地方。”他对她说，像往常那样。
“不行。”
不行，因为她爸妈以前就住在这栋楼盖起来的地方。
不行，因为这是她的巴拿马。
不行，因为她的心与往生者同在。
他们谈得不多，宁可默默怀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为人知的恐怖历史：
一名年轻、充满理想、美丽的女雇员参加反暴政的公众示威。她抵达工作地点时害怕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晚上，她的老板答应载她回家，目的毋庸置疑是想成为她的情人，因为在最近这几个星期的紧张气氛里，他们觉得越来越难抗拒彼此。梦想有个更美好的巴拿马，就像梦想和某人共享生活一样。就连玛塔也同意，老美惹出来的乱子，只有老美能治，而且老美必得快点行动。途中被“钉耙”的路障挡下来，他们想知道玛塔为什么穿白衬衫，因为那是反诺列加的象征。得不到满意的解释，他们毁了她的脸。潘戴尔把血流不止的玛塔放在车子的后座，惊慌失措地开往大学——当时迈基也还是学生，奇迹似的在图书馆找到他，而迈基是潘戴尔惟一想得到的安全人物。迈基认识一位医生，打电话给他，威胁，利诱。迈基开潘戴尔的越野车，潘戴尔坐在后座，玛塔头部的血淌满他的膝盖，湿透他的长裤，也永远弄脏了家庭座位的装饰。医生草草敷衍，潘戴尔通知玛塔的父母，给钱，在店里洗澡换衣服，搭出租车回家找露伊莎。因为罪恶感与恐惧，整整三天，潘戴尔不敢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宁可编了荒唐的故事，告诉她说有个白痴驾车侧撞到越野车。完全报销了，露，得换辆新的，我已经和卖保险的小子谈过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直到第五天，他才找到勇气，懊悔地解释说，玛塔卷进学生暴动里，露，脸部重伤，需要长期修护，我答应等她复原之后让她回来。
“喔。”露伊莎说。
“迈基被关了。”他没头没尾地说，隐而不提是那个胆小鬼医生告发他的，而且他也会告发潘戴尔，只要他知道潘戴尔的名字。
“喔。”露伊莎说第二次。
“只有当情感介入，理智才会发挥功用。”玛塔这么宣称。她握住潘戴尔的手指，放到唇边，逐一亲吻。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读到的，你好像对某些事情很迷惑，我想这句话或许派得上用场。”
“理智照说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他反驳。
“除非有感情介入，否则就没有逻辑可言。你想做某件事，所以你就做了，那是逻辑。你想做某件事，却没做，那就是理智崩溃了。”
“我想这倒是真的，是吧？”潘戴尔说。他不相信任何抽象概念，除非是他自己的。
“我必须说，那些书教你不少术语，呃，对吧？你听起来像个中规中矩的小教授，可是你连考试都没去呢。”
她从不逼他，这也是他不怕来找她的原因。她似乎知道，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说实话，只是客客气气地全放在心里。他告诉她的寥寥数语，因而显得格外宝贵，对他俩都是。
“欧斯纳德怎么啦？”她问。
“他该怎么啦？”
“为什么他觉得他拥有你？”
“他知道一些事。”潘戴尔回答。
“你的事？”
“对。”
“我知道吗？”
“我不这么认为。”
“是不好的事吗？”
“对。”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会帮你，不论是什么事。你要我杀了他，我就会杀他，然后去坐牢。”
“为了另一个巴拿马？”
“为了你。”
拉蒙·卢尔德在旧城的一家赌场有股份，他喜欢去那里轻松一下。他们占据一张华丽的丝绒长椅，低头可以看见光着肩膀的女人和眼睛泡肿的庄家，坐在空荡荡的轮盘桌旁。
“我打算偿清债务，拉蒙，”潘戴尔告诉他，“本金，利息，地皮。我要把账一笔勾销。”
“拿什么还？”
“这样说吧，我碰上一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了。”
拉蒙用吸管啜了些柠檬汁。
“拉蒙，我要买下你的农场。那块地太小，赚不了钱。你到那里去不是为了务农，只是为了揩我的油。”
拉蒙在镜子里仔细端详自己，对于眼前所见，他不为所动。
“你在别的地方还做其他生意吗？一些我不知道的勾当？”
“我还真希望我有，拉蒙。”
“非法的勾当？”
“非法的也没有，拉蒙。”
“因为如果你有，我就要分一杯羹。我借你钱，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生意是什么，这才道德，才公平。”
“拉蒙，坦白说，我今天晚上没有心情谈道德。”
拉蒙想了想，这似乎让他很不快乐。
“你既然碰到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那么你付我每英亩三千块。”他说，提出另一条永不改变的道德律。
潘戴尔杀价杀到两千，然后回家。
汉娜发烧了。
马克在乒乓球比赛中进入前三名。
洗衣服的女佣又怀孕了。
擦地板的抱怨园丁勾引她。
园丁坚称，他已经七十岁，有权利勾引任何他想追的女人。
圣人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已经从东京返家。
第二天早上进到铺子里，哈瑞·潘戴尔阴沉沉地检阅他的部队。从印第安完工好手开始，到意大利长裤裁制师，中国外套缝纫师，最后是艾斯马拉达太太。这位红发老太太整天不做别的事，从日出到日落，只缝背心，而且还心满意足得很。身为伟大的指挥官，在战役前夕，他对每个人好言打气，只是打的是潘戴尔自己的气，因为他的部队一点都不需要。今天是发薪日，他们心情大好。潘戴尔把自己锁在裁剪室里，打开两公尺长的棕色纸摊在桌上，把打开的笔记本丢到木架上，随着阿尔弗雷德·德勒43的哀悼旋律，慎重开始裁剪安德鲁·欧斯纳德两套羊驼呢西装的第一套轮廓，由前萨维尔路老字号、皇室御用裁缝师、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先生有限公司承制。
剪刀起落，“务实任事的成熟男人”、“审时度势的伟大裁量者”与“冷静评估形势的评估者”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