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让我急忙跳出来保护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我书中描述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公署，因为我从未踏进里面一步。该处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我所描述的那样，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们，也没跟任何人交谈过。两年前我遇见过高级专员，一同在诺佛克饭店阳台上喝过姜汁啤酒，就这样而已。他不管在外表或其他方面，一点也不像我描述的波特·科尔里奇。至于可怜的桑迪·伍德罗嘛，就算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真有所谓的办事处，其主任必定是尽忠职守、堂堂正正的人，从来没有对同事的配偶动过歪脑筋，也从来没有销毁过碍事的文件。可惜办事处并不存在。在内罗毕的办事处和很多其他英国驻外单位一样，早已消失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这个年代律师当道，我必须在此特别厘清，因为书中人物、单位或企业纯属虚构，感谢上帝，完全没有根据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或单位，不论是伍德罗、佩莱格里、兰兹贝利、克里科、柯蒂斯以及可怕的三蜂之家或简写为KVH的凯儒·维达·哈德森，都没有事实根据。惟一例外的是绿洲旅舍的大好人沃尔夫冈，因为所有登门拜访的人都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创造出一个虚构人物来取代他未免也太荒谬了。在沃尔夫冈同意之下，我借用了他的大名和讲话口气。

没有所谓岱魄拉瑟的药物，以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我不知道什么治疗结核病的神药最近在非洲或其他地方上市，或是即将上市，以免自己不幸在法院或其他更糟糕的地方度过余生，只不过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说。然而我可以告诉读者，在我探索制药丛林的过程中，越来越能明了到我的故事与真实状况比较起来，祥和得有如度假胜地的风景明信片。

换个快乐一点的口气来说，我想诚挚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以及愿意让我提及他们姓名的人，同时也要感谢其他帮助过我却有好理由希望隐姓埋名的人。

特德·扬尼，以真情长期观察非洲状况，是他最先对我悄悄说起制药公司的做法，后来也纠正我文章里数个谬误之处。

戴维·米勒医生对非洲与第三世界经验丰富，是他最早向我建议以结核病为主题，告诉我制药公司以重金和精妙的宣传活动诱惑医学界，让我大开眼界。

彼得·戈费雷福塞特医生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药学院的资深讲师，他在我动笔前和写作期间提供我宝贵的专家意见。

阿瑟·乔治根多才多艺，是我已逝发行人杰克的儿子。他曾在莫斯科和东欧的制药公司工作过，把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事迹转述给我听。杰克仁慈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日内瓦的无国界医生成员丹尼尔·伯曼向我作过简介，在米其林旅行指南中能得到三颗星的评价：不虚此行。

请勿将德国比勒弗尔德的德国卫生医药促进组织（BUKO Pharma-Kampagne）与本书中的希波混为一谈。BUKO是独资的单位，人手不足，成员思路清晰，资历丰富，极力暴露出制药业的不法行径，特别将焦点摆在制药公司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上。如果你有意慷慨解囊，请寄给他们一些钱，帮助他们继续努力。由于医学观点持续受到大制药厂以阴险、按部就班的方式污染，BUKO的生存与否更具重要性。BUKO不仅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其实还鼓励我赞扬负责任的制药公司。基于爱护BUKO之心，我有意尽量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可惜本书主旨并不在此。

保罗·海科克医生是国际制药业的老将，托尼·艾伦是非洲老将，也是制药公司顾问，具有善心与洞察力，他们两人从不吝于惠赐高见、知识与好心情，尽管我对他们的职业大加抨击，他们仍能保持风度。热心好客的彼得更是如此，他谦虚地不希望抛头露面。

我也获得联合国几位一流人士的协助。他们对我想做的事是什么，一点也没有概念。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不要指出他们的姓名应该比较妥当。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也决定不列出慷慨协助我的肯尼亚人。在我写作的同时，约翰·凯泽的死讯刚传来。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神父，过去三十六年服务于肯尼亚。他的遗体于内罗毕西北方五十英里的奈瓦霞被发现，头部中弹，附近有把霰弹枪。凯泽先生长年以高分贝批评肯尼亚政府的人权政策，或者是批评其人权政策付之阙如。此类意外很有可能再度发生。第十八章描写了拉若所受到的迫害，我综合了几桩个案，特别是在北美洲，资历显赫的医学研究人员大胆站出来反对制药界的散财大师，辛勤研究的结果遭到抹黑迫害。这些事件无关他们碍眼的发现是否正确，重点是在个人良心与企业贪婪起了正面冲突；重点是医生具有基本权利，能在不受金钱左右的情况下发表医学观点；重点是医生在开药方治疗病人时，有职责告知他们相信其中具有的风险。

最后，如果读者有机会来到厄尔巴岛，千万别错过我借来当做特莎和她祖先的美丽祖产。这个地方称为La Chiusa di Magazzini，属于福雷斯家族的财产。福雷斯家族以自家果园酿造红酒、白酒、玫瑰红酒以及烈酒，也从自家的橄榄园生产出精纯的橄榄油。他们家族有几间小屋可以出租。他们甚至也有一间油房，希望解开人生大谜题的读者可以在此寻求暂时与世隔绝的感受。

约翰·勒卡雷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