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人摆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我也来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吧。你们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县衙门里，我可只能回答一句：反正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我们这个县即使称不得模范县，可是绅粮们给县衙门送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类的金字大匾在闪闪发光，我们的县太爷即使算不得清官，也还没有因为劣迹昭著而撤职查办。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哪里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呢？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这个衙门过日子的，虽说吃得不很饱，可是也没有哪一个饿死，甚至还能得闲到这里来坐冷板凳，喝冷茶，摆龙门阵，这也可算是乱世中的桃源生活了。即使在我们县衙门里，眼见发生过什么三长两短的事，也应该强打起精神来做一个惩恶扬善的君子才对头嘛。总之，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这一点是非得赶紧发个声明不可的。——巴陵野老诚惶诚恐地发表了他的严正声明，才开始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巴陵野老在我们这个冷板凳会里假如不是最老的老人，总可以在敬老会上坐第二把交椅。已经无法说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因为他的头发已经经历过由黑到花白、到全白、到完全脱落的过程。但是也不能说他是一个龙钟老人。头发是没有了，可是在那发光的头顶上还泛着微红；在白眉毛的下面还眨巴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脸是清瘦的，但是还红光满面。他那一口洁白坚实的牙齿，使他没有一般老人那样牙齿脱落、两颊凹陷的老态。他的身体也还可以叫做结实，长年四季没有见他背过药罐，甚至伤风咳嗽也很少见。问起他的年纪来，他是最不愿意回答的。人家问他：“你大概到了花甲之年了吧？”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差不多。”六十岁对于他似乎是一个很忌讳的年龄，因为这是勒令退休的年龄，而“勒令退休”，就意味着敲碎饭碗，这隔“转死沟壑”也就不远了。所以有人揭他的底，说他已接近“古来稀”的高龄了，我们都竭力替他辩解：“嗐，人家连六十大寿还没有办过呢，怎么说快七十了呢？绝对没有！虽说他的头发光了，你看他那牙齿，你看他那精神，你看他吃饭喝酒的劲头，即便是五十岁的人，能比得过他吗？”

　　正因为这样，他在我们这个衙门里算第一个奉公唯谨的人，不论有事无事，准时上班下班，风雨无阻。能够不说的话，他绝不开口；能够不出头的事，他绝不出头。他惯常劝导我们这些有点火气、喜欢发点牢骚的科员：“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总因强出头。”他就是这样终年累月，在他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那张旧办公桌前捏着他那支秃笔，默默地和无情的岁月拼命，等待那个戴着上面写有“你又来了”几个大字的高尖尖帽子的无常二爷，有一天带着铁链来套上他，向鬼门关走去。

　　但是，自从他参加了我们的冷板凳会以后，似乎在他的身上召唤回青春的活力，变成一个老少年了。如同上班一样，他每会必到，风雨无阻。听到大家摆一些有趣味的龙门阵时，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喝了陈年老窖大曲酒一样，摇头晃脑，用手击节赞赏说：“这真是可以消永夜，可以延年寿啊——”把尾声拉得老长老长的。现在，他拈着了阄，不等别人催促，就自告奋勇地摆一个龙门阵。他摆起来了。

　　我先摆一个“引子”，我摆的正文就是从这个“引子”引出来的。

　　我不想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县衙门已经改名叫县政府，大堂上坐的已经不是知事大老爷，而是县长了。但是老百姓还是照老习惯，叫那里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县衙门，还是在屁股挨打的时候，对坐在大堂上的县长叫：“大老爷，冤枉呀！”我看这些县长，和我们过去见过的县太爷也差不多。有胖胖的，有瘦瘦的，有马脸的，有牛头的，有鹰鼻的，有猴腮的，有猪拱嘴的，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而且都在挂着“光明正大”金匾的大堂上坐着，对堂下惶恐跪着的老百姓吆喝，发威风，打板子；一样在后花园的客厅里和“说客”斤斤计较，数银元，称金条。当然，也总是一样坐不长久，多则一年，少则三月，就囊括席卷，扫地以尽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官限”已经到了，新的老爷已经动身，就要上任来了。你看各机关、法团、士绅、商贾以及像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科员，一面在忙着给就要卸任的老爷送万民伞、立德政碑；一面又在河坝码头边搭彩棚、铺红垫，锣鼓、鞭炮也齐备了，准备迎接新上任的县大老爷了。

　　这一回来的县大老爷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反正拿着有省政府大红官印的县长委任状，就算数。我们这个县在江边，通轮船，每次县大老爷到任都是坐轮船来的。

　　“呜——”，轮船的汽笛叫了，打了慢车，停在河心。因为没有囤船可靠，只好派几条跑得飞快的木舢板船靠上轮船边去迎接。舢板靠好，新来的老爷和他的家眷，还有绝不可少的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等等随从人员，一齐下船。

　　“扑通！”出了事了。不知道是这位新来的老爷年事已高呢，还是看着岸上人头攒挤，披红戴绿，锣鼓齐鸣，鞭炮响连天，因而过于兴奋了，在他老人家从轮船舷梯跨到不住颠簸着的舢板船上时，踩虚了脚，于是，“扑通”一声，掉进大江里，而且卷进轮船肚子下的恶浪里去，无影无踪了。

　　事出意外，这怎么办？照说应该下船给落水的新老爷办丧事才对。但是，那跟来的会计主任却机灵得很。他当机立断，马上在船上和跟老爷来的太太以及秘书师爷研究了一下，拿出办法来。于是，太太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把老爷的委任状拿出来交给会计主任，会计主任又把委任状转给秘书师爷拿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仍旧那么沉着地、兴高采烈地以秘书师爷带头，太太抱着一个小娃娃紧跟着，后面是会计主任以及跟班，鱼贯地下到舢板船上，划向挤着欢迎人群的码头边，上了岸了。

　　到了欢迎彩棚里，秘书师爷把委任状亮出来给卸任县太爷以及地方机关、法团的首脑和绅粮们过目，并且自我介绍起来：“鄙人就是王家宾。”——王家宾就是写在那张委任状上的新县长的名字。于是大家和新来的老爷或者拱手，或者握手，表示恭喜，敬扫尘酒，然后就坐上四人抬的大轿，推推涌涌，到县衙门里接事去了。

　　有人问：“刚才下船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了？”

　　会计主任以不当一回事的神气马上回答：“哦，刚才下船的时候，我们带的一个跟班，抢先下船，不幸落水淹死了。”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跟班落水了，这当然是无关大局的。于是新来的王家宾大老爷照常上任；在机关、士绅的欢迎会上照常发表自己的施政演说；在后衙门照常安排好自己的家眷，晚上安歇了；并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坐上大堂，问案子，照常打老百姓的板子；照常克扣公款，敲诈勒索，刮起地皮来。

　　只有一点不大照常，就是这位新来的王大老爷刮起地皮来特别的狠毒，硬是像饿虎下山，饥不择食，什么钱都要，什么人的钱都要，简直不顾自己的官声，不想要万民伞，不想立德政碑，只想几个月之后，卷起鼓鼓的宦囊，逃之夭夭了。这个“不照常”，就引起地方的大绅粮户以及专门干“包打听”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们的注意。不到三个月，在衙门内外，离奇的谣言像长了翅膀，到处传开了。起初是唧唧喳喳的，慢慢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还伴随着一些有损新老爷官声的议论，以至于在衙门口竟然发现有入暗地里贴出了“快邮代电”这样的传单来。

　　那“快邮代电”上说，这一切都是那个会计主任导演的一场把戏，那个落水的才是真的县长。是会计主任当机立断，叫秘书师爷取而代之，和太太做成真夫妻，冒充王家宾正牌老爷，大摇大摆地上任的。而且说会计主任这么安排，这位太太不能不立刻答应认一个野老公，都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为什么会计主任要导演这么一场把戏呢？这就要从成都省上卖官鬻爵的内幕讲起。

　　你们去过成都吗？那里有一个少城公园，少城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社。在那里有一块颇大的空坝子，都盖着凉棚，面临绿水涟漪，是个好的风景去处。凉棚下摆满茶桌和竹椅，密密麻麻坐满喝茶的茶客，热闹得很。到处听到互相打招呼、寒暄问好的声音，到处是茶倌放下铜茶盘叫着“开水”的声音。这是一个普通的茶座，那些做小生意的，当教员的等等小市民们，就在这里来谋事、说合、讲交情、做买卖、吵架、扯皮，参加“六腊之战”，“吃讲茶”。

　　但是还有一处更好的别有风光的僻静去处，叫做“绿荫阁”的，在那里凉棚高搭，藤萝满架，曲栏幽径尽头，便是茅亭水榭，临湖小轩。在那拐弯抹角、花枝掩映的地方，都摆着茶桌和躺椅，既可以悠闲地喝杭州龙井、苏州香片、六安毛尖，还可以叫来可口的甜食点心、时鲜瓜果，真可算是洞天福地了。在这里商量买卖，研究机密，揭人隐私，搞阴谋诡计，都是很理想的地方，当然也是公开卖官鬻爵的好地方了。

　　据说在那里，无论是县长、局长、处长、科长、校长、院长之类的大小缺额官位，现放着的，哪管你是阿猫阿狗、牛头马面、土匪强盗，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来给你穿针引线，讨价还价。价钱也是各不相同的，有肥缺和瘦缺之分，有长做和短做的不同。比如当个县太爷吧，因地方不同，价格出入就很大。人口繁密、交通方便、物产丰饶的县和那些贫苦偏僻、人烟稀少的县就分着不同等级和时价。清水衙门的中学校长和一沾就是满身流油的税务局长就相差很大。当官的时间也有长短不同，多则一年，少则三月。能买到两三年的官，既除开要多出钱之外，还要和党政当局有些瓜葛才行了。比方说一个县长的肥缺，卖给你一年，不管你去做“父母官”做得多受子民的欢迎，也是不行的，到时候就得交差走路。相反的，如果时限没到，无论你刮地皮刮得多么狠毒，搞得如何怨声载道，你还是可以放心地刮下去，不要担心会提前撤职的。因为在买官的时候，有约在先，给够了买价的嘛。至于你到了任，你刮得多，刮得少；刮得巧，刮得拙；官声美，官声恶；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因此，不管是谁，哪怕是阿猫阿狗，一上任就拼命地刮、刮、刮，则是无一例外的。不然花钱去买官来当，为的什么？难道如今的世道还有谁真发了疯，想去得个宵衣旰食、爱民如子的“清官”空名声吗？

　　有的政客，官瘾很大，也自以为有一套做官的办法，又具备着做官的资历，但是“宦囊羞涩”，没有钱，怎么办？有办法，找山西钱庄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山西的钱庄没有？据说那是最会做生意买卖的山西商人开的，就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这种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放高利贷，开设当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卖地产，承办汇款，发行像钞票一样管用的银票。凡是能够赚钱的事，他们就削尖脑袋，拼命去钻，于是就看中买卖官职这项生意了。当然，这些商人不懂“政治”，自己去当官，总是玄得很，怕蚀本。因此，他们就派人到少城公园绿荫阁，找那些卖官的引线人办交涉，买下一批各种候补官员的委任状来，当做商品一样囤积起来。省里卖官的大官员们也嫌零敲碎打地零卖太麻烦，这样向山西银号批发出去，卖得又快，钱又成整，实在方便。那些想放出去做官的人，就可以直接找上这样的钱庄办交涉、讲条件，几分钱几分货，好多银子买个几品官。省得到处又托人情又送礼，到那些大公馆去受那些狗仗人势的看门的差狗子们的闲气。这当官的青云之路也实在简捷多了。你去找山西钱庄买官的时候，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赊官”。你有现钱就出现钱，他们收取一定的利息就行了。你没有钱也好办，立一个赊官的字据，保证你上任去做官以后，在几个月之内，把钱刮出来，连本带利偿还给钱庄就行了。只是有一个条件，钱庄为了保险收回本利，照例派一个得力的人跟着你去上任，担任你的会计主任，一切收入都得过他的手。钱庄垫的钱当然优先扣下，以后刮出来的才算你自己的。这样的“卖青苗”，虽说利钱未免大一些，要忍受钱庄的大利盘剥，但是总算是无本万利，也划得来。只要上任之后，多费一些手脚，向老百姓刮得凶一些就是了。

　　我们亲眼得见的那位会计主任所导演的这幕趣剧，就是这么来的。你想，他的钱庄老板出了本钱，赊给王家宾一个县太爷的肥缺，叫他跟着来当会计主任，收回本利，哪里知道事出意外，王家宾上任未成，就落水淹死了。如果就此宣告县太爷落水死了，这本钱岂不白白丢进大江里去了？他回去怎么向他的老板交账呢？所以这位会计主任灵机一动，就强迫王家宾的老婆拿出买官的本钱和利钱来。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许多钱？只好交出委任状，承认会计主任的巧妙安排，由秘书师爷冒充王家宾，走马上任，她老实地当师爷的太太。这个师爷不要出一个本钱，就捞到一个县太爷当上了，还意外地弄到一个女人给他做太太，哪有不干的？于是三下五除二，一切都办得很顺利，照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演下来了。待到他们演的戏漏了底，他们已经捞够了本利，可以卷起行李，逃之夭夭了。这一逃就搞得真相大白，在全县传开了这件奇闻。

　　这件奇闻，偏偏传到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位绿林英雄的耳中，使他干出更加离奇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这位绿林英雄名叫张牧之。但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本名到底叫什么，已经不可考证了。他在绿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张麻子，或者又叫张大胡子。可能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把那些不安分接受*老爷们统治，不肯皈依三*义，跪倒在*帜下的贱民，那些甚至起而啸聚山林，和官府做对，造老爷们的反的非法之徒，通通说成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而且总是把这些暴民的领袖人物描写成为穷凶极恶、吃人不吐骨头的凶神恶煞，最低限度也要在他们的外形上赋予一些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张麻子、李拐子、王歪嘴、赵癞子之类。好像这些人都是上天降到人间来的孽星，他们绝不可以有一个长得五官端正的身体、足智多谋的脑袋、忠厚正直的人格和文雅善良的品行。假如把这些只用来形容我们老爷们的褒辞，用去形容那些造反的强盗土匪，岂不是颠倒了世界了？于是我们这位绿林英雄张牧之，也就只好奉命长胡子、出麻子了。

　　但是我们对于张牧之，却不能不再颠倒一下。因为要实事求是嘛。不管老爷们怎么坚持要叫他为穷凶极恶的土匪，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是个麻子，而且有大胡子（注意，大胡子和土匪常常是有奇怪的联系的，比如有些地方就把土匪索性叫做“胡子”），我还是要说他具有忠厚正直的人格、文雅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脑袋。至于身体嘛，长得相当周正，既没有长大胡子，更不是一个麻子，干干净净的，倒像一个人才出众的白面书生。至少比我们天天看到的许多老爷和少爷们要周正得多、干净得多就是了。我这不是造谣，是亲眼得见的哟。

　　你们要问：“嘿，你怎么亲眼得见一个江洋大盗呢？”我是亲眼得见的。而且我还给他当过……当过部下的。“??！更了不得，你倒去给土匪做过部下了！”是的，一点不假，我给张牧之当过部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级呢，至少比我们衙门现在这些上级好得多。

　　“你越说越叫人莫名其妙了！”是吗？听我摆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要说妙不可言哩。

　　张牧之到底是哪里人，原来名字叫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后来老爷们不愿意把“张牧之”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送给他，在名正典刑的时候还是叫他张麻子。我却仍然宁肯叫他张牧之，不止我一个人，可以说满县城的老百姓都愿意叫他张牧之的，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叫他“张青天”哩。

　　听说张牧之是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家庭里，从小受苦，衣食无着，到了刚能端饭碗的年纪，便被送到一家地主老爷家里当放牛娃儿去了。这家地主其实是本县第一块大招牌的大地主黄天榜大老爷的管家，他是从当二地主发家的，所以就特别的刻薄。在这家做工的长工队伍里有一个老年长工，当了长工们的领班，名叫张老大。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当长工好比是掉在黄连缸里，苦不堪言，他却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样子。他喜欢和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喜欢跟大家摆龙门阵。在闲暇的时候，他就用摆龙门阵来排遣大家心里的烦闷。这些龙门阵大半是揭老爷们的丑底子，长穷人的志气的。他还常常摆什么地方出了“神兵”了，什么地方穷人打伙上山立了寨子，自己坐了天下了。这些对于当放牛娃儿的张牧之，就是启蒙的好教材。他从这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是多么钦佩那些绿林英雄啊！这个老长工张老大，还识得几个字，能够看懂木板刻印的小唱本，他喜欢在赶场的时候，在小地摊上买几本回来读。他摆的有些龙门阵就是从这种唱本中取出故事来，又根据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补充和修改，才摆给大家听的。张牧之拿着那些唱本，简直看神了，他没有想到这里头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可惜他是个睁眼瞎子，扁担倒在地上，认不出那是个“一”字。他发奋要拜张老大当老师，向张老大学认字。他向张老大一说，张老大就答应了。不过长工同伴们要他正二八经给张老大磕个响头，拜门当弟子，张牧之也真的给张老大磕了一个响头，喊一声张师傅。张老大乐呵呵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好，我们就来造一回魁星大菩萨的反，叫穷人也当秀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牧之居然也能读唱本和别的小书了。这一下简直把他乐坏了，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见什么读什么，甚至陈年的账簿和过时的历书，他都要拿来翻看，长了一些知识。长工们都喜欢这个青年，算是他们中间的小秀才，什么事都爱同他商量。又过了几年，他长大起来，能和长工一样干活的时候，他的师傅张老大突然得病死了，他哭得很伤心。张老大光棍一条，也没有一个亲人，张牧之就自愿给师傅披麻戴孝，送他归山。张牧之在长工队伍中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于是他接着当了长工领班。

　　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几年，张牧之有个妹子来看他，被这个地主老爷一眼看上了，估倒要送到城里向黄大老爷进贡，到黄家大公馆去当丫头。张牧之不同意。结果被地主老爷强拉去先*了，然后送进城去，在半路上就跳水自杀了。张牧之的爸爸和这家地主老爷去打官司，那黄大老爷送了一张名片给县太爷，就叫张牧之一家落得个家破人亡。

　　张牧之气坏了。他早就知道和这种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像他在那些唱本上看到的那样，“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决心照他的老师傅曾经给他摆过的那样办，约了一伙长工，跟这个地主老爷干了一仗，杀了这个坏蛋。杀了老爷又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官府来把他们抓去一个一个杀头吗？不行，他们没有别的路走了。大家一商量，就想起张老大给他们摆过的那些绿林英雄，上山扎寨子，自立为王的故事来。张牧之把大腿一拍：“对头，上山去！”接着他给同伴们摇起他新近读过的一本小字石印的《水浒传》，说林冲怎么被逼上了梁山。张牧之的结论就是：“走，我们上西山去！”

　　过不多久，就传说在这个县的西山一带大山区里出现了一股“蟊贼”，“拦路抢劫，商旅裹足”。这些消息传到县城来以后，县衙门里发的官家文书上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听说他们从几个长工发展成为十几二十个人，从手无寸铁发展到弄到七八支长短枪，倒成了气候了。在这中间，县衙门也派出地方团防队去剿捕过他们，可是从县衙门里的官家文书上又看到，说这股土匪“飘忽不定，难以捕剿”。那就是说，把他们一根毛也没有摸到。

　　西山一带本来是黄大老爷称霸的地方，是他种鸦片、贩运鸦片和“放棚子”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一股蟊贼在那里出没，打断他的财路？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家养亲兵去征剿。这些家伙倒都是会钻山的地头蛇，找到了张牧之，打了几仗，可是传出来说，这伙“蟊贼”十分灵活，不但没打垮，反倒给他们缴去几支枪。他们还趁势吃掉了黄大老爷放出去的几个小“棚子”，把几支快枪也弄去了。

　　什么叫“放棚子”？这里要解释一下。像黄大老爷这样当权的地主，总还嫌用合法的地租、高利贷和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老百姓太斯文了，便把自己的武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偷偷地放进山里去，拦路抢劫行人，私种私运鸦片烟，拉土老财的“肥猪”，绑架勒索，不然就“撕票”，这样来加速自己财富的积累。派人出去干这种勾当就叫做“放棚子”。张牧之他们最恨这种“棚子”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吃掉黄大老爷几个小“棚子”，拿了他们的好枪，收了他们的“肥猪票”。黄大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放出话去，不把这股蟊贼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张牧之也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要专和黄大老爷做对。也带了话进城，有朝一日，他们杀进县城，拿到黄大老爷，要把他砍成八大块。

　　这样活动了几年，张牧之成了气候，有了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而且颇有一些钱了，出没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立了寨子，打起仗来附近的老百姓也可以一呼百应了。他们已经从“蟊贼”上升为官家头痛的“土匪”。黄大老爷晓得这是大祸害，派出家兵去过好多次，“摸夜螺蛳”，夜间远程奔袭的办法也搞过，装成土匪想和张麻子“打平伙”趁势吃掉他的诡计也使过。张麻子就是滑得很，不吃他那一套，反倒是本地老百姓先给他通了消息，他将计就计，把黄大老爷派进来的人吃了，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官家也浩浩荡荡地派大兵去剿了几回，更是毫无结果。官家的文书上说，那一带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你去剿，都是民；你走了，都是匪，莫奈何。张麻子的名气大起来，县衙门贴出告示，悬赏缉拿张麻子的头，而且他的头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抬高，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后来抬到三千元了。但是这个“长着大胡子的麻子”（这是通缉令形容的），始终没找到他的踪影，而到处又似乎都有他的活动。有些其实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编造起来吓唬地主老爷，希望他们“规矩”一点罢了。当然，这个张麻子的确不抢老百姓，只整那些为富不仁的老爷，那些大利盘剥的大商人，那些本钱雄厚背景很硬的鸦片烟贩子，还有那些刮够了老百姓的地皮，想把钱财偷运出去的官老爷们。对于小贩小商，只要交纳规定的“买路钱”就保护过境。这样一来，那一带的地主不敢歪了，老百姓倒真是安居乐业起来。怎么能不“匪民一家”呢？张麻子怎么能不“逍遥法外”呢？

　　且说有一天，也就是我前面摆的山西钱庄那位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收场的那一阵子。他们演的这场趣剧沸沸扬扬地在全县传开，再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把已经刮到手的钱财和抓到手的公款，席卷一空，逃之夭夭。当然，他们等不及下一任老爷到任来办移交，也不想要不值钱的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了，半夜里弄到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偷出城去，落荒而逃。他们当然不敢去坐轮船，只好照着省城的方向，晓行夜宿，匆匆赶路前进。他们不警不觉，就走进了张麻子的独立王国。

　　就是这一天，放在山下的“眼线”，上山向张牧之报告：“报告，山下来了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不知道是干啥子的，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会是好人，抢不抢？”

　　“抢！”张牧之一声号令，带人下山，埋伏在路口。王家宾，哦，应该说是冒充王家宾去当县太爷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以及王家宾的老婆孩子一行人走进了张牧之的埋伏圈，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一个也没有跑脱。师爷和会计主任一见这些人的行头打扮，就明白遇到了“山大王”了。他们只求能够蚀财免灾，保着脑袋回省城就行了，决定冒充是做生意的。张牧之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了大量的金银、钞票和鸦片烟，便猜想这些人大有来头。他问：“你们是干啥的？”会计主任马上规规矩矩地回答：“生意买卖人，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接着又补一句：“我们愿意照规定交纳买路钱。”他绝口不谈他们是从县城逃走的县太爷。可是，到底查出了那张该死的县太爷的委任状。张牧之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委任状，可是他认得字，从“委任”“县长”这样的字眼里和那一方省政府的官印，他就明白*分了。他还故意问：

　　“这是啥子？”

　　师爷以为这些“山大王”一定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粗人，想蒙混过去，就回答说：“这是，这是省上钱庄开的票。”

　　张牧之问：“做啥子用的？”

　　“凭这个取钱。”会计主任补充说。

　　“哈哈。”张牧之不禁大笑起来，打趣地说：“一点不错，这就是取钱的凭证。你们就是凭这张纸到我们县里来取钱的吧？怪不得刮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我们借了。走吧，我们的县太爷，上山去我给你开借条，还给你们开路条。”

　　于是把他们押上山去。师爷和会计主任没有想到这个山大王认得字，一下子把他们的身份戳穿了。在上山的路中，秘书师爷偷偷问一个带枪的大个子：“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秘书师爷发这个问，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难道他想在进鬼门关以前，打听好这个山大王的名字，好去向阎王爷告状吗？或者还幻想，这些人不过是哪一位县里的大爷放出来的“棚子”，只要答应把银钱财宝全数交出，便可以虎口逃生呢？

　　“你问这个干啥子，我们就是这一部分的。”那个带枪的押他们上山的大个子回答。

　　“哪一部分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大个子生气了，横眉竖眼的。

　　这个师爷始终问不出一个要领来，过一会儿，他的嘴巴发痒，于是又打听，指一指张牧之问：“那位头领是？……”

　　“闭住你的鸟嘴！”那大个子一个耳刮子打过去，“鸟嘴”是闭住了，但是流出血来。

　　“县太爷，这不是你坐在大堂问案子的地方啊！”张牧之心平气和地说。

　　上山以后，三问两问，师爷和会计主任都不能不老实地承认他们是从县城逃出来的，并且供认了他们串演的那出趣剧。

　　张牧之无意地问那个会计主任：“你为啥要叫他们冒认？”

　　会计主任这才原原本本地讲出省城官场里卖官买官，以及山西钱庄囤积委任状的内幕来。

　　“啥子人都可以去买官做吗？”张牧之问。

　　“只要你有钱。”会计主任肯定地回答。

　　张牧之听到官场这么污糟，很吃惊，但是却大笑起来。

　　不用说，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辛辛苦苦刮地皮刮来的和临走时偷来的钱财和鸦片烟，全部被没收了。王家宾的老婆和孩子倒得到活命，还意外地得到了足够回省城的路费，赶忙下山逃命去了。对那些抬滑杆的和挑夫加倍地发了路费，也叫他们下山走了。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真的得到了路条，但不是用墨写的，是张牧之用血写的，他们进鬼门关报到去了，活该！

　　“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张牧之从会计主任口里得到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起来。一个江洋大盗居然想要去当县太爷，你们听起来，未免太奇特了吧？你们大张着嘴巴，看着我干什么？

　　其实我看并不见得有什么奇特。我倒想反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个强盗就不能去当县太爷？我看，县太爷比强盗还不如，比强盗还强盗，还坏十倍百倍哩。不，简直不能比的。你莫看他们穿上衮衮官服，坐在挂着“正大光明”匾的大堂上，神气得很，其实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头顶上长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的家伙。有个秀才形容他们是：“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无耻）”，一点不差。他们对老百姓就是公开地抢，公开地杀，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到头来还硬要老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立德政碑。无耻之极！他们有哪一点比强盗好呢？

　　我在这里不是发牢骚，不过是说了实话。至低限度我碰到过的县太爷，没有一个比张牧之这个江洋大盗好。事实就是这样。

　　张牧之从来说话算数的，在他那个“王国”里，他说的话就是决定。而且当他和他的兄弟伙一说他的想法，大家也同意了。什么想法？前头我说过了，张牧之平生有一个大仇人，就是住在县城里的外号叫黄天棒的黄大老爷。他一家死尽了，就是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黄天棒干的坏事。他发了誓，死也要进城去报这个仇。兄弟伙听他这么一说，谁不同意呢？而且简直为张牧之这个强盗进城去当县太爷的想法着了迷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本来只能想象得出，那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少爷才有资格去当官，才有资格去坐大堂。只要老爷一声令下，两旁凶神恶煞似的差狗子们大声吆喝，跟着就是扁担一样的刑杖，打到他们这些普通农民的屁股上来了。坐在大老爷旁边那个文书师爷已经写好了判辞，无论什么样的判辞，他们只有在那上面画十字或者按手指印的份了。他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就是和他们这些泥巴脚杆一样的张牧之，忽然很威严地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他们这些泥巴脚杆就站在两边厢，也拿着扁担。张牧之忽然一声叫喊：“带黄天棒上来！”他们就一路传话传下去：“带黄天棒上来！”于是他们平常痛恨之至的黄天棒被狠夹着推上大堂来，头也不敢抬地跪在张牧之的公案前。于是也被按在地上，在他屁股上噼噼啪啪地打起板子来，随他鬼哭狼嚎，也不饶他。……哈哈，这是多么叫人痛快的事，多么令人神往的事！现在，他们的头头张牧之说：“我们也去买个县太爷来当一当。”想象不到的痛快事情就要实现了。就是为这个要付出砍头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一致拥护他们的头头的这个勇敢的决定，就这么“一致通过”了。

　　但是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到县城去买个县太爷的一切开销，是毫无问题的，就把他们刚才从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那里没收来的这笔不义之财中抽出一部分来，也就够了。问题是哪个能去办这个买官的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钱去买了个县太爷来，可是他们肚子里都没有一点墨水，没有一个能够摇笔杆子的师爷，这怎么行呢？至少要写告示、看状子嘛。这个师爷又到哪里去找呢？

　　“去给我弄个师爷来！”张牧之又作出决定了。于是下边的兄弟伙就去想方设法，“弄”一个师爷来。怎么弄法？他们派几个兄弟伙化装到县城里去打听，看哪个肚子里有墨水的师爷合适，就把他弄来。他们进县城里打听几天，认定县政府里有个谁也没有把他打在眼里的穷科员合格。这个人也是苦出身，为人自来比较正派，对于县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人物都比较熟悉。他们回来向张牧之说起这个人，张牧之说：“好，合适。”他同意了。几个兄弟伙又进城去，想办法把这个科员逗出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他到山里来了，并硬要他当秘书师爷。这个科员就这么糊里糊涂升了官。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暂时就说他姓陈，以后我们就叫他陈师爷吧！

　　陈师爷起初不答应，他想哪有这种强迫封官的搞法？张牧之说：“好，你不干，你就先在我们寨子上委屈几天吧。”说的是委屈几天，结果陈师爷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他暗地里看，这一伙强盗其实都是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公平分钱，打起仗来，勇敢冲杀，拼死相救，像亲兄弟一般。他也有些感动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些好人哩。这哪里是他在城里听说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的张麻子这股土匪的模样呢？说到对于他，虽说在“弄”他来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很礼貌的举动（听说是用麻袋把他装起来，当做货物绑在马背上，驮上山来的），可是“弄”进来以后，却对他十分尊敬，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暗地派人送钱到他家里去，好叫他家里安心过日子。而且他听到这个头头终于很直爽地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你觉得我们干的是劫富济贫的好事，愿意和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

　　这一席倾吐肺腑的话，直把陈师爷说得老泪横流。“我干！”这就是他的回答。

　　但是当张牧之提出要派他带钱上省里去，到山西钱庄买这个县的县太爷来当的时候，他却有几分怀疑，觉得这码子事未免太稀奇了。

　　“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张牧之诚心实意地问。

　　陈师爷当时没有回答，张牧之也不估倒他马上回答。陈师爷想了一夜，正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他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的县太爷都好得多。至于说他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他更有信心。说到摇笔杆子，他的文字通顺，比那些县太爷带来的狗屁不通的师爷好得多。他还通晓事理，为人耿直，自信比那些专门出“烂条儿”的师爷强。对头！

　　第二天早晨，他回答了：“可以！”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张牧之更是不用说有多么高兴了。

　　只要陈师爷思想一通，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师爷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未来的县太爷想一个堂皇的官名。他总不能用“县长张麻子”出布告嘛。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就和“张麻子”这三个字谐声，取名叫“张牧之”吧。古时候县太爷本来就叫做“牧民之官”，叫“张牧之”正好。——我前面摆故事都叫他张牧之，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张牧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又不愿学老爷们骂他，叫他“张麻子”，所以提前使用他的这个官号。

　　陈师爷陪着张牧之带了一大笔钱到省城去了。由于这个县里冒充县太爷的秘书师爷已经潜逃了，正空缺着，他们出的钱又比别人愿意出的多得多，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具体事宜都是陈师爷去经办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在衙门进出办事的人，熟门熟路。至于最后要去拜望一下省民政厅长官，也难不倒张牧之。张牧之打扮一下，看来却真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而且去拜见的时候，也不过是讲些下去以后要奉公守法、勤政爱民的一派官话，陈师爷事先一教，张牧之马上就会说，也就应付过去了。

　　他们带着上面盖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几个字的委任状，回到县里去了。当然不是坐着轮船、打着旗号到县城去，而是偷偷地回到西山他的老窝里。兄弟伙们接他们回到山寨，都争着来看这张委任状。他们都很奇怪，凭这么一张纸，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到县城里去，把县政府那颗官印拿过来，凭着这颗攥在手里的印把子，就可以出告示，要钱，杀人……这是他们先前万万料不到的。

　　张牧之和兄弟伙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在西山这块地盘，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扩大些；他们这支队伍，不仅不能散，而且要乘机壮大，把县上保安队的好枪来他一个“枪换肩”。自然，他要带几个兄弟伙进县城，替他管钱管东西，其余作为保驾的跟班。他带的有徐大个，当他的卫队长，张德行帮他守牢，王万生当勤务兵，还有别的几个兄弟伙，都是真心实意跟他，和他一条心的，又是能跑会飞的好枪把式。

　　陈师爷真是忙起来了。他要向张牧之介绍这个县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当权人物的姓名、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派系和利害关系。还要教张牧之他们进城以后的起居生活习惯，包括各种交际往来的礼节、规矩、仪容以及谈话的方法。他还要为张牧之起草到任后的施政演说稿子。进城以后，只要把几个大的交际应酬和出头露面的场合对付过去了，以后一切事情，都可以由他这个秘书师爷出面来处理，那就好办了。

　　但是在研究发表施政演说的内容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主张张牧之抓到了印把子，就应该替受苦的人说话、办好事。要劫富济贫，整治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和专干坏事的土豪劣绅。他们讲得很清楚：“要不，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买个县太爷干什么？去县城里受那份洋罪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在山里头一刀一枪地跟他们干痛快一些呢！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些主张都是很合张牧之的心意的，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但是这却叫陈师爷作了难。他不是不赞成这些穷苦兄弟伙的主张，要不，他还不愿这么冒着砍脑壳的风险来跟他们干呢。但是他明白，这个县到底还是在反动政府统领之下的，衙门口挂的到底还是*，还是国民党三*义的天下，还是层层都由地主老爷和老板们掌着实权的。他劝张牧之，还是要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不要叫他们看出马脚来。只能是以一个清官的样子出现，不能把他当江洋大盗这套拿出来。至于说上任以后发表的施政演说，更不能出了格，露了馅。但是张牧之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讲话中显出和他们这些党棍子、恶霸是一鼻孔出气，说的一个格调。这却叫陈师爷费了不少脑筋，才从那些老爷们惯常唱的三*义的高调中，提取出一些如“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火”以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套陈辞滥调来，写成了演说稿。

　　一切准备停当，又约好了以后往来联系的办法就出发了。他们先悄悄地动身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里去，在那里置办了行李，穿上了官服，发了即将“到任履新”的电报。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城进发了。

　　他们下了轮船，在码头上受到县城机关、法团代表和绅粮地主老爷们的热烈欢迎。他走进披红戴绿的欢迎彩棚里，踏上铺在地上的红色地毯，好不气派。陈师爷按大小先后把张牧之介绍给大家，一一见面寒暄。张牧之和他的跟班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县里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早就想一个一个地捉来，一刀一刀地砍掉。现在这些家伙就站在眼前，还要和他们又是拱手，又是点头地应酬，也真叫人憋气了。

　　那些老爷们呢，当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地欢迎的人，这个穿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颇有点三*义忠实信徒模样的人，就是他们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长着大胡子的张麻子这个江洋大盗。他们一看这个人头发梳得溜光，两眼炯炯有神，生气蓬勃，仪表堂堂，已经有了几分好印象。再一听他在寒暄中随口说出“兄弟才疏学浅，初出茅庐，一切都得仰仗列位大力鼎助，勤政爱民，不负*重任和全县父老殷望……”这样一些很得体的话来，就更加敬重了。

　　在简单的茶叙之后（陈师爷早已交代，切不可和这些老奸巨滑的人深谈），决定到县政府去接事。绅粮一声号令，几乘四人抬的大轿，就送到彩棚外面来。一般随员是骑马，还拉来了几匹高头大马。可是新来的县太爷不赞成坐四人抬的大轿，而要骑上高头大马进城。这一行径，使欢迎的士绅、地主老爷们见到了这位新太爷的新风范，很合乎国民党“革新吏政”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张牧之骑马走在前头，从河街进城走上大街，直奔县衙门。一路上老百姓都站在街旁看热闹，好不威风。当张牧之进城门口的时候，陈师爷一眼就看到已经贴得发黄的告示，这就是以三千元大洋通缉张麻子的通缉令，还提到这个江洋大盗是长有大胡子，一脸大麻子的特征。陈师爷在张牧之身边暗地指给张牧之看，张牧之望了一下，不禁暗笑起来。

　　张牧之就是这样走马上任的。他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茶会，念了陈师爷煞费苦心才准备好的施政演说，又听了一些官员们、绅粮地主代表们的欢迎和赞颂，就此结束。本来照过去的规矩，还要去赴商会、法团以及绅粮们的一连串宴会，特别是要主动地拜会本县第一块招牌人物黄大老爷，面请指教的。但是新县太爷宣布了：要遵照上级简朴节约的精神，提倡清勤廉明，一切宴会从免。有些老爷们就在暗地里嘀咕：“哼，说不定这是一个才出炉的党棍子，将来怕有些难缠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县银行的钱经理就凭他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别看他穿那身标准官服，装模作样，只要用金条子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气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浑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卫生汤圆’，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交够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成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在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撇：“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沸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就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竖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勒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要去上边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束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看来这回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水’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做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招架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了起来，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是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义的忠实信徒们历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他后方的农民起来抽他的底火。于是，正二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认真’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前说起这事，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认为这一纸告示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有油墨，连拿来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笑得太早了。”黄大老爷放下他的白铜水烟袋，恨恨地说：“我们这个穿中山装的县太爷要不滚蛋，恐怕我们今年还要蚀财。”

　　不错，黄大老爷比其他财主们是要高明一些。张牧之接到这个告示，不特在全县到处张贴，并且动员学生到处去宣传：“今年要二五减租了，这是政府的法令，谁敢违抗，严惩不贷！”农民们呢？从新来的这位县太爷上任以来办的几件事，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现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号召他们起来向财主们要求二五减租，也许是有一点希望的吧，一股风就这么吹起来了。有些农民就是不信邪，就是扣下二成五的租不交，看你能把我扭到县衙门里去！有的土老财还是照往年的皇历，硬是把佃户扭到县衙门去。嘿，这世道莫非真是变了？扣下来挨训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抗租不交的佃户。这个消息又传开了。这股减租的风闹得更大了。

　　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黄大老爷，最不服气的也是黄大老爷。他一直在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啥子人？刁钻得很，专门找空空和有钱人做对，向着穷鬼们。……啊，莫非他……”

　　黄大老爷专门请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天德来，他们研究了好一阵，不得要领。到底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只是一个奉公唯谨、不懂世故的角色呢，还是别有背景？胡天德一点也回答不上来。他名义上是县党部的书记长，是专门负有防止共产党活动的责任的，并且领得有津贴，县党部里还设得有“调查室”这样的机构。可是胡天德一天除开和县里的绅粮们吃喝打牌，到黄大老爷公馆去请安之外，就是睡在自己床上抽鸦片烟。对哪一种烟土最带劲，他倒是有过调查，别的他就从来没有想去调查了。

　　黄大老爷对于胡天德回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也不责怪他，只要他肯从鸦片烟床上爬起来认真去做点调查工作就行了，便告诉他：“小老弟呀，共产党无孔不入，睡不得大觉呀！你要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摸清张牧之他们的根底，要从他带来的几个人的身上下工夫，特别是那个秘书师爷，把他能拉过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胡天德领命去了，而且也认真派他的调查室的人去做调查工作。但是搞了一阵，毫无成效。因为张牧之带来的几个人，都是铁了心似的，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想和他们联络感情，交交朋友，总是靠不拢。他们几个都是烟酒不沾，请吃饭不到，更不敢去送钱送礼，怕反而弄得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从这一点上看，胡天德越是感觉有点像共产党，他越是紧张，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找机会去联络陈师爷。虽说陈师爷这个人比较随和，交际应酬也还通人情，可是要从陈师爷口里探听张牧之的底细，比叫泥菩萨开口还难。是哟，陈师爷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对于胡天德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还不明白吗？胡天德不仅没有摸到一点情况，反倒被陈师爷从他的话里套出来，是谁叫他来打听的。陈师爷马上告诉了张牧之，黄大老爷正在叫胡天德想办法来摸他们的底。这些人绝不会安什么好心肠的，要大家多留点神。

　　张牧之说：“黄天棒这个浑蛋，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设法除掉他，总不甘心。”

　　“是啊。”陈师爷说，“擒龙要擒首，打蛇要打七寸，把他除了，这县里的事情才好办。”

　　于是大家都来想除掉黄大老爷的办法。

　　胡天德向黄大老爷汇报了情况，黄大老爷更加坚定地相信，张牧之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头。你想，他带来的一般下人都那么一滴油也浸不进，是简单的人吗？因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胡天德上省去送到省党部，请那里“调查统计室”派两个高明的“调查专家”来。

　　等到那两个“调查专家”到来的时候，正是本县的老百姓真心实意要给张牧之送万民伞的时候。张牧之最近又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惩办了两个大家恨得要命的恶霸。这两个家伙横行乡里，杀害农民，*妇女，越来越凶。他接到了许多乡下老百姓的请愿书，就把这两个坏蛋抓起来审问。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把什么国法放在眼里，他们在堂上公然供认真情不假；要他们在口供上按指拇印，他们也满不在乎地按了，心想，这些东西顶个屁用。这下好，张牧之抓到罪证，就请本地机关、法团、学校和参议会的绅粮派出代表来会审，连黄大老爷也不得不派出代表来参加。会审结果，硬是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于是一致公议，明正典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才晓得这一回碰上了硬码子，一下就蔫了，连黄大老爷也不好出面救他们。

　　杀这两个大恶霸的日子，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都涌到河边沙坝去看热闹。一看到这两个恶霸被五花大绑，跪在沙上，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大家都不禁鼓掌欢呼起来。从此，“张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到底还出了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老百姓自发地凑钱要给“张青天”送万民伞。这把万民伞，再不是那些县太爷要卸任了，估倒本县绅粮们送的那种万民伞，在上面签名的寥寥无几，这把万民伞真是万民来签的名，何止万民，二三万都过了。

　　老百姓真心实意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时候，正是省党部的两个调查专家偷偷地到县里来调查的时候。除了黄大老爷和胡天德，谁也不知道来了这么两个人。他们听了胡天德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和黄大老爷很清楚、很有见地的情况介绍后，对于张牧之干的这些非凡的事，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听到他们介绍原来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失败了以后，就笑他们“逗错了膀子”了。那个姓李的调查专家（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听说这种担负着特别任务的神秘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说：“你们完全逗错膀子了。这样的人，你们以为可以用吃喝、女人、金钱就拉得过来吗？”

　　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

　　“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相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儿，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

　　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些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传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会。他们轻脚轻手山去，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白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手脚，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就是他们拿手的。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把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他。还警告他，今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了警告，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扬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

　　这样的传说，也传到张牧之和陈师爷的耳朵里。他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反映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希望有什么侠客一样的人出来，替他们惩治横行霸道的人罢了。这种传说也传到黄大老爷的耳朵里，说得活灵活现的。他对于冥冥之中有什么奖善罚恶的天神在飞来飞去，有些害怕，但一想他做的恶事，实在也太多了，还是不相信的好。至于说有来去无踪的侠客，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时候有一颗复仇的子弹向他射来，或者在睡梦中忽然他的脑壳搬了家，他一直有些担心。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人，也就从来不敢希求别人宽恕他。因此，他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安排。他不大走出他为自己筑起来的像监狱一般的高墙大院。要出街，他从来不事先叫人知道时间。突然出街了，也是前呼后拥，跟着一大路提着张开机头头的盒子枪的保镖。他坐在那四人换抬的凉轿里，像风一般地过去了。他还不放心，有的时候，他叫前面一乘凉轿上坐上一个和他模样打扮差不多的下人，自己却坐在一乘普通轿子里，像个跟班。这样有个替死鬼在前头替他顶住，就是刺客动手，他还可以溜掉。他还知道，侠客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活动，他偏偏也是一个喜欢昼伏夜出在黑暗里干勾当的人。所以他尽量不叫人知道他在夜晚的行踪，比如今晚他在哪一个姨太太房里烧鸦片烟过夜，谁也不知道。有时，他在吃过夜饭以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两三个保镖，从旁门溜出去，到后街他养的几个候补姨太太家里去过夜。

　　正因为这样滑头，他才算逃脱一次惩罚。

　　张牧之到底从张德行他们的口里知道他的兄弟伙在城里干的秘密活动了。一谈起来，大家哈哈大笑，说：“日妈这才叫快活哟！”这样神鬼不知，轻轻巧巧就办了一桩复仇的买卖，比在衙门办事要痛快得多了。在衙门办事，要想好多条条，挽好多圈圈，才能惩治一个坏人，还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议论，以及明的暗的抵制。

　　这种活动，竟然对于坐在衙门里的大老爷张牧之也产生了意外的诱惑。他也有心想把自己的脸蒙起来，施展出他久已不用的飞檐走壁、开门破户的精巧本事，去干几回浪漫的痛快事。但是被他的兄弟伙们阻止了：“你到底是出头露面的老爷嘛！”

　　但是这一回，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伙们在暗地商量，想去干一桩非凡的活动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非得亲自去走一回不可了。原来是他的兄弟伙们在商量着，想要钻进防备最森严、墙高屋深的黄公馆去和黄大老爷开个小玩笑，警告他一下：“你的脑壳并不是铁打的，搬不得家的；颈项也不是钢浇的，砍不断的。”警告他再要作恶，有人是能够进他的公馆来找他算账的。张牧之赞成偷偷干一下，他坚持要自己参加，算做是他当县太爷的业余消遣。

　　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张牧之专门利用办一件公事的机会到黄公馆去找一回黄大老爷，知道黄大老爷住的上房在哪里。几个跟班也趁老爷们在谈公事的时候，随便在公馆里暗地看清进出的门路。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半夜里出动了。张牧之带头。他们很容易就翻过黄公馆的围墙，直奔黄大老爷的上房。但是不巧得很，值房的大丫头说，黄大老爷不在上房，不知道今晚在哪个姨太太房里过夜（这丫头也不知道，其实黄大老爷今晚根本不在黄公馆里过夜，到后街一个叫“夜来香”的半开门的女人家里过夜去了）。

　　怎么办？张牧之当机立断，砸开黄大老爷上房的商柜和箱子，抢了一些钞票、金银和珍宝，然后把一把匕首插在黄大老爷睡的大床的枕头上，就迅速退了出来。

　　他们正要按原定路线，从后门旁边猪圈矮房子爬墙翻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风声，黄大老爷的卫队赶过来，向他们开火。这时候还有一个兄弟伙没上得了矮房，就被子弹封住了。张牧之他们就伏在墙上和藏在柱后的卫队对射起来。但是在黑夜里，彼此都看不清，一枪也没有打中。当时一个卫队的人拿出一支装七节电池的长电筒来，像盏小探照灯一样射向矮房，照得明晃晃的。那个最后正在爬墙的兄弟伙被一枪打伤了手，几乎滚落到院子里去。张牧之举起手枪来正要开枪，一个光柱射到他的举枪的右手上来，照得清清楚楚，下面在喊：“打，打，一个也不叫翻墙跑了！”张牧之一见事情紧急，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那个兄弟伙再爬墙的时候容易给打落下去。他举枪瞄准那大电筒，叭的一声，算是把电筒打灭了。但是几乎同时，张牧之的一根手指麻了一下，他知道他的手被打中了。电筒被打灭了以后，大家都在黑处，卫队朝墙上瞎打一气，一枪也没有打中。他们顺利地撤了出来，从衙门的后门悄悄溜了进去。谁也不知道这是县衙门里的县大老爷半夜出去消遣去了。

　　第二天，黄大老爷亲自坐上凉轿到了县衙门，来找县太爷报案。张牧之眼见自己的手指还包扎着纱布，不好出去见面，就推说这两天感冒了，请陈师爷出去接见。

　　陈师爷出去接见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把昨晚黄公馆发生盗案的经过情况说了一下，送上了失盗的财产清单。并且坚持说，今天早上，在屋瓦上发现人血，一定是有强盗被打伤了，大概是打伤了手，因为墙头上有血手指拇印；又说进去的强盗有四五个，一色的黑色短打衣服，脸上蒙了黑帕子。他要求马上严加追查，缉捕强盗归案，还把插在黄大老爷枕头上的匕首也交出来，当做追查的线索。

　　陈师爷说，县太爷这两天感冒了，在后衙里休息，不能接见。但是他一定把这件案子向县太爷报告，立即追捕强盗。黄大老爷只好回去了。

　　陈师爷回到后衙，把这件案子向张牧之报告了，并且把匕首送给张牧之看。张牧之用手接过他自己用惯了的这把匕首，很有意思地笑了一下，陈师爷忽然发现张牧之的右手一个指拇缠上了新的纱布，心里不觉一怔：“难道会是这样吗？”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照例发号施令，叫四门注意查缉。他当然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

　　过了几天，张牧之为了一件公事，和陈师爷一起到县参议会去，见到了黄大老爷和别的参议员。在谈话的时候，张牧之不经意地举起右手来比画，他早已忘记他那受过伤的手指拇了。当然，所有到会的绅粮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只是陈师爷心里很吃紧。他特别注意地望着黄大老爷，看他是不是留心张牧之受伤的手指。还好，黄大老爷似乎毫不关心县太爷的手指。但是直到散会，陈师爷始终捏一把汗。

　　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陈师爷和张牧之的闲谈中，陈师爷旁敲侧击地提醒张牧之：“有些事情干得太痛快了，只怕要带来不痛快哟。”又说：“黄大老爷这些人不是没有心机的人，他要钻到了哪怕针鼻子大的一点缝缝，也是要下蛆的哟。”

　　张牧之随便笑了一笑，没有回答。然而从此以后，城里出侠客的事，就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提到了。

　　但是，陈师爷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更没有料到，无意之中他们出了一个大纰漏。

　　张牧之到县城里来当了县太爷以后，在西山一带活动的兄弟伙们，有时候难免三个两个地到城里来走一走，开开眼界，徐大个和张德行他们几个当跟班的就招待他们在县衙门里住。张牧之也通过他们和山里的部队通消息，告诉他们：哪个大鸦片烟客最近要运一批烟土进城，在什么关口好拦路截下，取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呀；哪个大财主要运大批货物过西山，叫他们在半路上抢了，运到邻县去发卖呀；特别是黄大老爷的商货、鸦片烟和租米，他们只要查访到了，就马上告诉山里，派小队出来在外边突击。因为消息确实，几乎回回都得手。而且人不知鬼不觉，谁也弄不清是哪一股绿林英雄干的事。黄大老爷约集几个大绅粮到县衙门来报案，拜会张牧之，说：“本县治安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根子都在西山有个江洋大盗张麻子，一直没有落网，要通缉归案才好。”

　　张牧之和陈师爷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并且又把过去通缉张麻子的告示找出来，照抄一遍，贴出去。上面写的还是通缉那么个有大胡子的张麻子。张牧之在这些告示上盖上县政府大印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黄大老爷又在县参议会上呼吁，要求派兵去清剿。张牧之也装模作样地极力赞成派团防队去清剿，但是要参议会通过随田粮附征一笔清乡费，参议会也通过了。在这同时，张牧之派人送消息回山里，叫他们或者暂时躲开一下，或者索性在重要关口打埋伏，捞他几支好快枪。团防队打了败仗回来，总是照老规矩报喜不报忧，清剿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张牧之还是在城里当他的县太爷，平安无事，思想也有些松懈了。

　　张牧之在西山有一个兄弟伙打仗勇敢，打坏了一只眼睛，外号独眼龙。独眼龙那一只好眼睛最近也发炎了，因此到城里来找人医治一下。进城以后，由徐大个招待进了衙门，暗地见到了张牧之。张牧之叫徐大个替他找治眼的医生治疗，平时就住在徐大个那里。有一天，徐大个带独眼龙上街去医眼，在衙门口忽然撞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见独眼龙，很惊奇地看着他们。徐大个和独眼龙却没有留心，擦身过去了。

　　这个人左看右看，暗暗地叫：“是他，一点也不错。”就急急忙忙回到黄大老爷公馆报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