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尽管美国人在国共双方之间斡旋调停，但蒋介石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死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做强做大，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中共解放区大举发动进攻，妄想剿灭中共于成长壮大之初。

蒋介石未曾想到，经过一年的厮杀较量，自己的长枪利炮居然不敌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被对手一个接一个地打垮，被迫采取“全面防御”策略。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挽回颓势。但事与愿违，短短一年过去，国军的“全面防御”被解放军全面瓦解，战火很快蔓延至国统区。在解放军连续攻城徇地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重点防御”策略，即把主要兵力收缩集结于各重要战略点线，构筑坚强堡垒和工事，意图拥城固守，以待时变。

作为战略要地的徐州，是国共争夺的焦点。1948年6月，蒋介石将“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刘峙为总司令，杜聿明、李延年、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勤、孙震等六人为副总司令，李树正为参谋长。改组后的徐州“剿总”下辖七个兵团与三个“绥靖区”，另外，徐州“剿总”还可指挥调动驻扎在南京、蚌埠和徐州等地相当数量的空军。

1948年下半年，情势愈加危急。迫于无奈，蒋介石做出了仅守郑州、济南、徐州三大战略要地的决定。为实现这个军事部署，他采取各种措施补充兵力，重点加强这三地的力量。然而天违人愿，时间进入9月，辽沈战役刚刚打响，济南即被解放军攻破，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也被活捉。济南失守不啻一个晴天霹雳，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重点防御”计划摇摇欲坠。蒋介石没有死心，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最后一搏，企图依仗固若金汤的徐州—蚌埠防线彻底粉碎毛泽东由此渡江南下的“野心”。

古城徐州，地处江苏、河南、山东和安徽四省交界，是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流传着“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得旧刀枪”的名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作为首都南京在淮河以北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国民党在徐州周边集结了大量兵力，构筑了坚强的堡垒，准备拼死固守，防止解放军由此向南渡过长江。正因如此，在蒋介石的作战思路中，关键时刻徐州周边的其他城市均可以放弃，但徐州万万不能失守，显然他旨在以此为战略要地，集中力量与解放军决一雌雄。蒋介石决心一下，便将国民党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统一指挥郑州—徐州—蚌埠一带的所有机动兵力，准备与解放军在此决一死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把即将开始的生死决战命名为“淮海战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则称为“徐蚌会战”。

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此战不光关乎个人成败，更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谁都输不起。

济南战役结束后，由军统改组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已察觉到徐蚌大战在即，局长毛人凤便下令所有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对国民党重要军事机构和可能参战的部队实行全天候秘密监控，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严防国军将领投共，二是坚决铲除潜伏于政府和军队内部的中共卧底。毛人凤制定好周密的方案，便向蒋介石进行了禀报，当即得到尚方宝剑：“如此两类人员一经查实，可先斩后奏。”

决战在即，蒋介石密令自己器重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拟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部队主力，乘解放军中野和华野东西分离之际，全力歼灭华野一部分主力，以提振日渐颓废的国民党部队的士气。

进入9月，“火炉”南京的天气逐渐凉爽下来，白色云朵在碧空中飘荡，街衢边的法国梧桐也染上了斑驳的色彩。不闻枪炮轰鸣，不见硝烟弥漫，这座即将面临重大变迁的城市，仍保持着阅尽沧桑不形于色的气度，显得静谧安详。

月底的一天，一架飞机犹如撕裂平湖的小船，轰鸣着划破金陵城湛蓝的天空，稳稳降落在大校场机场。这是一架军用专机，机身上闪烁着醒目的青天白日徽章。

一个身形瘦削的人从飞机上走了下来。此人身着笔挺的将军服，头戴嵌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脸高高地仰起，没有一丝笑容，透露出决绝而又肃杀的神情。走下专机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部队中将、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汽车直接将他带进了总统府。一个年轻的军官已经等在门口，态度谦恭地为他拉开了车门。

“王参谋，顾总长在吧？”

“在，已经等您多时了。”王参谋带领杜聿明向里面的办公室走去。

“报告！”

“请进！”

杜聿明踏进了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办公室。对这位委员长的得意门生，顾祝同也是热情有加。

“光亭，还好吧？来来来，请坐！”顾祝同走上前去，与杜聿明热情地握手寒暄，并且亲自给他泡了一杯碧螺春。

杜聿明环顾四周一眼，见只有顾总长一个人，脸上紧张的表情才放松下来。

“看你小心翼翼的，在我这里没事。”顾祝同半开玩笑地说。

“还是小心点为好。现在的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啊。”杜聿明谨慎地答道。

“顾总长，按委座指示，我初步拟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向您汇报一下。”说完双手将一个密封的卷宗递给了顾祝同。

顾祝同翻看卷宗时，杜聿明在一旁不停解释。

“徐州‘剿总’刘峙总司令及李树正参谋长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他们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打算用十三兵团守备徐州，想把冯治安他们调出徐州参加攻击。”

仔仔细细看过一遍，老于世故的顾祝同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道：“最近委员长在北平，你最好还是到北平亲自向他汇报一下。既然是委员长安排的，要听听他怎么说。”

“好！我即飞北平。”杜聿明无奈地答应。

杜聿明飞往北平的途中，远在西柏坡的中共机关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杜聿明拟出‘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内容不详。君子。”

北平，蒋介石圆恩寺官邸。蒋介石背着手站在花园的长廊下，一动不动地凝视远方。

圆恩寺是清代庆亲王奕劻次子载旉的府邸，分中西东三路，中路是一座西式洋楼，楼前建有一水池，池有喷泉，堆砌着假山，加上从圆明园移来的石刻点缀，别有一番洞天。西路是一座二进四合院，东路庭院开阔，花厅敞轩俱全，配上优美的凉亭游廊，精致宜人。池子东南方是一座西式圆亭，是小憩休闲之佳地。蒋介石非常喜欢圆恩寺，每次来北平都下榻于此。可如今国事堪忧，此等胜景如今亦有了易主之虞。

蒋介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落寞的神情。

“报告校长！”翌日，来到北平的杜聿明匆匆走进了圆恩寺。

“光亭，来来来。”看到自己心仪的学生，蒋介石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听完杜聿明的当面汇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复，以身体不适为由，打发走了雄心勃勃的杜聿明。杜聿明心里清楚，现在的校长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位坐拥雄兵、果断刚毅的校长了，决断起事情来早就没有了北伐时的雷厉风行，而是多了几分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两天之后，心急火燎的杜聿明才从蒋介石侍从室得到消息，委员长同意了他的计划，不过，他必须回到南京，和总参谋长顾祝同再行协商。

一个并不复杂的作战计划竟如此大费周章，无可奈何的杜聿明顿生惆怅，一种隐隐遑遑的感觉掠过心头。

对于即将到来的决定生死命运的“徐蚌会战”，国民党内部在两个作战方案之间争论不休，迟迟不能决断。国民党内有名的“小诸葛”、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按照“守江必守淮”的思想，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固守徐州和蚌埠一带，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所谓以攻为守的思路。如若共军南下，就集中兵力，寻机与共军决战；第二种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凭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进行河川防御，实施加强以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方针。

按照常规，两个方案在深入研判后应该果断决策，集中对利多弊少的方案进行完善修订，然后立即组织实施。但此时的国民党高层，上至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彼此之间争论不休，相持不下，闹得蒋介石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战役论证会不知开了多少次，大多数时间都是两派之间扯来争去，无法决断。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一帮人力主实施第一方案。他态度坚决地说：“我们现在徐蚌津浦沿线一带大约有八十万兵力，是共军无法企及的。可以趁共军刚打下济南，立足未稳的休整间隙和狂妄的骄兵心态，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主动攻击，出其不意地拿下济宁，最终达到收复济南的目的。”

与杜聿明的观点不同，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中将郭如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共军刚攻占济南不久，风头正劲，锋芒毕露，在济南我军有生力量已损失惨重，此时北上可能再次碰到共军的钉子上，这样做是不是过于冒险？如果失误，将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

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

反复研判两种作战方案之后，蒋介石和国防部长何应钦等人更倾向于实施第二个方案，即放弃徐州，向蚌埠撤退，坚守淮河，凭借淮河天然屏障阻止共军南下。蒋介石的理由是，徐州虽为战略要地，但易攻难守，距南京较远，后方联络战线过长，兵员粮弹补足困难，不如将主力退守淮河，以守为攻，胜算更大，这样可以绝对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其他人不了解蒋介石，身边的几位心腹却清楚蒋介石的心思。何应钦私下悄悄对顾祝同说：“委员长没有说真心话，徐州南百余公里的灵璧睢水一带就是项羽被围的垓下古战场，他对此还是特别避讳的。”

对第二种方案，参谋总长顾祝同持有不同意见：“这样做未尝不可，只是从徐州撤防容易，再部署时一时半会并不能见成效，若共军部队也继续追击南下，并乘机在两淮苏皖等地进行渗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原的屏障我们拱手相让失去后，不但首都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就连武汉三镇也将会陷于暴露动摇之中……”

战局未开，国民党高层举棋不定，思想不统一，已经错失提前布局的良机，犯了兵家大忌。就这样，纷纷攘攘进行一段时间的“研判”之后，大家为时局所迫，勉强认为徐州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绝不可自甘气馁而轻易放弃，再加上杜聿明信誓旦旦的表态，让众人觉得胜算较大，蒋介石无奈决定采取第一套方案。

见最高军事长官拍板第一种方案，作战厅厅长郭如桂只好见风使舵：“既然共军要攻打徐州，我觉得前期光亭以徐州为中心作攻防战的计划还是可行的。把兵力布置在徐州周边，进退两利。进可以机动地向济南进攻，退可以防守徐蚌一线。”

蒋介石眼望郭如桂，最后说道：“你是作战厅厅长，一定要辅助光亭做好具体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是！”郭如桂起立，响亮地回答。

回到徐州，杜聿明立即召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将领开会，商讨在各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术战法，众人一致同意守备徐州，机动出击的战术，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

但是，战场风云瞬息万变，辽沈战役中，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急需一个得力的人去救火。15日早，前往东北督战的蒋介石突然把杜聿明从徐州接走，派往东北战场。杜聿明走后，“徐蚌会战”的第一种方案不得不搁浅下来。但是被寄予厚望到达东北的杜聿明并未能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10月30日，蒋介石眼睁睁看着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沈阳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之中，这才不得不慌忙从北平飞返南京……

南京国防部总参谋部。

几个人围在会议桌前，正在举行一个紧急作战会议。参会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为章，作战厅厅长郭如桂、副厅长许正春和作战处长李炎华等。接到从北平返回南京途中蒋介石的指令，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新的“徐蚌会战计划”。

会议由作战厅厅长郭如桂主持，他信心满满地说：“目前战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济南战役失败了，东北战场战况也很糟，共军猖狂至极，已经喊出了打什么‘淮海战役’的口号。据可靠消息，共军华东野战军已经在向济南以南集结并向徐州方向推进，我们必须做好应对的方案。现在请作战处李炎华处长把初步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向大家介绍一下。”

李炎华走到悬挂着的军事地图前，杖指徐州蚌埠两地之间说：“此计划的核心要义是，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接着，李炎华汇报起详细的作战方案。

“主要任务是以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各部队的行动分配是这样的：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柳河、商丘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凤台间地区转进；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李炎华说到这里，郭如桂插话补充说道：“前一段，何部长召集大家开过一次会，大家有两种思路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是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与共军决战；第二种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共军攻击受挫时，机动转为攻势，击破共军。经反复研究，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案。这次的徐蚌会战计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看这样做不妥！从徐州至蚌埠有二百多公里，在津浦铁路两侧摆上数十万的大军，毫无既设阵地可守，势必会形成首尾难顾、到处挨打的态势。”刘为章参谋次长瞟了一下郭如桂，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参谋总部内，人人皆知一个事实，刘为章和郭如桂均是精通军事理论的实力派人物，一山二虎，经常尿不到一个壶里。仪表堂堂、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刘为章擅长谋略，外加与白崇禧私交甚笃，恃才傲物的他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黄埔五期生郭如桂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堂兄是大名鼎鼎的四川军阀郭汝栋。他本人抗战时期以出色的参谋能力获得陈诚赏识，纳为心腹，成为陈诚“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内战期间一年内调动三次直至荣升国防部作战厅长。作战厅长是个实职，因此郭如桂向来不买官高半级的次长刘为章的账。

一看两人见面就交火，参谋总长顾祝同急忙出来打圆场：“委员长已经看过这个计划，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共军决战，但认为计划还太笼统，请大家好好斟酌，进一步修改完善。”

总长这么一说，刘为章就没再持有异议，只是漫不经心地围绕计划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会后，低头不语的刘为章随顾祝同一起回到了办公室，顾总长问刘为章：“你还有事吗？”

刘为章见四下无人，小声说道：“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刘为章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吞吞吐吐畏首畏尾过啊，讲！”

“我觉得老郭有问题。”

一句话把顾祝同说愣了，急忙问：“他怎么有问题？！”

两人坐定，刘为章说：“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第一，老郭天天穿制服，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闲暇，甚至私人宴请也没见他穿过别的像样的衣服。吃饭呢，也是很简单，曾听光亭说见过他们家晚饭只有区区两个菜，且从来没有宴请同事到家中吃过饭。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嗜好，除了抽烟，不打牌不赌钱，有时同事和朋友间小来小往他一概不参加。据说家里沙发都打着补丁，如此谨慎和清廉的人，我至今听说过的就他一个，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不像我们的人，倒像共产党的做派；第二，看他带着作战厅一帮人弄的这个计划，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表面上看着合情合理，但暗地里却正中共产党的下怀。所以，我怀疑是共党方面指使老郭这么干的。”

顾祝同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最后，意味深长地笑着摇摇头：“你多虑了！”

他想起就在前一天下午，也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同样有人神神秘秘地向他反映情况，只不过对方换成了郭如桂。郭如桂状告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刘为章。郭如桂说：“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向总长反映，一次听喝醉酒的二厅厅长冯怀西说，咱们的次长是共产党，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的。听说在日本几年，他经常暗地里参加共党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房间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顾祝同还没有从诧异中回过神来，郭如桂继续说道：“次长这个人，仗着自己能饮、能唱又能讲的那点本事，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口沫横飞，次次大言不惭，除了您，根本没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果不细加分析地听他这个人讲话，既像听到一位学者、教授或是专家在讲学，又像见到一位雄辩家在演说，头头是道，面面俱圆。可是，当慢慢地体会他所说的内容，却又驴唇不对马嘴，空无一物！他虽然身负重任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可从来没有听过在哪次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是在哪次战役中因为他卓越的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大胜仗。他唯一的一点本事，不是别的，是每次战役后八面玲珑和花言巧语般的分析，可这些东西，仔细想想，又有什么用呢？！”

昨天来了个告状的，今天同样又来了一位，而且是相互告状，攻讦的内容如出一辙——对方是共产党。想到这些，顾祝同脸上飘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诡异笑容。

顾祝同认为，刘为章和郭如桂都不是共产党，只是都有后台的两个人之间互不服气，谁也看不惯谁，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而已。以后如能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说不定对自己地位的巩固有好处。于是，顾祝同像劝郭如桂一样劝导刘为章：“没有真凭实据千万不要乱说，看人要看人家的长处。谁说我们国民党的高官就一定要享荣华富贵，一定要锦衣玉食？！老郭这种节俭的品性也是蒋委员长推崇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讲到委员长面前去，否则挨一顿骂是小事，弄不好还要说是有意侮辱党国形象。”

顾祝同的一席话说毕，刘为章额头上已沁出一层细汗，便不再吱声。

“大家都是同事，大战来临之际还闹不团结，会葬送党国大好前途的。”

就这样，顾总长把这事压了下去。

刘为章和郭如桂虽然互相猜忌，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也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