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一小时里，无尽的恐慌席卷而来，我和艾莉森都无力安慰彼此。最终，我们默默地走向不同的房间，各自深陷在地狱般的无底深渊中。

她去了起居室，拽了一条毯子裹在身上，呆呆地盯着墙壁，沉浸在痛苦中。我时不时能听见悲伤的声音传来：尖锐的吸气声，可闻的颤抖声，还有微弱的呻吟声。

我多想跟她一样向悲痛屈服。但我知道，如果不控制住自己，我就会忍不住去想眼前的现实，想到我们生活的地基已经轰然坍塌，想到支撑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已经粉碎瓦解了。那么，我就会跌进无边的空虚中，在可怕的现实面前彻底崩溃。

但是，我不能这样，那份强烈的愿望还在：我得做点儿什么，我得救我的孩子，无论做什么都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开始疯狂地在房子里来回踱步，最后，我停住脚步，坐在了厨房的餐桌旁。平时，孩子们就在这儿吃饭，坐在这里，仿佛就能离他们更近一些。我把所有无关的念头和恐怖的想象都抛诸脑后，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斯卡夫朗身上。绑架孩子的人肯定跟斯卡夫朗有关系，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下午5：52分之前，斯卡夫朗一案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案子太没特点了。迄今为止，联邦法庭上最常见的案子就是违禁药品案。因为，在没有硝烟的反毒品战争中，相关国家政策总是不具效力，这时就需要司法体系发挥作用了。就我而言，每年至少要处理三十件类似的违禁药品案。

这周一，我们法院的职员把案件的相关材料递交给我。周二，我跟负责起草判决前报告[1]的缓刑监督官[2]通了电话。周三，我在办公室里浏览了那份报告，内容主要是关于被告的人生经历。

雷肖恩·斯卡夫朗出生在丹维尔，那是位于弗吉尼亚州中南部的一个没落小镇，其生父不详。在斯卡夫朗六岁时，他的母亲因涉毒品案被捕，随后便被剥夺了亲权[3]。斯卡夫朗是由姨妈抚养长大的。他第一次被捕时年仅十三岁，此后又多次入狱——毒品、枪支，枪支、毒品，偶尔还穿插着一些违章驾驶换换口味。在剩下的童年中，斯卡夫朗都在不停地进出少管所，最后顺利毕业，阵地转移到了州监狱。

后来，他去了弗吉尼亚海滩[4]，可能是为了开始崭新的人生，也可能只是想换到一个警察不认识他的地方。其后，他度过了没有牢狱之灾的两年，紧接着便惹上了大麻烦：警方从一个污点证人[5]和斯卡夫朗的一名亲戚那里获得了情报，查出斯卡夫朗藏匿了五千克海洛因、少量可卡因及快克[6]。

斯卡夫朗同意与当局合作，跳过审讯过程，直接签了认罪协议。

这批毒品的重量不轻，这直接决定了这件案子要在联邦法庭审理。虽然他的认罪态度良好，但是按照联邦法庭的量刑准则[7]，能宽容的程度实在有限。加上斯卡夫朗以前那些五花八门的犯罪记录，他这次很可能要被关很久。

除非，有人想保他。

可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

虽然我对毒品交易王国的了解仅限于自己在法庭上见识到的那些，但再怎么看，斯卡夫朗最多也只是个毒品交易链上的中层人员而已。起诉书上说，他藏匿的毒品是从另外一个人手上获得的，起诉书将这个人列为一号未起诉之共谋共犯[8]，简称一号未起诉共谋犯。斯卡夫朗有一些自己的客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都只是作为毒品供应的中间人。他将毒品分开包装，然后卖给毒贩或吸毒者，他们会再到街头贩毒。

事实证明，这种交易的利润并不高。斯卡夫朗被逮捕拘押时，住在一个小房间，开的是一辆老旧的克莱斯勒[9]汽车，平时还兼职做厨师，最近是在一个收容机构做兼职，拿着最低工资。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小笔现金，我记得应该是二百三十八美元。他没有银行账户，交不起保证金，也请不起私人律师。这样一个人，而且被关押着，怎么可能找人绑架法官的孩子？

我回想了一下整个绑架过程。

首先，是短信。绑匪要确保我既不会去接孩子，也不会马上寻找孩子。因此，他们用某种方式入侵了通信系统，以“艾莉森”的名义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是绑架。具体细节就很难推测了。萨姆和爱玛在中部半岛蒙特梭利小学读一年级。那所学校很小，除了萨姆和爱玛之外的一年级学生只有三个。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孩子不见了，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而且，学校老师也不会让陌生人接走学生。学校有一个名单，获得家长许可能接孩子的人都列在上面。我和艾莉森给学校列的名单只有贾斯蒂娜和艾莉森的娘家人，包括她的妈妈、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难道绑匪能够瞒天过海，避开了这项安保措施？

这说明，制订绑架计划的人一定非常狡猾，而且做事条理清晰，有着优秀的组织能力。从判决前报告来看，雷肖恩·斯卡夫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帮他。

那人究竟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起诉书中提到的一号未起诉共谋犯。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人应该位于毒品交易链的更高层，他也许是担心斯卡夫朗会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做证，所以才希望释放斯卡夫朗。

可问题是，他是未起诉的共谋犯。“未起诉”，意味着“未知”。假如真的有一个未判决的案子起诉这位共谋犯，斯卡夫朗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接受审判了。美国联邦检察署[10]肯定会先起诉这个共谋犯，然后再处理斯卡夫朗的案子。他们总是先拿大鱼开刀，相较之下，斯卡夫朗只不过是小鱼小虾罢了。

事实上，关于一号未起诉共谋犯，斯卡夫朗很可能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正因如此，毒品交易组织才需要成千上万像斯卡夫朗一样的中间人。在街头进行毒品交易是非常危险的，毒贩常常很难分清谁是客户，谁又是便衣警察或警方线人。干这一行，被捕是家常便饭。所以，真正的头目是绝不会直接跟客户交易的。从组织的头目到喧嚣的街市，这条毒品交易链中间还有许多环，而斯卡夫朗只是其中一环。而且，他们还让各环之间互不知情。斯卡夫朗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替哪个毒品交易组织卖命。

从这个案子中，美国联邦检察署已经挖不出更高层的罪犯了。从公诉人的立场来看，这是个死胡同，能抓住的也只有斯卡夫朗。

一两个小时后，我还在脑海中过滤各种信息。这时，艾莉森走进了厨房。我听到她吸了一声鼻子，眼眶通红。

她经过餐桌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理我，而是径直走到橱柜前，取出了一只玻璃杯。

即使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她的举止依然优雅自若。艾莉森也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是你很难看出她的真实年龄。跟二十多年前我们相遇时一样，她的身材还是那么纤细苗条，她的腰板也还是那么笔挺，而她的双肩也丝毫没有下垂，一切美好如初。

她确实也添了一些白发，但是她的头发原本就是银灰色，寥寥银丝混在其中，完全看不出来。虽然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发际线在后移，脸上的皱纹也在增多，但是我觉得艾莉森却几乎一点儿都没变。也许是我没有察觉吧，又或许是因为爱情。

不过，我并不是要把她夸成一个绝对完美的典范，她也是有缺点的。艾莉森爱吃巧克力和薯片，虽然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日常的锻炼习惯已经不允许她多吃这类零食，但她还是戒不掉。上班时，她偶尔还会偷偷吸烟，尽管她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其实是知道的。还有，她开车的技术很烂。

我们的婚姻也并非完美，所谓完美的婚姻，只存在于写贺卡的人的想象中，以及单身人士的幻想中。我们也会吵架，但吵架的方式不是大吼大叫，而是沉默冷战。我们俩实在是太固执了，无论争吵的起因是什么，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就是连续数天，我们几乎不和对方交谈。有时，冷战进行到令人心灰意懒的时刻，我忍不住会想，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尽头了。

但是，随着冷战的进行，最后我们中的一个总会败下阵来，主动开口言和。而且，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把曾经的争吵当作笑话，再提起时便一笑而过。

比如，我们经常开的一个玩笑就是艾莉森回去找保罗·德雷瑟了。保罗是艾莉森在高中时期交的男朋友，这些年来，他变得越发时髦、帅气和有钱了。我们和好后，艾莉森会说：“保罗·德雷瑟搭乘的私人飞机刚刚在马尔代夫遭到了伏击，没办法，看来咱们俩只能再凑合过一阵子啦。”

除此之外，那最初吸引我、点燃我浓浓爱意的火花，依然在我的内心熊熊燃烧，一如从前。虽然我的妻子并不相信，但我心里清楚，就算过往的记忆全部消失，当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她和另外九十九个女人，我依然会选择与她携手回家、共度余生。

因此，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看到她倒水时的举手投足，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心生赞赏。

她稍稍朝我转了转身子，问道：“你要喝水吗？”

“不了，谢谢。”

艾莉森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手里的玻璃杯。

“昨晚，爱玛还在这里，”她用空洞的声音说道，“她坚持要帮我洗碗，于是我就让她站在椅子上洗，我帮她擦干水。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玻璃杯从艾莉森的指间滑落，掉在水槽里摔碎了。艾莉森啜泣起来。

“别这样，宝贝。”说着，我赶紧从椅子上起身，来到她旁边。

她既不肯直起身来，也不肯面对我，于是我只好弯下腰，从背后用双臂环抱住她。我一直保持着这个有些别扭的姿势，好让她知道还有我在身边。

“我没法不担心他们。”她说，“他们在哪儿？在做什么？受伤了吗？会不会害怕？”

“我明白，我明白。”

要说为人父母有何意外之处，那就是从艾莉森怀孕开始，我的大脑中便多出了一个新的区域，只为一个目的存在：挂念孩子。即便我正被其他毫不相干的琐事缠身，这份挂念也依然在我的血液里温柔地流淌着。

而现在，这份挂念正狂跳不已。

“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她说，“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我明白。”我说道。

为了平复情绪，她开始深呼吸，全身都随着深深的吸气而颤抖。我用手掌上下抚摩着她的脊背，希望这样能多少安抚一下她。

“等到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我说，“我们要照他们的吩咐行事，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我更加用力地抱紧了她。

“斯科特，假如我们失去了孩子们，我……”

“嘘，我们不能这么想。这么想是无济于事的。”

“我知道，可是……”

“嘘。”我不想让她说出来，仿佛说出来就会成真一样。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着，最后她终于振作了一些，说道：“对不起。”

“别这么说。”

她抬手清理水槽里的玻璃碎片，我拦住了她。

“放着我来吧。你别操心了。”

她顿了顿，说道：“好吧。我想去躺一会儿。”

“好，你去躺一会儿吧。”

“如果……如果我现在去孩子们的房间，会很古怪吗？”

“当然不会。”我说。

她点了点头。我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上面还满是湿漉漉的泪痕。然后，她沉默地离开了厨房。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水槽，我多么希望能有一种愤怒在自己体内膨胀，好让我产生复仇的念头，在幻想中痛击那些绑匪。然而，当我捡起玻璃碎片时，内心只感到一阵虚弱、无助。

身为法官，我对这种软弱感是非常陌生的。

在我们的民主体制中，联邦司法体系是唯一容许专制存在之处。联邦法官的任命是终身制的。我们不必像政客一样费尽心思地参加竞选，也不用卑躬屈膝地讨好赞助人。若要罢免我们，必须要经国会讨论通过才行。而且，我们无须对任何上司或选民负责，唯一要对得起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良心。

有的律师会把联邦法官戏称为“小恺撒[11]”，就是那个连锁比萨店，其实这也不全是玩笑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就像恺撒大帝一样，拥有惊人的权力。当然，我在法庭中下达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更高层的法院推翻或修正，但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所做出的决定都是不容置疑的。

日复一日，在直觉的指引下，我宣布着能够改变人们余生的判决结果。在这片土地上，最有钱的律师在我面前也要毕恭毕敬，连大官僚都必须得听从我的命令。

在法庭上，只要一个不利的判决，就能让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低头求饶、战战兢兢。

我明白，纷至沓来的谄媚和恭维都是因为我所处的职位，而非我本人。当然，我绝不鼓励这种现象。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情不愿的恺撒，人们的奉承讨好让我觉得尴尬、不安。

然而，这份工作就是如此。

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代表权力。

不管我想不想要，我都拥有权力。

或者说，曾经如此。

[1] 判决前报告（presentencing report）：在判决前，缓刑监督官负责调查被告人的生活经历，主要调查是否有使其罪行减轻或加重的情况，最终写成判决前报告，在开庭审理前呈给法官。

[2] 缓刑监督官（probation officer）：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缓刑监督官主要负责监管在押罪犯，并在开庭审判前调查罪犯的个人经历和犯罪记录。

[3] 亲权（parental rights）：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4] 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独立市。

[5] 污点证人（cooperating witness）：西方司法体系中的一种特殊证人，作为犯罪活动的参与者，自愿向警方提供情报和证据作为交换，以使自己免受指控或减轻、从轻指控。

[6] 快克（crack）：又称“霹雳可卡因”，是一种高纯度的毒品。

[7]量刑准则（sentencing guidelines）：指美国联邦量刑准则（United States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是对重罪犯及罪行较重的轻罪犯做出量刑判决的统一准则，不适用于罪行较轻的轻罪犯。

[8] 未起诉之共谋共犯（Unindicted Co-Conspirator）：指虽涉及犯罪案件，但在同一份起诉书中未加起诉的罪犯。

[9] 克莱斯勒（Chrysler）：美国汽车品牌。

[10] 美国联邦检察署（US Attorneys Office）：在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中代表美国联邦政府，负责起诉涉嫌违反法律的被告人、展开有关犯罪案件的调查以及向法官建议量刑判决。

[11] 小恺撒（Little Caesars）：美国第三大比萨连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