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换一个判决。这一直是安迪·惠普尔想要的结果。虽然我并不愿意让他得逞，但爱玛能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她平安归来之前，惠普尔的耳后会一直抵着一把手枪。

“避险大王”惠普尔有他的避险手段，而这把史密斯威森手枪就是我们的避险手段。我们决定在“河畔农场”完成交换。在我们离开法院大楼之前，惠普尔给那两个马其顿人打电话做好了安排。我们一致同意让惠普尔待在我的别克车里，直到马其顿人带着爱玛出现为止。在爱玛被释放的同时，我们也会放了惠普尔。

然后，等到了下周一，“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中的双方律师都举证完毕，我便会签署那份已经写好的判决书。惠普尔相信我会合作，因为如果我不听从吩咐，他就会把那些栽赃陷害的文件都散播出去。起码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总算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和意愿。

我们不想带着一个伤痕累累、步履踉跄的男人走出法院大楼，便让马克留下了。杰里米自告奋勇地待在办公室里看守他，同时还让珍·安将当天的听证会推迟到下周了，让她对众人解释说法官突然病倒了。

于是，只有我们三个上了车。艾莉森跟惠普尔坐在后排，我负责开车。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运送一个魔鬼一样。

我从后视镜里偷偷地看了他几眼。他泰然自若地坐着。我的面前从未出现过如此令我恨之入骨的人。就连这个人——不，他不是人，而是非人的禽兽——触碰我车内的垫子都会让我觉得厌恶。有一回，我听到他的叹气声，这才反应过来我跟他正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不禁感到恶心不已。若非我心中怀着对女儿的深厚爱意，我早就以无数激烈的方式将这份憎恨表现出来了，而现在我只能忍着，一边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一边在心中幻想着发泄自己的情绪。

惠普尔盯着窗外，没有察觉到我的憎恨，又或许他只是视而不见。我实在无法理解，他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怎么能忍受在镜子中看着自己这副嘴脸。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赢家，但从长远来看他其实是输家。他只有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这样的人生会变得越来越悲惨。他以为钱越多就越幸福，可是这个所谓的金融天才却忽略了一条最简单的经济原理，即收益递减规律[1]。他赚得或窃取的每一块钱都会让他的幸福减少。以此类推，最终，他的幸福指数会变成零。

那正是他应得的下场。

尽管这次绑架事件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折磨，但也让我更加确信了人生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孩子快乐，还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即便在这番考验来临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些人生的幸福，我知道今后自己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美味薄饼日”和“父子游泳日”此刻听来竟是如此美妙。

格洛斯特17号公路上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红绿灯。如果惠普尔敢冒险逃跑，那么随便哪个路口都能提供最佳的时机。然而，他只是心满意足地坐在车上，似乎确信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终于，在经过漫长而紧张的路途之后，我驾车拐上了家门前那条沉寂的小路。当我开车进入自家的领地时，我注意到那群秃鹫已经不在了。

我放慢车速，轮胎离开了马路，碾上了树林间柔软的泥土。我曾以为，这条十分之四英里长的车道能将复杂凶险的世界隔在外面。

现在，我不会再有这么愚蠢的念头了。可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至少能有些安全感，不会为了时刻潜伏的危险而提心吊胆。

可惜，这份美好甜蜜的愿望只在我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当汽车驶向“河畔农场”前的空地时，残酷的现实将我从幻想中拉了回来。车道尽头，有四辆车正等着我们：一辆普通的福特金牛，一辆带有州法医署标志的轿车，还有两辆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警车。坐在后座的惠普尔突然激动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你——”

“闭嘴，”我制止道，“别说话。我不知道。难道你以为我愿意让他们现在来这儿坏事吗？”

“那他们在这儿做什么？”

“我不知道。”

艾莉森咒骂起来。

“你们按兵不动，”我说，“我来处理。我们说好的事情不变，我会把这些人弄走的。”

我把车开到空地和警车之间，然后靠边停下了。我不能冒险将车停得太近，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我的妻子正用枪指着安迪·惠普尔。我关掉发动机，下车，一路小跑完最后的五十码。我对惠普尔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人来这儿做什么。那辆法医署的车更是让我感到困惑。

大约还剩下二十五码时，我看到了哈罗德·加利警长那黑黑的光头，他刚从我们家房子的前门出来，走到门廊上。后面跟着两名警官，其中之一是上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身材健壮的娃娃脸警官。

加利走下门阶，在房前的草地上跟我碰面了。

“你最好有搜查令。”我说。

“我们有。”

“拿来看看。”我说。

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两张叠了三折的纸，递给我。我开始看纸上的内容。跟上回一样，搜查令的内容翔实恰当，他们有权搜查我的私人住宅以及其他被认为有必要搜查的地点。但这份搜查令比上一份搜查令多了一些额外的内容。

“凶器？……杀害赫伯特·思里夫特？”我说，“你们认为我杀了赫伯特·思里夫特？我为何要这么做？”

“他是我们的人，”加利说，“当然，他已经退休了。可是他在局里依然有很多朋友，现在他们都非常难过。”

“但我与此事无关。你们错得太离谱了。”

“是吗？”加利说，“那么请告诉我，桑普森法官，你有没有雇用赫伯·思里夫特？”

我知道自己不该开口。我在法庭上见过不少被告人，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言辞而遭到控告乃至定罪的。他们之所以会说那些话，是因为他们相信解释一下就会摆脱嫌疑了，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我对此十分了解。

然而，当时我一心只想让这些人快走。结果我也成了一个愚蠢的嫌疑人，以为只要说了实话就能平安无事了。

“是的，我雇用了他。”

“让他帮你做一些私人调查？”

“没错。”

加利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记事本：“他具体为你做什么？”

“那是私人调查，”我说，“不关你的事。”

“好吧。那你上一次见到他活着是什么时候？”

我回想了一下：“应该是在……一个周四。两周前的周四。确切地说，是两周零一天之前。”

“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在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提前预约了，他肯定有日程表，你可以核实一下。”

“后来你还有没有见过他？”

“没有了。”我努力将他的尸体从脑海中赶出去，那副可怕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忘记。

“那后来你还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有，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内容都是关于他替我做的工作。”

“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我……记不太清……周一吧。不，等等，应该是周六。没错，就是我雇了他之后的那个周六，差不多两周之前。你可以调出他的通话记录核实。”

加利在小本子上快速地记录着，那个娃娃脸的警官在一旁专心地聆听。

接着，警长突然看似随意地抛出了下一个问题：“之后你有没有再去过他的办公室？”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那张字条。他们发现了我塞在门上的那张字条。

“有，我……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于是便去了他的办公室，然后——”企图隐瞒是没有意义的——“我给他留了一张字条。”

“你把那张字条放在了哪儿？”

“在……在后门。我把它塞进了门把手上方的门缝里。”

“后门。你说的是不是通往那栋房子私人区域的入口？”

他特别强调了“私人区域”四个字。恍惚间，我仿佛已经能听到哈罗德·加利警长在庭审上做证说，被告去找被害人似乎是为了一桩私人事务。

“是的，没错。”

“字条上写了什么？”

“我就是……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你在生他的气吗？”

“没有。不，我……我只是有点儿失望，因为他一直没有消息。”

“失望。”

“是的。”

“不生气？”

“生气……生气这个词太过了。”

“你有没有敲门？”

“呃，是的，我肯定敲门了。”

“敲了几次？”

“我……应该有几次吧。怎么了？”

“你敲门的时候，有没有大声咒骂？”

噢，天哪！他们肯定跟住在隔壁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当时我还怒斥了她。

现在，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女人的证词。他大吼大叫，嘴里骂个不停。

我太害怕了，所以就跑回屋里去了。

“我记不清了。”我说。

“你是不是付了现金给思里夫特先生，让他干活儿？”

“呃……是的。”

“那他有没有完成工作？”

“没有，正因如此我才去找他的。”

“那你有没有为此感到生气？明明花了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

“没有。我刚才说过了，我只是觉得有些失望。”

“之后你跟思里夫特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往来？”

“没有了。”

“你有没有再给他打过电话？”

“打过吧。我肯定留了言，这你也可以去核实一下。”

“其实，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从上周六开始，你似乎就不再给他留言了，也不再给他打电话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急着要联系上他，为什么突然就不打电话也不留言了呢？”

尽管我拼命想冷静下来，但我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红了。陪审团就喜欢这种关键细节，既能表明被告人说谎，又能表明被告人与罪案有关。没错，只要他们不发现尸体，这一切都只是间接证据，但这是十分不利的间接证据。

“我觉得当时我已经放弃了，认为他不会给我回电了。”我笨拙地说道。

“你有没有再去过他家？”

“你是说他办公的地点？”

“都一样，那是同一个地方。”

“没有，”我说，“我没再去过了。”

“因为你已经不抱希望了，觉得他不会有消息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

他又在记事本上匆匆地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而我心急如焚，我希望他赶紧离开这里。趁他忙着做记录时，我冒险瞥了一眼别克车。惠普尔还坐在原位不动，艾莉森也是。她肯定还用枪指着他，只不过她把枪放得很低，超出了视野范围。加利已经让我通过自愿的陈述建好了绞刑架，这会儿他要给我系上套索了。

“那么，”加利说，“你能否解释一下，赫伯特·思里夫特的尸体为何会在你家的土地上被发现？”

这话狠狠地刺穿了我的五脏六腑。加利已经把他认定的案情完全展示出来了：我雇用了赫伯·思里夫特，但是他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我颇为恼火，打电话给他留言，还怒气冲冲地跑到他家找他；后来我又打电话留了很多语音信息，最后却突然不再留言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杀了他，将他埋在了我家的树林里。有了这些证据，想把我送入监狱已是绰绰有余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州法医署的人为何来这儿了。他们要从可怜的赫伯·思里夫特那剩下的尸体上发掘线索。

“一群野狗把他挖了出来，”加利说着，摇了摇头，“有位女士开车路过，突然瞧见一群杂种狗拖着一条人的胳膊在街边跑。”

加利已经不再往记事本上写东西了。他试图与我对视，但我的目光却在四下闪躲。我一门心思都放在了这个意外的插曲上，根本没听到车道上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但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

那是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正是萨姆对我们描述过的那一辆，也是我们在凯伦的手机视频上看到过的那一辆。它闯进了房前的空地。

那两个马其顿人来了。

[1] 收益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指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最终会减少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