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