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恕听得呆了。这就是一个英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这就是易君恕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他也曾多少次慷慨陈词，历数中国的种种弊端，恨铁不成钢，而这些由一个外国人口中说出来，又显得那么刺耳。如果人家是在攻击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否认华夏先民的卓越创造，贬损炎黄子孙的种族和血统，易君恕将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与之争辩；然而人家却不是说这些，只揭你们的短处。你们的确曾经十分优秀，而现在不行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们被列强超越了，被世界抛在后面了。不要埋怨世界对你们不公正，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你们自作自受。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代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说：“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翰翁削切指陈，鞭辟入里，晚生深受教益！”易君恕那双忧郁的眼睛望着林若翰，“请问，中国要革除积弊，奋发图强，翰翁有何良策？”

林若翰微微点了点头，他的这番演说已经成功了。如果说，易君恕刚刚见面时对他的尊重多半出于礼貌，其中还掺杂着可以感觉到的猜疑和敌意，向他“请教”的那些问题颇似某些独出心裁的新闻记者的故意发难，那么，现在他已经使易君恕心悦诚服，甘心拜他为师了。

他轻轻放下茶碗，向着空中拱了拱手，表示对大清国皇帝的尊重，说道：“皇上已经诏令变法，废八股，裁冗兵，办学堂，讲西学，兴实业，这些都是强国之策，”说到这里，却又话锋一转，“不过，依敝人看来，西方的学说，西方的火轮机器，传到中国也并非自今日始，早已试验过了，而中国却至今没有富强起来，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西方的皮毛，模仿抄袭往往徒具形式，而难奏实效。我以为，当今中国迫切要做的，就是我在摺子里所写的三件事。……”

“请问是哪三件事？”易君恕已经对他紧追不放。

“第一，”林若翰伸开两手，右手扳着左手的食指，这是他跟中国人学来的说话习惯，可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又显示了自己对所谈论的问题“了如指掌”，把一、二、三表述得明明白白，“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不利于维新变法。中国应当与西方强国订立同盟，平时互助，战时互保，以稳定大局。第二，”他又扳下中指，说，“应当派遣精干的官员和年轻学子出国考察工业、商业、交通、教育，聘请西方专家来华主持铁路、矿业、机械制造，训练军队，推行西法，增强国力。”三条已经说了两条，还剩下最后一条，他郑重地扳倒了无名指，“第三，改革政治与官制。而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皇太后名曰归政休养，实则恋栈揽权，皇上不能放手行事。我以为，以中国国情而论，皇上如果公开与皇太后争权，必将闹得不可收拾，不如仿照英国制度，奉皇太后如维多利亚女王，而由皇上组内阁，开议会，实行民主政治。选聘外籍精英人士担任皇帝顾问和内阁官员，随时入见皇帝，详细奏陈西国各事，全面整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将国家建设纳入正轨。中国的事情虽然千头万绪，而这三件事是根本。敝入考察了西洋各国的成功经验，针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深思熟虑之后，才得此三策。我相信，只要皇上肯于采纳，中国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十年八年，必将富强起来。不知易先生以为如何？还请不吝赐教！”

又是一个问号，连同那只屈着三个指头的左手，送到了易君恕面前。说“不吝赐教”是客气的，林若翰等待的是对方的折服和赞扬。

而易君恕却陷于沉默，迟迟没有回答。他不能不承认，林若翰对中国残败疲弱的现状和中国人浮躁惶乱的心态具有相当的了解，进而为这个正处于忧患的漩涡之中的国家描绘了一幅大刀阔斧的变革蓝图。这令人心动，也令人不安。谁也不能保证这幅蓝图就一定会实现，而试图实现它却必须借助于外洋的力量。中国确实要改革，要变法，除旧布新，奋发图强，但左也要靠洋人，右也要靠洋人，那么中国人自己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林若翰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他毕竟是个“鬼子大人”，他以外国人的眼睛很难洞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那里有一道时而脆弱时而强硬的防线，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翰翁的摺子是呈给皇上的，晚生怎好妄加评论？”易君恕对他的询问，只给了这么一句未置可否的回答。

“这么说，先生其实是不赞成了？”林若翰那双蓝眼睛中期待的光芒黯淡了，“我写的摺子，既是呈给皇上的，也是献给大清国人民的，先生无论赞成与否，完全可以直抒己见！”

“那么……”易君恕犹豫再三，但还是说了，“晚生冒昧了，以我看来……”

他在思索着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而又不至于伤了这位“鬼子大人”的自尊，而在这时，谭嗣同手里拿着林若翰所写的那份厚厚的摺子，走出了书房，来到客厅。

林若翰的目光立即转向了谭嗣同，易君恕尚未出口的话只好咽下了。

“谭大人，”林若翰的蓝眼睛重新闪烁起期望的光芒，急切地询问谭嗣同，“披阅拙稿，未知尊意如何？”

“翰翁颇多高见，”谭嗣同双眉微蹙，思索着说，“不过……”

“嗯？”林若翰又一次感到这种中国式的支支吾吾背后的意蕴，“大人如果认为有什么不妥，还请明示！”

“不敢当，嗣同是要向翰翁请教的，”性情刚烈的谭嗣同在他所尊重的洋儒面前表现了难得的克制，并不打算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对方，而是采取和他商量的方式，“翰翁所拟三策：稳定大局、推行西法、改革制度，都极有见地，但未必切实可行……”

“为什么？”林若翰问。

“比如，中国与列强结盟，就难以实现，”谭嗣同说，“列强来华，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且各国之间，利害纠葛，错综复杂，以中国目前的实力，难以和任何一国平等结盟。”

“谭大人，”林若翰却充满信心，自告奋勇，“英国方面，我可以代为联络，窦纳乐先生是我的朋友……”

易君恕听得心里一动：窦纳乐？那个一手操纵香港拓界的英国公使，难道会维护中国的利益吗？如果寄希望于他，真不啻“与虎谋皮”了！

“翰翁愿为此奔走……”谭嗣同沉吟道，望着这位不辞辛苦的洋人，不禁心中暗想，他如此热衷于中国事务，目的何在？莫非是要以此为进身之阶，博取皇上的外国“顾问”之职吗？谭嗣同自然不能当面询问林若翰，迟疑片刻，说道，“两国结盟必须保证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主权，这恐怕就不是您所能够承诺的了。而且，还要看到，中国如果与英、美结盟，则势必与日、俄交恶，后果难以预料，作此决策，须慎之又慎。皇上诏令变法，意在振兴中国，自立于天下，而翰翁所提三项建议，几乎处处都要依靠外国力量，难免有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皇上对此当有所顾忌，朝廷缙绅和一般中国民众也难以接受，何况，对翰翁也有所不利……” [!--empirenews.page--]

“对我不利？”林若翰惊讶地摊开两手，“我并没有打算从中取利，这话从何说起？”

“翰翁！”易君恕脱口叫道，如果说他在谭嗣同说出这番话之前，对于林若翰的建议尚觉不便明言，现在终于忍不住了，“我不知道您的居心……”

“居心？我有什么居心？”林若翰那白皙的面颊涨红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中国！易先生，我们虽然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你难道没有感到我对中国的感情吗？”

“当然，对此我深有感触，”易君恕说，“翰翁作为一位外邦人士，穿戴大清衣冠，娴熟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历史，关注中国时局，都令我感佩。”他向林若翰拱了拱手，然而这已经仅仅是出于礼貌了，清癯的面庞神情肃穆，紧蹙的剑眉下，两眼闪着冷光，“但是，我也不难看出，翰翁更爱英国，更爱香港，您希望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的路、矿、工业、军队，甚至入朝做官，操纵国权，果真如此，整个中国岂不要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吗？翰翁的主张，中国四万万人中凡有良知者，都不会赞同！中国人比您更爱中国！”

林若翰愣住了。片刻之前，他和易君恕还谈得颇为投机，年近花甲的老牧师不惜屈尊俯就，耐心地向这个后生小子阐述自己的心得和主张，却不料完全白费唇舌，突然之间易君恕和他翻脸了，疾颜厉色地当面指斥他居心不良，简直把他看作英国政府的说客了！

两位客人之间发生争执，莽苍苍斋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使谭嗣同深为不安。毕竟林若翰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士，又是一位长者，他只能劝阻易君恕：“君恕……”

“谭大人！”林若翰满脸的皱纹在扭动，蓬松的大胡子在颤抖，声音沙哑地说，“我虽然是一个英国人，可是，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在华之月远远超过居英之年。三十八年以来，在香港，在中国内地，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学到了你们优秀的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瘤疾顽症，而中国士大夫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知之而不敢言。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方之人言之，我披肝沥胆，上书坦言，爱之深不觉言之切，不料反而遭怨！啊，上帝，我为四万万中国人祈福，愿东方文明古国中兴复苏，何曾谋求一己私利？这一切，上帝可以作证！”

老牧师一腔激愤，双眼闪烁着莹莹泪花……

“翰翁！”谭嗣同上前扶住了他，“翰翁且请息怒，此事还须和康先生、梁先生详细商议……”

“我并没有发怒，而是为中国感到悲哀！”林若翰热泪盈眶，仰天长叹，“上天要救中国，若违背天意，错过良机，将追悔莫及！”

莽苍苍斋暮色苍茫，已是掌灯时分。胡理臣和罗升一个手持灯盏，一个端着托盘，把待客的菜肴送上来，一进门，竟然看到这副景象，不知如何是好……

深夜，报国寺前易府小院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光。

书案前，易君恕凝神独坐，陷入深深的思索。在莽苍苍斋和谭嗣同的促膝交谈，和林若翰的相遇以至不欢而散，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当今的北京城犹如紧锣密鼓之中的一座大戏台，各种人物都纷纷登场，要在危急的时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台大戏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唱本，生旦净末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主张，顽强地表现自己，谁也难以预料将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和谭嗣同分别二十年之后的重逢，使易君恕在孤独中找到了同伴，在苦闷中找到了精神依托，他信任谭嗣同，相信只有康、梁、谭这些浊世独醒的人物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的出路，无论这条路如何艰难，也非走下去不可了。那么，还有那位长袍马褂、蓝眼高鼻的林若翰呢？信誓旦旦要救中国脱离苦难、为四万万民众祈福的那位“鬼子大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易君恕苦思而不得其解。不过，今天与那位“鬼子大人”的邂逅也使易君恕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千金难买的信息：英国人迫使中国签订的香港拓界《专条》，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新租借地尚未落入港英之手，邓伯雄的家乡仍然是大清国土！那么，在香港拓界未成事实之前，如果朝廷据理力争，能否使局势发生逆转呢？当初《专条》的签订出于李鸿章之手，皇上朱批“依议”迫于皇太后的压力，而今皇上诏令变法，尽废弊政，那一纸屈辱的条约难道不可以废吗？一贯媚洋卖国、割地赔款的李鸿章所把持的外交大权难道不可以罢免吗？皇上广开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连林若翰那样的外国人都不远数千里从香港匆匆赶来，向皇上上摺，我易君恕就不可以上它一摺吗？

一股冲动从心中腾起，易君恕突然发现了一条通往紫禁城之路，一条与当今皇帝对话之路，一条报国之路！心血来潮使他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拈起案上的紫铜水注，往砚台里注入一汪清水，然后握住那锭松烟徽墨，用力地研磨起来，一圈一圈，他觉得自己和紫禁城越来越近了。

静静的夜，窗外传来巡更人敲着木梆不紧不慢的报时声：梆，梆，梆……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炎热的夏季在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之中匆匆过去了，西山峰岭浓密的丛林被秋风染红，京郊大地上的谷子黄了，收获的季节到了。辛苦了一年的农夫佝偻着腰，托起谷穗掂掂分量，掐下几粒谷子放在嘴里嚼嚼，瘪瘪的。便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唉，老天不怜惜庄稼人，半年不见雨滴儿，哪来的好收成啊！回首当年，天子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有过多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不要说遥远的康、乾盛世，就是当今皇上登基以来的头二十年，大清国也还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京师二十里以内，地亩永不干旱，庄稼连年丰收，有民谣唱道：“光绪坐龙楼，五谷回丰收，四海民安乐，福如长水流。”自甲午战败，国家伤了元气，老天也雨露不施，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

京西官道上，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簇拥着天子銮驾，正朝着颐和园方向疾行。自从光绪十四年，皇帝十八岁大婚，皇太后“归政”之后，一年十二个月之中，她在紫禁城宁寿宫住两个月，在中南海住三个月，其余大半年时间，从立夏开始便到颐和园避暑，待十月初十过了她的生辰，才起驾回宫。然而，“归政”的皇太后并没有放弃大清国的权柄，皇帝每十天就要到颐和园请安，把国策政务一一奏禀皇太后，获准懿旨之后才可以执行。现在是农历七月末，公历已是9月中旬，这是光绪自颁布《明定国是诏》以来，第十一次赴颐和园请安。

立秋一个多月了，迎面吹来的秋风已有些凉意袭人。光绪皇帝坐在銮驾之中，尊贵的龙体随着轿夫那有节奏的颠簸而颤动，他双眉微蹙，深褐色的眸子蕴含着悒郁之色。维新变法已将近百日，这九十多天来，他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他的朝廷设置着那么多衙门，养着那么多官员，却大半是尸位素餐、坐享富贵的颟顸庸碌之辈，正如他曾经拥有庞大的舰队而国难当头之际却经不起一战，现在他开创的维新变法正需要群臣尽力辅佐，那些银样蜡枪头哪一个用得上？枢臣耆老或者装聋作哑，袖手旁观，或者仇视新政，百般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对皇帝谕令筹办之事无一字奏复，皇帝以电报催促，才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则连电报也不复，置若罔闻。皇帝怒责他们“因循玩懈”，“该督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何复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然而比起京官来，刘坤一、谭钟麟这两名外官还算好的，京官的胆子更大。礼部的满、汉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当部下司员上书言事时，不仅拒绝代递，挟制阻挠，甚而至于许应骙恶人先告状，诬其“咆哮署堂”。别看许应骙在与英使窦纳乐谈判时纯属废物点心，阻挠新政倒成了一马当先的好汉。皇帝拍案大怒，谕令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礼部侍郎囗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一体罢免，终于吐了一口恶气！皇帝严辞谕令：此后各衙门司员上书言事，即由该各部堂官将原件封呈，毋庸拆看，“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 [!--empirenews.page--]

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惊人之举，震动了全国，士民争相上书，言路大开。都察院和各部衙门每天各有数十摺进呈，某些奏摺长达数十页。言路壅塞得太久了，民怨积压得太多了，士绅百姓有万语千言，要向皇帝诉说！中国历朝历代，对奏章的格式限制最严，若不慎有一笔之误，便获“欺君之罪”，而今那些下僚寒士，哪里懂得这些规矩？只顾随意写来，格式杂沓不一，更有山野农夫渔民，寄来二尺长条，称“皇上”不知抬头，遇避讳不知缺笔，皇帝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动怒。外省有一腐儒，竟斗胆上书责难皇帝“变乱祖宗之法”，枢臣主张严惩，皇帝却说：“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容宽之。”皇帝每天闻鸡而起，日暮不息，成千上万份奏摺尚不能尽览，由新任军机处四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代为披阅。年轻的皇帝思贤若渴，把焦灼的目光投向他的臣民，孜孜以求良谋善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在浩如烟海的奏摺之中，有两份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

一份来自顺天府举人易君恕。对大清天子来说，易君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奏摺却讲的是国政大端。目睹那连篇俊逸挺秀的小楷，咀嚼那满怀悲愤、激荡肺腑的话语，皇帝被深深地触动了，今年夏天挥泪来批《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香港是光绪皇帝的一块心病。当年道光爷“深以弃香港为耻”的遗诏至今言犹在耳，那么他呢？他这个不肖子孙比祖先走得更远，不但割让了比香港大得多的台湾，而且租让了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还有广东新安县那片土地，也被英国以“展拓界址”为名划归了香港，租约一签就是九十九年，是租让期最久的一块租借地！九十九年是个多么漫长的期限，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穷其天年也不可能看到将国土收回的那一天，那么，当他告别人世之时，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遗诏呢？大清开国圣祖留下的是广阔的疆土和国家的尊严，而他留下的却是破碎的江山和民族的耻辱，仅仅“深以为耻”一句话能够洗刷他深重的罪孽吗？不，他死后也不得瞑目，将长久地被后世子孙和臣民怨恨、诅咒！剧烈的痛楚使皇帝震颤，仿佛躯体四肢被割裂，五脏六腑被撕碎！

皇帝反复将易君恕的奏摺看了两遍，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的信息使他怦然心动，和上书的那个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心中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借此时机，与英夷重开谈判，推翻屈辱的条约，收回新安县！他拈起朱笔，在奏摺的上端批道：“著总理衙门照会英使……”

刚刚写了这几个字，手腕猛地一抖，又停住了。他突然想到，今年西历8月6日，中国公使罗丰禄已经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互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且申明此《专条》已从7月1日生效，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要想推翻成约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英国政府和驻华公使窦纳乐是好惹的吗7如果中国就此再和英国交涉，只能被人家无情地嘲弄：你们早干吗呢？是啊，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与窦纳乐谈判长达两个月之久，步步退让，何曾向英夷力争国权？满朝文武又何曾挺身而出、捍卫国士？你们都早干嘛呢？！如果在签约之前皇帝能听到这个布衣书生易君恕的声音，也许还来得及……不，李鸿章背后有皇太后作主，早已抱定了以和戎求苟安的宗旨，连大清国的天子也没有回天之力，割让台湾和租让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的条约不都是皇帝朱批御准的吗？李鸿章酿成的苦酒逼迫着他喝下去，已经多少次了！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一腔怒火从心头升起！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外侮接连不断，国家何谈自强、自立？自甲午丧师、乙未议和，皇帝已经对李鸿章忍耐了多年，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既然可以罢免礼部六名堂官，难道就不能罢免一个李鸿章吗？

屈辱、悲愤凝聚于笔端，皇帝把刚才所写的半句话勾去，重新写下御批：“著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作出了这项决定，皇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才像个皇帝了。

另一份奏摺来自英国牧师林若翰。皇帝虽不曾见过此人，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曾经听到过关于这位“鬼子大人”的传闻，也曾经读过他的专著《甲午战纪；，印象之中留有相当的好感。皇帝痛恨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却并非仇视所有的洋人。英、法、德、俄、日东西各强国都曾给中国带来灾难和耻辱，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列强何以能够强大？英国的“工业革命”、俄国的“大彼得变政”、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正如林若翰在这份奏摺中所说：学问无论中西，以实用者为取。何况林若翰这个洋人又有特别之处，他既不是英国政府官员，又不是军事将领，只是一位以宗教为职业的牧师，一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有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若这位“洋和尚”念得好则听，念得不好，不听也就罢了。

林若翰的奏摺，是由康有为作了精心修改，然后才代为递呈给皇帝的。尽管修改后的摺子已经削弱了林若翰的某些锋芒，加进了康有为自己的主张，仍然涉及了大多的禁忌。光绪皇帝阅过之后，没有批复，仅仅“留中”，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主张，予以推行。他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开办学堂、报馆、译书局；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沿江沿海开办商会、商务局，提倡实业，振兴商务，奖励新著作新发明；裁减绿营，实行征兵，筹造兵轮，兴建枪炮厂，以洋操、洋枪练兵，出洋采办军火，选派宗室王公和学生出国“游学”，令驻外使臣博考各国律例……这已经是尽最大努力在各行各业全面推广西法。

使他犹豫不能决断的，是林若翰关于聘用洋人的建议。皇帝认为，工、矿、企业聘用洋人技师是完全可以的，正可以“师夷之长技”，但洋人不可入朝做官。虽然大清国也有“客卿”，像总税务司赫德就是英国人，把持中国海关至今已经三十七年，今年正月英使窦纳乐又以“英国在华贸易既已超过他国”，“英商纳税几达外国所纳全数十分之八”为由，迫使中国继续聘用赫德为总税务司，欲罢不能。赫德之例不可循，如果搞得朝廷枢臣华洋参半，后患无穷，国将不国。因此，他悄悄地采用了林若翰建议的切实可行之处，却把其中的关键之笔抹掉了。至于在皇帝身旁可不可以设外国顾问，他打算看一看再说。现在，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天津，这位卸任的东洋政治家此行的目的，据说一为考察中国的维新变法，二为自己寻求再显身手的机会，意欲改换门庭，投靠大清皇帝，建功立业。光绪皇帝不敢轻信，但准备见一见伊藤博文，听听他对维新变法的见解。还有那位执著上摺的英国传教士林若翰，也不妨一见，或许他本人正是想谋求顾问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