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
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1]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
我们的头儿一听就蹦了起来：“这他妈就跟‘橄榄球棍[2]’。一样没道理。听着，士兵们，你们有三个小时。听说他们这儿卖健力士。”真他妈爽！
瓦塞特下士一次要了五瓶啤酒，在面前摆成一排。他并不急着喝，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满脸欢喜。奥利瑞调侃道：“看看你，笑得就像个坐在鸡巴树上的基佬。”这句话教官们常挂在嘴边，柯蒂斯总被逗乐。
所以柯蒂斯笑着说：“还真是棵可怕的操蛋树！”我们都笑了，很开心终于可以胡言乱语，可以放下防备。
我们举起酒瓶一饮而尽。差不多每个人都掉了二十磅的体重，七个月来滴酒不沾。二级一等兵麦克曼尼根在酒吧里四处晃悠，睾丸从迷彩短裤里露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说：“别盯着我的蛋看，基佬！”斯劳特准下士喝了半小时就去洗手间吐了，克莱格下士——那个还清醒着的摩门教徒——在一旁扶着他，而格里利准下士——那个喝醉的摩门教徒——在旁边的隔间里吐着。连长们也都喝得烂醉。
这样挺好。一回到飞机上我们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已在美国。
令人略感失望的是，我们在樱桃角空军基地降落时，一个接机的人也没有。外面漆黑、寒冷。我们中一半人还沉浸在几个月来的第一场宿醉中，身体疲惫但内心舒畅。我们走下飞机，面前是巨大空旷的飞机跑道，等着我们的是五六个戴红标的地勤和几辆七吨载重的军用卡车。没有家属的身影。
连长们说家属在勒琼基地等我们。我们越快将全部装备装车，就能越快见到他们。
收到。我们分成几组，把帆布背包和水手袋扔上卡车。都是重体力活儿，能让血液在这大冷天里流转起来。酒也随着出汗醒了几分。
然后他们调来几辆大巴，我们挤上车，M16突击步枪的枪口胡乱指着，枪支安全规定没人遵守，也没人在乎。
从樱桃角到勒琼有一小时车程。首先要穿过一片树林。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了24街也差不多如此。商店还未开门，加油站和酒吧的霓虹灯已经熄灭。望着窗外，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哪儿，却依然没有回家的感觉。我想，等我亲吻过妻子、抚摸过我的狗，才算真正回家。
我们进入勒琼基地的侧门，距离营地还有十分钟。但按这个混蛋司机开车的速度——我告诉自己——还得要十五分钟。到麦克休街时，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然后车拐进营地所在的A街。我看着营房，心想：终于到了。没想到车在离营房只差四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军械库前面。我完全可以跑向家属区。我已经看见一处营房背后的灯光。四周停满了车。我能听见路远端传来的人声。家属们就在那里。但我们按命令排成一列，心里想着他们就在那里。我想着谢丽尔和维卡。我们等待着。
我排到窗口，把步枪递过去，一阵莫名的失落感令我猝不及防。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枪分开。我不知该把手放在哪儿。我先是把它们揣在口袋里，然后抽出来交叉在胸前，最后干脆让它们一无是处地耷拉在身体两侧。
等所有人都交了枪，军士长命令我们排成他妈一本正经的阅兵队列。一个白痴旗手在前方挥着旗，我们沿A街行进。走到第一排营房边缘时，人群欢呼起来。转过拐角我们才看见他们——一面人墙在几盏户外射灯下高举标语牌。雪亮的灯光直射过来，让我们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谁。旁边已摆好了野餐桌，一名穿迷彩服的陆战队员正烤着热狗。还有一座充气城堡。一座他妈的充气城堡。
我们继续前行。另两名穿迷彩服的士兵并排挡住激动的人群。我们行进到人墙面前，侧脸对着他们，这时军士长下令立定。
我看见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国国旗。麦克曼尼根全家都站在第一排正中，手里举着标语：“乌拉[3]，布拉德利·麦克曼尼根一等兵。我们以你为荣！”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在科威特，我和谢丽尔通过电话，不长，只是：“嗨，我挺好的。”还有，“对，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问问家属联络官，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她说她会在那儿，但在电话里听着有些异样。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然后我看见艾科尔茨的父亲。他也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归来，布拉沃连[4]的英雄们！”我望着他，想起我们出征时他的样子，心想：“那是艾科尔茨的父亲。”就在此刻他们让我们解散，同时也放开了人群。
我站在原地，身边的战友——柯蒂斯、奥利瑞、麦克曼尼根、克莱格、瓦塞特——都朝人群跑去。家属也朝我们涌来。艾科尔茨的父亲也在其中。
他和经过的每个士兵握手。我不确定有多少人认识他。我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我没有。话到嘴边又缩回来。我四处寻找我的妻子，然后在一个牌子上发现了我的名字：普赖斯中士。其他的字被人群挡住了，我也看不见举牌的人。我从正和柯蒂斯拥抱的老艾科尔茨身边走开，朝牌子挪过去，终于看清牌子上的全文：“普赖斯中士，既然你回来了，就干些家务活吧。下面是你要干的：1）我；2）重复1。”
举牌子的，是谢丽尔。
她穿着迷彩短裤和无袖衬衫。天这么冷，她一定是为我穿上这些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消瘦了，妆更浓了。我有些紧张，有些疲惫，她也与往常略有不同。但她还是她。
我们身边围绕着难掩内心喜悦的家属和一脸倦容的士兵。我朝她走过去，她看见我的瞬间眼睛亮了。很久没有女人对我这样微笑了。我走上前亲吻她。我想自己应该这么做。分开这么久，我们俩都很紧张，只是勉强碰了碰嘴唇。她退后一步盯着我，双手搭着我的肩抽泣起来。她抬手揉了揉眼睛，张开双臂抱着我，将我搂入怀中。
她柔软的身体紧贴着我。整段服役期我要么睡地上，要么睡帆布床。我身着防弹衣，身前总斜挎着步枪。七个月来我没碰过任何质感如她身体般的东西。我几乎已经忘了她给我的感觉，或许我从未真正意识到。现在这种全新的体验令世间万物黯然失色。她放开我，我拉起她的手，背上行李一同离开。
她问我想不想开车。是的，当然！我坐上驾驶座，亦是久别重逢的感觉。我挂上倒车挡，倒出车位，驶上回家的路。我想找个暗处停车，和她在后座上亲热，就像高中时那样。但我还是径直出了停车场，沿麦克休大道一路开下去。刚才乘大巴经过的路，现在感觉全然不同。四下的氛围分明在说：这是勒琼。这是我过去开车上班的路。夜那么黑，那么静。
谢丽尔问：“你还好吗？”她的意思是：这几个月你过得怎么样？你现在还正常吗？
我说：“是的，我还好。”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车拐上霍尔库姆街。我庆幸是自己开车。这让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沿这条街开下去，转动方向盘，然后是下一条街。一步一个脚印。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什么难关都能渡过。
她说：“你回家我真高兴。”
然后她说：“我真的很爱你。”
然后她说：“我为你骄傲。”
我说：“我也爱你。”
到家了，她为我开门。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钥匙在哪儿。维卡没到门口迎接我。我进门找了一圈，才在沙发上找到它。它看见我，缓慢地爬起身。
它的毛色比之前更白，腿上鼓着怪异的脂肪块。拉布拉多经常会长这种瘤子，但维卡腿上的特别多。它摇了摇尾巴，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沙发，似乎很疼。谢丽尔说：“它还记得你。”
“它怎么这么瘦？”我问道，一面弯腰挠它的耳朵。
“兽医说我们必须控制它的体重。而且它现在吃东西吐得很厉害。”
谢丽尔拉着我的胳膊，把我从维卡身边拖开。我顺从地跟着。
她问我：“回家真好，对吧？”
她的嗓音有些颤抖，仿佛不确定我的答案。我说：“是的，是的，回家真好。”她重重地吻我。我将她揽入怀中，把她抱起来走进卧室。我挤出一个灿烂的笑，但似乎没什么用。她依然露出一丝怯意。我猜今晚所有的妻子都会有点紧张。
这就是我回家的情形。大概还算不赖，我猜。归来就像险些淹死的人探出水面的第一次呼吸。即便伴着疼痛，也是好的。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谢丽尔做得很好。我在杰克逊维尔见到了柯蒂斯准下士的妻子。他回来前她已经花光了他的津贴，而且她已经怀孕五个月。对于一名服役七个月归来的士兵，她的孕期还不够长。
我们归来那晚，瓦塞特下士的妻子没有到场。他笑着说，她多半是搞错时间了。于是奥利瑞开车送他回家。打开门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仅是他妻子，所有的一切——家具、壁挂，全都不见了踪影。瓦塞特望着惨白的四壁，摇着头大笑起来。他们出门买了些威士忌，回到空屋里喝得酩酊大醉。
瓦塞特把自己灌醉。酒醒时分，麦克曼尼根就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坐着。很难想象，在我们所有人中，麦克曼尼根是那个会把他收拾干净、准时送他到基地上课的人。在课上他们告诫你：不要自杀，不要家暴。瓦塞特无奈地说：“我没法家暴。我他妈连老婆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个周末他们给了我们四天假，星期五轮到我照顾瓦塞特。他连着醉了三天，和他在一起就是个威士忌加大腿舞的变态狂欢节表演。凌晨四点我把他送到斯劳特的军营宿舍后才回家，进门时吵醒了谢丽尔。她什么也没说。我猜她会生气，她看上去也确实如此，但我上床时她翻过身来，轻轻抱了抱我，毫不嫌弃我的一身酒气。
之后斯劳特把瓦塞特交给阿迪斯，阿迪斯再把他交给格里利，就这样传下去。整个周末我们中总有人在他身边，直到我们确定他没事了。
不和瓦塞特或是别的兄弟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维卡坐在沙发上，看谢丽尔为我录的棒球比赛。有时谢丽尔和我谈起她过去的七个月，谈起留在家里的妻子们，还有她的娘家人、她的工作、她的老板。有时她也问我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我也会回答。虽然回国的感觉很棒，虽然我恨透了过去的七个月——唯一支撑着我的是军中的兄弟和回家的念想，我开始盼望着重返战地。现在这一切真他妈让人难受。
接下来的一周，每天上半天班，全是些琐事。让大夫处理那些瞒报或者没来得及治疗的伤口。看牙。行政事务。每天傍晚，我和维卡在电视前等谢丽尔从“德克萨斯公路旅馆”牛排连锁店下班。
维卡会枕着我的腿睡觉，当我俯身喂它腊肠片时才醒过来。兽医告诉谢丽尔腊肠对它不好，但它应该吃点好的。我抚摸它的时候会碰到它的肿瘤，那一定很疼。看上去它干什么都疼：摇尾巴、吃饭、走路、坐下。它隔天就会呕吐一次，先是窒息般的干咳，随后频率越来越快，足足二十秒后才有东西吐出来。那声音让我难以忍受。我并不介意清理地毯。
重新派遣00重新派遣谢丽尔回家时看着我们俩，微笑着摇了摇头，叹道：“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
我想待在维卡身边，又不忍心看它这样。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同意周末和谢丽尔出门。我们带上我的津贴，买了不少东西——这是现在的美国人还击恐怖分子的方式。
以下是这次外出的经历。你的妻子领着你在威尔明顿购物。上次你走在一座城市的街上时，手下担任前锋的士兵沿着街边前进，观察正前方和街对面的屋顶；他身后的士兵负责盯紧顶层的窗户；再后面的士兵盯下面一层，以此类推，直到路面一层也有人盯；最后是队尾的士兵掩护后方。城市里无数角落暗藏杀机。最初你提心吊胆。但你发现只要遵循训练的套路，就不会出问题。
在威尔明顿，你手下没有队伍，没有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你数次习惯性地摸枪又惊恐地发现它不在那儿。按道理说你很安全，你的戒备应该降到不设防的白色级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在这间“美国鹰”服装专卖店，你妻子挑了几件衣服让你试，你走进狭小的试衣间。你把门关上，然后你就再也不愿打开它。
店外的人从橱窗边悠然走过，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人不知道费卢杰[5]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排有三名士兵在那里丧命。这些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白色。
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接近橙色。你不会，直到你第一次参加枪战，或是第一次目睹自己避开的简易炸弹爆炸。你意识到身边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依赖于你不犯错。你也同样依赖他们。
有些士兵紧张得直接跃至红色。他们会保持那种状态一段时间，随后崩溃，一直跌落到白色以下，甚至低于“我他妈才不在乎去死”。其他人大多处在橙色，时刻保持着警惕。
以下是橙色的含义：你平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全消失不见了；你大脑的运转方式改变了；你留意观察周遭的每个细节，视野里的一切。我能注意到街上二十码外的一枚硬币。我的触角伸向街区的深处。现在很难清晰地记起当时那种感觉。我想，当你一下子有太多信息需要记住的时候，你干脆把它们全忘了，清空大脑，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瞬间，让自己尽可能活下去。然后这个瞬间也被忘却，你的注意力移到下一个瞬间。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整整七个月。
这就是橙色。当你手无寸铁地去威尔明顿购物，你觉得自己能恢复到白色吗？在你回到白色前，还他妈有段漫长的时间。
离开商场时我已经有些神经质了。回家的路上谢丽尔没让我开车。我肯定会飙到一百英里时速。回到家我们发现维卡又吐了，就在门边。我四处找它，它在沙发上，腿颤抖着勉强站着。我说：“该死，谢丽尔。是时候了。”
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着维卡。
她说：“明天我带它到兽医那儿去。”
我说：“不行。”
她摇了摇头。她说：“我会处理的。”
我说：“你是说要付某个混蛋一百美元来杀死我的狗？”
她沉默了。
我说：“这事不是这么干的。让我来。”
她望着我，温柔的眼神让我无法直视。我转向窗外，眼前一片模糊。
她说：“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我说：“不。不。”
“好吧，”她说，“但那样会好些。”
她走到维卡身旁，俯身拥抱了它。她的头发落下来挡住脸，因此我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哭。她起身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
我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去挠维卡的耳朵，心里有了个计划。算不上是个好计划，但至少是个计划。有时这就足够了。
我家附近有条土路，路边流淌着一条小溪，夕阳西下时阳光浸入水中。很美。过去我时常去那里跑步。我想那是个合适的地方。
开车过去并不远。我们正好在日落时分到达。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从后备厢里抽出步枪挂到肩上，走到副驾驶座一侧。我拉开门，双手托起维卡，把它抱到河边。它很重、很暖和，我抱它的时候它舔着我的脸。它舌头的动作缓慢、慵懒，能看出是条一辈子都很快乐的狗。我放下它，后退几步。它抬头望着我，摇了摇尾巴。我僵住了。
过去我只有一次像这样迟疑过。在穿过费卢杰的途中，一个叛乱分子潜入我们的警戒范围。当我们发出警报时，他消失了。我们异常紧张地四处搜索，直到柯蒂斯朝一个用作粪池的蓄水池里看了一眼。那是个大型圆水池，装了四分之一池的屎尿。
那个叛军就在池中，身体躲在粪水里，只是出来换气。像一条鱼浮上来吞掉停在水面的一只苍蝇。他的嘴探出粪水表面，吸一口气又合上，然后再下潜。我无法想象他的感受。光闻一下就够你受的了。四五名陆战队员垂直向下瞄准，子弹射入粪水中。除了我。
望着维卡时，我也是同样的心情。那种感觉像是一旦我向它开枪，我体内的某种东西就会破碎。但我想到谢丽尔会带它去见兽医，让某个陌生人把手放在我的狗身上。我想，我必须亲自动手。
我没有霰弹枪，只有一支AR15自动步枪，和我训练用的M16很相似，我明白如何正确使用。三点一线瞄准，控制扳机，调整呼吸。注意力放在瞄准器上，而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是模糊的。
我瞄准维卡，然后紧盯瞄准器。维卡在远景中虚化为一团灰色。我打开安全栓。应该是三枪连发。并不是说你扣下扳机一切就结束了。你必须采用正确的做法。两发射向身体。最后一发对准头部。
前两枪必须快，这至关重要。你的身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因此子弹穿过身体就像石头投入池塘。它会激起涟漪。在第一块后紧接着投入第二块，它们落水两点之间的水面会荡起涟漪。这会在你身体里发生，尤其当两颗5.56毫米子弹以超音速穿过的时候。那些涟漪足以撕碎你的内脏。
如果我瞄准你心脏的任意一侧，先一枪……然后再一枪，你的两片肺叶都会穿孔，胸前出现两个大洞。你必死无疑。但你一时还死不了，还能感觉到血液慢慢充满你的肺。
如果两枪的间隔足够短，就没这问题。激起的涟漪会撕碎你的心肺，你当场死去，不必经历垂死的挣扎。只有震惊，没有痛苦。
我缓缓扣紧扳机，感受弹簧的压力，紧盯瞄准器，而不是维卡，然后三枪连发。两颗子弹穿透它的胸膛，一颗射穿头骨。子弹很快，快得难以觉察。正该如此，每颗子弹紧跟着前一发，令你无暇反应。等你回过神来，痛苦也随之袭来。
我呆立在原地盯着面前的景象。维卡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和黑色。暮色渐浓，我已不记得要如何处理它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