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
成功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在伊拉克尤其如此。这里没有奥马哈海滩[17]或维克斯堡战役[18]那种一锤定音的胜利，甚至也没有阿拉莫战役[19]那样标志性的惨败。那些被推倒的萨达姆塑像或许还值得一提，但也是好几年前的旧事了。我记得康多莉扎·赖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5年至2009年在布什内阁中任美国国务卿。曾宣称军事行动无需动用民政部门与警察部队。“我们不需要第82空降师，”她说，“来护送孩子们上幼儿园。”然而，二〇〇八年我到伊拉克时，第82空降师正在提克里特附近搭建温室。这是一个考验勇气的陌生世界，而作为一名外事官员，我的任务是深入其腹地，领导一支军队下属的区域重建工作组。
在塔吉营[20]下飞机时，我有些忐忑，不仅忧虑前途凶险，还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但我信任政府公职。我也清楚：驻伊经历有益于职业生涯。我将领导的这支队伍在伊拉克已有时日。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外事官员，但我的全部经验仅限于大学几个暑假在亚拉巴马州“国际仁人家园”[21]的实习。我不觉得那会有所帮助。
理论上，我的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出身。走下直升机时，我看见一个魁梧的男人举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了我的名字。我迎上前去，他的目光令我不安。我担心在他眼中自己不过是个骗子，是个战地游客。
没想到举牌子那人——鲍勃，工作组中唯一当过兵的——满不在乎地告诉我，自己加入重建工作组完全是一时兴起。他领着我走向工作组的尼桑皮卡，一路上都在自嘲，似乎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是件可笑的事。“我从没干过类似的工作，”他说，“我有心脏杂音，所以对通过体检没抱任何希望。谁知根本就没有体检，连面试也免了。他们只是看了我的简历就打来电话，通知我被雇用了。”
很快我就听出来，鲍勃对于伊拉克战争持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打仗，是因为我们在伊拉克打仗。他不追问原因，也不奢望能有所作为。他唯一在乎的是二十五万美金的年薪和三次带薪假。
“辛迪是这场战争的信徒，”鲍勃在驱车前往工作组办公室的路上说，“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全是主日学校[22]那一套。你可得小心她。”
“她负责什么？”
“她是妇女扶助计划的顾问，”鲍勃说，“也曾是国内一所地方学校的董事。谁知道在哪儿？堪萨斯还是爱达荷什么的。她负责我们的妇女商业协会，此外她正在启动一个援助寡妇的农业项目。”
“她懂种地？”我感兴趣地问。
“一窍不通，但我教会她使用谷歌搜索。”
他把车停在一处简陋的胶合板棚屋外，告诉我这就是办公室。进了屋，里面有两个房间、四张桌子、一大串插线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一加仑牛奶要挤二百五十下！”她惊呼道。
鲍勃朝我作出“谷歌”的口形。然后他大声说：“辛迪，我们大无畏的领导到了。”
“哎哟，”她从椅子上跳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我听说你在做一个农业项目。”我说。
“还有一个诊所，”她说，“做起来很艰难。但这是这里的女人真正需要的。”
我四下打量着房间。
“空桌子都可以用，”鲍勃说，“史蒂夫用不着他的了。”
“谁是史蒂夫？”我说。
“我们召来的另一个合同工。”辛迪说，她摆出一副难过的表情，“他来的第一天就重伤了。”
“第一天？”我说。我看了看里屋那张空荡荡的桌子。我想，这里毕竟是战区。每个人都有死亡和残疾的危险。
“在塔吉营落地的时候，”鲍勃坏笑着说，“他以动作电影里的姿势从黑鹰直升机里跳下来，好像在躲避机枪子弹，结果一落地脚踝就骨折了。”
等我安顿下来，鲍勃向我介绍了工作区的概况，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大幅地图前，分区域进行讲解。
“我们在这里，”他指着塔吉营说，“东边是底格里斯河。河西岸有些古代宫殿，另一边是农田。种的是果树。橙子、柠檬，还有那种怪异的水果，叫什么来着？”
“石榴？”我说。
“不是。我喜欢石榴。那个东西……”他摆摆手，做了个鬼脸，然后指向地图上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这个地区全是逊尼派，所以萨达姆当政的时候他们日子很好过。这个地区相对没那么穷。”
“相对没那么穷？”我说。
“一直到高速公路。多佛路，”鲍勃指着一条南北走向的路说，“那是分界线。路西侧是逊尼派，东侧是贫民窟、荒地，和一小块运河灌溉的农田。”他指向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一条蓝色细线，它构成了地图的南部边界。“除此之外基本再没有农田。这里有家水处理厂，”他指着图上孤悬在道路以外的一个黑点，“再往东有个炼油厂，然后这里是伊斯塔尔加尔联合安保站。”
“联合安保站？”我说，“你是说有伊拉克部队驻守。”
“国家警察，”他说，“加上我们战斗旅的两个连。逊尼派警察待在逊尼派这边，什叶派的待在什叶派那边，但国家警察两边都管。”
“国家警察什么样？”我说。
“他们是什叶派的敢死队。”他坏笑道。
“哦。”
“运河南面是萨德尔城。没人去那儿，除非是美军特种部队要追杀谁。伊斯塔尔加尔是我们的工作区内离萨德尔最近的安保站。”
我抬头看着地图。“国际开发署说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应该从事农业。”我说。
“是的，”鲍勃答道，“但自从我们废弃伊拉克原有的国营工业后，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妙极了。”我说。
“那可不是我的想法，”鲍勃说，“我们用市场经济原理改造了农业部，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四处埋炸弹。”
“好吧。”我说。“但这个地区，”我指着什叶派聚居区说，“需要灌溉用水。”
“多佛路以西也需要，”他说，“灌溉系统需要维护，现在基本没人管。”
我敲了敲那个代表水处理厂的黑点：“这家厂在运转吗？”
鲍勃笑了：“几年前我们在上面投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第二期伊拉克救助重建基金。”
“结果呢？”
“不知道，”鲍勃说，“不过总工程师一直想和我们开个会。”
“太好了，”我说，“那我们去见他。”
鲍勃摇摇头，翻了个白眼。
“听着，”我说，“我明白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如果我能从一件小事做起——”
“小事？”鲍勃说，“一家水处理厂？”
“那或许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长。”鲍勃说。
“好吧。”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别挑那种牛哄哄的大项目。这里是伊拉克。还不如去教寡妇养蜂。”
“养蜂？”我说。
“难道叫‘牧蜂’？”他说，“不管叫什么，反正就是生产蜂蜜。找五个寡妇，给她们几个蜂箱——”
“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本地人可以卖给我们蜂箱，而且有个伊拉克地方议会说他们会支持这个项目——”
“鲍勃。”我说。
“怎么了？”他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大使馆喜欢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针’的完整项目。”
“这和找五个寡妇养蜂能扯上什么关系？”
鲍勃两臂交叉在胸前打量了我一番。他指着对面墙上张贴的工作方针说：“创造工作机会，那是改善经济。给女性创造工作机会，是赋予妇女权利。给寡妇工作机会，是救助弱势群体。一箭三雕。寡妇项目就像金子一样。加上地方议会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是伊拉克人自主的项目。花费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可以轻松通过审批。”
“五个照看蜂箱的女人。”
“我想那叫养蜂业。”他说。
“养蜂，”我说，“没什么帮助。”
“你想有什么帮助？”鲍勃说，“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国家都没有希望。”
“我要尽力解决用水问题。”我说，“让那家厂运转起来。”
“好吧。”他摇了摇头，然后抬头笑吟吟地望着我。他仿佛已经决定我爱怎么折腾都跟他无关。“那我们应该帮你联系伊斯塔尔加尔的美军连队。”
“伊斯塔尔加尔。”我重复道，努力想找准发音。
“我想就是这么念的，”鲍勃说，“意思是自由，或者解放。差不多。”
“好名字。”我说。
“不是他们取的，”他说，“是我们。”
我花了六周时间才到那个水厂。首先与总工程师卡齐米接通电话就用了三周，然后又用了三周和他敲定见面细节。卡齐米有个恼人的毛病：每当被问及时间日期，他的回答就像禅宗大师阐释顿悟一样。他会说：“只有山峰才不会相遇。”或者是“明日事，明日知。”
与此同时，辛迪的妇女健康诊所却办得有声有色。她把诊所设在高速公路逊尼派聚居的那一侧，病人数量与日俱增。而我的灌溉计划进展缓慢，除了坐等卡齐米回电之外再无事可做，因此我决定亲自过问诊所事务。说实话我对辛迪并不放心，我觉得她这人过于严肃认真，难担重任。而且通过她的汇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项目的价值。
在伊拉克，女人看病很难，她们必须征得男人的同意，而且许多医院诊所都拒绝接待她们。你能看见“仅限男宾”的牌子，类似我的曾曾祖父当年遇到的“爱尔兰人除外”的招工启事。
医疗只是吸引当地人前来的诱饵，诊所的目标是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推动者是坚定的社会工作者——娜吉达和她的律师妹妹。她们会和每位造访诊所的妇女交谈，表面上询问她们需要哪些健康服务，实际想搞清楚还能提供哪些更广泛的救助。这个地区的妇女面临的问题远比未得到治疗的尿路感染要多，尽管尿路感染时常也很严重——妇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让男人们将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是姐妹送诊，所以在美国，我们看来是小病的疾病在这里会越拖越严重。有个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肾脏，险些导致肾衰竭。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然后送到伊朗嘴边。”
他冷笑一声，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我假装看见路旁有什么而侧过头去。普通翻译不会这样和美国人讲话。我们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尔加尔，”我终于找到了话题，“意思是‘自由’，还是‘解放’？”
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缝，乜斜着看我。“伊斯塔尔加尔？伊斯第克拉尔[24]是‘独立’，”他说，“伊斯塔尔加尔什么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国人不懂阿拉伯语。”
据说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手上也沾过血。无论真假，他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但他不是个理想的旅伴。他双手合抱，两眼紧闭，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说话。
车窗外满眼荒凉，没有树木和动物，也没有一丝植被或水源——这片土地一无所有。当人们描述伊拉克时，他们常提起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饰的摩托车手穿越沙漠，为争夺汽油斗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从未见到过这幅景象。除了在什叶派的某个诡异的节日，人们用锁链相互抽打外，你在这个国家再也见不到恋物癖的痕迹。现在这里连个活物都见不着，我倒很期待视野中出现几个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裤的机车党。可惜战争不是电影。
我们抵达水厂时卡齐米还没到。这是一座庞大笨重的建筑，旁边立着一排巨大的混凝土圆柱，顶部有金属管道连接。我们找到主楼，铁门在烈日下已锈迹斑斑。我们推了推，大门纹丝不动。
“长官，让我来。”一名魁梧的陆军中士自告奋勇。他朝其他士兵微微一笑，无疑要让所有人瞧瞧：和国务院派来的人相比，陆军是多么强壮、多么擅于开门。他推了一下，没有一丝动静。大多数士兵都注视着他。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后退一步，猛地撞向大门。一声巨响之后，门仍旧岿然不动。他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开始骂娘，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他退到十五英尺开外，全速冲向大门。防弹衣与铁门相撞发出一声巨响，伴随着吱呀一声，门缓缓开启。士兵中响起零星的欢呼声。
里面很暗，铁锈味扑面而来。
“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长官。”中士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护卫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把我送到这么个地方。
“教授，”我说，“我们需要和卡齐米通话。马上。”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憧憬着养蜂项目的未来。在我脑海里，“伊拉克寡妇蜂蜜”出现在美国超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5]也客串了电视广告：“请品尝伊拉克自由的清甜。”拨了差不多三十次电话后，教授确认卡齐米出发了。
伊拉克人开着几辆皮卡从南边来。总工程师卡齐米身材瘦小，留着一丛大胡子。他向我们挥挥手，用阿拉伯语讲了十分钟。教授不住点头，等到他说完才开始翻译。
“他向你问好，并请你去他的办公室。”他说。
我点点头。我们跟着卡齐米穿过工厂阴暗的走廊，其间他数次带错路。
“他想让你相信，”在我们第九次、第十次拐错弯后，教授说，“他平时从另外一个门进出，所以今天有点转向。”
进了他的办公室，一名随行警察上了茶，茶杯底部浇了些糖稀。我喝着茶，以美国人最礼貌的方式直奔主题。
“我们怎样才能让水厂运转起来？”我说。
教授用阿拉伯语重复了问题。卡齐米笑了笑，在桌子下面摸索着什么。他嘴里嘟囔着。教授面带疑虑，问了几个听上去颇为尖锐的问题。
“你问他什么？”我说。
教授没搭理我。一分钟后，卡齐米从桌下抽出些东西，文件和办公用品撒了一地。
“我感觉这人不够聪明。”教授说。
卡齐米双手托出一只大盒放在桌上，揭开盖，小心地取出一个用纸板和牙签制成的水厂模型。水厂四角竖着薄纸板搭成的塔楼。卡齐米指向其中一座。
“机——关——枪。”他用带口音的英语说。
然后他笑着作出握枪的手势。
“哒—哒—哒—哒—哒。”他说，一边用想象中的机关枪开火，紧接着又是一串阿拉伯语。
“你们军方，”教授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没能批准修建机关枪塔楼的经费。据说不符合美国水厂的标配。”
卡齐米又说了句什么。
“而且，你们军方选错了水管。”教授说。
“选错了水管，什么意思？”我问。
这次他们花了更长时间沟通，教授的问题愈发短促，似乎在痛斥卡齐米。
“你们军方选的水管的水压不对，”教授说，“而且他们让它横跨高速公路。”
“有没有办法可以调节水压——”
“水压不是问题，”教授说，“问题在于，政府是迈赫迪军派[26]的。”
我不解地看着他：“但是水有利于——”
“他们不会把水分给逊尼派的。”他严厉的眼神似乎指出这全是我的错。当然，考虑到美国在战争伊始就极力将政权拆分到多个政党手中，并默许各派别驱逐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旧技术官僚，拥护党派傀儡瓜分这个国家的局面，教授的愤怒也不无道理。
卡齐米再次开口。
“我现在很肯定，”教授说，“这个人很蠢。”
“他说什么？”
“他想抽些水上来，”教授说，“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很多年了，从没见过水的影子。他想见识一下。”
“如果分一些水给逊尼派，”我说，“他需要机关枪吗？”
“他总是需要的。”教授说。
“好吧。”我说。
“他早晚会送命。”教授说。
“问问他还需要什么才能让水厂上线，”我说，“除了机关枪。”
他们继续用阿拉伯语交谈，我盯着墙出神。他们谈完后，教授转向我，说：“他需要时间评估。他已经好几星期没来这里了。”
“那他去哪儿了？”我说。
教授问卡齐米时，他笑了。他看着我，说：“伊——朗。”
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个词。随行的美军士兵原本就神经紧绷，一听到“伊朗”二字立即眼露杀机。伊朗是爆炸成型穿甲弹的主要进口国，那是一种极端致命的炸弹，爆出的高温液态金属子弹能穿透最坚固的车辆装甲，溅射到车内所有人身上。有位拆弹专家告诉我，即使金属子弹没有直接击中你，它高速飞过时产生的气压变化也能致伤。
卡齐米继续说着。教授不时皱眉，应上一两句。其间他摘下眼镜，边擦镜片边摇头。
“啊，”教授说，“他是去结婚的。”
“结婚？”我转身对卡齐米说，“恭喜！”然后把手放在胸口上。我的脸上挤出微笑，身后的士兵也松了口气。
“伊朗女人非常美丽。”教授说。
卡齐米掏出手机摆弄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来让我看。屏幕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漂亮的脸。
“太太。”卡齐米说。
“非常动人。”我说。
他按了一个键，切换到另一个女人的照片，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他说。
“她的脸上怎么有淤青？”我说。
教授耸了耸肩。卡齐米接着往下翻照片。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伊朗女人和她们的美貌，我再一次祝他婚姻幸福。回到正题四十分钟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如果他弄清楚如何让水厂上线，我就提供他要求的安保措施。
回程中教授向我解释卡齐米的婚姻，他的语气像是在调教一条智障的金毛猎犬。
“‘尼卡慕塔’[27]，”他说，“什叶派允许临时婚姻。什叶派人可以和一个女人结婚一小时，第二天再另娶一个。”
“哦，”我说，“嫖娼。”
“伊斯兰教法律禁止嫖娼。”教授说。
两天后我回到塔吉。车靠近我们的胶合板办公室时，我远远看见贾森·齐马少校，他手下的民政事务分队正从基地的皮卡往下卸箱子。我顿感不妙。无论箱子里装着什么，都必定是我的麻烦。
“长官！”齐马少校笑着招呼我，“正想找你呢。”
齐马在战斗旅里负责民政事务，是部队里与我对口的主管。他身材敦实，脑袋圆得出奇，每天清晨都刮得锃亮。在伊拉克刺眼的阳光下，他看上去酷似顶着保龄球的一麻袋粮食。他的脑袋不仅毫发不生，眉毛也淡得若有若无，别人无从判断他的年纪。他也许三十五岁，也许五十五岁。他略带天真的笑容让你倾向于前者，而他皱起眉头时那副“这个不会打仗的人在他妈说什么”的表情又让你怀疑是后者。与他打交道至今，他彻头彻尾的无知常搞得我晕头转向。
“这是什么？”
齐马少校将手中的箱子扔到地上，激起一阵烟尘。然后他像变戏法似的挥舞右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把莱瑟曼工具刀，弯腰划开箱子。
“棒球服！”他说，抽出其中一套给我看，“总共五十套。有蓝的，有灰的——就像南北战争里的联邦军和邦联军。”
此时我仍身披防弹服，头顶头盔。眼前的一切太令人费解，我不得不摘下头盔以加快脑部供血。
“这些是给你的，”齐马说，“有人碰巧送到了民政事务连。”
“我们要这些玩意干什么？”我说。
他脸上浮现出标志性的天真无邪的傻笑。“伊拉克人打棒球时可以穿。”他说。
“伊拉克人不打棒球。”我说。
齐马皱了皱眉，似乎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他看着手中的棒球服，又咧嘴一笑。
“那么他们可以穿着踢足球！”他说，“他们会喜欢的。反正是在泥地上玩，护腿总能派上用场。”
“好吧，”我说，“但这些衣服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我会在塔吉营见到五十套棒球服？”
齐马少校点点头，似乎同意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这是吉恩·古德温寄来的，”他说，“吉恩·古德温认为棒球正是伊拉克人民需要的。”
“谁是吉恩——好吧，管他是谁。现在这就成了我的事吗？”
“嗯，”少校说，“你会教伊拉克人打棒球吗？”
“不会。”我说。
“这倒是个问题。”少校皱起了眉。
我双手放在脸上，揉着前额说：“那么你会教他们打棒球吗？”
“我想他们不感兴趣。”他说。
我们相视而立，我眉头紧锁，齐马却如天使般地微笑。我跪在地上查看箱子，里面有一张清单，注明这些棒球服适合八岁至十岁的男孩。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儿童普遍营养不良，十三到十五岁的孩子才穿得上。
“这些东西也让车队专门护送？”我问。
“不止这些，”他说，“肯定还有其他一级军需物资。”
“嗯……不就是功能饮料、博普塔特饼干和那些没人碰的玛芬蛋糕吗？”
“那可是美国士兵的能量来源。”
我又揉了揉额头。“吉恩·古德温到底是谁？”我问。
“北堪萨斯州的床垫大王。”齐马少校说。
我不知该作何评论。
“我从没见过他，”齐马接着说，“但戈登众议员来访时专门对我说，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对伊拉克民主建设有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建议。”
“显而易见。”
“他对所有人都讲过，包括克里斯·罗珀。”
“哦。”我说。克里斯·罗珀是我的老板。他平时从不踏出安全区半步，但如果有国会议员到访，他也会跟着作一次战地旅游。没人甘心在伊拉克待满一年却毫无见识，回家后只记得大使馆餐厅里的冰激凌机。
“克里斯·罗珀怎么说？”我问。
“哦，他告诉议员‘体育外交’当下十分流行，他们也在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足球比赛。他说这事在大使馆极具人气。非常奏效。”
“什么非常奏效？”
“这个嘛，”少校笑眯眯地说，“我不清楚，不过拍了不少好照片。”
我深吸了一口气。“克里斯·罗珀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当然不是。”少校说，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那么戈登议员……”我说。
“他多半也不赞同，”齐马少校说，“但他叮嘱我和上校，古德温先生对于他是个极其关键的支持者，还说古德温先生对于没人理睬他的棒球计划十分恼火。”
“所以你告诉他区域重建工作组能把这事儿干好。”
“我说你会倍感荣幸。”
鲍勃觉得那些棒球服很搞笑。他每天至少二十次抬头看它们，咧嘴一笑，然后继续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辛迪缺乏鲍勃的幽默感，她谨慎地指出：这些是男孩的球服，因此不在她这个女性扶助计划顾问的工作范畴之内。况且她的农业项目刚走上正轨，实在腾不出手。
“真的吗？”我说。
“没错，”她说，“这里没人懂现代农业。”
“你懂吗？”
“我至少知道请阿訇在牛尾巴上绑一段《古兰经》治不好牛的腹胀。而且，在塔吉还有一个务农的预备役士兵，他在帮我。”
这就不奇怪了。我一直不相信仅凭辛迪和她的谷歌搜索引擎就足以启动一个农业项目，但她在人际交往上确实有一套。娜吉达——妇女诊所的那位社工——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
“会员越来越多，”辛迪说，“不少丈夫陪着妻子一起来，还告诉他们的朋友这里有很好的建议和药品。”
“那些女人不是寡妇吗？”
辛迪耸了耸肩，继续谷歌，不时嘟囔几句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巴西的冷冻鸡肉这么便宜，养鸡已经没前途了”。我盯着那堆装满球服的箱子，终于无法忍受。我冲出办公室，狠狠带上那扇脆弱的木门，步行去民政事务连找齐马少校，准备和他谈谈水厂和那条通向逊尼社区的管道。我发现他正把各种文件搬来搬去，似乎毫无头绪。
“那条管道还在建设中。”齐马告诉我，一边把一摞很厚的文件塞进一个很小的柜子里。他解释说，在他和我来伊拉克之前，省议会就已经说服先前的战斗旅的民政事务连负责管道建设。如今他既然接手这个项目，就理当继续。
“这地方的水里全是大肠杆菌、重金属和硫酸，”齐马说，“我可不会用这种水刷牙。”
我向他解释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纠葛，然后告诉他管道的水压有误。“即便你修好水管，水厂上了线，政府也批准运营，”我说，“那些管道抽水时产生过高的水压，会使多佛路以西所有的厕所、水龙头、阀门同时爆裂。”
“真的？”他放下塞到一半的文件，抬起头来。
“那就是你正在建的管道，”我说，“或者说是你雇的伊拉克公司正在建的管道。”
“他们是约旦人，”他说，“只有一个伊拉克人。”他身体后仰，抬起一条腿，一脚踹在文件柜的抽屉上。抽屉应声合上，文件边角从缝隙里钻出来。他看上去很满意，抬头对我说：“我会处理的。”当我追问解决方案时，他只是笑笑，告诉我耐心等待。
棒球服堆在办公室里意味着我得整天盯着它们。不出预料，没几天我就崩溃了。
“你他妈真想让我在伊拉克组建一支棒球队吗？”我冲着电话大嚷。克里斯·罗珀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发火，平常都是他骂别人。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他的沟通技巧非常不职业，或许是长期和陆军打交道的缘故。
“你他妈说什么？”他说，口音带了些许布鲁克林腔。
我把齐马少校关于棒球服的话告诉了他。
“哦，”罗珀的口气软下来，“那个啊。那个不重要。我想谈谈妇女商业协会的进展。”
“妇女商业协会就是个骗局，”我说，“但组建伊拉克棒球联赛简直就是个笑话。”
“不是民政事务连在负责吗？”罗珀说，“我可没抢着要做，这点你放心。”
“你没告诉他们‘体育外交’在大使馆轰动一时吗？”
电话里一段很长的沉默。
“好吧，”他悻悻地收回刚说出的话，“好像说过。”
“我的天。”
“还有，你不能取消妇女商业协会。”
“为什么不行？已经一年了，一桩像样的生意也没做起来。上次开会，我们花一万五千美元租了一间‘会议—汇报室’，结果那只是一所废弃学校里的一个空房间。那所学校还是我们自己在二〇〇五年建的。”我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事实上，说‘废弃’还不够准确。那学校压根就没人用过。”
“提升妇女权利是大使馆的一项重要使命。”
“所以妇女健康诊所才——”
“提升妇女权利，”他说，“意味着创造就业。相信我，这是我过去参加的十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健康诊所不能创造工作机会。”
“但诊所为本地女性提供了她们迫切所需，而且——”
“我们在这上面已经投了……差不多六万美元了吧？”他说。
“她们不会开始——”
“压迫妇女与极端主义之间，”罗珀拖长了声音说，“存在直接的联系。”
短暂的沉默。
“我不是说这事不难。”他接着说，“所有的事都难。在伊拉克做什么都难。”
“诊所——”
“不是就业机会，”他说，“我要的是铆钉工罗茜[28]，不是被酵母菌感染的苏茜。”
“是酵母菌感染被治愈的苏茜。”我说。
“商业协会是你的重建工作组唯一有关提升妇女权利的项目，”他说，“这可不妙。非常不妙。你还想把它关了？没门。你他妈想都别想。继续开下去。更有效地推动。创造几个该死的工作机会。你还有任何别的妇女项目吗？什么都行，计划中的也算。”
在电话里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
“当然……”我说，一边绞尽脑汁，“我们有项目。”
“比如？”
一段尴尬的沉默。我环视办公室，仿佛答案就挂在墙壁某处。我的目光最终落在鲍勃的办公桌上。
“关于养蜂你知道多少？”我说。
“你想让妇女养蜂？”他说。
“不只是妇女，”我说，“寡妇。”
又一段沉默。他叹了口气。
“好吧，”他的声音听上去心灰意懒，“很多重建工作组都在做这个。”
“等等，”我说，“你……你也知道这事其实是扯淡？”
我一放下电话，电脑屏幕上就弹出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伊拉克明日的国民娱乐”。发件人是吉恩·加布里埃尔·古德温。我想是谁把我的邮件地址给这个混蛋的？答案转瞬之间便揭晓了。
亲爱的内森（我希望可以称呼你内森。齐马少校告诉我你是个很随和的人）：
很高兴终于遇到一个愿意实践我想法的人。你不会相信在军队里做一件事要费多少周折。
我的想法是：伊拉克人民渴望民主，但民主无法扎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机构作为支持。在腐烂的地基上你什么也建不了。而伊拉克文化，我敢肯定，已经不能更腐烂了。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疯狂，但是没几个机构比棒球联盟更好。瞧瞧日本，他们眨眼间就从誓死效忠天皇的法西斯主义者变成了热爱棒球的民主支持者，快得你来不及说一句：再见，裕仁天皇！
我想说的是，你必须从改变文化入手。还有什么比棒球更能代表美国呢？棒球场上，一个人面对全世界，球棒在手，期待创造历史，每时每刻都是一对一的较量。击球手对投手。跑垒手对一垒手。跑垒手对二垒手。再对三垒手。走运的话，他会直面镇守本垒的接球手。别忘了！别忘了！这还是一项团队运动！离开了团队你什么也不是！
我猜他们在那边踢足球吧。想想，居然有这样一项教会孩子们各种恶习的运动。“假装受伤，裁判就会帮你！”“你只靠自己是不成的，把球踢给队友！”最糟的是，永远没人进球。像是对他们说：“孩子们冲啊，但别抱什么希望！就算你冲到球门前，可能也进不了球！”而且还不让用手。这他妈算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傻，但是记住：好点子乍一听总是很傻。当初别人也告诉我“大满贯大减价”很傻，但我力排众议，现在再没人说我傻了。就像我们床垫行业里常说的那句话：“成功等于动力加决心加床垫。”现在我为你提供物资。我希望你帮我做的，只是给这些伊拉克孩子一个拥抱未来的机会。
你真诚的，
GG.古德温读这封邮件感觉像把一支冰锥往脑里扎。我呆望着电脑，大脑全线短路，同时还得竭力控制自己砸碎屏幕的冲动。这玩意儿，我想，就是一坨屎。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解释说，我们感谢他的慷慨，但棒球不太可能在此处流行，而且我虽然能保证孩子们好好利用球服，却无法承诺他们会穿着打棒球。然后我点了“发送”键。
不到一小时我就发现自己被抄送了一封邮件，那封邮件是发给戈登众议员的。被抄送的还有一系列军事及民政人员：克里斯·罗珀、某位陆军准将、齐马少校，甚至还有我所属的战斗旅的主管上校。光是他的名字就足以让我明白自己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在这种抄送游戏里还是新手，不如军队参谋们精于此道，但我至少明白：你能毫无顾忌地抄送的人级别越高，别人就会越重视你的邮件，即便你说的其实都是屁话。
邮件的开头是：“我一再惊讶地发现驻伊人员的目光如此短浅……”之后的措辞愈加激烈。五分钟内，我的邮箱里又多了一封新邮件，来自鲁中校——战斗旅的执行长官。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给齐马少校。鲁中校不在最初的抄送名单之列，但往下浏览时我发现是上校转给了他，上校简短交待道：“吉姆。处理此事。”
鲁中校不像上校那么言简意赅。他写道：“谁能向我解释为什么这种写给国会成员的抗议信会抄送上校？收拾这个烂摊子。立刻。”下面是他的签名栏。“致礼，中校詹姆斯·E.鲁”。
我冒着冷汗给中校写回信。我觉得有必要先讲清楚G.G.古德温如何愚蠢透顶，却担心自己的叙述技巧不够。不过在我写完第一段之前，齐马少校就抢先回信了。他的回复显然正中要点。“长官，”他写道，“我即刻处理。”
五分钟后又来了一封邮件，也是齐马少校发的。鲁中校和我都在抄送之列，还有众议员和那位身份不明的陆军准将，但是没有上校的名字。
“长官，”邮件开头说，“我们这边在沟通上有点小误会。其实我已经和一位教师谈好了，他会接手这些球服并教孩子们打棒球。”
这事听上去水分很大，但齐马少校紧接着给出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讲他如何克服后勤方面的层层障碍才加快了项目进程。
邮件里接着说：“我们想过让孩子们给您写封感谢信，但遗憾的是这个地区的孩子大多不识字。”然后齐马建议吉恩·古德温耐心一点，并引用了古德温本人关于日本的例子。他说，棒球自一八七二年传入日本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在日本文化中扎下根。这一段出奇冗长且充满学术气息，原因很简单：齐马直接把维基百科里“日本棒球”的词条粘贴在邮件中，让吉恩觉得他也热衷于这项运动。
片刻间又一封邮件弹出来，是齐马单独写给我的，没有抄送任何人。
“嗨，内森，”他说，“也许你该让我来对付这个家伙。没必要捅马蜂窝。”
大概两周后，我去找齐马少校，他正穿着迷彩服做俯卧撑。喘息之间他告诉我，如果我想筹款维修水厂，政府部门不会刻意刁难，索要的回扣也不会超出正常水平。
“我们在说多少钱？”我说，“不是已经砸进去一百五十万美元了吗？”
他停下来，得意地笑了笑，说：“没错。”
“钱都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说，然后俯身开始下一个动作，“那时候我还没来。”
我略微观察了一下。他的上身滚圆，即使双臂撑直，肚子也仅离地一英寸。只见他松臂俯身，靠肚子反弹起来。我说：“你是怎么让他们同意的？”
“七十九，”他说，“啊……八十！”
他瘫倒在地上。但他绝不可能做了八十个俯卧撑。我猜大概是二十五个。他抬起头。
“我把你的话告诉了他们。”他趴在地上，一侧的脸贴着泥地，喘着粗气说道。
“我的什么话？”
“如果我们开闸放水，逊尼派社区所有的马桶都会炸裂。”齐马慢悠悠地翻身，平躺在地上。“啊——”他说。
“这就行了？”
“不，”他说，“但他们检查了一下，发现你是对的。那些管道是为纳西里耶排水泵设计的，每秒钟能出二十立方米的水。简直多得离谱。有种东西可以降低水压。我忘了名字。”
“降压器？”我说。
“对，降压器，”他说，“我们没装那东西。”
“所以为了让水厂上线，你告诉他们美国会故意破坏逊尼社区的全部水管？”
“没错。”
“他们相信你？”
“我告诉他们，我因为项目完工被升职了——这基本是事实，而在我离开伊拉克之前水厂还不会上线——这点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阻挠水厂项目的话，我就不会批准那个价值九十万美元的自由市场项目——那个项目已经让某个政府官员的亲戚承包了。”
我满怀敬畏地望着他。早先我觉得他是个蠢货。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天才还是疯子。
“不过，”我说，“我们不能破坏一个逊尼派村子……”
“放心吧，”他说，“现在我们只需继续推动。逊尼派不会坐视不理，任由高压水管冲毁他们的家。沙漠里出这种事的话就太蠢了。就算我们不管，他们也会密切关注的。”
齐马的自信并不能让我放心。“他们知道水压有问题吗？”我说。
“不知道，”他说，“但是我在Outlook[29]日历里我们旅离开伊拉克的那一周加了个提醒，上面写着：‘告诉阿布·巴克尔酋长我们为他修的水管会炸掉他的房子。’”
阿布·巴克尔酋长除了是齐马的待办事项中重要的一项，还是多佛路西侧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负责护送的中尉告诉我：“毫不夸张地讲，阿布·巴克尔酋长就是《疯狂的麦克斯》里的蒂娜·特纳[30]。”鲍勃也声称这位酋长是推动寡妇项目的关键人物。因此在与齐马讨论水厂事宜后不久，我就去找酋长商量养蜂计划。其实我本就打算和他见面，告诉他我们准备将资金援助转移到“卡达阿”[31]——也就是省议会。此前的资金直接被给到他，但他只是雇伊拉克人驻守检查站，却不去镇压叛乱。然而，由于他兼管省议会，所以把资金转到议会的结果，介于换壳游戏和协助伊拉克人提升政府机构的财务能力之间。
驱车进城的路上，我看见两个穿棒球服的孩子在路旁的垃圾堆里穿行。一个穿灰色球服，另一个穿蓝色的。穿蓝色的那个把裤腿剪了，成了短裤。
“停车。”我说。没人搭理我，我也没再坚持。
对比周边环境的污秽破败，阿布·巴克尔住处的奢华着实令我大吃一惊。那是一片巨大的产业，拥有五座独立建筑，以及我在伊拉克见过的除美领馆以外唯一真正的草坪。美领馆那块草坪是大使本人下令铺设的，它的存在依赖于科威特进口的土壤、武装车队运送的草坪用品、对鸟群不遗余力的驱赶以及对自然规律的随性蔑视，大概花费了纳税人两百至五百万美元。至于阿布·巴克尔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仅从他兼任的职务数量上判断，美国纳税人的钱多半也注入了他的草坪。
我们到达他家时，美军士兵、伊拉克警察和伊拉克陆军联合在外围设置了警戒线。一名穿制服的伊拉克警官正在仔细查看车道上的一辆黑色雷克萨斯。我们走进屋内，由人领着穿过一间间满是红木家具和水晶花瓶的房间，还能不时见到连着Xbox[32]的平板电视。向导把我们带到一间餐厅，阿布·巴克尔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寒暄落座，他命手下人为我、教授、护卫队长、警队队长和几名伊拉克军方人员端上羊肉米饭。他们端上来一大盘堆成小山的黏糊糊的羊肉，旁边是同样可观的一盘米饭。没有刀叉。一个伊拉克陆军的家伙以为我不知如何下手，便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笑着用右手抓起一把羊肉，油脂从他指间渗出来。然后他把羊肉拍在那堆米饭上，用手搅和了半天，形成一小个羊肉饭团。最后他将饭团捡起来，放在我的盘子里。
“谢谢！”我说。
他笑吟吟地望着我。阿布·巴克尔也望着我。他看上去被逗乐了，而教授已然笑出了声。我抓起饭团吃起来。抛开卫生问题不谈，味道还真不赖。
吃着羊肉，我们切入了正题。阿布·巴克尔是个风趣的胖子，他声称自己体内嵌了三颗子弹。医生说取出的风险比留着更大，但他说：“每晚我都感到它们在向我的心脏蠕动。”
据教授说，三年前一支什叶派敢死队试图绑架阿布·巴克尔。当他们拖着他往车走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歹徒的皮带上插着手枪。他拔出那支枪，打死两个歹徒，自己也挨了两枪，所幸不是致命伤。剩下的一个歹徒被他的手下制服。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家伙的下场，你完全可以去这个地区随便一间小卖部买盘虐囚录影带。我可没这个兴致。
接下来是关于地区“纳里亚”[33]和省“卡达阿”的冗长谈判。阿布·巴克尔宣称直接把钱给他会简单很多。我坚持说他们需要学会自己管理资金。大约一小时后，我们谈起了那些寡妇们。
“是的，”教授说，“他可以找来你要的寡妇。乌梅尔酋长会处理的。”
乌梅尔酋长在当地的地位要低得多。他的门前没有雷克萨斯。他不过是某个纳里亚的成员。
“如果你提供蜂箱和培训的话，寡妇们愿意养蜂，”教授说，“但你还需要负担她们参加培训的来回出租车费，因为这个地区十分危险。”
“出租车的开销不到他索要金额的十分之一，”我说，“告诉他，算是帮我个人一个忙。”
教授和阿布·巴克尔讨论起来。我能肯定阿布·巴克尔懂英语。他似乎总明白我在说什么，有时教授还没翻译完他就打断他，但阿布·巴克尔从未表明这一点。
最终教授看着我说：“还会有他预期之外的开销，那会把事情复杂化。”他顿了顿，补充道，“正如他们所说的，一张地毯永远不会被完全售出。”
“告诉他，”我说，“这次我们需要真正的寡妇。上次的妇女农业会议上，辛迪说她觉得她们只是已婚妇女。”
教授点点头，与酋长又沟通了几句。
“没问题，”他说，“伊拉克缺很多东西，就是不缺寡妇。”
见过阿布·巴克尔后不久，棒球棒和手套运到了。
“这些也交给我处理吧。”齐马少校说。
“别把球棒像球服一样随便给出去。”我说。
“绝不会！”他说。
“每次我到安全区以外，”我说，“都能看见不同的孩子穿着棒球服，但我从没见过一场棒球比赛。”
“当然没有，”齐马少校说，“他们还没有球棒。”
“我不想见到美国援助的装备出现在哪段虐囚视频里。”我说。
“太晚了，”齐马少校说，“而且，如果说我从伊拉克民政事务里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文化是很难改变的。”
“你什么意思？”我说。
“现在，”他说，“什叶派喜欢用钻子杀人，而逊尼派喜欢砍头。我不认为球棒能带来任何改变。”
“上帝，”我说，“我可不想和这些沾上边。”
“太晚了，”齐马少校皱着眉头说，“你已经在这里了。”
第二天我去了趟妇女健康诊所，心想大概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愿告诉诊所的社工娜吉达我再次令她失望了。
“我是伊拉克人，”上次我造访时她说，“我习惯了善意但无法兑现的承诺。”
视察诊所总让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被禁止入内。我会在街对面的房子里与娜吉达见面，她把诊所近况讲给我听。
诊所或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还有农业教育计划，尽管那大多是辛迪的功劳。娜吉达似乎明白诊所对于我的重要性。每当我出现，她总是敦促我寻求更多的援助。同时她也觉得我这人脑子有点问题。
“工作？”她说。
“是的，”我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用作创业的平台？”
“平台？”
“或者我们开个诊所兼营的面包店，妇女可以……”
她一脸迷惑，我只得停下来。
“我的英语不够好，我觉得。”她说。
“算了，”我说，“反正也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的资金还会继续吗？”
我隔着街望着诊所，不舍之情重重压在我的胸口。两个女人走进诊所，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其中一个穿着蓝色棒球服，袖子比手臂还长。
“听天由命吧。”我说。我再次来到伊斯塔尔加尔联合安保站，希望他们能护送我去见卡齐米，但我一到安保站计划就取消了。我被告知，卡齐米死了。
“摩托车自杀式炸弹袭击。”情报官员在电话里说。
“噢，我的上帝，”我说，“他只是想抽水。”
“他是为了背后的好处，”情报官员说，“我认为他不是袭击目标。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情报官员不知道葬礼何时举行，但他告诫我，任何情况下去参加葬礼都是不明智的。除了找护送车队回塔吉以外，我再无事可做。恍惚中我作了回程安排，然后吃了些博普塔特饼干和玛芬蛋糕充当晚餐。剩下的只有等待。
其间我通过军用专线给前妻拨了个电话。她没有接，事后想起来这大概是好事，不过当时我很沮丧。我走到室外，在吸烟坑旁挨着一名上士坐下。他披着防弹衣，上身几乎是个完美的方块。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当兵多久了。
“能问个问题吗？”我说，“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这儿？”
他盯着我，仿佛没听懂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来？”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
“那太遗憾了。”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踩灭了。
我回到塔吉时齐马少校正在做跳跃运动，他肚子弹跳的方向恰好与身体其他部分相反。他落地时肚子还停在高点，等到双脚离地肚子才砸下来。我还没见过谁这般刻苦健身却收效甚微。
“事情进展得如何？”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太让我伤心了。”我说。那天我正找不到人说话——鲍勃压根不在乎我，而辛迪到安全区外办事了，于是我把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了齐马少校。他也听说了卡齐米的死讯，那早已不是新闻。但他还不知道诊所的资金问题。他站起来对我微笑，鼓励似的点着头，一个纯粹的白痴的表情。我感觉就像对着达菲鸭[34]忏悔。
“怎么办？”我最后说，“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办？这些狗屎？”
齐马少校略带悲哀地摇摇头：“这儿没有狗屎。”
“没有狗屎？”我说，“在伊拉克？”我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就像鲍勃惯常朝辛迪的方向作出的表情。
齐马不住地摇头。“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他说，听上去几乎像在布道，“也许我们看不清。但如果你两年前就在这儿的话……”说到这里，他神情木然。
“如果我两年前就在这儿的话会怎么样？”
“那时一切都疯了。”他说。齐马没有看着我。他没有看着任何东西。“情况在好转。你现在需要应付的事情，根本算不上疯狂。”
我扭过头去。我们静静地坐着，直到我必须开始工作。我去重建工作组的办公室，他继续跳跃运动。我坐到电脑前，盯着屏幕，心情无法平静。感觉那一瞬间齐马在我面前摘下了面具，让我窥到他心里难以言喻的悲哀，那种每次走出基地时萦绕在你身旁的悲哀。每当新的美军部队轮换到伊拉克时，这个国家的历史不会凭空重置。这一次我面临的问题已是一种进步。
两天后，齐马少校吹着口哨踱进我们的办公室。他一手提着一只绿色的大口袋，另一只手拿了张白纸。他把纸放在我桌上，拖了张椅子坐下来。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国务院的孩子会怎么写这种东西，学着点儿。”
然后他很夸张地抽出一支钢笔，俯身在纸上写起来，边写边大声念。
“我们的妇女商业协会，”他说，“已被证明十分成功……”
“不，它没有。”我说。
“……十分成功地激发了我们区域弱势人群的创业积极性。”
鲍勃探身看了看，一条眉毛翘了起来。齐马继续龙飞凤舞地写着。“事实上，”他说，“由于激增的会员数量及其在社区权力体系中不断提升的地位，协会凭借自身的主动性不断拓展涉足的领域，其运作方式实际已涵盖——”他抬起头，“这是个好词儿，对吧？涵盖？”
“涵盖是个很棒的词。”我答道，心里不免好奇。
“涵盖了更具整体性的发展方案。”
“真的吗？”我忍不住笑了。
“一些前景不错的生意，尽管可以为妇女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却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儿童保健与医疗设施。要建立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提供这些服务是先决条件，而且这些服务本身也蕴藏商机。”
“噢，”我感觉如梦初醒，“太棒了！”
鲍勃皱起了眉头。
“我们仍在进行统计，但有两个项目均由于缺乏医疗保健服务而搁浅。一间妇女经营的面包店被迫关门，原因是两名工人（均为寡妇）由于酵母菌感染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出现并发症，无法再来上班。”
“这绝不可能。”我说。
“也许有人给我的信息有误，”少校点头承认，“但我不必为此负责。我们总是收到错误情报。”
“我，”鲍勃站起身，“要出去抽根烟。”
“你不抽烟的。”我说。他没理睬我。
“统计表明，”鲍勃走出屋子时，齐马继续念道，“那些医疗条件得到改善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要优于那些将全部精力投入商业发展的国家。”
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重新派遣“真的吗？”
齐马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我。“当然是真的，”他说，“我只叙述事实。”随后他补充道，“我在一段TED演讲[35]里看到的。”
“好吧。”我说，我低头看着那张纸，“你能把演讲者的名字给我吗？咱们试试这管不管用。”
“很好。”少校说，“很高兴我们能合作。你知道，我甚至有可能说动上校拨出一些重建基金。”
“那样的话就太棒了。”我说。
“对了，”他说，“我在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什么忙？”我说。
他从绿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棒球头盔，放在我桌上。“G.G.古德温想要一张孩子们打棒球的照片。”
此后两次出安全区，我都随身带了一套棒球头盔、手套和球棒，却没发现一件球服。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克里斯·罗珀在电话里说，“你那些狗屁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什么？”
“你想拿妇女协会当幌子来给诊所申请经费？你明白百分之九十的钱——即使不是更多——会直接进入阿布·巴克尔的口袋。”
“你想让我把项目继续下去，”我说，“而且你早知道水有多深。如果至少有一部分钱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又何尝不可呢？”
“嗯——哼，”他说，“非常聪明。”
“有总比没有强，”我说，“况且诊所的经费只能支持到下个月了。”
“啊，”罗珀说，“诚实。真叫人眼前一亮。”
“诊所对于这个社区至关重要，”我说，“即使让酋长来接管也不是件坏事。”
“是对于妇女至关重要。”他说，“但你见过哪个伊拉克人真正在乎过女人？”
“压迫妇女与极端主义之间，”我说，“存在直接的联系。”
“别跟我来这一套。”他说。
“这是事实。”我说，“酋长会把诊所继续办下去。如果诊所关门，他的声望会受损。”
“地方议会支持吗？”他说。
“他们说在——”
“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他打断我，“他们真的支持吗？”
“是的，”我说。“最低的财政支持。只要我们给钱，伊拉克人不会主动杀掉下金蛋的鹅，只是关于资金分配问题——”
“好吧，”他说，“让我先想想。”
这个结果远超我的预期。
一周以后，和乌梅尔酋长见面商讨养蜂项目时，我见到三个孩子，其中两个穿着棒球服。一件灰色，一件蓝色。非常完美。
“我的天！”我说，“教授，告诉他我需要给那些孩子照张相。”
经过冗长的解释，在明确我欠他们一个人情的前提下，两个满脸迷惑的孩子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戴着棒球头盔，一个戴着手套。再加上一个极度恼火的翻译。
“现在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恨你。”教授说，一边用力擦拭镜片。我担心那对镜片会被他捏碎。
“你为什么为我们工作？”我说。
“四十——美元——一天。”
“胡说，”我说，“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他打量我片刻。“最初总是抱有希望，”他的神情缓和下来，“即使没有希望，你也必须尝试。”
我笑了。终于，他也笑了。
经过又一轮不厌其烦的解释后，我们终于让孩子们站好位，一个像投手那样俯身屈膝，另一个像击球手那样站定。我在眼角里瞥见一个女人快步走过来，乌梅尔酋长拦住她，和她讲起阿拉伯语。
“叫他挥棒。”我说。
那孩子将球棒高举过头顶，然后毫不留情地径直砸下来，仿佛想把什么人置于死地。我很想把这个画面寄给G.G.，但还是忍住了。我向那孩子演示了正确的挥棒姿势，然后重新拍照。拍摄时机很难把握，但他们挥了大概二十次球棒后，我抓拍到一个完美的瞬间：模糊的球棒，击球手全神贯注的表情，接球手眼里的不安，好像击球手刚击出一球。我把相机的显示屏转过去给教授和孩子们看。
“看看这个。”我说。
教授点点头。“这就是你想要的，”他说，“成功。”